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煤炭产业的历史发展

关于最早发现煤炭的时间，明朝人陆深曾提出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与煤炭的发现有联系，顾炎武也赞同此说。这是从神话传说作出的推断，当然无法证实，但人类在最初发现和使用火的过程中，对煤炭有所认识也不是不可能的。“譬如大同煤田侏罗纪煤层最早在第四纪早更新世，即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就开始自燃，仅在雁崖三号和11号煤层古火区就已烧掉了大约2000万吨煤，燃烧特征十分明显。”我们古老的祖先很可能从煤炭的自燃中得到一些启示。至于山西地区煤炭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海经》，其《北山经》云：“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玉，多涅石。”“贲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这“涅石”就是古代对煤炭的称呼，而“孟门之山”，据考为今河东煤田南部的吉县山区，“贲门之山”为泛指太行山地区。由这则记载可以得知，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山西地区的煤炭就有了了解，而其最初发现的年代还要比见于记载的时间早得多。

煤炭发现之后，首先用于生活方面，《北史·王劭传》记载，王劭在作晋阳县令时，曾说“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日本僧人圆仁法师于唐开成五年（ 804年）前往长安途中，也看到了太原附近普遍用煤烧饭的情形，“出城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求而燃，料理饭食，极有火势。”此外，煤还被用作治疗一种疮的药物，有的地方还用煤来写字、作画，故又称煤为“石墨”。

煤炭具有热力高和燃烧时间长的特点，比木炭更适应于金属冶炼，随着冶铁业的发展，煤便被用于冶铁了。1958年在河南省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曾发现了煤渣、煤块和用煤末掺和粘土、石英砂制成的煤饼，证明当时已使用煤炭制铁。联系汉代桓宽的《盐铁论》中“盐、冶之处大概皆依山川近铁炭”的记载，推测富有铁煤矿藏的三晋地区在汉代也已经将煤炭运用于冶铁业中了。由于使用煤炭作燃料，三晋地区的冶铜、冶铁业发展很快，唐朝时太原的铜镜、并州的刀剪，都是驰名全国的精品，每年都要上贡朝廷。宋代时，以无烟煤作燃料和还原剂的方炉治润炼铁法在三晋地区得到广泛运用，更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故有“河东铁、炭最盛”（《宋史·食货志》）的说法。　随着采煤业的迅速发展，煤炭的利润也更为可观，宋王朝遂对煤炭实行官卖制度，在产煤地区设官，掌管煤炭开采和销售，向采煤窑户和卖煤商人课税。由于课税重，“煤利至微，窑户至苦”，一些地方官员也代窑户请求减除煤税，如庆历五年（1045年）陈尧佐任河东路转运使（驻太原府）时，就曾上疏朝廷云：“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为生，奏除其税。”（《宋史·陈尧佐传》）然而，向煤炭业课税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元、明、清政府都把煤炭课税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山西地区则以煤炭蕴藏丰富、开采量大，而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人民长期以来开采煤炭，用之于生活之中，用之于冶铁、冶铜、烧石灰、烧砖、制陶、酿酒等手工业生产，还从煤中提炼黑矾、硫磺，逐渐地对乌黑的煤炭产生了感情，产生了“旺火”的习俗，“上元之夕，家家烧炭，至夜炼（燃）之达旦，火焰焰然，光气上属，天为之赤”（光绪《平定州志》），这种风俗也叫“塔火”、“棒槌火”，有些地方一直到现在仍旧保留着。在家、金时期，还有一种用煤炭殉葬的习俗，这在洪洞县场堆村金代墓葬遗址和稷山县南宋末期墓葬遗址中都有发现。

山西地区盐、铁、煤矿藏的开采，不仅给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满足了生活的需求，促进了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被运用到边防和军队的建设中去，因而提高了山西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这些丰富的矿藏又继续为把山西建设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895～1936年，在外资和民族资本家争相投资中国煤矿的情况下，又出现一批新式煤矿企业。1896年中美商人合办门头沟通兴煤矿（后改为中英合办）。1898年德国根据不平等的胶州湾租借条约，取得胶济铁路沿线两旁15公里内的矿山开采权，首开攫取中国矿权的先例，1901年德国人成立华德公司开采山东坊子、黉山煤矿。继后，英商福公司（ThePekin Syndicate Ltd.）于1898年取得河南焦作煤矿开采权，1902年正式施工开采（见焦作矿务局）。1898年曾由李鸿章派员创办于1882年的直隶临城煤矿，因连年亏损，向比利时借款，全部资金由比国供给，采矿权乃属比国，至1920年华商还清借款，收回矿权，官商合办，年产煤20多万吨。1936年矿井被水淹没报废。1898年清朝铁路督办盛宣怀委派张赞宸创办萍乡煤矿（见萍乡矿务局）。1899年张连芬集资恢复一度停办的山东枣庄煤矿，取名中兴公司，它是中国人自筹资金开办的生产规模最大的一个近代煤矿，年产煤100多万吨。1931年该矿从德国购买两台割煤机，在薄煤层中试用，每台日产能力160吨左右。1900年英商趁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机，骗买开滦煤矿（见开滦矿务局），后又与滦州煤矿公司合并，改名开滦矿务总局，由中英合办。20世纪30年代开滦煤矿年产煤400～500万吨，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煤矿之一。1903年中国商人集资开采六河沟煤矿，后因连年亏损，于1911年借德款办矿，聘德人为顾问，受制于德人。1914年该矿主持人以矿产向华比银行抵押，借比款偿还德债，又为比国人所控制，直到1919年还清比债，收回矿权，成为华商自办的煤矿，最高年产70多万吨，1946年后因战争破坏，矿井遭水淹没报废。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占领中俄合办的抚顺煤矿，后交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直至1945年。抚顺煤矿用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方法。其露天开采规模，是20世纪初世界上比较大的。从1914～1945年，抚顺露天矿采煤7700万吨，剥离土石量18921万米3,其剥离量等于世界有名的巴拿马运河土石挖掘量的2倍。抚顺煤矿的产量在当时是中国产量最多的煤矿，在东亚也首屈一指（见抚顺矿务局）。1908年山西省官绅成立保晋矿务公司，赎回英商福公司在山西的开矿权，开采阳泉、大同等地煤矿。1910年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矿（见本溪钢铁公司）。

1929年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开办淮南煤矿 （1937年改为商办，主要投资者是宋子文经营的建设银行公司），日产能力700吨。同年，成立山西晋北矿务局，开采大同煤矿，日产300～400吨。至1936年，全国年产5万吨以上的新式煤矿61个，其中年产60万吨以上的煤矿8个（开滦、井陉、中福、淄博、中兴、抚顺、本溪、西安煤矿）。全国原煤产量3900万吨。平均效率每工0.3吨。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①各帝国主义相率攫取中国矿权，以单独经营或同中国合资经营的方式，控制了中国主要煤矿。这期间外人投资的煤矿32个，投资额占中国煤矿总投资额的 51.78%。1933年全国煤产量属于有外资的产额占61.3%；②中国民族资本在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开办了一批煤矿，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经受不住外煤倾销的打击，往往亏损；③生产环节的机械配置极不合理，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用新式机器，而回采工作面主要是手镐刨煤，巷道运输多靠人力和畜力；④煤矿企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集中于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河南5省。1936年这5省煤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76.5%。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东北所有煤矿之后，又陆续侵占华北、华中煤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从“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8月）、华北、华中（从“七七”事变起至1945年8月）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采，抢走原煤41950万吨。

日帝侵占的煤矿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日帝为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而又能更多、更快地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煤田开拓方式主要采用小斜井和小立井。例如东北有大小煤坑267个，其中立井8个，露天矿7个，斜井252个。采煤方法绝大多数为残柱式，回收率仅20%左右。②增产主要靠增加劳动力，很少增加机械设备。③生产效率逐年下降，煤炭成本逐年提高。④缺少保安设备和措施，灾害事故严重。1942年本溪湖煤矿发生世界罕见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549人。

1937年以后，随着华北主要产煤区被日帝的侵占，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发事业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从1937～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新建或扩建日产50吨以上的煤矿57个，规模最大的是天府煤矿，年产30多万吨。其他煤矿年产量多在2万吨以下。从 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计产煤4562万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所侵占的煤矿，大部分为国民党政府接收。这些煤矿因受日帝掠夺破坏和战争影响，多数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西南等地的煤矿因销路不旺，产量锐减。1946～1948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的29个煤矿只生产原煤1252万吨。

在中国解放区，民主政府先是从日帝手中接管了一批煤矿，嗣后又陆续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了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煤矿。这些煤矿都曾遭到严重破坏。民主政府在器材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修复工作，逐步恢复生产。从1946～1949年10月，中国解放区约生产原煤2000万吨。中国1912～1949年煤产量见附图。 1949年以来，中国煤炭工业在原来破落不堪的基础上，经过30年建设，形成一个能够独立完成勘探、设计、施工、生产、洗选加工、机械制造和科研、教育等各项任务的工业体系。中国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垂深1500米（南方1000米）以内的预测储量为32000亿吨，1982年末累计探明储量 7527亿吨，保有储量7418亿吨。煤种齐全，有烟煤、无烟煤和褐煤，主要是烟煤。在烟煤中，气、肥、焦、瘦等炼焦煤和非炼煤约各占一半。成煤地质条件较好，有一定储量可供露天开采。到1982年，拥有407个统配煤矿、2333个县营以上地方煤矿、101个选煤厂、84个建井工程处、34个重点煤矿机械厂、131个煤田地质勘探队、29个煤矿设计院，另有为煤炭工业发展培养人才、提供技术储备、开展科学研究的大专院校12所，中专36所，煤炭科学研究机构34所。共有职工447万人，其中省属以上煤炭企业专业技术人员23万余人。1949～1982年原煤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6%，1982年生产原煤66632万吨，比1949年的3240万吨增长19.5倍。煤炭洗选加工和综合利用也有一定发展，洗煤厂设计处理原煤能力11699万吨/年。

国民初期及中期，山西原煤开采的矿点及产量有所增加，然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煤矿工业发展受限。这个时期，山西开始进入商业采煤时期。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大同市被日军攻陷。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此制造了一段中国煤炭开采的血泪史。

为了掠夺中国煤炭资源，日本侵略者在大同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很多矿工仅仅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就被活活扔进大大小小的“万人坑”和炼人炉。据了解，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掠夺大同煤炭约1418万吨，杀害矿工6万多人。

1949年10月1日以后，山西所有煤矿收归国有。据多位在煤炭行业工作多年的专家向记者介绍，在“改革开放”之前，乡、村一级都不允许开办煤矿；“改革放开”以后，该省的煤炭开采历程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2年到1990年。当时，中央政策是“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 。以前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私人小煤窑，一夜之间在山西遍地开花。

“这个阶段，煤炭开采的特点是健康、稳定和快速。”一名煤炭局局长对记者说，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在政府有效管理之下，由于开采煤层浅所以基本没有机械化，且安全管理抓得好，“基本没有大矿难，小矿难也很少发生。”

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1998年。那时，山西普遍出现了“私开矿”，非法煤窑呈泛滥之势，“无序发展”。以大同市左云县为例，在此期间政府审批的合法煤矿约120个，而“非法井口”也将近120个，私开的煤矿则有150余座。“私开滥采，矿难频发”。

第三阶段，即1998年到现在。在矿难明显增多的形势下，为了遏制矿难，提高煤矿资源的利用率，在中央政府对矿产资源进行一系列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山西实行了所谓“严查重罚、双管齐下、四位一体、关小建大”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推进煤矿探矿权、采矿权有偿转让，实施资源整合、采煤方法改革，以及严厉打击违法私开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