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提出紧急干预措施应对能源价格高涨，该措施将会对当地有何改善

欧盟提出紧急干预措施，应对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实施后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不能够解决根本性问题。

在9月14号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在14号的时候提出对欧洲能源市场进行干预，这是紧急干预的一种措施，为了缓解现在能源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的情况，因为天然气的价格上限之前就受到关注，并且争议比较大，提议中的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就会有相关的措施干预。可以发现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在用电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成员国要错峰用电，高峰用电时间段要减少5%的用，电量特别是对于总电力需求比较大的地方来说，电量的减少要达到10%。

其中就包括可再生能源，还有一些低成本的能源，对于价格的控制也有所干预，特别是对炼油部门以及煤炭，天然气是由这些地方的征收税会有所改变，因为欧盟委员会有一些数据表示，通过这几项措施的干预能够筹集，约有1400亿欧元资金。在相关的发布会上也可以看见这些措施对欧洲能源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一些欧洲地区因为能源供应短缺，在能源价格方面要有所回应也要减少电力的需求，这样才能够有成功的基础。

如果有巨额收益的设置，这就会让利用高等能源公司帮助陷入困境的用户，现在的低价化石燃料已经结束，只有向可再生能源转变，才能够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有一些危机爆发产生的效应是比较多的，导致欧洲能源出现供应紧张的状况，从而天然气以及电力价格出现飙升，还有今年的夏季水力发电是比较少的给工业，以及消费者带来的负担是更大的，会抑制当地的经济复苏，要找到可代替的能源。

中国除了水能的可开发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之外，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也都非常丰富。中国太阳能较丰富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2／3以上，年辐射量超过6000MJ／㎡，每年地表吸收的太阳能大约相当于1.7万亿tce的能量；风能资源量约为32亿kW，初步估算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约10亿kW，按德国、西班牙，丹麦等风电发展迅速的国家的经验进行类比分析，中国可供开发的风能资源量可能超过30亿kW；海洋能资源技术上可利用的资源量估计约为4亿-5亿kW；地热资源的远景储量为1353亿tce，探明储量为31.6亿tce；现有生物质能源包括：秸秆、薪柴、有机垃圾和工业有机废物等，资源总量达7亿tce，通过品种改良和扩大种植，生物能的资源量可以在此水平再翻一番。总之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具有大规模开发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潜力，可以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能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大有可为。

2006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2亿吨标准煤，（不包括传统方式利用的生物质能），约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比2005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这为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一次性能源10%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措施，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规模和使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200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达到了24万兆瓦，比2004年增加了50%。

2007年至少有60多个国家制订了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欧盟已建立了到2020年实现可持续能源占所有能源20%的目标，而中国也确立了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比重达到15%的目标。2007年，全球并网太阳能发电能力增加了52%，风能发电能力增加了28%。全球大约有5000万个家庭使用安放在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获取热水，250万个家庭使用太阳能照明，2500万个家庭利用沼气做饭和照明。

可再生能源比重的提升传递着“绿色经济”正在兴起的信息，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新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将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的全面发展。

根据中国中长期能源规划，202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可以依赖常规能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能源需要，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将日益突出，届时需要可再生能源提供数亿吨乃至十多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因此，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目的将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供给能力，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多样化，切实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

1、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并不是由供应安全驱动的

与推动公平、低价供应相比，能源供应安全完全是次要目标。

牛津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Adi Imsirovic指出，自由化本身并不是由供应安全驱动的，而是由效率和更低的价格推动的。

欧洲能源研究联盟研究员Ganna Gladkykh表示，与20世纪90年代各国独立的市场、垄断和保护主义能源政策相比，现在欧洲有一个一体化的市场和监管机构、灵活的定价，从这方面而言，欧洲成功了。然而，Gladkykh承认，所谓被认为是成功的事情现在也是导致欧洲目前所面临的能源供应问题因素之一。

2、监管失灵

欧洲国家面临的不是市场失灵，而是监管失灵。

Bros曾参与法国市场的自由化及其与欧洲内部能源市场的整合，他指出，市场需要先自由化，然后再需要将控制权交给完全独立的监管实体。目前，各国只能依靠自己的设备，能够对自己的能源做出各种不同的决定，只要其大致符合欧盟的指导方针。但如果缺少监管，可能就会止步于此。

一些国家更喜欢便宜的天然气而不是多样化的天然气。欧盟能源指令规定，每个国家都应该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天然气供应来源，其理念是各国尽可能平均地分配天然气供应，但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其廉价而依赖俄罗斯作为主要供应商。Bros认为，做出这一决定时，德国知道，如果出现问题，欧洲其他国家将弥补这一不足。“这不是自由化，这简直是随心所欲，肆意妄为。”

3、统一战线往往并不那么和谐

还有一个问题是，统一战线往往并不那么和谐。北溪2号是对原北溪管道的扩建，该管道将天然气从俄罗斯输送至欧洲大陆，目的地是德国，这得到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支持，但遭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包括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最终，这一计划被搁置。

4、未考虑不可预测的外部因素

当然，其中一个问题似乎不可避免：没有考虑到欧洲以外的任何干扰。“它涵盖了内部的一切，”Gladkykh说，它并没有涵盖所有不可预测的外部因素，包括俄乌冲突和由此引发的经济制裁。

5、可再生能源投资不足

欧洲内部能源市场在确保供应安全方面存在的部分问题是，可再生能源转变的实际情况比其预测更快，长期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

最后，Gladkykh指出，他不确定是否有任何市场结构能够让欧洲免受类似的外部冲击，尚不清楚这种方式是否能使欧洲各国在即将到来的寒冬中幸存下来。

Gladkykh补充说，德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所有欧洲国家都感到寒意，当形势变得艰难时，各国往往不那么团结。Gladkykh称，

这场危机最终将阻碍欧洲天然气市场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可能导致欧洲统一天然气市场理论的终结

尽管欧盟2021 2027年财务预算谈判正陷入僵局，但是欧盟委员会（下称“欧委会”）仍表示将全力投资新能源领域。

欧委会日前公布一份“近海可再生能源战略”，旨在大幅度提升可再生能源使用率，预计到2050年欧盟整体海上风电产能将增加至300千兆瓦。欧盟将向该领域投资7890亿欧元，约三分之二用于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另三分之一用于发电设施建设。

欧委会副主席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称，欧盟海上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已是全球性成功案例。目前欧盟正面临更大的机会，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欧盟缘何推广海上风电投资？

欧盟在全球海上风力发电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目前全球42%的海上发电能力分布在欧洲沿海，北海是世界海上风电的最佳位置。

自本届欧委会上台以来，绿色经济成为了其产业政策重要抓手。欧委会相继出台加强传统行业绿色转型、扶持新能源 汽车 等细分产业政策，并通过调整能源税、推动碳排放交易机制改革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

此次欧委会再推海上风力发电政策，首要原因在于，海上风电是欧盟实现中长期减排目标的主导因素。

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罗尔（Fatih Birol）认为，如果顺利实施海上风力发电的大规模部署，欧盟有望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2025年后，核电、光伏等发电方式将保持相对稳定发展态势，欧盟希望到2050年全面消除煤炭市场，剩余的能源转型重担将由海上风电完成。

陈晓径也认为，欧盟于3月首次将“绿色协议”写入气候法案，要求重工业部门实现“零排放”，能源系统实现“去碳”与“绿色电力”的要求迫在眉睫，海上风电将在新能源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次，欧盟具有海上风电领域的先发优势。1991年，丹麦设立全球首个海上风力发电场。过去十年，欧盟海上风能技术日益成熟、实现规模化生产，成本大幅下降。

陈晓径表示，欧盟在海上浮动风力发电、波浪能与潮汐能利用、漂浮式光伏系统等方面优势明显，也享有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大西洋、黑海等丰富的海洋资源。欧盟推出该计划，预计仅需占用3%的海上空间即可达到大幅生产可再生能源的效果。

再次，欧盟正在海上风电领域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拜登曾宣布，将带领美国重回《巴黎协定》，并加大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英国上月提出“全民风电”目标，计划2030年利用海上风电为全英所有家庭供电。2018年，全球近一半的海上风电投资都发生在印度等亚洲国家。

欧洲能源专员西姆森（Kadri Simson）称，欧盟要保持海上可再生能源的领导者地位，必须激发在海上风能领域的所有潜力，并通过发展波浪、潮汐和浮动太阳能等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欧委会：希望私有部门加大投资

欧委会称，该计划不仅可以推动欧盟在新能源领域更进一步，还可以推动经济复苏，预计该计划可以为欧盟创造6.2万个就业机会。但是，正如欧盟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一样，如何筹措资金成为目前投资的首要难题。

国际能源机构（IEA）称，海上风电行业的效益正以每年2.2％的速度增长，未来两年至少需要吸引8400亿美元的投资。未来达到2050年气候目标，各方必须加速投资。过去十年，欧盟每年对电网基础设施的投资约为300亿欧元。

欧洲风能协会（Wind Europe）称，欧盟首先要加强在海上风电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还要兼顾陆上电网方面。未来十年，欧盟的港口也需要65亿欧元的投资。

欧委会称，将从“恢复基金”中拿出1500亿欧元投资该领域，并将重点放在碳密集中度和化石燃料使用率最高的地区。此外，各成员国政府也将为此提供支持。

但是，目前因匈牙利和波兰两国反对，“恢复基金”迟迟未获批。即使未来最终获批，该计划也将面临650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

欧委会寄希望于欧盟的私有部门，希望公共事业和能源领域的巨头能向其提供支持。

欧委会称，预计私有部门将提供投资中的大部分资金，公有部门将发挥战略催化剂的作用。那么，私有部门是否愿意响应欧盟机构的号召，该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

对此，陈晓径认为，私人资本占大多数符合欧盟惯例与“绿色协议”要求，公私合作解决资金需求是当前形势下的可行做法。

她进一步解释称，一方面，公共资金相对充足，但受疫情影响并不宽裕。预计2020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7.4%，欧盟的理念是公共资金要发挥引导、杠杆、“战略催化剂”作用，而非融资为主。其功能是帮助成熟技术尽快进入市场、实现规模化并降低成本，帮助起步技术创造市场并引导私人融资、降低不确定性等。

另一方面，对于私人资本而言，欧盟已建立《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为代表的成熟框架，对如何引领私人融资有着详细规定，这可以协助其达成长期减排与发展目标。

据悉，这一报告由德国经济研究所、伊弗经济研究所、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哈雷经济研究所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研究所联合完成，是德国联邦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报告预测，如果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德国2022年和2023年可能将面临共22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风险，这无疑给欧盟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实施带来了压力。最新消息显示，欧盟成员国对于新一轮的对俄石油天然气制裁存在较大分歧。4月11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未能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实施制裁作出决定，将继续讨论如何实施相关制裁并考量制裁措施对俄经济的影响。

由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很深，德国等部分欧盟成员国在其中显得进退两难。新纪元期货研究所所长王成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如今欧洲是将‘能源政治化’的问题。尽管制裁将导致能源替代和成本的不经济，甚至短缺问题，但大方向上，欧盟能源仍在朝着‘去俄罗斯化’的路径发展。”

德国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疫情叠加地缘冲突，欧洲经济承压不断。

今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冬季预测报告，预计欧盟和欧元区经济2022年均将实现4.0%的增长，2023年经济增速将分别放缓至2.8%和2.7%。

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复苏同样显得困难重重。在德国五大权威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德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原来的4.8%大幅下调为2.7%。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德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四重压力’。”

首先，消费力总体在下降。德国作为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消费力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活跃，而疫情与通胀更是大大制约了德国当下的消费水平。

根据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3月底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受俄乌冲突和高通胀的影响，3月份德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5点，环比下降1.8点。该机构指出，4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为-15.5点，环比下降7.0点。

其次，财政政策调整的相对滞后。“身处欧元区之中，德国的财政政策灵活性相对较弱，要面临的不仅是本国经济增速问题，还要考虑到欧洲的债务问题以及欧元的稳定性等诸多因素。德国需要跟着欧元区的财政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整，整体发力是比较慢的。”

而且，“地缘政治导致的外需削弱对于德国这一制造业大国而言，影响是突出的”。有数据显示，受国外需求减弱，供应短缺、能源价格飙升，以及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影响，德国2月季调后制造业订单环比下降2.2%，降幅超过预期。

最后，企业投资力度也在减弱。“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企业不会贸然投资。现在的情况是，成本在做加法，市场在做减法，这对企业的挑战会很大。”孙立坚指出。

通胀率站上历史性高位

经济增长承压的同时，德国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通胀问题。

德国联邦统计局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德国3月通胀率升至7.3%，为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值。其中，3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9.5%，显著高于当月整体通胀率。去除能源价格因素，当月通胀率为3.6%。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2月的进口能源价格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29.5%，其中天然气进口价格同比大涨256.5%，而天然气目前仍是德国工业的最主要能源。

今年3月，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曾介绍，德国已将俄罗斯石油进口份额从35%降至25%，天然气进口份额从55%降至40%，硬煤也从俄乌冲突前的50%降至25%。但他也表示，要摆脱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可能还需要等到2024年夏天。

“摆脱”的过程并不容易。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穆勒于近日表示，眼下如果立即对俄罗斯实行能源禁运，仅靠现有的天然气储备和近期购入的液化天然气，德国只能将能源供应维持至夏末秋初。

为应对能源使用出现“红灯”情况，上个月底，德国启动了天然气一级应急预案，具体分为预警、警报和紧急三级。若供应形势恶化至紧急阶段，德国政府将出手干预，优先把天然气分配给家庭和医院等关键机构。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若真的切断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德国可以考虑从美国等地进行补给，但是短期量不够，需要需求侧控制。而且，天然气等商品的运输需要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这需要时间与成本的投入，美国主要提供的是液化天然气，相比管道天然气成本也要昂贵得多；另一方面，德国也可以采取其他的能源供给手段，比如煤炭、核电等，但这也与其当初的能源转型相冲突。总体而言，短期内德国面临的能源压力还是非常显著。”

王成强则指出：“在能源‘去俄罗斯化’的过程中，德国正在两方面努力。一是正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二是，优化能源进口来源，寻求挪威、卡塔尔、美国、加拿大等液化天然气的购买替代，尽管这相较于管道天然气价格更高昂。”

其中，有一项能源工程值得注意。2月22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表示，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立场与行动，德国经济部拟阻止“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获得认证与投产运营。

“北溪-2”是一条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可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与“北溪-1”一起，都是俄罗斯向欧盟国家运输天然气的关键通道。

其中“北溪-2”天然气管道设计年输气能力约为550亿立方米，原计划是在2021年底前投入运营。但在各种利益冲突的裹挟之下，“北溪-2”迎来被叫停的命运。

王成强就此表示：“从始至终，‘北溪-2’的建设都充满争议。俄罗斯具有横跨亚欧大陆的地理区位优势，是天然气出口核心国，对欧盟能源供应的影响举足轻重；而考虑到能源安全，欧盟进口天然气的选择更趋于多元化，这涉及到两种路径的博弈问题。至于项目之后的运营与否，取决于地缘矛盾的化解或妥协，但在危机升级的环境中，这显得遥遥无期。”

疫情已导致33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对德国经济造成的阴霾仍未驱散。

今年2月，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2020年至2021年期间，新冠疫情给德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达到3300亿欧元，相当于2019年全年经济总产值的10%。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报告显示，德国7天新冠感染率（每10万人的7天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数）在经历3月的高位后，4月已逐渐下滑。但目前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依然在10万例以上。数据显示，当地时间4月13日，德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6303例，累计确诊超2301万例；新增死亡病例361例，累计死亡病例超13万例。

疫苗接种方面，自2020年12月26日以来，76.6%的德国人口至少接种了一次疫苗，76.1%的人接受了完整疗程的疫苗接种，59.0 %接种了加强疫苗。按德国现在超8300万的人口计算，大约还有约1900万人没有接种第一针疫苗。

在此情形下，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试图推进的强制疫苗接种计划依然没有成功。4月7日，德国联邦议院就60岁以上人群强制接种疫苗法案的立法申请进行了投票，但最终该法案未能在联邦议院获得通过。

这也导致了德国一部分新冠疫苗失去“用武之地”。德国卫生部发言人于4月11日日宣布，6月底可能会扔掉约300万剂即将过期的新冠疫苗。而且，由于COVAX(联合国全球疫苗获得机制）目前不接受捐赠，要想捐赠给一些贫穷国家也面临着运输和储存的难题，这300万剂疫苗只能被丢弃。

目前，德国也已经大大放松了防疫措施，比如在戴口罩方面，仅要求人们在医院、护理机构内以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佩戴，但从近期的消息看来，德国的防疫路线并未稳定。

4月5日，劳特巴赫曾宣布将从5月1日起取消阳性病例为期10天的强制自我隔离，改为“强烈建议”感染者和接触者自愿隔离5天。但第二天，他又表示，此前宣布的自愿隔离措施是“错误的”，德国将继续沿用新冠感染者强制隔离政策。

从如今的数据来看，德国疫情的蔓延风险其实仍未受控，而当前的防疫措施能否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真正起效，仍有待观察。

孙立坚认为，疫情对德国经济造成的损伤仍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能会更持久。当前的经济忧虑更多在于，两个影响因素在同一时期重叠，产生了放大效应

中国商务部周一宣布，在经过长达九个月的调查后，最终认定美国五个州的六个可再生能源产业项目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但商务部未公布任何制裁举措。

这是中国与两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EuropeanUnion)围绕清洁能源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对抗行动的最新案例。清洁能源政策正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热点话题之一，而欧洲市场对风能和太阳能设备的需求正在下降。

商务部发布公告称，最终认定，美国马萨诸塞州太阳能项目、俄亥俄州风能项目等六个项目获得的补贴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简称WTO)的相关规定，构成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对美出口的贸易壁垒。

来源：董秀成闲说能源

能源转型，并非易事，但难以逆转。能源转型，一场深刻革命，需要高度重视。能源转型，事关气候变化，是全球性博弈。能源转型，需要借助市场力和技术力。

一、全球能源结构现状决定能源转型将十分艰难

众所周知，能源问题事关人类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能源可以划分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能源转型本质上就是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之间的接替或博弈，也就是哪类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能源又可以划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而能源转型也是上述两类能源之间的转化或替代，核心是可再生能源逐渐取代不可再生能源，进而成为主导能源。

可再生能源，也就是那些可以再生的能源，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海洋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

而不可再生能源，是指那些不可再生的能源，消耗一点就减少一点，如果无限消耗下去，最终将消耗殆尽，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核燃料等。

目前，从全球能源结构来看，占比最大的是石油，其次是天然气，再次是煤炭，其余依次为水电、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

但是，总体来看，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从全球能源结构来看，2020年化石能源的耗用量占比约为83%，而非化石能源占比比约为13%，从占比上看，化石能源仍然为能源主体。

1．煤炭消费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炭整体消费增速从2003年开始下降，2014年达到高峰，随后便逐步回落，2020年全球煤炭总消费量为151.42艾焦耳。

从煤炭消费区域来看，亚太地区是全球煤炭的主要消费地区，2020年煤炭消费占比接近全球煤炭消费的80%。

而在亚太地区中，中国煤炭消费量最大，2020年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为68%。

目前，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为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54%，因此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少排放的难度非常大。

2．石油消费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石油消费在2000-2019年期间保持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在1.15%。

从石油消费区域来看，亚太地区目前是全球石油消费的主要地区。

以2020年为例，亚太地区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40%，北美地区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24%，欧洲地区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16%。

从国家层面看，2020年石油消费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中国，再次是欧盟。

3．天然气消费情况

最近十几年，全球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2020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较2000年增加了60%，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是中东地区。

目前，全球天然气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为北美地区，其次为亚太带去，其他为欧洲地区、中东地区和前苏联地区等。

2020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其次为俄罗斯，然后是中国，其占亚太地区消费总量三分之一。

在进一步推进降低量的政策大环境下，预计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保持上升趋势。

4．核能消费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核能消费逐年下降。

2020年，核能为全球消费量最小的一次能源。

核能对于技术要求较高，主要分布在北美地区、欧洲地区以及亚太地区，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中南美洲及非洲等地区消耗量极少。

由于核能安全事故曾经多次发生，而且导致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欧洲部分国家纷纷制定了政策，逐步关停了核电站，并向其他替代能源转移。

2020年，核能消费量最大的两个国家是美国与法国，美国核能消费量达到7.38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30%，而法国核能消费量为3.14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14%。

5．水能消费情况

2020年，全球水电消费量占一次能源的7%。

亚太地区水电消费量增加最为明显，主要增加在中国，其余地区大体保持平稳。

2020年，中国水电消费量最大，共消费11.74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30.77%。

北美地区、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水电消费量最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巴西和挪威，加拿大和巴西水电消费量占其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超过25%，挪威水电占比接近65%。

6．其他可再生能源情况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

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为2000年的12倍。

目前，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是亚太地区，最大消费国是中国，其次为美国。

从历史上看，人类任何一次颠覆性的革命都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有时候可能带来强烈的不适应性，当然也需要付出时间和成本的巨大代价。

能源转型意味着改变能源格局，而格局改变必然冲击传统能源的既得利益者。

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往往存在惯性思维，惰性而不求变或许早已固化，这其实很正常，也容易让人理解，有谁愿意揭竿而起而革自己的命呢？

对于能源转型，既得利益者当然是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劳动力就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已经形成的庞大能源利益集团（尤其是油气利益集团）将受到巨大冲击，进而对能源和金融资本产生强烈冲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能源转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煤炭取代木柴是人类的第一次重大能源转型，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1709年1月，一位名叫亚伯拉罕·达尔比的金属工匠发现了如何利用煤炭“提高炼铁效率”的技术，这可以说是第一次能源转型的开始，然而经过漫长的200年之后，煤炭才取代木柴和废弃物成为世界第一大燃料。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西部开始大规模商业开采石油，预示着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开始，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石油才取代煤炭成为世界头号能源来源。

能源转型过程，需要重构供应链，需要技术创新，而目前第三次能源转型需要的供应链和相关产业确实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当然需要给人类一定的时间。

当然，人类必须清醒意识到，人类任何新生事物都将面临矛盾和困难，同样能源转型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类也切不可以盲目乐观。

客观现实是，全球85%的一次能源仍然来源于化石能源，这些能源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且极其复杂的能源体系，支撑着体量庞大的全球经济。

如果人类改变这个客观现实，那么就肯定遇到诸多问题。

首先，能源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金便是一个巨大问题。

目前，各国政府为了应对一次次危机而已经负债累累，是否还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前所未有的能源转型，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据权威数据，由于新冠疫情蔓延和肆虐，2020年世界GDP大幅度缩水，主要经济体中除了中国以外，全面出现负增长。

2022年世界经济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如果新冠疫情控制无力，叠加地缘政治因素，那么世界经济复苏可能会更加缓慢。

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创伤非常惨痛，其对人类的影响及其深远，尤其是大规模的失业潮和大批小微企业的经营困境，构成了一幅伤痕累累的痛苦画卷。

谈到目前全球经济，我有感而发，草写一首词，取名《沁园春-大势》。

股市添霜，

房产失光，

百业萎荒。

见投资渐慢，

消费乏暖；

外需落下，

暮色苍苍。

趋缓能源，

煤油气电，

价飚飘飘盛往芳。

期来岁，

望龙飞凤舞，

四海逍遥。

东西南北红妆，

有华夏精英尽弛张。

睹金砖各国，

尽失牵力；

西欧日美，

经历沧桑。

回望华邦，

朗朗担当，

牵动东西力气刚。

看如今，

有东西逐鹿，

还靠中方。

其次，能源转型需要建立低碳所需的全球供应链。

为了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人类需要以前所未有甚至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部署新兴产业或新兴技术，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构建来说就是巨大的挑战，因为目前支撑能源转型所需供应链的规模严重不足，有些甚至尚未建立起来。

能源转型之难，难于上青天。

人类要实现2050年的目标，全球需要共计1.4万吉瓦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能力，这是现有各类发电站装机容量总和的两倍之多，其困难程度便可想而知。

在实现能源转型过程中，必然带来全球能源产业链的重构。

从原材料的获取和运输，再到使用寿命到期后的弃置处理或回收利用，这些新型供应链的构建必然需要接受政府和投资者的科学评估，分析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社会和环境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二、能源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深刻革命

最近几年，我经常参与各种会议，也经常到国外考察和交流。

我无论走到哪里，见到什么样的人，大家讨论的重点似乎已经不再是国际油价，也不是伊朗核问题或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更不是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往过热的中东地缘政治演变似乎也是持续弱化的话题。

相反，人们关注的话题过多的其实是全球性的能源转型，无论在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国家还是在日益崛起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惊人一幕都是电动汽车在街道上迅速增加，人们可能难以相信，怎么到处都是。

1．全球能源转型意味着权力转移

权力争夺和权力转移，与能源转型密切关联。

回顾过往，有谁预料到俄乌冲突、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页岩革命、电动汽车的迅速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成本的急剧下降、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任性妄为，如此等等，都十分惊奇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小小地球。

无容置疑，能源转型确实将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还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或许还有可能会加剧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进而影响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冲突和实力演变。

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必然体现到能源转型这个具有全球性、普遍性、博弈性的方面，结果必然会归结到制度冲突，将能源转型逐渐演变到体制、机制、文化、技术、智能网络、金融和商务等诸多方面。

能源转型意味着能源权力的转移，导致全球能源博弈的重点发生重大改变，能源资源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渐进的，演变轨迹更不是线性的，有时也具有不可预见性，因为一件颠覆性事件发生就很有可能影响时代走向，因此才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这或许目前的最难以预料的趋势。

2．能源转型当然需要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突如其来的事件，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没有人事先预料其发生，但是发生了，而且对人类产生了一场巨大灾难，对全球经济的打击更是难以估量。

人类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烂，众多的人间悲剧造成了，大量的人被迫失业，政府救助的财政压力庞大，众多中小企业生死存亡，有些人因疫而贫，有些国家因疫而陷入困境，多少人希望破灭，多少国家债台高筑，如此灾难，有谁预知呢？

疫情直接导致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很大改变，避免人群聚集，影响出行和社交活动，对教育方式和公司经营模式产生重大冲击。

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虚拟世界取代了现实世界，集中办公可以转换为远程办公，面对面教育被网络教学替代，学术论坛、商务会议改在线上举办，交通市场和旅行市场被急剧压缩。

我们有理由预计，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上述这种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发展将持续改变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进而改变能源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可以这样说，什么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能源转型在路上，电动车开始快速在街道上增加，而且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资本是趋利怪物，资本家往往只看未来，而淡漠当今。

市场任何经济现象均会反应到资本市场上，资本家的眼镜力充满金钱，而资本以获利为本性，可以说，资本市场的反应代表着未来。

目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受大调整、大洗礼和大阵痛，其中电动汽车的异军突起就是一个鲜活的现实，虽然电动汽车从目前汽车保有量上显然还没有占据优势，但是市场的渗透率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

在资本市场上，股市一直就是经济、市场或产业发展的晴雨表，股票价格或许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可以预示着资本家对未来的预判。

以 2019年为例，销量为36.8万辆，与丰田、通用、福特、等共计4200万辆的销量相比，还似乎没有形成大的气候，然而特斯拉的市值却比这几家传统汽车企业市值的总和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或许让人充满疑惑。

难道资本家都疯了吗？

资本市场的上述变现，到底说明了什么？

是否意味着能源转型已经成为现实？

化石能源是不是走到头了呢？

大型能源公司路在何方，传统化石能源企业是不是应该静候如何发展？

世界许多国家陆续出台了“燃油车”退市时间表，中国海南省也出台了在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政策，意味着未来世界各地将禁止燃油车进入销售市场，能源是不是确实在发生根本性的革命，市场是不是在革化石能源的命？

……。

如此等等，伴随着能源转型，问题多如牛毛，疑惑无穷无尽！

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

当然，时代往往会造就奇迹，能源转型过程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简单重演，尤其在推进过程中不可能复制以往的历史。

从人类进步的视野来看，当今时代的政府政策、金融能力、社会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等等要素与几个世纪前相比，早已今非昔比，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与以往相比已经无法比拟，能源转型不可能遥遥无期。

尽管能源转型困难重重，但是大趋势已经无法逆转，气候变化和政治压力肯定会推动世界由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向。

三、能源转型已经超出气候变化范畴

目前，“能源转型”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

在全球范围内，围绕能源转型和碳排放等议题，国际社会、国内党争、行业之争、企业之争，已经是客观现实，尤其对于国际社会，可谓矛盾多多，明争暗斗，此起彼伏，一场针对能源转型议题的国际博弈正在全面开打。

客观上讲，直到目前，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依然面临困难，任重道远，预计还会面对挑战，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取得一致意见。

联合国气候大会年年召开，但年年吵闹，收获其实还很有限。

在全球气候大会之外，往往是暗流涌动，在科技、资金和贸易等领域竞争激烈，博弈趋势日益加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也难免卷入到全球碳排放的博弈之中，不得不在国家产出函数中强行增加碳排放的约束条件，而且还需要应对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国际公权力所强加的额外约束条件。

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博弈，发展中国家如何坚守底线，维系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就是他们目前面临的严峻考验。

围绕能源转型和碳排放，世界各国将持续博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任重道远。

在气候博弈中，很显然，目前欧洲走在前沿，日本也比较积极主动。

在能源转型和碳排放博弈中，欧洲作为气候变化的全球引领者，表现显得更加突出，比如燃煤电站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市场竞争性已经逐步丧失，不得不相继实施关停措施，个别国家还宣布要弃核，今后要逐渐关闭核电厂，不再建设新的核电厂。

但是，对于欧洲大陆来说，围绕着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转型等诸多问题上，欧洲各国客观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或分歧。

以德国、法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老欧洲），似乎站在人类道德伦理的制高点上，试图主导“全球气候治理”格局，而以波兰为代表的的大部分东欧国家（新欧洲）却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比较淡漠的态度。

如果仅仅依靠欧洲，无论采取何种激进措施，都无法真正起到关键作用，而不见硝烟的碳排放国际“大战”有可能愈演愈烈。

有些国家，似乎认同气候主义理念，与欧洲有共识，但是左顾右盼，态度不清晰，口号多而务实少，采取比较消极被动的应对措施。

还有某些国家，可能并不太认同气候主义，而是志在本国经济发展，不甘于受二氧化碳减排的制约而牺牲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对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措施。

比如，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前四个大国，中国、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目前尚未确定一致目标，彼此之间存在冲突或矛盾，博弈将继续持续加剧。

在上述四大国中，目前有明确碳中和的目标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大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至关重大，不过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方位政策体系，坚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信心。

中国为世界大国，需要大国担当和全球使命，也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因此火电机组年发电小时数逐年下降，而且在碳交易政策、控制煤炭和价格等制约下，火电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未来发展空间正在逐步缩小。

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却出现了反复和矛盾，针对能源转型和碳排放这个议题，共和和民主两党之争加剧。

由于在美国政坛，共和党和民主党竞选剧烈，而且往往轮流坐庄，因此美国政府反复加入或退出相关国际气候协定，确实备受全球关注。

观察美国政治，能源转型和碳排放已经成为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你进我退，你来我往，一方积极推动，而另一方却是不屑一顾。

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上都对全球格局演变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此美国政策决定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前途。

在应对气候变化乃至引发的能源转型和碳排放等议题上，预计美国党派之争还将持续下去，目前拜登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而一旦共和党再度执政，那么很有可能再度出现政策反复。

对于印度和俄罗斯来说，目前这两个大国尚未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具体目标，俄罗斯可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印度似乎是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这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四、政治因素不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从历史发展实践看，能源转型的最主要推动力是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

从能源发展历史经验看，一种能源之所以能够替代另一种能源，其根本力量是市场经济因素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绝对不是由政治因素所决定。

人类社会之所以用煤炭来替代柴薪、用石油来替代煤炭，其关键因素是替代能源与被替代能源相比，在技术和经济上具有可行性和优势。

1．政治力量成为能源转型的推动力

能源转型，政治或许不可能缺位。

从目前来看，人类社会正在处于或者提倡“新能源革命”，试图用新能源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但这种“能源转型热”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为政治因素所驱动。

政治力，有时候更具有驱动力。

现实上，对于能源转型来说，世界的政治力超越了市场力和技术力，而从“幕后”直接走向“前台”，政府政策扶持成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能源问题看似是经济问题，但其实也是政治问题。

政治力量往往渲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议题，这本身其实并没有问题，从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角度来看，确实值得肯定。

那么，对于全球能源转型，政治力是否应该介入呢？

我个人认为，政治力量肯定要介入到能源转型，但是政治力的介入只不过是为人类社会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种压力和紧迫性而已。

或者说，政治力的介入有利于强化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应该加快发展新能源的良好意愿和共识，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

政治一旦介入，便存在政治正确问题。

在当今世界，在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尤其是某些政府领导人已经陷入到能源革命或能源转型的“神话”或“宗教”陷阱之中。

在欧洲，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呢是否提出能源转型或者是否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能源问题已经演变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或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

从个人观点上，我非常反对将政治力与能源问题过度结合在一起。

世界各国的政治力量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发展新能源，我们当然可以找出诸多的理由，如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需要、化石能源排放太多而导致地球气候变化、国家可持续发展需要新能源、化石能源已经逐渐枯竭、石油峰值即将来临等等。

但是，上述这些考虑或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性的思维，往往都带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还是一种非理性的“臆断”而已。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提出“能源独立”战略，日本政府提出“摆脱石油”目标，欧洲提出“放弃化石能源”政策，这些政策宣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政治口号”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能源转型和低碳经济能否如期实现，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而还是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和技术力量能否真正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

人类社会确实需要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大方向。

从政治、安全和道德层面来看，上述逻辑思维绝对值得称颂和肯定，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需要摆脱化石能源，需要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美好目标。

但是，理想和美好的目标，未必就是现实可行的目标，尤其不能依靠政治力量来实现目标，政治家的“纸上谈兵”其实没有实际意义。

2．市场力和技术力是能源转型的真正驱动力

政治力固然不容忽视，但是市场力和技术力才是真正驱动力。

政治力量只有在一种能源快要替代另一种能源之时，提供一种帮助和支持作用，本质上还是要依靠市场和技术创新力量的“借势推力”而已。

我们可以大胆想象，未来能源转型的推动力依然是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而绝对不应该是政治力量，政治主张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推动力。

在本人看来，新能源体系是否能够建立，绝对不会由政府或学者如何鼓吹化石能源枯竭、全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或人类可持续发展等等所决定。

新能源体系的建立，取决于是否出现一种或几种在资源潜力、技术创新、供应能力、使用效能和价格水平等综合指标上能够超越传统化石能源的新能源，取决于新能源体系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和技术经济的可行性。

本人认为，化石能源是否真正到了发展的“晚期”，目前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导致整个欧洲爆发了能源危机，迫使部分欧洲国家重新启用煤炭或核电等措施，足以让我们清醒，化石能源不可能很快寿终尽寝。

目前，在欧洲和美国，化石能源价格暴涨，有人由开始重新审视化石能源，认为化石能源或将持续保持主导能源地位，能源转型将被迫推迟或延缓，甚至可能失败。

当然，上述论调不可能成为主流，我也不赞同这种论调。

暂时发生的现象，并不代表长期的趋势。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化石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或持续下降，并非意味着化石能源的寿命多长或多短，而且价格涨跌其实均具有十分明显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化石能源价格涨或跌，可以促进或抑制新能源开发和能源节约。

另一方面，化石能源价格涨或跌，也可以促进或削弱化石能源自身的勘探与开发的投资动力，而投资有利于延长或缩短化石能源的生命周期。

2022年光伏补贴最新政策为市级财政按项目实际发电量给予补贴。每个项目的补贴有一定的年限，补贴对象为法人单位或个人。了鼓励新能源对光伏发电用户给予一定的补贴，国家出台了很多光伏发电补贴政策。光伏集中发电指导价将连续制定，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一至三类资源区新建光伏集中发电厂，新增集中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原则上由市场竞争决定，不得超过资源区指导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太阳能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文到之日前，已征的按本通知规定应予退还的增值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或予以退还。国家能源局将加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落实情况监测评估，引导和促进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各派出机构要加强对辖区内风电、光伏发电规划落实、项目竞争性配置、电网送出工程建设、项目并网消纳等事项的监管，按要求组织开展清洁能源消纳情况综合监管，保障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运行规范有序。坚持目标导向，完善发展机制，释放消纳空间，优化发展环境，发挥地方主导作用，调动投资主体积极性，推动风电、光伏发电高质陪派樱量跃升发展。

什么是光伏发电？

分布式光伏发电特指在用户场地附近建设，运行方式以用户侧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上网，且在配电系统平衡调节为特征的光伏发电设施。分布式光伏发电遵循因地制宜、清羡简洁高效、分散布局、就近利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太阳能资源，替代和减少化石能源消费。

分芦丛布式光伏发电特指采用光伏组件，将太阳能直接转换为电能的分布式发电系统。它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发电和能源综合利用方式，它倡导就近发电，就近并网，就近转换，就近使用的原则，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同等规模光伏电站的发电量，同时还有效解决了电力在升压及长途运输中的损耗问题。

应用最为广泛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是建在城市建筑物屋顶的光伏发电项目。该类项目必须接入公共电网，与公共电网一起为附近的用户供电。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第十七条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安装和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供热采暖和制冷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等太阳能利用系统。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太阳能利用系统与建筑结合的技术经济政策和技术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根据前款规定的技术规范，在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中，为太阳能利用提供必备条件。对已建成的建筑物，住户可以在不影响其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下安装符合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的太阳能利用系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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