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景山有煤矿吗

区位优势1：工业原料。首钢需要煤炭燃料，而门头沟的煤矿储藏面积近700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一半,是我国五大无烟煤产地之一。因此选址紧邻门头沟区。

区位优势2：临近水源。流经整个门头沟的永定河在进入石景山区后，紧邻首钢，修建引水渠即可，工程量小。

区位优势3：环境保护。北京属于季风气候，冬天刮西北风、夏天刮东南风。为了防止工业对城市的污染，建成要在北京的西南和东北方位选址，石景山首钢属于北京西南。

区位优势4：交通便利。首钢位于长安街西侧延长线上，产品运输交通便利

京西八大矿：门头沟煤矿，杨坨煤矿，木城涧煤矿，大台煤矿，王平煤矿（位于门头沟区），房山煤矿，大安山煤矿，长沟峪煤矿（位于房山区）。

北京矿务局是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建于1949年。原名平西煤矿公司，1950年改称京西矿务局，1968年改为北京矿务局。

位于门头沟区新桥路南大街，局属基层单位分布在门头沟、房山、石景山、大兴、东城、海淀5区1县及河北省三河市。

京西煤田：

京西煤田含煤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为侏罗纪和石炭二叠纪两个煤系,均为无烟煤，具有低灰、低硫、低磷、发热量高的特点。

适用于冶金、化工和民用燃料，矿井开拓方式有平峒、暗斜井结合方式,立井、斜井与暗斜井结合方式,立井、暗斜井结合方式。

采煤方式有炮采、水采和机采。井下为电机车与皮带机运输。机械通风、排水、排矸。各煤矿均有铁路专用线，煤炭产品主要采取直销火车运送方式，除北京外，还供应外埠。设有煤炭深加工系统，可生产多种规格的型煤及水煤浆。

首都钢铁厂：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前身为石景山钢铁厂，1966年改称首都钢铁公司。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巨大发展，成为以钢铁业为主，兼营采矿、机械、电子、建筑、房地产、服务业、海外贸易等多种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 2007年集团销售收入1090亿元，实现利润水平43亿元，钢产量1540万吨，职工近8万人。在中国企业联合会按2006年数据评选的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首钢销售收入列第10位；在中国企业500强中首钢列第36位。

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前身为石景山钢铁厂,1966年改称首都钢铁公司。1919年由原龙烟铁矿公司筹建,1920年动工建设日产250吨的炼铁炉,1922年因“直奉战争”停建。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又进行续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累计只产生铁25万吨。1945年10月部分修复开工，1948年产铁3.6万吨。解放后,石景山钢铁厂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解放后通过技术改造和建设，1958年建起了侧吹转炉，结束了首钢有铁无钢的历史，1964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在我国最早采用高炉喷吹煤技术，70年代末首钢二号高炉成为当时我国最先进的高炉。1949年6月修复一号高炉,1951年12月修复二号高炉，仅1952年就产铁34.2万吨，超过解放前30年的总产量。

1.油气物探工作大规模展开和大庆油田的发现

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能源问题，我国能源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石油资源问题。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只有玉门等地的一些小油田，年产量仅12万t。对于中国境内石油天然气的潜力，说法不一，多数国外地质家的看法比较悲观。日本侵华期间，其地质人员也曾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过调查，在阜新等地还进行过钻井采油的活动，其基本结论也是否定的。建国伊始，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问题十分关切并采取了有关措施。1950年，在新疆与原苏联合作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石油工业部门为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四川展开油气勘探，积极发展物探队伍。自1951年建立第一个地震勘探队以后，到1958年地震勘探队已经超过20个。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曾与李四光研究过中国是走人造石油还是走天然石油的道路问题，李四光及其他一批我国地质学家坚定认为在中国发现大油田是有希望的。1954年底，国家做出重要决定，即从1955年起，我国石油勘探工作由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家共同承担。地质部承担油气普查和部分详查工作，中国科学院承担科学研究工作，燃料工业部继续加强构造细测和钻探工作。为此，1955年1月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五个石油普查大队，并相应抽调物探力量组成611队（准噶尔）、303队（四川盆地）、112队（松辽）和205队（柴达木），协同石油普查大队工作。1955年，地质部决定在松辽和华北平原部署大面积的重力、磁法和电测深调查。1956年初，中苏航磁合作队成立，其中104队立即投入松辽和华北平原1:100万石油航磁工作。航磁和随后进行的两个盆地的1:100万重力测量结果明确显示松辽和华北均为大型沉积盆地。重力和航磁圈定了盆地边界和盆地内部大地构造单元的基本格局，说明这两个盆地都有良好的找油气前景。1957年底地质部作出油气普查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1958年初，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地质部和石油部领导又共同商定把松辽盆地作为战略东移的主战场，提出要“三年攻下松辽”。接着两部均抽调一批地质和物探力量向松辽、华北等大盆地集中，一场规模空前的油气物探普查工作，在我国东部地区各大沉积盆地有计划地展开，很快为我国东部地区油气资源的区域远景评价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松辽盆地的石油物探工作，一开始就是从全盆地着眼，系统规划，分阶段、有步骤进行的。由于勘探部署合理，仅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在195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发现井——松基3井喷出了原油。大庆油田的发现，在我国石油地质勘探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我国石油物探，乃至整个物探工作的发展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3]。

松辽平原面积逾26万km2，几乎全部为第四系所覆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地面没有任何油气苗显示的情形下，很快地找到巨型油田，绝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首先是由于战略选区的准确，地质和物探工作的密切配合发挥了重大作用。从物探工作本身而言，从实际出发，根据松辽盆地的具体条件，合理部署和灵活综合应用各种物探方法则是一项重要经验。事实证明，我国的石油物探事业正是由于认真总结了大庆的勘查经验，并在以后的华北、下辽河、江汉乃至全国各盆地的勘查实践中给予推广和发展而成长壮大的。大庆油田发现中的物探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充分发挥物探在油气区域地质普查中的先行作用，快速评价盆地的油气远景。

2）根据盆地的实际地质条件，合理运用综合物探方法，及时圈定有利油气聚集的二级构造带。

3）合理使用地震勘探详查局部构造，尽快实现油气发现井的突破。

4）遵守科学的勘探程序，地质和物探有机结合[14]。

在松辽盆地取得油气突破的鼓舞下，全国油气勘探加速发展，尤其是华北、四川及江汉盆地的工作发展更快。这些盆地均为大面积覆盖地区，必须全面进行系统的物探工作。在数年物探区域调查和地震普查的基础上，1960年冬，地质部和石油部在天津举行华北油气勘探的两部会议。会上根据物探资料，在济阳和黄骅凹陷确定了六个突破口，将经地震勘探确定的济阳凹陷的东营构造作为参数井华8井的首选地点，由石油部进行钻探。会议结束不到半年，1961年4月，在该井老第三系的地层中发现油层，实现了华北地区的找油突破，掀起了我国中东部地区油气勘探的新高潮。

2.煤田物探效果显著，发现一批隐伏煤田

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寻找和开发新的煤炭资源，其中用于冶金的炼焦煤更为迫切。地质部于1954年组建了首批煤田物探队在渭北、桌子山、平顶山配合煤田地质队进行工作。当时主要使用了电测深方法，普遍取得明显效果。同年，地质部还组成了第一个测井队在平顶山配合煤田地质勘探进行煤田钻孔的测井。煤炭工业部门在1954年8～9月成立了专业的煤田测井试验站，在峰峰矿区进行生产试验，取得了成功。1955年4月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组成了第一个地面电法队，在开滦矿区进行野外试验。同年9月，该局组成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震队。这一时期的煤田地质调查任务主要是扩大老煤区和发现新煤田。使用电法一般能够取得有效追踪煤系地层、发现断层和了解盆地构造起伏的资料，使地质预测更为准确，提高钻探命中率。由于合理运用了地质和地球物理的综合勘探，这一时期发现了许多新的含煤盆地和重要煤田。如1956年，在河北开滦煤矿外围湾道山和车轴山用电测深法发现了新含煤区，其中仅东欢坨和新军屯两处储量就逾8亿t。1957年，又在全覆盖的蓟县-玉田地区发现了林南仓、下仓含煤向斜，经地震勘探证实和钻探验证，该地成为我国首次用地震折射法与电法、钻探相结合而发现的新煤田。1955年11月，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的华东电法队在淮北平原蒙城至宿县一带进行了大面积1:20万电测深普查，1957年提交的“安徽省蒙城宿县地区电法勘探工作报告”，全面揭示了4500km2范围内被掩盖的地下煤系基底起伏形态，为缺煤的华东地区找到了淮北煤田这一重要煤炭基地。20世纪50年代后期煤炭部门开始了综合地质勘探会战，实施地质普查、物探、钻探相结合的勘探方法，大大加速了勘探速度，在辽宁、山东、黑龙江、安徽、江苏、河北、内蒙古等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煤炭产业基地[6]。

3.开展放射性方法普查，找到了第一批铀矿

放射性测量是最直接的铀矿勘查手段。我国从1955年开始铀矿勘查，使用了航空和地面放射性测量方法。我国的第一个大铀矿就是在1955年租用原苏联的安-2飞机，使用原苏联的航空伽马测量仪在湖南郴州发现的。1957年航测又在华东发现了我国最大的相山铀矿。地面伽马普查则在广东发现了下庄铀矿，在云南发现了腾冲铀矿。物探在其发展初期就为我国的核工业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5]。

4.金属与非金属物探在发现新矿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大量铁、铜、铅、锌等金属矿产和相应的非金属、化工原料。地质和冶金部门的首批物探队就是围绕着鞍山、大冶、铜官山、白云鄂博和黄沙坪等老工业基地，用磁法和电法开始工作，得到锻炼并取得成功的。

1954年地质部物探工作会议以后，金属矿物探工作将主要力量放在新区的普查及老矿区外围扩大上。这一工作部署上的战略性转变，使物探工作效果有了明显提高。在发现新矿产地方面，航空和地面磁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四川地区发现了红格、白马等大型—特大型钒钛磁铁矿，在河南舞阳、江西新余发现了新的磁铁矿区。1957年前，物探还在发现河北寿王坟铜矿、湖南黄沙坪铅锌矿和甘肃小铁山铅锌矿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许多大型铁矿是在“大跃进”这一时期中发现的，其中包括山东淄河和苍峄、莱芜，湖南祁东，新疆天湖，安徽霍邱，江苏梅山等著名大型铁矿。在铜铅锌多金属矿方面，发现的大型矿山有安徽狮子山、西马鞍山，湖北铜录山，江西城门山，湖南七宝山，广东阳春石菉，青海铜峪沟等铜矿，吉林红旗岭铜镍矿，江苏栖霞山、广东大宝山和青海锡铁山等铅锌矿。在非金属矿产方面，物探方法开始应用于黄铁矿、石墨和金刚石、压电石英等国家急需的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普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于我国金属矿地质条件的特殊性（地质构造复杂，矿石成分多为复合矿，单一富矿少），往往需要综合使用多种物探方法才能更加有效。我国开始研究开发适合于我国地质条件的物探方法及其组合，并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探方法系列。为了提高物探普查金属矿产的效果，普遍重视了多种物探化探方法的综合使用。冶金部门提出了“大力推广地质、物探、化探三结合找矿方法”。地质部成立了综合普查勘探方法室，开展综合方法的试验推广；于1960年成立了综合物探大队，选择河北燕山地区进行系统的综合区域物探、化探试验，把区域性物探、化探工作与矿产普查工作相结合，以期达到面中求点、加快速度、提高效益的目的[16,17]。

5.水文和工程物探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

1950年顾功叙等曾经在北京官厅水库地区应用过物探方法解决与水库有关的水文地质问题，1952年起又在石景山地区为解决水文地质问题进行过试验。随着地下水资源勘查、水利工程以及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勘察的需求不断上升，物探方法在这些应用领域也很快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从1953年起，地质部物探队伍先后承担了宝成铁路路基、三门峡坝址勘查工作。1956年在宜昌组成了工程物探队，对丹江口、三斗坪等国家重点建设的水库坝址进行勘查。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和铁道部西北设计院从1954年起，先后组建了各自的专业物探队。农业部农田水利局也组建起勘探地下水的物探队伍。地质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开展了找水的物探工作。铁道部从1956年起聘请原苏联专家帮助提高铁路物探技术，并在湘黔、成昆铁路的设计中应用了物探方法[18]。

这一时期是我国物探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精神的鼓舞下，到1961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物探队伍。虽然这支队伍还很年轻，但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在许多应用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从1959年起，还首次走出国门，援助越南、蒙古进行煤田测井、水利勘测等工作。

卢惠华

(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古代和近代，北京地区的采煤业在我国的煤炭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北京是我国最早利用煤为燃料矿产的地区之一，在战国时期已经用煤炼铜铸器了。元明清三代，北京的采煤业在全国最为兴盛。近代，京西煤业艰难曲折，但它却是我国首开先河与外国合资办煤矿的地区。中美合办通兴煤矿是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煤炭企业。今年是北京建都 850周年，特写此文以资纪念。

一、煤矿业的初始阶段

北京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已经能够利用矿物和岩石制造简单的工具了，例如，石刀、石球利石锤等。北京也是全国最早利用煤炭为燃料矿产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 “北京人”开始利用陶器，对火的利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知道了如何掌握火候。战国时期，人们在制陶和铸钱中开始利用煤炭。根据战国燕下都 ( 今河北省易县东南) 高陌村铸钱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 “焦砟”。人们认为:“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燕国都城已使用煤炭炼铜铸器了”。

民国 《房山县志·卷五·实业》载: 房山煤业，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推税于前清中叶。考木岩寺碑记，创自天监二年，重葺于天庆元年。其碑有 “取煤于穴”之文，是辽之前煤已发现矣。

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已开发利用煤是铁的事实。1975 年，在门头沟区龙泉雾务村辽代瓷窑遗址考古发掘，遗址堆积厚 0. 8 ～1. 7m，内部残存大量瓷残碎片、窑具和烧土、煤渣。此后，考古发掘也有多次发现烧瓷的煤渣。

金代北京用煤有诗为证。金代诗人赵秉文诗 《夜卧暖炕》写道: “近山富黑翳，百金不难谋。地炉规玲珑，火穴通深幽。长舒两脚睡，暖律初回邹。门前三尺雪，鼻息方鼾鼾”。意说人们到京郊的山中买煤，用煤烧地炉取暖，尽管屋外很冷，但屋内温暖如春，可以酣然入睡。

以上表明，战国至辽、金是北京煤业的初始阶段。这时期北京地区发现了煤，并有了开发利用，但是利用还不十分普遍。

二、兴旺发达的古代采煤业

( 一) 元 代

元代，大都已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据 《元一统志》载: “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 峪) 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火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煤窑一所”。以上指的是官办煤窑，不包括民窑在内，当时采煤情况，《顺天府志》载: “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所，土人恒采取为业，尝操锤穴道，篝火裸身而入，蛇行鼠伏，至深入数里始得之，乃负载而出。或遇崩压则随陨于穴，故其沾污憔悴，无复人形，然乡民借此衣食终不舍也。其用肚于燃薪，人赖利焉”。

元代，大都采煤业之兴旺，在全国位居前列。《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指出: “纵观元代煤业，最兴盛的应属大都附近的西山地区”。原因是: “大都城内人口日繁，所用燃料越来越多，加上封建政府比较重视，这就使大都的煤炭供应基地———西山一带的煤炭行业较快地发展起来了”。元代，为了解决大都燃煤日益突出的问题，曾着手扩大京西地区的煤炭开发和运输。元至正二年 ( 1342 年) ，左右丞相奏曰: “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有西山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望至城矣”。但是，工程修完后，由于河水 “流湍势急，泥沙壅塞，船不可行”而告吹。

元代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的事实，久居大都的马可·波罗体会很深，在其游记中说:“契丹 ( 指中国) 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火候较薪为优，盖若夜间烧火，次日不息，其质优良，致使全境不燃它物。”

煤的发现和利用，是中国劳动人民科学技术与智慧的一大成就，它比欧洲至少要早400 年。

( 二) 明 代

明代，煤炭已较普遍地在手工业中利用，特别是与燃料密切相关的冶金、陶瓷、制盐、砖瓦等手工业，它们要求更多的煤炭供应，因而促进了采煤业的继续发展。斤竣说:“今京师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明初，采煤业由官府垄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办煤窑逐渐衰落，私营煤业兴起。《明一统志》载: “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 “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均为民窑”。这些民窑数量很大。《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指出: “由于京师煤炭市场的需要，加上朝廷一直予以注意，所以北京西山地区已发展为明代最著名的煤炭产地。像浑河、大峪、门头沟、戒台寺附近、居庸关等处就很多”。

明代煤业与元代有很大的不同，私营煤业不少已发展为合办企业，这样有利于增加资金投入，扩大生产，有利于采掘、排水和运输，更有利于经营和销售。此时，窑主与雇工已完全是雇佣关系，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明代，大规模开发利用煤炭，留下了不少与煤业有关的文物古迹。如遗留在门头沟的圈门过街楼、窑神庙和大戏楼这一组相互毗连的建筑物，就是随煤业而建起来的古建筑文物。据了解，门头沟区共有十多座形制不同、风格各异的过街楼，有的还供有神像。这些建筑物有明代的，也有清朝的，它们是当时煤业兴旺的佐证。

( 三) 清 代

清代采煤业比元、明两代更为兴旺。清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协助和鼓励民间开采京西煤矿。如康熙三十三年 ( 1694 年) 下令: “将于公寺 ( 即今香山碧云寺) 前山岭修平，于众甚属有益，著户工二部差官将所需钱粮确算具题”。又如，乾隆五年 ( 1740 年) 二月，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提呈 “广开煤矿”奏折，清高宗批示: “各省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古昔陵墓、堤岸通衢者，悉驰其禁，该督抚酌量情形开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下令，要全国各地查勘煤矿资源、广开煤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煤矿业的发展。

清代，为了加强对煤窑的控制和管理，实行采煤执照制度。其内容也相当详细，包括采矿地点、范围、开闭时间、雇工人数和姓名等。清代乾隆二十七年 ( 1762 年) 煤业最兴旺，近京西山煤窑 16 座，宛平县煤窑 117 座，房山县煤窑 140 座，合计 273 座。从产业规模上看，京西煤窑已具备较大的规模。 “大者一二百人、小者八九十人”。中等规模者投资亦在银千两左右，已经具有资本主义手工场的规模。

嘉庆年间，京西一带采煤业仍相当兴旺。

北京的古代采煤业，尽管有时也出现挫折，和全国一样也出现过矿禁，但总体发展是比较顺利的。煤矿对北京这个古都太重要了，它关系到宫廷的日常生活，也关系到首都百万军民的需要，所以北京煤炭的开采比其他地方普遍，更受重视，也比其他矿种开采的阻力小。古代矿业受限制或受禁闭，根本原因是历代封建帝王 “重农抑末”的指导思想作怪。此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 “风水说”，认为开矿会 “始则崩坏陵谷，断绝地脉。继则铲伤庐墓，永绝人文，竭本地之精华，绝士民之生路”。这种思想在一些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中甚为普遍，他们坚决反对开矿: 二是怕群众闹事。元明清几代都有矿工 “造反”的事情，所以历代统治者对开矿都持慎重态度。明代矿工闹事尤其突出。明神宗显皇帝企图用 “开矿榷税”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他派宦官到各地征矿税。宦官们横行霸道，重征叠税，搜刮民财，引发一场长期的波及全国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这场斗争此起彼伏，时起时落，大小数百次，长达 10 多年，给明代统治阶级沉重打击。如万历二十八年( 1600 年) ，宦官王虎去香河强行征鱼苇矿税，激起 “生员士民”数千人的武装反抗。两年后，又发生了京西窑工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万历三十一年 ( 1603 年) 三月，一支由窑工、运煤脚夫和部分窑户组成的示威队伍，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这些 “黧面短衣之人”，在京城内 “填街塞路”，高呼减免矿税和撤换宦官口号。此举引起朝廷极大震恐，只好撤了宦官，减免矿税以平民愤。

三、曲折、坎坷的近代煤矿业

( 一) 列强投资，攫取矿权

18 世纪 60 年代，英、德、美、意、比、日等国纷纷向清政府提出在北京开办矿山、修筑运煤铁路的请求。清末民初，在北京先后出现了中美合办通兴煤矿、中比合办裕懋煤矿、中德合办天利煤矿、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中日合办杨坨煤矿。其中，中美合办通兴煤矿是 1896 年兴建的，1911 年改为中英合办。民国九年 ( 1920 年) 矿区面积达 4770. 2亩，是当时京西地区最大的煤矿之一。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是民国二年 ( 1913 年) 华商与比利时商人合办，1915 年改为中英合办。经扩建后矿区面积 568hm2，是北平地区最大的煤矿，也是开采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煤矿。有竖井两眼，资本 150 万元。使用风钻打眼，黑火药爆破，井下铺设铁轨道，用矿车运输。民国十二年 ( 1923 年) 正式投产，当年产煤 41. 388 万 t。民国二十三年 ( 1934 年) ，产煤 43. 8 万 t，占北平地区当年煤总产量的 39% 。至民国二十八年 ( 1939 年) ，该公司资本已达 430 万银元，职工人数 3000 余名。从当时的年产量和矿区面积看，该矿在全国采煤业中也属前列。

上述五座中外合资煤矿企业的兴起，在近代北平地区矿业史上有过重要的影响，毕竟它们都有中外合办的合同，且有官方批准之矿照，有一定的办矿手续。特别是中美合办的通兴煤矿 ( 后改为中英合办) ，它首开中国人与外国人合办矿业之先河，并成为我国第一个中外合办并正式生产的煤矿企业，对利用、引进外资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外资的加入，部分地改变了北平地区采煤业的技术面貌，对煤炭生产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合资办矿的目的是攫取利润和掠夺资源，他们牢牢地掌握着采矿权，故名为合办，实为洋人独办。

( 二) 日本的垄断和掠夺

与英、美列强相比，日本涉足北平的矿产资源较晚。但后来者居上，且显示出极度的贪婪性。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便不择手段地、疯狂地加强掠夺北平地区的矿产，武力占领，实行垄断，甚至中外合资的企业也被日本占领。

日本垄断和掠夺北京的矿产有金属矿、非金属矿和煤矿，以煤为主。直接垄断和掠夺的几家煤企业产煤情况如下:

1. 杨坨煤矿

民国七年 ( 1918 年) ，内务府员外陈熙武之子陈绍武与日本臼井洋行合资兴办杨坨煤矿。资本 100 万元，各出一半。经营矿区面积 585 亩，开出两口斜井，深 160m，遇煤三层。年产煤 5 万余吨。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撕开了合资假面具，公然武力霸占了杨家坨煤矿。

2. 门头沟煤矿

民国九年 ( 1920 年) 建立的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是当时北平最大的煤矿。矿区面积 4658 亩。民国三十年 (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以后，原中英合办门头沟煤矿被日军占领，实行军事管制。民国三十二年 ( 1943 年) 改为中日合办，但实际上为日本人垄断。日本人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经营不遗余力，英国人经营期间，最高年产量为 43. 80万 t而日本人经营期间达到 55 万 t。

3. 川南工业门头沟矿业所

该矿是日本川南工业株式会社兼并恒昌公司而于 1938 年 9 月成立。恒昌公司原为宏福窑，矿区面积 979 亩。历年产量分别为: 民国二十六年 ( 1937 年) ，3. 5954 万 t民国二十九年 ( 1940 年) ，1. 4016 万 t民国三十一 ( 1942 年) ，11. 6354 万 t。

4. 利丰煤矿公司

公司位于门头沟郝家坊村。民国九年 ( 1920 年) 由中国矿商何荫棠创办。民国二十六年 ( 1937 年) ，日本人川品之白炼瓦公司兼并此矿改为中日合办，资本 50 万元。1940年产量，6. 249 万 t1941 年，14. 46659 万 t1942 年，10. 8386 万 t。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在门头沟矿区共设新式矿井 12 处，最高年产量达 200 万 t，历年各矿总产量分别为:1938 年，80 万 t1939 年，29. 90 万 t1940 年，155 万 t1941 年，203 万 t1942 年，189. 9 万 t1943 年，108 万 t1944 年，144 万 t。

5. 大台煤矿

它包括大安山坑和清水涧坑。民国六年 ( 1917 年) ，日本人即派员对其进行调查。1920年获得大安山坑的开采权。1939 年，日本人成立炭所9 处。建厂房、置设备，并架设通至石景山发电厂的输电线路。利用电力开凿大台及清水涧平洞。1942 年，两个平洞分别凿进880m 和 400m，穿煤 13 层，随即正式开采出煤，日产量最高达 1500t 左右。历年产量为:1939 年 10 ～ 12 月，0. 11469 万 t1940 年，4. 1879 万 t1942 年 1 ～ 8 月，3. 1956 万 t。

6. 房山坨里煤矿

1937 年，该矿 被 日 本 人 接收 经 营。 历 年 产 量: 1938 年，10. 0579 万 t1939 年，9. 2469 万 t1940 年，17. 2928 万 t1941 年，19. 3686 万 t1942 年，15. 3323 万 t。

( 三) 民族采煤业发展受挫折

在列强纷纷投资北平煤矿资源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煤业也在努力发展。20 世纪初，平西地区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开办的煤矿企业。门头沟区主要有: 中兴矿、四维公司、宏顺窑、治水公司等。斋堂、板桥和王平村地区有: 斋堂煤矿公司、同兴煤矿、板千煤矿等。房山区有: 伟业煤矿、大丰煤矿、兴宝公司等。此外，还有一批民办的小煤窑。据《中国煤矿》载: 1935 年，京西民窑达 630 余座。煤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清末民初，北京先后修筑了周口店、坨里、门头沟运煤铁路、房山运煤专线以及门头沟公路。20 世纪 20 年代，门头沟区又修建门斋铁路。与此同时，京西煤矿的水运也有所突破。琉璃河镇修码头后，房山区的煤炭，沿大石河顺流而下，可抵达天津。30 年代，由于水量减少及铁路、公路的发达，水路运输失去了作用。

为侵略战争的需要和攫取巨额利润，日本在垄断和掠夺平西煤矿过程中，采用卑劣手段制造平津地区的煤荒，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其做法是: ①实行物资配给，限制民窑生产。日方规定，凡民窑需要的火药、电石和粮食等物品，一律实行配给。②控制铁路运输，设立民窑收煤所，不经批准，采煤不能外运。并强迫众煤窑签署 “宣誓书”，强行收购民窑煤矿。③成立 “四门组合”，统制煤炭销售。日方以低价收购煤炭，又在城内设店高价销售，获取暴利。日方在城里设的 “四门组合”( 即北三门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和南城的门头沟煤炭统制贩卖公司) ，只许自己卖煤，不许他人卖煤。从而形成产运销独家经营的局面。日本人利用这个垄断权制造了 1944 年北平和天津的大煤荒。导致众多工厂、商号歇业，大量民窑关闭破产，大批矿工逃荒、讨饭、饿死街头。正是由于日本的掠夺和垄断，北平工业迅速殖民地化，煤矿业衰退，大多数煤矿企业停办。民办小煤窑急剧减少，仅门头沟区的小煤窑就从 1930 年的 150 余座减少至 50 余座。民族煤业受到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