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预计开工26GW的可再生能源中心项目

法国

法国在能源方面最大的特征是核能大国。一次能源中有4成多是核能，并向多个国家出口电力。另一方面，法国国内资源贫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大部分都要依靠进口。

其能源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能源自给、实现有竞争力的能源价格、削减温室气体、向全体国民提供能源等，其中心措施为推进核能。

法国也在推进采用可再生能源。

欧洲风力能源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法国采用了108.6万千瓦的风力发电设备，2010年年底发电规模达到了566万千瓦。2009年的装机容量规模在欧洲仅次於西班牙和德国，累计规模也排名第四。

法国政府一直从潜在能力、供电能力及景观等方面考虑，指定可建设风力发电设施的地区。从地区来看，在北部的皮卡第（Picardie）、洛兰（Lorraine），中部Centre地区，西北部布列塔尼（Bretagne）等地区，采用风力发电发展较快，在今后的计划中，也是在这些地区以及香槟－阿登地区（champagne-ardenne）的预定建设项目多。

法国今后将继续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法国政府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到2020年使风力发电的采用规模扩大到2500万千瓦，把其培育成可与水力发电相媲美的电力资源。

加拿大

　

加拿大河流和湖泊众多，这也使得该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水力发电国家，全国能源的60%都来自水  力发电。不过目前加拿大的水力发电仍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根据加拿大今年2月的一份报告，该国从2011年到2030年间将投入3475亿加元用於建设新的电力设施。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很大一部分投入将用於建设水力发电站上。

加拿大还是世界上第六大利用风能发电的国家。近两年来，加拿大风能发电经历了大幅度的发展。到2011年12月，加拿大风能发电约达5177兆瓦，风能发电约占加拿大电力需求的2%。加拿大风能协会预计，在15年的时间内该国风能发电能翻10番，在电力需求的比例能占到20%。到2050年，风能工业预计将给加拿大创造52000个新的工作岗位。

美国

美国再生能源发电占新发电容量比重渐增。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能源计画办公室最近公布的”能源结构更新”资料显示，2013年10月份太阳能、生质能源和风力合计的新发电容量为694百万瓦，占全部新上线发电的99.3%。

10月份的新发电容量中以12座共504百万瓦容量的新太阳能发电站占72.1%居先，其後为4座生质发电站(124百万瓦，占17.7%)和2座风力发电场(66百万瓦，占9.4%)。

2013年前10个月内再生能源(生质、地热、太阳能、水力和风力发电)共占新发电容量的32.8%，比燃煤发电(1,543百万瓦，12.5%)、燃油发电(36百万瓦，0.3%)高出很多。

2013年1月至10月太阳能发电占新发电容量的20.5%(2,528百万瓦)，是上年度同期(1,257百万瓦)的两倍多。然而，天燃气则以6,625百万瓦的新发电容量占53.7%居前。

2013年前10个月的各能源全部17,008百万瓦新发电容量则较上年度同期的12,327百万瓦衰退27.5%之多。

至目前为止，再生能源约占全美营运发电容量的16%，包括：水力为8.3%、风力为5.21%、生质为1.32%、太阳能为0.59%、地热为0.33%，大於核能(9.22%)和燃油(4.06%)两项的合计。

另外，美国能源部的美国能源资讯署发行的最近一期电力月刊(Electric Power Monthly)指出，2013年前三季，再生能源发电占净发电的12.95%(水力--6.90%、风力--4.03%、生质--1.40% 、地热--0.41%、太阳能--0.21%)。

俄罗斯

除核电外，俄罗斯的其他非化石能源模式也方兴未艾。“俄罗斯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

俄罗斯每年产生1亿吨生物废料用于发电，目前，这些生物质能可产生3亿兆瓦时的电量。另外尽管俄罗斯不是世界上太阳能最丰富的国家，但小型太阳能发电机却广受欢迎。他们在自己住宅或别墅安装太阳能装置。

水电在俄罗斯电力结构中起到很大作用，被视为保证国家统一电力系统可靠性的关键因素。俄罗斯已投入运行的水电装机容量为49.7吉瓦，其中装机容量大于10兆瓦的水电站有85座。为了实现到2020年水电装机达60吉瓦的国家电力战略目标，俄罗斯国有水力发电公司正在加大水电开发力度。

而虽然俄罗斯拥有巨大的非化石能源潜力，但正在运行或待建的项目屈指可数。阻碍俄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因素来自多方面。首先，受丰富的传统能源石油、天然气的影响，俄政府很难改变原有的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领域缺乏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其次，政策上，缺少相应的财政机制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再者，可再生能源也有自己的劣势，如光伏发电受昼夜和季节变化影响较大；生物质发电占地面积大、效率低等。另外，建设非化石能源电厂要比建设常规火电厂造价昂贵，投资回报期也长。

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可再生能源技术蓬勃发展，许多国家都走向了自己的非化石能源时代。眼看各国争先恐后地发展非化石能源，俄罗斯也不甘人后。为达到非化石能源战略预定目标，俄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拨出3万亿卢布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其中，5000亿卢布为国家预算资金，2.5万亿卢布为私人投资者资金，未来装机能力将达200亿瓦。其中，80亿瓦装机能力主要是生物质发电；70亿瓦为风能发电；40亿瓦为小型水力发电；10亿瓦为小型模块式发电、地热发电、潮汐发电、太阳能发电等。俄罗斯能源部也称，目前正在制定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条例，用于扶持太阳能、风能和生物发电。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其发展清洁能源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澳拥有100余座水电站；建有61个风电场、1353个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约为2500兆瓦。作为全球光照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90%以上的地面光照强度超过1950千瓦时/平方米），其太阳能发电特别是光伏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2011年，光伏发电能力达1.4吉瓦，其中新增837兆瓦，成为世界光伏增量最大的十个市场之一。澳大利亚的生物质、波能和热岩地热等资源也十分丰富。

澳大利亚是首个提出“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国家。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比重要从目前的8%提升至20%，即达到45000吉瓦时。权威机构据此预测，未来10年内，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至少应达到20吉瓦（其中光伏安装容量将达到5吉瓦），是现有规模的5倍，将创造360亿澳元的投资机会。

它同时是全球利用太阳能能源最为广泛与先进的国家之一，太阳能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在工业，农业，民用设施等领域。自1990年代开始後，澳洲大量兴建太阳能发电厂以取代核电站的作用，太阳能能源与风力发电在全国被大力推广。此外墨尔本亦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太阳能动力供给城市交通灯以及储存太阳能供应路灯电力的城市。

伴随2021年的到来，一个波澜壮阔的“二十年代”徐徐开启。 未来十年，我们将 见证的新能源的崛起，化石能源的衰落。

从去年开始，全球能源行业已经发生大逆转。 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商美国NextEra能源公司市值飙升至1500亿美元，一度超越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的能源企业。 到了年底，随着油价有所回升，埃克森美孚才勉强挽回了些许尊严。

在与气候变化的对抗中，2020年是有史以来最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世界开始行动起来，努力修复几个世纪以来对气候的破坏。 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体都做出了净零排放、碳中和的承诺。

这一年，传统能源巨头在对新能源的态度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01

传统能源巨头蜂拥进新能源领域

2020年，全球化石能源巨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痛苦的一年。

油价暴跌，巨额亏损。以往，他们总能在低谷后再次攫取复苏后的暴利。与往年不同，这次不再是简单的周期性经营亏损。他们 必须面对一个新的残酷现实—— 承诺大幅甚至全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这种要求下，未来石油需求和煤电需求都将大幅下降。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传统化石能源巨头转型最为清晰的发展路径。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全球化石能源巨头不约而同的疯狂涌入新能源领域，并斥以数以万亿的资金。这几乎颠覆了想象。

美国能源巨头杜克能源欲斥资4000亿砸向风电、光伏等领域。 杜克能源去年宣布，未来5年计划斥资560亿美元（折合392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投资计划， 希望到2025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指标翻一番，设定的目标是自行投资或购买16000MW可再生能源装机量 。 并计划到 2050年，新增40000MW太阳能和风电装机量，这将占到杜克能源公司2050年夏季总装机 量的40%。

西班牙石油巨头雷普索尔计划将可再生能源产能扩大五倍。 去年底，雷普索尔宣布，在未来十年内将可再生能源产能扩大五倍，并从石油业务中筹集资金，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从目前的2.95吉瓦扩大到15吉瓦，包括风能和太阳能。

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计划未来十年内，每年在可再生能源上投入30亿美元。 道达尔未来10年能源产量将增长三分之一，其中大约一半将来自液化天然气，另一半来自电力——主要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的增长。

英国石油巨头BP将可再生能源产能从2019年的2.5GW拉升至50GW。 BP打算在2030年底前，将在低碳能源的投资总额拉升10倍达到50亿美元，并将可再生能源产能从2019年的2.5吉瓦拉高至50吉瓦。

葡萄牙石油巨头GalpEnergía计划到2030年，将其可再生能源的规模扩大到10吉瓦 ，计划将集团10%至15%的投资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

欧洲最大电力公司之一Enel拟投资700亿欧元扩大太阳能、风能业务。 去年底，Enel宣布2021-2030年的战略重点是加速能源转型。其中，约700亿欧元用于扩大其风能和太阳能业务，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将从目前的45GW增至120GW。

西班牙最大电力公司Endesa拟在未来三年将太阳能等发电总容量增加50%。 Endesa表示将在2021-2023年期间筹措79亿欧元投资用于脱碳，新可再生能源产能等。其中，可再生能源将获得33亿欧元，用于投资约3000MW的太阳能和900MW的风电。

西班牙电力巨头Iberdrola计划5年投入760亿欧元，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60GW。 去年底Iberdrola公 布了调整后的新5年投资计划，将在2021-2025年间，投资750亿欧元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到2025年将可再生能源装机从去年的32吉瓦增至60吉瓦。

以上只是我们列举的部分化石能源巨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计划，更多的案例不胜枚举。

颇具前景的可再生能源，吸引的不只是能源巨头。 越来越多非能源企业也开始蜂拥而入。

比如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FMG，去年底就宣布2022年或2023年开始生产风能、太阳能、氢气和氨水等可再生能源，最终目标是达到236吉瓦的清洁能源产能。又比如 日本电信巨头NTT宣布，到 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从现在的300兆瓦提高 到7.5吉瓦。

02

技术创新的力量

从目前公开资料统计，未来5年时间，全球至少有万亿美元以上资金将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

相对于未来更为庞大的体量，目前投入的资金还只是冰山一角。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计到2050年，为了实现碳中和，全球需要在清洁能源领域累计投资130万亿美元。

这些资金大部分将投向风电和光伏相关 领域 。

十年前，这简直无法想象。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宝押向新能源，除了情怀，更多的因素是源于以风电、光伏为首的新能源竞争力越来越强。

在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推动下，风电和光伏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能源。

以风电为例，十几年前，陆上风电单位千瓦造价高达12000元，如今已经下降到7000多元。国内上网电价已经下降至0.29元/千瓦时（I类区域），部分地区成本已经下探至0.15元/千瓦时。

十几年来，风电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目前已经进化到第四代风机——人工智能风机，这种风机为全球新能源加速开发创造了契机。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观看B站上一条爆红的 讲述风机进化史的科普视频，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我们将视频上传至此。

远景能源工程师告诉我们，他们推出的伽利略超感知风机就是人工智能风机。 在前三代增加偏航、变桨、独立变桨基础 上，工程师们在风机中创造性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

这种风机能够利用传感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模型，实时还原所在机位的风信息，并对比实际运行情况与设计的差异，进行不断的精细调整。 这样一来，风机不再是按照预设好的场景程式化的变桨，而是依据实际的气流特性求真务实的变桨。 就和伽利略一样，能够用实例来验证固有理论。

当成千上万台伽利略超感知风机遍布群山、平原、海洋，大量的实例验证信息将在云端刻画出风机该有的样子，然后传回每一台风机，进而使风机不断进化，将潜力发挥到极致，再次提升发电能力。 而且，这种进化不仅可以体现在某一台风机上，也体现在整个风电场上。 依托边缘计算技术，风电场集群的人工智能，可以回顾和预测数十台风机已经和将要经历的风况，协调各个风机的运行，实现风场整体发电能力的最大化。

除此之外，伽利略超感知风机还有很多进步，比如可以借助先进的趋势感知能力，在线规划风机的寿命策略，找到最优的运行模式，从而降低运维成本。可以通过大量结构受力样本，知道风机哪一部位需要进一步加强，哪一个部位可以优化减少材料，再运用到新风机的制造上，从而降低建设成本和度电成本。

风电如此，光伏创新更是层出不穷。

光伏转化率已经从十几年前的14%左右，上升到了目前的23%以上。晶硅组件价格从十几年前接近40元/瓦下降到目前1.4元/瓦左右。

技术创新和成本下降，让光伏成为近十年内降本速度最快的能源之一。 根据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数据，全球光伏LCOE （平准化发电成本）由2010 年的0.378$/kWh快速下降至2020年的0.048$/kWh，降幅高达87%。

今年开始，不仅是风电， 国内大部分地区光伏项目都可以实现平价上网。在海外一些国家，由于非技术成本占比较低，一些光伏项目度电成本已经低至0.1元人民币以下。

虽然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但是新能源未来却是确定的。

在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驱动下，一个全新的时代序幕已经徐徐拉开。

/ END /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有其不同的立足点。各国政府依据本国经济发展和能源状况，阶段性地调整发展战略目标以及自身的能源政策。综合分析，发达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代表了世界能源发展的新潮流；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存在着重视各自国情，积极跟踪世界潮流的共性。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有其不同的立足点。而且，各国政府都在依据本国经济发展和能源状况，阶段性地调整发展战略目标以及自身的能源政策。综合分析，发达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代表了世界能源发展的新潮流；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存在着重视各自国情，积极跟踪世界潮流的共性，也有我们可以借鉴之处，需要注意加强研究。1、当前世界各国能源战略的主要特点

1.1 能源安全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下，以及意识到不可再生资源总有一天会日渐耗竭的背景下，随着紧缺的石油资源问题突出，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各国对能源资源安全关注程度也随之普遍上升。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保障能源安全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

发达国家人均能耗高，需要大量进口补充境内能源资源的短缺，因此，能源发展战略除了考虑本国的资源因素外，极为注重涉及到国外资源开发利用的国际因素影响，甚至关注其他国家能源需求变化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及对自身的影响程度。在历年的石油危机后，针对当前石油资源紧张的形势，发达国家以其较充沛的经济实力逐渐加大石油战略储备力度，建立和加强战略石油储备是发达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主要措施。而且，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对能源发展战略的考虑既重视近期的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又重视长远的能源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多偏重于建立当前自身的能源安全供应体系。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已认识到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性，逐步加大了国家对国外企业开采和资源输出的控制。菲律宾明确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的底线是“确保实现国家能源60%自给自足”。巴基斯坦战略目标明确，突出增加本土能源比重，减少对外进口依赖的重要性，并对落实目标，做出了详尽的项目规划。乌克兰在经历了能源供应危机后，能源战略更加强调节能降耗、提高能源自主供应能力的必要性。墨西哥强调能源立法，同时，要及时分析阻碍国家能源发展的主要障碍，进行能源战略调整。

石油战略储备曾是以石油消费为主的发达国家应付石油危机的最重要手段，作为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的这一战略措施也逐渐为发展中国家所效仿。现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为减少供应风险，都开始着手石油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已超出一般商业周转库存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取得主动，避免受制于人，有利于稳定国内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

各国能源战略最突出的变化特点就是以减少石油消费、减少进口能源依存度为主要目标。在当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能够实现全面替代的形势下，节能是实现这个目标最现实、收效最快的措施。历史上，发达国家曾以减少石油消费的战略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利益，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后的20年内，迫使石油价格处于甚至低于10美元／桶的低价运行时期。当前更加强调综合利用法律、经济和技术等手段鼓励节能，从开采、加工、运输、利用和消费等多环节深挖节能潜力，发展节能产业。为达到节能目的，利用市场和企业、消费者行为开发节能机械、节能汽车等；取消石油价格管制，主张由市场机制调节能源供求关系，对能源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加强勘探等措施。

各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要求，必将加大能源资源的消费量。如何减缓能源消费的增速，只有提高能源效率、加强节能。各国不同程度地采取立法、经济激励、政府补贴、自愿协议和广泛宣传等各种政策措施，并且相互借鉴有成效的举措，体现在各自的能源发展战略中。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灾害频繁的形成与人类过度地消耗化石能源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虽然能源给当代人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舒适和便利，但是全球能源消耗量持续增加的趋势不仅对世界能源供应是严峻的挑战，而且给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带来巨大压力。当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很难逆转。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制定本国能源战略和政策时，已将环境因素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不少国家的能源战略强调发展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和实现《京都议定书》的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在《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减、限排温室气体总量机制下，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凸显为一种稀缺性的经济资源，拥有了这种资源就等于拥有了温室气体排放权和经济发展空间。依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可以出售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美国为了国内集团利益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俄罗斯于2004年11月批准了《京都议定书》。

由此可见，能源的战略选择不仅是能源本身的问题，也是经济利益的问题，环境保护和人类生存的问题。能源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正越来越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能源战略目标由单纯强调能源供应向3E(Energy，Economy，Environment)方向发展，即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转变。 各国的国家能源战略均加重强调实现保障能源安全需要全方位的措施，不过度依赖单一的能源形式，减少经济发展对石油、煤炭、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战略的核心是安全、环境和效益。各国的能源战略都出现了“多元化”的宇样，其含义是非常深刻的：一是能源资源种类的多元化，这可以带来能源产业的繁荣，同时将促进能源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二是以保障石油安全为核心，积极开拓新的石油供应基地，实现能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并且各国都有意识地避开主要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做法，将多元化进口的目标锁定在其他具有一定油气资源输出能力的拉美、非洲或东欧地区。三是关注全球资源状况，将资源开发重心由境内移向境外。无疑，这一策略的普遍采用，又必然将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虽然对于能源资源出口国，是本国经济发展的太好契机，但是也会相应带来一些争端，如国内资源保护派的激烈反对，或者贸易国之间各种各样的资源争夺战，由此可能会引发出新的一类局势不稳定问题。

由于石油价格的暴涨，各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坚定不移地奉行能源多元化战略，积极寻求替代石油资源，开发核能、氢能和其他新能源，甚至适度发展国内的煤炭工业，以降低对进口石油的过度依赖程度。重新认识煤炭，加快洁净煤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为确保能源供给的自主性，能源发展的可持续性，21世纪以来全世界已形成转变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经济，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新高潮。各国能源发展战略措施各有侧重，有的国家积极发展风电、有的国家积极发展核电，但都是以逐步替代油气资源为核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方案。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将成为世界能源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世界能源市场将由目前的资源型转向未来的技术型，是一场更具竞争性的挑战。

　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状况分析，欧盟是世界上最推崇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家集团，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是：在全面发展的同时，突出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液体燃料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制定具体目标、落实经济政策、建立研发队伍、培育产业基础、建立市场氛围、鼓励企业竞争。目前欧洲已成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技术和市场发展的中心。

印度和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榜样。印度注重根据自身条件，寻找突破口，所采取的策略是：风力发电以市场换技术，市场规模和产业技术同步发展；适度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源则以解决农村能源为主；氢能研发有所投入，跟随国际潮流。巴西坚持能源多样化和多渠道，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源的能源发展战略：依靠水电和生物液体燃料资源优势，减少石油进口，保障国家能源安全，2004年的生物液体燃料产量达到了1500万t，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甚至出口生物质能源促进经济发展。

不但一个国家的不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全球的不可再生能源资源也是有限。资源的有限性与各国能源战略区域向境外转移的特点，意味着国际间的能源资源争夺正在加剧。与过去不同，各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能再靠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资源。资源与市场的国际化，使各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与能源生产国的外交往来，保证能源供应的来源；同时，必须加强能源消费国之间能源合作，形成联盟，增强话语权，抵御能源价格的上涨。资源进出口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资源国之间的战略联盟(如OPEC)的合作以及资源进口国之间的战略联盟(如IEA)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更加微妙。突出体现在国际石油问题上，焦点集中在中东。为保障能源安全，能源外交成为能源消费国家21世纪以来的外交重点。各国能源战略普遍出现加强国际化的趋势。例如，韩国对内制定正确的能源政策；对外开展有效的能源外交，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积极倡导区域间的能源合作，加强与产油国的谈判力度。非洲各国强调需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和合作，协调各国能源政策，明确能源发展战略。无论是产油国还是消费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都是十分必要的。油气出口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支柱，巩固与邻近国家间的互补合作机制成为国家能源战略的主要目标。

由于能源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能源的市场性质已从一般商品转为重要的战略商品，能源问题已呈现出日益全球化和政治化的趋势。由一国自主的能源发展向境外资源的拓展是各国能源需求数量和品种的要求，为避免国家之间对世界有限能源资源的恶性竞争，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将能源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战略因素，强调能源生产大国之间以及消费大国之间的对话机制，发展多国的能源国际合作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由此也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欧盟的能源战略就突出体现了以上国际能源战略的特点。欧盟的能源战略重点是保证“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生活安全”，提出“保障能源供应、保护环境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基本原则。在确保本国能源供应方面以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生物燃料为主要战略措施，加强能源共同体的建设。

欧盟各国的能源战略虽各具特点，但是总体上是一致的。例如，德国的能源战略锁定长远目标，从能源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出发，有效控制国内有限的能源资源开发；持续不断地节能；积极开发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占据能源新技术的制高点，实现传统能源的替代。能源进口多元化，石油储备法定化，保障安全供应。面对本国不可再生能源资源递减的趋势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英国新的能源战略基点是低碳。强调在市场框架和政策相互影响下，培育市场竞争力，实现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多样性的战略。能源技术的研发不局限于本国的能源资源，着眼于世界主要的能源应用技术，以实现未来的能源技术出口换能源资源进口的发展战略。法国立足国情，因地制宜地发展能源多样化，积极发展核电，提高能源供应独立性，实现安全供应。比利时的能源战略长远目标是使用更利于环保的能源，逐步向全部使用可再生能源过渡。波兰在长期能源战略目标下，针对当前问题，突出过渡期的能源战略重点。依据国家能源法，明确政府与企业的职责，国家财政将不直接参与能源项目投资，只在法律和税收政策、贷款担保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美国能源战略的核心是提高能源供应自主性，突出特点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和综合性的国家战略。战略目标明确，并辅有相应详细的政策和对策目标、措施，易于操作、监管。实际上，美国能源战略还有一个极为重要内容就是充分开发利用全球的油气资源。观察美国国家外交战略圈，几乎囊括了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国家，特别是中东地区。在不断努力巩固海外石油来源的同时，逐渐明确要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发展新技术，包括燃料的替代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技术。

能源战略和政策是日本政府一贯的工作重点，能源战略的稳定性促进能源政策的有效实施。虽然日本能源资源贫乏，目前日本一次性能源的自给率不足20%，但是政府立足于技术创新致力节能，成立“节能中心”，健全能源管理体系，指导国民和企业的节能以及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着眼于全球能源资源的利用，坚持实施以保障能源安全为重点的外交策略，以及国内企业联合一致对外，参与国际竞争的做法，不断提高开发国外石油资源的份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日本不断完善能源构成多样化、进口多元化和以石油储备为依托的能源战略，从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等全方位考虑能源战略的发展，确保了自身能源的长期安全供给，保障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并使得日本成为世界能源效率最高的国家。俄罗斯能源发展战略制定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能源战略目标明确，所关系到的对象明确。能源区域发展具有地域资源特点，相应的能源政策针对性强，每一种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电能(包括核能和热能)、能源输送等的发展预测都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以及为实现改革所应该创造的必要条件。同时，指明了能源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相互关系，能源工业科技和创新的重要意义。并且明确了能源战略实施系统，包括：联邦政府行动计划，实施国家能源政策的指标体系，原有相关规划的修订，利用国家信息资源建立的能源战略实施监控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而对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具有更大的特殊性和挑战。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应对能源长远发展遇到的严峻挑战，我国采取正确的能源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才能保证在“能源消耗最少，环境污染最小”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水平的提高。我国必须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学习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据具体国情发展的经验，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能源效率不断提高和环境保护日益加强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

目前新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总体上偏低，一方面是与不同国家的重视程度与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新能源技术的成本偏高有关，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等。据预测研究，在未来30年能源发电的成本将大幅度下降，从而增加它的竞争力。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成本与多种因素有关，因而成本预测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这些预测结果表明了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成本将呈不断下降的趋势。部分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目前，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以及水力发电、地热能等的利用技术已经得到了应用。

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现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近年来，新能源利用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逐渐成为常规能源的一种替代能源，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以及水力发电、地热能等的利用技术已经得到了应用。国际能源机构（IEA）对2000～2030年国际电力的需求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来自新能源的发电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将最快。IEA的研究认为，在未来30年内非水利的新能源发电将比其他任何燃料的发电都要增长得快，年增长速度近6%，在2000～2030年间其总发电量将增加5倍，到2030年，它将提供世界总电力的4.4%，其中生物质能将占其中的80%。2002年全世界消费的可再生能源近30亿吨标准煤，约相当于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1/3，其中传统可再生能源约占85%，新的可再生能源约占15%。在新的可再生能源中，风力发电是发展最快的。在过去的6年里，风电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2%，2004年新增装机797.6万千瓦，全球累计风电装机达到4731.7万千瓦。欧洲是世界风电发展最快的地区，2004年全球新增风电装机的72.4%在欧洲，15.9%在亚洲，6.4%在北美。2003年，欧洲风力发电量达到600亿千瓦时（相当于欧盟15国2.4%的电力），满足1400万户家庭的电力需求。太阳能发电也发展很快。2004年，全球光伏电池的生产首次超过了100万千瓦，比2003年增长了60%。太阳能热水器是完全商业化了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国者和消费国。国际能源机构（IEA）的一项研究提供的2001年统计数据表明，太阳能集热器的全球总计安装面积为1亿平方米，排在前位的国家是中国（3200万平方米）、美国（2340万平方米）、日本（1210万平方米）和欧洲（1120万平方米）。无论是光伏发电还是太阳能热水器产业，未来的主流趋势是发展太阳能一体化建筑技术。

生物质资源是多样化的，在全世界应用广泛。2002年底全球生物质能源发电装机超过5000万千瓦，生物液体燃料超过2000万吨。德国在利用厌氧发酵（沼气工程）处理废弃物发电技术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目前已建成1900个沼气工程，2004年沼气发电装机27万千瓦。与此同时，地热能和海洋能的开发利用也都取得新的进展，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趋势

纵观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有以下几大趋势：

（1）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成本持续下降。以风力发电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风力发电的单机容量从10千瓦，上升到几千千瓦。2003年世界安装的风机平均单机容量已经达到1300千瓦，风电成本从80年代初的每千瓦时20美分，下降到目前的每千瓦时5美分，其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本就下降了50%。据预测，2000至2010年风电成本还可以下降30%。届时，风电成本基本上可以和常规能源发电相当。

（2）发展速度加快，市场份额增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集团，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连续十多年来，可再生能源的年增长速度在15%以上。近年来，以德国、西班牙等国为代表，一些国家通过立法等方式，进一步加快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步伐，1999年以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0%以上。发展较快的西班牙，2002年风力发电占到全国电力供应量的4.5%，德国在过去的11年间，风力发电增长了21倍，2003年占全国发电量的4%；瑞典和奥地利的生物质能源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高达15%以上；巴西生物液体燃料替代了50%的石油进口。

（3）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可再生能源，由于其清洁、无污染、可再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受到发达国家的青睐。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宏大的计划和工程。欧盟是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是受益最多的地区。北欧部分国家甚至提出了利用风力发电和生物质发电逐步替代核电的战略目标。

（4）可再生能源是一种朝阳产业，孕育着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当今世界上，新能源作为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已越来越大。据欧洲风能协会统计，2002年全世界风电市场产值在70亿欧元，开发出的电力可以满足4000万人的需求；预计2020年全世界风机规模将达到12亿千瓦，年营业额在670亿欧元。光伏发电市场发展前景也很广阔，据欧盟估计，全球光伏市场到2020年将增加到7000万千瓦，光伏发电将解决非洲30％、经合组织（OECD）国家10％的电力需求。澳大利亚在新世纪能源规划中，提出2010年前建立年销售额4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光伏发电技术开发与制造，估计到2020年美国将占领全球太阳光伏电池的一半。另外，全世界生物质能源的商业化利用将达到1亿吨油当量，并形成千万吨级规模的生物液体燃料的生产能力。根据欧洲太阳能协会的预测，到2020年，全球可能拥有14多亿平方米的宏大市场。欧盟计划到2015年安装大约1.9亿平方米的太阳能热水器，相当于提供3700万千瓦和930亿千瓦时的电力和电量。

可再生能源不仅拥有良好的经济前景，而且，随其产业化的发展，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美国学者认为，投资于能源效率和太阳能等技术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大约是石油、天然气的2倍。在欧洲已经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就业人口。据欧盟的估计，当2010年欧洲风力发电达到约4000万千瓦、光伏发电300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1000万千瓦和太阳能集热器1亿平方米时，总计可提供约15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这还不包括每年可能有170亿欧元商业出口所创造的、额外的潜在35万个就业机会。由此可见，可再生能源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这种粗放的经济运行方式已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能源对经济良性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为此，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十一五”发展目标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比2000年翻一番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作为两个最重要的发展指标。本文对中国能源资源形势和世界对新型能源的研究开发现状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能源利用应立足国内，走能源利用多样化、高效化的路子，中国完全有能力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

1中国能源供应形势

1.1传统能源

从中国能源资源赋存及利用现状看，主要能源结构是煤炭和石油，二者占能源总消耗的90％左右。水力发电、天然气、煤层气、核能、太阳能和风能所占比例很小。本文所称传统能源是指开发利用时间较长，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能源资源，包括化石能源、水能和核能。

1.1.1煤炭

2000年，煤炭生产占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66.6％，预计2005年的产量为20亿t左右。根据有关部门预测，1000m以浅远景资源总量28600亿t。截至2003年底，累计探明资源储量为10660亿t。我国煤炭储量丰富，按目前的开采规模，可供开采上百年。但煤炭开采最大的问题一是浪费严重，二是环境成本大。据载，国有煤矿每采出1t煤平均要动用2.5t的煤炭储量，损耗2.48t的水资源。以煤炭大省山西为例，山西省每年挖5亿t煤，就使12亿m3水资源受到破坏，相当于山西省引黄工程的总引水量。平均每生产1亿t煤造成水土流失影响面积约245km2。2002年以来，山西省煤炭开采每年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地表塌陷等损失达300多亿元，即每生产1t煤的代价为70多元。1980―2004年山西省煤矿安全事故“吞噬”了17286人。20年中累计排放烟尘达1743万t，地下采空区已达2万多km2，占山西省面积的1/7，已经发生地质灾害的土地面积达6000km2。再加上煤炭燃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煤炭利用成本更高。这样的状况，本身对中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环境也是希缺资源，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具有不可逆性，破坏之后很难恢复。

所以，中国今后要限制煤炭过度开采，实现煤炭产量逐步稳定增长，同时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积极推进清洁煤技术，缓解煤炭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1.1.2石油

2000年石油生产为全国能源产量的21.8％（折合为标准煤）。据有关部门评价，全国石油可采资源总量200亿t左右。在世界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中中国占2.1％。1993年中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2005年进口原油超过1亿t。中国在石油开发利用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探明程度低，只有33％；二是相当一部分大型油田增产稳产压力增大，2005年中国原油产量同比增长2.9％，而消费量同比增长16.8％，产量增长远落后于消费增长；三是对外依存度逐年加大，进口又以货物贸易为主，受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和国际政治局势影响较大。

“十五”前4年，中国加大油气勘探力度，累计投资1000亿元，探明了8个地质储量大于1亿t的油田和3个地质储量大于1000亿m3的气田。有关院士、专家预测，随着勘探技术进步和生油理论的突破，中国将迎来石油勘探“二次创业”，前景光明。

所以，加大勘探力度和生产能力应成为中国石油产业的首选。

1.1.3天然气

根据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价结果（不包括南海南部海域），中国天然气可采资源量22万亿m3。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4.4万亿m3，待探明天然气地质资源量30.6万亿m3，探明程度12.5％。近年来，中国天然气可采储量平均年增长10％。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20年里，中国天然气年探明储量在5000亿m3以上。

中国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较低，据有关方面统计，2000年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总量中，天然气占3.7％，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三者基本平分天下，天然气占28％。但中国天然气产量增长较快，2004年为408亿m3，同比增长16.4％。

天然气替代煤炭，还有巨大的环保作用。按照西气东输工程每年120亿m3的天然气，即意味着可替代900万t标准煤，减少排放烟尘27万t。

所以，在今后的5年中，中国应提高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水平，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1.1.4煤层气

煤层气是一种与煤炭相伴生的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气体，也称为瓦斯。由于煤矿瓦斯是引发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人们对其危害性认识较深，而对其开发利用重视不够。瓦斯是一种洁净的能源，其燃烧值与天然气相当，有效利用煤矿瓦斯既可以缓解能源紧张，又有助于环境保护，还可以降低煤矿安全事故。据有关部门预测，中国埋深2000m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总量34万亿m3，与天然气资源量相当，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可采资源约在14万亿～18万亿m3。2004年全国开采煤矿年抽放瓦斯总量（折合甲烷纯量）达到12.6亿m3，但利用率不到30％。

中国煤层气主要分布在东北、山西、重庆和贵州地区。2005年11月1日，中联煤层气公司在山西沁南实施的潘河项目一期工程竣工，进入商业运营。2005年计划完井100口，其中15口井已经产气，平均日产气达1500m3。该项目以获得的754亿m3探明储量为基础，共安排909口井，分三期建设大型煤层气田基地。“十一五”期间，仅山西省煤层气产能将达到50亿m3，其中中联煤层气公司产能预计近20亿m3。

煤层气的利用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是薄弱环节，国家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煤层气的推广应用。

1.1.5水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力发电取得了辉煌成就，从1978年中国水电占能源生产总量的3.1％提高到2001年的8.7％，年发电量增加了4倍多。但相对于中国水利能源总量，这个比例仍然很低。全国水利复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历时4年的复查结果表明，中国内地水利资源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40180万kW，年发电量17534亿kW，相当于212亿t标准煤的发电量。截止2004年底，装机容量约1108亿kW，占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的25％；年发电量3310亿kW，占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的19％。

在水能利用方面，中国不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处于世界前列，还有很大潜力。根据初步完成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水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9亿kW，开发程度达到70％左右。

1.1.6核电

在世界局势缓和和科学技术提高的背景下，核能已经成为一种高效、安全、洁净的能源，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中国已建成11座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000万kW，占发电总装机容量的2％，而国际平均水平是16％。2004年法国核发电量的比例占其国内总发电量的78％，日本装机容量为4574万kW，占国内总发电量的30％。

中国铀矿资源比较丰富，在国际局势继续缓和，人类理性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锻炼后的今天，中国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展核电。

1.2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是人类能源的希望。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这类能源有可再生、用之不竭、潜力巨大和利于环保等特点。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各能源消费大国政府均把这类能源的开发利用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纷纷投入巨资进行研发，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成本将会逐步降低，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替代会越来越大。2004年6月，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形成了包含197个具体行动方案的《国际行动计划计划能够具体落实，到2015年全球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人口将达到10亿。举两个国家的例子加以说明。

日本：日本是矿产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其国内煤炭、石油储量很少。其能源消费量居世界第4位，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2％，石油进口占世界的11.6％，天然气占12.7％，居世界第三位[1]。但日本坚持能源来源多样化和能源利用节约化的路子，大力实施石油替代战略，其石油对外依存度由20世纪70年代的77％降低到2001年的48％。1975年日本56％的电力来自石油，2002年为19％，今后的目标是2012年降到16％。据2001年度统计，日本太阳能发电的总装机容量已达45万kW，2003年又上升到88.7万kW。在过去10年里，太阳能发电的单位成本下降了90％。新能源被日本视为“国产能源”，主要包括：核能、太阳能、水力、废弃物发电、海洋热能、生物发电、绿色能源汽车、燃料电池等。1980年，日本推出《石油替代能源法》，设立了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NEDO），开始大规模推进石油替代能源的综合技术开发。日本2005年能源白皮书显示，2004年日本共投入1.7亿日元用于太阳能发电的开发和研究，投入1346万日元用于风力发电的开发和研究，投入7190万日元用于生物能源研究。日本政府制定的目标是要求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供应量和常规能源的节能量要占能源供应总量的10％，2030年分别达到34％。目前日本风力发电量居世界第三位，到2010年将达到200万kW。2004年6月新出台的《基本能源政策》强调，为了更大程度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将进一步寻求能源多样化，核心是依靠核电，鼓励使用天然气，减少石油比重，到2010年将石油的消费比重降低到46％，天然气提高到15％。在日本，新能源也逐渐进入百姓生活中。安装了发电装置的新型路灯逐渐普及，它白天吸收太阳能，晚上自动照明。日本政府还对购买太阳能发电装置的家庭补贴50％安装费用。家庭太阳能发出的电白天不用的话，还可以卖给电力公司或者政府[1-2]。

德国：德国是能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的3.2％，居第6位，石油进口量占世界进口量的5.5％，天然气占13.0％，居世界第二位。但10年来，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几乎为零[2]。2004年8月新的《可再生能源法》生效，保证20年内为可再生能源电力给予一定补偿，明确提出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能源长期的目标是到2050年一次能源的总消费量中可再生能源至少要供应50％。德国出台用优惠贷款及补贴等方式扶助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曾制定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未来投资计划》，政府每年投入6000多万欧元用于开发可再生能源。2004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突破全国电力供应量的10％，年销售额达100亿欧元，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000万t。2004年太阳能装置增加50％，达到300MW。德国风力发电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54％，满足全国4％的用电需求，是全世界风能发电量的1/3。德国还在计划加大开发海上风能发电力度，到2010年达到风能发电3000MW。

另据了解，欧盟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到22％；北欧国家提出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逐步替代核电。法国到2010年将达到22％；英国到2010年将达到10％，2020年达到20％；丹麦目前风能发电比例达到18％，还在继续发展。澳大利亚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到12.5％；美国到2020年风力发电将从现在的1％增加到5％。

中国情况从目前技术水平和企业经济效益看，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期投资大，成本高。但站在国家角度，把环境因素考虑进来，煤炭等矿物能源的利用成本至少增加一倍。再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可再生能源最终将替代矿物能源，成为能源利用的主力军。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和应用，争取在该领域与发达国家保持同步。

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据测算在今后20―30年内，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可再生能源预计每年可达8亿t标准煤。对于风力，国家气象局提供的比较可靠的资料是，中国陆地10m高度可供利用的风能资源为2.53亿kW。陆上50m高度可利用的风力资源为5亿多kW。现在，大型风机的高度可达100m，这个高度可利用的风能更大。世界上公认，海上的风力资源是陆地上的3～5倍，即使按1倍计算，中国海上风力资源也超过5亿kW。所以，中国的风力资源远远超过可利用的水能资源。研究表明，地球地热能的蕴藏量相当于煤炭储量热能的1.7亿倍，可供人类消耗几百亿年。中国地热资源丰富，仅已发现的地热露头点就有3200余处，全年天然放热资源量折合35.6亿t标准煤。另外，中国还有比较丰富的生物质能（乙醇、沼气）、海洋能等。

虽经多年的开发利用，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依然很低，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还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胡锦涛同志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上十分形象地阐述了可再生能源“既有这么多本事为什么不使出来呢？”的原因，一是“人们认识所限，有眼不识金镶玉，轻慢了它，它当然就不出力”。二是“人们的固执，明知可用就是不用，甚至不许别人用”。例如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本是原国家计委太阳能产业化示范项目，1999年投产，原计划年产6MW，但投产后供不应求，2005年利用外国资金以补偿贸易方式投资4亿元扩展到年产70MW，总规模已居世界第3位，仍供不应求，但90％以上产品出口欧美，这并不是中国不需要太阳能，而是国外有扶持可再生能源法律和实行可再生能源优惠上网电价以及全社会分摊费用，从而促进了当地可再生能源市场需求。

中国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相信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将会取得快速发展。

1.3天然气水合物

天然气水合物也称甲烷水合物，可燃冰，是近20年来在海底和冻土带发现的新型洁净能源，是甲烷分子和水分子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冰状可以燃烧的固体。据估算，世界上天然气水合物所含有机碳的总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知煤、石油和天然气的2倍。1995―2000年，日本对甲烷水合物资源进行了基础性研究，根据超声波勘探结果推测，其周边海底埋藏着约7万亿m3的甲烷水合物，相当于日本100年的天然气使用量。日本政府制定了自2001―2016年的“甲烷水合物开发计划”，2004年在日本近海开始试验性开采。

甲烷开采面临的问题，一是效益问题，开采的经济价值；二是技术问题，甲烷也是一种导致地球环境变暖的物质，在空气中扩散，将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中国海洋物探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庆焕说：“天然气水合物是未来人类最理想的替代能源之一，它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中国从1999年开始对天然气水合物开展实质性的调查和研究，5年来已在南海北部陆坡、南沙海槽和东海陆坡等发现其存在的证据，据预测，前景十分广阔。

2国内基本情况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国内能源开发利用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问题同时意味着潜力，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立足国内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2.1中国能源资源潜力较大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重要能源矿产探明程度均比较低，石油为33％，煤炭（1000m以浅）为37％，天然气为12.5％，油页岩和油砂仅为6％。中国的能源资源潜力还是比较大的，通过加大勘探力度，能较长时期地缓解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与能源供应之间的矛盾。

2.2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中国潜力巨大

2000年，中国每万元GDP的能耗是1.45t标准煤，是发达国家的3～11倍。

一是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如几个资源消耗大户，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年消耗煤炭占煤炭总消耗量的80％左右。钢铁、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中国的产量都居世界前列。每万元GDP的能耗从1980年的4.28t标准煤下降到了2000年的1.45t标准煤，下降64％。据测算，每年节约或少用的能源中，有70％以上来自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带来的节能效果，进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带来单位GDP能耗的降低。

二是浪费严重。据统计中国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些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t标准煤。再如中国房屋单位面积采暖能耗是同纬度国家的2倍，各类汽车平均百公里油耗比发达国家高20％以上。

2.3从国际经济政治角度看，中国必须保持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低依存度

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的人均能源消费增加意味着巨大的绝对量。作为资源消费大国，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每一个大的行动，都会引起各国高度关注，进而对国际市场价格产生较大的冲击。由于中国大上电解铝项目，氧化铝的港口价格从2002年的1800/t多元涨到目前5800/t元，增加了2倍多。同期，中国钢铁项目投资增速过快，国际铁矿石价格猛涨。仔细分析，国际资源价格剧烈波动，除了上述实际的供需变化外，相当程度上是国际资本炒作和国际政治的原因。

首先，以氧化铝为例，世界超过70％的氧化铝被美国铝业的7家公司控制，氧化铝的价格事实上被垄断。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解铝生产国和氧化铝消费国。根据中铝发布的数字，2005年1―9月份全球的氧化铝生产量4526万t，需求量4616万t，缺口仅为90万t，占需求量的2％不到。不难看出，这是以很小的缺口谋取高额利润。

石油。这次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高涨，受损最大的是中国、印度这样的石油消费增长快且原油进口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发展中大国，受益最大的是富油国和美国等资本大国。1993―2003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平均年增1.73％，亚太地区年均3.75％，其中中国、印度4.5％。2004年亚太地区一次性能源消费超过欧洲、美国，对外依存度达到67.9％。从全球看，国际石油市场目前呈现出原油供应充足和原油期货价格趋高的两面性。2003年世界原油产量36.97亿t，消费量是36.37亿t，产销基本平衡，2004―2005年也没有出现生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巨大缺口，但价格波动异常剧烈，非供求因素是主要原因。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石油历来是重要的外交手段。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节节攀升以后，靠着石油发大财的富油国的外交政策逐渐强硬起来。1998年以来，伊朗年均石油外汇收入翻两番，恃此优势，伊朗在核计划上对美国越来越强硬，和欧洲的谈判也陷入僵局。新上任的内贾德总统根本不理会美欧让其放弃铀浓缩的要求，反而要报复在近期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投票中追随美欧的印度，甚至扬言要“在世界地图上抹去以色列”。俄罗斯近年石油产量连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成为油价飙升的最大受益者。其准备赶超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无论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还是要求美国撤出中亚或是拒绝美国要求对伊朗施压还是近来在西伯利亚石油管线建设问题上，俄罗斯都表现出相当的强硬。委内瑞拉每天向美国提供150万桶原油，是美国第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国，这大大支撑了查韦斯对美强硬的外交政策，是唯一一个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表决中反对对伊朗施加压力的国家；对古巴则以优惠价格每天供应5.3万t原油；对利比亚，则警告美国实行封锁将受到切断供油的惩罚[3]。

美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资本优势，通过发动战争、武器和资本输出，一方面推行其全球战略，主导世界走势，另一方面在保证国内汽油低价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利用国际原油资本市场赚取巨额利润。

中国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且进口原油的80％以上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运输。近来美国在关岛增兵，与菲律宾、印尼搞军事合作。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很不利。所以，保持较低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进口渠道的多元化是中国能源政策首先考虑的因素。

3 中国能源需求和供应预测

2004年全国每万元GDP能耗比1990年下降45％，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7亿t标准煤。按照2010年GDP比2000年翻一番，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计算，中国2010年能源消耗量将达到23.2亿t标准煤。纵向比较，在国家采取得力措施的情况下，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通过加大水电、核电、天然气、煤层气以及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的开发投入，这几类能源可以提供3亿t左右标准煤的能源，煤炭和石油提供20亿t左右标准煤的能源。所以，中国环境压力和石油进口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中国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完全可以立足国内，保持较低的对外依存度，进而走自己设计的发展之路。

4 建议和结论

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经济的另一含义是节约和效率。从经济理论角度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节约应该是企业的自觉行为。价格机制能够促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资源，因为资源节约本身就是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的基本途径。所以，导致资源利用粗放的主要原因是制度设计问题。如技术改造，当企业不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技改资金或在若干年内通过技改节约的资金不足以弥补技改投资时，企业就没有节约的积极性。所以，资源利用高效化的设计，应本着增加企业资源粗放利用的成本，提高其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

目前中国的政策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节约能源利用，主要手段是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重构，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性产品的涨价。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无担忧地提出资源性产品的涨价将考验两种社会制度[4]。

因为涨价后企业增加的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把通过涨价增税增加的公共财政转化为社会保障返利于民，否则极易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公共财政的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弥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弥补方式一是弥补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二是支持新事物的发展，以实现社会进步。而中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时间不长，还存在许多缺陷，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所有权派生的支配权、使用权、开发权和收益权是所有权的实质内容。产权不清，价格改革很容易成为一些掌权者和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回首国企改革中的国资流失，就可看到这种借价格改革掠夺的危险有多大。中国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等能源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普遍存在事实上的地方所有、企业所有等谁占有谁所有的现象，致使国家所有权虚化。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既没有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收益中获得足够的回报，又未能很好遏制乱采滥挖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混乱的局面。

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政府应从经济活动前沿撤退，淡化对经济数量增长的追求，完善和运用公共财政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使改革成果惠及每个人包括每个农民；完善和运用法律和政策解决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中的缺陷，防止全民资产由于制度缺陷流向少数人口袋，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效率，减少浪费。

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是一个不断提高利用水平，新老资源不断更替的历史。从石器到金属和塑料等合成材料，从钻木取火到煤炭、石油的开采再到水利发电、核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资源利用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所以，绝对的资源枯竭不会出现。

在资源的利用中，矛盾往往并不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即经济和政治问题。中国所追求的是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做到合理开发利用，避免因资源问题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影响国民的福祉。中国目前在能源供应上的战略选择应是立足国内，保持较低的对外依存度，着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可能长地保证传统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使中国有时间研究开发新型能源，实现对能源利用的平稳更新换代。

http://udmoz.cn/search.aspx?key=%C8%D5%B1%BE%CA%C7%B8%F6%D7%CA%D4%B4%D8%D1%B7%A6%B5%C4%B9%FA

文/熊华文 符冠云，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环境保护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初步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即以德国为代表的“深度减碳重要工具”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制高点”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中长期战略技术储备”模式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创汇新增长点”模式。我国在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参考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明确“初心”与“使命”、目标与路径，以推进能源革命为出发点，构建“大氢能”应用场景，统筹推进氢能产业技术与市场、供应与需求的协调发展。

氢能作为二次能源， 具有来源广泛、适应大范围储能、用途广泛、能量密度大等多种优势。随着氢能产业的兴起， 全球迎来“氢能 社会 ” 发展热潮，欧盟、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经济体和国家均出台相关政策，将发展氢能产业提升到国家（地区）战略高度，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启动，全球氢能产业市场格局进一步扩大。对我国而言，加快发展氢能产业，也有现实而迫切的意义。具体来看， 发展氢能产业是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是促进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超前布局先导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2019年是我国氢能发展的创新之年，“理想照进现实”特点明显— 战略共识基本成形， 探索 的步伐正在加快， 先进理念、技术、模式层出不穷。超过30个地方政府发布了氢能产业发展规划/ 实施方案/ 行动计划，相关的“氢能产业园”“氢能小镇”“氢谷”项目涉及总投资额多达数千亿元，氢燃料电池 汽车 规划推广数量超过10万辆，加氢站建设规划超过500座。我国在加快发展氢能产业的过程中，需要广泛参考借鉴国际经验。我们认为，对于国际经验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政策、措施和行动的简单总结及归纳层面，而应该深入分析各国发展氢能背后的初衷、动机、利益格局等内容。在充分了解各国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现实需要等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找到发展的方向、目标、路径、模式与政策措施之间的逻辑关系。换言之，不止要看“做了什么”，更要研究“为什么做”“做了有什么好处”等深层次问题。

从不同国家发展氢能产业的出发点、侧重点、着力点等方面看， 全球各国实践大致可总结为四大类型，本文称之为四种典型模式，即把氢能作为深度脱碳的重要工具的德国模式（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做法类似）；把氢能作为新兴产业制高点的日本模式（韩国做法类似）；把氢能作为中长期战略技术储备的美国模式（ 加拿大做法类似） 以及把氢能作为资源出口创汇新增长点的澳大利亚模式（ 新西兰、俄罗斯等国做法类似）。

德国模式：推动深度脱碳，促进能源转型

德国能源转型近年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稳步提升，维护电力系统稳定性成为其头等挑战。2019年德国部分地区出现了电力供应中断事故，暴露出其储能和调度能力不足的短板。其次，为提升电力系统供应能力，德国增加了天然气发电，但由此需要从俄罗斯等国家进口更多天然气，导致能源对外依存度提升。最后， 能源转型使带来能源价格走高，能源转型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与能源转型陷入困境一脉相承的问题是碳减排进展不如预期。德国政府已经提出了2030年比1990年减排55%的中期目标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然而自2015年以来碳排放量不降反升，2018年在暖冬的帮助下才实现了“转跌”。传统减排路径边际效益递减，急需开辟新途径，挖掘更多减碳潜力。

发展氢能可助力大规模消纳可再生能源，并实现“难以减排领域”的深度脱碳。电解水制氢技术发展迅速，规模提高、响应能力增强、成本下降，使其有望成为大规模消纳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手段。在区域电力冗余时，通过电解水制氢将多余电力转化为氢气并储存起来，从而减少“弃风能”“弃光能”“弃水能”等现象，降低可再生能源波动性对于电力系统的冲击。与此同时，氢能具有高能量密度（质量密度）、电化学活性和还原剂属性， 能够在各种应用领域扮演“万金油”角色，对“难以减排领域”的化石能源进行规模化替代，实现深度脱碳目标。

围绕深度脱碳和促进能源转型，德国创新提出了电力多元化转换（Power-to-X）理念，致力于 探索 氢能的综合应用。具体而言，在氢气生产端，利用可再生电力能源电解水制取低碳氢燃料，从而构建规模化绿色氢气供应体系。在氢气应用端，将绿色氢气用于天然气掺氢、分布式燃料电池发电或供热、氢能炼钢、化工、氢燃料电池 汽车 等多个领域。现阶段，德国政府与荷兰等国正在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广天然气管道掺氢，构建氢气天然气混合燃气（HCNG） 供应网络。其中，依托西门子等公司在燃气轮机方面的技术优势， 已开展了若干天然气掺氢发电、供热等示范项目。截至2019年年底，德国已有在建和运行的“P to G”（可再生能源制氢 天然气管道掺氢）示范项目50个，总装机容量超过55MW。此外，蒂森克虏伯集团已开展氢能炼钢示范项目，预计到2022年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日本模式：保障能源安全，巩固产业基础

日本能源安全形势严峻，急需优化能源进口格局和渠道。日本的能源结构高度倚重石油和天然气，二者占能源消费比重高达2/3，因为国内能源资源比较匮乏，95%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都需要进口。能源地缘政治局势日趋复杂，断供风险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再加上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都会给日本能源安全甚至经济安全带来冲击。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核电发展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如果实现本土“弃核”，意味着能源对外依赖程度还要提升。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在当前能源消费格局中开辟新的“阵地”，寻找能源安全的缓冲区和减压阀，摆脱其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发展氢能可提升能源安全水平、分化能源供应中断及价格波动风险。日本未来消费的氢能虽然仍需要从海外进口， 但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与中东、北非等传统油气来源地区形成了空间分离，进而分化了地缘政治风险。同时，石油和天然气在价格上有较高的关联度，两者仍然属于“一个篮子里的鸡蛋”。而氢能来源广泛，价格与油气的关联度不高，增加氢能进口和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油气价格同向波动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此外，氢能还能够提升本国的能源安全水平。日本是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能源供应中断情况经常发生。氢燃料电池 汽车 、家用氢燃料电池热电联产组件等设备在充满氢气或其他燃料的情况下，可维持一个家庭1 2天的正常能源供应。氢能终端设备的普及，还可以为日本减灾工作作出贡献。

日本氢能基本战略聚焦于车用和家用领域的应用，是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必然延伸。日本在技术、材料、设备等方面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尤其是已基本打通氢燃料电池产业链。经过多年耕耘，日本已在氢能领域打造出一批“隐形冠军”，如东丽公司的碳纤维、川崎重工的液氢储运技术和装备等。据统计，日本在氢能和燃料电池领域拥有的优先权专利占全球的50%以上，并在多个关键技术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专利技术既是日本的“保护网”，也是其他国家的“天花板”。推广氢燃料电池 汽车 和家用燃料电池设备，一方面，可将过往的投入在市场上变现、获取现金流，另一方面，还能及时获取信息反馈，完善技术和设备，由此形成了“技术促产业、产业促市场、市场促技术”的良性循环和正向反馈。

美国模式：储备战略技术，缓推实际应用

美国氢能发展经历“ 两起两落”，但将氢能视为重要战略技术储备的工作思路一直没有改变。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就将氢能视为实现能源独立的重要技术路线，密集开展了若干行动和项目， 但热度随着石油危机影响的消退而降温。2000年前后氢能迎来了第二个发展浪潮。2002年美国能源部（DOE）发布了《国家氢能路线图》，构建了氢能中长期愿景，启动了一批大型科研和示范项目，但后因页岩气革命和金融危机的冲击，路线图被搁置，不过联邦政府对氢能相关的研发支持延续至今。

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能源部每年为氢能和燃料电池提供的支持资金从约1亿美元到2.8亿美元不等，根据2019年年底参议院、众议院通过的财政拨款法案，2020年支持资金为1.5 亿美元。总体来看，在近50年的时间里，尽管有起伏，但联邦政府将氢能视为重要战略技术储备的工作思路一直没有改变，持续鼓励 科技 研发使得美国能够保持在全球氢能技术的第一梯队。

页岩气革命是美国氢能发展战略被搁置的最主要原因。凭借具有经济、清洁、低碳优势的页岩气，美国已逐步实现能源独立和转型，而页岩气和氢能在应用端存在较多重合，对氢能形成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加州燃料电池合作伙伴组织（CaFCP）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氢燃料电池 汽车 市场已陷入停滞状态，在2019年甚至出现了12%的下滑，发展势头已被日韩、中国赶超。

澳大利亚模式：拓宽出口渠道，推动氢气贸易

澳大利亚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资源出口国，同时资源出口也是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根据澳大利亚联邦矿产资源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资源出口直接贡献了该国GDP增长的1/3 以上。但传统的“三大件”（煤炭、液化天然气、铁矿石）出口已现颓势。在煤炭方面，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在全球煤炭贸易中占比超过1/3， 主要目标市场集中在东北亚地区，然而近几年中、日、韩相继开展减煤控煤行动，煤炭出口前景暗淡。在铁矿石方面，中国买走了60%以上的澳大利亚出口铁矿石，而中国钢铁产量进入峰值平台、电炉钢比重提升，这都将拉低其对铁矿石的需求；在液化天然气（LNG）方面，尽管市场需求增长潜力仍然可观，但由于国际油价暴跌，LNG出口创汇能力也被大幅削弱。据世界天然气网站分析， 未来五年内澳大利亚LNG出口收入将持续收缩。

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考虑，澳大利亚政府急需找准新兴市场需求，拓宽出口渠道。2019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国家氢能战略》，确定了15大发展目标、57项联合行动，力争到2030年成为全球氢能产业的主要参与者。打造全球氢气供应基地是澳大利亚发展氢能的重要战略目标。澳大利亚正积极推动与日、韩等国的氢气贸易，签订氢气供应协议，同时与相关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完善氢能供应链，扩大供应能力、降低成本。

如澳大利亚政府与氢能供应链技术研究协会（HySTRA，由川崎、岩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壳牌石油日本分公司组成）合作组成联合技术研究组，开展褐煤制氢、氢气长距离输送、液氢储运等一系列试点项目。2019年年底川崎重工首艘液氢运输船下水，补齐了澳大利亚和日本氢气供应链最后一块拼图。这种“贸易 技术创新”一体化模式调动了各参与方的积极性，澳方可实现本国氢气资源的规模化开发，川崎等企业能够获得成本更低的氢气，技术研发团队获得了宝贵的试验田。

值得一提的是， 澳大利亚提出的低碳氢能，既包括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也包括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 制氢（ 碳捕捉） 与储运技术。虽然化石能源制氢备受争议，但正是在煤炭出口增长乏力背景下的现实选择。

对我国的启示：明确氢能“协同互补”定位，构建多元化应用场景

每个国家发展氢能产业都有其“初心”和“使命”。德国模式将氢能视为手段，即发展氢能是为了破解能源转型和深度脱碳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日本模式将氢能视为目的， 即发展氢能是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和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是迎合技术在市场变现中的强烈诉求；美国模式将氢能视为备选，即氢能只是众多能源解决方案中的一种，氢能发展与否，取决于其技术进步、成本下降等因素；澳大利亚模式将氢能视为产品，即乘着全球刮起的“氢风”，积极扩展出口产品结构，获取更多收益。

从上述对全球氢能发展四种典型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各国发展氢能产业均有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均考虑了各自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现实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大多遵循了战略上积极、战术上稳健，坚守发展初衷、不盲从、不冒进的推进策略。当前，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国家层面的氢能产业发展战略规划，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我国发展氢能产业的“初心”与“使命”、目标与路径等问题。参考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本文提出我国氢能产业战略定位及发展导向等方面的三点建议。

一是明确产业定位，发挥氢能在现代能源系统中的载体和媒介作用。 国家《能源统计报表制度》已将氢气纳入能源统计，明确了氢能的能源属性，氢能即将成为能源系统的新成员，其发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能源革命的总体要求。需要认清的是，我国拥有多个与氢能存在替代关系的能源解决方案，因此氢能并非我国的必选项，而是备选项和优选项。因此，应从我国能源系统的核心问题出发，找准切入点，选择融入能源系统的合适路径。应利用氢能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其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增强能源系统灵活性与智能性等方面的作用，更好地与既有的各种能源品种互动，最终促进能源革命战略的深入实施。

二是提升认识视角，逐步构建绿色低碳的多元化应用场景。 2018年以来出现的各地区扎堆造车情况，既源于对氢燃料电池 汽车 发展前景认知过于乐观，又源于对氢能认识的局限。事实上，我国的氢能技术储备不足、产业根基不牢固，地区间差异非常明显，绝大多数地区都不具备将技术装备推向市场变现的能力和条件。而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之下，我国已经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愿景，“难以减排领域”的深度脱碳将成为未来我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应统筹经济效益、节能减碳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利用氢能具有的“高效清洁的二次能源、灵活智慧的能源载体、绿色低碳的工业原料”三重特点，逐步构建在交通、储能、工业、建筑等领域的多元化应用场景。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技术与市场、供应与需求“齐步走”。 氢能和燃料电池集尖端材料、先进工艺、精密制造于一身，兼具高附加值和高门槛属性。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氢能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远未达到大规模商业化的临界点，对价值创造功能不可预期过高。再加上目前产业利润集中在国外企业的事实，我国更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安全至上、技术自主、协调推进”为原则，不盲目追求市场扩张，避免强行通过补贴手段刺激下游需求，进而把大量补贴资金输送至国外公司。各地在谋划氢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应遵循“需求导向”原则，“自下而上”布局生产、储运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氢能供应链各环节协同发展，避免某环节“单兵突进”。

英国能源白皮书

我们的能源未来——构筑低碳经济

—— 英国能源新政策简介

据报道，在众人的期待与推测中，英国政府终于在2003年2月24日颁发了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构筑低碳经济”。该书概述了英国未来50年的能源政策，阐明了英国今后如何实现京都协议的承诺，和确保长期的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和经济性的措施等。

概 述

白皮书指出了英国能源当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 气候变化。

· 能源净输入国：随着本国一次能源生产的减少，英国将于2006年和2010年成为天然气和石油的净输入国。至2020年，英国一次能源总需求的四分之三将依赖进口。英国更容易受能源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的影响。但这并不一定就会增加能源可靠性的难度。维护能源可靠性的最佳途径是能源结构的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和小规模、分散型能源——如微型热电联供和燃料电池，将减少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性及恐怖威胁的破坏力。

· 能源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改造。作为气候变化的应对之策，可再生能源将是更为重要的电源。在今后的二十年中，必须投资建设相应的能源基础设施、改造现有（专门为大型、集中电厂单向输电而设计的）配电网，以适应分散、小规模发电的双向输电特性或海上风力发电。

英国能源新政策的四大目标：

· 铺筑减碳之路：英国将走上减碳的道路，到2050年减少（当前水平的）60%的温室气体排放

· 确保能源供应的可靠性

· 培育竞争性市场，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提供每一家庭充足和廉价的能源

英国能源新政策的两大支柱：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

能源效率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经济、最清洁和最安全的途径，而且经济效益也显而易见的。比如，更好的建筑物保温和更节能的工作场所不仅可降低家庭和商业的能源成本，而且需求的减少将有效地缓解能源供应的压力。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英国经济的能源强度（即能耗与GDP之比）以每年1.8%的速率递减。 如果不是如此，英国家庭采暖的能耗可能是目前的两倍。但仅仅简单地延续以往的变化是不够的。今后二十年能效提高的力度将远远大于过去二十年所取的成就。

2020年前，提高能效将主要在民用建筑、商业和公共事业等几方面。具体的措施是不断提高建筑物的能效、执行更高的产品标准（如家用电器）等。

白皮书强调了能源效率的重要作用，指出在英国现行气候变化计划中，一半以上排放量的减少将来自能效措施的贡献。

在英国能源新政策中，电力供应的新思路则是采用低碳/无碳能源及发电技术，例如小型的、分布式的供热和发电技术。

因此，可再生能源发电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即减碳、加强能源安全性、提升工业的竞争力。

英国不仅可再生能源潜力大，其创新氛围和地区发展需求为低碳技术——可再生能源——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050年前实现减碳60%，英国可能需要30%-40%，甚至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所以，必需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框架，并进行相应的机构和制度的改革。

2000年1月，英国制定了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英国电力总量10%的目标，而且电价应是消费者能够承受的。在白皮书中，英国政府又提出了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达20％的目标。

为此，英国在2010年前应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10，000MW，平均每年装机容量1，250MW。尽管目前英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总共才1200MW（不含大型水电），但是白皮书肯定：已采取的措施是能够确保装机容量的增长。

热电联供具有巨大的减碳潜力，一方面因其能源总效率高（达70％－90％），另一方面应用范围广，不论工业、商业还是家庭。

在目前4.8GW热电联供装机容量的基础上，英国提出了2010年高质量的热电装机容量达10GWe的目标。

近几年来，英国热电联供技术的发展受到了电力批发市场价格的走低和天然气批发价格提高的负面影响。为此，英国政府除了继续实施现有支持热电的措施之外，还将出台一系列措施以解决目前热电联供所面临的市场问题，如：

· 改变英国电力交易新协议(NETA)不能区别对待小电厂（包括热电厂）的状况；修改NETA的平衡和结算规则，保证小电厂的完全准入市场；

· 在热电联供战略草案中，英国政府宣布将制定政府各部门使用热电联供电力的目标；

· 除了热电联供所减少的碳排放量外, 将热电联供项目也纳入英国排放交易制之中。

市场机制与政策

英国能源新政策的基础是开放竞争的能源市场。白皮书提倡政府不应规定能源结构或电力供应中各种燃料的比例。政府应着力构建市场，制定长期的政策以巩固市场，为工业和投资者提供一个明确、稳定的政策框架。但是，英国政府也认识到：这种方法的本身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需要许多具体的措施，以扩大可再生能源工业的经济规模和加快技术成熟，不断降低成本。例如，在2000年1月，英国政府宣布2010年英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将达10%；2002年4月，英国又引入了可再生能源公约（即要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供应商逐年提高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比例），同时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免征气候变化税。这些措施每年为可再生能源工业提供价值10亿英镑的支持。

排放交易制

为了减少碳排放，英国必须避免能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自1970年以来，英国总能耗约增加了15%，而经济规模却翻了一番。英国今后必须保持并加快这一发展趋势。预期2020年英国的碳排放量为1 .35亿吨。

英国政府相信通过降低能耗、增加可再生能源，有可能实现所制定的减碳目标。排放交易制将成为今后市场和政策的核心。英国已经颁布了自愿排放交易制度。通过设定排放上限，碳排放交易制能有效地激励对能效和清洁技术的投资。

然而，仅靠排放交易制还不能够实现环境目标。还需要有进一步提高能效的措施和政策，并通过资金援助带动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

能源安全

能源结构的多样化对确保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在白皮书中，尽管对煤炭的重视程度不及可再生能源和能效，但煤炭为能源供应的安全性、经济性、多样性及可靠性等诸多方面奠定了基础。

在英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未来取决于清洁煤炭技术的发展，如提高燃煤电站的效率，碳捕捉和碳储存等技术。

针对燃煤电站所面临的环境挑战，白皮书称：到2020年英国煤炭发电可能不会象今天如此之重要。不过，它强调，如果能够寻找到低成本的碳处理方法，保持煤炭发电在英国燃料结构中的比例可为能源安全提供重要的保障。

2009 年12 月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总量目标，该法第七条规定，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总量目标是一个必须实现的国家目标，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我国是一个大国，各项情况相当复杂，并且地域差异很大，作为一个反映国家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决心和力度的具体体现的总量目标应当是通过权威的立法来推动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各地区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如澳大利亚于2001 年4 月通过了自己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 法，在这部立法中明确提出了到2010 年全国增加9，500wh（ 2%）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达到40 亿澳币。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正是因为通过立法明确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才清晰地了解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引导了投资的方向，使总量目标得以实现。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大国，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到2010 年底，我国的水电装机已经达到2. 13 亿千瓦，世界排名第一，风电并网运行容量超过了3100 万千瓦，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已占全球产量40%、达到了800 万千瓦。我国“ 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目标是：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15%，20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1. 4%。目前，正在制定的我国能源发展“ 十二五” 规划也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了重点领域，虽然规划没有正式发布，但国家能源局已透露： “ 到2015 年，风电将达到1 亿千瓦，年发电量1900 亿千瓦时，其中海上风电500 万千瓦； 太阳能发电将达到1500 万千瓦，年发电量200 亿千瓦时； 加上生物质能、太阳能热利用以及核电等，2015 年非化石能源开发总量将达到4. 8 亿吨标准煤”①。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010 年达到10%，2020 年达到20%，2050 年达到50%。按照目前我国的能源战略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在2010 － 2050 年期间的发展将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差距与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相适应。考虑到规划与实际实施结果可能还存在差距等因素，这种落后会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