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将在全球开发多个可再生能源新项目，哪些能源属于再生能源

巴西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也是世界前十大能源消费国。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产生的巨大能源需求，巴西的能源产量在过去十年已大幅提高，尤其是石油和乙醇的产量增长迅速。09年，巴西主要的能源消耗是石油，消费占41.7%，其次是电力，占16.6%。

随着巴西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举办，未来10年，钢铁等能源密集型行业将获得快速发展，由此将带动能源消费进一步增长。可见，巴西能源投资，将是一个不错的商机。可以把握一下！

可作为能源的植物种类很多，主要是某些农作物及有机残留物，林木、森林工业残留物，藻类、水生植物也是有待开发的能源植物。使用植物作为能源，可以作为固体燃料，或借助科学方法转换为炭、可燃气或生物原油等。林业能源方面，培植生长快、光合作用效率高、繁殖力强的树木在国外已受到重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试验研究，列出60余种能源植物。森林能源的利用方法有两种：通过干馏来提取煤气、焦油和炭；直接进行燃烧，石油植物也是近年来开辟的一个新领域。

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能源，故它的枯竭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所以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替代能源的研究，能源植物的研究便应运而生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教授，早在1984年就开发出首个人工石油植物，得到每公顷120-140桶原油的收成。美国现已种植石油植物达几百万亩之多，英国也开发了150万亩，而瑞士更制订计划利用植物石油取代全国半数石油消耗量。

欧洲和北美也大量种植多年生草本植物，作为燃料发电，如象草就是这样一种植物。英国还查明，草原网草，大网茅和高沙草等植物的生长速度快，是种植的重要能源植物。还有大戟科的大戟属，红雀珊瑚属和海漆属，也是理想的燃料植物。

树海桐，又叫石油果 ，是一种潜在的石油代用品。巴西的香波树，在树上挖个洞，油就会流出来。美国的黄鼠草，西海岸的巨型藻，澳大利亚的丛粒藻等也能提炼出石油来。

我国也不乏石油植物，如海南的汕楠树，还有桉树，都能高产石油。经科学家鉴定，有生产价值的能源植物，生长在亚太地区的，就有10多种草本植物，18种灌木，23种乔木和18种灌木。

富含类似石油成分的能源植物

续随子、绿玉树、西谷椰子、西蒙得木、巴西橡胶树等均属此类植物。例如巴西橡胶树分泌的乳汁与石油成分极其相似，不需提炼就可以直接作为柴油使用，每一株树年产量高达40L。我国海南省特产植物油楠树的树干含有一种类似煤油的淡棕色可燃性油质液体，在树干上钻个洞，就会流出这种液体，也可以直接用作燃料油。

富含高糖、高淀粉和纤维素等碳水化合物

利用这些植物所得到的最终产品是乙醇。这类植物种类多，且分布广，如木薯、马铃薯、菊芋、甜菜以及禾本科的甘蔗、高粱、玉米等农作物都是生产乙醇的良好原料。

富含油脂的能源植物

这类植物既是人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工业用途非常广泛的原料。对富含油脂的能源植物进行加工是制备生物柴油的有效途径。世界上富含油的植物达万种以上，我国有近千种，有的含油率很高，如桂北木姜子种子含油率达64.4%，樟科植物黄脉钓樟种子含油率高达67.2%。这类植物有些种类存储量很大，如种子含油达15%～25%的苍耳子广布华北、东北、西北等地，资源丰富，仅陕西省的年产量就达1.35万吨。集中分布于内蒙、陕西、甘肃和宁夏的白沙蒿、黑沙蒿，种子含油16%～23%，蕴藏量高达50万t。水花生、水浮莲、水葫芦等一些高等淡水植物也有很大的产油潜力。

用于薪炭的能源植物

这类植物主要提供薪柴和木炭。如杨柳科、桃金娘科桉属、银合欢属等。目前世界上较好的薪炭树种有加拿大杨、意大利杨、美国梧桐等。近来我国也发展了一些适合作薪炭的树种，如紫穗槐、沙枣、旱柳、泡桐等，有的地方种植薪炭林3~5年就见效，平均每公顷薪炭林可产干柴15t左右。美国种植的芒草可燃性强，收获后的干草能利用现有技术轻易制成燃料用于电厂发电。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措施，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规模和使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200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达到了24万兆瓦，比2004年增加了50%。2007年至少有60多个国家制订了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欧盟已建立了到2020年实现可持续能源占所有能源20%的目标，而中国也确立了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比重达到15%的目标。

自2006年1月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7年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总额已达到120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二。2008年11月起陆续公布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也毫无悬念地出现了发展新型清洁能源的投资计划，天然气、核能、水能已经成为优先发展的目标。

根据中国中长期能源规划，202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可以依赖常规能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能源需要，到2020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将相当于6亿吨标准煤，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将发挥更大作用。

生产技术

生物柴油生产

化学法

国际上生产生物柴油主要采用化学法，即在一定温度下，将动植物油脂与低碳醇在酸或碱催化作用下，进行酯交 换反应，生成相应的脂肪酸酯，再经洗涤干燥即得生物柴油。甲醇或乙醇在生产过程中可循环使用，生产设备与一般制油设备相 同，生产过程中副产10%左右的甘油。但化学法生产工艺复杂，醇必须过量；油脂原料中的水和游离脂肪酸会严重影响生物柴油 得率及质量；产品纯化复杂，酯化产物难于回收，成本高；后续工艺必须有相应的回收 装置，能耗高，副产物甘油回收率低。使用酸碱催化对设备和管线的腐蚀严重，而且使用酸碱催化剂产生大量的废水，废碱（酸）液排放容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等。

生物酶法

针对化学法生产生物柴油存在的问题，人们开始研究用生物酶法合成生物柴油，即利用脂肪酶进行转酯化反应，制备相应的脂肪酸甲酯乙酯。酶法合成生物柴油对设备要求较低，反应条件温和、醇用量小、无污染排放。需以大豆油为原料，采用固定化酶的工艺，酶用量为 油的30%，甲醇与大豆油摩尔比为12:1，反应温度40℃，反应10h生物柴油得率为92%。因酶成本高、保存时间短，使得生物酶法制备生物柴油的工业化仍不能普及。此外，还有些问题是制约生物酶法工业化生产 生物柴油的瓶颈，如脂肪酶能够有效地对长 链脂肪醇进行酯化或转酯化，而对短链脂肪醇转化率较低（如甲醇或乙醇一般仅为40%—60%）；短链脂肪醇对酶有一定的毒性，酶易失活；副产物甘油难以回收，不但对产物形成抑制，而且甘油也对酶也有毒性。

超临界法

即当温度超过其临界温度时，气态和液态将无法区分，于是物质处于一种施加任何压力都不会凝聚的流动状 态。超临界流体密度接近于液体，粘度接近于气体，而导热率和扩散系数则介于气体和 液体之间，所以能够并导致提取与反应同时 进行。超临界法能够获得快速的化学反应和很高的转化率。Kusdiana和Saka发现用 超临界甲醇的方法可以使油菜籽油在4min 内转化成生物柴油，转化率大于95%。但反 应需要高温高压，对设备的要求非常严格，在大规模生产前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

生物乙醇生产

生物乙醇的生产是以自然界广泛存在的纤维素、淀粉等大分子物质为原料，利用 物理化学途径和生物途径将其转化为乙醇的一种工艺，生产过程包括原料收集和处理、糖酵解和乙醇发酵、乙醇回收等三个主要部分。发酵法生产燃料酒精的原料来源很多，主要分为糖质原料、淀粉质原料和纤维素类物质原料，其中以糖质原料发酵酒精的 技术最为成熟，成本最低。木质纤维原料要先经过预处理再酶解发酵，其中氨法爆破（ammonia fiber explosion）技术， 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预处理方法。随着耐高温、耐高糖、耐高酒精的酵母的选育和底物流加工艺，发酵分离耦合技术的完善，工业 发酵酒精的成本还将越来越低。

2017年，巴西的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43.2%，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而随着大型深海油田的探明，巴西也由曾经的贫油国跃升至南美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实现能源自给的同时也使其以生态为特征的能源版图更加完整，进而利用深海石油、生物燃料等生态资源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巴西能源的“生态”之光尽显无遗。

巴西能源战略的形成与发展

巴西虽然坐拥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真正意识到这些资源的宝贵之处还要“归功于”上个世纪的石油危机。在此之前，无论是发展单一种植业的“咖啡王国”时期，还是高举“巴西化”的工业扩张时期，巴西的能源战略都较为单一。尤其是20世纪中期，军政领导下的巴西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开启了巴西大规模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不断刷新着巴西的石油消费量，对外依存度最高时达90%。随之而来的两次石油危机，彻底终结了这一时期斐然国际的“巴西奇迹”，并进一步诱发了巴西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内忧外困下的巴西政府也深刻认识到单一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于是将丰富本国能源供应体系、降低进口石油的战略目光逐步转移到本国富饶的生态资源上。

首先，巴西利用自身盛产甘蔗等生物原料的独特优势，开启了“生物燃料革命”。1975年，巴西推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替代方案“国家乙醇燃料计划”，通过补贴、减税、低息贷款等财政手段激励制糖厂提高蒸馏乙醇的产能，并强制乙醇与汽油混合使用，添加比例由最初的7.5%最高提高至27%；同时大力推行“灵活燃料”汽车，巴西的乙醇汽车数量一度占到全国汽车总量的90%以上。继生物乙醇后，巴西又提出了“国家生物柴油计划”，利用大豆、蓖麻、向日葵等生物原料生产柴油，并逐步探索出另一条能源替代道路。“生物乙醇计划”和“生物柴油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得巴西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燃料生产国和消费国，2017年巴西生物燃料产量占全球的22%。

其次，在推进“国家生物乙醇计划”的同时期，巴西进一步加快了水电开发的步伐，陆续修建了伊泰普、图库鲁伊等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大型水电站。至今，伊泰普水电站仍以1400万千瓦装机容量、约900亿千瓦时年发电量保持着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的殊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巴西已成为全球水电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17年，巴西水电装机达电力总装机容量的64%，提供全国约七成以上的电量需求。

第三，在石油危机后巴西将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投向了海洋，并从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一方面推进石油私有化改革，开放石油市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加强深海勘探技术的科研投入，实施“深水油田开采技术创新和开发计划”，走核心技术自主研发道路。随着国外资本的注入及相关技术的成熟，巴西在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取得巨大成功，2006年巴西的石油日均产量已达191万桶，完全实现自给。时任巴西总统卢拉曾说“巴西实现石油自给就如巴西再次获得独立一样，将书写新的历史”。事实也正像卢拉所说，随后发现的巴西大西洋海域盐下层超深水油田，被认为是新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发现，保守储量估计约为500亿桶。巴西也由此从一个中等产油国跻身全球产油国十强，IEA甚至预测到2035年，巴西的石油产量将占到全球新增供应量的1/3。

巴西的能源版图在生物燃料、水力发电、深海石油“三驾马车”的引领下不断丰富和完善。2010年后，巴西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其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发展迅速，装机容量分列世界第八和第十位，并与传统的水电、生物质发电形成良性互补，在全球的清洁能源发电领域可为风光无限。

巴西能源战略的成就与隐患

巴西突出生态特征的能源战略，不仅成功扭转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由“贫油国”变为“富油国”，基本实现能源独立；而且优化了本国能源结构，促进了能源清洁化、多元化发展；更在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技术创新、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作用凸显，巴西的大国之梦也被重新唤醒。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通过能源战略的及时调整与实施强有力地支撑了巴西经济从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失去的10年”阴影中逐渐走出，并且作为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相关能源产业也带动“新巴西计划”“雷亚尔计划”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现，推动巴西现代化工业和社会建设快速发展。尤其是生物燃料行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巴西广大农村解决就业、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意义重大。据统计，每加工100万吨甘蔗生产乙醇，相当于提供5683个工作岗位，虽然大多数工作附加值并不高，但在农村甘蔗工人一度是福利最好的工作。

在科技创新方面，巴西能源的“三驾马车”的核心技术在各自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巴西的生物乙醇技术一直保持国际领先，并与美国、欧盟一同设立国际标准，共同扩大全球生物燃料市场，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同时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同时，巴西也在积极开发以各种稻草、蔗渣等农业废弃物为原料的纤维素乙醇技术，以期在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上依旧保持全球引领地位。而作为水电大国，巴西无论是大型水电站还是小水电都有雄厚的技术储备，并在我国水电发展过程中给予很多帮助，曾派专家参与我国三峡水电站的建设。另外，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巴西深海石油勘探和生产技术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曾两次获海洋钻探技术委员会(OTC)颁发的“深海石油开采技术”证书。深水工程技术能力形成后，不仅在巴西海域相继发现大型油气田，而且成功进入墨西哥湾、非洲、澳洲等全球市场，为其深水工程技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能源外交方面，突出生态特征的能源战略成功唤醒了巴西人骨子里的大国意识与大国抱负。一方面立足拉美，以能源作为各国利益的结合点和粘合剂，积极倡导拉美能源一体化，主导建立南方共同市场，增强其在拉美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积极与世界接轨，与美国打造“乙醇欧佩克”，加强与欧盟的新能源和石油贸易，积极开拓亚太能源市场，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并称“金砖五国”，形成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博弈的焦点，“生态”之光照耀下的巴西在全球碳减排格局中地位凸显，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有重要一席。

发展“生态”能源虽然给巴西带来诸多实惠，但从其发展过程看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看重“开源”轻视“节流”的开发方式，使得“生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存在诸多隐患。

首先，“生态”能源虽然在“消费环节”更加清洁，但在“生产环节”却在严重考验着巴西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在近似“掠夺”的开发方式下，优质的生态资源也不堪重负。生物燃料的快速发展，使得甘蔗种植面积急剧扩张，导致亚马逊森林砍伐加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近30年时间巴西森林面积缩小了约53.16万平方公里，近似于英国与意大利的国土面积之和。森林面积的缩小间接导致巴西降雨减少，水电站蓄水位下降，从而引发了现实的供电不足；同时也使巴西的碳减排大国名不副实。因为不同于其他国家，巴西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能源生产，而非能源消费，尤其是森林采伐、农业、土地耕作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到巴西碳排放总量的3/4，因此生物燃料虽然“清洁”了末端，却“污染”了源头。

其次，以资源为主的“生态”能源本质上有其局限性和脆弱性。虽然巴西海域“盐下层”石油储量丰富，但受海洋环境及实际开采成本的约束，加之近几年巴西石油公司自己的债台高筑，想要依靠盐下层石油“变现”并非易事。而生物燃料行业本身具有脆弱性。一方面易受国际糖价和油价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因糖价上涨、油价暴跌导致生物乙醇行业大萧条；另一方面，生物燃料的主要原料甘蔗等易受气候影响，为了保证产量，采伐森林、占用粮食耕地成为常态，由此引发的粮食问题、劳工问题广受诟病。在水力发电方面，巴西部分地区的持续高温和旱灾将水力发电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一方面是不断飙升的用电需求，另一方面是水电站缺水，加之巴西“老迈”的电力系统整体安全裕度较低，使得“巴西大停电”成为国际能源电力领域的高频词汇。

虽然巴西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资源型”能源战略的“软肋”，并从资源开发模式、加强生态修复等方面作出调整，但其政策上连贯性不足。尤其是极右翼候选人博索纳罗当选新一任巴西总统后，其对于石油电力领域私有化的担忧、允许开垦亚马逊雨林、甚至退出“巴黎协定”等一系列“狂人讲话”，使得未来巴西以生态为特征的能源发展蒙上阴影。

中巴能源合作前景

我国与巴西同为“金砖国家”，且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能源合作具有天然的互补性与战略性，尤其是在海洋油气、电力、新能源产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

在海洋石油领域，中巴原油贸易量逐年攀升，2015年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石油的最大买家，而以“贷款换石油”不仅让我国获得稳定的原油进口，又为巴西注入充裕资金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双赢。随着我国“蛟龙号”等深海勘探领域的突破，两国在未来海洋能源的探索和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广阔。

在电力领域，中巴两个水电大国有诸多“不解之缘”。三峡集团通过“参股合作、资产并购”等方式深度参与巴西水电开发，目前三峡巴西公司已成为巴西第二大私营发电企业；而负荷中心远离能源基地的特性为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提供了施展空间。2017年12月投运的国家电网巴西美丽山项目一期工程完成了我国特高压技术的海外首秀，也标志着中巴电力合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新能源领域，巴西作为推动全球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的先锋，在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上破解了一系列关键性技术和产业化难题，可为我国通过发展生物质能源丰富能源多样性、推动农村能源革命提供有益参考；而巴西作为风电、光伏发电的新兴市场，其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相关产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

总体看，虽然未来中巴能源合作可能面临资源民主主义、文化制度差异、法律法规制约、党派博弈及美国干扰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但同为崛起中的全球性发展中大国，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能源之路必将符合本国发展的长远利益，也是向全世界展示“大国担当”的重要窗口；而两国在能源资源、能源技术等方面天然的互补性与互利性，决定着两国能源合作前景大有可为，这将不仅有利于各自国内经济发展，而且对中拉能源合作乃至“南南能源合作”都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可谓惠本国而利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