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2016年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1、去产能
主要讲的是钢铁、煤炭等行业,该破产的就破产关掉。失业的企业职工,安排转岗和再培训再就业。目前这些僵尸企业都是靠银行贷款,还有一口气。
2、去库存
主要说的是房地产开发的空置楼房,要卖掉空房、去掉库存。据说各地政府都有去库存的任务指标。
3、去杠杆
就是减低负债,政府、企业、个人都可以有负债,政府举债搞某某项目即在加杠杆。
4、降成本
就是降低整体的税负水平,5月1号开始实行的营改增即为具体的举措。
5、补短板
诸如脱贫、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核心问题是所谓去杠杆,即减低负债。持续亏损,资不抵债的大型企业,持续向银行借钱,不会因为“债转股”而好转,窟窿只能越来越大,银行自身的风险就越来越大。个人方面的负债,主要还是供房一族。
国企降低杠杆方式:
一是改善公司治理,出台国企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支持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充实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完善企业债务重组政策,建立关联企业破产制度,探索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研究解决“僵尸企业”破产费用保障问题,建立政府、企业、银行依法合理分担损失的机制。
三是拓宽社会资金转变为股权投资的渠道。支持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制定筹措稳定的中长期低成本股权投资资金的办法,出台以市场化债转股为目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措施。研究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展转股资产交易。
四是加强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力量,指导金融机构利用现有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保险机构新设实施机构,鼓励资产管理公司增强资本实力。
五是出台有针对性的业务指引,规范引导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提高质量,推动已经签订的债转股协议金额尽早落实,切实降低企业负债率。
去库存化分成两类,即狭义库存和广义库存。狭义去库存化仅指降低产品库存水平,譬如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这一点可能较快实现。广义去库存化,即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不会很快结束,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使得消化过剩产能要比狭义的去库存化更长期、更痛苦。
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是指为了解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产品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寻求对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的方法。
“去杠杆化”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减少杠杆的过程,而“杠杆”指“使用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不少企业和机构所采用,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扩展资料:
去产能的重要性
1、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2、当前,我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3、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对于中央提出的化解产能过剩的要求,发改委将从五个方坚定不移地落实:
1、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严禁建设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
2、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来化解产能过剩;
3、要加大政策力度引导产能主动退出;
4、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5、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对地方和企业化解产能过剩进行奖补。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去库存
百度百科-去产能
百度百科-去杠杆化
1、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是指为了解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产品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寻求对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的方法。 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了2017年去产能目标。
2、狭义去库存化仅指降低产品库存水平,譬如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这一点可能较快实现。广义去库存化,即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不会很快结束,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使得消化过剩产能要比狭义的去库存化更长期、更痛苦。
3、“去杠杆化”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减少杠杆的过程,而“杠杆”指“使用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不少企业和机构所采用,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4、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之为成本。
5、补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中心城区地下管网老旧、水电气暖及环卫设施不配套等问题。
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短板,解决结构优化调整缓慢,实体经济发展不快,金融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产业投资增量减少,增长新动力不足,投资需求降低等问题。
扩展资料: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当资本市场向好时,高杠杆模式带来的高收益使人们忽视了高风险的存在,等到资本市场开始走下坡路时,杠杆效应的负面作用开始凸显,风险被迅速放大。
对于杠杆使用过度的企业和机构来说,资产价格的上涨可以使它们轻松获得高额收益,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亏损则会非常巨大,超过资本,从而迅速导致破产倒闭。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去产能
百度百科-去库存
百度百科-去杠杆化
百度百科-降低成本
百度百科-三去一降一补
“煤老板”信达等来减持山西煤炭资产的最佳时刻了吗?
近日阳泉煤业和阳煤化工发布公告,表示7月4日收到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通知。具体而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达资产”)将持有的阳煤集团5.75%的股权,转让给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国投”)。
这是根据《关于协议收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阳煤集团部分股权的通知》(晋国资产权函[2017]830号)做出的响应。此番调整,山西国资将加强对阳煤集团的绝对控股,股权从54.03%提升到59.78%。信达资产占股则从40.42%调整至34.67%。
从2005年与山西六大煤炭企业正式签订债转股协议起,信达资产就成为山西省除国资委之外的最大煤老板,出资总额占到六大煤炭集团的四成左右。
不过由于未真正参与到煤企的投资决策和内部管理当中,信达资产作为第二大股东所能起到的功能十分有限,通过债转股改善煤炭企业内部治理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无法有效参与煤企的决策,又因集团亏损未能实现股东分红,加之金融机构参与债转股终究要实现股权退出的目标,如何寻找到合适的时机退出山西的煤炭资产,就成为信达资产需要解决的一大遗留问题。
公开报道中屡次传出过信达资产将退出阳煤集团的消息。直到本次阳煤集团旗下两大A股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才看到了信达资产的实质性动态。尽管减持份额并不大,后续如何进展依旧值得关注。
在如何处置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问题上,信达曾经设立过一大原则,在煤炭行情不错的时候,将煤炭资产换成具有流动性、分红能力的优质资产。
与此同时,信达证券在去年12月发布的煤炭行业报告中的观点,也侧面印证了这一减持行动的时机,“2018年煤炭板块投资机会将是历史性的,确定性的,整体性的,不分品种的。”
不过前述公告中,暂未公布山西国投以什么资产作为对价。理论上,现金对价的概率较低,原因是与地方企业本身想以“债转股”降低高杠杆的需求冲突。况且,目前阳煤集团的负债率并无实质性扭转。
“医院”一度是信达较为中意的资产。根据公开报道,目前信达资产已经与山西另一大煤企同煤集团的医院启动了股份制改造,阳煤的医疗机构也在与社会资本的对接当中。
进入山西的十三年,信达资产进退两难,虽不曾拥有“煤老板”的管理实权,却几乎见证了本世纪至今山西煤炭产业所经历的几次起起落落。这与煤炭行业本身的强周期性有关,也与政府主导下的行业整合浪潮、火电审批权下放、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一系列动作密不可分。
如今,回到“保供应”周期,如何重新认知和评估煤炭价值,正在引发许多新的思考。信达资产作为金融机构,或许可以考虑在本轮煤炭上升周期进一步减持,以换取煤炭以外的优质资产。但是对于山西省煤炭行业而言,上述思考是绕不开的。
信达见证的煤炭周期
信达资产组建于1999年4月20日,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下国内银行不良贷款高企而生,也是中国第一家试点相关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早期中央“拨改贷”政策的调整,导致了众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飙升。通过执行“债转股”,可以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变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
煤炭、钢铁、冶金一类周期性强的国民经济基础工业,是资产管理公司偏好的领域。而且当时的债转股属于“政策性”债转股范畴,政府主导色彩浓厚,如何让承载就业和经济产值的重工业企业“大而不倒”,是地方政府最为迫切的诉求。
与煤炭业兴衰紧密相关的山西省政府,对于推动国有煤炭企业的债转股也颇为积极。
阳煤集团在2000年12月获得当时经贸委的批准,执行金额为34.07亿元的债转股。不过等到敲定煤企与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公司的组建以及相应股权的确定,花了五年的时间。直到2005年12月,包括阳煤集团在内的六家煤炭企业的债转股签字仪式才正式举行。
除阳煤集团外,另外五家煤矿集团为大同煤矿、西山煤电、晋城无烟煤矿业、汾西矿业和霍州煤电。当时官方发布的数据是,六家合计的煤炭产量占到山西省的32%,全国的7.9%。
与信达一道参与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金融机构,还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在上述金融机构当中,信达出资168.86亿元,占到几大金融机构出资总额的85.6%。山西国资委则出资249.88亿元,信达相当于这次债转股出资总金额的44.11%。从信达入股几大煤炭集团的份额来看,多数在40%上下的水平。由此,信达也一跃成为山西省第二大“煤老板”。
其中,阳煤集团由山西省国资委、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信达占比40.42%,山西国资委占比54.03%。这次债转股被山西省政府寄予“煤炭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不过时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朱德仁200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却表达了担忧,“由于煤炭行业和金融行业存在较大的区别,在煤企经营管理方面,银行能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提议,还有待观察。”
后来所发生的情况,也验证了朱德仁的判断。尽管身份为“煤老板”,信达资产对于山西的煤炭资产却并没有实际管理权限,只能单纯做个财务投资者。即便如此,由于资产经营未见起色,信达资产也没能从阳煤集团获得实际分红。
这也是在上一轮债转股中,经常受到质疑的“明股实债”问题,即股东无法起到参与公司治理的功能。考虑到背后的央地资产之争,债转股的退出机制也是金融界讨论的一大议题。
周小川曾在1999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债转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即重组成功可能使回收明显高于预期值,而重组不成功可能会再度陷于破产清盘以至回收更少。债转股对债权人来说是重劳动,必须花更大的心血才有可能使重组见到成效。
几乎在十年后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更广的范围和更大的强度降临。2008年还掀起了煤炭业重组浪潮,这与当时矿难不断发生的社会规制困境有关。这一整合政策旨在提高“产业集中度”,改变“多、小、散、乱”格局,以求尽可能降低煤矿事故发生的概率。
山西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发起煤矿业兼并重组的省份。一时间,山西省煤矿业的企业主体从2200多家压缩到了130多家,最初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鼎立的格局也变化为如今的七大煤炭巨头。
伴随小煤矿兼并或关停退出的,还有其背后的民营资本,这为后来山西国有煤企尝试煤矿改造与产能扩张带来了资金压力。
2008-2012年期间正逢煤炭的上升周期,回头看已经进入煤炭“黄金十年”的尾声。在政府主导下吸收了大量中小型煤矿后,山西几大国有煤炭集团负重顺着上升通道爬坡前行,进一步增加了信贷规模和资本支出。
风险也在一步步靠近。2014年,火电审批权下放,后来又导致了煤炭供应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2014年底,中国代表团签署了《巴黎协定》并对减排做出了承诺,“清洁能源计划”随之而来。
由于前期背负着诸多小煤矿的改造任务,山西国有煤企面临着巨大的资本扩张压力,加之银行信贷收紧,2015年山西七大煤炭企业的负债总额超过1.2万亿元,与山西省当年的GDP产值相当,一度引发了诸多媒体对于山西国企高杠杆的关注。
2015-2016年,山西煤炭行业迎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并进入供给侧改革周期。至此,第一轮债转股尝试降低山西煤炭企业负债率的功效,已经荡然无存。山西煤企公司治理未获任何实质性改善,反而步入另一个高杠杆阶段。
此时的信达,进入山西十年有余,债转股退出却始终被“套牢”,想退出,作为股权投资者则需要等待时机。无论是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还是基于股权关系的纽带,信达继续为困难时期的山西煤炭业提供补给。
期间,关于七大煤企是否会整合的消息也层出不穷。然而山西的煤企们,和神华与国电所实现的互补性重组并不相同。神华本身因为横跨资源、电厂、港口、铁路等产业,拥有强大的风险对冲,也被称为能源领域的“航空母舰”,是投资领域长期被看好的优质资产。
但同质程度高的山西煤企若实行重组,又能否真正实现有效资产的整合?还是只能做大而无法做强?从而成为更大体量等待地方政府出手的“大而不倒”?都需要打上重重的问号。这不仅与宏观经济对于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现实需求相关,也是山西煤炭行业能否在“清洁能源计划”的大背景,能否拯救自己的问题。
“债转股的实质作用,是变更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周小川在1999年的那次演讲中提到,“债转股作为一种药方,能治病,但不是包治百病;因此不能不用,但不能滥用。”
无论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下首次启动债转股,还是2008年的欧美经济衰退和煤炭重组浪潮,对于作为宏观经济基础部门的煤炭业而言,都是重要的分水岭。现在又到了“逢八”的一年,新的债转股、重组大幕已经拉开,接下来煤炭业又会遇到什么?
打开山西国资委的网站,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改革决心。决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大型煤炭集团真正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对行业的价值定位以及业务决策做出科学判断。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副司长王益烜指出,2017年,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不断深化,能源清洁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1.7个百分点。不过,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煤炭将依旧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因此,推动煤炭产业健康发展,依然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举措之一。但长期以来,煤炭产业改革相对滞后,对政策依赖度过强,抗市场周期波动和抗风险能力不强。
报告指出,要使我国煤炭产业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以此推动产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实现由数量型、粗放型、外力推动型向质量型、集约型、内生动力型转变。“在目前市场格局下,仍然亏损、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要坚决清除出市场,绝不手软,以利于拓展优势企业的发展空间。”岳福斌说,要推动煤炭产业健康发展,首先必须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去过剩产能不动摇,使落后产能加快出清。同时,要利用国民经济去杠杆的大背景,坚决把煤炭企业杠杆率降下来,积极争取市场化债转股落地。
要从根本上增强煤炭产业韧性,必须在不断完善现行体制机制的前提下,大胆开拓创新发展模式、盈利模式、动力模式。要利用煤炭产业发展稳中向好、盈利状况有所改善的机会,着力偿还债务,优先考虑补足安全、社保、环保、科技研发、拖欠工资等;优势企业还要抓住盈利水平提升的有利时机,适时适度开展兼并重组,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业关联度,以进一步增强煤炭产业韧性。
“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是总书记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涉及到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大、债务高企这三个方面,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就要推行“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扩展资料:
三去一降一补的主要几点:
1、去低利润、高污染的过剩产能。
2、去库存是为新的产能提供空间。
3、去杠杆是降低长期性和系统性风险。
4、降成本是提高效率的基础。
5、补短板是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必要条件。
6、补短板也是平衡供需关系的必然手段。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三去一降一补”
同时,报告指出,煤化工成为一种必然,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几点:
1、煤炭作为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在能源领域的地位不可替代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监测显示,中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截至2012年我国煤炭探明总储量在15307.10亿吨以上,居世界第三已知含煤面积55万多平方千米,而且煤种齐全。其中2012年新增资源储量煤1320亿吨。但随着国家对节能环保的日益重视,促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有序建设现代煤化工升级示范工程已经成为“十二五”煤炭产品结构调整的重点任务。
2、煤价持续回落使得煤化工成为最佳选择
一方面,煤炭价格持续回落使得具有煤炭资源优势的企业转型进入煤炭深加工行业的动力更强另一方面,低煤价使得煤化工企业具有了成本优势,而经济下滑则需要高投资项目带动经济。再加上国内油价高企,以及国家煤化工政策张弛有度。因此,国内煤化工产业发展具有长期必然性。
【什么是三去一降一补】
三去一降一补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专家详解"十三五"三去一降一补是重点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2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的领导人出席并发表了讲话。《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针对“十三五”期间如何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会专家表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仍是重点,而为了推动结构性调整,实施相应的改革政策必不可缺。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并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在财税改革方面,将主要进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等。
路线用改革推动结构性调整
多位专家认为,推进“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推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的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则给出了未来政策的具体方向。他表示,为确保经济增速处于6.5%以上的中高速,将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走势的预测、监测、预警,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和价格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我们将努力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用改革的办法来推动结构性调整。”徐绍史表示,在促进消费升级方面,要大力培育和拓展住房、汽车、信息、旅游、健康、养老、文化、环保等方面的消费热点,推动新消费、引领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我们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资工程,同时我们鼓励民间投资、外来投资共同来参与这些重大的投资工程,着力的调结构、补短板,而且培育新的动能。
在简政放权方面,徐绍史表示,将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需要建立政府的全责清单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最大限度地缩减政府审批的范围,更好地发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12358价格监管平台的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徐绍史透露,到2020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分别要提高到60%和45%。以“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格局。
而未来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将以钢铁、铁路、电力等行业为重点。徐绍史透露,将采取境外投资、工程承包、技术合作、装备出口等方式,拓展多边、双边的产能合作机制。政府将与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开辟第三方市场。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
升级推进金融改革减少企业杠杆依赖
在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看来,未来五到十年间,重大改革都是在供给侧。在中国尤其需要创建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体系,鼓励高投资回报率,因此,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必须的。
针对“十三五”期间的金融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给出了具体方向。他表示,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让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仍有很大空间,除了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之外,还要考虑到我国经济中杠杆率偏高,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比例占GDP的比重过高,通过发展资本市场,能够有更多的资金进行股权的投资,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谈及利率、汇率机制的改革,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应该说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利率的管制,不管是贷款还是存款,都已经取消了,金融机构都有自主决定利率的权力。但还有包括中央银行对利率指导、健全传导机制等问题需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也还需要一个磨合完善的过程。
德意志银行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于尔根·费琛也认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应该是发展一个有效的利率市场,而发展一个完善的利率市场需要解决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设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标,即隔夜利率或7天回购利率二是发展市场化利率体系,从而确保货币政策的传导三是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从而指导中长期利率四是提高信贷风险定价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推进,与会专家指出,还需要关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周小川也特别强调了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以及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中国金融业进入了一个初级的混业综合经营阶段,金融风险跨业跨市场传染的可能性在增加,同时一些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非法社会融资活动引发的风险也可能会传染到银行体系。但是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更不会引发地区性的、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于尔根·费琛认为,随着更多混业金融产品的问世,当前按照行业划分的监管框架产生很大的政策套利空间。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需要升级,尤其需要在当前框架下加强跨机构的合作。
减负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支持实体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实体经济的税负减负问题,记者了解到,今年要全面实施营改增,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实施这些政策,要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
而这一进程依靠的便是财税体制改革。在“十三五”过程中,财税改革无疑也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关键部分。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介绍说,该轮改革主要包括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以营改增为例,楼继伟表示,今年5月1日开始要完成全面推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也就是把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类服务业全部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在此基础上,将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增值税的法案,同时并废止营业税。”
此外,对于个税的改革,楼继伟表示,个税改革方案需报国务院批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关法律议案,同时还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立法,这些程序必须一步步完成。他表示,目前中国实行的累进税制极不合理,世界上只有很少国家还实行分类计征的个人所得税。中国已经制定了从分类征收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案,会考虑必要的基本扣除、抚养扣除、赡养扣除、生计扣除等,改变现阶段只对工薪所得超额累进的做法。
此外,楼继伟还指出,“挂钩事项”存在诸多弊端,并造成了大量的资金闲置,其原因是挂钩的事项和当地并不切合实际。他说,所谓挂钩事项是指“重点支出是和财政收支或者和GDP的规模挂钩的相关事项”。
他指出,挂钩事项与总需求管理的灵活性要求相悖,是和《预算法》新的规定绩效原则是相悖,和基层现实情况相悖,不利于节约资金,支出有效性难以提高,资金明显碎片化。
“通过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再设计专项转移支付的内容,是中央和地方财税管理的改革的方向。”楼继伟表示,这样一来,我国财政将更加符合实际,我们财政才有可能做反周期的调节或者说反周期调节的余地更大了。
中国经济面临“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面临“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即经济运行去杠杆、工业去产能、楼市去库存、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补供给侧和人力资源短板。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将经历艰难转型,国际社会将关注中国政府的宏大规划和增长承诺,并审慎地重新评估中国经济。
从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但就业状况无恙。也许在,中国可能逐渐面临职业难求、薪酬难涨的持续压力。
为什么在2011~这五年间,经济下行没有带来失业压力?我们可以粗略观察劳动力市场的供求。
目前每年新增求职劳动力约2000万人,以下渠道吸纳了就业压力:
一是离退休潮带来的劳动力更替。目前城镇职工数接近4亿人,如果没有明显的企业兼并重组破产,则每年可提供不低于1000万的就业岗位
二是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滑。近十年来中国劳动参与率以每年0.8个百分点的速率下滑,其成因复杂,但很可能每年有约500万以上的50~60岁的劳动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三是大中专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缺乏可靠数据,其中部分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但这一群体的失业压力未被包括在失业率之内
四是就业结构的变化,从第一产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强有力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五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深化改革,使得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没有群体性地暴露。
观察过去五年,就业市场中,最弱势的是高校毕业生和上点年纪的中年人受欢迎的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农民工。
但不同于过去五年,失业潮和降薪潮可能逐渐拉开序幕。为什么这么说?
一是对严重过剩产能的定向爆破,将带来可以预料的失业压力,仅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就超过千万,它给地方政府和社保体系带来压力。不仅如此,制造业吸纳的就业可能持续弱化,从2004年到2011年,中国工业经历了持续扩张,其吸纳的劳动力也在上升,但从开始,工业投资和增加值持续低迷,显示后续工业将释放而不是吸纳失业压力。以往每年数千万计的退休-募新更替潮将持续退潮。在元旦过后,工人春节返乡的节奏较之往年提前了1~2周,显露了制造业释放失业压力的先兆。
二是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趋难。以往楼市、家政、物流、零售等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东南沿海的上述行业已开始出现增长乏力迹象,工人工资议价能力显著下降。家政、商贸等领域的就业起薪开始不升反降,服务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其积蓄容量增长迟缓。
三是中国农产品价格承受的下行压力将释放。这既是国内粮食供求失衡和收储政策面临的困境,也是国内外粮食价格差异拉大带来的压力。总体上粮食价格的下行会缩减农民务农收入,尤其是种粮大户的收入。叠加打工和务农收入均承压的影响,农村消费增速也会受限。而以往3~4年,县域及以下消费一度是中国消费增长的亮点。
四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压力不减。这种摩擦性失业,主要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意愿集中在大都市办公室白领,愿意进入私营实体企业做技术蓝领者太少所致。而中国高等教育其实早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和求职意愿,带来了隐形失业压力,家庭被迫吸纳这种失业压力。
总体而言,过去五年中,人们误以为即便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也无碍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新增就业。造成增长和失业脱钩的关键因素,在于稳增长掩盖了缺乏重大进展的结构转型。从开始,增长滑坡带来的失业压力将显性化,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将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产能去化行业的职工,二是务农为主的农民工,三是高校毕业生。中国劳动力市场将出现求职困难甚至薪酬降低的痛苦调整,它也将冲击中国目前唯一可靠的增长引擎,即消费。
如何应对可能降临的失业潮和降薪潮?
一是社会安全网要奏效,尤其应有应对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和种粮大户的安抚预案二是在推进结构转型进程中,更多地将公共资源注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关注人本身,将大量公共资源消耗在换取经济增速的稳定上三是适当调整高等教育的精英倾向,正视其已进入大众教育的现实,避免坐而论道式的高等教育和求职谋生之间的鸿沟四是将社会保障体系建在和国家经济实力、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可持续的水平上,避免政府过多包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