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将在全球开发多个可再生能源新项目，哪些能源属于再生能源

印度富翁高塔姆·阿达尼超越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豪。阿达尼拥有超过1460亿美元的财富，仅次于马斯克的2600余亿美元。这主要与他庞大的阿达尼集团股份有关。阿达尼集团经营着一系列业务，包括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港口和煤炭。

来源：董秀成闲说能源

能源转型，并非易事，但难以逆转。能源转型，一场深刻革命，需要高度重视。能源转型，事关气候变化，是全球性博弈。能源转型，需要借助市场力和技术力。

一、全球能源结构现状决定能源转型将十分艰难

众所周知，能源问题事关人类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能源可以划分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能源转型本质上就是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之间的接替或博弈，也就是哪类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能源又可以划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而能源转型也是上述两类能源之间的转化或替代，核心是可再生能源逐渐取代不可再生能源，进而成为主导能源。

可再生能源，也就是那些可以再生的能源，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海洋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

而不可再生能源，是指那些不可再生的能源，消耗一点就减少一点，如果无限消耗下去，最终将消耗殆尽，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核燃料等。

目前，从全球能源结构来看，占比最大的是石油，其次是天然气，再次是煤炭，其余依次为水电、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

但是，总体来看，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从全球能源结构来看，2020年化石能源的耗用量占比约为83%，而非化石能源占比比约为13%，从占比上看，化石能源仍然为能源主体。

1．煤炭消费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炭整体消费增速从2003年开始下降，2014年达到高峰，随后便逐步回落，2020年全球煤炭总消费量为151.42艾焦耳。

从煤炭消费区域来看，亚太地区是全球煤炭的主要消费地区，2020年煤炭消费占比接近全球煤炭消费的80%。

而在亚太地区中，中国煤炭消费量最大，2020年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为68%。

目前，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为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54%，因此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少排放的难度非常大。

2．石油消费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石油消费在2000-2019年期间保持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在1.15%。

从石油消费区域来看，亚太地区目前是全球石油消费的主要地区。

以2020年为例，亚太地区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40%，北美地区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24%，欧洲地区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16%。

从国家层面看，2020年石油消费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中国，再次是欧盟。

3．天然气消费情况

最近十几年，全球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2020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较2000年增加了60%，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是中东地区。

目前，全球天然气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为北美地区，其次为亚太带去，其他为欧洲地区、中东地区和前苏联地区等。

2020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其次为俄罗斯，然后是中国，其占亚太地区消费总量三分之一。

在进一步推进降低量的政策大环境下，预计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保持上升趋势。

4．核能消费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核能消费逐年下降。

2020年，核能为全球消费量最小的一次能源。

核能对于技术要求较高，主要分布在北美地区、欧洲地区以及亚太地区，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中南美洲及非洲等地区消耗量极少。

由于核能安全事故曾经多次发生，而且导致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欧洲部分国家纷纷制定了政策，逐步关停了核电站，并向其他替代能源转移。

2020年，核能消费量最大的两个国家是美国与法国，美国核能消费量达到7.38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30%，而法国核能消费量为3.14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14%。

5．水能消费情况

2020年，全球水电消费量占一次能源的7%。

亚太地区水电消费量增加最为明显，主要增加在中国，其余地区大体保持平稳。

2020年，中国水电消费量最大，共消费11.74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30.77%。

北美地区、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水电消费量最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巴西和挪威，加拿大和巴西水电消费量占其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超过25%，挪威水电占比接近65%。

6．其他可再生能源情况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

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为2000年的12倍。

目前，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是亚太地区，最大消费国是中国，其次为美国。

从历史上看，人类任何一次颠覆性的革命都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有时候可能带来强烈的不适应性，当然也需要付出时间和成本的巨大代价。

能源转型意味着改变能源格局，而格局改变必然冲击传统能源的既得利益者。

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往往存在惯性思维，惰性而不求变或许早已固化，这其实很正常，也容易让人理解，有谁愿意揭竿而起而革自己的命呢？

对于能源转型，既得利益者当然是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劳动力就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已经形成的庞大能源利益集团（尤其是油气利益集团）将受到巨大冲击，进而对能源和金融资本产生强烈冲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能源转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煤炭取代木柴是人类的第一次重大能源转型，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1709年1月，一位名叫亚伯拉罕·达尔比的金属工匠发现了如何利用煤炭“提高炼铁效率”的技术，这可以说是第一次能源转型的开始，然而经过漫长的200年之后，煤炭才取代木柴和废弃物成为世界第一大燃料。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西部开始大规模商业开采石油，预示着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开始，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石油才取代煤炭成为世界头号能源来源。

能源转型过程，需要重构供应链，需要技术创新，而目前第三次能源转型需要的供应链和相关产业确实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当然需要给人类一定的时间。

当然，人类必须清醒意识到，人类任何新生事物都将面临矛盾和困难，同样能源转型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类也切不可以盲目乐观。

客观现实是，全球85%的一次能源仍然来源于化石能源，这些能源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且极其复杂的能源体系，支撑着体量庞大的全球经济。

如果人类改变这个客观现实，那么就肯定遇到诸多问题。

首先，能源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金便是一个巨大问题。

目前，各国政府为了应对一次次危机而已经负债累累，是否还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前所未有的能源转型，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据权威数据，由于新冠疫情蔓延和肆虐，2020年世界GDP大幅度缩水，主要经济体中除了中国以外，全面出现负增长。

2022年世界经济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如果新冠疫情控制无力，叠加地缘政治因素，那么世界经济复苏可能会更加缓慢。

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创伤非常惨痛，其对人类的影响及其深远，尤其是大规模的失业潮和大批小微企业的经营困境，构成了一幅伤痕累累的痛苦画卷。

谈到目前全球经济，我有感而发，草写一首词，取名《沁园春-大势》。

股市添霜，

房产失光，

百业萎荒。

见投资渐慢，

消费乏暖；

外需落下，

暮色苍苍。

趋缓能源，

煤油气电，

价飚飘飘盛往芳。

期来岁，

望龙飞凤舞，

四海逍遥。

东西南北红妆，

有华夏精英尽弛张。

睹金砖各国，

尽失牵力；

西欧日美，

经历沧桑。

回望华邦，

朗朗担当，

牵动东西力气刚。

看如今，

有东西逐鹿，

还靠中方。

其次，能源转型需要建立低碳所需的全球供应链。

为了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人类需要以前所未有甚至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部署新兴产业或新兴技术，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构建来说就是巨大的挑战，因为目前支撑能源转型所需供应链的规模严重不足，有些甚至尚未建立起来。

能源转型之难，难于上青天。

人类要实现2050年的目标，全球需要共计1.4万吉瓦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能力，这是现有各类发电站装机容量总和的两倍之多，其困难程度便可想而知。

在实现能源转型过程中，必然带来全球能源产业链的重构。

从原材料的获取和运输，再到使用寿命到期后的弃置处理或回收利用，这些新型供应链的构建必然需要接受政府和投资者的科学评估，分析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社会和环境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二、能源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深刻革命

最近几年，我经常参与各种会议，也经常到国外考察和交流。

我无论走到哪里，见到什么样的人，大家讨论的重点似乎已经不再是国际油价，也不是伊朗核问题或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更不是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往过热的中东地缘政治演变似乎也是持续弱化的话题。

相反，人们关注的话题过多的其实是全球性的能源转型，无论在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国家还是在日益崛起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惊人一幕都是电动汽车在街道上迅速增加，人们可能难以相信，怎么到处都是。

1．全球能源转型意味着权力转移

权力争夺和权力转移，与能源转型密切关联。

回顾过往，有谁预料到俄乌冲突、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页岩革命、电动汽车的迅速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成本的急剧下降、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任性妄为，如此等等，都十分惊奇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小小地球。

无容置疑，能源转型确实将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还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或许还有可能会加剧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进而影响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冲突和实力演变。

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必然体现到能源转型这个具有全球性、普遍性、博弈性的方面，结果必然会归结到制度冲突，将能源转型逐渐演变到体制、机制、文化、技术、智能网络、金融和商务等诸多方面。

能源转型意味着能源权力的转移，导致全球能源博弈的重点发生重大改变，能源资源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渐进的，演变轨迹更不是线性的，有时也具有不可预见性，因为一件颠覆性事件发生就很有可能影响时代走向，因此才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这或许目前的最难以预料的趋势。

2．能源转型当然需要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突如其来的事件，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没有人事先预料其发生，但是发生了，而且对人类产生了一场巨大灾难，对全球经济的打击更是难以估量。

人类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烂，众多的人间悲剧造成了，大量的人被迫失业，政府救助的财政压力庞大，众多中小企业生死存亡，有些人因疫而贫，有些国家因疫而陷入困境，多少人希望破灭，多少国家债台高筑，如此灾难，有谁预知呢？

疫情直接导致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很大改变，避免人群聚集，影响出行和社交活动，对教育方式和公司经营模式产生重大冲击。

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虚拟世界取代了现实世界，集中办公可以转换为远程办公，面对面教育被网络教学替代，学术论坛、商务会议改在线上举办，交通市场和旅行市场被急剧压缩。

我们有理由预计，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上述这种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发展将持续改变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进而改变能源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可以这样说，什么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能源转型在路上，电动车开始快速在街道上增加，而且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资本是趋利怪物，资本家往往只看未来，而淡漠当今。

市场任何经济现象均会反应到资本市场上，资本家的眼镜力充满金钱，而资本以获利为本性，可以说，资本市场的反应代表着未来。

目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受大调整、大洗礼和大阵痛，其中电动汽车的异军突起就是一个鲜活的现实，虽然电动汽车从目前汽车保有量上显然还没有占据优势，但是市场的渗透率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

在资本市场上，股市一直就是经济、市场或产业发展的晴雨表，股票价格或许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可以预示着资本家对未来的预判。

以 2019年为例，销量为36.8万辆，与丰田、通用、福特、等共计4200万辆的销量相比，还似乎没有形成大的气候，然而特斯拉的市值却比这几家传统汽车企业市值的总和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或许让人充满疑惑。

难道资本家都疯了吗？

资本市场的上述变现，到底说明了什么？

是否意味着能源转型已经成为现实？

化石能源是不是走到头了呢？

大型能源公司路在何方，传统化石能源企业是不是应该静候如何发展？

世界许多国家陆续出台了“燃油车”退市时间表，中国海南省也出台了在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政策，意味着未来世界各地将禁止燃油车进入销售市场，能源是不是确实在发生根本性的革命，市场是不是在革化石能源的命？

……。

如此等等，伴随着能源转型，问题多如牛毛，疑惑无穷无尽！

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

当然，时代往往会造就奇迹，能源转型过程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简单重演，尤其在推进过程中不可能复制以往的历史。

从人类进步的视野来看，当今时代的政府政策、金融能力、社会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等等要素与几个世纪前相比，早已今非昔比，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与以往相比已经无法比拟，能源转型不可能遥遥无期。

尽管能源转型困难重重，但是大趋势已经无法逆转，气候变化和政治压力肯定会推动世界由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向。

三、能源转型已经超出气候变化范畴

目前，“能源转型”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

在全球范围内，围绕能源转型和碳排放等议题，国际社会、国内党争、行业之争、企业之争，已经是客观现实，尤其对于国际社会，可谓矛盾多多，明争暗斗，此起彼伏，一场针对能源转型议题的国际博弈正在全面开打。

客观上讲，直到目前，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依然面临困难，任重道远，预计还会面对挑战，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取得一致意见。

联合国气候大会年年召开，但年年吵闹，收获其实还很有限。

在全球气候大会之外，往往是暗流涌动，在科技、资金和贸易等领域竞争激烈，博弈趋势日益加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也难免卷入到全球碳排放的博弈之中，不得不在国家产出函数中强行增加碳排放的约束条件，而且还需要应对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国际公权力所强加的额外约束条件。

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博弈，发展中国家如何坚守底线，维系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就是他们目前面临的严峻考验。

围绕能源转型和碳排放，世界各国将持续博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任重道远。

在气候博弈中，很显然，目前欧洲走在前沿，日本也比较积极主动。

在能源转型和碳排放博弈中，欧洲作为气候变化的全球引领者，表现显得更加突出，比如燃煤电站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市场竞争性已经逐步丧失，不得不相继实施关停措施，个别国家还宣布要弃核，今后要逐渐关闭核电厂，不再建设新的核电厂。

但是，对于欧洲大陆来说，围绕着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转型等诸多问题上，欧洲各国客观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或分歧。

以德国、法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老欧洲），似乎站在人类道德伦理的制高点上，试图主导“全球气候治理”格局，而以波兰为代表的的大部分东欧国家（新欧洲）却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比较淡漠的态度。

如果仅仅依靠欧洲，无论采取何种激进措施，都无法真正起到关键作用，而不见硝烟的碳排放国际“大战”有可能愈演愈烈。

有些国家，似乎认同气候主义理念，与欧洲有共识，但是左顾右盼，态度不清晰，口号多而务实少，采取比较消极被动的应对措施。

还有某些国家，可能并不太认同气候主义，而是志在本国经济发展，不甘于受二氧化碳减排的制约而牺牲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对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措施。

比如，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前四个大国，中国、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目前尚未确定一致目标，彼此之间存在冲突或矛盾，博弈将继续持续加剧。

在上述四大国中，目前有明确碳中和的目标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大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至关重大，不过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方位政策体系，坚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信心。

中国为世界大国，需要大国担当和全球使命，也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因此火电机组年发电小时数逐年下降，而且在碳交易政策、控制煤炭和价格等制约下，火电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未来发展空间正在逐步缩小。

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却出现了反复和矛盾，针对能源转型和碳排放这个议题，共和和民主两党之争加剧。

由于在美国政坛，共和党和民主党竞选剧烈，而且往往轮流坐庄，因此美国政府反复加入或退出相关国际气候协定，确实备受全球关注。

观察美国政治，能源转型和碳排放已经成为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你进我退，你来我往，一方积极推动，而另一方却是不屑一顾。

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上都对全球格局演变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此美国政策决定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前途。

在应对气候变化乃至引发的能源转型和碳排放等议题上，预计美国党派之争还将持续下去，目前拜登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而一旦共和党再度执政，那么很有可能再度出现政策反复。

对于印度和俄罗斯来说，目前这两个大国尚未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具体目标，俄罗斯可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印度似乎是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这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四、政治因素不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从历史发展实践看，能源转型的最主要推动力是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

从能源发展历史经验看，一种能源之所以能够替代另一种能源，其根本力量是市场经济因素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绝对不是由政治因素所决定。

人类社会之所以用煤炭来替代柴薪、用石油来替代煤炭，其关键因素是替代能源与被替代能源相比，在技术和经济上具有可行性和优势。

1．政治力量成为能源转型的推动力

能源转型，政治或许不可能缺位。

从目前来看，人类社会正在处于或者提倡“新能源革命”，试图用新能源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但这种“能源转型热”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为政治因素所驱动。

政治力，有时候更具有驱动力。

现实上，对于能源转型来说，世界的政治力超越了市场力和技术力，而从“幕后”直接走向“前台”，政府政策扶持成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能源问题看似是经济问题，但其实也是政治问题。

政治力量往往渲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议题，这本身其实并没有问题，从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角度来看，确实值得肯定。

那么，对于全球能源转型，政治力是否应该介入呢？

我个人认为，政治力量肯定要介入到能源转型，但是政治力的介入只不过是为人类社会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种压力和紧迫性而已。

或者说，政治力的介入有利于强化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应该加快发展新能源的良好意愿和共识，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

政治一旦介入，便存在政治正确问题。

在当今世界，在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尤其是某些政府领导人已经陷入到能源革命或能源转型的“神话”或“宗教”陷阱之中。

在欧洲，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呢是否提出能源转型或者是否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能源问题已经演变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或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

从个人观点上，我非常反对将政治力与能源问题过度结合在一起。

世界各国的政治力量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发展新能源，我们当然可以找出诸多的理由，如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需要、化石能源排放太多而导致地球气候变化、国家可持续发展需要新能源、化石能源已经逐渐枯竭、石油峰值即将来临等等。

但是，上述这些考虑或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性的思维，往往都带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还是一种非理性的“臆断”而已。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提出“能源独立”战略，日本政府提出“摆脱石油”目标，欧洲提出“放弃化石能源”政策，这些政策宣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政治口号”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能源转型和低碳经济能否如期实现，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而还是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和技术力量能否真正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

人类社会确实需要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大方向。

从政治、安全和道德层面来看，上述逻辑思维绝对值得称颂和肯定，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需要摆脱化石能源，需要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美好目标。

但是，理想和美好的目标，未必就是现实可行的目标，尤其不能依靠政治力量来实现目标，政治家的“纸上谈兵”其实没有实际意义。

2．市场力和技术力是能源转型的真正驱动力

政治力固然不容忽视，但是市场力和技术力才是真正驱动力。

政治力量只有在一种能源快要替代另一种能源之时，提供一种帮助和支持作用，本质上还是要依靠市场和技术创新力量的“借势推力”而已。

我们可以大胆想象，未来能源转型的推动力依然是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而绝对不应该是政治力量，政治主张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推动力。

在本人看来，新能源体系是否能够建立，绝对不会由政府或学者如何鼓吹化石能源枯竭、全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或人类可持续发展等等所决定。

新能源体系的建立，取决于是否出现一种或几种在资源潜力、技术创新、供应能力、使用效能和价格水平等综合指标上能够超越传统化石能源的新能源，取决于新能源体系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和技术经济的可行性。

本人认为，化石能源是否真正到了发展的“晚期”，目前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导致整个欧洲爆发了能源危机，迫使部分欧洲国家重新启用煤炭或核电等措施，足以让我们清醒，化石能源不可能很快寿终尽寝。

目前，在欧洲和美国，化石能源价格暴涨，有人由开始重新审视化石能源，认为化石能源或将持续保持主导能源地位，能源转型将被迫推迟或延缓，甚至可能失败。

当然，上述论调不可能成为主流，我也不赞同这种论调。

暂时发生的现象，并不代表长期的趋势。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化石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或持续下降，并非意味着化石能源的寿命多长或多短，而且价格涨跌其实均具有十分明显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化石能源价格涨或跌，可以促进或抑制新能源开发和能源节约。

另一方面，化石能源价格涨或跌，也可以促进或削弱化石能源自身的勘探与开发的投资动力，而投资有利于延长或缩短化石能源的生命周期。

据悉，这一报告由德国经济研究所、伊弗经济研究所、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哈雷经济研究所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研究所联合完成，是德国联邦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报告预测，如果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德国2022年和2023年可能将面临共22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风险，这无疑给欧盟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实施带来了压力。最新消息显示，欧盟成员国对于新一轮的对俄石油天然气制裁存在较大分歧。4月11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未能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实施制裁作出决定，将继续讨论如何实施相关制裁并考量制裁措施对俄经济的影响。

由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很深，德国等部分欧盟成员国在其中显得进退两难。新纪元期货研究所所长王成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如今欧洲是将‘能源政治化’的问题。尽管制裁将导致能源替代和成本的不经济，甚至短缺问题，但大方向上，欧盟能源仍在朝着‘去俄罗斯化’的路径发展。”

德国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疫情叠加地缘冲突，欧洲经济承压不断。

今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冬季预测报告，预计欧盟和欧元区经济2022年均将实现4.0%的增长，2023年经济增速将分别放缓至2.8%和2.7%。

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复苏同样显得困难重重。在德国五大权威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德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原来的4.8%大幅下调为2.7%。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德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四重压力’。”

首先，消费力总体在下降。德国作为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消费力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活跃，而疫情与通胀更是大大制约了德国当下的消费水平。

根据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3月底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受俄乌冲突和高通胀的影响，3月份德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5点，环比下降1.8点。该机构指出，4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为-15.5点，环比下降7.0点。

其次，财政政策调整的相对滞后。“身处欧元区之中，德国的财政政策灵活性相对较弱，要面临的不仅是本国经济增速问题，还要考虑到欧洲的债务问题以及欧元的稳定性等诸多因素。德国需要跟着欧元区的财政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整，整体发力是比较慢的。”

而且，“地缘政治导致的外需削弱对于德国这一制造业大国而言，影响是突出的”。有数据显示，受国外需求减弱，供应短缺、能源价格飙升，以及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影响，德国2月季调后制造业订单环比下降2.2%，降幅超过预期。

最后，企业投资力度也在减弱。“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企业不会贸然投资。现在的情况是，成本在做加法，市场在做减法，这对企业的挑战会很大。”孙立坚指出。

通胀率站上历史性高位

经济增长承压的同时，德国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通胀问题。

德国联邦统计局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德国3月通胀率升至7.3%，为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值。其中，3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39.5%，显著高于当月整体通胀率。去除能源价格因素，当月通胀率为3.6%。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2月的进口能源价格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29.5%，其中天然气进口价格同比大涨256.5%，而天然气目前仍是德国工业的最主要能源。

今年3月，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曾介绍，德国已将俄罗斯石油进口份额从35%降至25%，天然气进口份额从55%降至40%，硬煤也从俄乌冲突前的50%降至25%。但他也表示，要摆脱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可能还需要等到2024年夏天。

“摆脱”的过程并不容易。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穆勒于近日表示，眼下如果立即对俄罗斯实行能源禁运，仅靠现有的天然气储备和近期购入的液化天然气，德国只能将能源供应维持至夏末秋初。

为应对能源使用出现“红灯”情况，上个月底，德国启动了天然气一级应急预案，具体分为预警、警报和紧急三级。若供应形势恶化至紧急阶段，德国政府将出手干预，优先把天然气分配给家庭和医院等关键机构。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若真的切断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德国可以考虑从美国等地进行补给，但是短期量不够，需要需求侧控制。而且，天然气等商品的运输需要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这需要时间与成本的投入，美国主要提供的是液化天然气，相比管道天然气成本也要昂贵得多；另一方面，德国也可以采取其他的能源供给手段，比如煤炭、核电等，但这也与其当初的能源转型相冲突。总体而言，短期内德国面临的能源压力还是非常显著。”

王成强则指出：“在能源‘去俄罗斯化’的过程中，德国正在两方面努力。一是正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二是，优化能源进口来源，寻求挪威、卡塔尔、美国、加拿大等液化天然气的购买替代，尽管这相较于管道天然气价格更高昂。”

其中，有一项能源工程值得注意。2月22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表示，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立场与行动，德国经济部拟阻止“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获得认证与投产运营。

“北溪-2”是一条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可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与“北溪-1”一起，都是俄罗斯向欧盟国家运输天然气的关键通道。

其中“北溪-2”天然气管道设计年输气能力约为550亿立方米，原计划是在2021年底前投入运营。但在各种利益冲突的裹挟之下，“北溪-2”迎来被叫停的命运。

王成强就此表示：“从始至终，‘北溪-2’的建设都充满争议。俄罗斯具有横跨亚欧大陆的地理区位优势，是天然气出口核心国，对欧盟能源供应的影响举足轻重；而考虑到能源安全，欧盟进口天然气的选择更趋于多元化，这涉及到两种路径的博弈问题。至于项目之后的运营与否，取决于地缘矛盾的化解或妥协，但在危机升级的环境中，这显得遥遥无期。”

疫情已导致33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对德国经济造成的阴霾仍未驱散。

今年2月，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2020年至2021年期间，新冠疫情给德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达到3300亿欧元，相当于2019年全年经济总产值的10%。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报告显示，德国7天新冠感染率（每10万人的7天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数）在经历3月的高位后，4月已逐渐下滑。但目前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依然在10万例以上。数据显示，当地时间4月13日，德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6303例，累计确诊超2301万例；新增死亡病例361例，累计死亡病例超13万例。

疫苗接种方面，自2020年12月26日以来，76.6%的德国人口至少接种了一次疫苗，76.1%的人接受了完整疗程的疫苗接种，59.0 %接种了加强疫苗。按德国现在超8300万的人口计算，大约还有约1900万人没有接种第一针疫苗。

在此情形下，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试图推进的强制疫苗接种计划依然没有成功。4月7日，德国联邦议院就60岁以上人群强制接种疫苗法案的立法申请进行了投票，但最终该法案未能在联邦议院获得通过。

这也导致了德国一部分新冠疫苗失去“用武之地”。德国卫生部发言人于4月11日日宣布，6月底可能会扔掉约300万剂即将过期的新冠疫苗。而且，由于COVAX(联合国全球疫苗获得机制）目前不接受捐赠，要想捐赠给一些贫穷国家也面临着运输和储存的难题，这300万剂疫苗只能被丢弃。

目前，德国也已经大大放松了防疫措施，比如在戴口罩方面，仅要求人们在医院、护理机构内以及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佩戴，但从近期的消息看来，德国的防疫路线并未稳定。

4月5日，劳特巴赫曾宣布将从5月1日起取消阳性病例为期10天的强制自我隔离，改为“强烈建议”感染者和接触者自愿隔离5天。但第二天，他又表示，此前宣布的自愿隔离措施是“错误的”，德国将继续沿用新冠感染者强制隔离政策。

从如今的数据来看，德国疫情的蔓延风险其实仍未受控，而当前的防疫措施能否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真正起效，仍有待观察。

孙立坚认为，疫情对德国经济造成的损伤仍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能会更持久。当前的经济忧虑更多在于，两个影响因素在同一时期重叠，产生了放大效应

印度新政府为中国企业带来丰富商机

印度新政府于2014年7月10日发布其首份2014-15财年联邦预算案。这是新政府公开阐明其经济政策的第一次机会。新一届印度总理莫迪向来欢迎中国公司投资印度，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其已颇为熟悉。这也是30年来的第一次，获胜党亦为取得下议院多数党地位的政党。这意味着政府政策将更为稳定，投资项目将面临较少的政治障碍。因此，从诸多方面来看，这是中国公司30年来在印度投资的最好时机。

正如所期望的，印度新政府首份预算案涉及对多个行业中国企业的利好消息。其中一些总结如下：

1. 房地产业

•为鼓励外资投入印度乡镇房地产项目，对项目最低建筑面积的要求由5万平米降至2万平米。

•最低资本要求也已由1,000万美元降至500万美元。

•此外，项目总预算的30%及以上用于低成本保障性住房项目的，不受最低建筑面积和资本要求的限制。

•最短投资期限仅为3年。

2. 制造业与电子商务

•政府已经宣布，制造业的外国投资者将可借力电子商务模式在印度市场销售其产品。

•这也将使得外国投资者可直接接触到客户，而无需面对零售业的任何限制。

3. 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

•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市场期待已久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得到推动。REITS发起人的资产转让交易获准可延期纳税。

•政府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以增进住宅市场交易，并明显倾向于推动低成本保障性住房市场发展，包括放宽对此类项目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要求。

•政府还拨出10亿美元预算，利用卫星城镇的可用基础设施，致力于打造100座“智能城市”。

•预计在未来10年，将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500个城市居住区开展现有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新设施建设等工作。

4. 基础设施

•PPP模式将被修改，以使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商承担较小风险。

•在2017年3月31日之前开始发电、配电和电力传输的煤炭发电项目将可享受所得税优惠。

•已投产或将在2015年3月前投产的电力项目将得到充足的煤炭供应。

5. 可再生能源

•作为实现能源安全的可行替代方案，发展太阳能一直备受关注。相应措施包括：（i）为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和拉达克等地的超大型太阳能发电项目拨出8,300万美元（通过印度太阳能公司）；（ii）拨出6,600万美元用于设立太阳能驱动的农业泵组及水泵站；及（iii）拨出1,600万美元用于1兆瓦运河沿岸太阳能电站建设。

•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处理由于电网基础设施不足而投入商业运营的发电厂的电力。针对这一问题，预算案提出“绿色能源走廊项目”，将可再生能源引至全国各地。

•5％的优惠基本关税已扩展至在印度建设太阳能项目所需的机械设备。还有各种相关商品类目将实施免税。

6. 矿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将通过PPP模式建设一个总长15,000公里的广阔的天然气运输网络（国家输气管道网络）。

•将修订1957年《矿藏和矿物（发展和规范）法案》，以鼓励投资采矿业，并引入可持续开采的做法。这是一个重要举措，可改善陈旧立法造成的极其不易在采矿业进行投资的局面。

7. 项目融资

•为促进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长期资金及融资结构的灵活性，预算案提出“5/25模式”，即允许银行向基础设施项目给予25年期贷款，且5年以后该项贷款可转予其他金融机构。这将使得贷款期限与项目周期相匹配。目前此类项目贷款期限限于10 - 12年，因此项目开发方不得不承受偿付本金的巨大压力。这一改变将减轻其偿债压力，改善现金流。

•银行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长期贷款，将被允许毋须遵守存款准备金率（CRR），法定流动率（SLR）和重点行业贷款规范等要求。这将显著增加银行可借贷给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银行还可在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专门为向基础设施行业贷款进行融资，而无需拨出资金以满足CRR和SLR的要求。

•预算案还提出针对REITS和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基金（INVITS）的一些激励措施，包括税收激励。这将增加项目开发方可用在项目资本投入上的资源，并减轻银行系统的压力。

•“市政债务汇集融资机制”（为促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而发起，贷款给市政机构或公司在PPP模式下开发项目）已由8亿美元增加10倍至80亿美元，并延长至2019年3月31日。

8. 铁路

•艾哈迈达巴德和勒克瑙地铁项目获得1,600万美元预算投入。

•1.66亿美元将用于铁路线连通性提升，5亿美元将用于东北地区铁路建设。。

•单独发布的铁路预算还准许外国投资在PPP模式下投资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9. 港口，机场和运输

•将在阿拉哈巴德和霍尔迪亚之间启动“Jal Marg Vikas”项目。项目将覆盖1,620公里，并允许至少1,500吨的载具在国内水域进行商业运输。项目总成本预计为7亿美元，需6年完成。

•将新建16个港口，与内陆公路和水路有机整合。这一举措预计也将使得相关基础设施显著扩张。

•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修建新机场的计划也将推出。

10. 道路

•印度国家公路管理局（NHAI）和国家公路运输有关机构将投资62亿美元用于建设高速公路。

•NHAI还将拨出8,300万美元，发展工业走廊。

•一年内将实现建成8,500公里国家高速公路的目标。

该联邦预算案仅为新政府执政开局之作。新政府预计将在今后10年执掌印度。显而易见，新一届政府将通过增加在所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求持续改善印度经济状况。现实情况是，即使所有业内领先的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参与到所有这些项目中来，也将不足以满足项目需求。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现在正是进入印度市场，作出长期投资的绝佳时机。

欲了解更多有关最新的印度联邦预算案或中国企业在印投资机会的任何其他信息，欢迎与我们联系：china@indiabourse.com 白大山先生

文章来源【印度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