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就开始用煤了么

汉代用的铁器不是很多，而用煤炭作燃料的也很少，宋代煤炭已作为工业燃料的主流，所以有明确记载。煤炭和煤是有差别的，煤和炭实际上是两种东西，只不过外观，作用差不多，只不过炭的烟要比煤少一些，在汉代虽然不以煤为主，但是有钱人由于炭灰少，无明火，燃烧持久的性能，已经大量用其取暖

早在汉代，人们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并用来冶铁。北宋时，用煤冶铁已相当普遍，使炼出的钢铁的硬度和质量大大提高。南宋末年，我国开始用焦炭冶铁，明朝流行开来。

以上是教材原话，请认真看看，就会理解。

早在距今3500年前后，中国人就发现了煤炭，并且已经开采和利用，极有可能已经将煤用于生产冶炼。因此，可以骄傲地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煤炭的国家。

煤炭被大量用于生产和生活的记载是在汉代。当时还不叫煤炭，而是称作湮石、石涅、黑丹等。汉书有记载，“豫章出石，可燃为薪”。汉代冶铁遗址的勘探和发掘，也证实了西汉时煤炭就已经被作为燃料来炼铁。

汉以后关于煤炭的记载也越来越多了，《豫章记》中提及了用煤炭来烧饭，可见用途已经很日常了。除了炼铁、烧饭，南北朝时期，还有记载表明，当时人用煤炭来取暖。

直到宋代，用煤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宋代开始用焦炭炼铁，这是冶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划时代的发明，相比于欧洲，中国早了好几百年。同时，宋代也是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煤炭最有成效的一个时代，是煤炭在中国大规模开采和普遍使用的一个时代。也是在宋代，“煤”正式成为了煤炭的名称。

元代，马可·波罗来华，对中国使用煤炭惊奇不已，说明当时欧洲使用煤炭还很局限。到了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将煤炭用作日常燃料、锻造、烧石灰、炼制朱砂、硫磺等等，还记载了用于炼铁的焦炭。这时候煤炭用途已经十分广泛了。

煤炭 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经历了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变化逐渐形成的固体可燃性矿产。 一种固体可燃有机岩，主要由植物遗体经生物化学作用，埋藏后再经地质作用转变而成。俗称煤炭。构成煤炭有机质的元素主要有碳、氢、氧、氮和硫等，此外，还有极少量的磷、氟、氯和砷等元素。碳、氢、氧是煤炭有机质的主体，占95％以上；煤化程度越深，碳的含量越高，氢和氧的含量越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的国家。辽宁省新乐古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煤制工艺品 ，河南巩义市也发现有西汉时用煤饼炼铁的遗址，而煤炭指从煤矿中开采出来的未经洗选和加工的煤，所以应先于汉代应用做燃料，

煤 在地表常温、常压下，由堆积在停滞水体中的植物遗体经泥炭化作用或腐泥化作用，转变成泥炭或腐泥；泥炭或腐泥被埋藏后 ， 由于盆地基底下降而沉至地下深部，经成岩作用而转变成褐煤；当温度和压力逐渐增高，再经变质作用转变成烟煤至无烟煤。煤中有机质是复杂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主要由碳、氢、氧、氮、硫和磷等元素组成，而碳、氢、氧三者总和约占有机质的95％以上；煤中的无机质也含有少量的碳、氢、氧、硫等元素。碳是煤中最重要的组分，其含量随煤化程度的加深而增高。

　1956年，西安市西郊长安沣西村的西周墓中出土了二百余枚用煤玉雕成的王 （环形有缺口的佩饰物），一些人认为当时人们已经发现了煤的燃料性能。但一般学者则认为那时只不过是装饰品而已。如果说是单纯的装饰物的话，那早在六千年前的沈阳新乐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已出土有煤玉雕成的数十件饰品。春秋时代五霸相争，各国竞相制造金属兵器。当时兵器主要以铜器为主，但也有少量铁器。冶炼铜，用木炭作燃料鼓风，即可熔化。然而炼铁时，煤却是最理想的燃料。郭沫若先生认为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铁器，铁器易生锈，郭老称其为恶金。

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命干将铸剑，众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吴越春秋》又载“采炭于南山，故其间有炭渎”。渎、窦通假，“炭渎”即采煤炭后所留下的废坑。

到了战国时代铁器普遍使用，用煤炼铁已是不争的事实。汉代，采煤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外戚世家》以及王充《论衡》中的《吉验篇》和《刺孟篇》都记述了贵为外戚的窦广国也曾当过几年煤炭劳工的事：窦皇后之弟名曰广国，年四五岁，家境贫寒，被人所掠卖。其家不知其所在，他被转卖了十余处，到了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里）广国为主人入山挖炭，晚上一百多人睡在炭崖之下，炭崖倒塌，统统压死了那些睡觉的人，只有广国一人得以脱身。他就从主人家跑到长安，时为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他听说窦皇后新立，老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离家时虽然年幼，但还记得县名、姓氏，又曾与姐姐一起采桑叶，并从树上摔下，他以此上书自述。窦皇后把此事告知文帝。文帝召见时，广国回答说：“姐姐离我西去时和我诀别于驿站招待所，她曾要了淘米的泔水，给我洗头，又要了饭给我吃，然后离去。”所言属实，姐弟手把着手，泣不成声，眼泪鼻涕交错下淌。左右侍者都伏地而哭。于是，文帝优厚赏赐广国田地，房屋和金钱。景帝立，拜广国为章武侯。王充评曰：“夫：积炭崩，百余人皆死，广国独脱，命当富贵，非徒得活，又封为侯。”

汉代用煤炼铁不但有文字记载，而且有多处遗址佐证，著名学者李仲均撰文指出，解放后在河南巩县发掘出了汉代矿石加工厂一处，有炼炉、熔炉、锻炉二十座，还有配料、铸造、淬火、藏铁等坑，燃料为木材、原煤及煤饼。再者1965年、1975年两次在郑州古荥镇发掘出了汉代两座炼铁炉基，其中一座为古代最大的炼铁炉，旁边一座窑内还存放有煤饼。《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记述了言行正直、得罪了豪强的夏馥，他为了逃避党锢之祸，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自剪须发，形貌憔悴地干了两三年采煤劳工。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到了西域。据《西域记》载：“屈茨（即龟兹，今新疆库车）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就是说冶出的铁，供西域各地使用。

煤的大规模开采和普遍使用，始于北宋。《宋史》、《宋会要》都有记载，当时官府卖煤炭者就有数十场所。汴京（今开封）及其周边地区数百万人家完全依靠煤炭，燃薪的没有一家。北宋时的《猗觉寮杂》载：“石炭自本朝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方出，逐及京师。”北宋年间产煤最盛的当数山西。到了南宋时已开始用焦炭炼铁了。经过了宋、元、明三朝的发展，人们对于煤的种类、采煤的技术都积累了很多知识。明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中就记载了煤的种类、找煤的方法以及采煤技术等等，而且还介绍了如何排除瓦斯、防止塌陷等措施。

古代我国称煤为石涅、石墨、石炭、山炭、炭等，明代始称为煤。在我国，煤的最早记载，见于《吴越春秋》，那是公元前六世纪的事，而西方最早见于记载的则是公元310年，已晚于我国近九百年。我国西汉文帝元年，河南宜阳矿难百余人死亡，足见当时矿上矿工至少有二三百人，而英国则是在十三世纪才开始采煤，已晚于我国一千四百多年。

据〈中华百科要览〉记载：中国是最早用煤炼铁的国家，汉代时已经试用，宋、元时期已普及。到明代(公元1368～1644年)已能用焦炭冶炼生铁。在公元14～15世纪之际，铁的产量曾超过2000万斤，折合约为1.2万t。西方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约晚两个世纪，才达到这个水平。

(1)古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国家。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我国很早就已发现和利用煤炭。

1973年10月在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97块煤精雕刻制品和煤块，经鉴定为抚顺煤田西部本层煤，“新乐遗址”出土文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这说明我国抚顺煤田早在距今6800—7200年以前就被发现和利用了。1938年有抚顺还发现过一处距今2000多年前汉代居民点遗址燃煤的遗迹。

从汉代开始，煤炭已经用于冶铁过程中。西汉时期，开始采煤炼铁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江西高安、新疆库车和山西大同等地区煤炭开发比较突出。

隋文帝初年，煤炭就成了宫廷中的重要燃料。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炼丹家清虚子发明了黑火药，使采矿业进入了爆破开采的时代。从唐代开始，我国煤炭开发利用的知识逐渐传播到国外，在一些外国著作中，记述了中国人民利用煤炭的情况，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象征。

宋代的煤炭开发利用以现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地最为突出。在宋代，我国人民就已经利用焦炭，炼焦技术已臻成熟。

元代，在全国统一之后，以蒙古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大力发展生产，注重矿业。特别是都城大都(今北京)的西山地区，采煤业发展较为普遍，成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

明代，我国煤炭开发利用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当时煤炭业不仅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有了普遍进步，且在江西、安徽、四川、云南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

清代的采煤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清初到道光，历代统治者对煤炭生产都是比较重视，并对煤炭开发采取扶植措施。由于各级官府对煤炭开发比较重视，加上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各地人民的辛勤劳动，从而使清代采煤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出现了我国古代煤炭开发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2)近代煤炭产业的发展

中国正式建成的第一个近代煤矿是台湾基隆煤矿。至1895年为止，各地开办了十几个规模较小的近代煤矿，使中国的采煤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为中国近代煤矿发展的第一阶段。

1895～1936年，在外资和民族资本家争相投资中国煤矿的情况下，又出现一批新式合资煤矿企业。1929年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开办淮南煤矿同年，成立山西晋北矿务局，开采大同煤矿至1936年，全国年产5万t以上的新式煤矿61个，全国原煤产量3900万t，平均效率为每工0.3t。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①各帝国主义相继攫取中国矿权，以单独经营或同中国合资经营的方式，控制了中国主要煤矿。这期间外国人投资的煤矿32个，投资额占中国煤矿总投资额的51.78%。1933年全国煤产量属于有外资的产额占61.3%。②中国民族资本在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条件下，开办了一批煤矿，其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经受不住外煤倾销的打击，往往亏损。③生产环节的机械配置极不合理，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用新式机器，而回采工作面主要是手镐刨煤，巷道运输多靠人力和畜力。④煤矿企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集中于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河南5省。1936年这5省煤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76.5%。

(3)抗日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东北所有煤矿之后，又陆续侵占华北、华中煤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掠夺性开采，煤矿开采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日本帝国主义为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而又能更多、更快地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煤田开拓方式主要采用小斜井和小立井，例如东北有大小煤坑267个，其中立井8个，露天矿7个，斜井252个采煤方法绝大多数为残柱式，回收率仅20%左右。②增产主要靠增加劳动力，很少增加机械设备。③生产效率逐年下降，煤炭成本逐年提高。④缺少保安设备和措施，灾害事故严重，1942年本溪湖煤矿发生世界罕见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549人。

1937年以后，随着华北主要产煤区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发事业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从1937～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新建或扩建日产50t以上的煤矿57个，规模最大的是天府煤矿，年产30多万t，其他煤矿年产量多在2万t以下。从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计产煤4562万t。

(4)解放战争时期的煤炭产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所侵占的煤矿大部分为国民党政府接收。这些煤矿因受日帝掠夺破坏和战争影响，多数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西南等地的煤矿因销路不旺，产量锐减。1946～1948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直辖的29个煤矿只生产原煤1252万t。

在中国解放区，民主政府先是从日帝手中接管了一批煤矿，嗣后又陆续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了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煤矿。这些煤矿都曾遭到严重破坏。民主政府在器材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修复工作，逐步恢复生产。从1946～1949年，中国解放区约生产原煤2000万t。

(5)新中国成立后的煤炭产业

新中国在建立之初，从旧中国接收了约40个煤矿企业、200处矿井和少数几个露天煤矿，加上解放区民主政府兴办的小煤矿、公私合营煤矿和私人开办的小煤窑，1949年生产原煤32.43Mt。

在三年恢复时期(1950～1952年)，全面恢复了原有煤矿的生产，对32处矿井进行了改扩建，并开工建设新井17处，设计生产能力12.51Mt/a，初步奠定了煤矿开采发展的基础。

“一五”时期(1953～1957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煤矿生产建设，重点扩建了开滦、大同、阜新、鹤岗等15个老矿区，又开发建设了平顶山、鹤壁、包头、潞安、石嘴山等10个新矿区，开工建设矿井194处，设计生产能力75.37Mt/a建成投产矿井205处，设计生产能力63.76Mt/a恢复矿井38处，设计生产能力11.34Mt/a，1957年全国原煤产量达到130.73Mt。

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及这期间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等不科学的做法，导致不适当地扩大了煤矿建设规模，一些新建矿井简易投产，一些生产矿井重采轻掘，推行了不合理的采矿方法，出现严重的采掘失调。针对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煤炭工业进行了第一次大调整。

“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1971～1975年)时期，煤炭开发战略和建设重点有重大改变。在此期间，集中建设了煤炭工业“大三线”——西南和西北煤炭生产基地，突击性开发江南煤田。在西南主要建设了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的总称)和攀枝花矿区，建设矿井共28处，设计生产总能力14.11Mt/a，建成投产矿井21处，设计生产能力9.40Mt/a在西北的贺兰山基地和渭北基地。

“四五”期间，建设总规模达到42处，设计生产能力12.82Mt/a建成矿井(露天)13处，设计生产能力11.22Mt/a，满足了西南和西北用煤的需要，显著改善了煤炭开发布局。为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三五”时期对江南煤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田地质勘探和分布范围广阔的矿区建设，到“四五”期末，建成矿井295处，设计生产能力39.36Mt/a。由于建设部署不符合江南煤田实际，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扭转北煤南运”的原定目标仍未能实现。

针对20世纪70年代偏重挖掘生产矿井潜力，新井建设规模缩小，一些生产矿井又出现采掘失调的情况，从70年代后期起，又进行了煤炭工业第二次大调整。加大了新井建设规模，建设重点由西南、江南转向北方和东部，加强了生产矿井的开拓延深，改善了安全生产条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煤矿开采在质与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新开发了10多个新矿区，新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矿井和露天矿，大力推广采矿机械化和综合机械化，有重点地建设多层次的高产高效矿井，大力发展了地方煤矿，开办了遍布全国的乡镇煤矿，有选择地建设了重点产煤县，使煤矿开采在更大规模和高质量的基础上持续向前发展。

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国煤矿开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应用现代高新技术与采矿技术及装备相结合，加速推进煤矿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进行了高产高效矿井(露天)建设，并建成129处高产高效煤矿(井工123处，露天6处)，少数矿井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开拓出了我国煤矿开采21世纪发展的新道路。[1]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煤炭行业发展迅速，掀起了煤矿开发及开采的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我国原煤产量已达36.5亿t。图1-1为近六年来我国原煤产量及增长情况。

图1-1 近六年来原煤产量及增长比例

河南省的矿产开发利用史可以上溯到7000年以前。著名的新郑裴索岗文化遗址和渑池仰韶文化遗址所出土的大量陶器，分别代表了距今7000余年和5000余年的古文化遗存。制造它们所使用的粘土、陶瓷土和砂等代表了新石器时期所利用的矿产资源。

玉器的制做也起源于新石器时期，有文字记载可查的是《山海经》。《山海经·中山经》有“少室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铁”，“泰室之山，上多美玉”，“大騩之山，其上多铁、美玉、青垩”的记载。

金属矿产的发现也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上面所提到的泰室、少室和大騩之山，分别位于今登封县和密县。《山海经·中山经》还说：“阳华之山，其阳多金玉，其上多铜。”“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这两座山，虽然其位置有不同之说，但大体在黄河以南，郑州以西是没有问题的。《中山经》中提到的有些山，学术界大致公认是在河南省的名山，如“夸父之山（在灵宝西南），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常烝之山（在三门峡南）其中多苍玉”等等。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在时间上，可以说也属于新石器时代，这个荆山即在阌乡县（今灵宝）。至春秋战国时期，关于金属开发利用的记载更为明确了，如《管子》说：“楚有汝汉之金”，可能指的汝水有砂金。《战国策·韩一》的“苏秦说韩王”中有“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从文字上看，从冥山到太阿都应是出铁和铸兵器的地方，后来有的成了宝剑的名称，如龙渊、太阿等。这些地方都在今西平县西，即舞钢一带。

到了汉代初期，南阳出现了以鼓铸起家的孔氏。他们的祖先是魏国人，以鼓铸为业，后迁到南阳，这是秦代的事。西汉在渑池、隆虑、河南、阳城、西平、宛、武安等县均设置了铁官。东汉已开采尹密（今密县东）、林虑、阳城、武安的铁矿。

从铜矿的开发利用看，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如司母戊鼎）以及珥形金饰代表了青铜时代的最高成就。

据《魏书·食货志》，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开采弘农郡（今灵宝北）铜青谷、苇池谷、鸾帐山铜矿和河内郡（今泌阳）王屋山铜矿。而相州（今安阳）所产之铁为当时上品。

《隋书·地理志》记载了“河南郡新安有冶官，兴泰（今宜阳西南）和浙阳南乡（今淅川东）有石墨山（石炭），戈阳郡乐安（今光山县西）有金山、锡山。

唐代，河南陕县有银冶、铜冶。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初税伊阳（今嵩县）五重山银、锡。《元和郡县志》说：“伊阳县银矿窟在县南五里。今（元和时期，公元806—819）每岁税银一千两。产银之县尚有长水（今洛宁西）、鲁山。产铜之县有伊阳、南阳。产铁之县有虢州朱阳（今灵宝西）、许州舞阳、相州邺县、林虑（今林县）、潞州涉县。产锡之县有长水、伊阳、武安等。产金之地有伊水”。

宋代在有金属矿产的地方设有监、冶、场、务四级管理机构。其中相州铁监为全国四监之一，并在河南（今洛阳）、虢州（今灵宝）设冶，陕州有务。其后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在河南府河清县（今孟津）置铁监；锡在州有冶，河南（今洛阳）有场；银在虢州有冶。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月，复置相州安阳县铜冶村监官。

元代开发了罗山县银场，其余产银之所有怀州（今沁阳）、孟州（今孟县）、汴梁（今开封）、汝宁（今汝南）。看来，其中开封、汝宁可能只是冶炼，并非拥有银矿山。

明代时河南的矿产开发在前人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明一统志》、《读史方舆记要》金属等矿产的开发利用地区如下：

银：嵩县、卢氏；

铜：泌阳、镇平；

铁：禹州、涉县、济源、巩县、宜阳、登封、新安、南召、南阳、内乡、汝州；

锡：武安、淇县、嵩县、永安（洛宁）、灵宝、裕州（今方城）；

磁石：武安；

自然铜：涉县；

石碌：济源；

青碌：卢氏；

石青：南阳。

清代的矿产开发利用大体上是沿袭明代的旧矿，但有兴废。如铁产地增加临漳、汤阴；锡增加了灵宝、卢氏。铅与黑铅则出于嵩县，明以前未见明确记载。

在非金属矿产方面，以玉、煤为大宗。

关于玉的产地，除了上述《山海经》中的有关叙述外，东汉张衡的《南都赋》曾提到南阳附近和邻近地区的“宝利珍怪”有“金彩玉璞、随珠夜光，铜锡铅锴，赭垩流黄。绿碧紫英，青臒丹栗，太一余粮。中黄玉。”其中的“玉璞”、“玉”无具体产地。据注文中言，玉璞指和氏之璧。“玉”出于襄乡县，此县在汉代位于湖北枣阳县东北，当时属南阳。但在今河南境内历代史籍所提的玉或珉玉产地却不少，如《新唐书·地理志》说：蔡州（今汝南）土贡珉玉，新息有珉玉坑，岁出贡玉。《元和郡县志》说：新息县珉玉坑在古息城东南，其玉颜色洁白，堪为器物。隋朝置官采用，贞观中亦令采取。蔡州至今以为厥贡之首。宋《太平寰宇记》说：虢州玉城县，以荆山之石，有玉而美。故以名之。”“州阳翟荆山。”《洛阳记》云：“荆山出玉，齐武帝于此采玉。新息县珉玉坑在县西南十里。卫州汲县苍山西苍谷有苍玉珉石。”光州土产有名玉。《明一统志》说：”禹州（今禹县）荆山在州西北五十里，齐武帝于此采玉，宜阳县鹿蹄山，上多美玉。”它也提到汲县苍山和光山出玉。《史书方舆记要》也提及息县珉玉坑旧出珉玉，隋时官采，唐初为淮水所没，开元中淮水东移，坑复出玉，今（清初）仍没于淮。《清一统志》据《山海经》提到了禹州大騩山出美玉。在密县东五十里。它也说到卫辉府汲县苍峪山的苍玉珉石等。《河南通志》（1914年刊本）说：嵩县厘山多玉、光州息县出濮山的珉玉。

煤在河南开采利用的时间可以上溯到西汉时代。《史记·外戚世家》记载了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年四五岁，家贫，为人所掠卖，转卖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后汉书·党锢传》说：“夏馥入林虑山中，亲突烟炭”。据章鸿钊《石雅》石炭条考证，认为宜阳与林虑（今林县）今皆产石炭。故二人入山作炭，即是采石炭。说明这两地在汉代已开采煤炭。据考古发现，1958年在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出土大量煤饼、煤渣和煤块。1975年在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煤饼。也说明汉代已使用煤炭冶铁。

但在人民生活方面广泛使用煤，是唐代以后的事。北宋时期，京师开封已有不少官卖石炭场。当时，“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见宋庄绰《鸡肋编》卷中）。据考古发现，密县岳村乡唐代采煤遗址有古矿井多处，古巷道多条，鹤壁北宋采煤遗址古巷道已达500米以上，可能是当时京师石炭的供应矿场。至明代，产煤县已有宜阳、洛阳、偃师、巩县、孟津、登封、永宁、新安、渑池、嵩县、陕州、鲁山、卢氏、灵宝、阌乡，至清代又有沁阳、河内、济源、密县。

总计，河南古代开采利用的矿产具有一定规模的有陶瓷粘土、高岭土、煤、铁、石灰石、耐火粘土、金、银、铜、铅、玉石等11种，水晶、玛瑙、砚石、滑石、大理石等也有少量开发。现知有古代文献记载及有矿山遗迹，目前仍是河南省重要矿产地的有：

煤：有宜阳、鹤壁、密县、洛阳、偃师、巩义、孟津、登封、新安、渑池、三门峡、汝州、鲁山等地。

铁：有舞钢市和安阳、林县。

金：有灵宝、嵩县、桐柏、洛宁等地。

银：有桐柏、灵宝。

铜：有济源、镇平。

铅：有卢氏、灵宝、汝阳等地。

陶瓷粘土：有禹州、汝州、宝丰、焦作、鹤壁、荥阳等地。

玉石：有南阳、密县、汝阳。

砚石：济源。

距今大约2000多年前，古希腊开始开采和利用煤炭，而中国则是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以煤炭作为燃料的。但是，煤炭的真正被广泛用作能源是17 世纪以后的事了，进入了17世纪后，由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木柴作为燃料越来越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了，煤炭便取代了木柴成为世界的主要能源。

扩展资料

意义：煤炭被人们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食粮，它是十八世纪以来人类世界使用的主要能源之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虽然煤炭的价值大不如从前，但毕竟目前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煤炭还是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必不可缺的能量来源之一，

煤炭的供应也关系到我国的工业乃至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的稳定，煤炭的供应安全问题也是我国能源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