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广东有煤矿么

通货膨胀是贯穿于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也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关键要素。在国民政府人为制造却无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物价漫无限制的飞涨，使广大人民在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慌的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与希望。一个连其人民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政府，怎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且，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民政府的即将终结。以往学者们谈到过通货膨胀与国民政府覆亡的关系[1]，但多数是就宏观与理论而言，对二者的具体过程则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通货膨胀下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这一切入点，细致地展现国民政府覆亡前的社会景象。

一、物价飞涨与生活困难

连续十多年的抗战与内战，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1945年9月为346，1946年12月为9713。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8倍。当时有人预言，“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2]。确实如其所言，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3](208-209)。1948年8月的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顾颉刚在日记中对金圆券贬值的过程进行了记述。仅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来说，在最初的时候，“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1949年1月18日，“一切物价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3月3日，“近日银圆二千七百元”。3月31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银圆与金圆券的比价，4月5日为二万八九千，10日六万，15日13万，16日18万，22日46-49万，27日130万，30日400万。到了5月19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翌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4](231,237-2381)。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物价的飞涨超乎了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带给他们犹如隔世的感觉。战前一封平信的邮价是5分钱，到1948年4月增长到五千元，还严重低于物价的指数。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算起来应该是一万六千五百元”。一枚五万元的邮票，连寄一封到国外去的航信都不够（后者至少十万元以上），却“约等于战前一个普通银行的基金”[5]。一口上好的棺木，战前不过四百元，战后却增长到200万元。带给老百姓的反差，是“能在十年前买大楼房二十所”[6]。然而，通货膨胀带给百姓的影响不仅仅是难以接受的感觉，还包括了他们具体生活的日益艰难。随着物价的飞涨，人民的收入虽有增长，但始终不能与物价同步，因而导致了他们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天津警察为例，当时报纸感叹，“警察一年来薪饷虽有增加，然而赶不上野马一般的物价。他们的生活委实太苦了”[7]。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飞涨不但造成了人们手中原有货币的贬值，更造成了收支方面的入不敷出。时人声称，通货膨胀对“靠薪水和工资吃饭的人最不利”[2]。

对大多数平日节衣缩食方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普通民众来说，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实际购买能力的削弱，使他们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当时报纸在叙述了物价上涨之后，每每以感伤的口吻作出总结：“商民莫不叫苦连天，薪水阶级更苦不堪言”[8]，“一般贫民大受威胁”[9]。语言虽然抽象，但却是现实生活真实的写照。食粮与煤是生活的必需品，正因如此，也最容易受到物价飞涨的侵袭。食粮一日几涨的事情在当时相当普遍，“已不成新闻”。1947年4月15日是河北静海县城的集市，由于粮食供不应求，“价格遂随风上涨。清晨玉米开价为七万五千元一石，至午时涨至九万元。小麦每石由十六万元涨至二十二万元，指身为业之平民及薪水阶级之公务员，闻讯均感恐慌”[10]。在天津市区，“百元烧饼，逐渐缩小，已缩至不可再小之程度，前日起已改卖二百元”。“一般市民已痛感生活压迫之不堪再忍受”，一洋车夫竟愤然大呼，“干脆来个原子弹，大家玩完”。记者认为这虽为气话，却“道尽市民苦闷心情”[11]。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受战争影响，煤炭运输不畅，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严重脱节。以开滦煤矿为例，由于铁路运输的阻挠与破坏，“矿场存煤七十八万多吨”，而“青岛只能用粮食当煤烧”[12]。进入1946年后，受内战影响，各地煤荒已相当严重。开封粮价的增长，一定程度上竟导源于煤炭的缺乏。“官办的电灯公司，因无煤，停止供电；面粉公司无电停磨”，遂至土面价格飞跃增长[13]。天津郊县的唐官屯，“入冬以来，天气日寒，煤荒以愈趋严重。本镇之五家煤厂，存底为数过少，煤价乃一日数增，十日前尚卖百元一斤之煤球，今则售百五十元，烟煤末售百五十元，过筛煤块二百元，月前七十元一斤之山芋干，曾一度作燃料代用品，今山芋干亦超出百元以上”。记者感叹，“无衣无食的穷人们，又将怎样过这严寒的冬天呢？”[14]不但一般市民买不起过冬的煤炭，连高校的知名教授也对此犯难。1947年9月记者走访北大的教授宿舍时，特别提到了煤的问题。“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15]。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16]。教法文及诗歌的闻家驷先生的太太，不无感慨地向记者抱怨：“一个小火五百斤煤球是多少钱呢，这叫什么日子！”[17]，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18](126)。显然，大家都愿意以煤为例来说明生活贫困的程度，一方面与煤炭对生活的重要性有关，一方面也与当时煤价的高昂密不可分。

国共战事的进展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但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更关心物价。因为他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往往维系在物价的涨落上。连具有文化蕴涵的知识阶层，有时也不得不因生计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物价上来。1946年12月山西战事正酣，“烽火燎原于全晋”。面对中共军队的“攻城掠地”，太原各界民众“均认此严重之局面，尚属次要问题”。他们心中的首要问题，是“太原物价有涨无落，人人感到生活的重压与前途之危殆，咸恨贪污无门，囤积无资，点金乏术”。连阎锡山都不得不从战事中分出一部分精力，专门处理物价问题[19]。其原因，由于物价竞涨，“普通公务员及平民已陷饥寒交迫之苦境”，“设若物价再继续上涨，治安亦将成问题”[20]。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

“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五千元涨到一万一千五百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河南大学教授从三日起罢教，省垣各中小学亦再四酝酿着。各级公务员们则自己饿着肚，妻儿挂起嘴，表面没有罢‘班’，实际早巳怠工。辅导处进修班因为受额外学生三百名的影响，九日起已实行停炊，弄得这八百多无家可归的青年，为了活，向各机关奔走呼号。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并且弄得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21]。

总之，物价飞涨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时代特征，“士农工商皆在涨的环境中谋生活”[22]。物价飞涨、货物短缺与收入减少的综合，已使百姓的生活极为艰难。“穷苦的小民发愁的连泪都流不出来了！坐在办公室的‘老实公务员’都呆得一声不响，即便有话，也是含着泪的”[23]。他们对生计的恐惧，超过了对战事的关心。“人民街谈巷议，咸以物价为话题”[24]。他们并不是对政治麻木不仁，而是出于现实生活的逼迫。在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如果强要他们对政治有所关心的话，那往往也是因生计艰难而对政府产生出不满与怨恨。面对生活必需品漫无限制的涨价，“万千家无宿粮的为人夫为人父的薪水阶级及穷苦群众陡然色变，心头像压着万斤重的铅块。神经脆弱的人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23]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1) 发电用煤：我国约1/3 以上的煤用来发电，目前平均发电耗煤为标准煤370g/(kW·h)左右。电厂利用煤的热值，把热能转变为电能。

2) 蒸汽机车用煤：占动力用煤2%左右，蒸汽机车锅炉平均耗煤指标为100kg/(万吨·km)左右。

3) 建材用煤：约占动力用煤的l0%以上，以水泥用煤量最大，其次为玻璃、砖、瓦等。

4) 一般工业锅炉用煤：除热电厂及大型供热锅炉外，一般企业及取暖用的工业锅炉型号繁多，数量大且分散，用煤量约占动力煤的30%。

5) 生活用煤：生活用煤的数量也较大，约占燃料用煤的20%。

6) 冶金用动力煤：冶金用动力煤主要为烧结和高炉喷吹用无烟煤，其用量不到动力用煤量的1%。 38块煤代表煤炭的尺寸是3CM-8CM

煤中的有机质在一定温度和条件下，受热分解后产生的可燃气体，被称为挥发分，它是由各种氮氢化合物、氢气、一氧化碳等化合物组成的混合气体。挥发分是主要的煤质指标，在确定煤炭的加工利用途径和工艺条件时，挥发分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煤化程度低的煤，挥发分比较多。如果燃烧条件不适当，挥发分高的煤燃烧时易产生未燃尽的碳粒，俗称“黑烟”；并产生更多的一氧化碳、多环芳烃类、醛类等污染物，热效率降低。因此，要根据煤的挥发分选择适当的燃烧条件和设备。 窑街煤炭资源丰富，是祁连山东延余脉一条5公里的煤带?被誉为“煤海之光”。这里出产的煤质特点是易烧、火旺、温高、耐烧，属长焰煤，发热量6000～8000大卡/公斤。尤以块煤在甘、青两省享有盛名，是本地的传统产品。

民国年间窑街有炭山岭、红沟、炭洞沟私开采的有长盛洞、上新洞、梁家洞等炭洞，以出产块煤为主。大大小小的块煤，层层叠叠，黑而晶亮。建国前用块煤烧出来的陶瓷敲似钟，色如缎。除此，窑街块煤还可生火取暖、烧饭、烤馍、蒸馍、煮肉、榨油饼、烧白灰、扣铁。有时炭疙瘩在火炉里烧旺后盛开奇特的炭花，其形状象牡丹、秋菊。烧过的残灰如白粉。一些没烧透的炭渣还压火。尤以獐儿沟的块煤优良。着火快、灰分小。周围群众赶着毛驴，驮着面粉、洋芋前来窑街换块煤。旧时煮街的脚户们把块煤用牲畜驮到民和去卖。还用筏子运到兰州。

解放后，窑街煤矿将出产的块煤大量堆在露天。1959年八宝洞子主要产块煤，年产约l万吨，人称大山炭。獐儿沟磊矿20余年共生产块煤346695吨，窑街矿务局建了一座选煤楼，分拣出大、中号块煤．40年共生产块煤1073万吨，1968年窑街矿务局为了向国庆献礼，在4号井产过一块约4吨重的特大块煤，装在汽车上，随游行队伍展示，行人驻足停看。在70年代，红古区煤建公司每年储备大块煤两三千吨。1982年以来窑街出产的块煤更多了，人们在手扶拖拉机上满载块煤摆到本地、海石湾和民和街头上出售。还用汽车、大拖拉机、火车大量运往青海和我省的兰州、永登等地。

过去北京开办的几十座煤栈位于宣武门外和西直门外两条顺城的街道上，"煤炭街"由此而得名。

旧北京居民烧的煤，主要由京西门头沟和房山各煤矿供应。在清代，修建铁路之前，都是用骆驼从京西各煤矿往城里运煤。一般进货最好从有骆驼的大煤铺进。

据30年代《晨报》记述：北京城最有名的煤铺只有两家，内城的洪顺煤铺和外城的德生煤铺一共有骆驼690多个。当年这两家大煤铺用骆驼从京西煤矿用骆驼将煤运进城里，小煤铺再倒手，双方都可以获得。

清末，修建了京西到城内的铁路，运煤就改用火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一些大煤商就利用火车为其运煤，在民国初年，宣武门外东、西两侧的顺城街道，开设有大德通、大成公、大盛德、东复兴、顺泰栈、宝瑞栈、大德亨、西源顺、万华兴、广聚隆、四合顺、公和盛等36家煤栈。

西直门外南、北两侧顺城街道，开设有泰源成、成兴顺、宝和栈、泰合昌、三义栈、广盛厂、德丰恒、裕泰和、同元栈等26家。这些煤栈利用火车从京西各煤矿将原煤运进城，直接就可以进入自己的煤栈。

在这些煤栈中，大德通和大德公两家是联号，都是前门外观音寺大德生煤铺的分号。大德生煤铺是第一家在火车站旁设煤栈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往东延伸经丰台修至马家堡。大德生于是在马家堡车站旁设大德公分号，利用火车运煤。不幸的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烧毁了大德生和大德公煤铺，直至战争平复后，才得以恢复，而且又增设了大德玉煤铺，位于西边五道庙。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汉铁路延伸至前门西侧。大德生的经理申云五决定将大德通煤栈筹建在宣武门外西侧顺城街道上，之后又办起了大成公煤栈，位置在宣武门外东侧顺城街道。

之后，各煤商也纷纷效仿，宣武门外城墙根、铁路边、西直门外均设立了煤栈，崇文门外、德胜门外、朝阳门外等铁路旁也开办有煤栈。其中宣武门外和西直门外开办的煤栈最多，"煤炭街"得名于此。

卢惠华

(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古代和近代，北京地区的采煤业在我国的煤炭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北京是我国最早利用煤为燃料矿产的地区之一，在战国时期已经用煤炼铜铸器了。元明清三代，北京的采煤业在全国最为兴盛。近代，京西煤业艰难曲折，但它却是我国首开先河与外国合资办煤矿的地区。中美合办通兴煤矿是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煤炭企业。今年是北京建都 850周年，特写此文以资纪念。

一、煤矿业的初始阶段

北京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已经能够利用矿物和岩石制造简单的工具了，例如，石刀、石球利石锤等。北京也是全国最早利用煤炭为燃料矿产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 “北京人”开始利用陶器，对火的利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知道了如何掌握火候。战国时期，人们在制陶和铸钱中开始利用煤炭。根据战国燕下都 ( 今河北省易县东南) 高陌村铸钱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 “焦砟”。人们认为:“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燕国都城已使用煤炭炼铜铸器了”。

民国 《房山县志·卷五·实业》载: 房山煤业，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推税于前清中叶。考木岩寺碑记，创自天监二年，重葺于天庆元年。其碑有 “取煤于穴”之文，是辽之前煤已发现矣。

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已开发利用煤是铁的事实。1975 年，在门头沟区龙泉雾务村辽代瓷窑遗址考古发掘，遗址堆积厚 0. 8 ～1. 7m，内部残存大量瓷残碎片、窑具和烧土、煤渣。此后，考古发掘也有多次发现烧瓷的煤渣。

金代北京用煤有诗为证。金代诗人赵秉文诗 《夜卧暖炕》写道: “近山富黑翳，百金不难谋。地炉规玲珑，火穴通深幽。长舒两脚睡，暖律初回邹。门前三尺雪，鼻息方鼾鼾”。意说人们到京郊的山中买煤，用煤烧地炉取暖，尽管屋外很冷，但屋内温暖如春，可以酣然入睡。

以上表明，战国至辽、金是北京煤业的初始阶段。这时期北京地区发现了煤，并有了开发利用，但是利用还不十分普遍。

二、兴旺发达的古代采煤业

( 一) 元 代

元代，大都已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据 《元一统志》载: “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 峪) 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煤窑一所”。以上指的是官办煤窑，不包括民窑在内，当时采煤情况，《顺天府志》载: “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所，土人恒采取为业，尝操锤穴道，篝火裸身而入，蛇行鼠伏，至深入数里始得之，乃负载而出。或遇崩压则随陨于穴，故其沾污憔悴，无复人形，然乡民借此衣食终不舍也。其用肚于燃薪，人赖利焉”。

元代，大都采煤业之兴旺，在全国位居前列。《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指出: “纵观元代煤业，最兴盛的应属大都附近的西山地区”。原因是: “大都城内人口日繁，所用燃料越来越多，加上封建政府比较重视，这就使大都的煤炭供应基地———西山一带的煤炭行业较快地发展起来了”。元代，为了解决大都燃煤日益突出的问题，曾着手扩大京西地区的煤炭开发和运输。元至正二年 ( 1342 年) ，左右丞相奏曰: “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有西山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望至城矣”。但是，工程修完后，由于河水 “流湍势急，泥沙壅塞，船不可行”而告吹。

元代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的事实，久居大都的马可·波罗体会很深，在其游记中说:“契丹 ( 指中国) 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火候较薪为优，盖若夜间烧火，次日不息，其质优良，致使全境不燃它物。”

煤的发现和利用，是中国劳动人民科学技术与智慧的一大成就，它比欧洲至少要早400 年。

( 二) 明 代

明代，煤炭已较普遍地在手工业中利用，特别是与燃料密切相关的冶金、陶瓷、制盐、砖瓦等手工业，它们要求更多的煤炭供应，因而促进了采煤业的继续发展。斤竣说:“今京师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明初，采煤业由官府垄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办煤窑逐渐衰落，私营煤业兴起。《明一统志》载: “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 “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均为民窑”。这些民窑数量很大。《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指出: “由于京师煤炭市场的需要，加上朝廷一直予以注意，所以北京西山地区已发展为明代最著名的煤炭产地。像浑河、大峪、门头沟、戒台寺附近、居庸关等处就很多”。

明代煤业与元代有很大的不同，私营煤业不少已发展为合办企业，这样有利于增加资金投入，扩大生产，有利于采掘、排水和运输，更有利于经营和销售。此时，窑主与雇工已完全是雇佣关系，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明代，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留下了不少与煤业有关的文物古迹。如遗留在门头沟的圈门过街楼、窑神庙和大戏楼这一组相互毗连的建筑物，就是随煤业而建起来的古建筑文物。据了解，门头沟区共有十多座形制不同、风格各异的过街楼，有的还供有神像。这些建筑物有明代的，也有清朝的，它们是当时煤业兴旺的佐证。

( 三) 清 代

清代采煤业比元、明两代更为兴旺。清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协助和鼓励民间开采京西煤矿。如康熙三十三年 ( 1694 年) 下令: “将于公寺 ( 即今香山碧云寺) 前山岭修平，于众甚属有益，著户工二部差官将所需钱粮确算具题”。又如，乾隆五年 ( 1740 年) 二月，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提呈 “广开煤矿”奏折，清高宗批示: “各省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古昔陵墓、堤岸通衢者，悉驰其禁，该督抚酌量情形开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下令，要全国各地查勘煤矿资源、广开煤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煤矿业的发展。

清代，为了加强对煤窑的控制和管理，实行采煤执照制度。其内容也相当详细，包括采矿地点、范围、开闭时间、雇工人数和姓名等。清代乾隆二十七年 ( 1762 年) 煤业最兴旺，近京西山煤窑 16 座，宛平县煤窑 117 座，房山县煤窑 140 座，合计 273 座。从产业规模上看，京西煤窑已具备较大的规模。 “大者一二百人、小者八九十人”。中等规模者投资亦在银千两左右，已经具有资本主义手工场的规模。

嘉庆年间，京西一带采煤业仍相当兴旺。

北京的古代采煤业，尽管有时也出现挫折，和全国一样也出现过矿禁，但总体发展是比较顺利的。煤矿对北京这个古都太重要了，它关系到宫廷的日常生活，也关系到首都百万军民的需要，所以北京煤炭的开采比其他地方普遍，更受重视，也比其他矿种开采的阻力小。古代矿业受限制或受禁闭，根本原因是历代封建帝王 “重农抑末”的指导思想作怪。此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 “风水说”，认为开矿会 “始则崩坏陵谷，断绝地脉。继则铲伤庐墓，永绝人文，竭本地之精华，绝士民之生路”。这种思想在一些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中甚为普遍，他们坚决反对开矿: 二是怕群众闹事。元明清几代都有矿工 “造反”的事情，所以历代统治者对开矿都持慎重态度。明代矿工闹事尤其突出。明神宗显皇帝企图用 “开矿榷税”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他派宦官到各地征矿税。宦官们横行霸道，重征叠税，搜刮民财，引发一场长期的波及全国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这场斗争此起彼伏，时起时落，大小数百次，长达 10 多年，给明代统治阶级沉重打击。如万历二十八年( 1600 年) ，宦官王虎去香河强行征鱼苇矿税，激起 “生员士民”数千人的武装反抗。两年后，又发生了京西窑工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三十一年 ( 1603 年) 三月，一支由窑工、运煤脚夫和部分窑户组成的示威队伍，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这些 “黧面短衣之人”，在京城内 “填街塞路”，高呼减免矿税和撤换宦官口号。此举引起朝廷极大震恐，只好撤了宦官，减免矿税以平民愤。

三、曲折、坎坷的近代煤矿业

( 一) 列强投资，攫取矿权

18 世纪 60 年代，英、德、美、意、比、日等国纷纷向清政府提出在北京开办矿山、修筑运煤铁路的请求。清末民初，在北京先后出现了中美合办通兴煤矿、中比合办裕懋煤矿、中德合办天利煤矿、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中日合办杨坨煤矿。其中，中美合办通兴煤矿是 1896 年兴建的，1911 年改为中英合办。民国九年 ( 1920 年) 矿区面积达 4770. 2亩，是当时京西地区最大的煤矿之一。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是民国二年 ( 1913 年) 华商与比利时商人合办，1915 年改为中英合办。经扩建后矿区面积 568hm2，是北平地区最大的煤矿，也是开采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煤矿。有竖井两眼，资本 150 万元。使用风钻打眼，黑火药爆破，井下铺设铁轨道，用矿车运输。民国十二年 ( 1923 年) 正式投产，当年产煤 41. 388 万 t。民国二十三年 ( 1934 年) ，产煤 43. 8 万 t，占北平地区当年煤总产量的 39% 。至民国二十八年 ( 1939 年) ，该公司资本已达 430 万银元，职工人数 3000 余名。从当时的年产量和矿区面积看，该矿在全国采煤业中也属前列。

上述五座中外合资煤矿企业的兴起，在近代北平地区矿业史上有过重要的影响，毕竟它们都有中外合办的合同，且有官方批准之矿照，有一定的办矿手续。特别是中美合办的通兴煤矿 ( 后改为中英合办) ，它首开中国人与外国人合办矿业之先河，并成为我国第一个中外合办并正式生产的煤矿企业，对利用、引进外资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外资的加入，部分地改变了北平地区采煤业的技术面貌，对煤炭生产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合资办矿的目的是攫取利润和掠夺资源，他们牢牢地掌握着采矿权，故名为合办，实为洋人独办。

( 二) 日本的垄断和掠夺

与英、美列强相比，日本涉足北平的矿产资源较晚。但后来者居上，且显示出极度的贪婪性。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便不择手段地、疯狂地加强掠夺北平地区的矿产，武力占领，实行垄断，甚至中外合资的企业也被日本占领。

日本垄断和掠夺北京的矿产有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矿，以煤为主。直接垄断和掠夺的几家煤企业产煤情况如下:

1. 杨坨煤矿

民国七年 ( 1918 年) ，内务府员外陈熙武之子陈绍武与日本臼井洋行合资兴办杨坨煤矿。资本 100 万元，各出一半。经营矿区面积 585 亩，开出两口斜井，深 160m，遇煤三层。年产煤 5 万余吨。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撕开了合资假面具，公然武力霸占了杨家坨煤矿。

2. 门头沟煤矿

民国九年 ( 1920 年) 建立的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是当时北平最大的煤矿。矿区面积 4658 亩。民国三十年 (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以后，原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被日军占领，实行军事管制。民国三十二年 ( 1943 年) 改为中日合办，但实际上为日本人垄断。日本人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经营不遗余力，英国人经营期间，最高年产量为 43. 80万 t而日本人经营期间达到 55 万 t。

3. 川南工业门头沟矿业所

该矿是日本川南工业株式会社兼并恒昌公司而于 1938 年 9 月成立。恒昌公司原为宏福窑，矿区面积 979 亩。历年产量分别为: 民国二十六年 ( 1937 年) ，3. 5954 万 t民国二十九年 ( 1940 年) ，1. 4016 万 t民国三十一 ( 1942 年) ，11. 6354 万 t。

4. 利丰煤矿公司

公司位于门头沟郝家坊村。民国九年 ( 1920 年) 由中国矿商何荫棠创办。民国二十六年 ( 1937 年) ，日本人川品之白炼瓦公司兼并此矿改为中日合办，资本 50 万元。1940年产量，6. 249 万 t1941 年，14. 46659 万 t1942 年，10. 8386 万 t。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在门头沟矿区共设新式矿井 12 处，最高年产量达 200 万 t，历年各矿总产量分别为:1938 年，80 万 t1939 年，29. 90 万 t1940 年，155 万 t1941 年，203 万 t1942 年，189. 9 万 t1943 年，108 万 t1944 年，144 万 t。

5. 大台煤矿

它包括大安山坑和清水涧坑。民国六年 ( 1917 年) ，日本人即派员对其进行调查。1920年获得大安山坑的开采权。1939 年，日本人成立炭所9 处。建厂房、置设备，并架设通至石景山发电厂的输电线路。利用电力开凿大台及清水涧平洞。1942 年，两个平洞分别凿进880m 和 400m，穿煤 13 层，随即正式开采出煤，日产量最高达 1500t 左右。历年产量为:1939 年 10 ～ 12 月，0. 11469 万 t1940 年，4. 1879 万 t1942 年 1 ～ 8 月，3. 1956 万 t。

6. 房山坨里煤矿

1937 年，该矿 被 日 本 人 接收 经 营。 历 年 产 量: 1938 年，10. 0579 万 t1939 年，9. 2469 万 t1940 年，17. 2928 万 t1941 年，19. 3686 万 t1942 年，15. 3323 万 t。

( 三) 民族采煤业发展受挫折

在列强纷纷投资北平煤矿资源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煤业也在努力发展。20 世纪初，平西地区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开办的煤矿企业。门头沟区主要有: 中兴矿、四维公司、宏顺窑、治水公司等。斋堂、板桥和王平村地区有: 斋堂煤矿公司、同兴煤矿、板千煤矿等。房山区有: 伟业煤矿、大丰煤矿、兴宝公司等。此外，还有一批民办的小煤窑。据《中国煤矿》载: 1935 年，京西民窑达 630 余座。煤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清末民初，北京先后修筑了周口店、坨里、门头沟运煤铁路、房山运煤专线以及门头沟公路。20 世纪 20 年代，门头沟区又修建门斋铁路。与此同时，京西煤矿的水运也有所突破。琉璃河镇修码头后，房山区的煤炭，沿大石河顺流而下，可抵达天津。30 年代，由于水量减少及铁路、公路的发达，水路运输失去了作用。

为侵略战争的需要和攫取巨额利润，日本在垄断和掠夺平西煤矿过程中，采用卑劣手段制造平津地区的煤荒，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其做法是: ①实行物资配给，限制民窑生产。日方规定，凡民窑需要的火药、电石和粮食等物品，一律实行配给。②控制铁路运输，设立民窑收煤所，不经批准，采煤不能外运。并强迫众煤窑签署 “宣誓书”，强行收购民窑煤矿。③成立 “四门组合”，统制煤炭销售。日方以低价收购煤炭，又在城内设店高价销售，获取暴利。日方在城里设的 “四门组合”( 即北三门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和南城的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 ，只许自己卖煤，不许他人卖煤。从而形成产运销独家经营的局面。日本人利用这个垄断权制造了 1944 年北平和天津的大煤荒。导致众多工厂、商号歇业，大量民窑关闭破产，大批矿工逃荒、讨饭、饿死街头。正是由于日本的掠夺和垄断，北平工业迅速殖民地化，煤矿业衰退，大多数煤矿企业停办。民办小煤窑急剧减少，仅门头沟区的小煤窑就从 1930 年的 150 余座减少至 50 余座。民族煤业受到沉重打击。

鸡西

鸡西市，黑龙江省省辖市，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城市之一，东北地区最大煤城、黑龙江省“四大煤城”之首，是一座百年历史的综合性工业城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省境东部完达山麓穆棱河畔，三面环山，南与穆棱市接壤，北与七台河市、宝清县相连，西与林口县毗邻。

鸡西是是中国重要的煤炭基地及石墨的生产地，是以煤炭为主体，兼有机械、装备制造、冶金、电力、化工、建材等门类的工业城市。2014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鸡西市人民政府探矿权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哈尔滨市举行，鸡西市正式被中国矿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石墨之都”矿业名城的称号，成为建国以来被授予矿业名城称号的第11个城市，是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鸡西市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截至2010年，已发现矿产资源54种，查明储量的有28种，主要有煤炭、石墨、硅线石、钾长石、大理岩、黄金、钯、铂、矿泉水等。其中，煤炭储量63.9亿吨，煤田分布广、煤种齐全，有焦煤、气煤、肥煤等7个煤种，石墨查明矿石量4.9亿吨，储量居亚洲之首。硅线石查明矿石量3800万吨，矿物量680万吨。钾长石查明矿石量1.7亿吨。大理岩查明储量5.7亿吨。涉矿企业在县（市）、区均有分布，较为集中的是鸡东县、恒山区、滴道区。

鹤岗

鹤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处小兴安岭向三江平原的过渡地带，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西北部为低山丘陵区，东南部为三江平原西缘。北隔黑龙江与俄罗斯相望，东南临松花江与佳木斯接壤，西屏小兴安岭与伊春为邻。鹤岗辖区面积14784平方千米，下辖萝北、绥滨两个边境县和向阳、工农、南山、兴山、兴安、东山6个市辖区，人口109万。

鹤岗市是国家重要煤炭基地之一，是东北重要的老工业基地。鹤岗原为汤原县下的一个小镇，俗称鹤立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拟于此镇设置鹤立县，后因种种原因未遂。

此地是随着煤炭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自民国三年（1914年）曹凤阳在此发现炭层后。民国五年（1916年）由沈松年等人向政府提出申请，并获得了采掘权。民国七年1918年）开始开采，同年誉军鲍贵卿以及财政，实业等省级负责人，以个人名义投资，成立鹤岗煤炭矿有限公司，并计划扩大矿区，铺设一条从矿山到松花江岸的轻便铁道。

民国八年（1919年）六月刘尚清（黑龙江省财政机关负责人）任总办。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自矿山站（一名石头河）到莲江口铁路竣工，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开始营业。九·一八事变后，建立伪满洲国，于康德元年（1934年）五月，在此设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此后。鹤岗煤矿由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经营。随着煤炭开采业的不断扩大，此地迅速发展起来。

鹤岗煤炭储量20多亿吨，按年产原煤2000多万吨算，可采100年以上，煤种主要有主焦煤、1/3焦煤和工业气煤，发热量平均5500千卡/kg，灰分25%，全硫小于0.2%，是中国少有的高热值、低灰、低硫优质煤炭。鹤岗是黑龙江省四大矿区中煤质最好、产量最高的煤矿。

石墨储量6亿吨，居亚洲之首。选矿能力近20万吨，黄金储量30吨，年产黄金万两，此外，还有石灰石、菱镁、硅石、铁矿石等多种矿产资源，开发条件优良。鹤岗市是国家重要煤炭基地之一，自1918年开始采煤，年采煤1000万吨以上。[3]2011年，鹤岗原煤产量为1739万吨。

一矿位于五岭山脉中的骑田岭南部的山地中，山势陡峻，南与乐昌县梅花区关春乡吴家相邻 ，西过2.5公里与湖南宜章县接壤，北距京广铁路的粤北重镇坪石9公里。南岭铁路支线横 跨矿区，从坪石到韶关、广州的公路途经矿部，交通方便。

矿井主要资源是烟煤。民国26年(1937年)4月24日，商人林礼在关春张家山开办煤矿。民国3 6年(1947年)8月21日 ，有袁某在关春思茅窝开办振兴公司，也有当地农民开土窿。建国后，1954年南岭煤矿在关 春筹建矿井，首先开采+216米北平硐，当年7月投产，至1959年秋结束，1955年开拓+216 米南平硐，1956年秋投产，至1959年结束。1958年7月分别开拓南、北斜井，1959年投产， 将开采水平延深至+130米水平。1967年北斜井延深至+50米水平开采，1970年南斜井延深 至+50 米水平开采，1972通过+50米底板大巷实现两井贯通。1969年2月，矿建井工程队开拓关春 一号立井和二号立井，一号立井开采深度为－65米水平。二号立井开采深度为－200米水平 。设计 年产能力为9万吨。1975年－65米水平开拓南暗斜井，设计与－200米水平立井贯通，当井筒 掘至－170米标高时透水淹井，1976年矿井恢复生产，该处封闭。1981年5月开拓－65米北暗 斜井。在井筒延深过程中曾进行－130米水平临时性开采。以后，主副井全部延深至－200米 水平，进入该水平北翼开采。1989年核定一矿年生产能力为11万吨。1954～1990年，共产煤 436.71万吨，最高年产量是1979年为20.3万吨。

1990年7月12日，省煤炭工业总公司批准在矿井中条带底板灰岩中构筑非封闭式帷幕注浆堵 水工程，在局治水工程指挥部指导下组织施工。

1990年全矿生产原煤13.98万吨，职工人数984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全员工效0.626吨/工，回采工效2.560吨/工，掘进工效0.325米/工，原煤木材耗97.43立方米/万吨 ，原煤钢材耗3.81吨/万吨，原煤火药耗1743千克/万吨，原煤电力耗58.25千瓦时/万吨， 原煤单位成本79.62元/吨，原煤平均售价42.65元/吨。年末矿井生产能力11万吨/年，保 有储量322.80万吨，矿井剩余可采储量55.8万吨，开拓、准备、回采三个煤量分别为16. 55万吨、2.79万吨和1.86万吨。 二矿位于南岭山脉湘粤交界处的乐昌县秀水区境内。坪梅支线有专线进入距煤矿3公里的火 烧坪，煤矿有轻便架线电机车至火烧坪，另有一条贯穿矿区的公路可通往湖南宜章、广东乐 昌、乳源等地。

八字岭在民国7年(1918年)就开始开采。民国24年(1935年)粤北工矿公司继续进行浅部小规 模开采。民国36年(1947年)以前开采一、二平硐。当时由于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加上战争 影响，多次停顿。该矿经历了粤北工矿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南岭煤矿有限公司等多个时期。

1949年10月28日南岭煤矿解放后，生产不断发展，又开拓三、四平硐。1951年有职工270多 人，年产原煤7402吨。1953年八字岭矿场改名为八字岭坑口，当年开拓五平硐，年产原煤上 升到5万吨以上。

由于地质资源不清，1957年4月八字岭工区下马。1958年7月又恢复生产，暗斜井主、副井开 始施工，并修建火烧坪至八字岭运煤小铁路。1959年产煤2.7万吨，职工人数1500多人。19 60年产煤5.9万吨，1960年10月坪石矿务局成立后，八字岭工区又改名为南岭二矿，下设八 字岭工区、上辽工区，年产5.4万吨。到1962年，由于储量不多，产量下降，压缩下放了一 批职工，剩下700多人。1963年由南岭二矿更名为八字岭工区，年产2.9吨。1965年后，产 量 逐步增加，年产7万吨左右。1970年职工853人，年产突破10万吨。1972年5月2日晚上12点 多钟+60西大巷掘进发生透水淹井事故，停产3个多月。1973年暗斜井副井延深至+60水平 ，主副井同时生产，生产能力为9万吨/年。1977年开工新建斜井和立井、生产能力为9万吨/ 年。1980年明斜井先交付生产。二矿经过两下三上的反复，人员时增时减，产量时多时少。 1949～1990年，共生产原煤352.72万吨，最高年产量是1979年16.65万吨

1990年全矿生产原煤13.25万吨，职工人数1256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全员工效0.541 吨/工，回采工效2.567吨/工，掘进工效0.193米/工，原煤木材耗104.17立方米/万吨， 原煤钢材耗2.71吨/万吨，原煤火药耗642千克/万吨，原煤电力耗43.01千瓦时/万吨，原 煤单位成本78.29元/吨，原煤平均售价52.47元/吨。年末矿井生产能力11万吨/年，保有 储量195.6万吨，矿井剩余可采储量86.7万吨。开拓、准备、回采三个煤量分别为36.22 万吨、12.63和6.48万吨。 三矿位于湖南宜章县关溪乡曾家寮、北东距关春28公里(铁路)，北距宜章城约40公里，有 运煤专用铁路支线从矿内煤仓至京广线坪石站，全长36.55公里，沿井田而过的狗 (狗牙洞)包(包公庙)公路长11.2公里，与连(连县)坪(坪石)公路衔接。?

关溪井田发现于一百多年前，土窿到处皆有。从民国3年(1914年)开始就有粤商陈廉伯在这 一带开办地利公司狗牙洞矿厂。1950年当地余家村农民尔茂为东家雇用了20多人在关溪圩附 近挖土窿 。1952年秋，南岭煤矿接管了土窿和大部分挖土窿的农民，成立关溪工段(后改为工区)，开 拓关溪平硐及斜井。1958年5月关溪工区下马。1959年又恢复了关溪斜井生产，工人约500人 。1960年10月，南岭煤矿隶属坪石矿务局，关溪工区改属南岭三矿，矿部设在狗牙洞。1961 年再次下马。1966年4月在曾家寮重新组建关溪工区，是年12月在曾家辽开拓了+240放水平 硐。1969～1970年，先后在狗牙洞开凿了明斜井和小竖井与+240平硐贯通。1974年10月平 硐投产，设计生产能力12万吨/年。为接续生产，后由+240米水平逐段下延斜井开采。至19 90年，延深暗斜井至－170米水平。自1952～1990年，共产原煤192.78万吨，最高年产量 是1976年的15.37万吨。

1990年全矿生产原煤9.52万吨，职工人数1123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全员工效0.397 吨/工，回采工效2.247吨/工，掘进工效0.193米/工，原煤木材耗122.91立方米/万吨， 原煤钢材耗6.02吨/万吨，原煤火药耗2008千克/万吨，原煤电力耗52.17千瓦时/万吨，原 煤单位成本124.59元/吨，原煤平均售价67.03元/吨。年末矿井生产能力8万吨/年，保有 储量87.90万吨，矿井剩余可采储量37.8万吨。开拓、准备、回采三个煤量分别为20.13 万吨、6.52万吨和6.52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