安徽的宿州的萧县

世界煤炭工业 世界近代煤炭工业是从 18 世纪 6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的，煤炭是欧美各国工业化的动力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煤产量达到高峰。1913年，英国产煤292Mt，为历史最高水平世界煤产量为1320Mt，占世界一次能源总产量的92.2%。从20年代开始，世界能源结构逐渐由煤炭转向石油和天然气，煤产量增长缓慢，1950年世界总产量为1820Mt。

1950～1973年，是石油的黄金时代，煤炭在世界能源系统中的地位迅速下降 ，1966 年被石油超过而退居第二位。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煤炭重新受到重视，生产和利用都有很大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迅速渗透到煤炭领域，使这一古老的传统产业发生巨大的变革，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煤炭工业的面貌，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生产成本明显下降，安全状况大为改善，洁净煤技术的研究开发将使煤炭成为干净、高效和廉价的能源。这在高技术领先的美国尤为突出。1990年主要产煤国家煤炭工业主要指标如上页表中所列。

中国煤炭工业 中国是世界最大产煤国。煤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1991年，煤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76%，全国70%的工业燃料和动力、80%的民用商品能源、60%的化工原料是由煤炭提供的。原煤产量达1087.4Mt，其中统配煤矿占44.2%，地方国营煤矿占18.7%，乡镇和个体煤矿占36.7%。年产10Mt以上的大型矿区有山西大同、西山、阳泉、晋城，河北开滦、峰峰 ，河南平顶山 、义马，黑龙江鹤岗、鸡西、双鸭山，安徽淮北，江苏徐州，辽宁阜新、铁法，山东兖州。全国原煤入洗比重18.1%。出口煤炭20Mt。

(1)古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国家。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我国很早就已发现和利用煤炭。

1973年10月在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97块煤精雕刻制品和煤块，经鉴定为抚顺煤田西部本层煤，“新乐遗址”出土文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这说明我国抚顺煤田早在距今6800—7200年以前就被发现和利用了。1938年有抚顺还发现过一处距今2000多年前汉代居民点遗址燃煤的遗迹。

从汉代开始，煤炭已经用于冶铁过程中。西汉时期，开始采煤炼铁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江西高安、新疆库车和山西大同等地区煤炭开发比较突出。

隋文帝初年，煤炭就成了宫廷中的重要燃料。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炼丹家清虚子发明了黑火药，使采矿业进入了爆破开采的时代。从唐代开始，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知识逐渐传播到国外，在一些外国著作中，记述了中国人民利用煤炭的情况，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

宋代的煤炭开发利用以现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地最为突出。在宋代，我国人民就已经利用焦炭，炼焦技术已臻成熟。

元代，在全国统一之后，以蒙古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大力发展生产，注重矿业。特别是都城大都(今北京)的西山地区，采煤业发展较为普遍，成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

明代，我国煤炭开发利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当时煤炭业不仅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有了普遍进步，且在江西、安徽、四川、云南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

清代的采煤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清初到道光，历代统治者对煤炭生产都是比较重视，并对煤炭开发采取扶植措施。由于各级官府对煤炭开发比较重视，加上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各地人民的辛勤劳动，从而使清代采煤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出现了我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2)近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中国正式建成的第一个近代煤矿是台湾基隆煤矿。至1895年为止，各地开办了十几个规模较小的近代煤矿，使中国的采煤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为中国近代煤矿发展的第一阶段。

1895～1936年，在外资和民族资本家争相投资中国煤矿的情况下，又出现一批新式合资煤矿企业。1929年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开办淮南煤矿同年，成立山西晋北矿务局，开采大同煤矿至1936年，全国年产5万t以上的新式煤矿61个，全国原煤产量3900万t，平均效率为每工0.3t。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①各帝国主义相继攫取中国矿权，以单独经营或同中国合资经营的方式，控制了中国主要煤矿。这期间外国人投资的煤矿32个，投资额占中国煤矿总投资额的51.78%。1933年全国煤产量属于有外资的产额占61.3%。②中国民族资本在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开办了一批煤矿，其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经受不住外煤倾销的打击，往往亏损。③生产环节的机械配置极不合理，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用新式机器，而回采工作面主要是手镐刨煤，巷道运输多靠人力和畜力。④煤矿企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集中于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河南5省。1936年这5省煤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76.5%。

(3)抗日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东北所有煤矿之后，又陆续侵占华北、华中煤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采，煤矿开采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日本帝国主义为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而又能更多、更快地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煤田开拓方式主要采用小斜井和小立井，例如东北有大小煤坑267个，其中立井8个，露天矿7个，斜井252个采煤方法绝大多数为残柱式，回收率仅20%左右。②增产主要靠增加劳动力，很少增加机械设备。③生产效率逐年下降，煤炭成本逐年提高。④缺少保安设备和措施，灾害事故严重，1942年本溪湖煤矿发生世界罕见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549人。

1937年以后，随着华北主要产煤区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发事业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从1937～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新建或扩建日产50t以上的煤矿57个，规模最大的是天府煤矿，年产30多万t，其他煤矿年产量多在2万t以下。从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计产煤4562万t。

(4)解放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所侵占的煤矿大部分为国民党政府接收。这些煤矿因受日帝掠夺破坏和战争影响，多数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西南等地的煤矿因销路不旺，产量锐减。1946～1948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的29个煤矿只生产原煤1252万t。

在中国解放区，民主政府先是从日帝手中接管了一批煤矿，嗣后又陆续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了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煤矿。这些煤矿都曾遭到严重破坏。民主政府在器材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修复工作，逐步恢复生产。从1946～1949年，中国解放区约生产原煤2000万t。

(5)新中国成立后的煤炭产业

新中国在建立之初，从旧中国接收了约40个煤矿企业、200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煤矿，加上解放区民主政府兴办的小煤矿、公私合营煤矿和私人开办的小煤窑，1949年生产原煤32.43Mt。

在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年)，全面恢复了原有煤矿的生产，对32处矿井进行了改扩建，并开工建设新井17处，设计生产能力12.51Mt/a，初步奠定了煤矿开采发展的基础。

“一五”时期(1953～1957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煤矿生产建设，重点扩建了开滦、大同、阜新、鹤岗等15个老矿区，又开发建设了平顶山、鹤壁、包头、潞安、石嘴山等10个新矿区，开工建设矿井194处，设计生产能力75.37Mt/a建成投产矿井205处，设计生产能力63.76Mt/a恢复矿井38处，设计生产能力11.34Mt/a，1957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130.73Mt。

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及这期间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等不科学的做法，导致不适当地扩大了煤矿建设规模，一些新建矿井简易投产，一些生产矿井重采轻掘，推行了不合理的采矿方法，出现严重的采掘失调。针对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煤炭工业进行了第一次大调整。

“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1971～1975年)时期，煤炭开发战略和建设重点有重大改变。在此期间，集中建设了煤炭工业“大三线”——西南和西北煤炭生产基地，突击性开发江南煤田。在西南主要建设了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的总称)和攀枝花矿区，建设矿井共28处，设计生产总能力14.11Mt/a，建成投产矿井21处，设计生产能力9.40Mt/a在西北的贺兰山基地和渭北基地。

“四五”期间，建设总规模达到42处，设计生产能力12.82Mt/a建成矿井(露天)13处，设计生产能力11.22Mt/a，满足了西南和西北用煤的需要，显著改善了煤炭开发布局。为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三五”时期对江南煤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田地质勘探和分布范围广阔的矿区建设，到“四五”期末，建成矿井295处，设计生产能力39.36Mt/a。由于建设部署不符合江南煤田实际，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扭转北煤南运”的原定目标仍未能实现。

针对20世纪70年代偏重挖掘生产矿井潜力，新井建设规模缩小，一些生产矿井又出现采掘失调的情况，从70年代后期起，又进行了煤炭工业第二次大调整。加大了新井建设规模，建设重点由西南、江南转向北方和东部，加强了生产矿井的开拓延深，改善了安全生产条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煤矿开采在质与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新开发了10多个新矿区，新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矿井和露天矿，大力推广采矿机械化和综合机械化，有重点地建设多层次的高产高效矿井，大力发展了地方煤矿，开办了遍布全国的乡镇煤矿，有选择地建设了重点产煤县，使煤矿开采在更大规模和高质量的基础上持续向前发展。

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国煤矿开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应用现代高新技术与采矿技术及装备相结合，加速推进煤矿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进行了高产高效矿井(露天)建设，并建成129处高产高效煤矿(井工123处，露天6处)，少数矿井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开拓出了我国煤矿开采21世纪发展的新道路。[1]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煤炭行业发展迅速，掀起了煤矿开发及开采的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我国原煤产量已达36.5亿t。图1-1为近六年来我国原煤产量及增长情况。

图1-1 近六年来原煤产量及增长比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的国家。据考古学家考查发现，辽宁省新乐古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煤制品，河南巩义市也发现有西汉时用煤饼炼铁的遗址。在我国汉代的冶铁遗址里，有冶炼时使用的各种燃料，其中就有煤饼即蜂窝煤。这一重要发现，说明在西汉时期，煤已经不仅用于工业，而且那时的人已经会把开采出来的煤制成煤饼。在史籍记载中，《山海经》中曾写道“女床之山其阴多石涅。”这里的石涅就是煤。可见煤作为一种矿物质，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被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所发现和利用。据史料记载，三国时期曹操在修筑铜雀台时，在室井内储存了煤，以备打仗时燃用。后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上，有这样一段话：“邺县西三台，中曰铜雀台，上有冰室。室有数井，藏冰及石墨。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由此可见，当时的皇家贵族已经开始利用煤作为燃料。至隋代，煤在民间已经开始通用。历代王朝都把煤作为政府的专卖品，为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宋代朝廷已经设有专门卖煤的职务了。至元代，人们把“石炭”开始称为“煤炭”。明代的煤业生产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的生产行业，煤的开采与使用也已经十分广泛。明末清初，我国的煤业已经达到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水平，而且已经能炼出焦炭。

煤炭行业发展现状：“十一五”期间是煤炭行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最佳时期。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在一次能源构成中占70%左右。“十一五”规划建议中进一步确立了“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基本方略，为中国煤炭行业的兴旺发展奠定了基础。“十一五”期间需要新建煤矿规模3亿吨左右，其中投产2亿吨，转结“十二五”1亿吨。

煤炭行业发展趋势：中国煤炭工业将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趋势，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前景都将非常广阔。

中国煤炭行业发展情况：

我国的煤炭流通企业总量约为10万家，规模偏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煤炭生产与消费企业分布较为分散，行业集中度偏低，为不同规模的煤炭流通服务商提供了生存空间。

国家正大力推动煤炭开采企业的整合，煤炭流通市场也将趋向集中，这将逐步提高煤炭流通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小规模煤炭流通企业的生存空间将不断缩减，大规模、跨区域的流通服务商将成为主流。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煤炭行业

煤为不可再生的资源。煤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经历了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变化逐渐形成的固体可燃性矿产，一种固体可燃有机岩，主要由植物遗体经生物化学作用，埋藏后再经地质作用转变而成。俗称煤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的国家。辽宁省新乐古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煤制工艺品 ，河南巩义市也发现有西汉时用煤饼炼铁的遗址。《山海经》中称煤为石涅，魏、晋时称煤为石墨或石炭。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首次使用煤这一名称。希腊和古罗马也是用煤较早的国家，希腊学者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公元前约300年著有 《石史》 ，其中记载有煤的性质和产地；古罗马大约在2000年前已开始用煤加热。　煤炭是一种可以用作燃料或工业原料的矿物。它是古代植物经过生物化学作用和地质作用而改变其物理、化学性质，由碳、氢、氧、氮等元素组成的黑色固体矿物。煤也是获得有机化合物的源泉。通过煤焦油的分馏可以获得各种芳香烃；通过煤的直接或间接液化，可以获得燃料油及多种化工原料。　煤作为一种燃料，早在800年前就已经开始。煤被广泛用作工业生产的燃料，是从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开始的。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煤被广泛地用作工业生产的燃料，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推动了工业的向前发展，随之发展起煤炭、钢铁、化工、采矿、冶金等工业。煤炭热量高，标准煤的发热量为 7000大卡/千克。而且煤炭在地球上的储量丰富，分布广泛，一般也比较容易开采，因而被广泛用作各种工业生产中的燃料。煤炭除了作为燃料以取得热量和动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制取冶金用的焦炭和制取人造石油，即煤的低温干馏的液体产品——煤焦油。经过化学加工，从煤炭中能制造出成千上万种化学产品，所以它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化工原料，如我国相当多的中、小氮肥厂都以煤炭作原料生产化肥。我国的煤炭广泛用来作为多种工业的原料。大型煤炭工业基地的建设，对我国综合工业基地和经济区域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此外，煤炭中还往往含有许多放射性和稀有元素如铀、锗、镓等，这些放射性和稀有元素是半导体和原子能工业的重要原料。　煤炭对于现代化工业来说，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无论是能源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还是轻纺工业、食品工业、交通运输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种工业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消耗一定量的煤炭，因此有人称煤炭是工业的“真正的粮食”。　我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不仅储量大，分布广，而且种类齐全，煤质优良，为我国工业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关于最早发现煤炭的时间，明朝人陆深曾提出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与煤炭的发现有联系，顾炎武也赞同此说。这是从神话传说作出的推断，当然无法证实，但人类在最初发现和使用火的过程中，对煤炭有所认识也不是不可能的。“譬如大同煤田侏罗纪煤层最早在第四纪早更新世，即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就开始自燃，仅在雁崖三号和11号煤层古火区就已烧掉了大约2000万吨煤，燃烧特征十分明显。”我们古老的祖先很可能从煤炭的自燃中得到一些启示。至于山西地区煤炭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海经》，其《北山经》云：“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玉，多涅石。”“贲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这“涅石”就是古代对煤炭的称呼，而“孟门之山”，据考为今河东煤田南部的吉县山区，“贲门之山”为泛指太行山地区。由这则记载可以得知，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山西地区的煤炭就有了了解，而其最初发现的年代还要比见于记载的时间早得多。

煤炭发现之后，首先用于生活方面，《北史·王劭传》记载，王劭在作晋阳县令时，曾说“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日本僧人圆仁法师于唐开成五年（ 804年）前往长安途中，也看到了太原附近普遍用煤烧饭的情形，“出城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求而燃，料理饭食，极有火势。”此外，煤还被用作治疗一种疮的药物，有的地方还用煤来写字、作画，故又称煤为“石墨”。

煤炭具有热力高和燃烧时间长的特点，比木炭更适应于金属冶炼，随着冶铁业的发展，煤便被用于冶铁了。1958年在河南省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曾发现了煤渣、煤块和用煤末掺和粘土、石英砂制成的煤饼，证明当时已使用煤炭制铁。联系汉代桓宽的《盐铁论》中“盐、冶之处大概皆依山川近铁炭”的记载，推测富有铁煤矿藏的三晋地区在汉代也已经将煤炭运用于冶铁业中了。由于使用煤炭作燃料，三晋地区的冶铜、冶铁业发展很快，唐朝时太原的铜镜、并州的刀剪，都是驰名全国的精品，每年都要上贡朝廷。宋代时，以无烟煤作燃料和还原剂的方炉治润炼铁法在三晋地区得到广泛运用，更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故有“河东铁、炭最盛”（《宋史·食货志》）的说法。　随着采煤业的迅速发展，煤炭的利润也更为可观，宋王朝遂对煤炭实行官卖制度，在产煤地区设官，掌管煤炭开采和销售，向采煤窑户和卖煤商人课税。由于课税重，“煤利至微，窑户至苦”，一些地方官员也代窑户请求减除煤税，如庆历五年（1045年）陈尧佐任河东路转运使（驻太原府）时，就曾上疏朝廷云：“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为生，奏除其税。”（《宋史·陈尧佐传》）然而，向煤炭业课税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元、明、清政府都把煤炭课税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山西地区则以煤炭蕴藏丰富、开采量大，而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人民长期以来开采煤炭，用之于生活之中，用之于冶铁、冶铜、烧石灰、烧砖、制陶、酿酒等手工业生产，还从煤中提炼黑矾、硫磺，逐渐地对乌黑的煤炭产生了感情，产生了“旺火”的习俗，“上元之夕，家家烧炭，至夜炼（燃）之达旦，火焰焰然，光气上属，天为之赤”（光绪《平定州志》），这种风俗也叫“塔火”、“棒槌火”，有些地方一直到现在仍旧保留着。在家、金时期，还有一种用煤炭殉葬的习俗，这在洪洞县场堆村金代墓葬遗址和稷山县南宋末期墓葬遗址中都有发现。

山西地区盐、铁、煤矿藏的开采，不仅给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满足了生活的需求，促进了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被运用到边防和军队的建设中去，因而提高了山西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这些丰富的矿藏又继续为把山西建设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我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章鸿钊先生说过：“自有天地以来即有矿，亦自有生民以来即用矿。”长江流域是中国远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而江苏又是我国经济发展较早地区。1992年在南京东郊汤山地区石灰岩溶洞中发现了距今数十万年前的猿人头盖骨，说明几十万年前，江苏就已有人类生活。在泗洪县下草湾、丹徒县白龙岗山莲花洞、溧水县回峰山神仙洞等地，发现有距今四五万年前至一万年前的新人骨化石。这些猿人、新人，都曾知道开采天然石头，制作各种器具。从已挖掘出的文物来看，江苏矿产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从那时开始，江苏古代矿业经历了由单矿种变多矿种，由地表开采到地下开采，由简单加工到各种冶炼技术应用的发展过程。

古代矿业多是见矿开矿，就矿找矿，找矿开矿合二为一，且往往是多用多采，不用弃之。除锻制兵器和制币用的铁、铜矿产外，其他矿产的产地很少有记录可查，故江苏春秋之前的矿业情况，多以考古资料和史书中的追记材料为依据。自汉代以后，对于矿业的记载，逐渐见于各类史书中。到清朝后期，一些主要矿产开采地都已有记录可查。但资料均很简单，一般只有矿种和矿产地的记录。据统计，明清以前，江苏境内已开采的矿种有铁、铜、白石脂（高岭土）、五色土（杂色粘土）、陶土、禹馀粮（粉末状褐铁矿）、茅山石、太湖石、玛瑙石、花石、砚石、石炭（煤）、各种石料等。特别是铁、铜矿的开采更为普遍，凡地表有露头的铁矿和铜矿，大部分都有古代开采记录或古采矿遗迹。

旧石器时代，人们主要是用打制的方法把天然石块、石片加工成各种简单工具。东海县山左口大贤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各类石器有200多件，在东海县马陵山瓜墩、苏州市太湖中的三山岛及连云港市近郊均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遗址。另外，在溧水县神仙洞、句容县庙家山有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出土。说明古时江苏的先民就利用岩石做生产工具和武器。

新石器时代，北自淮河流域，南至太湖地区，都分布着不少民族部落，他们已开始用磨制的方法制造石器。在赣榆、东海、灌云、邳州、淮安、高邮、海安、常州、金坛、常熟、张家港、句容等县（市）境内，先后发掘出数十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出土石器表明，此时期人们在采集、利用、加工石器方面，大有进步。在淮安市宋集乡出土的“青莲岗文化”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5400—前4400年），代表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出土的石器不仅加工精细，而且能根据岩石的性质，做出不同用途的工具。如砍劈用的石斧，多用闪长岩、花岗岩、片麻岩等磨制而成，一般工具则利用页岩、砂岩、云母片岩等加工后使用。同时出土的还有少量用玉石、玛瑙制作的装饰品。数千年前生活在太湖地区的人类，已学会了用手工的方法制作和烧制各种陶器，宜兴和张渚一带就有原始的制陶业，据《宜兴县志》记载，宜兴归径乡南唐村发现5000多年前生产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遗址，证明当时人们已知开采利用陶土和砂岩制作日用陶器。

夏商时期，古人已从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并开始出现冶炼技术。《尚书·禹贡》“徐州厥贡惟土五色”，“扬州厥贡惟金三品”，即金、银、铜三种金属。商代，江苏的铜冶业已较发达，南京市区北阴阳营商代遗址中，出土有铜矿石、小件铜器、铜渣以及冶铜工具。

西周时期，青铜业已相当发达，《诗·鲁颂》有“憬彼淮夷，大赂南金（即铜）”的诗句，淮夷在今江苏北部。此时的陶瓷业也很普遍，主要生产人们日常使用的器皿。宜兴制陶业有大发展，除陶器外，还能生产一些原始青瓷器。

春秋时期，已由铜器向铁器过渡。当时的吴国，经济发达，铸铜、冶铁业水平较高，吴、越的青铜器冶炼、锻造业已相当闻名。“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洩其溪，取铁英作为三收。”这是我国开采铁矿最早文字记载，近年六合县程桥春秋墓中出土了带有“攻吾父”句吴字样的青铜编钟，还有用白口生铁铸成的铁丸、由块炼铁（熟铁）锻成的铁条。后者是国内发现的最早人工冶炼的生铁实物，反映吴越的冶铸匠人已发明了冶炼生铁和炼钢的技术。春秋晚期，宜兴丁蜀一带陶土得到大力开发和利用。传说范蠡最早发现了丁蜀镇附近陶土资源丰富，从而建窑烧陶。宜兴的窑户们曾奉他为制陶业的祖师，至今仍保留有以其名字命名的河流、村庄等。另外，此时盐城一带的煮盐业也有所发展。

秦汉以来，江苏矿业逐浙发达，特别是铁、铜两矿的采冶业尤甚。东汉时期长江下游江南地区铁、铜开采颇盛。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江苏境内设有用来管理开采和冶铸的铁官七处，计有东海郡下邳（现邳州市东）、朐（现海州南），临淮郡盐渎（现盐城）、堂邑（现六合县北），沛郡沛（现沛县东），楚国彭城（现铜山县）和广陵（现扬州）。根据古采冶遗迹看这些地方的铁矿早已被开采。其中铜山县利国地区硐山发现有东汉时期的矿井和露天矿坑遗迹各一处，说明利国铁矿在汉代已被发现，并开采利用。盐城北门汉代遗址中出土有炼铁渣、红烧土及各种铁制具和大量汉代半两钱。洪泽县峰山镇石桥亦发现有汉代冶铁遗迹。铜矿石在当时主要用来铸钱和制青铜镜。西汉有“吴（吴王刘濞）邓（大夫邓通）钱，布天下”之说。传说，吴王刘濞曾在六合县冶山招集游民采矿冶铜铸钱。六合县李岗楠木塘有汉初铸钱遗址，其中有铜块和铸废的铁芯和铸钱工具等。徐州北硐山、云龙山也曾发现西汉时期的“半两”和“五铢”的铜质钱范。东汉晚期，徐州已成为著名的铜矿产地。用徐州北硐山所采铜矿石冶炼后制成的铜镜，质地非常好，故有“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的美誉。直至魏晋时，徐州铜矿仍负盛名。《古鉴铭》：“汉有善铜出丹阳”之词。据考，汉丹阳县即现江宁县小丹阳镇（位于当涂东北），似可认为小丹阳之东、横溪以南的横山等地铜矿床在汉代即已被开采利用。三国时，吴统一长江以南后，利用丹阳所产铁、铜，自铸兵甲，并在南京筑有冶城，专司冶炼。东汉晚期，江浙一带陶瓷业有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正式瓷器。宜兴的制陶业也有了发展，均山已能生产釉陶及青瓷器，南山窑群在三国两晋时，已成为青瓷的主要产区之一。此外，江苏盐业也很盛行，沿海一带分布有广阔的盐场。

南朝的冶铁业以南京为中心，丹阳郡永世县（现溧阳市）西南的铁岘山是当时的主要铁矿石产地，也是冶制兵器和农具的主要场所。梁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在溧水县东南芦塘山、东破山、西南铜山等地均曾开采过铜铁矿，并在当地冶炼，旧炉冶址至今犹存。南朝时，南京附近的石灰岩被开采用来刻制各种石兽、石柱、石碑，南京六朝石刻颇闻名，在中国当时的雕刻艺术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隋唐时代，江苏矿业仍以开采铜、铁为主，次为陶土、高岭土等。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有铁矿产地四处，分别为彭城（现铜山县）、六合、溧阳、上元（现南京）；铜矿产地七处，即江都、六合、上元、句容、溧水、溧阳、吴县。铜山县利国铁矿在此期间获进一步开采，成为当时“地产坚金”的要地。句容县北铜冶山（羊山）产铜、铅，为古采区，历代采铸，古代采迹遍布，唐代采铸亦兴盛，有些山头都已挖平。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吴县西十里的铜山为古代采矿铸钱处，此书成书时（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此处尚见有铜。1958年，在丹徒县南西巢凤山北坡王家庄曾挖出一块石碑，其上铭刻着该地自隋唐至宋代矿冶史实，说明巢凤山一带铁矿，自隋唐即已开采利用。南京附近江宁县境内的伏牛山、铜井、谷里、九华山等已知铜矿区，均发现有古采坑遗迹，但具体开采年代不详。此外，苏州西部高岭土矿在唐代亦已开采，用做化妆品，称为白石脂，并成为贡品。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的炉堂内发现有煤渣，说明远在唐朝，这里已使用煤做燃料，但其矿石来源无考。

宋代，江苏探矿冶炼业发达，徐州已发展成全国四大铁矿石产地之一。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置利国监元丰年间，徐州铁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利国已成为全国第三大铁矿场。利国地区的铜矿亦得开采，设有宝丰监，专铸铜钱。当时，除徐州利国铁铜矿业兴盛外，六合、仪征、句容等境内铁、铜矿仍继续开采。据《太平寰宇纪》等史书记载，徐州的五色土、苏州的白石脂、金坛茅山的禹馀粮、苏州的花石、太湖的太湖石、茅山的茅山石等，在宋代均曾开采。宜兴的陶土得进一步利用，紫砂陶和均陶产品问世，日常陶器亦得到发展。宋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时，派人在萧县（1955年划归安徽省）白土寨找到石炭（煤），用于取暖和冶炼业。“冶铁作兵（器），犀利胜常”。使徐州铁冶业进入新阶段。

明代，江苏矿业渐趋衰退。明初，徐州铁矿仍在开采，但随着铁矿业中心南移，盛极一时的利国铁矿逐渐衰落。明代宜兴陶瓷业较盛，中期集中于丁山、蜀山一带，生产的陶器不仅内销，还外销东南亚等地。明清时期，宜兴曾取得“陶都”的称誉。无锡自明代起，就出现了制砖、制陶等手工业。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溧阳东南有铁山、铜山，西南有铁冶山；仪征西北有大小铜山；徐州东北有盘马山，产铁，又有铜矿。《大明·一统志》关于江苏矿产有如下记载：应天府（南京）南聚宝山（雨花台侧）多细玛瑙石，东南70里有铜山，昔人采铜于此；苏州洞庭山出太湖石，阳山产白墡（高岭土），土人当白石脂用。明代的石刻业也很兴盛，南京东郊的阳山是当时开采石料的场所，遗存的“阳山碑材”现已成为供人们参观的古迹。明清之交，是江苏古代发现和使用煤炭的一个重要时期。《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67》中就提到嘉靖末，江宁府五石、马鞍山等地“凿井出煤，取之不竭”。《天工开物》一书中也指出煤产地不仅有“燕、齐、秦、晋”，还有“吴、越”。《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江苏矿产，尚有“江宁县紫金山产紫金”；“溧阳县东南产铁”；“溧阳（县）东南8里铜官山，昔产铜”；“溧水（县）西南45里，有铜山，昔尝铸冶于此”；“苏州府长洲县（现吴县）光福山西南55里，有铜坑山，晋宋间凿坑，取沙土煎之皆成铜”；“徐州西20里有赭土山（楚王山或同孝山）”等记载。

清代，江苏矿业较发达，矿产地的记载也较以前详细，一些新的矿产被开发利用。宜兴的陶土矿大量开采，成为全国日用陶器重要产区之一。宁镇地区的煤矿也普遍得到开发利用。乾隆五至七年（1740—1742）间，政府提倡办煤矿，故当时仅“江宁府的上元县就有煤井数十处”。但在乾隆十年，因“防匪患”，又禁开矿。以后是时开时禁。《大清·一统志》和《江南通志》中对江苏矿产地均有记载，除与历代重复者外，尚有“六合灵岩山产玛瑙，称灵岩石（雨花石）”；“苏州城西南鼋头山产青石，有天然玲珑者，称花石，宋徽宗采贡，故有花石纲之说。又一种色白而湿润，号为玉石，又胎斑者光泽可爱，可充砚石”；“镇江府丹徒县圌山在县东北六十里，出火石”；“漂阳县南六十里，结都山产石煤”；“常熟县西五十里苑山，产石坚硬，可为砚”；“宜兴县西南荆南山昔产铜，有司采之，故曰铜官（棺）”；“仪征县西南神山产细石，五色皆具”；“通州泰兴县出硝”；“徐州府东山出花石，五色，文成竹木如绘；石岩（徐州府）郡邑（领铜山、萧、沛、丰、砀山、宿迁、睢宁七县及邳州）遍产”；“句容县茅山出石墨”；“金坛县茅山出茅山石，如玉石钟乳”；“溧水县琛山在县东15里昔尝出玉”；“吴县穹窿山在县西南六十里产自然铜”等。

除上述各矿业外，古代人们开采天然石料，用做修筑房舍、墓穴等建筑材料，利用黄土制作砖瓦等一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非金属矿用品，也有悠久历史。但其起源年代，已无从考查。

五万以上

合检刑诉〔2013〕47号

被告人毋保良，男，1960年11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萧县，身份证号码342201196011151213，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原系萧县县委书记，人大主任，曾历任萧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住宿州市埇桥区南关办事处西昌南路220号2栋2单元10室。被告人毋保良因涉嫌受贿罪，于2012年9月4日经本院决定刑事拘留，同日由合肥市公安局执行拘留，2012年9月14日经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9月17日由合肥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本案经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本院反贪局侦查终结，侦查机关以被告人毋保良涉嫌受贿罪，于2012年12月17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次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期间，退回补充侦查二次，并依法延长审查起诉期限。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03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毋保良利用其担任萧县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征地拆迁、干部调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038.9万元、美元4.2万元、购物卡6.4万元以及价值3.5万元手表一块。具体事实如下：

1.2009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三次收受萧县个体建筑商周长青和安徽皖王面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秀芝人民币共计900万元，为两人购买、开发萧县老火车站地块等事项提供帮助；2008年8月和2009年上半年，毋保良还先后收受吴秀芝价值人民币3.5万元的欧米茄手表一块和人民币5万元，为安徽皖王面粉集团申报国债项目等事项提供帮助。

2.2010年至2012年期间，萧县计生委主任李令成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5万元（其中李令成和王忠华共同送2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3.2006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联华超市总经理孙烽人民币共计48.2万元，为其企业购买商业用房、申报项目、落实项目选址等事项提供帮助。

4.2008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林平纸业公司总经理李建设人民币共计44万元，为其申请银行贷款、解决朋友儿子工作等事项提供帮助。

5.2008年至2009年期间，毋保良三次收受萧县建宇房地产公司法人代表黄美增人民币共计35万元，为其企业开发萧县虎山农贸市场地块等事项提供帮助。

6. 2007年至2008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柏星置业公司法人代表马小军人民币共计33.8万元，为其企业开发萧县龙城镇西关土地等事项提供帮助。

7. 2010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三次收受安徽新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锐元人民币共计20万元、美元1万元，为其企业征用土地、申请政府借款等事项提供帮助。

8.2005年至2009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宿州市泉沟矿业公司董事长丁辉人民币共计27万元，为其企业发展、收购煤矿等事项提供帮助。

9.2007年至2009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工程建设总公司第四分公司经理程鹏人民币共计25万元，为其企业承揽工程，回笼工程款等事项提供帮助。

10.2010年4月的一天，萧县松信鞋业公司董事长程祖伟为了在萧县投资能得到支持和帮助，送给毋保良人民币20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后在2012年春节前，毋保良将该20万元退还。

11.2007年至2012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永兴建筑公司法人代表孟繁兴人民币共计12万元、美元1万元，为其企业承揽工程、回笼工程款等事项提供帮助。

12.2005年至2006年期间，毋保良三次收受安徽省淮北圣火矿业公司党委书记张全贤人民币共计17万元，为其妻弟经营的萧县柴山煤矿的发展提供帮助。

13.2007年至2008年期间，毋保良两次收受萧县建设工程总公司经理王平珠人民币共计16万元，为其企业回笼工程款等事项提供帮助。

13.2007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安徽金玉米农业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孙玉政人民币共计16万元，为其企业发展、办理土地证过户、争取用地指标等事项提供帮助。

14.2008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三次收受萧县津龙房地产公司董事长黄传伍人民币共计15万元，为其企业开发世纪家园小区拆迁净地等事项提供帮助。

15.2008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三次收受宿州市金黄庄运输公司董事长张守刚人民币13万元，为其企业业务的开展、征用土地等事项提供帮助。2012年春节前，毋保良退还张守刚人民币5万元。

16.2007年至2008年期间，毋保良两次收受个体商人高进林人民币共计13万元，承诺为其民事诉讼、开发土地等事项提供帮助。

17.2008年至2009年期间，毋保良四次收受萧县东方玻璃公司董事长李玉正人民币共计12万元，为其企业建设施工和申请贷款等事项提供帮助。

18.2005年至2007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东方玻璃厂原厂长李兴东人民币共计12万元，为其企业发展、新厂址建设等事项提供帮助。

19.2007年至2009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华龙耐火材料公司法人代表李祥慈人民币共计11.5万元，为其企业征用土地和亲属工作调动等事项提供帮助。

20.2005年至2006年期间，毋保良三次收受萧县忠辉煤炭开采公司总经理王炳忠人民币共计11万元，为其企业恢复生产等事项提供帮助。

21.2008年，毋保良两次收受宿州市江源水业公司法人代表吴秀娥等人人民币共计10万元、购物卡0.4万元，为其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帮助。

22.2010年春节后的一天，江苏志宏物流公司总经理马健为了其企业的发展能得到支持和帮助，通过王卫群送给毋保良人民币10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23.2005年3、4月份的一天，毋保良收受安徽龙盘公司董事长刘湘盘人民币10万元，为其企业招商引资提供帮助。

24.2011年元月的一天，毋保良收受宿州市清大矿业公司董事长黄克人民币10万元，为其企业平息矿地纠纷提供帮助。

25.2008年至2009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个体建筑商唐毅人民币共计9万元，为其在萧县承揽工程提供帮助。

26.2007年至2009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金鸽面业公司董事长张慈平人民币共计8.5万元，为其企业发展、申报补贴等事项提供帮助。

27.2006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中煤三建集团安徽安厦房地产公司经理乔志刚人民币共计8万元，为其企业在萧县开发凤山花园小区提供帮助。

28.2005年至2008年期间，淮南市科瑞商贸公司总经理王坤为了企业发展能得到关照和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7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29.2003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金岗面业公司经理王庆习人民币共计5.5万元，为其回笼工程款、企业经营、朋友工作安排等事项提供帮助。

▲30.2008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四次收受萧县体育局局长邢华及其妻子萧县卫生局副局长兼疾控中心主任王建乐人民币共计28万元，为两人的职务恢复和调整提供帮助。

31.2008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财政局局长刘善安人民币共计28.4万元（其中刘善安和王奎共同送2.4万元）、美元1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个人的提拔提供帮助。

32.2004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明人民币共计24.4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个人的提拔提供帮助。

33.2004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人大常委、城建环资委主任胡永书人民币共计22.3万元，为其个人和其亲戚的提拔提供帮助。

34.2004年至2012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住房建设局局长赵华人民币共计29.7万元（其中赵华和王卫群共同送1.7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35.2008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兼交警大队大队长李华人民币共计21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个人的提拔提供帮助。

36.2008年至2009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统战部部长朱冠军人民币共计15.5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个人的提拔提供帮助。

37.2003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黄口镇党委书记蔡辉人民币共计22.8万元（其中蔡辉和李忠新共同送8千元，和杜广义共同送2万元，和闫景才共同送2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38.2005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招商局长朱伟人民币共计13万元、美元1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39.2003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永堌镇党委书记李忠新人民币共计18万元（其中李忠新和余德广共同送0.5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40.2003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交通局局长李祥龙人民币共计17.7万元，为其职务的调整及其亲戚建门面房等事项提供帮助。

41.2007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经济开发区主任欧阳飞人民币共计17.7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42.2004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王保平人民币共计17.3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以及个人和儿子工作的调整等事项提供帮助。

43.2004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李乐忠人民币共计16.2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44.2004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王寨镇党委书记许成伟人民币共计16.1万元（其中许成伟和彭凌昌共同送0.1万元，和李红权共同送2.5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45.2006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祖楼镇党委书记魏光新人民币共计14.7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个人的提拔以及突发卫生事件的处理等事项提供帮助。

46.2007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大屯镇党委书记常加强人民币共计13万元，承诺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47.2003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广播电视台台长张玉成人民币共计12.2万元（其中张玉成和李明华共同送1万元，与王兵洁共同送0.5万元），为其单位财政拨款、购买设备等事项提供帮助。

48.2011年7、8月份的一天，毋保良收受宿州市埇桥区汴河派出所所长沈岩人民币10万元，为其职务调整提供帮助。

49.2006年至2012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兵洁人民币共计8.4万元（其中王兵洁和李明华共同送0.5万元），为其个人的提拔提供帮助。

50.2004年至2008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科技局纪检组长朱召航人民币共计7.2万元、购物卡0.5万元，为其职级调整及其父亲工资关系的解决提供帮助。

51.2008年至2012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公安局局长单严法人民币共计7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提供帮助。

52.2008年至2009年期间，毋保良两次收受萧县住建局副局长李治德人民币共计7万元，为其职级的调整等事项提供帮助。

53.2008年至2011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农委主任朱亚光人民币共计7万元，为其个人的提拔提供帮助。

54.2007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县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冯文超人民币共计6万元，为其个人的提拔提供帮助。

55.2003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粮食局局长陈峰人民币共计5.9万元（其中陈峰和王卫群共同送3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56.2004年至2012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张忠诚人民币共计5.8万元、购物卡2万元，为其职务调整等事项提供帮助。

57.2007年至2010年期间，毋保良多次收受萧县安监局局长赵旭人民币共计5.1万元，为其工作的开展和职务的调整提供帮助。

58.2005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皇藏裕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主任郑东方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9.2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2009年，毋保良收受郑东方驾驶员田振通过郑东方送的人民币3万元，为田振儿子工作的安排提供帮助。

59.2007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闫集镇党委书记陈高飞等人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5.8万元（其中陈高飞和王世新共同送4.4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0.2003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杜楼镇党委书记郑永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9.1万元（其中郑永和任其民共同送2.4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1.2007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民政局局长蒋武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9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2.2007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煤炭管理局局长卢伯华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6.5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3.2008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水利局局长孙璞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7.8万元（其中孙璞和杜尚训共同送2.5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4.2003年至2010年期间，萧县副县长王奎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5.8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5.2005年至2012年期间，萧县政法委书记王忠华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10.6万元（其中王忠华和蒋翠萍共同送0.6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6.2003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林业局局长余德广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6.1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7.2007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官桥镇党委书记王志勇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5.5万元（其中王志勇和夏茂共同送2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8.2007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庄里乡党委书记李祥振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和职务调整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6.5万元（其中李祥振和郑玉航共同送2.5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69.2003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总工会主席李明华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8.5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人民币共计5.4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70.2007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平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和职务调整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6.2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71.2003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政协主席陈安源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5.7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72.2003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政协副主席王安民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6.6万元（其中王安民和彭凌昌共同送5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73.2007年至2011年期间，萧县人大副主任朱以书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共计7.8万元（其中朱以书和吴书平共同送6.5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74.2006年至2010年期间，萧县发改委党组书记毛伟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多次送给毋保良人民币7万元（其中毛伟和王彪共同送0.5万元），毋保良予以收受。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归案经过、户籍证明、任职文件、营业执照、工程协议等书证；2.证人梁尚敏、纵瑞勤、姜连杰、吴秀芝、周长青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毋保良的供述和辩解；4.物证手表等。

本院认为，被告人毋保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038.9万元、美元4.2万元、购物卡6.4万元以及价值3.5万元手表一块，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三百八十五条、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陈　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