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萍乡，真香

2009年，全市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 80亿元大关，达到 80.6亿元，增长24.2%，比上年增收15.7亿元，增幅居全省第四，比上年前移一位，财政总收入连续 3年增收超10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47.7亿元，增长30.7%，增收 11.2亿元。全年财政支出超130亿元，达135.9亿元，比上年净增31.3亿元，增长 29.9%。全市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三大指标均实现了 3年翻番。

●连续 3年增收超10亿元

●增幅居全省第四，比上年前移一位

●所有县（市、区）财政总收入均过 2亿元

● 5个乡（镇、街道）财政总收入过亿元，比上年增加 3个 萍乡市是中国近代工业起始最早的城市之一，江西省重要工业城市。

萍乡远视图一部分，工业初兴。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创办汉阳，萍乡远视图一部分铁厂。1905年，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株萍铁路建成通车，株萍铁路与安源煤矿合称为安源路矿。两年后，萍乡煤矿建成投产，成为中国最早采用西方机器的大型煤矿之一。1908年，萍乡煤矿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股份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萍乡遂为中国南方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如今，萍乡形成了以煤炭、机械、冶金、化工、建材、陶瓷等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钢材、电瓷、工业瓷、烟花鞭炮等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钢材占全省的30%以上；化工填料产销量占全国70%；电瓷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低压电瓷在全国市场占有率60%以上，电瓷出口占全省的85%。

萍乡历来为赣西的商品集散地，历史上因水路运输及近代铁路、公路运输方便，使萍乡商业较为繁荣。新近建成的城市亮丽工程“金三角食品城”也已进入营运阶段。 新余是江西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工业化程度最高，城镇化率最高的城市，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9.3%，工业化率达到55.9%。省委省政府确立的三个“千亿元”工程有两个就在新余，即以新钢为核心的钢铁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千亿元工程，以江西赛维为核心的光伏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千亿元工程，工业是支撑新余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脊梁。

2014全年实现生产总值900.3亿元，增长8.8%；财政总收入126.4亿元，增长5.4%，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89.9亿元，增长6.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31.5亿元，增长11.3%，主营业务收入1670.5亿元，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748.2亿元，增长6.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1.1亿元，增长11.9%；出口总额12.6亿美元，增长17.9%；实际利用外资3.5亿美元，增长10%，引进内资620.9亿元，增长16.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26元，增长10.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31元，增长1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1.4%。

2014年年人均GDP（以常住人口计算）达77904.98元，折合12682.32美元，位列全省第一。其中市区人均GDP达到63259元，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超过江苏、广东、浙江。

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90元，增长10.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208元，增长10.5%。

2011年，人均GDP全省领先首破1万美元，达10671美元，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领先。这一数据表明，新余已进入世界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成为我省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的生动范本。

新余因工业而设市，也因工业而崛起成为赣西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年来，该市抓住新型工业化战略这个“牛鼻子”，紧盯全球新能源发展前沿，以世界眼光谋划产业发展新格局，通过体制大创新、结构大调整和引进大项目、培植大产业，使大批新能源企业云集，昔日“一钢独大”的单一格局，如今被钢铁、新能源、新材料“三足鼎立”所代替。“硅料—铸锭—硅片—电池组件—太阳能应用产品”的光伏产业链基本成型；钢铁产业形成了以新钢集团为核心、137家钢铁加工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则形成了以江锂公司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对规模工业的贡献率达80.4%，实现了由人口小市向产业大市、由“钢城”向“国家新能源科技城”的华丽转身。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近代用鲜血和泪水的出的经验，不仅身体被鞭笞，连尊严也遭到践踏。正所谓穷则思变，面对这种困境，当时的清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此沉沦，破罐子破摔。要么重新振作，力求革新。

19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外辱内乱之后清政府，尝够落后的苦头，开始寻求变革。

于是乎，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一批清朝大臣们，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开启了一场西学己用的自救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其大体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用以强大国防，其以北洋水师为典型，其在19世纪八十年代，乃是世界排名第九，亚洲排名第一的舰队。另一方面则是兴办实业，开启清朝的工业化进程，其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为代表。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无论是北洋水师所代表的新式军队，还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代表的军工企业，都因为那场战争的失败，走向了消亡。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打着“求富”口号的洋务派，建立了一批民营企业。由于其属于民用范畴，所以相对而言，受到战争的冲击较小，进而得到了保全，成为洋务运动失败后，洋务派为数不多的遗产。

其中李鸿章于1872年所创立的一家企业，更是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雨而屹立不倒，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成为了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遗产！

这家企业便是招商局，如今中国的最牛央企。有人说，中国企业很难打破“百年老店”的魔咒。然而，有着148年历史的招商局，历经时代变革，却依然充满创新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上书朝廷《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由》，12月26日获准，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招商局由此诞生。

招商局以航运发家，中国近代的第一条近海商业航线和第一条远洋商业航线，都是由招商局开辟，其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民族航运业的象征。至今上海外滩9号楼还保留着轮船招商总局大楼，建于1901年，是外滩最早的历史建筑之一。

而在做大之后，招商局开始涉足其他领域，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民族工商企业。

比如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等。

由于轮船招商局成绩显著，李鸿章也颇为自得地说。轮船招商局是他“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之文字”。

而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被收归国有，并在国家的支持下，继续做大做强。

由于洋务运动的底蕴，招商局一直以来都是央企标杆儿，其业务能力也是一直位居前列。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那都是招商局的手笔。

总之，从晚清至今，招商局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每个节点上，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毫不夸张的说，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民族工业企业的振兴史。

现在的招商局已经是一家国家化、多元化的巨无霸型企业集团，涉及的业务包括：实业经营、 金融服务、投资与资本运营、能源运输、港口、海工、公路、物流、金融、城市综合开发、贸易等等。

招商局在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8个港口，货物权益吞吐量位列世界第一。招商局拥有366艘船舶，合计4,502万载重吨，排名世界第二。其中不乏VLCC超级油轮船队、VLOC超大型矿砂船队和LNG船队，这样世界一流、全球领先的超级船队。尤其是VLCC和VLOC这两支船队，其规模、盈利和实力，在同行中均列世界第一

此外，招商局旗下的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第八第三方物流平台以及全球第四的货运代理服务平台。而招商局旗下的博时基金则是目前我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截至2019年末，博时基金包含子公司的合并管理资产总规模逾1.2万亿元

招商局旗下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内河航运企业集团。招商银行是全球资本排第19的，品牌价值排第9的银行。招商局工业则是全国第二的海洋装备制造企业；招商局创办的中集集团则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及机场设备制造商。

……

时至2019年，招商局集团的总资产达到了9.3万亿元，年营业收入达到7177亿元，年净利润达到1262亿元，各项数据，均位居央企第一，是当之无愧的龙头央企。而在《财富》公布2019年世界500强榜单中，招商局集团和旗下招商银行再次双双入围，其中招商局集团位居244位；招商银行连续第八次入围，位居188位。

汉阳铁厂是洋务运动的产儿，它的身上继承了母体的所有重要基因。离开了洋务运动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我们无法理解汉阳铁厂的生理特征；也只有深入细致地解剖汉阳铁厂这类典型标本，我们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洋务运动，从早期现代化尝试中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慈禧摇摆不定、朝令夕改 晚清中国，张之洞创办铁厂是借“铁路大争论”取得胜利之机而获得批准的，它的主导产品只是为铁路提供钢轨，只是铁路的附属物，它的命运与铁路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举办铁路、创办钢铁工业这样的重大决策上，晚清政府先是对要不要建铁路无人主持，然后又在准不准修津通铁路上举棋不定，好容易决定了修芦汉路，不到几个月又幡然变计，急煎煎地要修关东路；一阵子好似要扶植张之洞，转过头来仍旧是倚重李鸿章；既责成张之洞建铁厂造钢轨于前，又同意李鸿章的关东路进口钢轨于后；最后老佛爷六十大寿的庆典要紧，海军、铁路的经费都用于满足那个老女人的穷奢极欲。汉阳铁厂创办的过程，使清政府没有主见，没有施政规划，无力协调地方一致行动，无力调动社会资源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创办钢铁工业这样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从它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 洋务运动是封建专制体制下一次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改革，旧的体制必然成为改革难以突破的桎梏。大清国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对于西方事物的容纳是有选择的。在她的心目中，不同的利益圈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利益_，最核心的是她个人控制皇权的绝对权威，然后顺次是皇族的利益、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等等。不能说她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但显然是放在较外围的。 这种利益层次性的差距，左右着她的决策取舍。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则以不影响封建王朝的统治为底线。修建铁路的建议一再被搁置，唯恐破坏了固有的社会秩序而引起群体性的骚乱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放下芦汉路先修关东路，与其说是保护国土，勿宁说是守护老祖宗的发祥地。张之洞、李鸿章的某些主张和他们创办的洋务企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慈禧的决策，但他们都不可能触犯慈禧的底线，李鸿章更善于利用慈禧的心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这种以封建统治集团利益为转移的摇摆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朝令夕改，导致了洋务运动整体上的杂乱无序，极大地增加了实施的阻力，限制了引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度、广度和效果。对于铁厂来说，在施工期间便难以为继，竣工之后又几度断炊，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 督抚各行其是、明争暗斗 张之洞敢于独立承担创建铁厂的大任，从好处说，是为国为民，勇于担当。从不足处说，是书生意气，缺乏经验，对即将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凭借的是当时的体制下他可以支配的部份财力。 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督抚们掌握了地方军、政、人、财的部份实权。清政府允许各省就地筹饷，自行核销，战后形成地方财政，在完成了对中央的解款后，督抚们可以对留存部份自行支配；为了分摊战争赔款和兴办洋务，还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捐税。张之洞主政湖北，利用这些权限使财政收入有了成倍的增长，其中，如新增捐税23种年收入在100万至200万之间，这些都成为了湖北洋务事业的后盾。 就汉阳铁厂来说，官办时期的投入，除户部指定的200万两外，张之洞腾挪借垫的官款竟达380多万两，占全部资金的65.5%。为筹集这些资金，张之洞无疑是将湖广总督、甚至是署理两江总督可资利用的财政资源使用到了超越极限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当铁厂竣工后，还须100万的生产流动资金时，便不是湖北一省的机动财力所能承担的，张之洞再也无能无力了。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往往直接而尖锐地突现在财政上，不幸的是张之洞与翁同_又积怨颇深。翁同掌管户部，在财政支出上，实际执行的是以满足皇族需索为前提、只节流而不开源的方针，除老佛爷外对谁都捂紧钱口袋。他又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洋务，并企图将督抚们的财权收回到中央。当时他反对建铁路，对慈禧、光绪“力言津通未宜开”；另一位户部尚书福锟答应了醇亲王每年拨二百万两修铁路，他“甚不谓然”。本来就对张之洞“糜费”素有成见，加之在广东军费报销上结怨，种种因素汇集的结果，必然是在铁厂经费上一次次地对张之洞痛加驳斥。张在《致砚斋中堂》中一再诉说“无如户部成见已定，不肯发款”，“户部必不发款，至于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便是指向翁同。 更不幸的是张之洞同时又遭遇到另一位首席总督李鸿章。两人之间成见很深，尤其是在中法战争时势如水火。李鸿章与张之洞是洋务运动晚期的两大巨头，同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创者，但在修哪条铁路、如何修铁路上意见完全不同。李一直视张为“大言无实”的书生，不相信他能造出日本还造不出的钢轨。李坚持要修津通路，后来又巧妙地把项目转移到关东路，全力经营着北洋。其中既有对于铁路建设主导权的争夺，又有买轨还是造轨两条路线的分歧，结果便是李牢牢地把持着铁路经费，造轨的汉阳铁厂始终无法染指。 内有掌握财权的翁同_，外有把持铁路经费的李鸿章，对于创办钢铁工业这样一件大事，慈禧和光绪从来就没有什么主见，主管其事的海军衙门、户部、李鸿章和张之洞之间从来没有真正达成过共识，于是汉阳铁厂便成了张之洞踽踽独行、不堪重负的苦难的十字架。以光绪中期的财政状况，集全国之力，要把汉阳铁厂办好尚感困难，那里容得如此四分五裂、明争暗斗？仅凭湖北一省之力，焉能成事？中国钢铁工业的创办是由于督抚各行其是；中国的钢铁工业不能集中全国力量兴办，也是由于督抚各行其是。 饱受列强挤压、危机重重 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或工业化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不幸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在它未开始起步之前，便失去了这个自卫的盾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胁迫清政府把进出口海关税则钉死在5%这样世界罕见的极低水平上。结果造成了罕见的奇异现象：进口税率低于出口税率，对外贸易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货税负低于土货，洋商税负低于华商。中国的税则反而成为了保护外国商品和外国商人强而有力的武器。 中国钢铁工业是在西方列强垄断中国钢铁市场的严峻形势下创办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多年，建立了许多兵工厂，却都是无米之炊，作为枪械原料的钢铁却要从国外进口。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从1867年至1894年，进口铁增加了10倍，铁产区的作坊纷纷倒闭，洋铁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全部市场。张之洞在《筹设炼铁厂折》中满怀忧虑地指出，“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整个国家“惟事以银易铁，日引月长，其弊何所底止！” 汉阳铁厂的出现和存在，必然改变晚清中国钢铁市场原有的份额和比例，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不可能根本改变市场由列强主宰的基本格局，汉阳铁厂的产品在本国市场上必然要受排挤、打击。初出茅庐的中国近代钢铁工业面对着挟有特权和质量、价格优势的舶来品，要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据代鲁《汉冶萍公司史研究》计算，直至1908-1911年间，中国国内钢铁市场的整体容量约为29万余吨，其中汉阳铁厂年均产量为12万吨，除出口5万余吨，在国内仅销售7万余吨，是每年进口钢铁22万吨的三分之一。 汉阳铁厂是为铁路而兴办的，在机械工业等尚很弱小的环境中，钢轨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希望。然而中国铁路这块肥肉，正是列强各国激烈争夺的焦点，既要以贷款取得高额利息，又要以铁路器材赢得高额利润。争夺的结果，在借款修建的铁路中，确知用汉阳铁厂钢轨的仅有保定至汉口、广州至深圳、津浦路北段一部分等少数工程。如孙宝琦所云：“京奉路轨，舍汉厂五十余两之轨而购英商七十余两之轨，殊使华商气短，愈令外人生心。”即使是购用汉轨，也还有许多周折，负责铁厂销售的王勋说：“京汉路购轨，均洋人主政，非我价最廉，无揽得之希望；即便揽得，亦必然多所挑剔，从未享优待权利。” 列强中，日本对大冶铁矿、汉阳铁矿的伤害最为严重、致命。汉冶萍是历届日本内阁一贯关注的对象，掠夺大冶矿石、控制汉冶萍是其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工商大臣协调一致的行动，日本的近代钢铁工业赖大冶铁矿石而得以创办和发展。简括地说，自1900年起，通过煤铁互售合同，蓄意长期攫取大冶铁矿的低磷优质矿石，造成汉阳铁厂不得不自用高磷次等矿石；并以贷款为诱饵，逐步实现了对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的长期控制，使之沦为对日提供生铁和矿石的基地。 一方面被人釜底抽薪，垄断了它的优质原料，一方面在本国的市场上惨遭围剿，被夺走了绝大部分份额。产销两头遭到如此致命的重创，汉阳铁厂还能有多少生机呢？中国钢铁工业初期的不幸命运，从外部因素来说，是列强用暴力分配世界市场的必然结果。 原料供应受限、铁厂先天不足 焦炭供应迟迟未能解决，曾被普遍认为是张之洞办铁厂的三大失误之一。实事求是地看，造成汉厂焦炭供应困难的，既有张之洞的失误，又有当时外部条件的制约。 张的失误在于未曾勘探铁矿便先购置炼钢设备；煤矿尚未确定便先确定厂址开始施工，违反了钢铁企业的基本建设程序。既暴露了他对此缺乏经验、知识储备不足，更反映了他在忧患意识驱使下轻率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 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说：“在英国，煤藏丰富，煤的使用在十八世纪末已经是增多了，那里创设的航路网有可能以很少的费用把煤运到各处，全国已经变成一个特别宜于工业生长的享有优惠的世界。”可惜的是，一百年后，在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三、四十年后，这样宜于工业生长的环境仍然遥不可及，他所说的煤藏丰富、普遍开采、运输便利三大要素，在创办汉阳铁厂时都不具备。 晚清近代采煤业虽先于钢铁工业开发，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一支独秀的开平煤矿距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甚远，需从天津经上海再入长江，长途转运，成本大增；且冬季天津封港，无法行船。 张之洞一到湖北，便派出大量人员四出勘探煤铁，遇到的仍然是手工开采的土煤窑的汪洋大海。先后用机器开采过几个煤矿，都收效不佳，王三石已得煤不少而突被地下水淹没；马鞍山开采多年，煤质变化难测，最后结果却是“灰多磺重”，不宜炼钢。井下开采本身就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变故，究竟是外国技术人员判断失误、处理不当，还是矿体本身地质水文情况复杂、难以控制，我们无从分辨。对于当事者张之洞来说，这些变故都不是他可以事先预料的；更不是他能够改变或防止的。即使张之洞再等两三年建厂，这些外部环境也不可能有重大的变化，有些挫折恐怕也难以避免。 经过盛宣怀、张之洞两人交替在光绪三年、十六年、二十二年三次沿江勘探，均未发现长江沿岸距离铁矿较近的地区有适宜炼钢的煤炭资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盛宣怀决定开发萍乡煤矿，仍然必须克服相距千里，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的障碍。 钢铁工业的原料和产品，两头大进大出，必须靠交通运输提供支撑。而在光绪十五年，黄河以南的大地上，既无铁路，也没有公路，航运落后，无力提供必要的支撑。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沉重负担便落到了企业的头上。要开矿必先大量投资修路，开平煤矿、利国驿煤矿、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无不遇到这个难题。开平煤矿先修运河，后又修铁路，其中唐胥铁路9.2公里，第二期开平铁路32.2公里。而要把萍乡的煤运到汉阳，先修萍乡到安源的铁路支线7.2公里，1906年铁路修到株州，全长90.5公里，前后7年，耗资200多万两，这就不是一个企业所能承担的了。虽然如此，因粤汉铁路迟迟未能修通，煤焦至株州后仍要用轮船或民船，经湘江、越洞庭、入长江才能到汉阳，仍然增加了铁厂的成本，也影响了煤矿的发展。 汉阳铁厂的焦炭供应问题，不单纯是一个主观决策的问题，实质上既受到探矿、开采技术水平的制约，又受到煤、铁资源相距较远的自然条件制约，更受到煤炭工业发展滞后、缺乏配套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从深层次上看，后发展国家在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缺乏总体布局，各相关产业、部门不能协调发展、相互配合，仅仅靠钢铁工业孤军奋战，既开发矿藏，又建设铁路，还要争夺市场，四面受敌，必然要陷入难以突围的困境。 评判的另一种视角 历来批评张之洞办铁厂的另一个失误是铁厂的选址问题。汉阳既不产铁也不出煤，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尺度和视角去评价张之洞的选址。 所谓“就铁”或“就煤”，并不是铁厂布局唯我独尊的金科玉律。把铁厂选择在煤矿和铁矿之间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也不是在冶金史上没有先例，同样在冶金学中曾被列为布局法则之一。 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一个企业的决策者来要求张之洞，不是仅仅固守多了一段二百来里水路运输铁矿石而增加了成本这一罪状，换一个角度，从推进地区近代化和城市化的角度来审视，张之洞的功过就可能不一样了。 汉口开埠与洋务运动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在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之后，湖北政坛仍是一片沉寂。苏云峰认为“张之洞抵鄂之年，才是湖北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重要变迁的起点。”我们更具体地说，湖北的工业化是由创办汉阳铁厂启动的，它是关键的一环。 张之洞毕竟是湖广总督而不仅仅是汉阳铁厂的总办。他是怀着“经营八表”、“缔造先从江汉起”的宏图来到湖北的。从《勘定炼铁厂基暨开采煤铁事宜折》所强调的汉阳有“六便”来看，铁厂定点是他实现江汉崛起的第一手棋，既考虑铁厂，也考虑枪炮厂、布厂、学堂的需要和发展，还考虑到汉口的城市建设。也就是说，张之洞在考虑铁厂的布局时，是与武汉的工业布局和城市建设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尽管这种考虑此时还不成熟完善，但他的思路、出发点却是明确的，无可置疑的。 在张之洞抵鄂之时，汉口、武昌、汉阳是被长江和汉水分割开来的三个城镇，各有统属，分别管理着传统的日常事务；一旦涉及“洋务”，无论是经济、外交、军事、城市建设、社会治安和警察等，都要听命于张之洞。整个晚清时期，在此起主导作用的都是湖广总督官署及其所属司道，武汉三镇实际成了湖广总督直接管辖的不成文的“洋务经济特区”。原来以生产扣布和木排交易著称的汉阳，由于铁厂与枪炮厂联袂到来，带动了一批民营机器制造、修理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俨然成为以冶炼、制造为主的颇具规模的重工业业基地。因为有铁厂存在，汉阳才会受到区域行政中心武昌的特别青睐，才不致被中部崛起的商业金融中心汉口所冷落；因为有铁厂这个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存在，汉阳才进入了国际媒体的视野，对它跟踪报导；因为有铁厂这个中国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企业存在，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德国亲王亨利这些重量级的国宾，才会特地绕到汉阳一游。汉阳为武汉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武汉的国际地位。如果没有铁厂，汉阳哪有资格和汉口、武昌鼎足而三？ 在汉阳崛起的同时，张之洞在武昌先后创办了著名的纺织四局等使武昌成为以纺织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基地；而在汉口这个人口密集的商业都会里，率先创办的主要是一些生产民生日用消费品的民营轻工业企业。到辛亥革命前，三镇工业已有120多家，三镇工业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武汉作为一个地区初步形成了轻重工业协调发展，门类比较齐全，军工、民用，官办、官督商办，民营、外资，结构多元的工业体系，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早、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开创了武汉的工业近代化，为武汉的城市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铁厂在汉阳兴建，改变了汉阳地区的经济功能和地位，密切了武汉三镇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了武汉地区整体的近代化和城市化；如果它设在当时还是沿江小镇黄石港当然也有带动作用，但其幅射的范围和能量与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不能相比，是无可置疑的。 汉阳铁厂与湖南土铁、芜湖钢等手工作坊毫无血缘联系。这株工业幼苗，并不是在中华传统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培育成长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西方钢铁工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自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及外部环境。张之洞的悲剧在于，他是在晚清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或微观环境尚未具备或基本不具备的形势下创办铁厂的。虽然张之洞竭尽所能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宏观环境和不可控制的因素是他无力改变的。这增加了这一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悲剧性，也埋伏下近代中国钢铁工业遭受重大挫折和衰败的基因。另一方面，汉阳铁厂又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人类文明，一旦植入旧的社会结构，又必然成为一种催化剂，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映，不可抑制地促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地区的近代化和城市化。来源：汉阳铁厂与洋务运动

希望对你有帮助黄金十年 国民政府所称的“黄金十年”

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转到经济建设为主。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这十年，被国民党政府成为黄金十年。对这十年有极端不同的看法：

正面的看法：

我们首先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国民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只有20%。同时中国在1928年度量衡划一制度公布实施之前，我国“标准”之乱为全世界所仅见，以度而言吉林1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那么衡呢，杭州的秤跟临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可见下面附录）。这么混乱生意怎么做？工商业又如何发展呢？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中。仅仅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

十年建国首重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予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1934年蒋中正发起新生活运动，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

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

物质方面的变化——至少在城市里——给人的印象或许更加深刻。在许多大城市里，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应系统遍布在许多重要市区，一些中心地区的环境卫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数量不断增长。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所报道的那样：“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并且在这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附录：衡与市斤之比例

杭州0.5700

上海0.7038

河北0.8140

北平0.9440

福州0.9640

南京1.0560

汉口1.0890

广东1.2000

济南1.8106

江苏3.8810

反方观点认为：

造蒋介石二十七年“伟大统治”的故事，他编制的蒋氏治国“伟业”，包括从子虚乌有的“统一中国”，到荒唐无稽的“黄金十年”。其实，是黄金还是黄铜，甚而至于黄的什么，只要我们敢于面对事实本身，就很容易得到正确结论的。在正式讲述“黄金十年”的故事之前，也许应该提醒一下蒋氏粉丝们：黄的、闪光的并不一定就是金子。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七年，能够做的事情着实不少，但发生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实际中发生的事情有很多并不是蒋介石吹嘘要做的事。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形势远远超出了蒋的控制力，结果整个事件就变成了一个民族悲剧。关于“黄金十年”的神话，事实上就是一个粉饰失败的典型事例。蒋氏的粉丝们一口咬定所谓的“黄金十年”取得了多少多少成就，但事实上，这十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并不可观，特别是在整体经济规模较少的情况下，虽然个别产业的增长率达到了接近两位数的水平，但对于经济的整体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明显的。

特别钢铁产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

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1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

在蒋政权方面，先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但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接管后，经过十多年的统治，竟然没有使该厂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却将挖出的铁沙，以及炼出的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杀人武器，用来屠杀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东北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结果使得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迅速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居然还有人大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有人说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划持久抗战的大计，然而事实上却处处表现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断地弱己强敌。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报道，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机器加工业可谓面临崩盘。据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种咄咄怪事在与“英勇抗敌”的吹嘘声相比，也实在是怪异荒唐得可怕，堪称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均能创造的超级奇迹。其中的原因没别的，就是国民党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

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

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

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