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主流市场加剧,边缘市场同样大有机会

常州市科斯奇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是2017-09-26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地址位于常州市钟楼区西林街道东岱镇。

常州市科斯奇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320404MA1R84833W，企业法人金志娟，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常州市科斯奇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新能源设备、流体控制设备、过滤系统设备、冷凝水回收设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的研发、制造、销售；机械设备、阀门及配件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及维修；从事环保节能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石油石化专用设备的设计、安装及技术转让服务；环保工程、防腐工程的施工；机械设备及配件、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金属制品、机电设备及配件、气动液压设备及配件、减温减压装置、泵、消防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产品、照明器材、管道配件、轴承、金属材料、塑料制品、电子产品、润滑油、包装材料、劳保用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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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立即引起了新能源和环保人士的纷纷指责。其中反应最强烈的莫过于特斯拉的CEO伊隆马斯克。马斯克宣布辞去特朗普的三个顾问委员会的职位。

马斯克创办了太阳能公司SolarCity和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两家公司都致力于环境保护，所以他在新能源领域发言也得到过颇多赞同。虽然马斯克这一次的退出同样得到了许多媒体的支持，但还是很值得寻味的。

早在2015年6月，《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马斯克的商业帝国一共拿到了多达49亿美元的政府对新能源发展的补贴，其中特斯拉公司得到了接近24亿美元，SolarCity也分到了25亿美元。由此看出，如果特朗普继续反对新能源政策，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马斯克和他的商业帝国，所以他的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

另外一方面，特斯拉截止到2015年6月时总共售出了不到8万辆左右的电动汽车，平均下来，每卖出一辆汽车就会得到政府多达30000美元的补贴。特斯拉电动汽车平均售价为10万美元一辆，而10万美元在美国可以买两辆宝马5系，所以买的起特斯拉的车主在美国也算是上层阶级了。由此可见，政府对特斯拉的补贴其实是转移到了富人那里而已。《华尔街日报》也曾对此批评道，特斯拉把中产阶级缴纳的税款逆向“补贴”给了富人，而特斯拉汽车也只不过是满足那些标榜“环境保护”的上层阶级放纵一把的玩具而已。

为了补贴8万辆电动车，政府花了24亿美元。而这些电动汽车对于环境保护的也只是杯水车薪的作用。爱护环境，依法纳税的你看完之后是不是感觉很气愤。愤怒与无奈的背后隐藏着更引人深思的问题： 政府资源该如何分配？

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学过《经济学》的难免会想到“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这个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1960年代的论文中提出的，它的定义是“只要交易费用足够低，那么无论资源归谁所有，资源的用途都应该是一样的，谁用得好资源就归谁用。”

通俗一点讲，这个定义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隐含前提：伤害是相互的；

前提：交易费用足够低；

指导原则：谁用得好资源就归谁用。

科斯定律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伤害是相互的”。这里的伤害指的是利益上的损伤，排除一切感情上，道德上，以及传统的因素。这个前提在定律里面没有讲，所以称之为隐含前提。

举个例子，如果小明在宿舍学习，而舍友在打游戏，你认为是谁伤害了谁？如果你认为是舍友伤害了小明，因为宿舍里面学习是大家的共识。

但是如果把宿舍看做一个小明和舍友都想争取的资源来说，小明不让舍友在里面玩游戏是不是也伤害了舍友在宿舍里面玩游戏的权利呢？

开篇的例子中，49亿美元补贴了伊隆马斯克的新能源企业也就伤害了别的方面得到这部分政府补贴的权利。公共资源的分配是双方或者多方在争用一种稀缺资源的问题，关键是要取得一个平衡。

既然伤害是相互的，那要判定哪一方对资源有使用权只能看谁能利用资源得到最大的收益，也就是谁能把资源用的好。

要理解这一点， 可以先假设争夺资源的双方如果同属于一个母公司，那母公司会把资源分给谁呢？母公司不傻的话，必然是分给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方了。

一个真实的案子：有⼀家养鸡场，为了不让养鸡发出的各种恶臭和污染影响到别⼈，把养鸡场选在了偏远的郊区，远离城市。但是城市是不断发展，不断扩⼤的，终于有一天城市的居民区扩张到了养鸡场旁边。居民住进去之后才发现旁边还有个养鸡场会发出恶臭。于是居民就去告这家养鸡场。养鸡场确实损害了周围居民的美好环境。可居民是⾃⼰主动搬到养鸡场附近的，人家养鸡场也不想让他们来啊。

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判？

法官说：“养鸡场可没妨碍你们居民，⼈家特意把养鸡场设得离你远远的，是你们⾃⼰靠近⼈家，所以养鸡场拥有“污染权”。”但是法官话锋⼀转，又说，“城市发展也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应该⿎励的。城市最后不断扩张，居民最后会住到这些地⽅去，我们不能让居民住在养鸡场周围，所以养鸡场应该搬⾛。也就是说，虽然养鸡场拥有“污染权”，但是法官判居民拥有“剥夺污染权的权利”。在行使权利时，居民应该承担养鸡场搬迁的成本。”

相比着养鸡来说，城市发展是土地所能带来的更大的收益，所以法官判决养鸡场搬走。

在上面判定资源归属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假设，争夺资源的双方同属于一个母公司。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现实生活种争夺资源的对手来自于两方、甚至更多。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双方争夺资源难免会发生谈判、扯皮、欺骗、信息不对称等行为和现象，所有这些都会造成相应的“交易费用”。我们希望有足够低交易费用让交易顺利进行，而交易费用过高可能会阻止资源被更好的利用。

打个夸张的比方，如果上面那个例子里面，养鸡场的那块土地可以为城市发展带来100万的收益，但是养鸡场和居民的谈判以及搬迁养鸡场的花销要达到200万，那你认为居民还会逼着养鸡场搬走吗？恐怕他们能忍也就忍着了。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沿袭的习惯和传统，其实它们的存在往往是有道理的，很多时候它们能够帮助我们节省计算与协商的交易费用。所以一旦我们遇到传统的东西，我们首先要思考它为什么存在，它为社会的顺利运转节省了哪些成本。

你如果喜欢看宫廷戏的话，应该会记得皇帝在考虑继承人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立长不立贤”。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立长对于皇位的传承来说是交易费用最低的选择。首先，立长的标准清晰，无争辩余地，杜绝诸皇子争位，尽可能减小皇室发生混乱；其次，贤德是一个主观的标准，要判断并让众人达成一致，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也容易给其他皇子觊觎帝位的借口。

交易费用的计算和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

再次回到开篇的问题，政府的资源如何分配？根据科斯定律，政府应该积极建立合理的市场机制引导补贴流向有最大效益的地方，用行政的手段限制资金流向，往往会适得其反。

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经济学帮助我们从对错的道德判断转变到利益的价值判断，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对世界的观察豁然开朗。

罗纳德?科斯认为：“企业就是一个企业家控制某种资源时出现的关系体系。”①科斯的这个定义偏重于企业的系统属性，即企业是由内部元素和外部元素相结合形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关系体系。”但是，该定义并没有揭示企业的系统目的和它的价值取向，而且，由“一个企业家”控制某种资源的状态在分权和制衡的企业尤其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并不能对企业发生决定性影响。换句话说，当一个企业家控制某种资源时，并不一定形成企业。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考察企业的本质，我们会发现，企业首先是市场交易的主体，其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企业是自然人集合，是自然人形成的一种组织。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怎样定义企业，都不应该忽略它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企业是营利性的组织。在这个定义中，企业的核心概念有两个：其一，企业以“营利”为目的；其二，企业是组织。如果仅此而已，本文的研究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企业的这两个核心概念是早已被人们尤其是经济学家们烂熟于胸的话题。然而，笔者认为，企业的这两个核心概念其实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它隐藏着复杂的内涵。

按汉语的语义学解释，“企”，《说文?人部》云：“企，举踵也。从人，止声。”本义为踮起脚跟远望。“业”，中文繁体字写作“业”，《说文?业部》云：“业，大版也，所以饰悬钟鼓，捷业如锯齿。”本义为古代悬挂乐器架子横梁上边起装饰作用的刻成锯齿状的大版之形。

“企”的本义是指人踮起脚跟远望。按照自然人的日常行为，踮起脚跟是一件颇为费力的事情，可以看成是自然人的一种努力；“远望”一词又可以描述成观察、搜寻、探索之义，所以，“企”的含义又可以转换成“自然人努力探索”的意思。

“业”的本义是古代悬挂乐器架子横梁上边起装饰作用的刻成锯齿状的大版之形。通俗地说，“业”具有装饰作用，是装饰性的艺术品，而艺术品则是一种文化的表达。那么，“业”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文化呢？

何晓明先生在张岱年、方克立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对文化结构进行了论述。何先生把文化结构分为4个层次：

1.由人类加工自然创造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

2.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3.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

4.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絪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

心态文化又可以再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社会心理是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等。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它们往往是由文化专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并以物化形态——通常是以著作、艺术作品——固定下来，播之四海，传于后世。②

由此观之，“业”作为具有装饰作用的艺术品，有3种文化含义，其一，作为装饰品的“业”是物化形态的艺术品，是一种物态文化；其二，“业”又是艺术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后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是心态文化，或者确切地说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其三，既然“业”是艺术品，是艺术的表现，而在汉字中，“艺”的含义还包括“准则”的意思。《辞海》云：艺，标准：准则。《左传?文公六年》：“陈之艺极。”杜预注：“艺，准也；极，中也。”引申为法度、限度。①

可见，“业”作为一种艺术，还具有法度、准则等制度文化的功能。如果对“业”的3种文化形态作逻辑抽象，便可以将“业”定义为：“业”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的统一。

何晓明先生还认为：西方各民族语文系统中，亦多有与“文化”对应的词汇，不过它们相互之间还有细微差别。拉丁文“Culture”，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与拉丁语同属印欧语系的英文、法文，也用“Culture”来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这就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Cultura”却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继而才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的。从这层意义上分析，“Cultura”的内涵比“文化”更为宽广，而与中国语言系统中的另一词汇“文明”更加切近。“文明”从词源学上追溯，正如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智文明”时所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是从人类的物质创造（尤其是对火的利用）扩展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简言之，“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文化。②

“业”既然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的统一，不仅兼容了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还包括了政治文化的内涵，因此，它应当是一种广义文化，而广义文化又可称之为文明。所以，企业者，自然人群体努力探索文明之载体也。

何谓“文明”？常远先生认为：“文明”一词，就是指通过文化（包括语言文字、知识、智慧、道德等）的发展、交流、传承和运用，使人类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形成更强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整体功能，弄明白越来越多事物的规律，使人类追求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不断提高，所实现的利益或满足的需要越来越大，从而不断地摆脱原先相对黑暗、愚昧、落后的状态，不断达到更光明、更明白、更进步的状态。③

然而，人类文明包括哪些内容？人类文明演化的一般规律又是什么呢？

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取决于自然人的全面发展。自然人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自然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人类改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能力、成就及进步状态，形成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然人在追求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势必产生冲突和矛盾，为了避免冲突各方在斗争中自我毁灭，社会系统就需要创立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控制系统协调利益主体间的冲突，这种控制系统产生的人类改造社会关系的能力、成就及进步状态，就是政治文明。

人类文明的内容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3大文明。

纵观人类历史，凡是社会系统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元相生；和谐发展，社会系统就呈现出勃勃生机，显现进步和文明；反之，如果社会系统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元相克，矛盾丛生，社会系统就呈现出黯淡无光，显现落后和晦暗。

20世纪人类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其原因就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经济利益，争夺世界市场而摧毁人类的道德体系和国际契约，采用战争这种极端的政治手段所上演的一出三元结构完全失衡的人类大悲剧。

20世纪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质是领导者采用极权式的政治手段，片面强调精神力量，希望缔造一个几乎完全超越物质条件约束的精神乌托邦，结果引起三元结构相克，国家和人民承受了一场灾难。

9.11事件，世界上某个至今都无法确知其下落的无名之辈，竟然采用非常规的军事手段，向当今头号军事强国发起恐怖袭击，顷刻间，象征人类物质文明的世贸大厦，在这种极端的政治力量打击下，成为政治利益失衡的牺牲品。而从那一刻起，9.11拉开了世界恐怖活动的序幕。

人类历史上，三元结构失衡的事例不胜枚举；而三元结构和谐发展的个案亦比比皆是。

当代西方的科学思想来自古希腊，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念亦源于古希腊人的恩赐。而古希腊科学思想形成的古典文化以及民主政治形成的政治理念，都建立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

古希腊发达的经济带给人们闲暇的时间和舒适的生活，自由的空气带来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繁荣。因此，经济、文化、政治三元结构的和谐发展，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天文学家默冬、托勒密；数学家欧几里德、阿波罗尼；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盖伦等．这些天才人物的伟大功绩，为以后的西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欧洲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经济、文化、政治和谐发展的基础。一定数量的资本、自由劳动力、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以及现代工业技术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诞生的经济基础；国家的统一、健全的法律制度、国家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新教伦理、企业家精神和爱国主义则构成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协调发展是欧洲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动力。①

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以往统治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他统治时期，运用各种手段改造不符合经济、文化、政治三元结构和谐发展的因素，从而创造了被后世称颂和仰慕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中国科技文化保持了世界级的水平。令西方人望尘莫及。

唐朝商业发达、贸易繁荣、交通运输空前发展，与外界联系十分频繁。并同日本、朝鲜、波斯、欧洲、阿拉伯等地区建立了联系。很多国家的商人学者来到大唐，汲取唐文化的精华。在这种开放的文化环境下，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仅《全唐诗》中的作者就有2300多位，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更是脍炙人口、流芳千古。其它方面如冶金、印刷、医药等科技发明和创造，也令今人叹为观止。

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者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三元结构的整体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如果从企业营利的角度分析，企业可定义为：自然人努力探索和实现人类社会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政治利益三元结构和谐发展的组织。

如果从文明的角度审视企业的本质，它应当是：自然人群体努力探索和实现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元结构和谐发展的载体。可以确定地说，企业的本质就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元结构整体演化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社会系统微观层面上的反映。

如果以企业本质作为参照，衡量目前中国企业的现实状况，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换句话说，目前的中国企业，是不是以企业追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元结构和谐发展为前提呢？

传统的企业概念认为：企业是为拥有者创造财富的工具。或者，更具体地说，企业是其拥有者追求经济利益的组织。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微观经济学的层面上，对传统的企业概念并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1999年新版《辞海》云：企业是“从事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②这个貌似符合理性的传统概念，却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因为：

一、如果企业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目的当然就是追求经济利益，那就意味着，构成企业系统的一切元素都必须围绕企业获利这个惟一目标服务，只要能够获得经济利益，其余的系统元素都可以忽略不计，企业由此堕落为一架赚钱机器。隐含在企业概念背后的拜金主义思想，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追逐金钱这个单一的非理性的思想指导下，企业开始了疯狂的原始积累。违法占地、强制拆迁、欺行霸市、假冒伪劣、股市圈钱、侵吞国资、行贿官员、报纸书刊色情暴力泛滥……有时连想都不敢想的罪恶“奇迹”，个别企业照样能够创造出来。

二、长期以来，我们对官员的评价习惯于考察其在任期内是否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官员的荣辱升迁完全取决于他的经济政绩。而企业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组织，企业这种追逐经济利益的概念定位与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不谋而合，因此，政府对企业的评价标准就以单一的经济指标作为企业优劣的依据。由于官员与企业之间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取向，所以，官商一体、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就具有了逻辑上的同构关系。

三、当一切向钱看成为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价值取向时，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可怕的断裂。诚信让位于欺诈、道德沦为乞丐、清正廉明被腐败吞噬、公平正义被阉割抛弃。

四、一旦金钱成为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准，原本平和的心理了发生扭曲和变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尊严贴上标签出售，友谊用来牟取暴利，肉体被当作商品交换，灵魂可以为钱放弃。

五、企业以追逐金钱为目的，便开始了对资源的掠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灾难，以饮用水为例，据水利部长汪恕成披露：全国70%以上的河流湖泊遭受程度不同的污染，全国有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由此可见，目前的中国企业，并没有按照三元结构和谐发展的规律塑造自己，而是单一地追求经济利益。那么，原因何在呢？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既是执政党的最高执政理念，也是国家和人民奋斗的伟大目标，更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哲学基础。针对企业而言，它构成了企业的本质。企业出现的种种弊端，其根本原因在于决策者错误地理解了企业的本质，把企业当成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赚钱机器，从而把企业推向了与政府和人民所追求的目标相对立、相矛盾的方向。

解构企业本质的目的只有一个，企业的本质决定了企业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因为企业的本质告诉我们，它绝不是一架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的机器，而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创造者；是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者；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参与者。如果全世界的企业都具备企业本质所昭示的崇高理念，全心全意担负起为全人类服务的责任，一切危机和挑战都会化解，人类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过去30年间，从 汽车 、家电、化妆品、ICT通信、半导体、智能手机，再到本周曝出的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 宁德时代 对 中航锂电 之诉，莫不如此。

作为一起标志性事件，蕴含着产业及投资逻辑的深层变迁信息，需要各方正视。

中航锂电此后亦迅速作出回应：“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提供给客户的产品都经过专业知识产权团队全面风险调查，公司确信其产品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更为核心的是，该起案件的一个基本事实基础在于：涉案标的是中航锂电的全系产品。

这就意味着，宁德时代发起的这场专利战决非一时兴起，而是对中航锂电的全系产品进行了全维度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固定了证据链。

从案件规模、准备程度到投入力度，种种迹象无不昭示，宁德时代是要对中航锂电动真格了。

从中航锂电视角出发，案件的最终结果，将事关其生存问题。 在生死攸关的命题面前，任何人或公司都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能，其法律应对策略一定会精细到每个环节。

从基本法律常识可以推演，中航锂电一定会先从程序性问题入手，比如先就该案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进而针对原告方的权利基础发起专利无效行政申请——这进而还会引发相关行政诉讼；甚至不排除会依据自身专利池向宁德时代发起反诉。

从原被告双方的专利储备上看，二者并不在一个数量级。根据我们数据库查询，据不完全统计，宁德时代目前已公开专利数量超过5000件，中航锂电则为1350余件。

上图分别为两家公司专利申请分布情况，取值范围为主小类前十。数据库为Patentics。

另外从专利申请及保护策略上看，我们已经在过去的报告中对宁德时代进行过分析，该公司尤其强调专利池的精密性——即围绕某项工艺或技术进行点状覆盖。这也意味着，对于中航锂电的律师团而言，在拆解、抗辩甚至无效宁德时代涉案权利基础时，势必将面临巨大工程量挑战。

根据上险数检索，2019年至今年6月，搭载涉案动力电池产品的乘用车车型大概有20多个，包括Aion S、逸动BEV、奔奔EV、五菱宏光MINI EV、广汽IA5等，共计十余万两。

搭载中航锂电电池的主要车型。

尽管宁德时代方面没有披露具体索赔金额，但以上述数据为基准，并结合实际销售金额及利润率，其实可以粗略计算出其提请的涉案标的金额。

但对于被告中航锂电来说，本案的最大考验其实不在于潜在的赔偿可能，而是前文所述的生存问题：

1. 宁德时代很大概率将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

2. 全系产品均涉案。

基于这两重基本逻辑或事实可知 ， 其实中航锂电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生产与销售的停滞，以及整个工艺流程的颠覆与重建（动力电池涉及一整套电化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行为保全作为一项启动要件较为严苛的权利救济措施，中航锂电有充分的抗辩空间；同时两家作为同行业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中一定也会涉及通用型技术，故而留给中航锂电律师团的解题思路同样是多元的。

法律问题最终将由司法部门审理理清。作为观察者与投资者，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专利纠纷现象，我们需要从洞悉到更本质的内容：中国新能源产业正从成本竞争时代跃升至核心技术竞争时代。

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宏观及个体两个层面代入视角：

众所众知，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众所不知的，技术创新必须要在主导产业落地开花，才能最大程度的拉动经济增长。但更为外界所忽视的是，技术创新驱动主导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斯定律厘定的经济规律。

何为主导产业，何为科斯定理？

所谓主导产业是指——那些足够创新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主导和引领作用的，在整个产业链起到重要影响的、具有强大扩散效应的产业。比如工业化初期的钢铁；比如大众消费阶段的房地产和 汽车 ；再比如当前“天地之风”驱动的碳中和主题下，宁德时代和中航锂电所在的新能源行业。

所谓科斯定理是指——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它的前提是“厘清产权”，否则企业家会失去根本动力，一切技术创新只会沦为纸面文章。就像创新药，生物 科技 公司以长达十年、20亿美元计的时间与研发投入成本换来药品上市，准备在专利保护期内收回成本并获得一定利润，若此时有其它药企准备无视专利去逆向研发，谁还有动力去做创新、去做基础研究？

实际上，从纺织机时代到新能源时代，围绕每一个主导产业的专利纠纷其实就没有中断过。英美之间关于珍妮纺织机和贝塞麦炼钢法的龃龉，美日之间霍尼韦尔与美能达的照相机战场，美韩之间苹果和三星在智能手机赛道里的相爱相杀……

故而必须要认识到，知识产权代表的是技术创新这一企业乃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的研发及商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试错过程，内含巨大的沉没成本，没有对核心技术的保护，整个行业将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 历史 倒退之中。

对于个体而言，对于核心技术的保护意义不止在于挽回损失本身；还在于以技术能力为核心的行业地位的确认，以及对于产业链上下游利益的维护。那些先发重大案例可以说明：

比如2020年2月，华为起诉Verizon（美最大典型运营商），指控该公司侵犯其光传输网络等通讯技术标准必要专利权，要求赔偿10亿美元。近日该案以“和解”（私下赔偿）形式收场。这起案件在为华为4G/5G技术全球范围专利授权定下基调同时，进而也再度确认了中国ICT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回归到新能源产业：宁德时代为何能实现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第一，在全球范围内为中国动力电池行业确立领先的产业地位？重要的支撑就是专利技术。研发投入的数字不会说谎：2015年至2020年，这家产业龙头累计研发投入超过110亿元；截至2020年末，公司拥有5500余名研发技术人员，硕士以上学历1500余人，境内外已授权和正在申请的专利6771项

技术实力一方面体现在研发能力以及专利池的深度和广度，也体现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过去我们讲“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什么是标准？标准就是一系列专利构建的技术护城河，这条专利技术护城河之上，连接着一个产业上下游的基本利益——没有专利权保护作为支撑，产业标准亦无从谈起。

宁德时代此前与塔菲尔德专利诉讼的完胜也体现了这一点。这样的现象，也承载着它固有的投资价值，与其资本市场市值演变是同步的。

可以预见，宁德时代对中航锂电的专利诉讼，不是第一起，更不会是最后一起，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硬碰硬的商业竞争也少不了知识产权诉讼。

某种意义上，在技术创新成为当前时代主基调背景下，关于核心技术保护的重大知识产权案件的涌现，印证的，正是一个产业正从成本及规模竞争跃升至技术及质量竞争维度。理解了这一信号所蕴含的产业及公司投资逻辑嬗变，也就读懂了宁德时代与中航锂电之诉的底层逻辑。

     国内豪华车的市场，总有一个品牌是让无数人对它着迷，它就是奥迪。奥迪的历史悠久，至今已经100多年，对于它的历史发展，很多人都不怎么了解，那么我们就来见证一下奥迪在这10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什么，然后来看看网友很关注的奥迪汽车质量怎么样。

      

      奥迪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制造商之一。从1932年起，奥迪开始采用四环徽标，它象征着奥迪与小奇迹(DKW)、霍希(Horch)和漫游者(Wanderer)合并成的汽车联盟公司。那时，汽车联盟公司生产领域包含了所有乘用车领域，从摩托车到豪华轿车。

      

      战争不仅可以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也会阻碍前进。二战的爆发使汽车联盟停止了乘用车的发展，只能被迫生产军用车辆。而战争末期，汽车联盟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之后的几年几乎是无人管理。

      战后，汽车联盟开始重建，在英戈尔斯塔特成立了一家新汽车联盟公司，这时它已经是奥迪汽车的前身。而随后，新汽车联盟被戴姆勒·奔驰公司并购，这次收购使得戴姆勒·奔驰成为联邦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1964年，新汽车联盟由于财政危机，戴姆勒·奔驰把它所有权分批转售给大众汽车。两年后，大众公司拥有了新汽车联盟的全部股份。

      

      1968年，新汽车联盟发布了奥迪100车型，这款车型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很快成为当时销量最高的车型，同时为奥迪之后独立品牌奠定了基础。1977年，最后一辆NSU R80汽车驶下生产线，自此之后，生产下来的汽车品牌都为奥迪品牌。

      

      1980年第一批量产全时四驱车诞生，采用了奥迪quattro永久四驱系统技术，并且在拉力赛中取得巨大成功。大家肯定在很多汽车上见过壁虎标志，其实它就是奥迪quattro技术的符号，本意是具有超强附着力抓地力的四驱系统。这个符号在以前部分车型上是直接贴这个壁虎，导致很多人跟风也贴，如今大多车辆是通过下图英文车标来标注该款车型是否具备其四驱技术。

      

      1993年，奥迪展示了世界第一辆采用全铝车身框架结构(ASF)的汽车，ASF是一种高强度的铝合金框架结构，所有面板嵌入其中，因此还具有承载功能。由于与这些高强度铝合金面板一起使用，铝制车身还具有极佳的刚度，可提供出色的防撞功能，同时还大大降低了车身重量。

      

      次年，奥迪加快发展，新车也是不断亮相。全铝车身的奥迪A8首次公开亮相，第四代奥迪100更名为奥迪A6投入市场，接着新款奥迪A4投放市场，获得巨大成功，近一年在德国就售出120000辆。随后，奥迪TT跑车、奥迪A3、新奥迪A6、奥迪A12也逐一投放市场。

      

      1998年，在奥迪即将迎来百岁大寿时，奥迪成功收购了意大利著名跑车品牌兰博基尼和英国赛车发动机公司科斯沃斯。

      

      进入二十一世纪，奥迪开始走进辉煌的时代，而之后的车型也逐渐树立豪华运动风格。之后推出的奥迪A8、奥迪RS4、奥迪Q7、奥迪A5等车型都很好体现这个风格。

      

      奥迪与中国的渊源要回到1986年，那是首次正式接触。此后两年，奥迪轿车的技术开发工作继续进行，并于1988年授予一汽生产许可证，不过直到1993年，奥迪正式与一汽达成合作。1996年，奥迪200 v6正式下线。

      

      1999年，一汽奥迪a6在长春下线，正好填补了当时中国高档豪华轿车生产的空白。

      

      2001年，奥迪A8正式投放中国市场，这标志着奥迪系列中的旗舰产品登陆中国。随后，新款奥迪A4和奥迪TT跑车也相继在中国投放，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个性化选择。

      

      奥迪在中国已经走过了25年，如今市场上在售的主力车型有奥迪A4L、奥迪Q5、奥迪A6L、奥迪A3、奥迪Q3、奥迪A6L新能源车型。接下来介绍2017年一汽奥迪最畅销车型奥迪A6L。

      

      奥迪A6L是一汽奥迪海外版新A6的基础上开发出的车系，是A6的换代产品。奥迪A6L有1.8T、2.0T、2.5L和3.0T排量选择，匹配7挡双离合变速箱或者模拟8挡cvt无级变速箱，售价40.60万-74.60万。

      

      奥迪A6L可谓行政级轿车的代表作，在这个级别奥迪的市场影响力强大，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其他竞争对手还要更加努力才行。

      奥迪汽车质量怎么样？从2017年汽车可靠性报告中，奥迪汽车质量是高于行业水平的。这份报告为J.D.Power公司调研，作为全球最权威的市场调研公司之一，J.D. Power 以独立性及客观性闻名于世，其在全球汽车、金融行业的调查及研究能力也遥遥领先。但在国内情况会有特殊性，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实际上奥迪的口碑也一直都很不错，并未出现重大的质量问题。

      

为中国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日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发展信托基金于近期共同主办了第一期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资委及中远集团等15户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剑桥大学为主的著名教授和近40位世界商界领袖围绕全球商业革命对企业领导者素质的挑战、全球化与公司治理、并购重组与产业发展新趋势、科技进步与企业研发、企业管理新趋势、可持续发展与能源、环境和平以及全球化与风险管理、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学员们在进行了50多次认真研讨后，初步形成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几点战略思考。

树立强烈的全球化意识

当前全球化已渗透到各个方面，不仅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更加全球化，而且制度、规则、环境和观念等也越来越全球化。与戴克、西门子、BP、英美资源、米其林、西班牙电信等国际知名的大公司相比，我们的企业在战略规划、经营规模、公司治理、开发创新、企业管理、社会责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距。如何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都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现在世界非常关注“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的作用，再加上印度、巴西、俄罗斯几个国家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世界格局和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但矛盾冲突会不断，欧美模式不断遇到挑战，国际社会将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改革发展也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对于中国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廉价劳动力保持长久竞争优势，中国更不例外。以西班牙的发展为例，25年前它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达国家实行了产业转移，但随着加入欧盟和全球化日益深入，这种优势逐渐失去，迫使他们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中国发展进程中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今天繁荣明天就可能是衰落。

面对这种新形势，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差距，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要学会并善于用世界眼光观察现实，用全球意识思考问题，用战略思维谋划未来。

加快国内产业升级

当今全球化源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转型国家的改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通过集中产业优势，发展核心业务，扩展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逐步在全球形成了寡头垄断，即“系统集成者”，这些大公司分别控制着全球50%～90%的市场份额。这些系统集成者还产生了“瀑布效应”，并使得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了大公司政策。因此，我们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应对：

政府有关部门应重视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整合与聚集，特别是“系统集成者”和“瀑布效应”的趋势，结合“十一五”规划，研究制定国家竞争战略和产业竞争战略。要着眼全球化，从面向国内产业，平衡和配置国内资源转向面向国际，着眼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一些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借鉴欧盟里斯本协定和丹麦等国的经验，通过国家制定和实施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公共服务、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扶持配套政策，通过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系统集成者”。

中国企业应通过合理有效的并购重组，加快制定和实施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战略。虽然美国课题组和剑桥大学辛格教授研究都证明并购后收购公司的业绩往往是下降的，一般60%不成功，但实践证明，并购是形成“系统集成者”的重要手段。如汇丰银行近5年在全球收购了500多家银行，BP由一个单纯石油公司迅速发展为“超越石油”的综合性能源公司，英美资源集团在拉美的成功收购，西班牙电信公司短短几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公司，并刚刚收购了英国电话公司等等都是通过并购成为“系统集成者”的成功范例。

完善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公司是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核心，公司治理又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我们必须加快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公司治理的研究和运作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洋为中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要迷信美国股市以及通过股市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神话。由于体制模式的不同，因此各国公司治理结构也互有差别，不能教条照搬。

公司治理的研究和运作要以发展为目标。公司治理是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不能脱离或忽视公司发展谈治理结构，要像BP、沃达丰、戴克、英美资源集团、西班牙电信、马士基集团那样有一整套发展战略和分步实施措施，避免公司行为短期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全球化的“系统集成者”。

公司治理研究和运作要与组织管理结构相适应。公司治理的具体实现依赖组织管理结构，将解决公司治理的制度经济学与解决组织管理结构的管理学相融合，这是现代成功公司的普遍趋势。这种融合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效率；二是防范风险，通过压缩纵向的管理层次，减少“多级”法人来防范多层委托代理带来的经营风险。

强化企业研发和自主创新

加强企业研发，强调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技术广泛渗透到产业的各个环节和整个价值链，核心技术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方面，要坚持自主创新，完善如用市场换技术的现有产业技术政策。当技术差距很大时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解决，当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成为竞争对手时，外国公司是不会再把关键技术转让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主创新，要建立起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如果这类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技术我们不能自主开发和解决，我们的企业就很难成为国际性的“系统集成者”。

要重视建立企业研发、成果转化和保护的有效机制。对比欧美大公司的研发体系和机制，我们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投入少，而且成果的转化和保护也欠缺，还表现在缺乏战略性研发。如汇丰银行去年投入到研发的费用为54亿美元，戴克公司、米其林公司的研发都瞄准未来10～30年，这样才能确保始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西门子和戴克公司研发成果的转化和保护的经验值得借鉴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学会运用“精益”管理法。“精益”管理法的理论集大成者丹尼尔·琼斯，是国际著名的管理理念创新者，也是“精益”企业学会创始人和主席。这一管理法由日本丰田公司首创，经过他的理论化后传播到全球从制造业到医院、保险等各个产业和领域，其关键就是分析企业全部流程，精简和去掉不创造价值的流程和环节。优秀的企业是使用一般的人管理着一个出色的流程，而差的企业却是用出色的人管理着糟糕的流程，精益思路就是流程再造思路。这种思路与传统思路的最大差别，是不再把企业看成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简单组合，而是从价值链的客户一端逆向整合生产要素和流程。他还告诫我们，虽然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但这种优势可能会因为“精益”管理而逐渐失去。我们要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电力行业、军工企业和银行的企业流程问题。

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品牌战略。世界知名企业无不重视品牌、开发品牌、宣传品牌、保护品牌，世界十大著名品牌不仅价值高昂，而且为全球所熟知。如可口可乐遍布200多个国家，成为世界上除OK之外另一个最通用的词，每天销售量超过10亿杯，营业收入220亿美元，净收入48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品牌意识和战略要落后5到10年。

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专家们介绍，现代成功公司无一不重视企业文化特别是公司理念的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理念的外在表现，本质上是根植于公司全部经营活动并广泛渗透于各个环节的。如米其林公司是一个百年家族式企业，至今仍蓬勃发展，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公司文化深入人心。相比之下，我们企业的公司文化建设还比较贫乏，还较多地停留在口号或程式化上。

重视供应链管理，加快物流业的发展。供应链管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重要，而现代物流业发展又是其中重要的环节。马士基作为世界国际著名的物流运输企业，过去5年集团的物流业在全球增长了20%。他们认为，发展物流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中西部大开发。目前，中国物流成本很高，据他们测算，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20%以上，而美国、日本、欧洲发达国家分别只有9.9%、11.4%、10%。中国物流公司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国际网络、物流人才、政府监管四个方面。

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节约型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等具有重大意义。企业在解决能源与环保问题上应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能源和环保越来越成为全球化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政府应当制订能源战略，完善环保法规和制度。从长远看，能源安全需要考虑能源使用的有效性和能源使用的环境影响两个问题。解决能源安全既不能自给自足，也不能停止发展，应当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能耗、开发新能源、加快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多条途径解决，中国能源应当实施综合战略。

企业在解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近20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高速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美国最富的20%人与中国最穷的20%人的差距，由1980年的157倍缩小到2000年67倍。但是目前中国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中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0.28扩大到2004年0.45，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并给予解决。对于这一问题，哥本哈根商学院介绍了丹麦发展经验，丹麦注重个人—企业—公共组织—政府之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公共组织在培训、教育、协调劳资关系、制定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作用，逐渐形成了高增长、高效率、高竞争力、高福利的模式，比较好地解决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和收入分配及福利水平问题，这对我们有很大启示。

加强国际风险研究与防范

重视风险，加强对风险的监管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交往规则的全球化和金融风险扩散的全球化。一方面，要关注规则变化带来的风险。以会计准则的变化为例，目前国际会计准则有趋同化的趋势。国内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特别是想到美国或欧盟等境外上市的公司，对此应进行认真研究，早做准备。另一方面，要关注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剑桥大学基兰教授分析认为，金融是未来发展的基石，但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金融泡沫，如亚洲金融风波可能还会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险难以预防。为了规避风险，国际财团越来越进入那些监管不严格的领域和国家。虽然风险不会出现金融崩溃，但会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亚洲金融风险扩展很快，从金融到经济、政治。中国也会面临这样的风险。要关注国际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关注新的垄断寡头。应建立从发现风险、报告风险到识别风险、分析风险、控制风险一整套风险管理系统，将风险管理的核心确定为4大要素：公司治理、企业文化、风险纪律、信息与沟通。

关注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加强国际合作，关注美国等世界经济的影响，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分析师斯蒂芬·罗奇，从宏观上作了富有见地的分析。他认为现在世界经济的四引擎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在很好地工作，但现在这两个引擎不平衡：一方面中国生产继续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增长却下降，中国出口总额的35%到美国，美国消费增长的下降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出口继续增大，势必引起进口国的不满，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中国一旦出口增长减缓，而个人消费比重较低且不能快速增长，进而不能拉动生产增长，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再下降，就势必会引发通货紧缩。他甚至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7%。因此，从政府到企业，都必须密切关注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及早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国际经贸形势变化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培养国际化人才

加快培养应对全球化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企业管理者，尤其要加大对企业一把手的培训力度。企业领导人的高素质和适应全球化的战略眼光与驾驭能力，是公司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就不可能有国际化的企业。沃达丰CEO介绍了公司的人才战略，公司在培养和使用人方面，要求必须具备专业能力、跨区域工作能力和全球眼光，要能够360度看企业。西门子、戴克、英国BP、英美资源集团、西班牙电信、马士基集团等等国际化公司更是下大力气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就连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都聘用了麦肯锡这样的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的高管作俱乐部的CEO，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使俱乐部收入大幅增长，去年达到了年收入2.7亿欧元。因此，不仅要不断学习最新知识，更要更新观念，提高国际交流能力，选拔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

KERS是动能回收系统(Kinetic Energy Recovery Systems)的英文缩写。其基础原理是：通过技术手段将车身制动能量存储起来，并在赛车加速过程中将其作为辅助动力释放利用！具体的使用方法可能模仿A1的加速按钮来实现。 飞轮动能回收系统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儿时玩过回力玩具车的朋友知道，当我们通过向后滚动车轮让蓄能结构(一般为弹簧或橡皮筋结构)积蓄势能后，再将车放在地上，积蓄的势能便能让车快速行驶起来。FB公司的动能回收方案，正是采用的这种基础原理【注意：是基础原理，即从动能－>势能—>动能的转化过程】。但其具体的工作过程肯定要复杂许多，要知道这是时速超过300公里的F1赛车。 很多人认为F1引入KERS的是FIA为增加超车机会-提高比赛兴奋度，压制引擎研发-控制成本飚升而采取的一时之举，这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全世界的汽车工业都面临着产业发展与保护环境这对矛盾。能源问题，二氧化碳排放，早已不再是时髦的话题，而是就摆着面前，并需要立即动手解决的问题。去年，德国出台了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得超过120克的指标，这一指标如果成为法规，将意味着大排量发动机不再有发展前途。与此同时，现在有的城市甚至计划只允许在市中心使用混合动力车，这意味着厂商在开发产品时，必须保证他们的车型可以选装混合动力系统。通过这两例，我们可以看到高效率的环保技术对于汽车工业的发展有多迫切。时下，虽然各大制造商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但已基本形成了默认的发展思路：先从混合动力入手，然后向氢动力或纯电力过渡。只有这样，汽车工业才可能有未来。 此时，以高科技著称、位居汽车运动金子塔尖的F1，如果无视这一社会趋势，必将面临被涛汰的危险。FIA主席马克思-莫斯利曾在2006年说过： “世界的趋势正在发生改变，你将看到最明显的是关于全球变暖问题。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非常突出的民意运动。如果现在我们不改革，我们将错过这一趋势，F1将变得落后，并最终死亡。” 也许有人会认为莫斯利的话是在危言耸听，但F1的现状就是下面这样：2.4升V8引擎的百公里油耗高达49KG，19000转的极限转速对于民用引擎没有任何参考意义，耗资建1个1:1的风洞开销大于5000万欧元，不计全年24小时运转的成本，一站一改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实用价值是零……。 很显然，现在F1的技术发展方向，是完全与社会脱节的，而且随着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加剧，它正在与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过去，F1被称为汽车工业的试验田，先进民用技术的发源地；而现在，随着技术发展趋势的变化，它的这项功能已越来越弱！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因为没有任何有社会责任的人，会对采用“过时”技术、大幅浪费能源、危害环境的运动顶礼膜拜！ KERS正是F1顺应这一社会趋势，保持先进性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