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多家车企布局换电站 换电模式会否是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吗?
多家车企布局换电模式
财经 多家车企布局换电站 换电模式会否是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吗?" img_height="1080" img_width="1618" data-src="//imgq6.q578.com/ef/0429/e69a45ab67c18e62.jpg" src="/a2020/img/data-img.jpg">图为蔚来的第二代换电站
江铃 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淑英认为,换电模式是电动 汽车 充电模式的补充,目前还处于推广初期,主要用户为高端车型及运营车辆。“江铃 汽车 也会陆续推出换电车型。”刘淑英说。
换电模式既存在优势也面临瓶颈
“让整车和电池彻底分开,可以给用户带来非常巨大的好处。”上海蔚来 汽车 有限公司电源管理副总裁沈斐表示,换电模式下,用户不用担心电池衰减和寿命问题,将来可以充分享受电池升级技术带来的红利。
“蔚来到目前为止已经销售了超过10万辆车,在70%的用户有家庭充电桩的前提下,用户已经累计换电200多万次,每个用户平均换电20次。这说明用户换电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也说明用户很认可换电的模式。”沈斐说。
同时,换电模式给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可能是新能源 汽车 价格的下降。目前,电池成本约占到电动车成本的25%至40%。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换电模式实现车电分离,可使电动车购置成本低于同级别的燃油车,解决买车贵的问题;换电模式可采用小电量电池包,电池租赁费加上电费的成本为同等级燃油车的1/3至1/4,可有效降低使用成本。
不仅如此,换电模式下电池充电时间较为灵活,可以更好配合电网运营,甚至可能进一步发挥调峰作用,降低电费成本、提高用电效率。
不过,换电商业模式也存在亟待突破的瓶颈,其中,标准化成为最大难题。
有业内人士直言,目前国内换电模式没有形成统一格局,车企之间的电池技术、标准和规格千差万别,换电站建设也处在“单打独斗”阶段,电池大规模流通存在障碍。同时,换电站运营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等也是令投资人担忧的问题。
推广换电模式需推进标准化建设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新能源 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指出,“鼓励开展换电模式应用”。
专家表示,换电和充电应该是细分市场的差异化选择。预计换电模式在运营端可能会持续壮大,在消费者端还需要不断 探索 ,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以充电为主,换电为辅。
沈斐建议,用户密度相对比较大的地方,或者是高速服务区等用户对时间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可以做换电站。“而用户停留时间比较长的地方,如小区或者写字楼,该建充电桩的还是要建充电桩。”他说。
专家表示,换电技术现阶段更适合作业时间长的运营车辆,比如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些车辆在设计制造之初可以保持较大的统一性,电池标准化难度不大,而且在车电分离、电池租赁模式下,运营公司购车、用车成本都有可能降低。
“促进换电模式发展,首先要加速电池的标准化。”中国 汽车 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技术部部长王耀说。
电动 汽车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王秉刚认为,公共领域应依据不同车辆的需求,合理布局充换电设施。“换电模式下一步怎么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同时,我们如果要大规模发展换电,一定要解决好标准化的问题,例如实现大家共用换电站,减少土地的占用。”王秉刚说。
多家车企积极布局换电
创业初期还在为资金发愁的李斌,现已成为行业新贵。蔚来市值超越一众传统车企,不论新能源板块泡沫与否,显然蔚来是成功的。如今能源补给成为了李斌下一个发力方向。12月15日,蔚来与国网电动签署深度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积极探索车辆及充电商业模式创新,开展充换电站共建、车网互动等合作。
无独有偶,今年9月份,老牌车企吉利也在重庆正式召开了换电模式发布会。新势力车企小鹏汽车也于近日成立了两间新公司,经营范围含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开始布局换电领域。广汽埃安将为Aion S推出换电版本车型,并将提供给广州市出租车公司。今年8月,蔚来正式推出“BaaS”电池租用模式。选择BaaS服务后,用户仅需每个月支付980元的电池租用费,降低用户的购车门槛。
纯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可轻松做到700km以上,但是,充电功率过大引发的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充电时间过长等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打退了一部分消费者购买纯电动车的念头。今年5月份,“换电”正式被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范围内。随之,众多车企也开启了换电领域的布局。
广汽埃安方面表示,埃安S本身就有换电版,我们自己有车电分离技术。作为新生事物,作为尝试,我觉得也不妨做,但是实事求是讲成本不低。
吉利内部人员指出,安全性能高是吉利科技集团智能换电站的特点之一,换电系统中的锁止机构、水循环快换组件等关键零部件,单个部件均接受了超16000次的耐久测试,确保换电系统可以达到十年以上使用寿命。
小鹏汽车官方表述,小鹏汽车在解决电池问题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在未来推行换电服务之前,超级快充、小鹏电池租赁服务是主要的解决手段。
随着国家政策持续补贴和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完善,换电模式看似拥有明朗的发展前景。但站在目前的实际情况思考,换电模式的普及似乎有着不小的阻力。
技术、商业阻碍重重,标准难统一
换电模式技术仍存在难点,换电模式还需不断探索。电池行业内部人员指出,首先换电技术需要解决七大技术难点。即:安全性、便捷性、高效能、车电分离、有效延长电池寿命、梯次应用、储能和减轻电网负荷、电池全生命周期与价值管理,以及实现整车换电底盘标准化。
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说,换电技术更适合服务运营车辆。目前车企背景的换电运营商,有北汽新能源背景的蓝谷智慧能源、吉利背景的枫盛汽车、蔚来汽车背景的蔚来能源、力帆汽车背景的移峰能源。
从服务对象来看,除了蔚来能源服务私人车辆外,国内其他的换电运营商主要是服务出租、网约、分时租赁、公交、物流等运营车辆。但在车企运营性质车辆中,使用换电技术车型体量相对较小。调查显示,北汽新能源的蓝谷智慧能源,在全国范围使用换电技术的出租车仅约1万台。
汽车分析师钟师在采访中也指出,换电模式将来的主要的应用对象,是商用车。还有就是具备运营性质的车辆,包括乘用车和商用车,因其具备运营性,它有固定线路固定站点,与换电技术的模式匹配度更高。
纯电动乘用车换电标准,于商业性而言很难统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技术部部长王耀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换电模式的推广需要加速电池标准化,但换电标准很难统一,各企业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设计思路,这也是换电模式推行多年却无法迎来规模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汽车分析师张翔也向中车网坦言。纯电动的乘用车换电模式标准的统一困难很大。不仅是那个技术难点,更大的是商业问题。
一方面,每辆车的设计厂家有自己个性化的处理,如果换电标准统一对于整车的结构势必会发生改变。电池包的大小统一也不利于行业的创新性。另一方面,每个电池厂商的电规格不尽相同,所赚取的利润也不统一。
若大家都用国家标准统一,那补给电池就可以由第三方生产,厂家没办法管控其价格,相对获取的利润便略显掣肘。就厂家的商业利润出发,换电模式标准的统一很难实施。
充电技术仍为主要补给方式
换电模式短期无法成为能源补给主流技术。普及换电技术成本极高,对于资本的投入极大。《新能源汽车换电技术可行性报告》一文中提出假设,我国加油站总数约10万个,以80%的数量置换换电站系统,每个换电站需匹配基础设施:自动更换系统(20万)、峰谷调节智能充电柜一套(30万)空调系统一套(3万)、铺设电缆一套(50万)、收费系统一套(5万)、地面服务站一套(30万,不含土地使用费用),另外每座换电站正常运营通过数据计算约需电池包10774块。
核算成本累计单座换电站约需投资140万,总数8万座。按照我国新能源行业布局发展预计6年完成全部投资。另外,电池包需投资6566亿元、换电站需投资1120亿元,预估总计需8480亿元。行业顺利推进的前提还需六年的建设及8480亿万的投资,换电模式短时间无法成为主流。
充电桩仍是新能源车型能量补给主要措施。目前新能源汽车的能源补给方式主要有三种:慢充、快充以及换电。此前,在国家新能源规划里面是“以慢充为主,快充为辅,鼓励换电”。
对于个人电动小汽车而言,在机场、商厦、超市及路边已建设交流充电桩,利用车载充电机为车辆充电,同时住宅小区内部也设立有充电站利用低谷电充电。数据显示,全国的充电桩设施也达到了117.4万台。截止到2020年3月底,我国换电站保有量达433座,其中保有量排名前三的区域为北京、广东、浙江,分别为182座、56座、47座。
据调查,截至2020年12月14日,国内与“充电桩”相关的在业、存续企业多达8.9万家。最近几年来,国内与充电桩相关的企业注册量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16年相关企业注册量只有0.64万家,2018年的新注册量突破万家,达到1.54万家,2019年注册量为1.86万家。到了2020年,仅是前十一个月,国内充电桩相关的企业就新注册了2.08万家。
华中农业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石炜在采访中向中车网解释,中国市场动力电池包的出厂价目前维持在每kWh 800-1200元的水平。而紧凑级续航在400-600的主流BEV搭载电池容量通常介于50-70kWh之间。因此,动力电池包的成本就在5-8万之间。通常来讲,动力电池占据整车成本的40%左右,这就使得换电技术紧凑级BEV的成本至少在12万元以上。价格上缺乏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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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车讯 4月28日,我们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获悉,中汽协在北京组织召开“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研讨会”,研讨基于数据的安全监管与数据可信存证的相关问题,并发布汽车数据可信存证区块链平台。
来自工信部一所、公安部一所、信通院、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一汽、上汽、长安、东风、北汽、广汽、长城、吉利、奇瑞、蔚来、理想、小鹏、特斯拉、大众、戴姆勒、宝马、奥迪、华为、博世、中汽创智、上海汽检、四维图新、地平线、能链科技、Momenta等32家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企业、科研单位参与研讨。会上各企业针对数据的安全监管、行业发展、私人数据隐私保护,以及数据可信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认为,数据安全是行业发展的核心,行业急需建立政府、企业、和用户之间的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可信体系;同时,应充分发挥市场优势,推动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完善该体系。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技术部部长王耀博士针对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可信存证的问题作了专题介绍。中汽协会联合相关企业,为解决智能网联汽车时代数据体量大、存储成本高、难溯源、数据安全难以保障等问题,经过三年多的探索,向全行业发布“汽车数据可信存证区块链平台”。
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特有的数据防篡改、可溯源等特性,仅依靠上传数据哈希值(不需要上传任何原始数据)即可为企业提供数据可信存证服务。目前,该平台已完成建设,即日起就可以免费为会员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持续发酵的特斯拉车主上海车展维权事情,终于迎来了阶段性停顿。在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相继发声敦促涉事企业配合调查后,特斯拉方面终于表示:已准备好相关数据,愿意提供应事故车车主及监管部门。
特斯拉中国公司发布了事故车辆发作事故前30分钟内的数据,数据显现,在车辆发作事故前的30分钟内,车辆有超越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载,不过,盘绕在“数据”上的质疑,仍然未能消散。
在此之前,涉事车主不时希望取得车辆数据以证明事故车辆的刹车系统存在问题,而特斯拉方面则主张中止第三方检测,回绝直接提供数据,双方的争论持续了2个月之久,直到特斯拉高管在车展示场明白表示“没有方法妥协”后,此事才在网络上惹起轩然大波。
很多网友表示,如此傲慢的态度,让人感受不到特斯拉处置问题的诚意。但是,剥开行动的层层外衣,特斯拉维权事情的背后,还暴露了一个愈加严肃的理想问题:即在智能电动汽车时期,车企关于车辆的中心数据具有着自然的主导权,很容易“既当运发起又做裁判员”,这不只给监管部门带来了应战,也让消费者面临了新的维权窘境。
数据壁垒带来傲慢底气“近期的负面都是她奉献的”“没有方法妥协,这是新产品展开必经的一个过程”……在上海车展特斯拉展位现场,一名女车主身穿“刹车失灵”字样的T恤站在车顶维权,引发热议。同一天内,特斯拉高管对此事中止了回应,态度强硬,进一步惹起行动风云。
记者理解到,在此之前,该车主已针对车辆发作的事故中止了屡次投诉,以为车辆发生碰撞的缘由是刹车失灵,并希望特斯拉提供车辆发作事故前半小时的完好行车数据,而特斯拉方面则担忧数据被当事人用来炒作宣传构成不良影响,回绝提供相关数据。
郑州市郑东新区市场监视管理局中止了3次调解,双方仍无法达成分歧意见。而在特斯拉高管明白“无法妥协”的态度后,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下称“中消协”)相继发声,表示企业运营者要尊重消费者,并敦促特斯拉主动提供数据和材料,妥善处置消费纠葛,真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中消协方面表示,作为汽车消费者,企业控制相关数据,应当应用专业学问严厉自查,技术优势不应成为处置问题的障碍。“通常状况下,发作交通事故时,要以交通部门的调查和断定为准,对事故义务中止界定。
但关于具备自动驾驶功用的车辆来说,事故缘由很难在现场调查分明,终究是由于车辆自身有问题,还是由于驾驶车操作不当,很难下定论”,北京春林律师事务所庞九林通知证券时报记者,在判别事故缘由层面,车辆的中心数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关于消费者而言,智能电动车具备很专业的技术门槛,普通消费者很难经过举证证明本人没有误操作,其学问程度、财力、物力远远不及车企,而这也是特斯拉“底气十足”的关键要素之一。
庞九林以为,在相似的事故发作后,车企有必要构成自我约束,主动对事故缘由中止盘查。谁来主导智能汽车的数据?特斯拉为何不愿公开事故车辆的完好的行车数据?依照公开的说法,是特斯拉担忧被歹意炒作。但也有业内人士剖析,自动驾驶车辆触及到的数据十分复杂,包括外部环境数据、车辆数据和用户驾驶行为及隐私数据等,很多车企的技术迭代也是基于数据的积聚,一旦公开数据,也会给车企带来相应的损伤。
这就衍生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自动驾驶车辆的数据,终究该由谁主导?特别是发作事故时,该如何对数据中止公开,要公开到什么水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技术部部长王耀通知证券时报记者,当前,用户数据和行车数据都会经过车辆的网联模块经过挪动网络传输到车企的数据库中止存储。但针对自动驾驶数据确实权以及发作事故后车企发布数据的流程,目前还没有明白的法律规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讨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以为,在我国自动驾驶数据应该属于用户个人权益,整车企业搜集和运用用户数据需求取得用户的认可。
事故发作后,整车企业应该依据用户央求发布数据,数据的发布方式应该由用户决议。对此,新能源汽车独立评论员曹广平也持相似的观念。他以为,随着汽车技术智能化以及网联化等的飞速展开,汽车数据的一切权、占有权、运用权等状况也变得复杂化。但无论是在目前的自动驾驶阶段,还是将来的无人驾驶阶段,车辆数据的一切权应该是属于车辆一切者的,车企只是数据的保管者,有义务在必要的时分向监管部门和车主中止公开。
庞九林通知证券时报记者,关于车辆的数据所属权的问题,应该分开来看。触及到用户的行车数据,属于用户的个人隐私,在未经过用户授权的状况下,车企是不能够提供应第三方或另作他用的;但那些车辆的技术数据,固然由车主产生,却是由企业主导的。证券时报记者留意到,著名经济学家薛兆丰此前也提到了数据产权与隐私权的均衡问题。
在他看来,依据科斯定律,一项有价值的资源,不论一开端的产权归谁,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活动到最善用于应用它、可以最大化其价值的人手里。庞九林表示,车企关于车辆的技术数据,有权终止剖析和加工,它们固然由消费者产生,但的确归属于车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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