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贡献

新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与“三大改造”同步进行的。由于指导方针正确，计划积极可靠，主要比例关系合理，速度恰当，各族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热情高涨，因而圆满超额完成了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

一·五计划期间，新疆提前两年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计划，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36亿元，超过计划1.86亿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63.15%，年平均增长10.3%。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取得巨大成绩。

（一）工业。一九五七年工业产值达到4.45亿元，超出计划1.52亿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58.7%，年平均增长20.94%，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提高到43%。在对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全面完成了原有企业的整顿、巩固和提高工作，使企业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扩大，新建、续建了石油、有色金属、电力、煤炭、森工、建材、缫丝、印染、畜产品加工和农副产品加工等企业169个，加上改造后的公私合营企业（不含手工业），全区新增工业企业245个，职工人数增长了38倍，初步建立了新疆的工业基础。一·五期间，大力加强了电力建设，一九五七年装机总量增加到247台、4.9万多千瓦，比一九五二年增长近9倍。到一·五期末，全疆有3个市、28个县有了电力，发电量达到8000万度，基本上满足了主要城镇用电需要，改变了这些城镇靠油灯、蜡烛照明的落后面貌。一·五计划期间，地方煤矿达到19个、小煤窑33个，原煤产量增加到117.7万吨，基本上保证了全区工业生产和城镇居民生活用煤。

一·五计划期间，新疆石油工业开始起步。一九五○年成立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一九五五年起由中国经营，改称新疆石油公司，它推动了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五年内进行了大面积的地球物理勘探，发现一批含油构造，其中详查了45个。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使新疆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石油基地之一，一九五七年石油开采能力达到24.7万吨，生产原油9.5万吨。

有色和稀有金属生产也发展起来。中苏合营的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的创办，为开发新疆的有色金属，打下了基础。一·五计划期间，国家投资8000多万元，建设了全部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选矿厂，初步建成新疆的有色和稀有金属基地，开采10种矿石，一九五七年矿石产量达到5万吨，出口换汇1.6亿卢布。

钢铁生产方面，新建了八一钢铁厂93立方米的3号高炉，完善了3座转炉，使生铁生产能力达到3万吨，炼钢能力1.9万吨。

机械工业企业五年内发展到22个，重点建设了十月汽车修配厂（后改为十月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等几个大厂。五年内生产的农机具，使新疆使用新式农机具的耕地面积大大提高；金属加工的产值增长了5.8倍。

森林工业也开始建立。五年内建立了7个伐木公司、8个大型制材厂，锯材和制材能力达到20万立方米，采伐量增长3倍。

建材工业重点发展了水泥生产，年产量达到2.14万吨，增长11倍，实现了70%的水泥自给，扭转了基本靠内地调入的状况。

一·五期间棉纺纱锭发展到3.17万多枚，布机增加到1224台，棉布产量达到3827万米，印染布达到2943万米，用布自给率达到40%。同时还建成和田缫丝厂（3200绪能力），一九五七年生产丝278吨。

农牧产品加工工业也发展起来。机制面粉加工能力增长了32.4倍，油脂加工能力增长30%，轧花能力增加近200倍，新疆60%以上籽棉可以就地加工。其它轻工产品，如制裘、制盐、陶瓷、酿造等，也有较大发展。

由于工业的发展，职工增加到4.7万人，增长1.5倍，工业装备水平和职工素质也得到提高，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达到6858元，增长近1倍。工业产品品种增加，物耗减少，成本降低，上交利润增加。到一九五七年，地方工业系统上交利润和折旧资金3814万元。

（二）农业。一·五计划期间胜利完成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并且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这期间，国家增加了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入，建设了一批水利工程，增加了贷款和物资支援，农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就。一九五七年农业产值达到5.9亿元，超额完成计划任务。一·五计划初期，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是扩大耕地面积。起初的方针是，“要在搞好水利建设的同时，大力开荒以扩大耕地面积”；一·五计划后期，又实行了“扩大耕地面积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相结合”的方针。到一九五七年，全疆耕地面积扩大到2929.5万亩，五年内净增加614.8万亩，粮食及棉花、甜菜等经济作物大幅度增产。

一·五计划期间，为了提高农业技术，有关部门先后从苏联引进乌克兰0246号、83号冬小麦品种（引种面积占16%）、白马牙玉米品种（引种面积占26%）和优良棉花品种。棉花种植由南疆扩展到北疆，在玛纳斯河流域开辟了新的棉花基地，打破了北疆不能种植棉花的定论。五年内推广新式畜力农机具11.4万件，新式农机具化程度达到40%。在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示范和帮助下，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骨干，使农业生产从条播密植、中耕除草、防治病虫害到收割脱粒，都逐渐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科学种田普遍推广，开始改变过去“二牛抬杠”犁地、骑马撒播、大水串灌等原始的耕作方法。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二年比，粮食产量增长9.4%，棉花增长1.7倍，油料增长1.8倍。畜牧业生产方面，建设了一批国营牧场和公私合营牧场，加强了草场建设和牲畜品种改良，年末存栏牲畜增长34%。

一·五计划期间，新疆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棉花大量调往内地。五年内调往内地的棉花共120.5万担。出口畜产品总值达2亿元，换回大量建设物资、设备、汽车等。

（三）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一·五计划期间，新疆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支援兰新铁路建设外，还大力进行了公路建设。五年内修建公路12条，正式公路总长2150公里，还修了4979公里简易公路。到一九五七年新疆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万多公里，除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以外，县县可通汽车。修通了喀什至吐尔嘎特的公路和跨越昆仑山的新藏公路，打通冰达坂，建设了跨越天山的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公路，缩短了南北疆运输里程。客货运输汽车达到8400辆，增长1.3倍。五年中架设电话线路4597对公里，新建了乌鲁木齐自动电话和国际转播台，修通了乌鲁木齐至兰州的3条载波线路，改善了通讯条件。

（四）基本建设。一·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贯彻了“以新建为主，以生产性建设为主，以中小型、自给性建设为主，加快建设，提高经济效益”的方针，共完成投资14.64亿元，比恢复时期增长3.3倍。基建投资用于完成新建项目的占94.8%，其中大中型项目占4.4%，小型项目占95.6%；完成的总投资中，农业项目占51%，轻工业项目占9%，重工业项目占40%。一·五计划期间，计划在建的2213个建设项目，大部按期建成交付使用，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到82%，速度快、效益好，基本建设队伍也壮大起来，到一九五七年，全区设计、施工队伍发展到10万余人，并能担负起比较复杂的工业、水利、交通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

（五）商业供销和对外贸易。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还由于一九五二年后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职工普遍增加了工资，农牧民平均消费水平也得到较大提高，商业、供销部门的压力增大。全疆商贸部门除了大力加强工业原料、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收购、供应外，还积极组织货源，做到了社会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之间大体平衡。一九五七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8.93亿元，五年中年平均增长19.2%，各种生产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供应成倍增加，城乡市场活跃，商品充足。

对外贸易增长也较快。五年出口总值完成4.74亿卢布，主要商品出口量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纯羊毛增长18%，绵羊增长7.3倍，金属矿石和其它出口物资都有较大增加。五年内国营商业部门上交利润2.5亿元。

（六）财政。在“紧密配合生产，大力组织税源，努力增加企业收入”的原则下，一·五计划期间新疆的财政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五年内，全疆财政收入共计8.6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5.14%，大大超过了工农业增长速度。五年财政总支出9.49亿元，年平均增长30.3%。收支相抵，只有5600万元的差额，改变了恢复时期大量依靠中央补贴的状况。

（七）文教、卫生体育事业。教育事业中，高等学校由原来的1所增加到5所，一九五七年在校学生达到3909名，比一九五二年增加1.5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2537名，增长2.1倍。五年共培养各类专业的本科、专科毕业生2596名。中等专科学校由11所发展到21所，在校学生11733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72.49%，五年内共培养出工、农、医和师范等中等专业毕业生7349人，缓解了区内经济文化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普通中学中，高级中学增加到21所，在校学生4776人；初级中学增加到96所，在校学生5.6万人。一·五计划期间，由于对各级学校招生与毕业生之间的综合平衡不够，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发展快了一些，招生计划订得高，以致造成大学招部分初中生，中专招部分小学生的现象，学生质量降低。一·五计划期间，小学由1776所发展到2253所，适龄儿童入学率比解放时提高1倍。这期间扫盲33.5万人，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五年内的各种卫生事业机构由150个发展到853个，其中医院由89所增加到113所，新建疗养院4所，卫生防疫站由2个发展到53个，妇幼保健站由9个发展到64个，病床数由985张增加到8358张，万人平均由1.95张增加到14.36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由1214人增加到9869人。一·五计划期间，还认真贯彻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开展经常性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控制了解放前广为流行的天花、疟疾，基本上制止了性病发生；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了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体育等事业，一·五计划期间也都有很大发展。

事实说明，新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成就是突出的，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新疆的落后面貌初步改变，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五计划时期，是新疆发展国民经济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可可托海镇，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富蕴县，位于富蕴县北部，东临吐尔洪乡，南、西与铁买克乡相连，北同蒙古国毗邻。2018年，可可托海镇区域面积17.1平方千米，户籍人口有4870人。

1951年，为中苏合营新疆有色公司阿山矿管处；1953年，为第一区；1956年，撤销第一区成立可可托海镇。2019年10月，可可托海镇下辖3个居委会、1个行政村。

2017年，可可托海镇企业个数共20个，企业从业人数200人，其中工业企业4个；2018年，可可托海镇工业企业个数共4个，规模以上0个，营业面积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5个。

扩展资料

行政区划——

2011年末，可可托海镇辖文化西路、文化东路、团结路3个居民委员会，塔拉特1个村民委员会。

2019年10月，可可托海镇下辖3个居委会、1个行政村。

自然资源——

可可托海镇境内已探明地下矿藏为锂矿，地质储量4亿立方米，可采储量为2.6亿立方米，集中分布在南部三号矿脉一带；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为1460万立方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可可托海镇

1950年3月1日成立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阿山矿管处，这一最早的中苏合资企业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营企业。

1955年，我国收回可可托海矿区全部企业的经营权，矿区全部企业移交我国独自经营直属中央管理。

3号矿于1955年开始地质勘探，1958年建矿并投入生产。此后的十年中，3号矿平均年产四五百吨绿柱石，是可可托海矿务局年产绿柱石(铍)任务的一半甚至全部。

1960年7月，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对华经济援助协议，撤走专家，逼迫中国限期还债。总外债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按照协议，外债应于1965年前全部还清。

经中央研究决定，以苏联急需的稀有矿产品来抵债。

为加速偿还欠原苏联的债务，超过4万人聚集可可托海。无数的科学家、工程师、干部、职工把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可可托海。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前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还清了欠前苏联的全部债务。有资料显示，可可托海矿务局还债矿产的价值占到了总外债的40%左右。

可可托海的3号功勋矿，不仅仅为国家偿还了巨额债务。

中国制造原子弹、氢弹等核试验所用的锂、铍、钽、铌、铯等稀有金属主要来自可可托海矿。

该矿为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为航空航天事业以及相关尖端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资金后盾。

被誉为“英雄矿”、“功勋矿

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动，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率随行人员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一是祝贺斯大林的70寿辰，二是与苏联领导人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三是同苏联订立新的条约，四是商谈向苏联贷款事宜。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国民党政府曾于1945年8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以下简称中苏旧约）。这一条约及有关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的产物，基本恢复了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按照新中国“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中苏旧约也应予以废除而另订新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旧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这一问题可留待毛泽东访苏时解决。毛泽东出访前夕，中方在与苏方磋商时又多次表示，希望这次访问的结果是缔结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当晚即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讨论双方关心的主要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年至五年的和平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稳定全国局势。中国重大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今后的和平前景。斯大林回答说，目前尚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起来；美国虽然发出战争叫嚣，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如果我们共同努力，不仅能够保障5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20至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这一看法与当时中共中央的估计相一致。

接着，毛泽东提出中苏旧约问题。斯大林说，那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苏联从日本手中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也是在雅尔塔达成协议的。因此，目前不宜改变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否则会给美国和英国要求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提供法律依据。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在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中长铁路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毛泽东表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事业有利来行事，眼下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一样。但是，他又委婉地提出，照顾雅尔塔协定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斯大林答复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以后。

在会谈中，毛泽东还提出，由于缺少海军和空军，人民解放军难以解放台湾，希望苏联以派遣志愿飞行员等方式给予支援，以便尽快解放台湾。对此，斯大林谨慎地表示，有可能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是不能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苏联贷款和贸易问题以及出版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问题。

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并作为第一个致祝词的外国领导人发表了讲话。24日，斯大林再次同毛泽东举行会谈，主要商讨越南、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兄弟党的事情。尽管在会谈前毛泽东已请苏方陪同人员转告斯大林，他感兴趣的首先是中苏条约问题，但斯大林在会谈时对此却只字不提。此后，来莫斯科祝寿的各国领导人陆续回国，毛泽东仍滞留在那里，斯大林没有再约见他。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他向苏方人员表示，他到苏联来不仅仅是祝寿的，而是来办事的。

由于毛泽东参加祝寿活动后，中苏双方都没有关于他的进一步报道，国际上出现种种猜测，英国通讯社甚至散布谣言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一个重要的动向是印度和英国准备承认新中国。僵持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斯大林只好改变不废除中苏旧约的初衷。

针对英国通讯社散布的谣言，1950年1月2日，《真理报》在头版刊登了塔斯社记者对毛泽东主席的访问。其中特意披露，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是：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及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等。当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见毛泽东，征求他对处理中苏条约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三个方案：第一，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两国就中苏旧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在重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第三，签订一个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毛泽东优先考虑的无疑是第一个方案。他强调说，把中苏关系以新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极大利益，中国人民将感到兴奋，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项办法好。随后，双方为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谈判作出安排。

1月20日，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22日晚，中苏双方开始就签订新约和协定的问题举行正式谈判。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表示，过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对日战争时订立的，现在已落后于时代，因此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设想可以保留。毛泽东说明：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他强调：要把新条约和原来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说的是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现在应是防止日本侵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新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随后，双方对新条约的条款，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问题的原则，贷款和贸易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1月22日的原则性会谈中，经斯大林提议，毛泽东赞同，委托维辛斯基和周恩来两位外长负责新条约文本的起草工作。经过几轮修改，双方就文本内容达成一致。新约的名称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共六项条款，有效期为30年，其宗旨和条文比之旧约作了重大的修改与补充。新约的宗旨是：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新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新约还增加了“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的内容。

在条约起草工作开始之后，两国代表就关系双方重大权益的三方面问题反复进行了谈判。虽然在谈判中出现了种种矛盾，但最终双方都作出了相应的让步，以达成协议。

关于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苏方表示愿意早日放弃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得的某些特权。中方考虑到共同防御帝国主义的需要，同意有一个过渡期。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及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回其驻军，并将该地区设施移交中国政府，中方偿付旅顺港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方保证将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予中国政府，中方同意大连自由港问题待签订对日和约后再作处理。

关于贷款问题。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为好的想法，中方提出贷款三亿美元，拟三年内还清。斯大林表示，偿还期可延长为十年，年利率定为极优惠的1%。在贷款协定谈妥之后，苏方要求中方提供它缺少的战略原料钨、锡、锑，以偿还贷款，双方为此商签了一个秘密议定书。稍后，双方还达成在中国创办石油、有色金属、航空和造船四个合营公司的协议。这是新中国利用外国资本促进工业化的最初尝试。

最后，关于空军支援问题。由于在谈判期间发生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方派遣空军保护华东。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之间要签署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得给予第三国（主要指美、英、日）租让权利，也不准许第三国公民进行经济或其他活动。中方经反复考虑后予以同意。随后，斯大林表示，要把苏军原在东北接收的日伪财产和苏联在北京的教堂等财产交由中方接收。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同日，中苏双方发表关于两国缔结新的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并声明中苏旧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回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4月11日，中苏新约及有关协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批准生效。在批准这一条约时，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