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来，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3.3%，能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比重为27.2%。

煤炭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为27.2%，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为58%，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地址条件决定了煤炭作为中国基础能源的战略地位，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会是我国最重要的能源矿产。

217年至22年，全国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由6.4%下降至57%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13.8%提高至15.8%。

2021年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56%以下，对于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在我的意料之内，煤炭一直都是我们国家的最主要的能源，它对于工业来说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同时也是对其他行业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因为煤炭自身的影响，以及会给环境带来绝大的破坏，产生不可逆转的结局，现在我们国家对于煤炭的使用也是有了一定的规定，并且随着科学技术和时代的发展，未来煤炭的使用率还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清洁能源肯定会更受青睐，因为它对于环境破坏更小，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首先就是我们国家对于环境保护也是越来越重视，这种污染环境的能源已经遭受到了抛弃。虽然说在我们国家刚刚建成的时候，煤炭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时如果没有煤炭的帮助，那么肯定会发展缓慢，但是因为煤炭对于环境的破坏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大不如前，所以现在对于煤炭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我们国家也是很重视这个问题，但是迫于压力，现在对于煤炭也是提出了转型的计划，煤炭省份山西也是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局面，就是因为煤炭对于大家生活的影响，乌烟瘴气的环境越来越严重，所以对于煤炭的消费也是大不如前，并且在以后还会降至更低。

现在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出现在市场上，所以煤炭肯定会被大家舍弃。我们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对于很多没有开发的清洁能源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随着大量的清洁能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大家很难做到不抛弃煤炭，因为清洁能源污染更小，效率更快，性价比更高，所以很多人也是选择了清洁能源，在很多南方发达的城市现在也是不存在使用煤炭了，只有部分北方城市依然在使用煤炭进行一些生活活动，但是在未来，这些北方城市也会因为清洁能源的普及而舍弃煤炭。

最后就是现在煤炭的质量也是大不如前，作为一名山西人也是对于煤炭有一定的了解，很多煤矿的煤炭质量并不高，其中的含硫量非常高，这就以为煤炭的价格会低，同时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只有部分煤矿的煤炭达到了合格的标准，随着资源的开采，能用的煤炭越来越少，所以消费比重会降低。

能源结构占比看，目前传统能源占比85%，其中煤炭占比58%。目前新能源(光伏、风能等)占比15%，预估2030年新能源增加至25%才能碳达峰。

能源结构指能源总生产量或总消费量中各类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能源结构是能源系统工程研究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最终用能方式，并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

简介

能源结构分为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2014年底，国务院颁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指出，我国优化能源结构的路径是：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石油比重为剩下的13%。

诚然，山东省近两年矿业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压力较大。碳达峰与碳中和背景下，作为耗煤大省也应严格控制煤炭消费的增长。且从新旧动能转换角度，《行动方案》的出台可以理解为山东在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也要看到，煤炭是我国主体能源。煤炭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涉及面广、从业人员多，关系经济发展和 社会 稳定大局。在国家推动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果之后，在我国特殊稀缺煤种资源枯竭问题逐步显现背景之下，再考虑到当前全国煤炭供需异常偏紧的局面，通过如此大规模、短时间内关停退出有效煤炭产能的方法是否妥当？

下文将围绕依法治国、合理行政、安全生产、资源保护、能源安全、产业链条、股权债权、就业民生、财政税收、安全发展十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是从依法治国的要求来看。

关于煤矿关闭退出的政策可以参《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其中基本原则第一条便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用法治化和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

所以无论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是从法治化去产能的国家政策要求来看，地方政府出台煤炭产能关停退出政策时都必须经得起合法性检视，遵循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在法治的轨道上行使行政权力。

《行动方案》里涉及的关停煤矿都是依法设立和依法开采的合法煤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九条等有关规定，无论是煤矿企业缴纳价款后依法获得的矿业权还是企业投资建设形成的企业财产权利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做出关停煤矿的决定，必须有明确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并符合法定程序，否则有违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也有悖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企业合法财产权保护到位，法治化营商环境才能建立，才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企业才能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因此，涉及关停退出煤矿问题，法治必须先行。

二是从合理行政与程序正当原则看。

首先，地方政府关停煤矿应遵循“合理行政”原则。“合理行政”最重要标准是“比例原则”（最小侵害原则），行政机关应尽量采取对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相关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行动方案》里涉及的关停煤矿，很多都是正值“青壮年”的主力矿山，国家为勘探资源已经投入大量资金，企业开发建设投资也同样巨大，而且涉及大量职工安置问题，未经科学评估（即是否存在更优的替代性方案）和风险压力测试（即企业和经济 社会 是否能够承受），这些经济账不算清楚，简单化的“一关了之”或不符合行政“合理化”的原则。另一方面，即使政府部门基于公共利益必须依法关停煤矿，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也应当对相对方和相关方给予必要的行政补偿，这也是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式关闭退出煤炭产能的当然要求。

其次，应遵循法定程序。对于政府部门做出关停矿山等涉及相对人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时，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煤矿企业的意见，保障相对人基本的陈述申辩权。行政机关通过听证等方式听取相对人的意见，有助于政府提高行政决策水平，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推动政府部门遵循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在法治的轨道上行使各项权力，打造职能有限、行政有为、运转高效的政府。

综上，政府相关部门在做出决策前，应充分发挥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的作用，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水平。本次山东省大范围关闭退出煤矿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合理行政”原则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是否已经统筹处理好煤矿关停退出与保供应、保民生、保安全、保稳定的关系，有待商榷。

三是超千米冲击地压矿井是否应一刀切。

诚然，伴随开采深度增加，地压、地温等问题有加剧的倾向。但是否意味着超过千米的冲击地压矿井就不能做到安全生产或不可防控灾害事故？开采深度小于千米的就更加安全？结合本次关停的为超千米冲击地压矿井情况，从地压控制或者冲击地压防治的角度来说，或未必如此。单纯以“千米”作为冲击地压是否安全的判断标准有待商榷。

冲击地压的发生和危险性受采深、地应力、煤岩冲击地压倾向性、地质构造、开采条件、开采强度、支护强度、防治能力等多因素影响，有些矿井虽然采深超过千米，但布局合理、防治能力较强，完全可以保证安全开采，反而部分矿井虽然采深不深，但其地应力复杂、开采条件差，冲击地压危险性和防治难度更大。

冲击地压防治应当坚持“区域先行、局部跟进、分区管理、分类防治”的原则，按照“一矿一策、一面一策、一头一策”的形式进行冲击地压防治，避免出现“防治技术的拿来主义”和“一刀切”式的规定，进而切实的提高冲击地压防治效率，保障矿井的安全生产。

四是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角度看。

煤炭不仅是重要的工业原材料，更是能源，这是显著有别于其他类关闭退出行业的重要一点。能源安全是关系到国家和地方稳定的重大问题，在去年党中央提出的“六稳”“六保”中，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是为重要一环。虽然降低煤炭消费占比，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大势所趋，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依然占据绝对主力地位（去年占能源消费量的56.8%），且伴随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逐步提高，煤炭和煤电在能源兜底保障中的作用或将越加凸显。

国家发改委近期也公开表示，“十四五”期间煤炭消费依然还处在增长阶段。去年冬季多地缺煤、缺电（电力）导致拉闸限电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今年以来，煤炭供需更是持续偏紧，从上游到下游的库存都处在中低水平，后续的迎峰度夏、度冬都还需要增加煤炭供应来保障基本的电力、热力需求。

如此背景下，大规模关停主消费地的有效煤炭产能，势必对国家能源安全带来挑战，尤其是山东作为传统煤炭消费大省，煤炭消费量在接近4亿吨/年水平，煤炭现有产能产量只有一年1亿吨出头，需要大量的净调入来满足缺口。若轻易关停1/3左右的省内产能，如何落实保障能源安全的要求，如何应对需求的缺口，如何确保省内不发生供电、供暖问题？这些也是需要去慎重思考的。

五是从矿产资源保护角度看。

我国煤炭资源虽总量较丰富，但人均量依然偏低，而且作为本次关停条件的1000米以深资源尤为关键。有学者表示，我国已查明在1000m以下的煤炭资源储量约为2.95万亿吨，占比我国煤炭资源总量的1/2以上。伴随采深增加，超千米区域煤炭资源的开采不久将来或将占有重要地位。

更关键的是，本次关停的煤矿基本都属于炼焦煤煤矿，其所涉及矿区均为国家层面明确规定的特殊和稀缺煤类矿区。国家对特殊和稀缺煤类实际上是实行保护性开发利用政策的。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特殊和稀缺煤类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6号），坚持统一规划、有序开发、总量控制、高效利用的原则，禁止乱采滥挖和浪费行为。生产企业应当制定管理制度，对采区回采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由此看来，无论从开采深度还是从特殊稀缺煤种的属性来看，简单关停1000米以深的特殊稀缺炼焦煤煤矿与我国煤炭资源特征和相关保护性开发的规定或不相符合。

六是从产业链保护来看。

在去年严峻的疫情冲击下，我国率先克服疫情不利影响，成为去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其中，与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与抗风险能力密切相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

由此可见，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 健康 发展，关系到区域与行业的经济运行稳定。本次关停涉及到的炼焦煤通过洗选加工，产出精煤供给下游焦化企业，进一步延伸至钢铁工业，洗后的中煤、煤泥可供电厂用于发电。如此大规模的关停煤矿，其涉及到的下游电厂、焦化厂、钢铁厂、化工厂等一系列煤炭用户，数量不在小数。

因此从产业链条来看，大范围、大规模的关停炼焦煤矿，或将会造成下游产业链条的不稳定乃至停摆。可以预见，届时与关停煤矿同为上下游关系的焦化企业、电力企业将很可能不得不为缺少燃料与原料资源而被迫停工、停产，冲击山东地区的煤电、煤焦产业链。

七是从股权债权关系来看。

一方面，所涉及到的许多煤矿都是多元股东结构，不仅有国有股权成分，有的还是上市公司（公众股东）旗下的煤矿，如新巨龙煤矿、赵楼煤矿等。此类煤矿的关闭退出需要履行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且此类煤矿中有多处服务年限较短，正值青壮年的矿山，前期的初始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从投资回报角度，若没有合理合法的正当理由和妥善的方案，简单予以关闭退出将给股东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将严重打击煤矿投资的积极性。

八是从就业与民生来看。

预计本次关停矿井所涉及到的职工（含离退休）高达十几万人，如果没有合理的再就业和安置渠道，大量职工下岗问题将关系到 社会 整体就业民生与稳定。根据国发【2016】7号文件第（十四）条，在去产能工作中要把职工安置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企业主体作用与 社会 保障相结合，细化措施方案，落实保障政策，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安置计划不完善、资金保障不到位以及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不得实施。

煤矿由于受制于资源赋存特征，有很强的区域特点，煤炭资源富集的区域自然建设煤矿的可行性就高，同时也会吸引大量劳动力从而带动区域职工就业水平提高。大型煤矿的开发一般会显著拉动了当地就业，如果轻易关停退出，恐难以很快找到承接大量职工的产业载体，进而影响区域就业与民生。

九是从财政与税收来看。

所涉及的千米深井多数属于先进产能的代表，工艺技术先进，生产效率较高，且经济性和盈利能力较好，并非亏损落后产能，其对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贡献上有着显著作用。初步统计仅山东能源所涉及的煤矿年收入水平在250亿左右，利税总额130亿左右，为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税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代表性的新巨龙煤矿为例，该矿井于2004年6月开工建设，2009年11月10日投产，投产十年来，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01.34亿元，利润241.81亿元，上缴税费169.93亿元，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区域经济发展，也为地方财政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十是从安全生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看。

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既不能为了发展不顾安全，以人民生命 健康 和财产损失为代价来一味追求发展的速度，也不能简单教条的唯安全论，打着安全的名义限制发展甚至是不发展。

对于千米以深冲击地压矿井而言，一方面地压、地热等问题现实存在，另一方面又属于特殊稀缺的焦煤资源（经济价值高），如何平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如果一味最求经济性，安全措施不到位或超能力生产，理应予以严格监管，但如果不考虑灾害严重程度，不考虑安全防治水平、措施，一关了之，又不免有些简单化。应该辩证看待，综合施策，既看到安全生产是发展的前提，又看到发展是安全生产的最终目的。

总而言之，淘汰落后产能是新旧动能转化的突破口，也是煤炭行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何为落后产能、如何退出产能、怎样用系统思维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是关键。笔者认为，只有在法制化道路上，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科学评估论证下综合施策或更妥当。既要分类型、分期限、分措施的推动真正的落后产能有序退出，也必须落实好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重视合理保护先进产能与特殊稀缺资源，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从而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多样化发展，受自给率约束。

中国能源消费中，煤炭消费占比64%，石油消费占比18%，天然气消费占比6%，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约为12%。其中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3.3%，比提高1.3个百分点，化石能源费占比86.7%。

化石能源具体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由于我国的资源禀赋一直是“富煤缺油少气”，因此我国化石能源大幅偏重于煤炭。化石能源份额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为85%，美国略低为84%，日本较高为88%，欧盟较低仅为75%。

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目标

2014年底，国务院颁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指出，我国优化能源结构的路径是：

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石油比重为剩下的13%。

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来源：董秀成闲说能源

能源转型，并非易事，但难以逆转。能源转型，一场深刻革命，需要高度重视。能源转型，事关气候变化，是全球性博弈。能源转型，需要借助市场力和技术力。

一、全球能源结构现状决定能源转型将十分艰难

众所周知，能源问题事关人类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能源可以划分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能源转型本质上就是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之间的接替或博弈，也就是哪类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能源又可以划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而能源转型也是上述两类能源之间的转化或替代，核心是可再生能源逐渐取代不可再生能源，进而成为主导能源。

可再生能源，也就是那些可以再生的能源，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海洋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

而不可再生能源，是指那些不可再生的能源，消耗一点就减少一点，如果无限消耗下去，最终将消耗殆尽，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核燃料等。

目前，从全球能源结构来看，占比最大的是石油，其次是天然气，再次是煤炭，其余依次为水电、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

但是，总体来看，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从全球能源结构来看，2020年化石能源的耗用量占比约为83%，而非化石能源占比比约为13%，从占比上看，化石能源仍然为能源主体。

1．煤炭消费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炭整体消费增速从2003年开始下降，2014年达到高峰，随后便逐步回落，2020年全球煤炭总消费量为151.42艾焦耳。

从煤炭消费区域来看，亚太地区是全球煤炭的主要消费地区，2020年煤炭消费占比接近全球煤炭消费的80%。

而在亚太地区中，中国煤炭消费量最大，2020年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为68%。

目前，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为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54%，因此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少排放的难度非常大。

2．石油消费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石油消费在2000-2019年期间保持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在1.15%。

从石油消费区域来看，亚太地区目前是全球石油消费的主要地区。

以2020年为例，亚太地区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40%，北美地区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24%，欧洲地区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16%。

从国家层面看，2020年石油消费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中国，再次是欧盟。

3．天然气消费情况

最近十几年，全球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2020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较2000年增加了60%，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是中东地区。

目前，全球天然气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为北美地区，其次为亚太带去，其他为欧洲地区、中东地区和前苏联地区等。

2020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其次为俄罗斯，然后是中国，其占亚太地区消费总量三分之一。

在进一步推进降低量的政策大环境下，预计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保持上升趋势。

4．核能消费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核能消费逐年下降。

2020年，核能为全球消费量最小的一次能源。

核能对于技术要求较高，主要分布在北美地区、欧洲地区以及亚太地区，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中南美洲及非洲等地区消耗量极少。

由于核能安全事故曾经多次发生，而且导致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欧洲部分国家纷纷制定了政策，逐步关停了核电站，并向其他替代能源转移。

2020年，核能消费量最大的两个国家是美国与法国，美国核能消费量达到7.38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30%，而法国核能消费量为3.14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14%。

5．水能消费情况

2020年，全球水电消费量占一次能源的7%。

亚太地区水电消费量增加最为明显，主要增加在中国，其余地区大体保持平稳。

2020年，中国水电消费量最大，共消费11.74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30.77%。

北美地区、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水电消费量最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巴西和挪威，加拿大和巴西水电消费量占其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超过25%，挪威水电占比接近65%。

6．其他可再生能源情况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

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为2000年的12倍。

目前，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是亚太地区，最大消费国是中国，其次为美国。

从历史上看，人类任何一次颠覆性的革命都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有时候可能带来强烈的不适应性，当然也需要付出时间和成本的巨大代价。

能源转型意味着改变能源格局，而格局改变必然冲击传统能源的既得利益者。

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往往存在惯性思维，惰性而不求变或许早已固化，这其实很正常，也容易让人理解，有谁愿意揭竿而起而革自己的命呢？

对于能源转型，既得利益者当然是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劳动力就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已经形成的庞大能源利益集团（尤其是油气利益集团）将受到巨大冲击，进而对能源和金融资本产生强烈冲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能源转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煤炭取代木柴是人类的第一次重大能源转型，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1709年1月，一位名叫亚伯拉罕·达尔比的金属工匠发现了如何利用煤炭“提高炼铁效率”的技术，这可以说是第一次能源转型的开始，然而经过漫长的200年之后，煤炭才取代木柴和废弃物成为世界第一大燃料。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西部开始大规模商业开采石油，预示着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开始，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石油才取代煤炭成为世界头号能源来源。

能源转型过程，需要重构供应链，需要技术创新，而目前第三次能源转型需要的供应链和相关产业确实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当然需要给人类一定的时间。

当然，人类必须清醒意识到，人类任何新生事物都将面临矛盾和困难，同样能源转型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类也切不可以盲目乐观。

客观现实是，全球85%的一次能源仍然来源于化石能源，这些能源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且极其复杂的能源体系，支撑着体量庞大的全球经济。

如果人类改变这个客观现实，那么就肯定遇到诸多问题。

首先，能源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金便是一个巨大问题。

目前，各国政府为了应对一次次危机而已经负债累累，是否还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前所未有的能源转型，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据权威数据，由于新冠疫情蔓延和肆虐，2020年世界GDP大幅度缩水，主要经济体中除了中国以外，全面出现负增长。

2022年世界经济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如果新冠疫情控制无力，叠加地缘政治因素，那么世界经济复苏可能会更加缓慢。

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创伤非常惨痛，其对人类的影响及其深远，尤其是大规模的失业潮和大批小微企业的经营困境，构成了一幅伤痕累累的痛苦画卷。

谈到目前全球经济，我有感而发，草写一首词，取名《沁园春-大势》。

股市添霜，

房产失光，

百业萎荒。

见投资渐慢，

消费乏暖；

外需落下，

暮色苍苍。

趋缓能源，

煤油气电，

价飚飘飘盛往芳。

期来岁，

望龙飞凤舞，

四海逍遥。

东西南北红妆，

有华夏精英尽弛张。

睹金砖各国，

尽失牵力；

西欧日美，

经历沧桑。

回望华邦，

朗朗担当，

牵动东西力气刚。

看如今，

有东西逐鹿，

还靠中方。

其次，能源转型需要建立低碳所需的全球供应链。

为了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人类需要以前所未有甚至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部署新兴产业或新兴技术，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构建来说就是巨大的挑战，因为目前支撑能源转型所需供应链的规模严重不足，有些甚至尚未建立起来。

能源转型之难，难于上青天。

人类要实现2050年的目标，全球需要共计1.4万吉瓦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能力，这是现有各类发电站装机容量总和的两倍之多，其困难程度便可想而知。

在实现能源转型过程中，必然带来全球能源产业链的重构。

从原材料的获取和运输，再到使用寿命到期后的弃置处理或回收利用，这些新型供应链的构建必然需要接受政府和投资者的科学评估，分析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社会和环境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二、能源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深刻革命

最近几年，我经常参与各种会议，也经常到国外考察和交流。

我无论走到哪里，见到什么样的人，大家讨论的重点似乎已经不再是国际油价，也不是伊朗核问题或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更不是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往过热的中东地缘政治演变似乎也是持续弱化的话题。

相反，人们关注的话题过多的其实是全球性的能源转型，无论在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国家还是在日益崛起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惊人一幕都是电动汽车在街道上迅速增加，人们可能难以相信，怎么到处都是。

1．全球能源转型意味着权力转移

权力争夺和权力转移，与能源转型密切关联。

回顾过往，有谁预料到俄乌冲突、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页岩革命、电动汽车的迅速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成本的急剧下降、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任性妄为，如此等等，都十分惊奇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小小地球。

无容置疑，能源转型确实将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还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或许还有可能会加剧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进而影响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冲突和实力演变。

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必然体现到能源转型这个具有全球性、普遍性、博弈性的方面，结果必然会归结到制度冲突，将能源转型逐渐演变到体制、机制、文化、技术、智能网络、金融和商务等诸多方面。

能源转型意味着能源权力的转移，导致全球能源博弈的重点发生重大改变，能源资源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渐进的，演变轨迹更不是线性的，有时也具有不可预见性，因为一件颠覆性事件发生就很有可能影响时代走向，因此才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这或许目前的最难以预料的趋势。

2．能源转型当然需要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突如其来的事件，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没有人事先预料其发生，但是发生了，而且对人类产生了一场巨大灾难，对全球经济的打击更是难以估量。

人类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烂，众多的人间悲剧造成了，大量的人被迫失业，政府救助的财政压力庞大，众多中小企业生死存亡，有些人因疫而贫，有些国家因疫而陷入困境，多少人希望破灭，多少国家债台高筑，如此灾难，有谁预知呢？

疫情直接导致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很大改变，避免人群聚集，影响出行和社交活动，对教育方式和公司经营模式产生重大冲击。

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虚拟世界取代了现实世界，集中办公可以转换为远程办公，面对面教育被网络教学替代，学术论坛、商务会议改在线上举办，交通市场和旅行市场被急剧压缩。

我们有理由预计，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上述这种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发展将持续改变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进而改变能源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可以这样说，什么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能源转型在路上，电动车开始快速在街道上增加，而且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资本是趋利怪物，资本家往往只看未来，而淡漠当今。

市场任何经济现象均会反应到资本市场上，资本家的眼镜力充满金钱，而资本以获利为本性，可以说，资本市场的反应代表着未来。

目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受大调整、大洗礼和大阵痛，其中电动汽车的异军突起就是一个鲜活的现实，虽然电动汽车从目前汽车保有量上显然还没有占据优势，但是市场的渗透率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

在资本市场上，股市一直就是经济、市场或产业发展的晴雨表，股票价格或许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可以预示着资本家对未来的预判。

以 2019年为例，销量为36.8万辆，与丰田、通用、福特、等共计4200万辆的销量相比，还似乎没有形成大的气候，然而特斯拉的市值却比这几家传统汽车企业市值的总和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或许让人充满疑惑。

难道资本家都疯了吗？

资本市场的上述变现，到底说明了什么？

是否意味着能源转型已经成为现实？

化石能源是不是走到头了呢？

大型能源公司路在何方，传统化石能源企业是不是应该静候如何发展？

世界许多国家陆续出台了“燃油车”退市时间表，中国海南省也出台了在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政策，意味着未来世界各地将禁止燃油车进入销售市场，能源是不是确实在发生根本性的革命，市场是不是在革化石能源的命？

……。

如此等等，伴随着能源转型，问题多如牛毛，疑惑无穷无尽！

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

当然，时代往往会造就奇迹，能源转型过程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简单重演，尤其在推进过程中不可能复制以往的历史。

从人类进步的视野来看，当今时代的政府政策、金融能力、社会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等等要素与几个世纪前相比，早已今非昔比，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与以往相比已经无法比拟，能源转型不可能遥遥无期。

尽管能源转型困难重重，但是大趋势已经无法逆转，气候变化和政治压力肯定会推动世界由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向。

三、能源转型已经超出气候变化范畴

目前，“能源转型”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

在全球范围内，围绕能源转型和碳排放等议题，国际社会、国内党争、行业之争、企业之争，已经是客观现实，尤其对于国际社会，可谓矛盾多多，明争暗斗，此起彼伏，一场针对能源转型议题的国际博弈正在全面开打。

客观上讲，直到目前，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依然面临困难，任重道远，预计还会面对挑战，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取得一致意见。

联合国气候大会年年召开，但年年吵闹，收获其实还很有限。

在全球气候大会之外，往往是暗流涌动，在科技、资金和贸易等领域竞争激烈，博弈趋势日益加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也难免卷入到全球碳排放的博弈之中，不得不在国家产出函数中强行增加碳排放的约束条件，而且还需要应对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国际公权力所强加的额外约束条件。

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博弈，发展中国家如何坚守底线，维系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就是他们目前面临的严峻考验。

围绕能源转型和碳排放，世界各国将持续博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任重道远。

在气候博弈中，很显然，目前欧洲走在前沿，日本也比较积极主动。

在能源转型和碳排放博弈中，欧洲作为气候变化的全球引领者，表现显得更加突出，比如燃煤电站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市场竞争性已经逐步丧失，不得不相继实施关停措施，个别国家还宣布要弃核，今后要逐渐关闭核电厂，不再建设新的核电厂。

但是，对于欧洲大陆来说，围绕着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转型等诸多问题上，欧洲各国客观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或分歧。

以德国、法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老欧洲），似乎站在人类道德伦理的制高点上，试图主导“全球气候治理”格局，而以波兰为代表的的大部分东欧国家（新欧洲）却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比较淡漠的态度。

如果仅仅依靠欧洲，无论采取何种激进措施，都无法真正起到关键作用，而不见硝烟的碳排放国际“大战”有可能愈演愈烈。

有些国家，似乎认同气候主义理念，与欧洲有共识，但是左顾右盼，态度不清晰，口号多而务实少，采取比较消极被动的应对措施。

还有某些国家，可能并不太认同气候主义，而是志在本国经济发展，不甘于受二氧化碳减排的制约而牺牲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对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措施。

比如，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前四个大国，中国、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目前尚未确定一致目标，彼此之间存在冲突或矛盾，博弈将继续持续加剧。

在上述四大国中，目前有明确碳中和的目标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大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至关重大，不过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方位政策体系，坚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信心。

中国为世界大国，需要大国担当和全球使命，也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因此火电机组年发电小时数逐年下降，而且在碳交易政策、控制煤炭和价格等制约下，火电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未来发展空间正在逐步缩小。

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却出现了反复和矛盾，针对能源转型和碳排放这个议题，共和和民主两党之争加剧。

由于在美国政坛，共和党和民主党竞选剧烈，而且往往轮流坐庄，因此美国政府反复加入或退出相关国际气候协定，确实备受全球关注。

观察美国政治，能源转型和碳排放已经成为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你进我退，你来我往，一方积极推动，而另一方却是不屑一顾。

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上都对全球格局演变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此美国政策决定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前途。

在应对气候变化乃至引发的能源转型和碳排放等议题上，预计美国党派之争还将持续下去，目前拜登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而一旦共和党再度执政，那么很有可能再度出现政策反复。

对于印度和俄罗斯来说，目前这两个大国尚未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具体目标，俄罗斯可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印度似乎是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这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四、政治因素不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从历史发展实践看，能源转型的最主要推动力是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

从能源发展历史经验看，一种能源之所以能够替代另一种能源，其根本力量是市场经济因素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绝对不是由政治因素所决定。

人类社会之所以用煤炭来替代柴薪、用石油来替代煤炭，其关键因素是替代能源与被替代能源相比，在技术和经济上具有可行性和优势。

1．政治力量成为能源转型的推动力

能源转型，政治或许不可能缺位。

从目前来看，人类社会正在处于或者提倡“新能源革命”，试图用新能源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但这种“能源转型热”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为政治因素所驱动。

政治力，有时候更具有驱动力。

现实上，对于能源转型来说，世界的政治力超越了市场力和技术力，而从“幕后”直接走向“前台”，政府政策扶持成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能源问题看似是经济问题，但其实也是政治问题。

政治力量往往渲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议题，这本身其实并没有问题，从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角度来看，确实值得肯定。

那么，对于全球能源转型，政治力是否应该介入呢？

我个人认为，政治力量肯定要介入到能源转型，但是政治力的介入只不过是为人类社会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种压力和紧迫性而已。

或者说，政治力的介入有利于强化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应该加快发展新能源的良好意愿和共识，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

政治一旦介入，便存在政治正确问题。

在当今世界，在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尤其是某些政府领导人已经陷入到能源革命或能源转型的“神话”或“宗教”陷阱之中。

在欧洲，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呢是否提出能源转型或者是否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能源问题已经演变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或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

从个人观点上，我非常反对将政治力与能源问题过度结合在一起。

世界各国的政治力量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发展新能源，我们当然可以找出诸多的理由，如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需要、化石能源排放太多而导致地球气候变化、国家可持续发展需要新能源、化石能源已经逐渐枯竭、石油峰值即将来临等等。

但是，上述这些考虑或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性的思维，往往都带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还是一种非理性的“臆断”而已。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提出“能源独立”战略，日本政府提出“摆脱石油”目标，欧洲提出“放弃化石能源”政策，这些政策宣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政治口号”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能源转型和低碳经济能否如期实现，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而还是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和技术力量能否真正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

人类社会确实需要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大方向。

从政治、安全和道德层面来看，上述逻辑思维绝对值得称颂和肯定，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需要摆脱化石能源，需要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美好目标。

但是，理想和美好的目标，未必就是现实可行的目标，尤其不能依靠政治力量来实现目标，政治家的“纸上谈兵”其实没有实际意义。

2．市场力和技术力是能源转型的真正驱动力

政治力固然不容忽视，但是市场力和技术力才是真正驱动力。

政治力量只有在一种能源快要替代另一种能源之时，提供一种帮助和支持作用，本质上还是要依靠市场和技术创新力量的“借势推力”而已。

我们可以大胆想象，未来能源转型的推动力依然是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而绝对不应该是政治力量，政治主张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推动力。

在本人看来，新能源体系是否能够建立，绝对不会由政府或学者如何鼓吹化石能源枯竭、全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或人类可持续发展等等所决定。

新能源体系的建立，取决于是否出现一种或几种在资源潜力、技术创新、供应能力、使用效能和价格水平等综合指标上能够超越传统化石能源的新能源，取决于新能源体系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和技术经济的可行性。

本人认为，化石能源是否真正到了发展的“晚期”，目前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导致整个欧洲爆发了能源危机，迫使部分欧洲国家重新启用煤炭或核电等措施，足以让我们清醒，化石能源不可能很快寿终尽寝。

目前，在欧洲和美国，化石能源价格暴涨，有人由开始重新审视化石能源，认为化石能源或将持续保持主导能源地位，能源转型将被迫推迟或延缓，甚至可能失败。

当然，上述论调不可能成为主流，我也不赞同这种论调。

暂时发生的现象，并不代表长期的趋势。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化石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或持续下降，并非意味着化石能源的寿命多长或多短，而且价格涨跌其实均具有十分明显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化石能源价格涨或跌，可以促进或抑制新能源开发和能源节约。

另一方面，化石能源价格涨或跌，也可以促进或削弱化石能源自身的勘探与开发的投资动力，而投资有利于延长或缩短化石能源的生命周期。

中国煤炭产量是：就全球煤炭能源产量结构而言，2020年中国煤炭产量39.02亿吨，同比增长1.2%，增幅比上年下降2.8个百分点，占全球总产量的50.4%。

产量亿吨以上的国家仍为10个，按数量排序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其中，仅中国和印度煤炭产量较上年上涨，其余国家煤炭产量均下降。

虽然中国煤炭生产和消费量增幅均下降，但由于全球生产和消费总量下降，使得中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有所上升。

我国的煤炭储量是：

随着逐年开展地质勘探工作，煤炭累计探明储量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数字。据原地质矿产部统计资料，截止1996年底，全国煤炭累计探明储量为10273亿吨。

其中，精查储量2510亿吨，详查储量1815亿吨，普查与找煤储量5948亿吨。煤炭累计探明储量减去生产矿井已经采出和损失的储量并计算了因多种因素引起的储量变化之后，所余下的称为煤炭保有储量。

我国煤炭可开采的时间是：

中国探明可直接利用的煤炭储量1886亿吨，人均探明煤炭储量145吨，按人均年消费煤炭1.45吨，即全国年产19亿吨煤炭匡算，可以保证开采上百年。另外，包括3317亿吨基础储量和6872亿吨资源量共计1万亿多吨的资源，可以留待后人勘探开发。

煤炭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是呈现震荡走势，2017年，全国新增煤炭查明资源储量达到815.6亿吨，创近年新高。据自然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新增煤炭查明资源储量较2017年同期有所下滑，全年新增查明储量为556.1亿吨。

据自然资源部统计显示，2013年以来，我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持续提升。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自然报告 (2019)》显示，2018年我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为17085.73亿吨，同比增长2.5%。

从消费量来看煤炭行业发展

从消费量来看，2019年，全球煤炭消费总量为157.86EJ，比上年下降0.6%，这是六年来第四次下降，煤炭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下降到27.0%，为16年来的最低水平。煤炭消费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美国、日本、南非、俄罗斯、韩国、印度尼西亚、德国和越南。

除中、印、美、日四大煤炭消费国排序不变外，第5到10位排名位次均发生变化。其中越南超越波兰成为第10大煤炭消费国。 世界前十大煤炭消费国中，亚洲独占6席。2019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51.7%，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