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行业是否产能过剩
传统煤炭行业肯定是已经产能过剩了，不仅煤炭行业，钢铁、水泥等前几年很红火的行业都过剩了；而且，煤炭等燃石化工今后极有可能严禁在国内开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煤炭等燃石也不允许当作燃料直接燃烧。
目前来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都属于产能过剩行业；还有服装行业，据说全国的服装生产厂家停产，也够中国卖到15年。电解铝、大豆压榨、造船等行业也有产能过剩的苗头。其实现在中国大部分产业进入激烈竞争的微利状态。
拓展资料：
产能过剩?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而言，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增加社会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讲的，用增量化解存量。
产能是现有生产能力、在建生产能力和拟建生产能力的总和，生产能力的总和大于消费能力的总和，即可称之为产能过剩。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罗冰生以钢铁行业为例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设备数量相加，就称其为产能，因为钢铁行业是多工序连续作业的，而且还有多方面的配套，要各方面综合条件具备，才能实现生产。另外，从全世界情况看，由于市场的变化，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时产能发挥85%左右就是正常状态，就不能称之为产能过剩。产能是否过剩，不能只看生产能力和可能的总供给量，更重要的是看有多少需求。
三去一降一补
2016年初，中国公布钢铁、煤炭两行业的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并在不久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入去产能的目标，2017年钢铁、煤电、煤炭三个行业的去产能目标也列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破”、“立”、“降”三项措施。2018年中国将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淘汰关停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的目标任务。
中国钢铁工业联合会副会长迟京东近日表示，2016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已化解钢铁产能接近1.5亿吨，全面取缔了1.4亿吨的地条钢，中国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基本完成。
2016年以来，中国累计退出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提前超额完成了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行业运行状况明显好转，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取得积极进展，市场竞争秩序得到有效规范，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完善。
1、清洁高效利用备受重视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与技术。近几年，国家已经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首先，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作为我国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其次，增加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科技创新支持，解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中的重大问题。第三，完善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财税政策。第四，完善相关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第五，完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监管体系，保障先进技术的应用和运行。
2、多措并举助力退出
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煤炭行业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煤炭行业一些常年累积的问题开始日益凸显。产能过剩、效益下滑、发展方式落后、资源枯竭等成为阻碍煤炭行业前行的桎梏。
我国煤炭行业从业者有500多万人，其中落后的煤矿必须要退出。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表示，“十三五”时期，煤炭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落后产能的退出问题。
目前来看，我国的煤炭落后产能退出面临着制度安排、人员安置、资产处置、政府援助、社会化职能移交、生产接续、矿区生产生活秩序、矿区社会稳定、经济补偿、存续企业处置等十大问题。
在资源枯竭地区方面，2008年以来，国家分三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为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国家发改委设立了资源型城市吸纳就业、资源综合利用、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和多元化产业体系培育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中央财政给予了这69座城市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支持。
而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资源枯竭地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3、互联网创新交易方式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煤炭行业发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当前中间商主导的煤炭贸易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以煤炭生产企业与煤炭用户直接进行交易，即大宗商品产业互联网的时代已至。比如像易煤网这样的互联网+煤炭的全产业链电子商务平台，煤炭行业需要着力提升企业和行业效率。“互联网+”最终一定是提高了效率。互联网只是一个平台和载体，它把产业过程和金融机制结合在一起，所以，技术的衔接、金融产品的设计很重要。需要正确评估和分散风险，营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提供有效激励机制。
“煤老板”信达等来减持山西煤炭资产的最佳时刻了吗？
近日阳泉煤业和阳煤化工发布公告，表示7月4日收到控股股东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通知。具体而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达资产”)将持有的阳煤集团5.75%的股权，转让给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国投”)。
这是根据《关于协议收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阳煤集团部分股权的通知》(晋国资产权函[2017]830号)做出的响应。此番调整，山西国资将加强对阳煤集团的绝对控股，股权从54.03%提升到59.78%。信达资产占股则从40.42%调整至34.67%。
从2005年与山西六大煤炭企业正式签订债转股协议起，信达资产就成为山西省除国资委之外的最大煤老板，出资总额占到六大煤炭集团的四成左右。
不过由于未真正参与到煤企的投资决策和内部管理当中，信达资产作为第二大股东所能起到的功能十分有限，通过债转股改善煤炭企业内部治理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无法有效参与煤企的决策，又因集团亏损未能实现股东分红，加之金融机构参与债转股终究要实现股权退出的目标，如何寻找到合适的时机退出山西的煤炭资产，就成为信达资产需要解决的一大遗留问题。
公开报道中屡次传出过信达资产将退出阳煤集团的消息。直到本次阳煤集团旗下两大A股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才看到了信达资产的实质性动态。尽管减持份额并不大，后续如何进展依旧值得关注。
在如何处置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问题上，信达曾经设立过一大原则，在煤炭行情不错的时候，将煤炭资产换成具有流动性、分红能力的优质资产。
与此同时，信达证券在去年12月发布的煤炭行业报告中的观点，也侧面印证了这一减持行动的时机，“2018年煤炭板块投资机会将是历史性的，确定性的，整体性的，不分品种的。”
不过前述公告中，暂未公布山西国投以什么资产作为对价。理论上，现金对价的概率较低，原因是与地方企业本身想以“债转股”降低高杠杆的需求冲突。况且，目前阳煤集团的负债率并无实质性扭转。
“医院”一度是信达较为中意的资产。根据公开报道，目前信达资产已经与山西另一大煤企同煤集团的医院启动了股份制改造，阳煤的医疗机构也在与社会资本的对接当中。
进入山西的十三年，信达资产进退两难，虽不曾拥有“煤老板”的管理实权，却几乎见证了本世纪至今山西煤炭产业所经历的几次起起落落。这与煤炭行业本身的强周期性有关，也与政府主导下的行业整合浪潮、火电审批权下放、去产能、供给侧改革的一系列动作密不可分。
如今，回到“保供应”周期，如何重新认知和评估煤炭价值，正在引发许多新的思考。信达资产作为金融机构，或许可以考虑在本轮煤炭上升周期进一步减持，以换取煤炭以外的优质资产。但是对于山西省煤炭行业而言，上述思考是绕不开的。
信达见证的煤炭周期
信达资产组建于1999年4月20日，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下国内银行不良贷款高企而生，也是中国第一家试点相关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
早期中央“拨改贷”政策的调整，导致了众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飙升。通过执行“债转股”，可以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变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
煤炭、钢铁、冶金一类周期性强的国民经济基础工业，是资产管理公司偏好的领域。而且当时的债转股属于“政策性”债转股范畴，政府主导色彩浓厚，如何让承载就业和经济产值的重工业企业“大而不倒”，是地方政府最为迫切的诉求。
与煤炭业兴衰紧密相关的山西省政府，对于推动国有煤炭企业的债转股也颇为积极。
阳煤集团在2000年12月获得当时经贸委的批准，执行金额为34.07亿元的债转股。不过等到敲定煤企与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公司的组建以及相应股权的确定，花了五年的时间。直到2005年12月，包括阳煤集团在内的六家煤炭企业的债转股签字仪式才正式举行。
除阳煤集团外，另外五家煤矿集团为大同煤矿、西山煤电、晋城无烟煤矿业、汾西矿业和霍州煤电。当时官方发布的数据是，六家合计的煤炭产量占到山西省的32%，全国的7.9%。
与信达一道参与山西煤炭债转股的金融机构，还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在上述金融机构当中，信达出资168.86亿元，占到几大金融机构出资总额的85.6%。山西国资委则出资249.88亿元，信达相当于这次债转股出资总金额的44.11%。从信达入股几大煤炭集团的份额来看，多数在40%上下的水平。由此，信达也一跃成为山西省第二大“煤老板”。
其中，阳煤集团由山西省国资委、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信达占比40.42%，山西国资委占比54.03%。这次债转股被山西省政府寄予“煤炭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不过时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朱德仁200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却表达了担忧，“由于煤炭行业和金融行业存在较大的区别，在煤企经营管理方面，银行能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提议，还有待观察。”
后来所发生的情况，也验证了朱德仁的判断。尽管身份为“煤老板”，信达资产对于山西的煤炭资产却并没有实际管理权限，只能单纯做个财务投资者。即便如此，由于资产经营未见起色，信达资产也没能从阳煤集团获得实际分红。
这也是在上一轮债转股中，经常受到质疑的“明股实债”问题，即股东无法起到参与公司治理的功能。考虑到背后的央地资产之争，债转股的退出机制也是金融界讨论的一大议题。
周小川曾在1999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债转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即重组成功可能使回收明显高于预期值，而重组不成功可能会再度陷于破产清盘以至回收更少。债转股对债权人来说是重劳动，必须花更大的心血才有可能使重组见到成效。
几乎在十年后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更广的范围和更大的强度降临。2008年还掀起了煤炭业重组浪潮，这与当时矿难不断发生的社会规制困境有关。这一整合政策旨在提高“产业集中度”，改变“多、小、散、乱”格局，以求尽可能降低煤矿事故发生的概率。
山西成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发起煤矿业兼并重组的省份。一时间，山西省煤矿业的企业主体从2200多家压缩到了130多家，最初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鼎立的格局也变化为如今的七大煤炭巨头。
伴随小煤矿兼并或关停退出的，还有其背后的民营资本，这为后来山西国有煤企尝试煤矿改造与产能扩张带来了资金压力。
2008-2012年期间正逢煤炭的上升周期，回头看已经进入煤炭“黄金十年”的尾声。在政府主导下吸收了大量中小型煤矿后，山西几大国有煤炭集团负重顺着上升通道爬坡前行，进一步增加了信贷规模和资本支出。
风险也在一步步靠近。2014年，火电审批权下放，后来又导致了煤炭供应的产能过剩。与此同时，2014年底，中国代表团签署了《巴黎协定》并对减排做出了承诺，“清洁能源计划”随之而来。
由于前期背负着诸多小煤矿的改造任务，山西国有煤企面临着巨大的资本扩张压力，加之银行信贷收紧，2015年山西七大煤炭企业的负债总额超过1.2万亿元，与山西省当年的GDP产值相当，一度引发了诸多媒体对于山西国企高杠杆的关注。
2015-2016年，山西煤炭行业迎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并进入供给侧改革周期。至此，第一轮债转股尝试降低山西煤炭企业负债率的功效，已经荡然无存。山西煤企公司治理未获任何实质性改善，反而步入另一个高杠杆阶段。
此时的信达，进入山西十年有余，债转股退出却始终被“套牢”，想退出，作为股权投资者则需要等待时机。无论是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还是基于股权关系的纽带，信达继续为困难时期的山西煤炭业提供补给。
期间，关于七大煤企是否会整合的消息也层出不穷。然而山西的煤企们，和神华与国电所实现的互补性重组并不相同。神华本身因为横跨资源、电厂、港口、铁路等产业，拥有强大的风险对冲，也被称为能源领域的“航空母舰”，是投资领域长期被看好的优质资产。
但同质程度高的山西煤企若实行重组，又能否真正实现有效资产的整合？还是只能做大而无法做强？从而成为更大体量等待地方政府出手的“大而不倒”？都需要打上重重的问号。这不仅与宏观经济对于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现实需求相关，也是山西煤炭行业能否在“清洁能源计划”的大背景，能否拯救自己的问题。
“债转股的实质作用，是变更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周小川在1999年的那次演讲中提到，“债转股作为一种药方，能治病，但不是包治百病；因此不能不用，但不能滥用。”
无论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下首次启动债转股，还是2008年的欧美经济衰退和煤炭重组浪潮，对于作为宏观经济基础部门的煤炭业而言，都是重要的分水岭。现在又到了“逢八”的一年，新的债转股、重组大幕已经拉开，接下来煤炭业又会遇到什么？
打开山西国资委的网站，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改革决心。决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大型煤炭集团真正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对行业的价值定位以及业务决策做出科学判断。
所以我国煤炭工业短期供应宽松与长期总量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源分布不均。企业要抓住我国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的机遇，关注煤炭总量问题，提升煤炭工业发展科学化水平的战略高度谋划新发展。坚持“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 促进安全高效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使得煤炭工业能早日走出困境局面，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