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涉煤部分

煤炭供应的中长期协议。

在“市场煤”、“计划电”的情况之下，回归长期协议也许是解决煤炭与下游用煤企业之间矛盾、保障上下游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而长期以来，由于没有配套机制保障，合同违约成本低，履约率往往并不理想。

国家相关部门表示对于签订中长期合同并诚信履约的企业，在有序释放安全高效产能时予以倾斜，对火电企业中签订中长期合同数量比例高、日常进度兑现好的，在差别电量计划安排上给予倾斜，在电力直接交易等市场化交易中优先准入，给予政策支持。

煤矿智能化发展：

相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政策，提出了阶段性的目标。有关智能化的相关标准正在制定过程中。

其次是专业化。张宏表示，东三省、华北、西南和华东地区的老矿区中的一些产能在过去五年逐步退出，留有大批整建制的煤矿职工队伍。未来在西部地区建设的大型现代化煤矿可以把煤矿作为投资平台，相关的生产服务工作由上述这些专业化的人员承担。

有关定制化，在原有的框架下，煤炭生产企业需要把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摸清，从而保市场、保规模，从生产端思考如何用供给创造需求。

公祭鼎铭文：

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仁风远播，大化周行。

洎及近代，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陆沉。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庶，屠戮苍生。

卅万亡灵，饮恨江城。日月惨淡，寰宇震惊。

兽行暴虐，旷世未闻。同胞何辜，国难正殷。

哀兵奋起，金戈鼍鼓。兄弟同心，共御外侮。

捐躯洒血，浩气干云。尽扫狼烟，重振乾坤。

乙酉既捷，家国维新。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国行公祭，法立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

永矢弗谖，祈愿和平。中华圆梦，民族复兴。

“国家公祭鼎”正面铸有160字的铭文，魏碑简体字，邬烈炎介绍这一方面是青铜鼎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考虑到魏碑简体字较容易辨认。铭文由中宣部、江苏省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古文研究专家撰写，经中央办公厅修改，报中央领导审定。

铭文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强烈谴责之情，对遇难同胞表示痛悼、祭奠之意。记述了南京大屠杀激发全民抗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胜利的历程，表达了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维护和平、圆梦中华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考虑到祭器是古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铭文采用“骈文”体来写，讲究对仗押韵，立意内涵深刻、行文气势磅礴，与国家公祭鼎浑然一体，体现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增强了公祭的感染力、震撼力、历史传导力。

扩展资料：

国家公祭鼎规格

国家公祭鼎鼎上外口径1.266米，内口径1.156米，鼎耳高0.498米，鼎足高0.915米，底座为高0.45米，长宽各2米的黑金沙石，铭刻有“国家公祭鼎”五个篆体鎏金大字。铜质的鼎身和铜质的底座重2014公斤，石质的底座重1213公斤，象征2014年12月13日，举行首次国家公祭。

鼎深古铜色，以显庄重与肃穆。鼎上颈部和两耳侧面纹饰以所在地南京市常见绿色植物的枝叶为图案元素，象征着绿色和平、生命重生。

铜质底座部分铸有南京标志建筑城墙图案，象征首次国家公祭在古城南京举办。鼎颈部纹饰为传统雷纹，鼎足上端采用犀角纹，足下端为象腿足形，两足在前，一足在后，圆睛张目，粗犷有力，象征中华民族在历史记忆中觉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据介绍，国家公祭鼎正面铸有160字的铭文，魏碑简体字，铭文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强烈谴责之情，对遇难同胞表示痛悼、祭奠之意；

记述了南京大屠杀激发全民抗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胜利的历程，表达了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维护和平、圆梦中华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考虑到祭器是古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铭文采用“骈文”体来写，讲究对仗押韵，立意内涵深刻、行文气势磅礴，与国家公祭鼎浑为一体，体现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增强了公祭的感染力、震撼力、历史传导力。

此外，鼎的后侧左右两边铸有记事，共287个汉字，楷体简体字，详细记载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设立“国家公祭日”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举办首次国家公祭的事实。

国家公祭鼎设计制作

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召集国内专家，就“国家公祭鼎”的设置征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筑设计者齐康、何镜堂院士的意见。组织中国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东南大学建筑工业学院等有关专家实地考察，反复研讨，精心设计，先后数易设计稿，形成了最终方案。

“国家公祭鼎”的鼎身和底座的纹饰，由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科带头人、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邬烈炎率领的团队设计。

“国家公祭鼎”的底座，由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技术科学系主任张宏率领的团队设计制作。

“国家公祭鼎”由中国金陵古艺术研究所采取传统青铜铸造工艺制作。

南京大屠杀背景

1937年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 。11日晚，蒋介石通过顾祝同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图整理而期反攻”。1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

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虽被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

下午，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但唐生智担心属于中央军嫡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口头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使中国军队的撤退更加混乱。

会议结束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66军和第83军在军长叶肇和邓龙光带领下向正面突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

这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下关，以为江边已经做好了撤退准备，于是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负责封锁挹江门的第36师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和从城内退往下关的部队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

12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军一部约5000人以及第36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88师一部和第156师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

逃到下关的中国守军已经失去建制，成为混乱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过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大部分未能过江或者突围的中国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不少人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南京安全区。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南京大屠杀。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揭秘国家公祭鼎：高1.65米重2014公斤三足圆形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家公祭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南京大屠杀

一、 运载火箭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分析

我国发展运载火箭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对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方面。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有能力用自制运载火箭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对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提高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国际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效益巨大。而运载火箭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其取得的经济效益也是十分显著的。运载火箭的直接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节省发射费用、对外发射服务和向国内、外销售技术和产品方面。

1.节省发射费用

应用卫星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航天运载服务的需求。国内运载火箭发射国内卫星可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发射费用。以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风云一号卫星为例作一说明。与长征四号运载火箭能力相当的、用于发射类似风云一号卫星的国外运载火箭有：美国的宇宙神-F运载火箭和德尔它系列运载火箭、法国的阿里安-1运载火箭，其发射费用分别为：4400万美元、39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若我国的风云一号卫星采用国外最便宜的阿里安-1火箭发射，其发射费用约为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160万元（按1988年汇率计算）。这个数字相当于研制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外加两枚飞行火箭在内的全部费用。用中国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的费用只相当于国外同类运载火箭的22%，因此采用自己的运载火箭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其效费比显著。

2.对外发射服务

1985年，我国政府批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走向商业发射。1990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首次进行商业发射，成功地为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了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截止1999年6月，长征火箭已实施了23次商业卫星发射并提供了5次搭载服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发射服务实力，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欧洲之后的第三个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国家，在航天发射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我国发射服务价格比国际市场同类服务的价格低15%，但由于我国运载火箭成本低，因而发射服务的收益还是较高的。

这里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为例，分析运载火箭对外发射服务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长征三号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费用约为2500～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4300～17160万元(按1988年汇率计算)，而长征三号火箭的产品费用和发射勤务费用合计为5000万元，因而经济效益显著。

二、 应用卫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领域通信卫星是目前航天技术应用最广泛、最重要、商业化程度最高的领域。由于卫星通信的开发和应用成本仅为微波通信成本的43%，因此20多年来，卫星通信系统的业务量每年以15%～20%的速度增长，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市常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原计划投资十几亿元，用5～8年的时间架设微波中继线，以解决电视收看问题。而采用卫星电视接收站后仅投资300～400万元，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全区覆盖。即使把卫星费用摊入，总投资只有1000万元。由此可见，卫星通信在全国所取得的效益十分显著。

我国的卫星通信起步于70年代初。1984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卫星通信工程的地面建设也随之展开,使卫星通信得到广泛应用。截止到1994年，已开通邮电卫星通信线路8100条、卫星电视线路11条和30条广播线路，承担中央及盛市的电视、广播、教育电视以及全国及境外“接轨”的公众通信、金融、水电、能源、交通、**等国家部门的专用通信。发射成功的通信广播卫星，已开通了数字和模拟电话、电视和广播节目传送，图片文字传真，数据报表传输、电视教育等应用项目。该系统已成为国家信息体系中的新生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边远地区、山区和海防、边防地区的数亿人民收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初步改变了我国边远地区通信、广播、电视传播的落后状况。目前，全国已建成3万多个卫星接收站，电视覆盖率达到80%。由于通信卫星的应用，直接推动了电视、广播、教育、邮电等业务飞速发展，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发展速度，其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据国家邮电部统计，1991年增长速度为30%，1992年超过了40%，1994年达到50%，预计今后的发展速度还会加大。这也正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卫星制造商在中国频繁活动的原因。中央电视台的C频段卫星电视广播所取得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是一个例证。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高速公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通信工具。在全球通信一体化的进程中，真正的信息高速公路应是以光纤、卫星通信和广播链路相结合构成的立体空间电子通信骨干网络。卫星技术在信息高速公路中不仅担负着空间通信的“硬件”作用，还由于其自身就是独特的信息源，也是信息高速公路的信息数据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星的应用促进了广播电视、远距离通信、导航定位等学科的科学研究，开创了卫星通信、卫星广播、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勘探和空间研究等前所未有的新领域，发挥了传统方式无法或难以达到的效益和作用。

三、 卫星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74年至今，我国已成功地回收了16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送回的大量宝贵的空间遥感资料，广泛应用于我国地质、海洋、农林、考古、环保、铁道、公路和军事等部门，收到了“一次发射，多方受益”的效果，社会和经济效益巨大。我国利用返回式卫星进行的微重力试验，获得22项材料加工和103项生物实验结果。可以说，卫星遥感技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应用硕果累累。

1.航天技术在农业育种工程中的应用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解决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我国的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人口却以每年1400万的速度增加着，农业发展形势严峻。向太空要效益，通过空间育种使粮食增产，是解决我国“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有效途径。从1987年到1994年，我国成功地利用返回式卫星进行了7次共51类农作物、300多个品种的种子搭载试验，经过太空育种专家8年的地面育种试验，证明经过太空处理的种子，能够产生有益的遗传变异，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如经过空间育种的水稻，穗大粒大，比未经空间处理的种子增产20%左右。小麦种子在秆高、品质等性状上产生了很多变化，获得了矮秆、丰产和早熟的优良后代。西红柿种子种植后长势旺盛，果实增多，抗病虫害。青椒种子已培育出一种高产、优质、抗病能力强的新品系，种植后单果平均重量从90克提高到160克，亩产与太空育种前相比增加25%～30%，已在黑龙江等地推广种植了5000余亩。专家一致认为：利用宇宙空间的微重力、高真空、超洁净、强辐射和大温差等地面不具备的独特条件进行育种，具有使作物种子产生有益变异多、变幅大和稳定快等地面无法实现的优势，可以培育出高产优质、早熟和抗病的良种。因此，利用空间技术育种是解决粮食、蔬菜增产和发展“精益”农业的很有希望的途径；另外利用空间育种培育的优良草种具有耐旱、固沙、生命力旺盛等特点，将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退耕、还林、还草、生态保护作出贡献。

2.海洋资源卫星在海洋观测中的应用

中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相当于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经专家计算，应用海洋资源卫星对台风和灾害海况监测预报将使中国每年减少损失22.5亿元。在实现对海洋油气开发与矿藏资源开发的海洋预报中，每年得益1～1.6亿元；在指导海洋捕渔业和养殖业生产中，可使渔业成本下降，捕鱼量增加，每年得益14～18亿元；在指导中国1000艘远洋船选择最佳航线方面,年得益1.4亿元。总之，海洋资源卫星与卫星海洋观测事业的发展，净增经济效益40亿元，其投入与产出之比为1:14。此外，还绘制了“南沙北部影像海图”，结束了一直依赖于1984年美版海图的局面，并纠正了美版海图的错误，为南沙的资源开发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3.卫星遥感技术在土壤侵蚀监测中的应用

1991年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达367×104平方公里，造成耕地破坏、农作物减产等。水利部利用560张卫星遥感资料对全国水土流失进行分析，编制了1:50万解译图，按成因、侵蚀强度、危害程度分类，分别量算了面积，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服务。1993年，又先后对山西三江河流域、延安地区、永定河上游等土壤侵蚀进行了调查，编制了1:50万的土壤侵蚀图。并且，利用卫星和航拍技术相结合，调查了黑龙江13个规划水库、41个比较水位和5个设计洪水位下的淹没损失，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沿江森林、沼泽等恶劣地域和中苏双方境内的调查，为中央决策机构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还对黄河入海口地区进行了动态监测，调查了农作物播种面积；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选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大大减少了野外作业时间，缩短了周期，仅此一项就比常规调查节省经费50万元。“九五”期间，还将利用遥感技术对土地有效灌溉面积进行调查。

4.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农作物生长进行监测和产量估产

据1995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局建立了极轨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和处理系统，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局开展了应用气象卫星的作物遥感监测及估产研究。我国北方气象卫星监测冬小麦长势和估产的工作已进行了10年之久，根据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生长状况，及时提供了宏观、准确的多种信息服务，并提前1～3个月作出产量和产势预测，预测精度可达95%以上。仅北方冬小麦遥感监测与估产一项，年增收入可达4亿元。

5.卫星通信对地震监测预报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在地震预报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利用航天遥感技术进行短临地震预报，不仅可提高地震预报的准确性，而且也为地震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人类最终解决地震这个世界性难题做出了贡献。目前全国已建立400个各类地震前兆观测点。1991年3月26日，山西大同发生5.8级地震，山西遥感所通过气象卫星监测到了地震前兆：地表面升温异常。此外，大型卫星通信站还是震后首先与外界恢复通信联络和数据传送的通信手段。

6.遥感技术在铁路勘测和国土普查中的应用

我国铁道部利用遥感图像对京九铁路进行了铁路勘测设计，并就黄淮洪泛对京九铁路的威胁进行预测，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国土普查中，利用遥感拍摄的照片，对黄河入海口、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进行了开发规划，并在土地利用的动态监测中，清楚地发现非农业建设用地的真实变化，为基本农田保护和我国的国土资源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专家介绍，过去用航测，需数百架次飞机，年耗资2000多万元。利用卫星照片，一年可节省近2000万元，如10年中每年普查一次，可就节省近2亿元。在评估城市建设规划方面，1988年国家地震局利用国土普查卫星照片，确认河北廊房地区地震烈度由原来的9级降为8级，从而使该地区能够引进项目349项，计划总投资153亿元，建成项目83项，创产值8.7亿元，建设面积1500万平方米，节约基建投资7200万元。

7.在地质普查测绘和森林植被调查中的应用

“八五”期间，我国在新增的30万平方公里1:20万平面图的地质调查中均广泛采用了卫星遥感方法。截止1997年底，全国已完成1121幅1:20万平面图区域，基本实现了对应测地区的全面覆盖，测绘周期短，收效快。在主要成矿远景区带的矿产勘查中，全国已完成近150万平方公里3705幅1:5万平面图区域的地质调查。还进行了新疆区域的地质调查。又如：首钢和长春地质学院合作，在北京地区找到了7个成矿区，经实地勘测，完全确实。据有关部门统计，已开发的怀柔等铁矿场创造1亿多元的经济效益。利用卫星拍摄的藏北高原照片，查出当前急需的铬矿，现已建成大矿区，年产铬矿石34万吨。在森林植被方面，利用遥感资料进行了森林植被调查和蓄积量测量，编制了1:20万森林植被分布图，为林业规划生产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中国荒漠化监测中心使用多幅卫星遥感图像，监测了不同类型土地荒漠化的空间分布的发展趋势，为防治工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在时间和资金上均比常规调查节省三分之一。

8.煤层勘测和考古研究

煤炭部利用遥感技术进行了鄂尔多斯地区聚煤规律及煤炭资源评价、胜利煤田矿区供水水文地质普查、酸雨调查和煤层自燃监测。对我国“三北”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空间遥感考古发展很快。已进行了长江下游空间遥感考古、丝绸之路古遗址分布与古地理演变研究、古城遥感研究和古水利遗址遥感研究等。

综上所述，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技术作为航天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们带来更多的福音。

　其一，载人航天是国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从国家战略地位的角度来看，有人在太空和没有人在太空是大不一样的，就像有没有“两弹一星”大不相同一样。如果说当年搞“两弹一星”是为了打破国际核讹诈和军事封锁，保卫新生的共和国成果，那么今天搞载人航天，则是为了全面提升和带动航天工业及相关科学领域，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科技全球化的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造福于全人类。

其二，载人航天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载人航天象征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面对21世纪，中国只有搞载人航天，才能保持航天发展的势头，提高国际地位，同时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因为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航天领域一座新的高峰，代表了当今世界最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有了卫星、火箭，搞载人航天，建立自己的空间站。没有这些东西，中国在国际上就没地位，就受人欺负。中国要保持大国的地位，在世界航天领域就必须要有一席之地，否则美国等西方国家就要对你实行制约。航天部某局局长张宏显说，1986年去法国参加一个国际空间会议，苏联、美国和法国的航天专家被邀请在会上作报告，会后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被人团团围住，问这问那。而到会的中国专家却被冷落一旁，没有一个人理睬我们。那种滋味是非常难受的。我们这么一个科技大国、科技古国，在国际上受到如此冷遇，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感到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如果中国人上天了，肯定就不是这样了。

其三，载人航天可以促进和带动国家高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搞载人航天，必将突破许多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又可以带动很多新的学科、新的工业、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比如国家在“863计划”中设定了七个研究领域，而航天技术就覆盖了全部领域。另外，载人航天利用太空来作实验。比如，人在失重情况下是一种什么状态？生物种子经过太空培养后是什么情况？只有把人和种子送到太空进行试验，才会得到科学数据。航天专家范剑锋也说，载人航天一搞起来，就能带动别的技术。例如，飞船返回进入大气层时，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是摄氏一千八百至两千度，那么你用什么材料才能耐得住这样的高温呢？就得研究。这一研究，材料技术就前进了。再有，飞船的飞行高度，我们设计的轨道只有三百多公里，太低，燃料消耗太大。如果轨道能再高一百多公里，燃料的消耗量就会减少三十倍。要是我们掌握了这些技术，就能促进通信技术、材料技术、电磁技术的提高和发展。现在飞船利用的是太阳的能量，还不是燃料电磁。将来还要搞燃料电磁，一搞这个，就可以促进燃料科学的研究，带动民用燃料技术的发展。现在民用燃料存在很多问题。

其四，载人航天有极大的军事价值。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世界强国空军的“太空战”大演习，已经展示出空天一体作战的雏形，标志着大规模的海、陆、空、天四维立体战争时代的到来。即是说，当国家利益伴随着人类进取的脚步，沿着由陆而海、由海而空、由空而天的轨迹不断拓展时，空天战场必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战场。所以在空天领域中国不能缺席，也不该缺席。未来战争很可能就是打太空战，太空早就成了苏美在军事上争夺的重要地盘。航天部科技司司长张成玉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搞载人航天，对今后的空间对抗有很大的军事价值。空间站对今后的空间大战是绝对有意义的。飞船可作为空间大战要走的第一步，它的技术绝对可以带动其他技术。它可以作为通信中继站，可以建立反卫星装置，可建立反击体系，既能进攻，也可防守。载人飞船搞成后，将来一扩大，就是空间站了。要是将来有一天世界空间战爆发了，战场摆在了天上，要在天上打仗了，一旦对方向我们发起攻击时，我们就可以在天上拦截对方的导弹。但如果你没有像飞船或者空间站之类的玩意儿，就只有等着挨打。因为对方打来的是什么导弹你都不知道，只有等导弹实实在在地掉在了你的头上，你才清楚。现在都说人类是一家，但人类是一家吗？现在是一家吗？美国和伊拉克是一家吗？布什和拉登是一家吗？

其五，载人航天能促进中国火箭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长征号”火箭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具备了发射飞船或小型航天飞机的能力。如果不搞载人航天，中国的火箭下一步就很难再有大的发展。中国“长征号”火箭在国际商业市场上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摸爬滚打，已经发射了近二十颗国际商业卫星，但中国的火箭总不能老是只发射卫星。张成玉说，就像一个人开始时做豆腐，总不能一辈子都做豆腐，总得往前发展呀！所以从中国火箭发展的角度看，只有走载人航天这条路，才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何况中国是火箭和嫦娥的故乡，自然不能在太空缺席。

其六，载人航天可以带动和培养一大批高科技人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航天队伍人才大量流失，以致青黄不接，出现人才断层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位航天专家在80年代末做过一个统计：中国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四十岁，年龄最大的逾九十岁！这种年龄结构对一个要搞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肯定是太老化了！但年轻的又太年轻；中年科技人员因“*”原因，又出现了断层。中国如果再不搞载人航天这样的大工程，60年代参加工作的一大批技术骨干很快就要退出工作岗位，航天队伍状况将继续下滑，其结果必将是人才大断裂！刘纪原说，中国航天界现在人才断层很厉害。现在吸引不住人才，一般都认为是待遇低，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事业自身的吸引力不够，年轻人看不到吸引他们的事业和前途。年轻人大多数看得远。在他们生命力最旺盛的十年、二十年中能干些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他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决策缺乏长远的眼光，决策出来的东西吸引不了他们，没有像样的工程让他们搞，就无法带动、培养年轻人才，也难以留住人才。一旦真的出现人才断档、技术断档、经验断档、管理断档，甚至文化断档，那中国航天必然后继无人，已经取得的成绩根本无法“保值增值”。别说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就连现有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

首先一个是内需的问题，现在的社会已经改变了以往光靠煤为燃料的时代，所以本身对煤的需求就减少了，第二：新能源的替代作用，由于煤不是清洁能源，燃烧后产生很多对人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随之而来产生了诸多的替代能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煤炭的使用量；第三：国家的政策，由于煤炭是非可再生能源，所以国家的发了法规也尽量限制煤炭的利用，而且国人越来越重视环保，国家也对煤炭的利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政策；第四：进口煤的冲击，现在进口的煤炭运到客户手里有的甚至比国内煤矿的出矿价还便宜，所以这个时候用户还是会考虑进口煤的，由于国内的煤炭少有人问津，所以价格也是一降再降啊；第五，形势所逼，现在的煤炭市场已经转变为大企业集团控制下的发展方式，更加向集约化发展了，煤炭行业必须经过这一阵痛，才能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也就是我随便写的哈，不好的地方，大家多提提。综上所述吧，煤炭黄金十年已经结束了，现在是煤炭行业重新洗牌期，留下的都是精英啊！

（一）1949年以前

国人从事煤矿地质调查者众多。据《中国煤田地质勘探史》的记载，1949年前煤矿物探只有顾功叙、张宏吉于1942年在云南昭通褐炭田开展了电法探测，无其他国人进行物探工作的记载。

日本人在侵华期间曾在辽宁、河北、山东、安徽等省的贾汪、开滦、淮南、新泰等煤田进行过地震勘探，在淮南煤田的大通至洞山根据地震结果还打到了煤层。

（二）1949～1957年创建和初显效果

1949年10月，成立了燃料工业部，煤矿的地质勘探工作陆续开展。这一时期主要在老矿区进行工作，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任务是为老矿井的扩建和部分新建矿井而进行勘探，煤的生产能力达到7131万t。这一期间没有进行物探工作。

自1953年起，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对煤炭的需要急速增加。新成立的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共同开展煤矿普、详查。燃料工业部重点在扩大老矿区，寻找新矿区；地质部重点地区是在拟新建铜铁基地附近。国家要求五年内能获得上百亿吨煤炭储量。

1954年初，地质部组织了首批煤田物探队在渭北、桌子山、平顶山开展工作，所采用的方法是重力、电法。燃料工业部在1954年开始组建电法队，1955年8月前往淮北、淮南煤矿工作。1955年9月，煤炭工业部（1955年7月撤销燃料工业部，设立煤炭工业部）的煤田地震队开始工作。

在学习原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地质勘探局分别于1953年开始了煤矿测井的筹备工作。1954年5月，地质部的煤矿测井队在河南平顶山首次完成了煤矿测井试验，取得了好的效果，相继在各地开展了测井工作，并成为煤田勘查工作的必要环节。燃料工业部派人去玉门油田和平顶山学习测井；1954年9月，该部在河北峰峰煤矿成立了测井试验站。

在此期间，地质部在华北平原（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平原区）开展石油物探的同时，提出了若干含煤盆地（主要是复背斜中的向斜区），为在覆盖区找隐伏煤田提供了构造背景，例如淮北、豫东、唐山、蓟玉、沧县等地区的可能含煤盆地。地质部的有关队还在淮北几个煤区专门开展了电法圈煤盆地的工作。地质部在辽宁、河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陕西、甘肃、新疆、广东等老矿区开展勘探时，除少量地面物探工作外，进行了大量测井工作，主要是在山西两渡—义棠、重庆中梁山—华蓥山、内蒙古桌子山、江西丰城—乐平、新疆阜康、甘肃阿干镇及景泰、宁夏平罗、湖南湘中、贵州水城的大河边和小河边、云南曲靖羊场及永仁宝鼎等地，在判定煤层、确定深度及厚度，测量钻孔倾斜和方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阶段，煤矿物探工作有许多发现和结果当时就得到验证，发现或扩大了煤田。例如，煤炭部的物探人员在辽宁铁法、河北蓟玉、内蒙古伊敏、山东济宁、江苏九里山、安徽淮北、临焕、涡阳煤田和煤矿，地质部的物探人员在淮北的闸河、蒋河进行工作后发现和扩大了这些煤田。有的是这一时期开始了工作，而后才验证发现和扩大了煤田。

此期间所用的重力和电法仪器，多为原苏联和瑞典制造的；地震仪有民主德国的Askania-24型和原苏联CC-51型。测井仪是原苏联半自动测井仪和石油仪器厂、地质仪器厂的测井仪，主要是三条曲线的电测井，而后又发展了电流测井、激发极化测井。

这一时期煤矿物探处于边学习边工作阶段，在发现和扩大隐伏、半隐伏煤田及测井划分煤层方面已显示出其优越性[1～5]。

（三）1958～1965年大发展和调整扩大应用效果

随着煤田地质勘探工作转向平原掩盖区找隐伏煤田，煤炭工业部与地质部大力进行发现新煤田的普查。在这一阶段地质勘查队伍下放到省，物探队伍有了很大发展。以煤炭部门为例，地震队由1957年的3个队增加到1959年的9个队，1961～1962年还达到13个队；电法队在1958年达34个，1960年达56个；测井在各勘探队均有分队或组。

1958～1960年，煤炭工业部所属队伍，因地制宜地运用电法、地震、测井等方法配合钻探取心，发现并探明了一批隐伏煤田，如辽宁沈北、康平三台子、沈南红阳，黑龙江集贤、宝清梨树沟，山东肥城、济宁、汶上、曲阜、运西，安徽宿县、潘集一谢集，江苏丰沛，河北邢台、蓟玉，内蒙古霍林河，吉林梅河，甘肃红水等。

1959年，地质部召开了缺煤省、区煤田地质工作会议，确定大力加强缺煤省区的煤田普查。

1958～1965年期间，地质部的物探队伍配合地质工作在全国各地开始了大量的物探工作。一类工作是以电法、重力法为主，个别曾采用地震方法，圈定可能含煤盆地及其中的含煤层位，除东北外几乎涉及全国各省区，特别在南方缺煤省份开展了大量工作。在河北蔚县煤田、河南永城煤田等地所进行的地面物探工作，为圈煤盆地起到重要作用。另一类工作是有效地在各煤田地质工作区的钻孔中进行了测井，为发现煤层、探明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自1960年以后，钻探工作量大减，测井工作也随之减少。

1964年，为三线建设需要煤炭部在贵州六盘水、宁夏贺兰山、豫西等地区，地质部在云南永仁宝鼎、四川渡口、贵州水城、四川芙蓉山和华蓥山、青海格尔木等地区的煤田勘探会战中，测井工作配合钻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了解构造、追踪煤系地层和解决水文地质问题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1965年，国务院曾通知地质部不再担负煤田勘探工作；但南方缺煤省的地质工作及相应的测井工作均未停止，如福建闽西、云南富源县老厂、四川兴文县先锋等矿取得好效果。

这一阶段的方法和仪器与前一阶段基本相同，国产仪器比重增加。地震从以折射法为主转变为以反射波法为主。电法的应用除解决构造问题外，还开展了探老窑采空区、岩溶、古河床，用自电法探无烟煤层，用激电法探浅覆盖下的煤层露头位置，自电和磁法探煤层火烧区。测井方法由常规电测井法外，增加了核测井法（自然伽马、散射伽马）、井温测井等方法的综合测井，使用全自动光点4笔记录仪[1～6]。

（四）1966～1977年　困境中三线会战　在勘探中发挥作用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以及机构的多变，管理薄弱，地质勘查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为了贯彻“准备打仗”、“三线建设”及“扭转北煤南运”、“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一系列方针，煤矿物探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还是取得了一批找矿成果，特别是在一系列煤矿勘探会战中地面物探和测井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工作是在河北邯邢煤田，内蒙古霍林河、伊敏煤田、元宝山煤田，江苏徐淮煤田以及后期的河南永夏（永城-夏邑）煤田等。湘赣煤田会战虽然调动了很多力量，历时三年，因成煤地质条件不利致使收效不大。其余会战主要是为了尽快取得工业储量，多属勘探工作；物探的作用是减少了钻孔，提高了所打钻孔地质柱状图的质量。

在这一阶段，煤炭部门地震队达到20多个，并开始了模拟磁带地震仪的研制。将多次叠加技术用于煤矿是在1976年；电法队为24～31个，并研制成电磁频率测深和相应的仪器，还开展了钻孔和坑道无线电波法和仪器的研制。测井方法增加了侧向测井法、声波速度测井法，开始使用静电显影记录仪[1～6]。

（五）1977～1990年　改革开放　技术进步　科学找煤　精细勘探

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煤炭工业步入健康发展阶段。在地质勘探工作方面的部署更注重科学性，调整了布局，强调采用经济技术合理的勘探方法，重点开展一些地区的勘探会战；注意了煤田地质研究和聚煤规律的总结，开展了第二次煤田预测。

1977年，国家地质总局部署了为江南9省、区地方用煤的煤矿勘查工作，但仅在福建有较好的成果。

1979年起，煤炭部门调减了湘、粤、鄂、陕、苏的力量，加强了两淮、兖州、开滦、山西、豫西地区工作。在预测基础上用物探、遥感加钻探验证方法发现了内蒙古陈巴尔虎旗、乌尼特，云南昭通等一批隐伏煤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煤炭部门发现和勘探了陕西彬县、神木，河南登封，内蒙古东胜，黑龙江绥滨等一批重要煤田，特别是内蒙古东胜-陕北榆林、神木大煤田储量达上千亿吨。这些工作中物探工作，特别是其中测井工作为精细探测构造、煤系地层、划分煤层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2年，全国煤矿地质工作会议后，地矿部加强了富煤省份的测井工作，队伍又有扩大，技术水平也有提高，21个省区新增了综合测井站。

1982～1987年，地质部门分省开展了煤炭资源远景调查。工作中充分运用已有的物探资料圈定盆地，估计煤系地层的埋深及厚度，经过少量钻探验证和地质资料分析，发现和评价了新疆、内蒙古、陕西、山西和四川等地的煤盆地及煤田。

这一阶段，由于大量新技术的引进，物探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首先是通过引进和自制，煤炭部门和地质部门的地震、测井实现了数字化；我国煤炭部门研制的电磁频率测深技术得到推广应用，引进的其他电法设备投入使用；重磁的工作精度也有较大提高；高分辨率地震技术的应用，使解决地质问题的能力上了一个台阶，在煤田精查中逐步实现了“以震代钻”。1982年以来，地质部门在河南永城煤田用高分辨率数字地震技术较早开展了精查，探测埋深为1000m左右的煤层，并发现薄煤层及小断距断层[10]。1982年，中日合作在安徽淮南煤田刘庄井田用高分辨率地震查明了小断距断层及覆盖下的煤层露头，显示了物探在勘探精查中的突出作用。此后，在我国东部平原区煤炭勘查中普遍采用了这样的技术，从而放稀了钻探网，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勘探周期。中子-中子测井、选择伽马-伽马测井、超声成像测井、流量测井、三侧向测井等一系列方法用于实际工作，测井记录完成数字化，研究和配置了测井仪器刻度。地矿部门用数字测井技术，曾在山西河曲沙坪煤矿的精查中取得了地层产状、中子-中子等新的测井信息，并开展了煤层对比、原煤灰分、沉积环境、煤岩强度以及煤田储量计算等方面的研究[1～6]。

（六）1991～2000年服务井田建设在调整中进步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煤产量突破10亿t，资源量处于世界前列。已探明的储量很大，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可供建井的精查储量不足。物探围绕求精查储量而进行了地震和测井工作。为了满足机械化综合采煤建井需要，要求用高分辨率地震技术解决10m落差或更小的断层。1991年，原国家能源投资公司要求“凡列入计划建设的基本建设矿井项目，有条件的一律补做地震工作……在地震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不准进入采区施工……”。规定所需经费经过审定后纳入矿井的总预算。因此，煤矿物探进入了将高分辨率地震勘探用于煤田建设采区的新时期，把煤田地震勘探从资源勘探扩展到基建和生产矿井的采区勘探。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进一步规定“今后凡需贷款建设的新矿井，有条件进行地震勘探工作的，必须安排采区地震勘探，提高对小构造的控制程度；有条件的矿井均要进行三维地震勘探，否则不予评审”。矿井物探的工作开始按市场机制运作。煤田地质总局大力推动采区地震勘探，1993年起引进了先进的多道数字地震技术，在1998年10月专门召开了“全国煤矿采区地震经验交流暨成果发布会”。经调查，101个矿164个实际采区的井巷开采对地震推断的结果所进行的验证表明，地震地质条件较好的地区的吻合率达80%以上；地震地质条件较差的地区的吻合率也在70%以上。三维地震对煤层底板误差、可探测到的断层落差均较二维地震更小[7,8]。

这一阶段煤矿物探工作主要在配合勘探和井田建设，新发现较少。近3～5年由于煤炭开采量相对稳定，煤田地质工作的规模相对减小，煤矿物探工作也大为缩小。近2年来因管理机构和体制的变动，煤矿物探工作正处于调整时期。方法技术方面以高分辨和三维地震为代表的技术形成生产力，并达较先进水平。地下物探方法进一步得到应用，例如井间、巷道间无线电波法，巷道中开展槽波地震勘探。煤田测井逐步形成系列，主要是伽马测井、伽马-伽马测井、侧向测井、声波测井等方法，测井方法技术向多种测井方法的成像技术方向发展；还研制了中子俘获伽马能谱测井，这为测定某些元素迈出一大步[5,7,9]。

他不是假气功。他最大的问题是在出的书里说自己有五彩光，五彩光是天子气。这句等同造反的话直接导致了严打，当时很多气功师“失踪”了。当时查出中功上层有军队有枪支而且数量很多。中功至今还有持枪分子活动，死后同伴用硫酸浇脸毁容，非常严密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