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运河上的漕运都是靠什么做动力

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为它山堰、郑国渠、灵渠、都江堰。

它山堰

位于宁波市鄞县鄞江镇西南它山旁，建于833年（唐太和七年）。它山堰长134.4米，面宽4.8米，皆用长2至3米、阔0.2至0.35米条石砌筑，左右各36石级。堰面全部用条石砌筑而成，堰身为木石结构，有逾抱大梅木枕卧堰中，历干余年不腐，被称为"它山堰梅梁"。修建它山堰的目的，是为了抵御潮汐，使海水与江河分流，咸淡阻隔。江河水经过该堰分流两道：一支入月湖，另一支入鄞江和奉化江，灌溉千亩良田，化水害为水利。它山堰与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同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迄今千余年，历经洪水冲击，仍基本完好，继续发挥阻咸、蓄淡、引水、泄洪作用。1988年12月28日，国务院公布它山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郑国渠

郑国渠首位于泾阳县王桥乡上然村北的仲山西麓，其东有仲山，嵯峨地形特点是西北微高，东南略低。渠首充分利用这一地形，使干渠沿北山南麓居于最高地带向东伸展，分支灌溉。

郑国渠首的两个渠口相距很近，很可能是为了便于引水分先后期开凿。郑国渠是我国战国时期继西门豹治邺建成漳水十二渠、秦蜀郡守李冰建成都江堰之后的又一大型水利工程，它从规划、设计、施工以及用洪用沙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处，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的首创。

灵渠

灵渠，建成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是跨越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古运河，位于湘桂走廊中心兴安县境内，与陕西的郑国渠、四川的都江堰并称为“秦的三大水利工程”。郭沫若先生称为：“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灵渠历史悠久，设计精巧，全长37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和陡门组成。将海洋河水三七分流，三分入漓江，七分入湘江，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之后，又与公元前211年对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的百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秦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惟独在两广地区苦战三年，毫无建树，原来是因为广西的地形地貌导致运输补给供应不上。所以改善和保证交通补给成了这场战争的成败关键。秦始皇运筹帷幄，命令史禄劈山凿渠。史禄通过精确计算终于在兴安开凿了灵渠，奇迹般的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使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的运往前线，推动了战事的发展，最终把岭南的广大地区正式地划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

都江堰

位于都江堰市区西1公里，是秦蜀郡守李冰率众于公元前256年前后创建的一座运用水动力学原理，采用无坝引水建筑形式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选择具有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的岷江出山口与成都扇形平原顶端结合部作堰址，凿开玉垒山伸同江心的余脉，形成坚固的、水量可控制的宝瓶口引水口；在岷江弯道江心作鱼嘴分水堤，分水分沙；在鱼嘴分水堤与宝瓶口引水口之间构作飞沙堰泄洪道，自动泄洪排沙。都江堰三在主体工程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巧妙配合，联合发挥了分水、导水、壅水、引水和泄洪排沙的功能，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调控自如的工程体系。都江堰创建以来，基本实现了水分"四六"，外江泄走六成，既保证内江灌区用水需要，又防止灾害发生。都江堰水利工程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利形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广大地域。这种工程形式展示了古代水利规划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被国外环境和水利专家誉为"亲自然和水利工程"

姓名：京杭大运河

年龄：肇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

称号：“世界最长、最大、最古老的人工运河”、“古代水利工程奇迹”、“黄金水道”

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比苏伊士运河长近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同时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

京杭运河是中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充分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给，船只穿梭，便利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可谓 “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被誉为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

京杭运河行经不同地形、地质和水资源条件的地区，这使运河的修建、维护极其困难和复杂。我们的祖先解决了运河的众多难题，写下了水利史上浓重的一笔。先人们根据运河各段的具体条件，做出了各具特色的高水平的工程规划，综合解决了汇水、引水、节水、行船、防洪等难题，实现了全线的通航，创造了古代水利工程的一个奇迹。

家庭成员：五大水系、母亲河

京杭大运河拥有很多“兄弟姐妹”，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流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四省一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运河畅通后，沿岸孕育出杭州、苏州、扬州等许多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这些城市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因河而更有底蕴，就像孩子一样依偎在大运河母亲的怀抱里。

荣誉勋章：世界文化遗产

2014年6月22日，经过8年的申遗准备，喜讯终于传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这也将为古老运河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新职务：南水北调排头兵

新时期，古老的大运河又迎来了新的功能，南水北调工程三条调水线路中，东线部分利用大运河作为输水河道。东线一期工程输水干线长1467千米，其中利用已有的河道834千米，新挖河道633千米。在长江至东平湖1045千米工程中，大部分利用原有的京杭运河河道。大运河将作为南水北调的主要路径，古老的大运河必将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这是唐代诗人皮日休对运河的诗论。这条古老的河流，在南来北往的岁月里，在喧闹或沉默的场景里，诉说着那些古老的故事，眺望着美好的未来。

作者：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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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的开通，继长城之后，又是一项居于世界前列的我国古代的伟大工程。它全长约五千多华里，连结了海河、黄河、淮水、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贯穿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省。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广大地区的统治，保证物资供应和促进经济交流，迫切需要一条便利南北相连的通道。大运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步开凿起来的。当时先开广通渠，引渭水从长安到潼关，跟黄河相接。

为了灭陈，利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加以扩大，恢复了从山阴（今江苏淮安）到江都（今江苏扬州）的水道。沟通了淮水和长江等水系。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从605年起，开凿运河规模扩大，征发民工二百多万，挖通了黄河连接淮河的通济渠。又征发民工一百多万，挖通了黄河连接海河的永济渠，北边到达涿郡（今北京市西南郊.外）。又把三国时期开凿，南朝时曾多次维修利用的从京口（今镇江）到余杭（今杭州）的江南河连接起来。这样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长安，南起余杭，北到涿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到了元朝，因首都设在北京，南北物资转运要绕道洛阳，很不便利。因此增修了从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把海河，淮水和黄河之间的路线拉直。又开凿了从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这样大运河就可以从杭州直通北京，成为元、明、清三代水运要道。

大运河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于加强我国南北方的联系，促进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统一，起了重大作用。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隋、元两代的劳动人民，都贡献了闪光的智慧，立下了丰功伟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运河是沟通不同自然河流、不同水系或大海的人工河道。运河的出现和运河体系的形成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同时运河的发展又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凝聚了无数先民的心血与智慧、表现出中华民族创造精神的伟大而复杂的工程。在古代运河发展和全国水运体系形成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正确区分这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认识它的阶段性特点，是中国运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目前的运河史著作多是以朝代发展为线索来论述运河发展的历史，少有从运河自身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本文拟就中国古代运河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作一探讨。

一、春秋战国区域性运河体系初步发育时期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是中国运河产生和区域性运河体系初步发育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霸战争或经济生活的需要，开始有目的的开挖运河，一批早期运河应运而生。最早开凿的运河当属楚国庄王时期（前613~前590）孙叔敖主持开凿的沟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和联系江、淮的“巢肥运河”。孙叔敖引发源于湖北荆山南流入长江的沮水，与发源于郢都（今湖北荆州北）附近北流入汉水的扬水相接，使长江中游的干、枝流荆江与汉水在郢都附近得以沟通，故称荆汉运河。后伍子胥率军伐楚，曾疏浚此河，所以又称“子胥渎”。孙叔敖又将发源于鸡鸣山分别流向淮河和长江的同源而异流的两支肥水在合肥附近凿河连接起来，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因东南流的肥水需汇入巢湖后再入长江，故名巢肥运河。春秋末期的吴国为攻越、征楚和伐齐，争霸中原，曾先后开凿了堰渎（从太湖西接长江）、胥浦（从杭州湾北通太湖一带）、古江南河（南起吴都北至渔浦）、百尺渎（由吴都通往钱塘江北岸）、浙东运河（又名山阴故道，由绍兴至上虞，一说为越国开凿）、邗沟和菏水等数条运河。其中，邗沟的开凿在运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京杭运河的滥觞。前482年，吴人又“阙为深沟通于商（宋）、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国语·吴语》）即从菏泽引济水东流入泗水，沟通黄、淮两大水系，史称菏水运河。由吴国开凿的运河，南通钱塘，北入黄河，沟通江、淮、河、济和钱塘，初步将几大江河流域联系在一起。在东方的齐国，于都城临淄附近开凿了沟通淄、济两水的淄济运河。因济水西通中原，从而加强了临淄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战国时，魏国开凿了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大梁城(今开封市)，折向南注入颍水, 将黄河与淮河支流颍水联接起来，同时又连接了黄淮之间的济、濮、濉、涡、汝、泗、菏等主要河流。鸿沟、菏水和邗沟等运河的开凿，使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沟通“四渎”(长江、黄河、淮河及黄河支流济水)的区域性运河体系。《史记·河渠书》记载：自禹治洪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1] 这是一个沟通关东大平原中众多河流的东方水运交通网络，它将函谷关以东的大半个中国联系在了一起。[2]

早期运河的产生和运河体系的初步发育是先民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也是各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但也反映出各地区人民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客观需要。尽管各诸侯国运河自成一体，但以各诸侯国国都为中心的区域运河体系已经初步发育成型，吴之姑苏、魏之大梁、楚之郢都等就是这样的区域运河中心。江、淮、河、济四渎之水已经被连接起来，南北和东西水运通道已隐约形成，一个以各诸侯国运河为基础、连系广大关东地区的庞大的运河体系已开始出现，进而奠定了后世全国运河体系发展的基础。

人工河流不仅弥补了天然河道的不足，而且也极大缩短了各流域之间的距离，便利了各流域居民之间的交往，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一批经济都会的兴起。而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又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全国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时期

秦汉隋唐魏晋南北朝（前221~公元581）是各地运河普遍发展、全国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为运河的发展和全国性运河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秦王朝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沟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开凿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越绝书·吴地传》）疏浚由姑苏（今苏州）至钱塘（今杭州）的水运通道；令赭衣（囚徒）三千人开凿由镇江到丹阳的曲阿河（江南运河镇江段），即在古江南河和百尺渎基础上，进一步开浚江南运河。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被连接起来，黄河流域的船只可由水路直达岭南。秦都关中，由渭水、黄河和济水以及鸿沟、菏水系统构成的东西运道将政治中心的咸阳与经济重心的陶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源源不断地向关中漕运物质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

西汉时期，继续加强对全国水运网络的经营，先后修建了由长安直通黄河的关中漕渠和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荥阳漕渠，重点整治了黄河三门峡的砥柱之险。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自长安引渭河水沿渭河南岸东行150公里，至潼关附近入黄河。渠成，可行700斛大船，极大地增强了关中地区的通漕能力。荥阳漕渠为鸿沟水系的改造利用，它由荥阳北引黄河水东出，分为两道，一道由鸿沟旧道通颖水，至寿春入淮；一道由陈留东南行入泗水，再南下通淮，是为汴渠。汉初，吴王刘濞经营东南，曾组织民力疏浚邗沟，并开茱萸沟由扬州直通海陵仓以取东海渔盐之利，进一步增强了运河的经济功能。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每年由此运道输往关中的漕粮在400万石左右，多时达600万石。

东汉初年，大司空张纯主持开凿阳渠，连接都城洛阳与黄河，各地漕船可直抵洛阳城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导黄河使由千乘入海，并用堰流法修成浚仪渠，黄河此后数百年得以安澜。顺帝阳嘉年间（公元132—135年），又重新治理原属鸿沟系统的“汴渠”，沿岸垒石为堤，以固运道。这些运河的开凿和治理，使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又开“邗沟”新道，使运道更为畅通；曹操在河北平原上开凿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建立起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平原水运网络。邺城漕船由漳水、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向北可直抵河北平原北端的滦河下游，向南可由黄河抵达江淮，直至钱塘，一条贯通南北的水运大通道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全国性运河体系的发育受到制约，但区域性运河系统仍在不断拓展。曹魏政权在黄淮平原上开凿了淮阳渠、百尺渠、广漕渠、讨虏渠、千金渠等运河，加强了江、淮、河、海之间的水运联系。东吴政权为方便建业(今南京市)和三吴地区的水运联系而开凿了破岗渎，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西晋杜预开凿了扬口运河，加强了江汉地区的水运联系。东晋谢氏叔侄谢安、谢玄疏浚苏北运河并筑邵伯埭蓄水利航。

这一时期，运河沟通的范围更加广阔，运河通航已南过五岭，北连滦河，西通关中，初步发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河交通体系，并首次将海河、珠江水系纳入到这一体系中。一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南达岭南、西接关中的水运网络初步形成。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割据状态下，区域性运河系统仍在不断发展，并隐隐形成一个南北沟通、东西贯通，连接钱唐、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运河大通道，从而隋唐代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依然突出，运河的开凿首先是为了保障都城的物质供给，其次是为了运兵载粮的需要，故政治力量的推动和战争的需要依然是运河发展的主要动力，运河体系的发育也是以都城为中心向外散射扩展的。长安、洛阳、邺城、建康（南京）等都曾做过运河的中心。与此同时，运河的经济文化功能开始显现出来。运河交通已经开始成为各地区居民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方式，它促进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统一，也成为秦汉时期维持和发展全国统一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P43）是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运河沿线及枢纽区域的村落城邑特别是都城凭借发达的水运交通条件，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长安、洛阳、邺城、建康等就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都会。

三、隋唐全国性运河体系全面发展时期

它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

广通渠，又称漕渠，是连接东西两京的水运通道。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修复西汉的关中漕渠，从咸阳西堰引渭水经长安城北，循西汉漕渠故道，至潼关入黄河。渠成，名广通渠，又名富民渠，后改名永通渠，全长150余公里，潼关至洛阳一段利用黄河水道。

通济渠，自东都洛阳至盱眙，沟通河、淮水系。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3] 该段运河自洛阳城西开始，引谷、洛二水过城南，东北经偃师，至巩县洛河口入黄河；又自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的板渚引黄河水东南入汴渠，至浚仪(汴州)；又东南行，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行古蕲水旧道，经夏邑、永城、安徽省的宿县、灵壁、泗县，在今江苏盱眙北入淮河，全长约 1000公里。

山阳渎，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旧道改造而成，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到今江苏仪征东南的扬子，沟通江、淮水系。隋文帝为南下灭陈，重浚邗沟，名山阳渎。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又发淮南民10余万重修山阳渎，引故渎由扬子入长江，并全线加宽加深。

永济渠，自东都洛阳直达北方军事重镇涿郡，沟通河、海水系。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4] 该段运河自今河南武陟西北沁水北岸开渠，引沁水北向经淇(今淇县)，利用曹操所开白沟，至陶馆，以下另开新渠经临清(今河北临西)、德州(今山东德州)、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又经永清与漯水，达于涿郡(治蓟县，即今北京市)，全长1000多公里。

江南运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水系。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重浚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绕太湖之东，直达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400多公里。[5]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流经今天八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轴线，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庞大水运河网。这一放射状水运河网正与华北大平原的地形大势的走势相一致。横亘于大平原的黄河河道(含故道)高踞平原之上，构成平原南北两大部分的分水岭，恰似一张树叶的主脉，两侧河流好似支脉以黄河干流为中心向南北作放射状分流。这种形势不仅使南北运河有了水源有保证，而且也顺应了西高东低的地貌条件，充分利用了各条河流的自然流势。隋代大运河规划之严密，布局之合理，水利技术之高超，不愧是世界运河史上的杰作。

从春秋时孙叔敖开凿“荆汉运河”和“巢肥运河”起，至隋朝建立，历经千余年的发展，运河终于发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河体系。随着隋王朝的建立，一个全国划一的运河体系的建设正式提上日程。隋代大运河是在前代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计划、科学规划、新开运河与疏浚旧河并举而兴建起来的庞大规模的运河系统。

唐朝继承了隋代的运河遗产。唐代的运河系统是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局部变更和整修而形成的。主要运河工程包括对汴渠、山阳渎、江南河和永济渠等进行多次疏浚、整治，开挖三门运河（开元新河）、涟水漕渠（官河）、湖州运河、义征运河等。其它如武德七年（624年）尉迟恭凿治百步洪、吕梁洪，开元年间（738~739）齐浣开挖伊娄河、广济新河等。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奠定了基础。

四、两宋全国运河体系繁荣发展时期

两宋（960~1279）运河是以开封、杭州为中心，以汴河、江南河为主体，全国性运河网络繁荣发展时期。北宋建都开封，依然沿用隋代的运河系统。在重点经营汴河的同时，还相继开凿了由开封通往山东地区的五丈河（广济河），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惠民河)以及作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黄河、汴渠、蔡河、五丈河合称遭运四渠，共同构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络。此外，宋初还全面疏浚流了向边境地区的河流。在今河北境内开凿了清苑运渠，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后又自深州（今深县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胡卢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运，以便向边境驻军输送粮赀；为保障江淮地区的运道畅通，北宋还重点整治了邗沟故道（宋代又称楚扬运河），并在其两端开凿避江、避淮的延伸线，淮河南岸由淮安至泗州的沙河、龟山运河等即为避淮河风涛而开凿的辅助运河。为加强与岭南地区之间的联系，北宋还重修灵渠，增设斗门以提高运力。

北宋运河系统的发展不仅是漕运中心由洛阳转移到开封的变化，而且也由于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由汴河、邗沟、江南河构成的南北运河的地位日趋显得重要，实际上成为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每年由此输往京师的漕粮既达600万石。北宋运河系统的发达，运河建设的成就，漕运的繁荣，漕运体系的完善，朝廷对运河的依赖程度，都超过以往。但同时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北部边境线南移，河北境内的运河主要以向边境驻军输送粮草为主，运河功能发展受到制约，且有时断时续之虞。通向关中的运道重要性下降。宋室南迁后，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全国性运河网络的发展受到影响，但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又重新生成。这时的江南运河成为南宋王朝的生命线，浙东运河得以开凿，一批新的运河如得胜新河、荆溪、官塘河、金坛运河、上塘河等相继建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的新的运河网络逐渐形成。有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才得以偏安不辍。

五、元明清全国运河体系高度发展与终结时期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运河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和开发，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新河。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济州河，自济州(今济宁市)至东平之安山，长150里，引泗水、汶水为水源。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会通河，南至安山与济州河相接，北到临清入御河。《元史纪事本末》载：“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从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开河以通运道，起须城县安山渠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引汶水以达御河，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间建闸三十有一，以时蓄泻。”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引白浮山泉为水源，自通州至都城，仅50里，但开河总长却160里，其间置闸坝20处。通惠河的开凿使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全线贯通。至正二年（1342年）春，开京师金口河，自通州南高丽庄起，东流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全长120里，河深5丈，广5仗。以上所开新河河道皆在汴河以北，汴河以南主要利用了隋唐以来的江南运河、淮南运河等旧河道。

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为中心，从大都出发，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全长1，500余公里。元代大运河不再绕道洛阳，而是从大都起，直穿山东、江苏全境，径抵江南，由原来的“弧”形变为“弦”形，路程缩短，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由此奠定了此后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这是运河水道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

明清两朝相继建都北京，继续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的水运通道。为确保这一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明清两朝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

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问题展开。其中“治黄保运”为运河治理的主要目标。因徐州至淮安清口一段运河需借助黄河河道作为运道，黄河经常决溢、迁徙。一方面要防止以河害运，即黄河北决，冲断北段运河，淤塞运道；另一方面又须“以河利运”， 即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不至于水源枯竭。

会通河是大运河北段治理的主要河段。元朝中后期，由于黄河经常泛滥，加上水源缺乏等原因，会通河段非淤既决，以至元末不得不以海运为主。为解决水源不足和河道淤塞问题，明代首先重浚了会通河。时人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记其事说：

“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礼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6]

宋礼等人采用汶上老人“南旺导汶”的建议，引汶水入南旺，利用南旺南北水脊的有利地势，将汶水分成两股，7/10北流入临清，3/10南流入泗水，成功地解决了会通河的水源问题。经过这次治理，京杭大运河运又重新恢复了交通动脉的功能。之后，为使运道避开黄河和泗水的侵扰，使黄、运分离，从明隆庆至清康熙中期，前后约120余年，对徐州至清口段的运河，曾多次开凿新河，先后开凿了南阳新河、泇河、通济新河、皂河、张庄新河、开河等人工运河600多里，使运河和黄河基本分离，[7] 从而避免了因黄河决口泛滥而淤塞运道的后果。此后雍正和乾隆两朝，对大运河又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疏浚治理，先后兴建了一些水利设施，提高了运河的航运价值，保证了运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畅通。

淮扬运河是大运河南段治理的重要河段。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瑄接受山阴故老的意见，疏浚宋代所开沙河故道，由管家湖引水入河，并更名为清江浦。“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淮扬运河穿行于湖泊之间，水情变化复杂，船行其中时有风涛之险。对这一河段的整治，主要采用开挖月河的方法，使河湖分离，以避诸湖风浪之险。明宣德七年(1432年)，陈瑄筑高邮、宝应、汜光、白马诸湖长堤，在堤上修纤道并在高邮湖堤堤内凿渠40里。同时在运河东岸置平水闸数十座以保持运河水位，俟其水涨 ，听其自泄，使“上河之水蓄泄有常，下河之水涨落以渐，水年不至于淹漫 ，旱年不至于干涸。”“自是“塘岸益坚 ，河底益深 ，便遇干旱，(漕船 )并不壅塞 。”[8]清代，在靳辅、陈演主持下，于漕船必经的清水潭，修成数十里堰月形堤坝，使水流湍急的险要河段，变成漕船“永无漂溺之患”的“永安河”。

清口运河枢纽工程是淮扬运河治理的重点工程。洪泽湖出口处的清口为黄、准、运三河交会处。为防止黄河淤塞清口运道或倒灌洪泽湖，保持清口运道畅通，清代实施了三大工程：一为逼黄引淮工程。先是明代潘季驯用“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方法，筑洪泽湖高家堰大坝。康熙年间靳辅主持河政，采用“蓄清敌黄”、“引清刷黄”的方法，修湖口大墩，逼清水二分济运，八分敌黄；二为南运口改建工程；三为灌塘济运工程。清口运河枢纽工程是中国运河史上最高水平的“巨工”，其耗资之巨，用工之多，费时之久，亦为运河史上少见。

为调节水位、保障运道畅通，明清两朝在运河上广筑堤坝、堰闸。著名者如淮安运河段的仁、义、礼、智、信五坝，淮安运河长堤，淮扬运河西岸的高邮、宝应、汜光、白马诸湖长堤，瓜洲通江口15座过船闸坝等，这些工程都有效地保障了运河功能的发挥。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而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轮代替。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9]至此，运河及其漕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古代运河体系的终结不等于运河的消亡。新中国成立以来，运河获得新生，部分运河河段依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古代运河和运河网络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发育到全面发展，从高度繁荣到历史终结，从散射状发展到网纲式单线发展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阶段既相互衔接又自成系统，既有对前代运河遗产的继承，又在多方面有所创新。一些重要运河河段曾为各代沿用但又不断发展。古代运河和运河网络就是两千五百年以来在经由无数次规划、开挖、疏浚、整治、改建、扩建等过程汇聚而成，并在数以百计的分段运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伟工程。它的发展创造了古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个奇迹，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

说起隋炀帝，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不怎么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他与周幽王一样是个有名的昏君。但是也有人说，隋炀帝还是有点功劳的，他谥号里面的“炀”字确实是评价有误。总的来说，隋炀帝这个人，不仅废除了连坐、大力推行科举制，而且还建造了一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这对于提升古代中国的物流能力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条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海河、黄河五大彼此独立的水系给连通成为了统一的河运网络。

而这条大运河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提高了物流效率，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南北的统一。那么问题来了，这不过是一条人工修建的运河而已，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下面，我们就来学隋炀帝一样下一回扬州，探究一下这条古运河究竟都有着怎样的魅力吧！

隋炀帝杨广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两条非常著名的大运河，它们分别是隋唐大运河和元代时期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不过在扬州，它们有长达125公里的重合。当你在扬州买下一张船票，便可以向数百年前的隋炀帝一样，开启下江南之旅了。当你沿河南下，临近长江的时候，你便会看到河中间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沙洲，一眼看上去的话还有点破败荒凉的感觉。尽管在沙洲上面有一座白墙黄瓦的牌楼，但整体看上去也十分普通。不过，就在这极其普通的牌楼后面，却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作四个赤色大字——“瓜州古渡”。

对于这四个字，你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并且还会使你回忆起某个诗人。没错，这就是王安石笔下的“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的瓜洲，同时也是陆游笔下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瓜洲。看到这里我们不禁会问，如此一个不起眼的瓜州渡，为何会引来这些著名诗人的关注呢？

隋朝大运河

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将目光再转回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当时的扬州就好比是当年的大上海，而这瓜州便相当于是上海港。那些南来北往的货物，都经由大运河运输，而这瓜州就是那时中国最繁忙的物流中转站之一。古人在评价瓜州时，常说这里“每岁漕船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迁涉之人，往还络绎”。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漕船都在这里经过，全国各地的商人都会到这里来了，络绎不绝，十分热闹。

其实总的来看的话，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物流工程”。我们知道，在蒸汽机出现之前，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运输系统便是漕运，也就是水运。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陆路运输主要依靠的是马车，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时代，运输成本非常之高。比如运输的距离为1000公里，粮食的耗损就要超过60%，为何呢？关于这一点，在《孙子兵法》中就有着明确的记载，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我们知道，古代打仗，运粮是件大事，如果战线比较长，出发时带十车粮食，运到前线时就只能给两车，为何呢？因为有四车被运量的人给吃掉了，还得留下四车给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吃。当然了，如果路途比较近的话，所消耗的自然要少一些，不过想要足量运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相比之下的水运就不一样了。为何呢？

隋炀帝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唐朝政府在运送粮食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一支30艘大船的船队，只需要一千多人押送就可以运送360万斤大米。但如果换成陆运，我们按一辆马车运送500斤粮食来计算的话，那就得需要7200辆马车才能运送。此外，就算是一辆马车只由两个车夫轮番换班押送，那么光人力就需要14000多人才能完成。当然，这还不计运送所花费的时间成本以及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在修完大运河之后，杨广才有了三次出兵辽东，攻打高句丽的强大底气。据记载，当时隋炀帝共动用的人力高达上百万，而这些兵源和军备物资大都来自于江南地区。而之所以能有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主要依靠的就是大运河运输高效率的特点。

而所成就瓜州度地位的，就是隋炀帝杨广。不过总的来说，在很多人眼中，关于杨广从来都只有一些负面评价，什么荒淫无道、横征暴敛、毫不体恤民间疾苦等等。而杨广之所以被称为“隋炀帝”，这实际上是唐朝皇帝给他的称号，这个“炀”字，是残暴的意思。当然了，我们不否认这里面有着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无论怎样，这种盖棺定论的评价对于杨广本人来说确实伤害还是很大的。

古代时，很多人都说杨广之所以要修建大运河，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去江南寻花问柳。但严格来说，这一说法确实没多大的说服力。要知道，隋唐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往东南到杭州，往东北则到北京，北京那时候还是边塞，杨广如果只是单纯的去扬州享乐的话，那么为何还要将运河修到边塞去呢？所以这样说来，杨广修建大运河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前往江南寻花问柳，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那么，究竟是什么目的呢？

大运河

杨广之所以要修建大运河，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真正的“大一统”。

当然了，也许你会说，杨广从父亲杨坚那里继承过来的不就是一个已经实现大一统的国家吗？其实，这种统一只是表象而已。要知道，在隋朝统一之前，中国已经分裂了三百多年。从东汉结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此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统一的感觉是怎样的了。所以等到隋朝统一之后，也只是简单的版图统一，而精神尚未得到统一。所以等到杨广继位之后，他所要考虑的并非是版图统一的问题，而是精神统一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杨广在继位之后，将首都从长安迁到了洛阳。然后以洛阳为中心修建大运河，将杭州之地和北京之地给连接起来。除了形成物流运输系统，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家的分裂问题，从而完成精神上的统一。

可问题是，仅依靠一条大运河就能实现上述这些功能吗？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来看一下这项工程的特点。

隋炀帝杨广——剧照

大运河的特点之一，便是它巨大的投入。当然，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好在杨广的老爸懂得勤俭持家，在位时期攒下了不少资本，等到他去世的时候，大隋的国库已经堆满了钱和粮食。而这些钱和粮食足以支撑杨广启动规模如此浩大的工程。

其二便是杨广的强烈动员能力。从杨广策划大运河的修建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国家各级官员和士绅百姓等，数百万人都被动员了起来，共同来修建这条大运河。

从这两条我们不难看出，隋王朝当时的国家实力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这也很好地展现了杨广个人的领袖魅力。等到大运河竣工之后，杨广便开始了他的“扬州之旅”。当然了，在一些人看来，杨广劳民伤财修建大运河，等到修建完成之后大摆排场的下扬州享乐，只有昏君才会做出这些事情来。

但其实，杨广下江南本身就是一场国家级的公关秀，而浩浩荡荡的船队就是很好的威慑力，那些江南的世家大族则是被公关的对象。在下扬州期间，杨广恩威并施，到了江南以后还设宴款待这些世家大族的领袖代表，互相联络感情，从而很好地做到征服人心，让他们全心全意给隋王朝效力。虽然在隋朝之前，中国也有水路运输，但是那些水路都是分裂出来的独立网络，各种资源和人口只能在一个个独立的小网络里进行交换，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大网络。

大运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杨广首次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从南到北串联成一个整体，并由此启动了两地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从而来促进帝国的统一。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杨广连隋朝的统一都没法继续，大运河所带来的这些作用又有何意义呢？

当然了，我们不否认杨广最后还是被自己的穷兵黩武给弄死了，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建造起来的大运河所带来的整合力量无疑是很强大的。即便是在隋朝时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往后的各朝代中，大运河的作用都极为突出。隋炀帝动用上百万人力资源，努力疏浚贯通的大运河，不仅打通了中国五大自热水系并将其很好地连接起来，同时它还让扬州成为了古代中国的物流枢纽。此外，大运河作为一个高效的运输系统，同时也是帝国版图整合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关于这些，隋炀帝杨广功不可没！

四大水利工程是：它山堰、郑国渠、灵渠、都江堰。

一、它山堰

它（tuō）山堰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水利工程。属于甬江支流鄞江上修建的御咸蓄淡引水灌溉枢纽工程。

位于浙江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它山旁，樟溪出口处。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西南，唐代太和七年（公元833年）由县令王元玮创建。

它与国内的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二、郑国渠

郑国渠，是古代劳动人民修建的一项伟大工程，属于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灌溉面积号称4万顷）。

郑国渠在战国末年由秦国穿凿。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约十年后完工。

三、灵渠

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湘桂运河，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

灵渠流向由东向西，将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江源头，流向由南向北）和兴安县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流向由北向南）相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

四、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

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

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

四大水利工程的历史意义：

一、郑国渠

郑国渠修成后，大大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 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农业，迅速发达起来，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 （《史记·河渠书》）。

二、它山堰

如今堰身大部分埋在沙土下，已无引灌作用。它山庙经重新修筑后，增设了“它山堰水利陈列馆”且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和十月十（传说王元伟筑堰那年正好33岁，十月十日为他的生辰）恢复古庙会。

2015年10月13日凌晨，当地时间12日晚，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公布了2015年入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

三、灵渠

灵渠的凿通，沟通了湘江、漓江，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为秦王朝统一岭南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大批粮草经水路运往岭南，有了充足的物资供应。

公元前214年，即灵渠凿成通航的当年，秦兵就攻克岭南，随即设立桂林、象郡、南海3郡，将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

四、都江堰

都江堰的创建，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

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郑国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它山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灵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都江堰

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纵贯在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至今大运河历史延续已2500余年。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大运河遗产分布在中国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

隋唐大运河部分

通济渠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凿了鸿沟，又名蒗宕渠（即浪荡渠），亦曰汴渠。汉魏时期又开凿了阳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隋朝通济渠是将汴渠、阳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济渠的主要渠身。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此段河道是旧有的阳渠道。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

邗沟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了连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邗沟（山阳渎），正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邗沟疏浚而成的。

永济渠

大业四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

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的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吴国开通了从今江苏到长江的运河，从苏州的北门起，向西北穿过漕湖，经太伯渎与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于扬州； 秦朝开凿丹徒曲阿，开凿了从今镇江至丹阳的运河。 也就是《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所说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丹徒水道正是江南运河所经路线。江南运河在秦始皇时已经初具规模。西汉武帝时，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南接杭嘉运河，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的运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开凿了运河和堰埭。东晋初年，因镇江附近运河水浅，还修筑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 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孙吴开凿了破岗渎。至萧梁，破岗渎废，另“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今南京）秦淮。”陈时，又修破岗渎。隋代的江南运河，只是在六朝以来所开凿的江南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而成的。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隋炀帝所开的江南运河是将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的。

京杭大运河部分

京杭大运河全程可分为七段：

（1）通惠河：北京市通州区内，连接温榆河、昆明湖、白河，并加以疏通而成；

（2）北运河：通州区至天津市，利用潮白河的下游挖成；

（3）南运河：天津至临清，利用卫河的下游挖成；

（4）鲁运河：临清至台儿庄，利用汶水、泗水的水源，沿途经东平湖、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等天然湖泊；

（5）中运河：台儿庄至清江；

（6）里运河：清江至邗沟，入长江；

（7）江南运河：扬州、镇江至杭州。

中国大运河中的京杭运河部分，主要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鲁运河）、中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七部分河段，途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

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有着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安）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通州区，南到杭州。流经通惠河（北京-河北廊坊）、北运河（河北廊坊-天津）、南运河（天津-山东临清）、会通河（山东临清-山东枣庄）、中河（山东枣庄-江苏淮安）、淮扬运河（江苏淮安-江苏扬州）、真扬运河（今江苏仪征-江苏扬州）、江南运河（江苏镇江-浙江杭州）。全长1794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苏北运河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内河航道之一。[46]

通州古诗云：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塔矗立在大运河的北端，是京门通州的标志性建筑。天津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师，又在这里被海河一齐送入渤海。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水道的开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镇江、扬州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聊城湖、河水面积占城区的三分之一，被称为“中国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见，这其中就有京杭大运河的功劳。 苏州“苏湖熟，天下足”。运河的开通，使苏州水多粮丰。京杭大运河苏杭段有客运航线往返。江苏淮安是大运河与淮河、黄河故道的交点，运河东岸古镇码头下便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

浙东运河部分

浙江省东部宁绍平原上的主干航道西段萧绍运河（旧称西兴运河）系古代人工疏浚、开凿而成；东段利用余姚江天然水道，余姚江在余姚县丈亭以下，江宽可达150～250米，水深约4～5米，至宁波市汇入甬江。因运河穿越的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的水位高低不一，历史上只能分段航运。1966年兴建15～30吨级升船机多座，1979年又按40吨级标准浚治航道，1983年全线通航。第二期运河改造工程航道标准提高为100吨级，钱塘江沟通运河工程实施后可直达杭州，与京杭运河联结。

浙东运河据考证约在春秋晚期，至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越国时称为“山阴古水道”，它从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和甬江，汇入东海。此后，经历朝历代的多次整治和疏浚，形成了集灌溉、防洪、运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上大动脉。在越国有了杭甬运河前身的基础上，晋人沟通了姚江与萧绍平原河道的联系，使它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对道作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江南运河浙境段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对它也作了整治。唐朝中叶，曾多次对杭甬运河进行疏通、深挖和修筑，并对两岸平原河渠作了整治，便利了灌溉和航运。南宋时，历时近一个世纪，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通航状况又有很大改善。清康熙年间，在杭甬运河上大规模修筑了运道和河堤，方便了运河沿线的水路交通。

运河两岸，山川秀丽，人才辈出，古迹荟萃。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杰出代表，以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大家蜚声中外。有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它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天童寺、阿育王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还有运河畔的爱情圣殿——梁祝文化公园。招宝山留下了戚继光、林则徐等众多民族英雄的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