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是如何压榨东南亚的？
1942年，日本仅仅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南方作战”东南亚地区战役的胜利，几乎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已经被日本人所控制，惨遭战火荼毒。在当地的政府军战败投降之后，日本对于当地实行了严苛的军管制度，进行物资管制和经济掠夺。以高压手段强迫沦陷区的百姓缴纳大量的赋税，为日本法西斯隆隆作响的战车填充燃料。而当地原本的资源也被日本以极低的代价强行夺走，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日本残酷的军管制度
日本人的贪婪和残暴在其入侵我国东三省时就已经显露无疑，它通过扶植伪政权的方式出台了一系列资源掠夺法令与制度。其中对于百姓伤害最大的就是“粮食出荷”制度，日本人通过这一制度掠夺了东北大量的粮食。据资料记载：
“粮食出荷制度，日语意思为‘出售’，中国人叫‘出荷粮’。粮谷出荷的方式是先由伪满政府召开伪省长会议和省次长会议，确定当年度的‘搜荷’方针和各省的‘搜荷’数量。然后，各省再分配给所属的各市、县、旗，依次分配给各街、村，最后分配到各农户，秋后按规定的数量强迫农民缴纳。价格方面以1940年为例，每100公斤仅仅1元。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伪满各级统治政权的大小官吏，以及‘协和会’‘兴农合作社’等组织一起出动。1940年，粮谷出荷总数是620万吨，1941年是680万吨，1942年是720万吨，1943年是780万吨，1944年是820万吨，1945年确定的出荷量是900万吨。到1945年，农民要交的‘出荷粮’竟占总产量的51%，这意味着农民一年收获的粮食在交完‘出荷粮’后所剩无几。许多农民连口粮、种子都没有了。而在实行配给制的城市里，中国人每月只分给十几斤的豆饼或高粱米，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伪满’时期，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
通过这样的掠夺手段，日本才得以在太平洋战争前后保障日军和日本国内的粮食支持。东北是中国的粮仓，盛产各类农作物。可是在日本如此高压的政策之下，东北的经济也日渐消沉，民众处于水火之中。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扩大，日本占据了东南亚地区，也对于这些地方采取了毫无人性的军管政策。
日本在开战之前就制定了针对东南亚地区的管理政策，其中总体的宏观战略就是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在出台的《战争经济基本方略》中就详细规定了对于占领地资源的开发计划，即：
“由我方确保东亚共荣圈地区的国防资源和物资，使我国进行战争的能力得到迅速扩充和发展，同时设法切断对敌国战略物质的供应，遏制其扩展战争的能力。
应迅速开发和取得国防资源和物资。尤其是石油，以打开我国防生产上的致命难关同时以跃进的速度开发和利用占领地内的资源，尤其是煤炭和铁矿，以保持和增强我进行战争的能力，使之得以挫败美国执行国防计划后发动的攻势，以及与此有不可分关系的、来自北方的攻势。”
正式在这种方略的指导下，日本派驻在各地的伪政权和军官首脑开始无情地压榨当地人民。日本民族有很强的优越感，即使是在其扶持的伪政权中，日本人也会占有非常大的权力和影响。比如泰国的銮披汶政府在战前就投降了日本，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日本驻泰国大使坪上贞二就成为了日本在泰国的代理人，凌驾于泰国群臣之上。所以，日本在执行军管政策时也大多是由自己的高级将领执行。在香港，日本的新任港督矶谷廉介就在当地推行了军票制度，以毫无政府信用担保的军票来换取居民手中的钞票，重创香港经济。
在日本事前统计的东南亚占领区中大约包含了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2亿左右的人口。日本军部和企划院在战前对于这里设定的军管计划为：
“一、实行军事管制时竭力利用残存的统治机构，组织和民族习惯。
二、在不妨碍作战的范围内，占领军应采取措施，促进获得和开发重要国防资源。在占领地区开发或取得的重要国防资源，应编入中央物资动员计划。至于作战部队在当地补充给养所需物质，原则上根据上述分配计划，拨归当地使用。
三、对于运往日本物资，陆海军应竭力予以援助，且应尽量全面地利用其征用的船只。
四、铁路、船舶、港湾、航空、通信和邮政等，由占领军管理。
五、占领军对贸易及汇兑施行管理，尤其防止石油、橡胶、锡钨、奎宁等特殊重要资源流入敌国。
六、原则上应尽量使用当地原有货币，不得已时可使用有外币标志的军票。
七、为取得国防资源和补充当地占领军给养，必然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沉重压力，要使其忍受下去。宣抚工作的要求，以不违反上述目的为限。”
在这份计划中日本法西斯的残忍和冷酷显露无疑，毫无掩饰。直接声明其政策会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人民要积极忍受，可谓是歹毒至极。东南亚地区生产的石油、橡胶、锡钨、奎宁全部都被日本人收入了囊中，严禁随意流通。而原本的生活物资也被强征进入“国防资源”的名目之下，被日军公然掠夺。在计划当中也提到了军票的问题，这说明军票在当时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需要注意的是，东南亚在此之前一直是美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日本不可能放任美元和英镑继续在东南亚流行，所以军票的推广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情况。众所周知，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为前提和基础的。在面对一个毫无公信力可言的一般等价物，实际上这就是与废纸无异，当时东南亚地区百姓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
为何日本在占据东南亚之后要实行如此严苛的军管制度
首先，日本没有明确的终战计划，对于这场战争究竟要前进到何处并不明确。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正式拉开了和英美等国的战争序幕。这样的大国战争一般都是要以一方彻底压制另一方作为终结。在一方真正倒下来之前，战争的铁蹄根本就不会停下。所以日本何时会击败美国，日本自己也没有明确的日期。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本参谋本部就曾经提交过有关终战的前提和条件。日本在1941年11月的《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战争的草案》中提到：
“方 针
一、迅速摧毁美、英、荷在远东的根据地，确立帝国自存自卫的地位，同时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促使蒋政权早日屈服，并与德、意合作，先使英国屈服，然后迫使美国丧失继续作战的意志。
二、尽量防止扩大战争对手，努力争取第三国倾向我方。
要 领
一、帝国应实行闪击战，摧毁美、英、荷在东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根据地，确立战略上的优势，同时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和主要交通线，造成长期自给自足的态势，设法用尽一切手段，引诱美海军主力，适时加以歼灭。”
从方案中看来，对于结束战争的目标描述得非常模糊。颇有一些“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意味，可是要想瓦解当时有着最强工业支撑的美军的作战意志，谈何容易。而且在珍珠港事件中日本的航空部队并没有真正消灭美国的航母编队，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联合舰队并不是全无对手。所以，为了支撑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就必须从占领地的人民手中榨取财富和资源。同时，日本国内在经济方面的预算也一直非常紧张。为了支持罪恶的战争，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准也有很大程度的降低。“堤内损失堤外补”应该是当时日本当权者的首要考虑因素，以东南亚的财富来补贴当时的本国经济。
第二，日本极端的民族性。日本法西斯之所以可以和德国法西斯走到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均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是种族主义者。希特勒主张的是“雅利安人至上的优生论”，而日本人主张的则是“大和民族优越论”。在日本国内，除了少部分虾夷族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大和民族。长期的封闭生存状态，让整个日本人都沉迷于其中。特别是元朝忽必烈远征日本失败，船队被风暴摧毁之后，日本全国上下更是坚信自己是“受神灵眷顾的民族”。再加上神道教的思想在其中推波助澜，日本人的优越感由此而来，并且演化为了绝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视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所以，在东南亚地区采取的压榨措施也是基于这种思想而生成的。另一方面，日本吞并东南亚后不仅要支援本国的战争进程，同时也要利用这份资源和德国讨价还价，换取自身短缺的工业产品和先进武器。据《大东亚补给战》记载：
“德国要求提供橡胶、锡等南洋特产215,000吨，我国则要求德国提供坦克、船舶等装备，最后德国决定提供1万吨特种钢，但是均未落实。我国计划提供84,000吨德国最短缺的食用植物油——椰子油，并于1942年9月在大连装运了6,500吨豆油，在马尼拉装运了12,000吨椰子油。这项运输原定使用德国货船，但自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中期，同盟国军控制了大西洋，计划难以执行，大宗物资和重型武器的交流均因运输问题而作罢，仅依靠潜艇运输少量物资。”
这说明，日本对于东南亚的压榨，也是希望利用东南亚的农业资源和德国进行战略交易。可是轴心国本来就是利益同盟，没有一致的理念和信仰。在各种环境下勾心斗角的情况也很多见，所以日本的高压政策重创了东南亚的人民，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
日本在东南亚的高压政策对后世的影响
日本在东南亚统治了三年多的时间，这造成了整个东南亚地区人民的深刻苦难。不过，事物总是有两面性。日本的高压政策不得人心，自然也无法得到百姓的拥护。随着盟军逐渐站稳了脚跟，反攻就开始了。最初的中途岛大战中，日本的航母舰队遭到重创，航空力量受到了毁灭性打击。逐渐就开始转入了太平洋岛屿作战的过程之中，在这一期间东南亚的物资也受到了盟军潜艇的袭击。日本无法将物资运回日本本土，盟军的潜艇如同深海中的幽灵，不断摧毁着日本的货船。据日本史家在战后的反思中提到：
“反潜作战的失败是大东亚战争失败的最大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海军把击沉我国运输船列为自己的最大任务，我国海军则以与敌舰队海战为主。1943年11月15日，海军才正式成立以及川古次郎大将为司令官的海上护卫总司令部，但为时已晚。而英国是丘吉尔首相站在第一线，为对付德国的潜艇，全国一盘棋，推进电子器材的研制，终于获得成功。到1943年夏，德国潜艇已不能在大西洋活动，英、美运输船夺回了航行自由，英国重新站起来了。”
正是在这样的反攻过程中，日本的物资运输线被彻底斩断。原本在东南亚的军管高压政策也逐渐成为了无用功。随着盟军的深入，东南亚等地的民众起义和英军反攻也在不断地进行。最后，日本在遭到美国的战略核打击之后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南亚也摆脱了日本的魔掌。
综上所述，日本在战争前期对于新占领的东南亚等地实行了严苛的军管制度。不仅大量掠夺当地的资源和财富，同时还扰乱了当地的金融体系。以毫无价值的日本军票作为当地货币，借以压榨当地百姓。这都是因为日本对于战争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自身极端的民族主义观念所决定的。最终，日本在盟军的进攻之下步步败退，在一片断壁残垣之上饮下了这杯自酿的苦酒。
上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当时日本已经是世界一流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是四分五裂的积贫积弱之国，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瘠，而中国地大物博，所以日本无力支撑一场长期的对华战争。鉴此，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实行“以战养战”“现地存活”的战略，尽可能减少侵华战争对日本本土的经济消耗。
也就是说，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拿沦陷区的资源，供养战争的费用。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中国东部最繁荣富庶的省市，国民政府被迫迁移到重庆，有效管辖的地方只有西北、西南的一些落后贫穷地区。日本占领中国东部地区后，掠夺东部地区的资源，用于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原打算在数月之内灭亡中国，但计划落空后，也认识到战争难以速胜，须作长久打算。日本国民经济从1939年开始下滑，日本国内惊呼“历年所积贮的资源，尤其军需原料已快用尽罄，经常产品，又不够供应需要”。
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美英中多国作战，财力压力空前增加，单凭日本国内经济力量根本无法支撑长期战争，这种形势更加促使日本“以战养战”指导思想的形成。以战养战，最简单的就是控制沦陷区物资和资源，为战争服务。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说，对于“旧中国官方机关和土地、建筑物等，全部由我方接收，加以适当利用”。这样，日本人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将所有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资产，一概视作敌产予以查封和冻结，当作战利品没收。
1939年8月，日本正式设立了由日本驻华中军、政、财三方参加的主要由军方控制的“军配组合”，控制华中地区的物资和流通，其分支机构遍布华中十多个城市，涉及行业有棉花、棉纱、棉布、人造丝、毛丝及毛丝制品、工业药品、染料、纸张、谷肥、砂糖等众多领域，直接控制这些行业的原料和产品。
1940年11月，又成立“输配对被没收的“官产”中尚有生产能力的工厂企业，日军实行“军管理”，对于中国私人企业则暂为“保管”，实际上仍然是“军管理”。所谓“军管理”，要么是日军自行经营，要么是委托给日本会社代为经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租界，不仅没收接管了近百家英商和美商的工厂企业，还宣布华商工厂企业为“敌产”，全部予以接管，实行“军管理”。除了实行“军管理”外，日本还在沦陷区以“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形式占有、操纵华商工厂企业。为了更方便地垄断、控制沦陷区的工矿交通等多项产业和公共事业的经营和运作，日本在华设立国策公司，如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这两大国策会社隶属于日本“兴亚院”，而“兴亚院”是由首相任总裁、专门负责侵华事务、直接从事经济掠夺的骨干机构，在它们下面又成立了许多深入中国各行各业的子公司。形形色色的公司、银行和协会，成为密布沦陷区的吸血管，沦陷区源源不断的资源尤其如粮食、煤炭和棉花等战略物资，通过这样的吸血管流入日本人之手。
除了控制物资生产和销售，日军也通过在沦陷区发行公债的办法，筹集战争经费。抗战期间日伪在沦陷区既发行日本公债也发行伪政权公债。“七七事变”后，仅1939年，日军在华北就发行过七、八次“中国事变”公债。在伪蒙疆地区，日军推行“中国事变爱国公债”，发行福利奖券，用日本公债换取蒙疆现钞，再以之收买各种生产资料，购买土地，开办工厂。
日本的一些机构或民间组织、企业也在中国沦陷区发行金融债、企业债，如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在华北发行华北开发债券，为在华北活动的日本企业提供资金，总共发行日元券55次。抗战期间，日本也在台湾大肆发行国债，为日本的侵华战争筹备军费。日本各银行成为日本公债的吸纳机构，到1945年末，台湾各银行持有的日本国债总额达到8.8亿元，占同期银行资产总额的35%。同样，日伪统治下的满洲伪政权、汪精卫伪政权、蒙疆伪政权也大量发行公债，至日本投降前，伪满、汪伪以及伪蒙疆政权发行的公债超过100种，华北伪政权还发行“华北食粮债券”。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沦陷区发行债券34.4亿元，如果加上战时在台湾的30亿元，则发行量达到60亿元之多。
7这些公债大部分是长期债券，在抗战胜利之前绝大多数未得到兑付。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曾组织专家设立专门机构，对尚未兑付的日伪公债进行调查统计，准备向日本索赔，但最终因国内形势变化，未能实现。日军在伪满洲国、台湾和大陆沦陷区发行的债券，基本上是强制性的。它强迫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债券，如1943年伪满中央银行公布“普通银行资金特定用途制度”，规定私营各银行工企金融合作社等金融机关，须保有相当于存款额30%的公债。它还向社会强行摊派债券，如1942年伪满《资金统制法》规定 ，买卖3000元以上不动产时，需强制购买相当于贩卖价格一半的公债，政府或机构发放津贴时需附一定数量的公债，后来更规定对职工一律按收入摊派相当比例的公债。
另外，日军强制沦陷区人民将钱存入伪银行，转而购买日伪公债。日伪公债发行还与伪币发行结合起来，通过公债和货币发行两手，隐蔽掠夺沦陷区的民资民财。日伪发行公债的办法，主要是让银行先购买债券，然后银行再用这些债券作为准备金发行纸币，如伪满洲中央银行自1937年宣布日本公债可以充作现金准备金，第二年又规定伪满洲国公债也可以充作准备金，且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到1944年时，允许日本公债可以无限制地充作准备金。日伪可以无限制地发行债券，伪政权的银行因此也可以无限制地向社会发行钞票，其必然结果是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数千倍。
日本侵华之始，发行军票作为军费使用，强制规定与中国货币的比值，强制在黄河以南沦陷区使用。军票既无准备金，又不与日元挂钩，想发行多少就可以发行多少，完全是“空手套白狼”。
1942年日本和汪伪签订中央储备银行与正金银行（日本）往来存款契约（日称为“对存存款”），根据契约日本可以自由调拨汪伪的中储券。这样，汪伪政府就成为日本军费及其他所需资金的承担者，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的提款机。此后汪伪发行的90%中储券被日本正金银行获得，用以支付日本战费及在华日本机构的费用。中储券的发行源源不断，日军从中掠夺的中国人的财富也就源源不断，造成沦陷区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过这种隐蔽手段，日军于无形之中实现了财富的大转移。对税收的直接劫夺是日本实现“以战养战”战略的又一种做法。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就控制了东北的税收。为了给战争提供费用，日本人在东北进行了四次大幅度的战时大增税。
1941年12月第一次增税，增加8 个新税目，原计划增收3000万元，由于搜刮苛细，实际增收13.2亿元。当年税收总额达到日本入侵前的11倍。1942年10月第二次大增税，带来1.6亿元的增收，当年税收总额达到日本入侵前的18倍。1943年第三次大增税，主要是提高原有税种的税率，增加了2.46亿元的税收，使当年税收总额达到日本入侵前的24倍。1944年12月第四次大增税，增加了税率，调整了税种，增加了“不动产所得税”，带来4.29亿元的增收，使当年税收总额达到日本入侵前的30倍。
四次战时大增税， 使东北的税种由原来二十多种增加到六十多种，税率也大幅度提高，税收总额比增税前增加一倍以上。战时大增税带来的收入，主要用于侵华的战争费用。抗战开始前中国最重要的税收是关税、盐税和统税，这三大税种都集中在东部。中国东部地区沦陷后，关税、盐税和统税都落入日本人之手。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东北海关全部沦于日本人之手。
1937年10月，华北最重要的海关津海关也落入日军手中，收入占所有海关一半的江海关，于1938年沦陷。截至1939年底，全国22处海关被日军占领。1938年5月，日本通过外交谈判，与英国签订了关税协定，从英国手中取得了中国海关及关税控制权。日英协定规定，凡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内各口岸海关征收的关税，一律存入位于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日本占领下各口岸英国汇丰银行的关税项下的所有余额，概交日本正金银行。这样，日本就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关税收入。
汪伪政权建立后，日军名义上将征税权交由汪伪政权，但实际上仍然由日本人控制。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6月至1939年3月，日本扣留的江海关税收超过1亿元，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日军劫夺的关税收入至少有1.5亿元。日军将一些关税收入充作军费，或用作日本特务机关经费，如1939年7月至1940年4月，日本特工组织“梅机关”就先后提取4500万元法币作为活动经费。盐税方面，
1938年3月日本占领华中地区主要产盐区后，立即接收当地盐场和盐务机关，仅1938年年度华中地区征收盐税8520万元，被日军提用5600万元。统税方面，当日军占领一些地区后，尤其占领一些富庶地区、交通比较发达地区或与中国军队交界的地区后，就立即设卡直接征税。日本占领上海后，于1938年4月由日本华中派遣队特务部策划成立了伪上海统税局征收统税。伪维新政府成立后，伪上海统税局改组为苏浙皖税务总局，仍然直接隶属于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
在战争早期，中国最重要的税收关、盐、统都被日本人直接拿走。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把沦陷区的税收逐渐划归汪伪政府。但是税收归汪伪政权使用后，也有相当大的部分开支用于配合日本人的清乡等行动，以维护日本人统治服务，帮助日本人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沦陷区的财政也成为“以战养战”的一部分。
日本在控制、劫夺沦陷区税收的同时，还在察哈尔等地大肆种植鸦片，实行鸦片专卖，据统计，侵华期间日本通过鸦片专卖可能获得折合当时3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当然被用于侵华战费。日本到底攫取了沦陷区多少资财用于侵华战费，目前并无详实的统计；日本从沦陷区搜刮的资财占到日本侵华战费的比例是多少，目前也无数量上的精确统计；日伪攫取的有些资财也用于当地经济建设和其他事业，并非全部用于战争，所以，对于日本实行“以战养战”“现地存活”“自给自足”所耗费的中国人资财，目前只有描述性的估计。但无论如何，日本通过攫取中国沦陷区的资源，企图实现侵华战争的“自给自足”及“现地存活”，用中国人的钱财攻打中国人，大大减轻了日本本土的经济压力和资源耗费，也加重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更使英勇抗战的中国军民承受了更大的牺牲。
日本当时有过 核武器计划 当时求助的是德国但是 当日本把装有 核原料 和重水的潜艇 开回日本的途中 被盟军情报部门 截获了电报并用无线电定位 锁定了 位置被消灭了~~~
最后 核武器计划彻底破灭了~~~~
日本是个岛国 资源贫乏 运回大量的煤炭 是用来 战争时期 冶金用的 坦克 大炮 飞机子弹 这些 冶金 提炼 什么的 都要煤炭的 尤其是战争时期 要的更多~~
抗日期间敌占区用的日伪货币主要有：
1、日本军票
二战时期，日本疯狂发行军票，日本军民的一切公私经济的收支，完全使用“军用手票”，更逼令占领地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由于军票发行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所以军票不能兑换日圆。基于这个缘故，日本政府以此作为支配占领地经济的一种手段。战后，军票沦为废纸，给日占区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2、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联银券”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并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了达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战略目的,更为了能全盘掌控华北金融,日本侵略军筹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联银券的滥发，造成当时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人民将此券称为“汉奸票”或“走狗票”。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有,第一套龙票(又称右龙票)1元、5元、10元和100元面值,辅币券有半分、1分、5分、1角、2角、5角券.第二套为小龙票(又称左龙票),面值相同,年份不同,后来又设计印发了面值5000元的大钞,但未及发行日本已投降。
3、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中储劵”中央储备银行是汪伪政权在日本扶持下设立的金融机构。该行所发行的“中储券”是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中储劵开始发行时，票面为1元、5元、10元三种，及各种辅币券，同年增发100元券。后来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500元券、1000元券、5000元券、1万元券陆续出笼，最后出现了10万元大钞。到日伪垮台时，伪中储券的发行额已达4.6万亿元。
4、伪满洲中央银行的“满洲国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操纵伪满洲国 共发行有改造券、甲号券、乙号券、丙号券、丙改券、丁号券等纸币6套，25种，面额分为5分、1角、5角、1元、5元、10元、100元、1000元等8个券种，发行总额136亿元。
这是二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据，是当时日军在东南亚地区使用的军票。官方名称为"南方开发银行券"，俗称是"大东亚战争军票"。
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日军在东南亚战场是节节胜利，随着日军相继占领的东南亚多个国家，所以在1942年2月，日军在菲律宾成立了南方开发银行，并开始该行的名义大量印制这些战争"军票"。日军通过没收了当地人手中一切的硬通货，然后以"军票"来取而代之，由于没有统一的货币单位和面值，"军票"只能按照被占领地区的情况，随意被印制发行而来。
由于在战争时期的无节制的肆意印制，当1945年战争结束时，东南亚各地的"军票"已经严重贬值，成为了无人问津的废纸一张。并且战后新组建的日本政府大藏省于1945年9月6日宣布所有军票全部作废，并且拒绝将留在日本国外的军票兑换回国，这导致当时日军占领区的人民手中的所有军票变得毫无价值，日本也变相地剥夺了当地人民所有的资产。
这东西目前在国内的钱币收藏市场，全新全品的大约40~50元/张。
夕阳de旅行
原创 · 2022-07-23 10:49 · 娱乐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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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不少朋友都对李连杰电影《杀手之王》中出现的日本军票影响深刻，那么这个军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作为日军对我国经济掠夺的手段之一，军票最主要表现的形式则是日本军用手票（ぐんようしゅひょう）。曾经只是日本政府给鬼子们作为军饷的货币，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在太平洋战争时间，日本以残暴手强迫占领地居民拿原先流通的通用钱钞，兑换这没有保证金，不能兑换日圆，甚至连鬼子自己都不收的花头纸，以废纸的代价换取占领区内的财富与物资。
1937年11月5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日军中将柳川平助的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时携带着第一批300万面额的军票，开始在浙江省沿海等占领区内进行强制推行，这批"军用手票"为昭和12年版"日本内阁印刷局制造"粗制滥造的"甲号票，这种军票甚至连没有印制数量编码都没有，这批军票按面值分未拾钱、伍拾钱、壹圆、五圆、拾圆五种面额，形式上属于竖式票，票背面印有警示说明“此票一到即换正面所开日本通货，如有伪造、变造、仿造或知情行使者，均应重罚不贷。”
随着日军铁蹄四处践踏，日本内阁决定扩大军票的发行量，企图将军票在占领区全面流通，打算换取法币或者银元已经大量的物资。继最初的甲号票后之，在1938年又发行了乙号票和丙号票两种军票，乙号票直接就是用岛国本土"日本银行兑换券"涂去行名，加盖"军用手票"印章凑合出来的速成品，就连面额都只有壹圆、伍圆、拾圆三种，这种乙号票主要流通地域就是最为繁华的上海。而丙号票在制作上就更滥了，直接就是用乙号票3种面额的旧钞，挖掉行名加个大日本帝国政府的萝卜章就算完成的军票，在江苏省和华南部分地区大肆发行。
到了1939年6月，因为战争经济紧张的日本又印发了丁号票，这种军票以龙、凤为票面图案，印有"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字样，背面则是和甲号票相同的警示文字。这种没有编号的军票一共有7种面额，有壹钱、伍钱、拾钱、伍拾、壹元、伍元、拾元，这种军票和1940的戊号票一起，被日军强制在华中地区流通。戊号票在外形上和丁号票差不了多少，只是去掉了"军用手票"四字，加印了代表发行数量和批量编码，数额上增加了百圆钞和直形小票"贰厘五毛"。单单是日本方面的统计，日军发行的甲、乙、丙、丁四批军票的总量高达34亿元，回收销毁不足4.6亿元，这惊人的巨额数量足见日本侵略者的贪婪嘴脸 。
而电影《杀手之王》的中的军票背景是1941年香港沦陷后，日军强制将军票作为流通货币，单方面规定港币和军票的兑换率为一比二。到了第二年，又强行将军票面值贬至一兑四。1943年6月的时候，日军规定军票为香港唯一合法货币，港币、法币等通货一概禁止流通，个人私藏货币都成了违法行为。到了日本投降的时候，已经有超过十九亿圆的军票在香港流通。然而随着鬼子们的投降，军票成为了真正的废纸，不少人因为手里的军票一下子倾家荡产一无所有。
日军使用军票的历史由来已久。自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在每次侵略战争中，日军都曾强制发行各种军用手票。在近代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发行军票的简要情况大致如下：
1.甲午战争军票。明治27年（1894年）发行，为可当做白银使用的银两票，五种面额。日军在旅顺、威海、天津等地登陆时带入我国，主要流通在河北省、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部分地区。战争初起时计划发行量为270万两，约折合380万元日本银元。因战争提前结束，实际发行量约合100万日本银元。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赔款白银23150万两。日本政府获得这批赔款后将所发军票全部回收。
2.日俄战争军票。明治37年发行，随着中国使用银元而改为银元票，六种面额。总发行量达到2亿元，主要流通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战后，截止明治39年8月，由日本正金银行正金纸币回收军票1.5亿元，使得设在中国东北的正金银行支店成为实际上的满州中央银行，从而占领中国的金融市场。
3. 出兵侵占青岛时的军票。日本对德国宣战后，即发行大正3年（1914年）军票，六种面额。总发行量为1181万余元。在我山东境内行用。到昭和2年（1927年），由正金银行用正金纸币回收1165万余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为出兵西伯利亚，还发行了三千万日元的“金兑换军票”。
“早期日本军票均为直型，图案大同小异。一般正面印有军用手票、双龙双凤图案、汉字书写的面额和大日本帝国政府字样；背面中间花团印有警示说明文字，下盖大藏大臣印章。
上述几种军票因为发行量小，流通面窄，回收较为彻底，实物目前均难以见到。
全面侵华战争中发行使用的各种军票 ：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11月5日，日军柳川平助中将率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时，携带着一批专门为在占领区内使用的军用手票。这批昭和12年版（1937年）由日本内阁印刷局制造的军票，日本史学界称其为甲号票。甲号票印制粗劣，没有印制数量编码，分拾钱、伍拾钱、壹圆、五圆、拾圆五种面额，属于早期型的竖式票，票面图案与早期军票大同小异，这批军票的总发行量约为300万日元，主要流通在浙江省沿海地区。这批军票因发行量不大，流通面窄，目前已不多见。
从甲号票开始，侵华日军所发的各号票都是用元为单位，票背面印有警示说明“此票一到即换正面所开日本通货，如有伪造、变造、仿造或知情行使者，均应重罚不贷。” 最初，军票只限于军事费用的支付。随着占领区的扩大，日本内阁决定将军票当作一般货币在我华中、华南等地区全面流通，并不断增大发行量。继甲号票后，1938年又发行了乙号票和丙号票。因军事急需，乙号票是利用日本国内行用的旧日本银行兑换券涂去行名，加盖军用手票字样，并印上与甲号票相同的说明，作军票行使。乙号票只有壹圆、伍圆、拾圆三种面额。3种面额均用黑色为票图主色；票面主图分别为日本历史人物肖像。乙号票主要在上海流通。丙号票是利用乙号票3种面额的旧钞版，挖掉行名，加盖大日本帝国政府红字所印制的军票，与乙号票的面额、票幅、图案、刷色完全相同。乙号票主要流通在江苏省和华南部分地区。
侵华战争在扩大，军费猛增，日本政府只有滥印军票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1939年6月又印发了一套用龙、凤为主要票面图案的新军票――丁号票。丁号票共7种面额。票面印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票背印有与甲号票相同的说明警示文字。有茶褐色的壹钱票，伍钱为蓝色，拾钱棕色，伍拾钱黑绿色，壹元票为黑棕色，伍元为黑蓝，拾元黑青。丁号票全部没有印量编号。主要流通在我国华中地区。1940年又印发了戊号票，也在华中地区流通。戊号票和丁号票的票幅、图案、刷色基本一样，只是去掉了军用手票四字，只有大日本帝国政府，并在票面加印了代表发行数量或批量编码，完全作为普通货币在占领区内行用。又在丁号票的基础上增发了百圆大钞和直形小票贰厘五毛成为9种面额。
据1940年日本正金银行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杭州湾登陆起到1939年底止，只甲、乙、丙、丁四批军票的总发行量已高达3429590000元，回收销毁不足469100000元。可见这批军票散落中国民间数额之巨。
1944年日本侵略军已是强弩之末。在战争后期，日本侵略军为了应急，将旧钞版带到占领地印制了一种面棕绿背红的百圆钞，为丙号异式百圆钞，史称为现地刷。这三种百圆钞图案上均为日本古代圣德太子肖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等国，并在各国分别发行了大量军票，这些军票也有部分流入中国的占领区。如1942年4月，日军从缅甸入侵，占领了我国云南德宏全境和腾冲、龙陵地区。沦陷期间，日军为了以战养战，在腾冲成立大东亚低利银行，发行日军在缅甸期间所用的军用卢比纸币，面额为1分、5分、10分、1/4卢比、1/2卢比、1卢比、5卢比、10卢比、100卢比（1 卢比=100分）9种。票型均横式，正面均有中文篆字大日本帝国政府和对应的英文、面额值及中文篆字大藏大臣印文等，加盖有代表缅甸的红色英文字母B及代表版别的其他红色英文字母。
日军在东南亚国家及大洋洲发行的军票全是英文印刷，但其正面底部却印有中文“大日本帝国政府”和中文“大藏大臣”篆文印章，纸币图案多为热带丛林、水果、庙宇、椰树、佛像、纪念碑和爪哇人舞蹈图，有分币券、镑券、盾券、元券、先令券、卢比券和比索券。若区别属那个沦陷区国家使用，主要是看纸币正面上方或下方左右的英文字母和货币名称。这些字母，有2个字母和3个字母之分，3个字母的为上面1个下面2个，前面的字母和上面的字母为使用国的代号，后面和下面的字母为纸币版别号。缅甸代号为“B”、菲律宾代号为“P”、印度代号为“S”、大洋洲代号为“O”、马来西亚代号为“M”。如日本在马来西亚发行的军票上的MT、MO、MP、MR、MD字母，其前面第一个英文字母“M”就是“马来西亚”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