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信达减持山西煤炭资产

“煤老板”信达等来减持山西煤炭资产的最佳时刻了吗？

近日阳泉煤业和阳煤化工发布公告，表示7月4日收到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通知。具体而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达资产”)将持有的阳煤集团5.75%的股权，转让给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国投”)。

这是根据《关于协议收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阳煤集团部分股权的通知》(晋国资产权函[2017]830号)做出的响应。此番调整，山西国资将加强对阳煤集团的绝对控股，股权从54.03%提升到59.78%。信达资产占股则从40.42%调整至34.67%。

从2005年与山西六大煤炭企业正式签订债转股协议起，信达资产就成为山西省除国资委之外的最大煤老板，出资总额占到六大煤炭集团的四成左右。

不过由于未真正参与到煤企的投资决策和内部管理当中，信达资产作为第二大股东所能起到的功能十分有限，通过债转股改善煤炭企业内部治理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无法有效参与煤企的决策，又因集团亏损未能实现股东分红，加之金融机构参与债转股终究要实现股权退出的目标，如何寻找到合适的时机退出山西的煤炭资产，就成为信达资产需要解决的一大遗留问题。

公开报道中屡次传出过信达资产将退出阳煤集团的消息。直到本次阳煤集团旗下两大A股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才看到了信达资产的实质性动态。尽管减持份额并不大，后续如何进展依旧值得关注。

在如何处置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问题上，信达曾经设立过一大原则，在煤炭行情不错的时候，将煤炭资产换成具有流动性、分红能力的优质资产。

与此同时，信达证券在去年12月发布的煤炭行业报告中的观点，也侧面印证了这一减持行动的时机，“2018年煤炭板块投资机会将是历史性的，确定性的，整体性的，不分品种的。”

不过前述公告中，暂未公布山西国投以什么资产作为对价。理论上，现金对价的概率较低，原因是与地方企业本身想以“债转股”降低高杠杆的需求冲突。况且，目前阳煤集团的负债率并无实质性扭转。

“医院”一度是信达较为中意的资产。根据公开报道，目前信达资产已经与山西另一大煤企同煤集团的医院启动了股份制改造，阳煤的医疗机构也在与社会资本的对接当中。

进入山西的十三年，信达资产进退两难，虽不曾拥有“煤老板”的管理实权，却几乎见证了本世纪至今山西煤炭产业所经历的几次起起落落。这与煤炭行业本身的强周期性有关，也与政府主导下的行业整合浪潮、火电审批权下放、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一系列动作密不可分。

如今，回到“保供应”周期，如何重新认知和评估煤炭价值，正在引发许多新的思考。信达资产作为金融机构，或许可以考虑在本轮煤炭上升周期进一步减持，以换取煤炭以外的优质资产。但是对于山西省煤炭行业而言，上述思考是绕不开的。

信达见证的煤炭周期

信达资产组建于1999年4月20日，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下国内银行不良贷款高企而生，也是中国第一家试点相关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早期中央“拨改贷”政策的调整，导致了众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飙升。通过执行“债转股”，可以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变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

煤炭、钢铁、冶金一类周期性强的国民经济基础工业，是资产管理公司偏好的领域。而且当时的债转股属于“政策性”债转股范畴，政府主导色彩浓厚，如何让承载就业和经济产值的重工业企业“大而不倒”，是地方政府最为迫切的诉求。

与煤炭业兴衰紧密相关的山西省政府，对于推动国有煤炭企业的债转股也颇为积极。

阳煤集团在2000年12月获得当时经贸委的批准，执行金额为34.07亿元的债转股。不过等到敲定煤企与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公司的组建以及相应股权的确定，花了五年的时间。直到2005年12月，包括阳煤集团在内的六家煤炭企业的债转股签字仪式才正式举行。

除阳煤集团外，另外五家煤矿集团为大同煤矿、西山煤电、晋城无烟煤矿业、汾西矿业和霍州煤电。当时官方发布的数据是，六家合计的煤炭产量占到山西省的32%，全国的7.9%。

与信达一道参与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金融机构，还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在上述金融机构当中，信达出资168.86亿元，占到几大金融机构出资总额的85.6%。山西国资委则出资249.88亿元，信达相当于这次债转股出资总金额的44.11%。从信达入股几大煤炭集团的份额来看，多数在40%上下的水平。由此，信达也一跃成为山西省第二大“煤老板”。

其中，阳煤集团由山西省国资委、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信达占比40.42%，山西国资委占比54.03%。这次债转股被山西省政府寄予“煤炭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不过时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朱德仁200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却表达了担忧，“由于煤炭行业和金融行业存在较大的区别，在煤企经营管理方面，银行能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提议，还有待观察。”

后来所发生的情况，也验证了朱德仁的判断。尽管身份为“煤老板”，信达资产对于山西的煤炭资产却并没有实际管理权限，只能单纯做个财务投资者。即便如此，由于资产经营未见起色，信达资产也没能从阳煤集团获得实际分红。

这也是在上一轮债转股中，经常受到质疑的“明股实债”问题，即股东无法起到参与公司治理的功能。考虑到背后的央地资产之争，债转股的退出机制也是金融界讨论的一大议题。

周小川曾在1999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债转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即重组成功可能使回收明显高于预期值，而重组不成功可能会再度陷于破产清盘以至回收更少。债转股对债权人来说是重劳动，必须花更大的心血才有可能使重组见到成效。

几乎在十年后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更广的范围和更大的强度降临。2008年还掀起了煤炭业重组浪潮，这与当时矿难不断发生的社会规制困境有关。这一整合政策旨在提高“产业集中度”，改变“多、小、散、乱”格局，以求尽可能降低煤矿事故发生的概率。

山西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发起煤矿业兼并重组的省份。一时间，山西省煤矿业的企业主体从2200多家压缩到了130多家，最初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鼎立的格局也变化为如今的七大煤炭巨头。

伴随小煤矿兼并或关停退出的，还有其背后的民营资本，这为后来山西国有煤企尝试煤矿改造与产能扩张带来了资金压力。

2008-2012年期间正逢煤炭的上升周期，回头看已经进入煤炭“黄金十年”的尾声。在政府主导下吸收了大量中小型煤矿后，山西几大国有煤炭集团负重顺着上升通道爬坡前行，进一步增加了信贷规模和资本支出。

风险也在一步步靠近。2014年，火电审批权下放，后来又导致了煤炭供应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2014年底，中国代表团签署了《巴黎协定》并对减排做出了承诺，“清洁能源计划”随之而来。

由于前期背负着诸多小煤矿的改造任务，山西国有煤企面临着巨大的资本扩张压力，加之银行信贷收紧，2015年山西七大煤炭企业的负债总额超过1.2万亿元，与山西省当年的GDP产值相当，一度引发了诸多媒体对于山西国企高杠杆的关注。

2015-2016年，山西煤炭行业迎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并进入供给侧改革周期。至此，第一轮债转股尝试降低山西煤炭企业负债率的功效，已经荡然无存。山西煤企公司治理未获任何实质性改善，反而步入另一个高杠杆阶段。

此时的信达，进入山西十年有余，债转股退出却始终被“套牢”，想退出，作为股权投资者则需要等待时机。无论是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还是基于股权关系的纽带，信达继续为困难时期的山西煤炭业提供补给。

期间，关于七大煤企是否会整合的消息也层出不穷。然而山西的煤企们，和神华与国电所实现的互补性重组并不相同。神华本身因为横跨资源、电厂、港口、铁路等产业，拥有强大的风险对冲，也被称为能源领域的“航空母舰”，是投资领域长期被看好的优质资产。

但同质程度高的山西煤企若实行重组，又能否真正实现有效资产的整合？还是只能做大而无法做强？从而成为更大体量等待地方政府出手的“大而不倒”？都需要打上重重的问号。这不仅与宏观经济对于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现实需求相关，也是山西煤炭行业能否在“清洁能源计划”的大背景，能否拯救自己的问题。

“债转股的实质作用，是变更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周小川在1999年的那次演讲中提到，“债转股作为一种药方，能治病，但不是包治百病；因此不能不用，但不能滥用。”

无论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下首次启动债转股，还是2008年的欧美经济衰退和煤炭重组浪潮，对于作为宏观经济基础部门的煤炭业而言，都是重要的分水岭。现在又到了“逢八”的一年，新的债转股、重组大幕已经拉开，接下来煤炭业又会遇到什么？

打开山西国资委的网站，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改革决心。决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大型煤炭集团真正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对行业的价值定位以及业务决策做出科学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