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洋新能源（光伏企业）和污水处理厂

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太阳能光伏产品第一制造大国。然而，核心技术依赖进口，产品销售主要依靠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产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全球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无污染、可持续、能源总量大等优点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已逐渐登上世界能源舞台。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太阳能光伏产品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从太阳能路灯到太阳能并网发电，从MP3播放器到太阳能汽车……太阳能光伏发电时代已经向我们走来。据相关预测，2030年，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世界总电力供应中的占比将达到10％以上；到21世纪末，太阳能光伏发电所占比率将更高，预计会突破60％。这些数字足以描绘出太阳能光伏产业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面对时代机遇，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光伏产业发展计划，我国的光伏产业也在国内外市场的推动下经历了爆发式的成长过程。2009年，我国光伏电池产量已占到全球总产量的40％，成为名副其实的光伏产品制造第一大国，并涌现出一些像尚德电力、赛维LDK等一批国际性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巨头。同时，在知识产权方面，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也结出硕果：据统计，1990年至2009年，在太阳能光伏领域，我国共申请相关专利4400多件，仅次于日本，居全球第二位。然而，记者在深入采访中了解到，虽然我国专利申请总量较为可观，但光伏领域中的一些核心技术，大都集中在以佳能株式会社、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三洋电机株式会社为代表的国外企业手中。尤其是在多晶硅主流技术方面，我国仍与这些企业存在一定差距。核心技术依赖进口，产品销售都主要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光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对此，有专家建议，我国应在做好产业整体规划的同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研院校和企业的优势，围绕多晶硅提纯、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薄膜太阳能电池等重大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逐步突破技术壁垒，形成产业竞争优势，从而确保我国光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象　发展强劲，品牌崛起专家：中国已成全球太阳能光伏第一制造大国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受到各国的重视。先是美国、日本等国家纷纷制定本国太阳能光伏发展计划，之后德国、西班牙等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太阳能光伏产品的需求，形成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华新能源动力与储能委员会研究员李雷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带动下，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开始迅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产业链日趋完善，规模产量日渐庞大。据业内人士介绍，2009年，我国光伏产量已达到4100兆瓦，稳居世界首位；其中，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40％，远远超过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此外，多晶硅、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产能分别占全球总产能的25%、65%和61%。目前，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太阳能光伏第一制造大国。据了解，太阳能光伏电池是光伏产业链中最重要的环节，目前世界上有90%以上的光伏电池是以单晶硅或多晶硅为原材料生产出来的。“白天具有太阳能电池功能的太阳能接受板收集太阳光，并把阳光辐射转化为电能储存起来，晚上或待需要时再释放电能供人们利用，这就是光伏发电的一个简单过程，其中太阳能电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利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于洋告诉记者。在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产能规模逐渐增长的同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光伏产业应用的政策，如《可再生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从法律和战略层面对我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整体发展规划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光伏产业的应用市场也开始迅速扩张。据统计，2009年，我国的装机容量已达到350兆瓦，2010年预计将超过500兆瓦。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使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到光伏产业链中，并涌现出一批如尚德电力、赛维LDK、天威英利等在行业内知名度较高的太阳能光伏企业。据了解，目前在全球太阳能电池1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了4位。其中，仅尚德电力一家企业，2010年就为全球新增太阳能光伏产品1500兆瓦。

　 发展　知识力量倍受重视，专利申请全面开花专家：自主知识产权为企业不断开拓市场保驾护航 “光伏产业巨大的发展前景吸引了我国众多企业的加入，但是随着市场的成熟、行业门槛标准的提高，如果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不过关，将难以在光伏领域长久发展。”赛维LDK技术研究院主任蒋荣华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事实上，我国很多光伏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不断加强研发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些企业已成功积累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尚德电力是我国较早进入光伏产业的企业之一，目前主要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以及光伏发电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据尚德电力公关事务部张建敏介绍，尚德电力一直坚持崇尚科技、持续创新的理念，每年将销售收入的3%用于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技术研发。截至2010年10月，尚德电力已在国内外申请专利240多件，其中多数为发明专利，涉及领域包括晶体硅太阳电池、太阳电池组件、光伏发电系统等多个核心技术领域。赛维LDK也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太阳能硅片生产企业，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已在光伏产业多个技术领域填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截至2010年11月，赛维LDK已在中国申请专利62件，其中发明专利有43件；同时，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递交了PCT专利申请。”蒋荣华告诉记者，专利不仅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了国内外市场，同时也加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据北京知识立方科技有限公司专利分析服务中心（下称知立方专利中心）主任赵栋介绍，通过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DWPI）检索太阳能光伏领域相关专利后发现，1990年至2009年，我国光伏产业领域的企业共申请相关专利4400多件，仅次于日本，居全球第二位。比美国、德国分别高出了1%和5%。 问题　关键技术依赖进口，产品市场90％在国外专家：“两头在外”，中国仍处全球光伏产业价值链中端 近年来，虽然我国太阳能光伏技术和光伏产业发展迅猛，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专利，但核心技术专利较少。据了解，太阳能光伏核心技术领域涉及把辐射能转换为电能，通过辐射进行电能控制的半导体器件，专门用于制造、处理半导体器件的方法或设备等方面。记者从知立方专利中心提供的一份专利分析报告中了解到，截至2010年11月，在我国申请的H01L03专利权人排名中，佳能株式会社以141件专利申请遥遥领先，明显多于其他申请人；其次是夏普株式会社121件、三洋电机株式会社108件、半导体能源研究所株式会社89件、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84件。在排名前10位的专利权人中，还有3位来自中国的专利权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和南开大学，他们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分别是75件、66件和60件。“国外企业在我国光伏技术核心专利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赵栋向记者坦言，虽然近年来我国科研院校和企业已加大在该领域的研发力度，但与国外企业仍存在一定差距；而且我国在该领域的专利大户多为科研院校，产业化水平相对较低。此外，国内企业还没有掌握太阳能电池所需要的多晶硅技术，尤其是多晶硅提纯技术方面，我国还存在一定差距。“多晶硅主流技术掌握在以德国瓦克公司为代表的国外企业手中，目前国内多数企业的多晶硅技术都是从俄罗斯引进的。”李雷告诉记者，目前美国、日本等国家垄断了全球多晶硅料的供应，中国企业从国外购买硅料后，在国内加工成硅片、太阳能电池，最后组件封装后再出口。“原料、核心技术依赖进口，产品市场销售90％又在国外，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使国内一些光伏企业承担了多晶硅生产中高污染、高耗能的后端生产环节，导致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生产太阳能光伏电池的成本很高，这都直接影响了我国光伏产业的生命力。”尚德电力董事长兼CEO施正荣博士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尚处于全球光伏产业价值链的中端，离光伏产业强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建议　做好产业发展规划，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专家：联合攻关突破技术壁垒，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 核心专利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因此突破技术瓶颈已成为各方共识。据了解，在我国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太阳能发电被明确列为新兴产业中重点发展的新能源领域。而在我国的“973”、“863”科技支撑计划中也围绕光伏电池材料、光伏电池、并网光伏电站等关键领域部署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并进行重点支持。李雷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应整合力量，发挥科研院校和企业的优势，就多晶硅提纯、晶体太阳能电池、薄膜太阳能电池等重大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逐步突破技术壁垒，形成产业竞争优势，从而确保整个产业健康发展。“企业应充分利用专利信息，通过专利申请趋势来分析太阳能光伏领域的技术发展方向。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也应积极采取措施，调整技术创新的重点和方向，从而加强相关领域技术研发力度，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赵栋告诉记者。同时，针对目前国内大多数多晶硅企业从国外引进技术的情况，李雷表示，一方面企业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要做好消化、吸收和本土化再创新，以防企业发展命脉被别人所掌握。另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就一些关键技术和产品参数出台相关标准，逐步加强我国标准体系建设。此外，针对我国光伏产业链发展不太平衡的状况，如多数企业集中在产业链中间环节，上游硅料生产缺乏核心技术，李雷认为，光伏产业需要一个科学的、符合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律的规划。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结合业内行业组织，开展较为全面的行业调查，并出台发展规划和激励政策，引导产业可持续发展。据了解，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就从政策、法律法规和战略方面对太阳能光伏产业给予扶持。其中，德国就通过立法规定了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大大推动了光伏市场和产业发展。随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也纷纷制定了本国光伏产业发展计划，并出台相关政策对光伏电池进行补贴。对此，李雷建议，我国相关部门应联合推进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积极推进光伏发电示范工程的建设，加大示范工程的补贴力度，从而不断扩大我国光伏发电应用市场，并形成持续稳定的市场需求。

国家能源局近日下发通知就新一批光伏领跑者计划征求意见。媒体记者获悉，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业委员会等协会组织业内企业家、专家在昨天“2017光伏领袖峰会”前的闭门会议上讨论新一批领跑者计划并将相关意见向能源局反馈。而在昨天峰会正式论坛上，多位权威人士也就此发表了看法。

“‘领跑者’计划不能仅仅把效率作为唯一的指标，而更应把系统的整体质量作为衡量标准。应该通过市场准入等手段来保证中国光伏电站建设不出任何大的问题。”原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告诉媒体记者，最新的“领跑者”计划征求意见稿的确响应了业内一些呼吁，也比之前的版本有所提高，但关键还在于落实。

他认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前“领跑者”计划都局限在集中式电站，而国家下一步力推的分布式发电却没有得到很好的“领跑”，“‘领跑者’不应该仅仅针对制造业，也应该在分布式系统的应用上有所体现。后者目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至于此前诟病较多、甚至被部分业内人士视为“拔苗助长”的光伏发电前沿技术应用依托基地(即“超级领跑者”)计划，石定寰表示，这个问题不大，毕竟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进来。

“这个计划肯定会‘助长’，但是否‘拔苗’则仁者见仁了。”阿特斯电力集团董事局主席瞿晓铧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最新的文件要求这个计划在三年内全部建成并促进相应前沿技术产业化，应该说也留出一定技术升级的空间。

在他看来，“领跑者”计划一定会引领和促进光伏技术的发展，一些指标的调整也进一步接近了行业现状。目前，这个计划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光伏技术政策，也反映了能源局的确“想做事”。

但他建议，这次“领跑者”计划中有一个“如果融资成本低于现行基准利率10%及以上的可以加分”的条款应该修改或去掉，“阿特斯在海外也可以拿到这样的融资成本，但在中国，能够达到这条标准的基本只有央企了。而央企说到底用的还是国家的钱。”

“我们认为，根本办法还在于国家能否下决心解决光伏补贴发放拖欠的问题。我甚至建议可以成立一个国家光伏主权债，用于保证光伏补贴的足额发放。如此，则光伏开发商、运营商们可以把资金成本降到基准利率的40%，意味着度电成本还可降5分钱。”瞿晓铧说。

光伏产业作为鄱阳县倾力打造的支柱产业，目前已落户的企业有佳辉光电、鑫顺光电、金石光电、天聚太阳能、申山电子、日晶电子以及永康圣嘉工贸7家企业，合同引进资金17.6亿元，从拉棒、切片到电池片再到组件，这7家企业以佳辉、鑫顺为主导，已经形成了光伏产业中下游产业链，这不但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实现了信息的共享，形成了规模效应，增强了综合竞争力，也让鄱阳光伏产业的品牌效应开始萌芽，吸引了更多的下游产品配套。江西鑫顺光电总经理胡福清在接受采访时说，鑫顺光伏目前是做拉棒，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进军影音市场以及公共场所发电站，鄱阳的光伏产业是抱团式发展模式，他们将全力配合该县打造光伏产业链。

由于光伏政策的调整，国内光伏企业纷纷将海外市场作为“突围”方向。近日，国际分析机构IHS

Markit将2018年的全球光伏装机量预测从113GW下调至105GW，预计全球需求提升将弥补中国市场的需求下降，今年装机量仍将比2017年增长10%以上。

在此背景下，作为光伏扬帆海外的重要模式，EPC工程如何躲避行业风险？

“出海”门槛降低

近年来，无论是传统电力还是新能源，

EPC工程总承包模式（即设计、采购与施工承包模式）在对外承包工程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与传统的施工承包模式相比，其项目收益更高，但风险系数也更大，需要承包商通过管理能力、技术水平、融资实力、实施经验等方面提升与增强才能够有效实施项目，同时实现既定的项目收益目标。

据了解，我国对外EPC工程经历了劳务输出、EPC、EPC+F、投建营一体化等多种模式的形态演进。“海外EPC市场近几年变化非常大，合作条件越来越苛刻，承包价格越来越低，风险越来越大，与此同时，EPC自身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商业生态变化非常大。”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玉祥告诉记者。

从法律法规上来讲，2017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最大的变化就是国家层面取消了相关管制，企业想要对外承包工程，在中国境内没有资质和门槛要求。

“这是双刃剑。对于原先没有相关工程总承包资质的企业是福音，但也导致中小企业‘走出去’，更加鱼龙混杂，竞争更加激烈，还有可能引发恶性竞争。”宋玉祥分析，海外市场大部分项目采取融资模式，后面跟着融资银行，会对EPC承包商进行审查，取消门槛限制，尽管对行业生态有一定影响，但不至于造成颠覆性后果。

另外，还有一个利好，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进，商务部修改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管理办法》，准制改成备案制，并将相关权限下放至省级商务部门。

“‘531’新政后，半年时间内是光伏行业需求的回调阶段，因成本下降带来的全球市场需求至少增长5%。”天合光能中国区组件“产品+”价值群负责人曾义认为，包括印度、拉丁美洲等地区以前不能做的项目，现在也可提上日程。也有国金证券分析师认为，一旦光伏成本继续下降，欧洲、拉丁美洲、美国、东南亚、阿联酋等众多市场也可实现增产。

EPC出现新趋势

“EPC现在出现资金拉动工程的新趋势。”宋玉祥说，几年之前承包商只是单纯做承包，现在的趋势是“要挣钱，先出钱”，现在大多都是资金运作重大项目，其中包括先垫资，以亚非拉国家为主，通常要求中国承包商为其从中国的银行融资，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的EPC项目都出现过类似情况，业主要求在融资关闭前先垫资开工。

另外一种情形是参股投资拉动EPC工程，承包商参股10%—20%，在埃及就有多个这样的项目。“因为光伏项目有25年保质期，EPC承包商会被要求同时负责运维。”宋玉祥补充道，承包商同时承担运维是光伏项目趋势。

“融资租赁以前较多用在海外风电项目上，近年来，逐渐用于开发海外光伏项目。”

宋玉祥指出，除此以外，海外收购也越来越多，“对于境外投资行业来讲，海外收购并不是新交易模式，但对EPC企业来讲，则是新模式，不一定要短期收益，而是借此扩大平台，布局项目。”

市场风险加大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海外EPC市场环境竞争日趋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这种竞争体现在EPC承包价格、IPP上网电价越来越低，工期越来越短。

近两年，比较典型的案例是2016年，迪拜电力和供水机构与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正式签署了迪拜光伏园第三期800MW项目的购电协议，成交价格为0.299美分/千瓦时，创下彼时全球最低光伏价格纪录。2017年，沙特阿拉伯北部某省300MW光伏项目最低中标电价约为0.12元人民币/千瓦时，再创新低。

“如果IPP电价低，成本会被转移到承包商和组件企业上，将利润空间压得越来越低。有些承包商为了业绩，甚至不要利润去做项目。”某位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对记者说，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据了解，风险管控能力是光伏EPC企业的另一弱点。境外投资项目交易模式、交易文件复杂，一些EPC企业自身负债率高、融资能力不足，缺乏海外投融资人才，导致光伏EPC企业面临向境外投资转型的结构性风险。

“外国土地多为私有制，征地困难，且当地政府一般支持力度较差，尽可能多跟持有方签订长时间的合约。最容易产生的问题之一是设备采购，很多新兴市场原料储备不足，要做好准备前期。很多电力公司是私有制，价格、损害赔偿都要事先谈好。绝大部分海外项目必须保证一次性通过试运行，不会给调整时间，一定要保证质量。”TüV北德员工朋泰彧也谈到了光伏海外项目风控要点。

此外，受访人士建议，不同国家之间项目标准差异大，政策风险和汇率风险也都是值得反复推敲和注重的地方。

6月12日，针对5月31日发布的《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家能源局接受记者采访。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光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长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同步参与国际竞争、产业化占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在推动能源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连续5年全球第一，累计装机规模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截至2017年底，全国光伏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3亿千瓦。截至2018年4月底，装机已超过1.4亿千瓦。

二是光伏技术不断创新突破，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完整的光伏产业链。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已经由“两头在外”的典型世界加工基地，逐步转变成为全产业链全球光伏发展创新制造基地。2017年全球前10强光伏组件企业中我国占据了8个，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三是法规政策不断完善，逐步营造适应光伏发展的市场环境。2013年7月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支持光伏发电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

目前没有成功商业运行的项目，太阳能光热发电企业从系统到各个环节均处于研制阶段。不过国家已经在试点光热发电项目，具体详见下面的

2010年中国太阳能光热发电发展分析

慧典市场研究报告网讯 “我现在手头有20亿元现金，账户里可动用资金200亿元，希望能投资光热发电项目。”2010年初，一家从事传统能源开发的跨国企业告诉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人士，该所是国内太阳能光热发电研究的主导机构。

急于寻找类似投资渠道的巨量资金还有很多，面对传统能源的日渐稀缺和央企不可撼动的垄断地位，新能源自然成为最理想的出口之一。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继水电、风电、核电、光伏发电等投资热潮之后，光热发电渐渐升温，进入投资者和战略决策者的视野。

10月20日，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50兆瓦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特许权示范项目(下称50兆瓦热电项目)正式招标，这是全国首个太阳能商业化光热发电项目，预计最初年发电量为1.2亿千瓦时。业界寄望于借助该项目考量国内研发技术，探索符合国情的商业模式并带动市场规模化发展。

2007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十一五”期间，在甘肃敦煌和西藏拉萨建设大型并网型太阳能光伏电站示范项目，在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建设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到2020年，全国太阳能光伏电站总容量达到2000兆瓦，太阳能热发电总容量也将达到2000兆瓦。

但当下，光热发电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光伏。“相对于光伏电价，光热电价依然很高，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对发展太阳能热发电一直有所顾虑。”参与鄂尔多斯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毕竟可再生能源基金有限，决策层还是更倾向于选择成本低廉的可再生能源先行发展。”

按照财政部今年4月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初稿)》安排，基金将主要用于补贴电网企业接受可再生能源电量产生的财务费用，其来源是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和财政部专项资金。以目前每度4厘钱的可再生能源附加额度计算，基金总量每年约120亿元。

由于光热发电没有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不稳定、不连续的缺陷，许多国家在未来能源规划中将其定位为电力的基础负荷。根据聚热方式，光热发电可分为槽式、塔式、碟式三种，槽式最具商业化可行性。

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太阳能热发电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电气协会副理事长黄湘估算，到2020年，中国光热发电市场规模可达22.5万亿至30万亿元，热发电总量可占全年总发电量的30%－40%。

但是，也有悲观者。多家从事太阳能热发电设备制造的企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热电市场前景虽好，规模化难度却很大，目前还只是“沙盘上的房子”。

七年延迟

鄂尔多斯50兆瓦热电项目早在2003年就开始酝酿，原定于2010年一季度招标，但电价方案一直悬而未决，导致招标时间一再拖延。

在2006年召开的中德科技论坛上，该项目被正式确定为中德合作项目。2007年，获发改委开展前期工作的同意复函。

随后，德国太阳千年公司(下称太阳千年)与内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称绿能)合资建立内蒙古施德普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施德普)，专门从事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实施工作。其中，绿能占股75%，太阳千年占股25%。

绿能公司总经理薛际钢告诉记者，项目开始之初，太阳千年打算自己融资运作项目，但依中国相关规定，外资投资电力的比例不能超过25%。于是，太阳千年找到绿能作为合作伙伴。

按照2008年10月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该项目总成本约为18亿元，年均总发电量约为1.2亿千瓦时，以25年营运期计算，若要实现8%的资本金内部收益率，税后上网电价需达到2.26元/千瓦时。

“与国外的电价相比，我们还是低一些的。”薛际钢解释，即使比照当年发改委已批复的光伏电价，光热发电仍具有很大竞争优势。彼时，发改委对上海崇明岛光伏项目和内蒙古鄂尔多斯聚光光伏项目的批复电价均在4元/千瓦时以上。

难以预料的是，正当施德普以2.26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将项目上报给发改委时，金融危机发生，光伏组件价格骤降，国内首个光伏并网发电示范项目——敦煌10兆瓦太阳能项目最终中标价仅为1.09元/千瓦时。

这一突然的变化直接导致发改委否决了施德普的方案。此后，施德普将电价降至1.8元/千瓦时，仍因电价过高未获许可。

“核准电价与火电上网价之间的差价，需要政府埋单。”鄂尔多斯项目科研工作负责人姜丝拉夫表示，内蒙古火电上网价是0.285元/千瓦时，二者差价接近每千瓦时2元。照此计算，国家每年需财政补贴约2亿元，25年就是50亿元。

接近国家能源局人士向记者表示，一个项目的补贴政府能够承受，但一旦形成示范，各地纷纷效仿蜂拥而上，决策层担心应付不过来。此外，光伏上网电价经特许权招标后一降再降，决策部门有意效仿。

2010年3月25日，国家能源局再次下发《关于建设内蒙古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的复函》，决定改以特许权招标方式建设该项目，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投资者和确定上网电价，并要求电站设备和部件按价值折算的本地化率需达到60%以上。

可这一复函并没有让鄂尔多斯项目马上启动。“之前的价格都是按照设备、部件进口价格计算，中国由于没有一个样本可供借鉴，本地化能力还有待考察。”薛际钢说。

就在绿能为实现本地化率要求进行前期考察的同时，光伏发电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8月，国家第二批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开标，13个项目的上网电价均低于1元/千瓦时。远超预期的普遍低价让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倍感为难(详见2010年第18期“光电低价搏杀”)。

受此牵连，国家能源局内部曾一度传出消息，50兆瓦热电项目特许权招标无限期推迟。

“在企业层面，光热发电市场早就启动，但若迟迟没有一个商业化项目推出，企业在捕捉到政府的无作为后，很有可能掉转航向，这个市场也就没法培育了。”一位太阳能设备制造商对记者说。

9月，国家能源局召集意向投资商和相关设备提供商连续召开内部会议。一个半月后，50兆瓦热电项目终于在筹备七年之后发出招标公告，招标项目总投资商，期限为三个月，至12月20日止。开标时间定在2011年1月20日，项目建设周期30个月。

发改委摇摆

七年来，上网电价一直影响着发改委的态度，它犹如悬在政策制定者头顶上的一柄利剑，即使项目现已开标，这一担忧仍未散去。

“对待这个项目，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一直很谨慎，很认真，很操心。”接近发改委人士对记者透露。

5月10日，在“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咨询研究项目之新能源产业课题组项目会议上，光热发电作为重点被要求详细陈述。

记者了解到，对于光热发电，发改委的初衷是比照光伏发电做法，先核准一两个项目启动市场，而后通过特许权招标摸索出标杆上网电价，并借此拉动产业朝规模化发展。这也是鄂尔多斯项目起初走核准程序申报的原因。

但光伏发电上网电价的骤降和可再生能源基金的捉襟见肘让发改委左右为难。上述接近发改委人士表示，一方面，电价到底核准在什么位置上才合理，发改委一直无法给出定论。国内没有可资借鉴的示范性项目，产业链也不成熟完整，致使发改委既无参照标准也无法准确计算，“政府也不知道该定多少，自然就不敢批，批得是否合理他们心里没数。”

另一方面，光伏上网电价下降幅度颇大，支持光热的补贴可以两倍作用于光伏，“所以决定先发展光伏，等电价能降得比较多的时候，再上光热。毕竟这些补贴最后都要摊到用户身上，结果就是提电价，这也会给发改委带来很多争议”。

3月，发改委提出了特许权招标方式和60%的本地化率要求，希望借此降低光热电价。

有专家指出，光热发电站建设成本直接影响热电并网价格。如果每千瓦单位造价降至1万元以下，上网电价就可降到1元/千瓦时以内，并逐渐接近现行每千瓦时0.51元至0.61元的风电标杆电价。

一度，发改委曾希望与欧盟开展合作。记者获悉，8月，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等人，在参加完布鲁塞尔能源会议后特地前往西班牙实地考察光热发电项目。

在此前后，史多次与欧盟接触，希望欧盟以赠款或贴息贷款的形式大力支持这个中德政府的合作项目，目的就是减少中方支付的成本费用，降低电价以便尽快启动项目。

“欧盟没有答应，不然可能还会走核准电价方式。”知情人士透露，直到此项目发出招标公告前半个月，发改委还在做最后努力，但始终没有谈成，“各种方式行不通之后就只能招标了”。

记者了解到，为遏制光热电价过高，发改委还特意在招标书中加设了一道“特别条款”——此次投标电价不得高于国家已核准的光伏电价。目前，在已核准的光伏上网电价中，最高价为1.15元/千瓦时。

这一“特别条款”源于9月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的一次内部协调会。华电、中广核、大唐、华能、国电等七八家意向投资商和五六家设备供应商均出席会议，会上，中广核、大唐、国电均表示1.15元以下的电价可以做，其他未表态企业也没有当场反映此价格过低。

薛际钢告诉记者，据此前去各设备厂家询价的结果看，1.5元/千瓦时左右的电价比较合适，但发改委仍然认为太高。“我毕竟是询价，并没有谈到规模化生产后的成本问题，也许大企业去谈1.15元的价格就没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担心电价过高之余，发改委对可能产生的超低电价也心存忌惮。记者获悉，为避免招标过程中出现恶性竞争，此次评标先审技术方案，待其合格后再审价格标，电价约占考量因素的七成左右。

沙盘上的房子

筹备七年终上马，政府释放出的这个积极信号让投身其中者欢欣鼓舞。

863太阳能热发电项目总体组组长、中科院电工所研究员王志峰表示，50兆瓦热电项目不仅将引起光热发电行业的觉醒，也将引发整个热发电产业链的觉醒，包括电力企业、设备制造企业、银行、投资商等，光热发电有望成为下一个新能源投资的蓝海。

不少声音则认为“过于仓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过程一般从技术研发起步，经试验示范成功后再步入商业化推广阶段。

目前，国内仅限于研发工作，试验示范项目虽在建设但结果尚未可知，加之国家没有出台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不足以支撑这个装机容量不算小的商业化项目。

一位从事光热研究利用的央企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的自主研发有点不计成本，只是为了自主知识产权，成本却没降下来。商业化运行方面，规范、管理、维护等标准体系和盈利模式，以及财务、融资、建设、产业链体系、政策管理等一整套链条都没有形成，还没有做到商业化的可能性。”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热电产业链上的核心技术，如系统集成，集热管、聚光镜等，仍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若不能解决将严重阻碍市场规模化发展，这也是发改委要求50兆瓦热电项目本地化率的重要原因。

50兆瓦热电项目的前期本地化调研结果并不乐观。系统集成方面，目前只有中航空港和华电工程两家企业在建设完整的发电试验系统，由于还没实际应用，并不能证明其完整性、成熟性、可靠性，这成为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集热管部分，虽有北京市太阳能研究所、皇明太阳能、深圳唯真太阳能等多家企业从事自主研发，但眼下只是样品产出阶段，没有工程验证，量产能力和品质如何不得而知。

聚光镜部分，镜面产品弯曲精度和反射率最主要依靠先进的设备做保证。据了解，浙江大明玻璃从国外引进的世界第三条生产线还在运输过程中，年底若完成安装，明年或可供货。倘若不能按期供货，目前国内没有其他可提供满足国外同等技术水平要求产品的生产商。

可国外企业至今都不希望将其技术转移给中国，即使用市场份额交换也不乐意。中国光伏产业的迅速规模化，肇始于国外企业将光伏设备制造产业全部转移至中国，光热发电领域却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据悉，西班牙最大的太阳能企业阿本戈集团(Abengoa Solar)，进驻中国已有四五年，一直希望能在中国独立运作项目，而不肯与中国本土企业进行技术合作。

前述央企负责人表示，光热发电的核心技术由国外大企业垄断，既没有污染压力，回报也丰厚，如集热管的利润可达200%－300%，国外企业没有动力转移。“我们曾和西门子、阿本戈等大企业谈合作，承诺可以帮他们在中国拿项目，但要求有技术合作，但这些企业都不愿意技术换项目。”

“不管谁中标，详细设计国内做不了，光场安装、维护国内也做不了。”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说，“希望最后中标的投资人能和国外公司联手做，这样成功的几率会更大。”

央企入场

“国家就想把电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他们对热发电不大了解，一系列问题他们认为都是小事，可以在具体项目上自己去解决。”参与鄂尔多斯项目全过程的黄湘对记者表示，他不认同发改委设置的1.15元/千瓦时电价上限。

黄湘认为，“对于第一个或者前若干个项目，不应在电价上提太多要求，不能只想着做一个价格特别低的，而要做一个好的，不能只看着价格来。”

而更为不利的是，耗时多年的鄂尔多斯项目在其开始阶段便已面临多重额外成本。据了解，在辗转数年之后，这一项目的前期勘探考察、方案咨询费用已高达3000万元，这一费用需要中标人埋单。

此外，该项目选址鄂尔多斯杭锦旗巴拉贡镇，占地约需1.95平方公里，土地成本约4000万元－5000万元，“这是块可以发展农田牧场的土地，价格较高，选择地点不大合理。其实几十块钱一亩甚至白送的土地有很多，更适合热电站建设。”

光热发电只适合阳光年辐射量在2000千瓦时/平方米以上地区，且土地坡度不能超过3%，该项目年用水量约15万方，与火电基本一致。但项目地水源不足，只能做空冷(空气冷却)，不仅导致电能转换率可能下降1%，也抬高了投资成本，以上述电价来进行消化并不合理。

而价格上限的严苛要求可能导致的结果是，资金实力小、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弱的民营企业被拒之门外，实力雄厚又有节能减排压力的央企再次集体登场。记者了解到，截至11月中旬，中广核、大唐、国电、中节能和阿本戈已购买标书，央企占八成。

“每个发电集团对新能源都非常看好。”一位五大电力巨头负责人对记者直言，“为了增加可再生能源份额，大家都非常努力。”

目前，五大发电集团都有各自的太阳能光热发电小型示范项目。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企业可能通过今后扩大规模的方式，大幅度压低投标电价，以求先拿下 50兆瓦热电项目。原因不言自明，光热发电规模越大，每千瓦时电价成本越低，拿下的项目可以作为未来更大容量电站的一部分，先以低电价中标，再将成本分摊到后续建设项目中。

也有媒体报道称，各大电力集团已开始在光热发电领域圈地。国内适宜发展光热发电的土地资源有限，“谁先上项目，土地就给谁，大家自然蜂拥而上，并预留大量后续扩建土地。”

三年前，五大发电集团中只有华电跟随中科院做示范性项目，而最近半年来，约300万千瓦热电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议书，几大电力巨头更私下里运作了部分未公开项目。国电集团吐鲁番光热发电项目人士曾表示，其项目仅为100千瓦，但圈地达几千亩，目的正是为了将来大规模扩张。

光伏发电已经出现的央企超低价垄断局面似乎又将要在光热发电领域上演。结果是，如果热电低电价持续，无法提高投资回报率，将无法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也将会影响到有针对性的补贴政策出台。

“政府对太阳能热电项目的认知度还不够，对市场前景也不那么了解。”前述热电设备制造商表示，热电项目要能够长期稳定地完善下去，必须得到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这样银行融资才会相应跟进。

决策层有矛盾之处，像超白玻璃是生产光热发电所需聚光镜的基本原料，但玻璃制造已被工信部划为淘汰落后产能的重点领域，银行“一刀切”地停止对玻璃制造业放贷，这也势必影响到光热发电所需的上游原料的生产。

2010年8月，美国能源基金会曾委托上海中科清洁能源技术发展中心，对中国光热发电市场进行调研。调研结论是，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扶持力度呈现与重视程度的正相关，虽然扶持政策种类较齐全，但存在跟风上政策现象，不具备长期性和稳定性。

“今天这个能源热，政策就一窝蜂地来；明天那个能源热，这边的政策就忽然不见了，全跑到那个领域。这会让投资者看不到稳定的市场回报。”上述调研主管龚思源对记者说。

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