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制氢占比仅为1%，氢来源亟待“绿化”

行业主要上市公司：目前国内新能源行业的上市公司主要有隆基绿能(601012)、晶澳科技(002459)、金风科技(002202)、三峡能源(600905)、晶科科技(601778)、长江电力(600900)和中国中车(601766)等。

本文核心内容：新能源行业市场规模、新能源行业发展现状、新能源行业竞争格局、新能源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

行业概况

1、定义

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一般指在新技术基础上，可系统地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包含了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一般地说，常规能源是指技术上比较成熟且已被大规模利用的能源，而新能源则通常是指尚未大规模利用、正在积极研究开发的能源。新能源主要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新能源行业被归入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国统局代码D44)中的电力生产(D441)，包含的统计4级代码有D4413(水力发电)、D4415(风力发电)、D4416(太阳能发电)、D4417(生物质能发电)、D4418(其他电力生产)。

2、产业链剖析

新能源行业上游产业主要包括太阳能、光伏、水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制造商，以及太阳能、光伏、水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组件及零部件制造商。其中：新能源发电设备制造主要包括太阳能发电设备和风力发电机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目前这一领域领先的上市企业有特变电工(600089)、迈为股份(300751)和中国中车(601766)等组件及零部件制造主要包括电力和光伏组件、太阳电池芯片、太阳电池组件、太阳能供电电源、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等。目前这一领域领先的上市企业有晶澳科技(002459)、天合光能(688599)和通威股份(600438)等。

新能源行业中游作为整条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主要包含氢能、光伏发电、风电和水电等能源供应商该领域目前的代表上市企业有隆基绿能(601012)、金风科技(002202)、三峡能源(600905)和长江电力(600900)等

新能源行业的下游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加氢站、充电桩和输变电等公共及个人应用领域。目前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有比亚迪(002594)、上汽集团(600104)、广汽集团(601238)、东风汽车(600006)和北汽蓝谷(600773)等加氢站行业上市公司主要有蓝科高新(601798)、上海电气(601727)和美锦能源(000723)等电动汽车充电桩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有特锐德(300001)、国电南瑞(600406)和万马股份(002276)等输变电行业上市公司主要有长缆科技(002897)、金杯电工(002553)和平高电气(600312)等。

我国新能源行业具体产业链布局如下图：

行业发展历程：行业处在突飞猛进阶段

新能源行业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我国“十五”规划至“十四五”规划期间，国家对新能源行业的支持政策经历了从“加快技术进步和机制创新”到“因地制宜，多元发展”再到“加快壮大新能源产业成为新的发展方向”的变化。

“十五”计划(2001-2005年)时期，国家层面提出加快技术进步和机制创新，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迅速发展从“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开始，规划提出按照“因地制宜，多元发展”的原则，在继续加快小型水电和农网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适宜村镇、农户使用的风电、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国家层面提出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利用为重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至“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合理把握新能源发展节奏，着力消化存量，优化发展增量，新建大型基地或项目应提前落实市场空间到“十四五”时期，根据《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国家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构建适应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项目建设管理、保障新能源发展用地用海需求和财政金融手段支持新能源发展等方面，对我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全面指引。

行业政策背景：政策加持，行业发展迅速

近年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多部门都陆续印发了支持、规范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政策，内容涉及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技术路线、产地建设规范、安全运行规范、能源发展机制和标杆上网电价等内容，2014-2022年6月，我国新能源行业重点政策及政策解读汇总如下：

注：查询时间截至2022年6月20日，下同。

行业发展现状

1、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逐年上升

2017-2021年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21年，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1.2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47.10%。其中，水电装机3.91亿千瓦(其中抽水蓄能0.36亿千瓦)、风电装机3.28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3.06亿千瓦、核能发电装机0.55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0.38亿千瓦。

2、新能源发电量稳步增长

2017-2021年新能源发电量稳步增长，2021年，全国新能源发电量达2.89万亿千瓦时，较2020年增长11.63%，其中，水电13401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1%风电65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5%光伏发电3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1%生物质发电16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

3、新能源消费量分析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2016-2020年，中国新能源消费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16年的16.2艾焦增长到2020年的23.18艾焦，复合年增长率达到9.37%。前瞻根据中国新能源行业发展态势初步核算得到，2021年中国新能源行业消费量约为25艾焦。

4、新能源行业消纳情况分析

2022年1月，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发布2021年12月全国新能源并网消纳情况，其中风电利用率达到100%的省市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重庆、四川、西藏、广东、广西和海南光伏利用率达到100%的省市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重庆、四川、广东、广西、海南、江西和湖南。

5、新能源发电占总发电比重逐年递增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2020年中国新能源发电占总发电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20年，中国新能源发电占总发电比重为34.9%，比2017年增长了5.3个百分点2021年，中国新能源发电占总发电比重达到35.6%，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

行业竞争格局

因目前新能源行业可量化指标较多，故行业竞争格局中的区域竞争部分仅以：各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进行比较企业竞争格局以：2021年各光伏企业光伏组件出货量2021年各风力发电企业新增装机容量和累计装机容量进行对比2020年各水力发电企业水电装机总量及水电发电量进行对比。

1、区域竞争：青海、四川和云南位列新能源行业第一竞争梯队

根据2021年6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0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30个省(区、市)中，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超过80%以上的3个，分别为青海、四川和云南40-80%的6个，分别为甘肃、重庆、湖南、广西、湖北和贵州20-40%的10个，分别为上海、广东、吉林、宁夏、江西、陕西、黑龙江、新疆、河南和内蒙古小于20%的11个，分别为浙江、福建、山西、安徽、辽宁、江苏、北京、海南、天津、河北和山东。

注：截至2022年6月22日，国家能源局尚未发布2021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

2、企业竞争格局分析

(1)光伏行业竞争格局

根据PV-Tech发布的《2021年全球组件供应商top10》，以光伏组件出货量来看，2021年光伏组件出货量前十名厂商中，中国企业包揽八席，隆基绿能、天合光能、晶澳科技依次位居2021年组件出货量全球排名前三，光伏组件出货量分别为38.52GW、24.80GW和24.069GW。据PV-Tech介绍，2021年全球光伏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光伏行业整体产能和出货量均超过190GW前十大组件供应商出货量超过160吉瓦，市场份额超过90%。

(2)风力发电行业竞争格局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中国风电吊装容量统计简报》数据显示，新增装机容量方面，2021年中国风电市场有新增装机的整机制造企业共17家，新增装机容量5592万千瓦，排名前5家市场份额合计为69.3%，排名前10家市场份额合计为95.1%累计装机容量方面，2021年前5家整机制造企业累计装机市场份额合计达为57.3%，前10家整机制造企业累计装机市场份额合计达到81.8%其中，金风科技累计装机容量超过8000万千瓦，占国内市场的23.4%远景能源和明阳智能累计装机容量均超过3000万千瓦，占比分别为11.1%和9.6%。

(3)水力发电行业竞争格局

因存在严格的行政准入门槛、资金门槛和技术门槛等，目前，我国水电行业运营企业的数量不多，主要大型集团包括：长江电力、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大唐集团、国家电投和国家能源等。根据企业的公开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2020年按在水电装机总容量分析，长江电力的市场份额达12.32%，其余五大集团的市占率均在5-7.5%之间。按照水电发电量分析，长江电力的市场份额达16.75%，其余五大集团的市占率均在5.5-8.5%之间。

注：截至2022年6月22日，除大唐集团外的其他五大能源集团均为公布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故此处仅以2020年数据为例，对我国水电行业市场竞争格局进行分析。

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1、“十四五”时期保障新能源发展用地用海需求，财政金融手段支持新能源发展

近年来，我国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成效显著，装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发电量占比稳步提升，成本快速下降，已基本进入平价无补贴发展的新阶段。同时，新能源开发利用仍存在电力系统对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网和消纳的适应性不足、土地资源约束明显等制约因素。2022年5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构建适应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项目建设管理、保障新能源发展用地用海需求和财政金融手段支持新能源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全面指引：

《实施方案》坚持统筹新能源开发和利用，坚持分布式和集中式并举，突出模式和制度创新，在四个方面提出了新能源开发利用的举措，推动全民参与和共享发展：

传统电力系统是以化石能源为主来打造规划设计理念和调度运行规则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适应新能源比例持续提高的要求，在规划理念革新、硬件设施配置、运行方式变革、体制机制创新上做系统性安排：

鉴于新能源项目点多面广、单体规模小、建设周期短等，《实施方案》立足新能源项目建设的规模化、市场化发展需求，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在简化管理程序、提升服务水平上：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并具有一定优势的新能源产业链体系。新形势下，我国新能源产业必须强化创新驱动，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实施方案》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高国际化水平等方面支持引导新能源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能量密度较低，占地面积大。随着新能源规模快速扩大，土地资源已经成为影响新能源发展的重要因素。《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新能源发展用地用海保障，通过明确用地管理政策、规范税费征收、提高空间资源利用率、推广生态修复类新能源项目等措施，推动解决制约新能源行业发展的用地困境：

“十四五”风光等主要新能源已实现平价无补贴上网，财政政策支持的方向和模式需要与时俱进，金融支持政策力度需要加大，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实施方案》提出三方面政策举措：

2、“十四五”新能源行业发展趋势：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显著提高，向国际一流水平迈进

作为绿色低碳能源，新能源是我国多轮驱动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在“十三五”的基础上，“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年均装机规模还将有大幅度的提升，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占我国电力总装机的比例将超过50%，据此，前瞻初步预测至2025年末，我国新能源装机容量可达到17亿千瓦，至2027年末，我国新能源装机容量或将达到21亿千瓦。

随着新能源装机量的稳步增长，预计至2027年我国光伏、风能、水能、火电等新能源发电量也将随之进一步高增，前瞻根据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发电量以及新能源行业发展趋势初步预测至2025年末，我国新能源发电量可达到4.28万亿千瓦时，至2027年末，新能源发电量或将突破5.20万亿千瓦时。

更多本行业研究分析详见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新能源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近日，华润电力（00836.HK）正式发布的《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8年，华润电力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进一步降低能耗与排放。截至2018年底，整个公司的清洁能源运营权益装机占比较上年提升3个百分点至20.4%。其中，火电和风电利用小时均大幅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此之前，笔者注意到，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明确表示，当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能源的变革趋势越来越明显。此后，华润电力进一步把业务重心向可再生能源倾斜。

华润电力能源结构的变化是中国能源结构变化的缩影。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比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可再生能源国家，打破国际间固有的中国严重依赖煤炭的负面形象。

根据国家发改委此前发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下称《战略》），到2030年，中国新增能源需求将主要依靠清洁能源满足。《战略》提出，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50亿吨标煤以内，清洁能源成为增量主体，非化石能源占比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

数量重要，质量更重要。过去一年，华润电力坚持创新驱动增长，全年科研投入约1.97亿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促进公司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通过继续加大节能减排投入，华润电力附属燃煤电厂98%的权益装机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主要能耗和排放指标进一步改善，平均供电煤耗同比下降3.62g/kWh。

过去一年，通过优化资产结构，华润电力大幅减持和处置煤炭资产，减持和处置了部分火电资产和其他低效资产，提质增效成绩显著，果断处置和出售了位于山西的煤炭资产，收回高达95亿元人民币现金。

与此同时，华润电力积极 探索 火电厂固废处置掺烧发电技术，旗下广东海丰、江苏常熟等13家电厂参与市政污泥垃圾处置，2018年全年累计掺烧污泥40.3万吨，为城市解决污泥围城难题，也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此外，该公司高度重视水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2018年全年环保总投入超过15亿元。

华润电力还创新地将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精准扶贫攻坚相结合，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方式“授人以渔”，全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2018年，华润电力向 社会 捐款捐物合计606.69万元。

笔者从华润电力获悉，今年是华润电力连续第九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系统披露华润电力2018年在环境、 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和绩效。华润电力董事局主席李汝革表示：“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布，进一步促进公司提升在环境、 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责任落实和实践水平。”

（一）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

经济发展投入的基本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近年来，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且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投入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

1.技术进步引领投入质量提升

技术进步引领经济投入质量的提升，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整体水平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变，重点前沿科技取得了一批具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目前，中国在建和投入运行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总量已接近50个，总体水平基本进入国际先进行列，FAST500米射电望远镜、墨子号量子卫星、中微子震荡波为基础研究奠定基础，载人航天、探月、大飞机、蛟龙、北斗、超算、复兴号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带动一大批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升级。科技投入和产出持续增长。2018年中国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97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8%。2017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均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升至全球第17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科技投入和产出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交易额也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技术交易总额达到1.77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5%。

2.能源消费结构不断改善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重要的投入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能源投入为代表，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结构持续改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不断上升。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从2012年的68.5%下降到2018年的59.0%，而同期天然气的比重从4.8%提高到7.8%，水电、核电、风电的比重从9.7%提高到14.3%。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7.28亿千瓦，同比增长12%；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8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700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6.7%，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

3.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近年来，国家不断优化人才引进、培育和成长环境，国民素质不断提升。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到2018年，约1千万人取得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全国新增博士后研究人员6万多人，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超过1.5万人，1500余人新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除了顶尖人才，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力资源结构不断改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中国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12.94%，比2012年提高了2.3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约8000万具有高等教育的劳动者。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机构人员数量达到325.4万，是2012年的1.44倍，工业研发机构新增98.66万职业人员，每年实现的全时当量由2012年的224.62万人年提高到2017年的273.62万人年，增长21.82%。人力资源结构改善的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工业产值增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4．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

当前，数据信息与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一样，深度参与生产活动。它为工业发展均衡落后产能、农业调整种植结构与市场供给、环保促进节能减排、医疗协调资源分配、交通实现高效运转等等提供支撑。中国是全球数据信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中国数据总量正在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占全球21%，中国正在成为真正的数据资源大国。中国庞大的人口技术、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为数据信息的产生和使用提供了保障。除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信息规模潜力，中国对各种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应用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卫星导航等领域已逐步实现从模仿到超越、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转化。在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中，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进入前十，京东、360、网易、新浪、携程进入前二十，全球20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到了8家。

（二）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

过程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以更小的投入和代价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质量提高的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也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生态效益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1.能源利用更加集约

一方面，能源转化效率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发电及电站供热、炼焦、炼油的能源加工转化率分别达到44.2%、92.3%和97.6%，总效率达到73.7%，比2012年提高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每1000美元GDP能耗下降到175千克标准油，是2012年的90.67%、2000年的72.31%。

2.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政策引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2017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到9539.0亿元，比2012年增长约15.6%；其中，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681.5亿元，较2012年提高了36.2%，是近年来工业行业投资的重点领域。碳排放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效益的重要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14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0.56千克，较2004年下降0.35千克。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7年，全国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0%，较2015年提升1.3个百分点；74个重点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73.4%，比2013年上升7.4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2013年减少51.8%，全年PM2.5、PM10平均浓度为47.33、82.33微克/立方米，分别较2013年下降4.65%、34.52%。

3．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有企业“提质增效”为代表，各行业部门积极投身新经济发展，在推动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方面不断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益，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益，通过结构调整提高效益，通过管理改善提高效益，实现了品质和品牌新的跃升，产业和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以工业企业为例，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64万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4440亿元。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5%，比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7%，比上年降低1.6个百分点。企业成本继续降低，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为92.58元，比上年降低0.18元；其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3.88元，降低0.2元。

（三）经济发展的产出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产出质量逐年提高，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产业、企业的竞争力水平都有增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得到提升，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取得成效，同时，分配更加公平和平等，构建了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制造业国家。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46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三的日本的近三倍。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数据，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中国占到近20%，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22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2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9个行业居世界第二，1个行业居世界第五。

不仅仅是总量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整体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也不断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在2006年时，中国排外在50名之外，到2017年中国排名上升至第27位。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排名中。2018年，有120家中国企业上榜世界500强，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断提升，由Fast Company发布的2018全球最佳创新公司排名中，腾讯公司全球排名第四，是唯一进入前5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大疆、今日头条、海尔、滴滴出行、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也进入全球50强。

2.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

在科学技术的变革、国际经济的再平衡、国内资源禀赋的变化和发展阶段转换等内外部因素推动下，中国不仅更加深入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并且在国际分工中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分工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三大转变。

一是实现了竞争优势由单一廉价劳动力优势向综合优势的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参与国际分工主要得益于发挥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并形成了在制成品领域的价格竞争力。然而随着中国劳动报酬的大幅上升，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更加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这一优势已经发生改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更多地体现为包括产业工人的素质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基础设施优势、投融资优势、应用开发的研发优势等在内的综合竞争优势。

二是实现了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向对外投资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解决国内的资金短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一大批中国企业开始迈出对外投资的步伐，最初海外投资是为了获取满足经济增长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现在已经扩大到服务于当地市场、整合东道国生产要素甚至利用国外的创新资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2014年，中国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提高到196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三是开始了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的攀升。随着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国内产业发展正从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也正在向中高端攀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4960亿美元，横向比较，是同期德国的2倍多、日本的5倍多、美国的4倍多；纵向比较，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是2010年的1.2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从2010年的22.81%提高到2014年的26.03%。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例如，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先公司，华为已经成为全球通讯设备排名第一的企业，华为海思的手机芯片已经具备向美国高通高度垄断的市场发起挑战的能力。

3.分配更加合理与公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力求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截至2018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突破12亿人，2013—2018年5年间参保人数翻了一番，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脱贫，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从2012年到2018年的7年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接近德国整个国家人口的数量（2017年德国人口8269万），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三、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质量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都显著提高，但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突出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等三个方面。

（一）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

从供给端看，追求高质量还不是微观主体的主动行为。由于深受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工业领域的从业人员普遍具有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追求快速盈利、做事不精细等显著特征。近几十年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等浮躁之风，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看来，盈利水平、资产规模、企业估值成为衡量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事实上，打造百年老店需专注和深耕，许多企业关注做大而非做精做专、将“转行”当“转型”，房地产热、互联网热、股市热让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再者，“廉价低质”形象期待得到根本改变。不少企业认为，中国制造创造了物美价廉的传奇，但粗暴山寨、抄袭模仿使中国产品背上了“廉价低质”的名声，既影响了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定位和看法，也使国内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信心不足。

从需求端看，质量型消费的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文化存在两个重大误区:一是追求“物美价廉”，而在一个充分竞争、信息完全的环境下，“物美”和“价廉”是矛盾的，消费者需要接受高质产品的高价，才能够促进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崇洋媚外”，认为国外生产就代表高质量，这不仅是个人消费者有这样的思想，在一些资本品、公共品购买中也会对进口产品和服务有所倾斜。无论是追求“物美价廉”，还是“崇洋媚外”，都会严重打击国内企业提供高质产品和服务的积极性。

（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

首先，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市场公平性有待提高，市场机制对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激发还不足。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过度管制仍然存在，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并不能公平获得生产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限，优胜劣汰的竞争还不充分。对知识、创意、设计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还非常不足，尚未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侵权成本低造成对创新积极性的损害。实体经济部门成本偏高，降成本的成效还比较有限，难以帮助实体经济部门和企业重构竞争优势，一些普惠性的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实际运营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尚未适应新的要求，各级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政府市场监督的手段和方式还比较传统，检验和认证体系不健全，使用的标准较低，难以起到促进微观主体创新的效果。政策设计和制定仍然保守，政策的公开度、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较差，各项政策、各级政策之间的衔接不足，政策间相互抵消的情况仍然存在。简政放权的步伐还不够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仍然是最重要的障碍之一，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不足。

再次，高质量发展的公共保障制度不够健全，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还存在较多障碍。公共财政支出效应还不够高，在不断增加民生、教育、医疗、养老支出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步伐还不够快。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能力和可持续性还有待提高。消费环境和对消费者的保护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金融制度同样需要改革完善，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撑能力。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先行政策和政绩考核体制仍然以规模增长为基础，与高质量发展间的矛盾突出反映为: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视程度不够，重视产出规模而忽略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的投入；反映活力的指标被部分忽视，特别是创业、创新等新经济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源、人的成长指标重视程度不足，人民生活幸福感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三）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

首先，中国品牌、标准的价值较低，全球认可度还不够高。品牌和标准是重要的无形资产，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全球著名品牌价值及战略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名中，前十位有8家美国公司，1家韩国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10。在前100强中，中国有16家公司上榜，但是除了华为，其余全部是垄断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建设企业和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实体经济部门品牌价值普遍偏低。中国标准在近几年有较快增长，但世界标准体系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在很多产业和产品领域，中国虽然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且实现了技术领先，但在出口和国际招投标中却不得不采取国外标准，发达国家也时常通过各类标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名片———高速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频频遭到来自日本、欧洲等竞争对手的恶意阻扰，缺少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中国标准”是重要的原因。

其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程度不高，前沿技术储备不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自主创新，中国实现了对世界技术强国的快速追赶，客观上讲，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为数不多的，覆盖整个工业体系，拥有完整创新链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在中国整体技术能力接近世界前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研发通过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度增大。一方面，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巨大投入和时间积累，特别是在半导体、新材料、农业化学、高端机床等产业和产品上一直受制于人，成为中国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桎梏。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储备不足，由于中国技术研发长期偏重于应用开发，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较弱，有未来再次被发达国家锁定在中低端的风险。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供给还不充分。人才是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供给要素，从整个国家看需要形成科学家、研发人员、创业者、企业家、高级产业工人等在内的人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虽然一方面将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高端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的问题。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研究，老牌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发达国家平均超过35%，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不到美国的10%。更为严峻的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0年至2012年期间，全国高级技工在劳动者中的比重没有变化，停留在5%左右。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用人单位将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四、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着眼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统筹供需支撑力”的思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一）以质量变革为基础保障，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1.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科技人文含量。梳理各个行业领域的品牌示范工程，鼓励国内品牌评价机构的发展，在工业品领域，重点提升关键零部件的可靠性，形成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实施“互联网+”产品质量提升专项活动，加强互联网与质量提升的深度融合，提高质量信息透明度，培育高质量的消费文明。强调精益生产理念、培育“工匠精神”，培养一批专业、专心、专注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扎根基层、扎根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

2.推动质量技术与管理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动企业质量技术创新，加大制造业企业质量技术改造支持、引导力度，支持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鼓励企业采用卓越绩效模式、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生产、现场管理等质量管理方法，推广9000系列质量管理标准及GMP和HACCP管理体系标准。推动建立新的质量工程技术人员人才评价制度，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企业质量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二）以效率变革为终极目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1.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破除生产要素在定价、配置、流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包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减少企业负担。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体系，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为地方政府履行相应的职责创造稳定明确的条件。

2.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推动国有经济优化布局、结构调整和战略重组。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落实产权保护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隐形障碍和天花板。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

3.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大力改善环境。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紧推进基础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三）以动力变革为关键保障，提高供需支撑能力

1.加快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供给支撑力。政府要着力于基础理论创新，提供必要的应用基础创新条件，加快共性技术研发，推动技术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企业应着力于应用创新的转化、使用和推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方向、产学研协调发展的新型创新体系。在创新驱动战略和制造业强国战略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2.加快消费能力提升，提高需求拉动力。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充分发挥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的市场带动效应。提升国内产品质量，打造优势民族品牌，构建质量型消费的文化风尚，扭转“物美价廉”“崇洋媚外”的认识误区。优化市场机制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得市场具有更敏锐的需求辨识能力、管理能力和响应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对接，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健康发展，打造外贸新的增长点。

了解到，“十三五”前四年，在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7.8%、城镇率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年均增长3.2%的情况下，全省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稳定在2.7亿吨左右；人均碳排放在全国经济体量最大的6个省份中最低。

据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碳排放梯次达峰方面，一是气候治理大格局初步构建，创新构建以《四川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四川省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首次将碳排放约束性指标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污染防治攻坚战、省政府目标绩效等评价考核体系，开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评价，全面启动省、市（州）两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二是经济低碳水平稳步提升。化肥使用量连续五年减少，年均营林造林近1000万亩，林木蓄积量达18.97亿立方米。落后产能退出和“散乱污”企业整治持续推进，第一大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率先在全国构建出口产品低碳认证体系，上线绿色金融超市“绿蓉融”。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圈加快构建，全球首个10吉瓦（GW）光伏电池基地在川建成，涌现出了通威太阳能、东方电气等一批龙头企业。2019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3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至5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2.6%。

三是能源低碳转型成效明著。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全省水电装机量稳居全国第一，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量、发电量占比均达80%以上，基本建成全国最大清洁能源基地。四川电网跨省最大外送能力居全国第一，近五年年均外送绿色电能约1400亿千瓦时，1998年以来累计外送电能突破1万亿千瓦时，相当于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减少4亿吨电煤消耗、减排10亿吨二氧化碳和800万吨二氧化硫。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2019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达2139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81%，占比在经济大省中最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35.9%，高于全国20个百分点；近四年煤炭消费年均减少3.2%，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至30%以下。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6%，相当于节约能源近3400万吨标准煤。

四是低碳人居环境持续拓展。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广元低碳城市建设持续深化，成都市创新“碳惠天府”机制建设，攀枝花、眉山碳排放连续四年下降，雅安碳排放强度保持低位。全省累计建成绿色建筑面积超过1.4亿平方米，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比例达49%。交通运输结构纵深调整，累计开行蓉欧班列超6000列，成都平原城市群铁路实施公交化运营，省会城市轨道交通加速成网。长江干线五大类港口岸电配备率达100%；累计投放燃料电池汽车220 辆，安全运行超350万公里；城市公交新增和更新车辆中新能源车辆占比超50%；近四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年均增长60%；成都市日均绿色出行人次近1000万。

五是市场激励机制不断拓展。截至2020年10月底，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累计成交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CCER）1572.82万吨，单边成交金额突破1亿元，按可比口径居全国第三。250家重点排放企业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基本建成，全国碳市场能力建设（成都）中心累计开展培训100多场、1.2万人次。率先在全国实现主要行业碳披露全覆盖，双流机场、攀钢集团等200多家企业和四川省人民医院、成都博物馆等6家公共机构披露碳排放近2.2亿吨，相当于58个金堂电厂的碳排放量。

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碳排放梯次达峰方面，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目标，积极探索符合四川战略定位、发展阶段、产业特点、能源结构和资源禀赋的低碳转型路径。

一是科学谋划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积极衔接国家战略规划，启动碳中和先行区建设路线图研究，加快制定长期低碳发展战略，编制“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支持各地区编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按照分阶段、梯次有序达峰的原则，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成都都市圈、攀枝花等具备条件的地区和行业先行达峰，推动三次产业及能源、建筑、交通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实施控制甲烷排放行动，力争碳汇项目规模达3000万亩。

二是强化温室气体降碳协同减排。统筹制定战略目标、行动规划、引导政策和准入标准，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区域战略、产业布局、行业发展、城乡建设、能源转型、数字变革、金融创新、环境管控有效协同，加强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管控，合理控制化石能源密集型产业，全面推动降碳减排。将适应气候变化理念融入空间规划、防灾减灾、粮食安全、生态修复等领域，提高重点区域、领域和人群适应能力。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融合增效，为温室气体精细化管控、低碳发展目标责任落实、气候变化科普宣传等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三是创新推进引领示范工作。支持更多地区开展低碳城市、气候适应型城市等试点。依托新城新区、产业功能区、园区景区社区，谋划布局一批低碳发展示范区、绿色发展基地、近零碳示范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大型活动碳中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示范。发展氢经济，开展氢发电，打造成渝氢走廊，到2025年燃料电池汽车应用规模达6000辆。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实施碳资产能力提升行动，创新构建区域碳减排机制。积极申报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成都气候投融资产业促进中心，加快形成绿色金融与气候投融资协同发展新格局。

四是推动气候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构建并有效发挥政府及应对气候变化议事协调机构统一领导、气候变化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各部门相互配合、各地方全面参与、全社会积极行动的工作机制，全面开展绿色生活行动创建。建立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导向、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技术创新和平台建设。深化川渝、友好省州、校省等框架下合作。

发布会最后，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应对气候变化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也事关当前、事关民生。相信通过“十四五”时期的努力，我们一定能为全省碳达峰奠定良好基础，夯实美丽繁荣和谐四川绿色本底

中国除了水能的可开发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之外，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也都非常丰富。中国太阳能较丰富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2／3以上，年辐射量超过6000MJ／㎡，每年地表吸收的太阳能大约相当于1.7万亿tce的能量；风能资源量约为32亿kW，初步估算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约10亿kW，按德国、西班牙，丹麦等风电发展迅速的国家的经验进行类比分析，中国可供开发的风能资源量可能超过30亿kW；海洋能资源技术上可利用的资源量估计约为4亿-5亿kW；地热资源的远景储量为1353亿tce，探明储量为31.6亿tce；现有生物质能源包括：秸秆、薪柴、有机垃圾和工业有机废物等，资源总量达7亿tce，通过品种改良和扩大种植，生物能的资源量可以在此水平再翻一番。总之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具有大规模开发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潜力，可以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能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大有可为。

2006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2亿吨标准煤，（不包括传统方式利用的生物质能），约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比2005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这为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一次性能源10%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措施，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规模和使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200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达到了24万兆瓦，比2004年增加了50%。

2007年至少有60多个国家制订了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欧盟已建立了到2020年实现可持续能源占所有能源20%的目标，而中国也确立了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比重达到15%的目标。2007年，全球并网太阳能发电能力增加了52%，风能发电能力增加了28%。全球大约有5000万个家庭使用安放在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获取热水，250万个家庭使用太阳能照明，2500万个家庭利用沼气做饭和照明。

可再生能源比重的提升传递着“绿色经济”正在兴起的信息，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新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将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的全面发展。

根据中国中长期能源规划，202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可以依赖常规能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能源需要，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将日益突出，届时需要可再生能源提供数亿吨乃至十多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因此，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目的将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供给能力，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多样化，切实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