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个平台租新能源车最便宜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先弄清楚您说的‘汽车玻璃隔热防爆膜’，指的是什么膜？给两个选项：

a）汽车隔热膜，有一定的防爆效果；

b）汽车防爆膜，有一定的隔热效果；

第二，广义上你说的汽车贴膜，是包含上面两种选项的，无所谓比较选择。

其实，我猜题主的意思是，想知道汽车贴膜中，a跟b比，选哪个好？

其实很简单，主要看你应用场景。

通常来说，汽车防爆膜对防爆的要求是比较高，而且有一定的标准。因此，如果你对玻璃防爆有极高的要求，那自然选汽车防爆膜好，顺便能带点隔热。

当然，如果你对防爆要求不高，贴个汽车隔热膜就好了，基本上能满足市面上八成以上大部分车主的需求了。

从使用汽车到输出盖，虽然这两者似乎是不可分割的，SAIC的普遍乌利“资源，自我发展，积极寻求变革”的艰难力量，以及成功转型升级到多元化转型。SAIC是普遍的武灵：从汽车的生产到输出面具，“国家上帝”突出了艰难的力量自主研究和发展艰难力量刷新“武陵速度”

在提出过渡面具三天后，于2020年2月8日，第一批“武陵”民用面具的上Qi将军武陵，共计20万人。 2月公司宣布自己的自主人自动化的广西首次自动化“武陵”面具机正式推出，并成为中国第一家汽车企业生产面具和生产面具。一般来说，在私人面膜生产线制造商短缺的情况下，掩盖生产线的成品的输送周期约为60天。 SAIC的普遍WULING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面罩和面罩机，这必须从自己的独立研究和制造实力中说。

根据SAIC负责人，公司一直始终独立开发各种生产线，拥有强大的项目开发团队，以及完整的供应商系统资源，可以实现自主研发，技术产量，以及中国的制造业项目。中国已达到领先水平。其中，该公司的技术中心制造工程团队已开始建立自2002年以来，对自主开发和建设全身生产线的自主开发和建设，包括武陵，武陵红光，武陵荣光小卡，宝君560，宝君530，E100，新宝君RS-5，新宝君RC-6等车身生产线，遍布中国河西基地，宝君基地，青岛基地和重庆基地，以及外国印度尼西亚植物，印度植物和埃及工厂。

它还基于这种艰难的力量，以及自动化线的基本组成和原则，公司的制造工程团队在开发生产面具随着生产面具的发展发展后的快速响应生产面具随着生产面膜的开发开发生产面膜。自主设计和制造和外包制造平行，快速完成了无尘车间的转型和生产线，并辅助本地供应商转移无纺布，熔化布，鼻棒等，是广西的第一个自动面膜。生产线为产业链中的防疫和控制，下游企业和经销商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转型和升级“新四四”促进潜力当时三菱军事武陵的热潮，它还使人们关注汽车生产和销售的表现。 2020年3月2日，在流行病的情况下，军事武陵的销量，谋杀米利的销售，他在流行病中取出了“暂停”，逆向趋势，突破4,000台； 3月5日，该公司宣布宝君作为运输承运人，新能源建于运输运输公司，该航空公司建于中国第一个无人驾驶物流线，已成为另一种智能黑色技术，保证了有序完成的智能黑色技术企业，创新“情报”。这种重新培养的表现是由于“新四”（电力，网络联动，智能，共享）的积极促销，并进行转型和升级。

我们也看到一家租金只要400元/月的新能源汽车租赁车行，这个价格很是心动；但是只要了解具体情况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个关键点：押金5万。在有强烈诱惑力的低租金吸引眼球的情况下，绝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忽略了高额押金带来的风险。

上面是一张新能源汽车价格表，在精心设计的销售套路中，让你顺着设计者的思路最终选择交付金额最多的套餐；因为，交付的押金越高、付款期数越长，每月租金越便宜。就拿江铃E200来说，月租金可以从最初的1288元急剧降至88元。其中1200元的差价租用1年还能省个14400元。

大多数租户看到这样的模式，最终在利益面前还是会选择时期最长、押金最高的套餐。但高押金随之而来的风险在于出租方跑路，押金也会跟着跑。

你也不要以为车在手上，哪怕押金跑了自己也不亏，那是你还没等到这些租赁车辆的年审、续保以及事故等情况，部分出租方还存在将车辆抵押给第三方的情况，而法院是能够强制执行拉走的。所以，不要被不法奸商的小恩小惠给蒙蔽了，不贪图小便宜，凡是从口袋多掏出来的，都得仔细思量一番。

至于说新能源租车平台哪个好，除了一些线下租赁车行之外，目前主流的共享汽车平台有神州租车、首汽吧（gufun）、联动云、摩范出行等等，相对来说这几个租车平台各方面也会靠谱一些。

世界气候峰会刚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结束。地球变暖的代价，雪灾、台风、暴雨、干旱……各种各样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究竟该怎样由地球上的60亿人分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旨在从政治的角度，试图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

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影响尤其深远，被誉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气候变化的政治》这本书，主要阐述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内容涉及气候变化、风险与危机，绿色运动及其未来，国际谈判、欧盟与碳市场，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等。书中指出，气候变化会对每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

全书一开篇，吉登斯便以一种灰暗的笔调，表明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本有关梦魇、灾难和梦想的著作……”这些灾难和梦魇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结果上。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问题是，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一切都太晚了。这种现象在书中被称为“吉登斯悖论”，悲哀的是，我们就被这种悖论包围着。

但吉登斯认为，问题并不主要存在每个个人身上。恰恰相反，政府和政治家应该对这种现状负主要责任。他认为，我们现在缺乏一种关于气候变化的有效的政治，不仅缺乏成熟的政治理论，也缺乏成功的政治实践。本书正是试图在现有的各种制度的框架内，提供一套新的政治思维，以帮助政府应对和处理气候变化。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而非气候变化本身的书。

吉登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建议。首先，要将气候变化纳入日常生活；其次，要避免政治上的两极化，即支持与反对的严重对立；再次，要给企业、消费者和政治领导人以激励，并做出行动导向和创新性方面的努力；最后，要将气候变化纳入地缘政治格局。建议虽好，但怎样实施，却是摆在世人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对于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国，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吉登斯认为，是高度工业化国家首先向大气层注入了大部分排放物，导致了全球性危机。所以，工业大国必须承担起控制排放物的第一位责任。它们必须带头降低排放，走向一种低碳经济并实施一系列足以把这些变化整合进去的社会改革。

在探讨气候变化的同时，吉登斯还充分肯定发展权。“大国需要减排，发展中国家可以放缓，因为首先要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气候问题。当然，吉登斯特别提到了中国，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决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哥本哈根：气候政治的新起点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寒气袭人。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方大会，拉开序幕。会场内，人头涌涌，气氛沸腾。会场外，一群身穿醒目红装、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竖立起两米高的绿色CHINA（中国）充气英文字体。他们是来自中国各地环保组织的青年代表。初生之犊，自信的眼神盖不住腼腆的心情，他们要向世界展示CHINA新的含义： C 为气候/碳，H为人类未来，I为国际社会，N为各国各民族， A为行动。哥本哈根，会否开启绿色中国的新时代？

此活动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中国民间环保NGO策划。适逢大会开幕式结束，各国与会代表纷纷驻足观看，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捕捉这个意外亮点。

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刻钟前，在大会开幕式上，笔者（王之佳）拜访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感叹艰苦复杂的气候谈判白了他的头。一般情况下，部长级官员只会出席会议后期的高级别谈判，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7日就到会，可见中国政府对此之重视。

与此同时，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在媒体答问大会上，为谈判定调，语气坚定地说：“哥本哈根大会是拯救人类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事实上， 过去一年，以美国为首的伞型集团、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等南北阵营、三股力量，合纵连横，施尽浑身解数，在2050年的长远减排目标、发达国家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如何符合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准则，以及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资金和技术转移等问题上，争持较劲。有媒体形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谈判。

会前，中国政府亦一改过去在气候问题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单积极主动地开展与欧盟、美国等关键力量的双边气候外交，并且主动出击，尝试引导国际舆论，例如于2009年11月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年度报告》，重申中国的减排政策。于大会开幕前10天，中央更高调地宣布了新的减排目标，提出在2020年将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基准减少40%~45%的目标。中国政府的减排立场，可说是鹤立于发展中国家，其实质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不亚于欧盟与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赢得不少国际掌声。

美国怪罪中国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初期，破天荒地每天举行媒体见面会，主动解答媒体疑问，宣传中国立场，底气十足，从容应战。但美国显然也是处心积累，有备而来。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于9日抵达会场，一改之前访华的温和态度，马上拉开战幔，措词强硬，炮口对准中国，表示“美国的经已放缓，排放真正急剧增长的国家反倒是中国”，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于美国的挑衅，气候大使于庆泰回击说，美国需要三省吾身，重新检视其谈判立场。双方往来叫阵，国际媒体则高调报道，中方越反击越陷足于美国精心设计的泥潭，会前极力营造的积极负责的形象，瞬间被转化为阻挠谈判的气候罪人，形势急转直下。

其后，国务卿希拉里抛出资金牌，大放烟幕，提出富国于2020年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援助，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执行之透明度。美国其实只是开出空头支票，千亿美元如何筹集等细节完全欠奉，根本没有承诺会出资多少，分明是个圈套，目的是转移视线，将矛头直刺中国最致命的弱点：透明度。中方理应早有预料，可惜官方的套路回应，抱守主权论述，表示方案不可接受，在国际社会前显得苍白无力，自说自话。美方偷袭得手，再下一城，中方被动牵制，阵脚终被打乱，谈判也胶着不前。

其实美国亦是内外交困，基于国内保守力量反对，气候政策寸步难行，连温和的能源法案在国会也再三折腾，赴哥本哈根之前，只能虚张声势，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实质只是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左右，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至少减排40%的目标，差之千里。华府深知在哥本哈根难有作为，只望继续以“怪罪中国”的策略，混淆视听，推卸责任。事实上，美国超低的减排目标，欠缺诚意的谈判态度，对多边国际协商规则的藐视，才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根本障碍。中国本来准备充足，以为万事俱备，但毕竟并非如西方政客般老谋深算，整日与媒体周旋，将民意把玩得炉火纯青，在美式政治权谋和媒体伎俩下，高下立见，尽吃眼前亏。

12月18日，各国首脑在会上分别发言，据当时在场的环保NGO绿色和平谈判代表李雁描述，温总理的措词出乎意料地强硬，说不管这次会议是否成功，中国自己定下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并不以任何其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据称后来外交部散发的正式讲稿上，并没有这句话，显然，中国被惹怒了。李雁观察到，温总理在讲话时语带愤慨，而其后奥巴马的发言，与讲稿也有出入，火药味更浓，直接把某些国家的资料透明度与世界减排目标和气候资金并列来谈，暗示中国不接受信息公开是谈判裹足不前的主要障碍。

对于中美剑拔弩张的公开对峙，李雁等NGO观察者心知不妙。据说，当日下午，当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首长在密会商谈时，奥巴马不请自来，并径自坐下，跟4位新兴经济国家的领导人直接斡旋。几个小时后，奥巴马乘坐空军一号飞回白宫，上机前，他“巧合”地赶上CNN的直播，宣布他与主要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共识。众多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看到电视直播，才惊讶原来会议经已“达成共识”。

没有参与磋商的国家，对于五国在最后一刻抛出协议草案，当然觉得不是味儿。这份五国草案，相较早前由28国拟定的版本更空洞软弱，不单没有发达国家的整体减排数字，欠缺具体的应对资金和技术转移安排，连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也取消了，甚至于2011年底达成具约束力协议的文字也删去了。至此，哥本哈根败局已定，全面的气候协议终成泡影。

连夜开会后，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主席、苏丹代表于深宵召见记者，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这份强加的协议，直指这是“史上最糟”的气候协议，是迫使非洲国家走向末路的“死亡条约”。备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穷国，更是声泪俱下，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将受全球海平面上升而面临亡国，其谈判代表指：“主席先生，我们的未来，并不待价而沽。很抱歉告诉你，我们无法接受这项协议。”换来全场掌声雷动。欧盟也宣布维持减排两成之目标，部分国家推动减排三成之努力告吹。大会最后只是礼貌地表示“知悉”该协议，并没有提交正式表决。哥本哈根世纪会议最终在错愕、沮丧、愤怒和茫然的情绪中，仓皇谢幕。

中国在会前一直希望扮演积极的角色，可是在会议期间面临空前压力，且战且退，最终被迫入穷巷，腹背受敌，一方面被部分发展中国家批评；那边厢，美国的蓄意挑拨，尤其是临阵抛出中国必须增加透明度，以换取援助穷国的戏法，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隙缝，分化而治之。至此，美国成功将中国推在镁光灯下，成为哥本哈根败局的替罪羊。12月20日，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在《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外交部也只能以官话回复记者提问，乏力反击。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可算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外交滑铁卢。

哥本哈根启示

哥本哈根虽然溃败，但气候变化的威胁，并未因此而消散。讽刺的是，奥马巴飞抵华府，马上遇到大风雪，欧洲各国，亦受暴风雪吹袭，造成至少80人死亡。气候似乎也在报复控诉。在后哥本哈根的时代，全球联手应对气候危机，更显迫切。中国必须认真总结哥本哈根经验，检讨不足，以准备来年的气候谈判，尤其是一年后于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6次缔约方大会。

无论如何，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都是气候政治的新起点。首先，中国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国家立场，日后会面对更大的内外压力。中国的经济成就，尤其是经历2009年金融海啸的大浪淘沙后，一跃成为美国最大债主，其反弹之强劲，傲视全球。中国虽然一直拒绝掉入美国的G2双雄论述，强调多极合作，互惠共赢，但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欧美强国逐渐拉近，却是不争事实。欧美民众，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所折射而认识的中国，科技先进，建筑超前，更是与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相悖。美国政客，正是抓住了这种群众心理，加以渲染。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中国亦是高处不胜寒。这次会议上，77国集团的分裂公开化，源于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经已掩盖不住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而且，气候变化对各国的威胁程度不一，首当其冲面临亡国的岛国如图瓦卢和马尔代夫，当然是热窝上的蚂蚁，深受冰川融化威胁的高山国家，如拉美的玻利维亚，则对排放大国日益怨愤。

去年2月份在联合国全球环境部长会议上，尼泊尔的环境部长就曾亲口跟笔者说，他对中美之间的气候外交深感不安，担心中国不会坚守穷国小国的利益。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一贯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开创更切合实际的谈判基点，否则一身两头，内外交困，两边失义。

其次，中国根据《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发达国家由于历史责任，应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哥本哈根，这项原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公然漠视，提出不分南北的单轨制减排，迫使中国高调捍卫责任有所区别的双轨制。哥本哈根要讨论的，只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和行动，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将来关于第三承诺期、即2020年后的减排协定时，中国也难以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继续不用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绝对量化减排。中国充其量是以时间换空间，早晚需要修改立场。

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各地媒体全程追踪报道，中国媒体亦不遑多让，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全球化时代的电子媒体，无远弗届，美国气候特使先声夺人，就是利用媒体打口水战，引君入瓮，将中国锁在被动的回应澄清上，使中方只能否认，不能正名。奥巴马通过CNN宣布与中国等达成共识，抢占诠释权，在民众面前邀功。美国在舆论上逃之夭夭，实是媒体策略运用成功所至。反观中方，虽然在媒体沟通上有所突破，每天主动召开记者答问会，但积习难洗，整体策略仍然因循呆板，遇到逆境时只会重复官腔。更主动、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更灵活的新闻发布，似乎是必走之路。

中国NGO和青年志愿者首次集体亮相国际气候大会，象征了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中国的社会化。中国政府过去基本上包揽了气候政治，今后应该更为开放，更积极地鼓励国内的民间力量关注气候变化，并支持他们作出切实行动应对，推动低碳生活。中国代表团亦应考虑与国际环保组织更紧密合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协同推动全球的减排协议。

最后，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在哥本哈根亦是初登气候舞台，学习其他国家的参与经验。好利来的罗红、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都被联合国环境署邀请乘坐气候列车到哥本哈根，同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的十多名企业家，参加了“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并发表宣言，展示中国企业家承担气候责任的意志。如何借助民间力量，与商界联手，亦是哥本哈根之后，中国政府急须考虑的新课题。

在通往哥本哈根之路上，中国政府显然明白到，积极减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利多于弊，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自“十一五”规划，政府就将单位GDP能耗减少20%设定成地方一把手政绩考核之一，全力推动节能减排。2020年碳强度削减四成以上的目标，如无意外，亦会按比例列入“十二五”规划中。随着国内新能源的飞速发展，老旧产能的淘汰，中国有能力在2040 年甚至2030年让碳排封顶。温总理月前提出的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点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就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电动汽车三项低碳产业。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明确意识到减排这个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国家的任务是引导市场尽快地适应这个潮流，在政策上面配套，使企业能够尽快地占有先机，带领我国的绿色发展，并且走在国际前沿。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保障。事实上，一些前瞻远见的中国企业，已经不动声息走在低碳革命的前沿。上海正在兴建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个海上风电场，而美国第二大风电场使用的设备，亦是中国制造的。

面对30年来放任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为了保持中国企业的环球竞争力，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无论哥本哈根成败得失，中国都必须努力减排，走上绿色发展之路，这是毫无悬念的。哥本哈根没有完成任务，达成全面的国际协议，但也算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个新起点，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必须肩负责任，同舟共济，积极面对，加快走向绿色的、低碳的未来。

（卢思骋,资深环保人士。王之佳,原任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现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司级协调员）

详细说明： 收益管理中的预测

——瑞马（中国）有限公司CTO 林震霖

收益管理作为一项在国外运用超过二十年的先进而成功的管理理念，近年来正被国内的企业逐渐认识和引进。在一些特定的竞争日益激烈的行业中，实施收益管理正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却看到，全盘照搬的国外收益管理系统在中国出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有的不能发挥收益管理的作用，有的因为完全与现有管理系统相排斥，干脆被弃置一边。怎样对一套先进而且成熟的管理理念进行消化，有效的利用它对中国企业做出正确的引导，这项课题有许多发展空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是，中国企业需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收益管理之路。

收益管理中的一个首要步骤就是预测，做好市场需求预测也是成功实施收益管理的前提。笔者作为在国外从事了多年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参与了多家国际大型企业收益管理项目实施的海外学者，对最近两年国内一些企业的收益管理项目的实践非常关注，并且取得了较深入的了解，在此总结出关于预测问题的一些心得，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借鉴。

预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收益管理这种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增大收益的理念无疑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收益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最优化的利用现有资源，实现总体收益的持续增长。而准确的市场预测，正是这种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就如当一个人知道明天会下雨，他就会出门备伞，免遭淋雨之苦一样，如果企业预先知道市场需求，就能提早调整资源分配结构，让各层次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以实现最大收益（当然，在需求足够高时，优先满足高收益的需求）。

预测不仅对收益管理非常重要，也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有市场预知，市场决策就有了依据。希腊七哲之一的泰勒斯有这样一个故事：“他由于精通天象，所以还在冬天的时候就知道来年的橄榄要有一场大丰收；于是他以他所有的一点钱作为租用丘斯和米利都的全部橄榄榨油器的押金，由于当时没有人跟他争价，他的租价是很低的。到了收获的时节，突然间需要许多榨油器，他就恣意地抬高价钱，于是赚了一大笔钱。”大哲人不过想告诉世人发财致富很简单，他有其它的雄心。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却看到，不仅准确的预测非常重要，合理的运用预测结果，有效的利用现有的资源，从而做出正确的市场决策，更是成功的关键。

预测市场需求，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大胆的设想，已经切实的被成功运用了多年，并发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以预测为基础的收益管理从最初拯救了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到今天在航运、酒店、汽车租赁、医疗、能源等多个行业中被广泛应用，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收益的增长，也为企业管理和战略策划提供了新的指导思路。

预测——从经验到科学。

其实预测之学，古已有之。事占卜之人，被国家委以重任，会预言的先知，被人们奉为精神领袖。在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对自然天气的预测尤为重要，人们总结出一些规律，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冬南夏北，转眼雨落”等等，成为耕种、出行的指导。能预知未来天象在军事战争中更成为决胜的有力武器。诸葛亮雾中草船借箭，东风起巧用火攻，预测的准确和战术运用的巧妙给他增添了许多传奇的色彩。然而，这些谚语或者只能预期极短的未来，或者只是一个大概的规律，或者只适用于局部地区。诸葛亮的天才预测也是严重依赖于他的个人经验和个人感知，无法在他人身上重复再现以及被普遍采用。

今天的预测则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已经不再是经验之谈或“独门秘籍”了。随着气象学的发展、航天科技的运用和科学家多年对气候信息的观察与积累，今天的天气预报已经相当成熟且准确，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不但能解释那些谚语中的气象原由，还能辨别例外的情况。

在自然现象以外，社会现象的发展也有其规律。随着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的不断发展，各种信息被储存、累积和分析，人们开始能够对社会现象形成量化的认识，现代的预测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利用过往多次的平均值来计算未来发生的概率，或根据上一年度的变化趋势来模拟未来的变化趋势等等。这些基于科学的预测方法能够不断再现，经受实践的检验，有普遍的适用性，是预测能得到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正确方向。

如果我们能越早知道未来的情况，我们将有越充足的时间做出准备。但是预测提前的时间越长，其间的变量就越多，其中可能会发生一些偏离最初预测的情况。换句话说，越晚做预测，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变化就越少，预测值就越可能接近真实值，但是我们进行决策的反应时间也越短，这样大量的收益机会可能已经流失，也就丧失了预测的意义。

因此进行预测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提前一段适当的时间做出预测，并在接近未来的时间段内，进行跟踪观察，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更新预测结果，市场策略也可随之做出相应的变化。科学的市场预测不是一蹴而就的、静止的，而是持续性的、动态的。

预测——先进而准确。

科学的预测是有据可依、可重复再现的、持续的和动态的，那么做出科学的市场需求预测又需要考虑哪些方面，才能取得预测的准确性和可用性呢？准确的市场预测将涉及到以下一些关键性问题，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步，将有利于减少和避免预测中发生的错误或误差，使预测日臻完善。

1． 资料收集

不了解过去，无从预测未来，对未来市场的预测正是以过去和现在的市场信息为基础的。需要收集哪些历史数据，如何收集，以及怎样判断哪些历史数据有效，是科学预测的第一步。目前中国的企业往往在资料收集方面做得不够科学和全面。

2． 资料分类

用于预测的历史数据与要预测的变量必须密切相关，且范围越接近的数据越能提供有力的预测依据。这就需要对所收集的历史数据进行分类。

如果我们能把数据分得足够细 14e6 ，就能得到很准确的预测。但是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极小的数据分组中往往得不到足够的数据量，反而无法得出预测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权衡，面对中国消费者习惯等市场环境，应该如何对数据进行合理的细分，既能使预测结果准确，又保证有足够的数据量。

3． 数据筛选

因为数据也是人工录入的，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现实情况中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异常的数据。这些错误或异常的数据对于预测未来情况的趋势并没有指导意义，如果它们参与预测，会影响正常的预测发生偏离，因此在预测时应该对这类数据予以排除。筛选数据也是准确预测的保证。

4． 数据运算

从预测的发展初期只有一些简单的如将历史数据平均的方法到现在，预测已经发展到采用多种数学模型去探索未来数据与历史和当前数据的关系。计算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有一点计算（如计算平均值）和多点计算（如计算发展趋势）等。

5． 影响因素

市场需求易于受到突发性事件或特殊情况的影响，这些突发性事件或特殊情况有些是有规律的，例如中国农历新年，这个在每年不同（公历）日期的节日会大大刺激需求。而如2008年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这种前所未有的事件也将对需求的走向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事件往往伴随着极大的市场机遇或市场风险，因此它们在预测时，需要被给予足够的考虑。

6． 结果比较

采用多个渠道进行预测之后，将模拟出多种未来的可能性，而哪个预测结果更能代表实际的走向，更接近未来真实发生的情况，需要我们进行比较，做出判断。

7． 结果运用

在比较选择出最合适的预测结果之后，如何有效的运用预测结果，使其发挥收益管理的作用，使其有助于市场战略决策，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例如我们知道了几十天以后的市场情况，怎样在这几十天中做好部署，安排最优的库存数量、类型和价位分配，使其能充分满足预测的市场需求。这样，预测就不是单一的对未来某一点的预测，而是将从现在到未来之间的时间段里多个点的市场趋势描述出来，让决策者可以因时而动，占领有利的市场，从而达到最大的收益。

从以上各项预测条件和处理过程可以看出，预测要以庞大的数据存储量为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数据挑选，并经过复杂准确的数学计算，这些都是人力无法完成的，需要计算机来为我们服务。而且在这里，计算机并不仅是一个“高速计算器”，在用计算机化的系统实施预测之后，这个预测系统还需要有学习的功能，在预测与实际数据不断积累的过程中，逐渐校准和修正，这样的预测才会成长会进步的系统，提升预测对企业个体的适应性和可用性。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科学的预测仍然离不开人的应用和经验。只有将人的思考和分析积累到现有的预测方法中，将其传递下来，不断改进，预测才有了生命力；只有结合市场和企业的状况，合理的运用预测结果，才能体现出“市场先知”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