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为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第几大国

中国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中国政府本着对本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发展新能源的必要

新能源包括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核聚变能、潮汐能、氢能、沼气等。

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地热能等。

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也是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煤炭清洁利用上，2016年将提高原煤入选比例，加强煤炭洗选加工，降低灰分、硫分，改善煤炭产品质量。

中国已经成为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我国清洁能源取得快速发展，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到2015年底，预计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分别达到3.2亿千瓦、1.2亿千瓦、4300万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4.8亿千瓦左右。

相关简介：

1980年（庚申年）联合国召开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对新能源的定义为：以新技术和新材料为基础，使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得到现代化的开发和利用，用取之不尽、周而复始的可再生能源取代资源有限、对环境有污染的化石能源，重点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地热能、氢能和核能。

在中国可以形成产业的新能源主要包括水能（主要指小型水电站）、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是可循环利用的清洁能源。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既是整个能源供应系统的有效补充手段，也是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是满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最终能源选择。

我国能源结构中高碳的化石能源占比85%。

我国能源结构是以高碳的化石能源为主，占比达到约85%，其中，煤炭的占比达到57%。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还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表明，2006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24．6亿吨标准煤。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为69．4%，其他能源比重为30．6%。其中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比重为7．2%，石油和天然气有所增长。

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目标

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一）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

经济发展投入的基本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近年来，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且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投入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

1.技术进步引领投入质量提升

技术进步引领经济投入质量的提升，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整体水平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变，重点前沿科技取得了一批具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目前，中国在建和投入运行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总量已接近50个，总体水平基本进入国际先进行列，FAST500米射电望远镜、墨子号量子卫星、中微子震荡波为基础研究奠定基础，载人航天、探月、大飞机、蛟龙、北斗、超算、复兴号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带动一大批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升级。科技投入和产出持续增长。2018年中国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97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8%。2017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均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升至全球第17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科技投入和产出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交易额也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技术交易总额达到1.77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5%。

2.能源消费结构不断改善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重要的投入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能源投入为代表，自然资源要素投入结构持续改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不断上升。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从2012年的68.5%下降到2018年的59.0%，而同期天然气的比重从4.8%提高到7.8%，水电、核电、风电的比重从9.7%提高到14.3%。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7.28亿千瓦，同比增长12%；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8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700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6.7%，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

3.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近年来，国家不断优化人才引进、培育和成长环境，国民素质不断提升。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到2018年，约1千万人取得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全国新增博士后研究人员6万多人，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超过1.5万人，1500余人新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除了顶尖人才，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力资源结构不断改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中国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12.94%，比2012年提高了2.3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约8000万具有高等教育的劳动者。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机构人员数量达到325.4万，是2012年的1.44倍，工业研发机构新增98.66万职业人员，每年实现的全时当量由2012年的224.62万人年提高到2017年的273.62万人年，增长21.82%。人力资源结构改善的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工业产值增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4．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

当前，数据信息与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一样，深度参与生产活动。它为工业发展均衡落后产能、农业调整种植结构与市场供给、环保促进节能减排、医疗协调资源分配、交通实现高效运转等等提供支撑。中国是全球数据信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中国数据总量正在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占全球21%，中国正在成为真正的数据资源大国。中国庞大的人口技术、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为数据信息的产生和使用提供了保障。除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信息规模潜力，中国对各种数据信息的处理和应用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卫星导航等领域已逐步实现从模仿到超越、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转化。在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中，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进入前十，京东、360、网易、新浪、携程进入前二十，全球20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到了8家。

（二）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

过程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以更小的投入和代价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质量提高的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质量也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生态效益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1.能源利用更加集约

一方面，能源转化效率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发电及电站供热、炼焦、炼油的能源加工转化率分别达到44.2%、92.3%和97.6%，总效率达到73.7%，比2012年提高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每1000美元GDP能耗下降到175千克标准油，是2012年的90.67%、2000年的72.31%。

2.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政策引导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友好程度持续提高，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2017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到9539.0亿元，比2012年增长约15.6%；其中，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681.5亿元，较2012年提高了36.2%，是近年来工业行业投资的重点领域。碳排放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效益的重要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14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0.56千克，较2004年下降0.35千克。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7年，全国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0%，较2015年提升1.3个百分点；74个重点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73.4%，比2013年上升7.4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2013年减少51.8%，全年PM2.5、PM10平均浓度为47.33、82.33微克/立方米，分别较2013年下降4.65%、34.52%。

3．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有企业“提质增效”为代表，各行业部门积极投身新经济发展，在推动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方面不断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益，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益，通过结构调整提高效益，通过管理改善提高效益，实现了品质和品牌新的跃升，产业和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以工业企业为例，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64万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4440亿元。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5%，比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8.7%，比上年降低1.6个百分点。企业成本继续降低，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为92.58元，比上年降低0.18元；其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3.88元，降低0.2元。

（三）经济发展的产出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产出质量逐年提高，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产业、企业的竞争力水平都有增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得到提升，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取得成效，同时，分配更加公平和平等，构建了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制造业国家。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46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三的日本的近三倍。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数据，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中国占到近20%，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22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2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9个行业居世界第二，1个行业居世界第五。

不仅仅是总量规模的不断增大，中国整体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也不断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在2006年时，中国排外在50名之外，到2017年中国排名上升至第27位。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排名中。2018年，有120家中国企业上榜世界500强，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断提升，由Fast Company发布的2018全球最佳创新公司排名中，腾讯公司全球排名第四，是唯一进入前5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大疆、今日头条、海尔、滴滴出行、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也进入全球50强。

2.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高

在科学技术的变革、国际经济的再平衡、国内资源禀赋的变化和发展阶段转换等内外部因素推动下，中国不仅更加深入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并且在国际分工中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分工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三大转变。

一是实现了竞争优势由单一廉价劳动力优势向综合优势的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参与国际分工主要得益于发挥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并形成了在制成品领域的价格竞争力。然而随着中国劳动报酬的大幅上升，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更加深入参与国际分工，这一优势已经发生改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更多地体现为包括产业工人的素质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基础设施优势、投融资优势、应用开发的研发优势等在内的综合竞争优势。

二是实现了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向对外投资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解决国内的资金短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一大批中国企业开始迈出对外投资的步伐，最初海外投资是为了获取满足经济增长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现在已经扩大到服务于当地市场、整合东道国生产要素甚至利用国外的创新资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2014年，中国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提高到196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三是开始了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的攀升。随着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国内产业发展正从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也正在向中高端攀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4960亿美元，横向比较，是同期德国的2倍多、日本的5倍多、美国的4倍多；纵向比较，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金额是2010年的1.2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从2010年的22.81%提高到2014年的26.03%。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例如，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先公司，华为已经成为全球通讯设备排名第一的企业，华为海思的手机芯片已经具备向美国高通高度垄断的市场发起挑战的能力。

3.分配更加合理与公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扶贫工作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力求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截至2018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突破12亿人，2013—2018年5年间参保人数翻了一番，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脱贫，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从2012年到2018年的7年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接近德国整个国家人口的数量（2017年德国人口8269万），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

三、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质量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的投入质量、过程质量和产出质量都显著提高，但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突出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等三个方面。

（一）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还未形成

从供给端看，追求高质量还不是微观主体的主动行为。由于深受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工业领域的从业人员普遍具有封闭保守、自给自足、追求快速盈利、做事不精细等显著特征。近几十年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等浮躁之风，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看来，盈利水平、资产规模、企业估值成为衡量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事实上，打造百年老店需专注和深耕，许多企业关注做大而非做精做专、将“转行”当“转型”，房地产热、互联网热、股市热让大量资金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再者，“廉价低质”形象期待得到根本改变。不少企业认为，中国制造创造了物美价廉的传奇，但粗暴山寨、抄袭模仿使中国产品背上了“廉价低质”的名声，既影响了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定位和看法，也使国内消费者对本土品牌信心不足。

从需求端看，质量型消费的文化氛围还未形成。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文化存在两个重大误区:一是追求“物美价廉”，而在一个充分竞争、信息完全的环境下，“物美”和“价廉”是矛盾的，消费者需要接受高质产品的高价，才能够促进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崇洋媚外”，认为国外生产就代表高质量，这不仅是个人消费者有这样的思想，在一些资本品、公共品购买中也会对进口产品和服务有所倾斜。无论是追求“物美价廉”，还是“崇洋媚外”，都会严重打击国内企业提供高质产品和服务的积极性。

（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

首先，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市场公平性有待提高，市场机制对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激发还不足。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过度管制仍然存在，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并不能公平获得生产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限，优胜劣汰的竞争还不充分。对知识、创意、设计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还非常不足，尚未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侵权成本低造成对创新积极性的损害。实体经济部门成本偏高，降成本的成效还比较有限，难以帮助实体经济部门和企业重构竞争优势，一些普惠性的政策落实不到位，造成实际运营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

其次，转变政府职能尚未适应新的要求，各级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政府市场监督的手段和方式还比较传统，检验和认证体系不健全，使用的标准较低，难以起到促进微观主体创新的效果。政策设计和制定仍然保守，政策的公开度、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较差，各项政策、各级政策之间的衔接不足，政策间相互抵消的情况仍然存在。简政放权的步伐还不够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仍然是最重要的障碍之一，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不足。

再次，高质量发展的公共保障制度不够健全，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还存在较多障碍。公共财政支出效应还不够高，在不断增加民生、教育、医疗、养老支出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步伐还不够快。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能力和可持续性还有待提高。消费环境和对消费者的保护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金融制度同样需要改革完善，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撑能力。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先行政策和政绩考核体制仍然以规模增长为基础，与高质量发展间的矛盾突出反映为: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视程度不够，重视产出规模而忽略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的投入；反映活力的指标被部分忽视，特别是创业、创新等新经济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源、人的成长指标重视程度不足，人民生活幸福感没有得到很好体现。

（三）高质量发展的高端要素供给还存在短板

首先，中国品牌、标准的价值较低，全球认可度还不够高。品牌和标准是重要的无形资产，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全球著名品牌价值及战略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名中，前十位有8家美国公司，1家韩国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10。在前100强中，中国有16家公司上榜，但是除了华为，其余全部是垄断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建设企业和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实体经济部门品牌价值普遍偏低。中国标准在近几年有较快增长，但世界标准体系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在很多产业和产品领域，中国虽然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且实现了技术领先，但在出口和国际招投标中却不得不采取国外标准，发达国家也时常通过各类标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名片———高速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频频遭到来自日本、欧洲等竞争对手的恶意阻扰，缺少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中国标准”是重要的原因。

其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程度不高，前沿技术储备不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自主创新，中国实现了对世界技术强国的快速追赶，客观上讲，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为数不多的，覆盖整个工业体系，拥有完整创新链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很多领域的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在中国整体技术能力接近世界前沿的情况下，中国技术研发通过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度增大。一方面，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巨大投入和时间积累，特别是在半导体、新材料、农业化学、高端机床等产业和产品上一直受制于人，成为中国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桎梏。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储备不足，由于中国技术研发长期偏重于应用开发，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较弱，有未来再次被发达国家锁定在中低端的风险。

最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供给还不充分。人才是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供给要素，从整个国家看需要形成科学家、研发人员、创业者、企业家、高级产业工人等在内的人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虽然一方面将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高端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的问题。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研究，老牌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发达国家平均超过35%，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不到美国的10%。更为严峻的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0年至2012年期间，全国高级技工在劳动者中的比重没有变化，停留在5%左右。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用人单位将需要1.4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

四、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着眼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统筹供需支撑力”的思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一）以质量变革为基础保障，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1.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科技人文含量。梳理各个行业领域的品牌示范工程，鼓励国内品牌评价机构的发展，在工业品领域，重点提升关键零部件的可靠性，形成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实施“互联网+”产品质量提升专项活动，加强互联网与质量提升的深度融合，提高质量信息透明度，培育高质量的消费文明。强调精益生产理念、培育“工匠精神”，培养一批专业、专心、专注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扎根基层、扎根专业领域，深耕细作、精益求精。

2.推动质量技术与管理创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动企业质量技术创新，加大制造业企业质量技术改造支持、引导力度，支持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鼓励企业采用卓越绩效模式、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生产、现场管理等质量管理方法，推广9000系列质量管理标准及GMP和HACCP管理体系标准。推动建立新的质量工程技术人员人才评价制度，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企业质量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二）以效率变革为终极目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1.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破除生产要素在定价、配置、流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包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减少企业负担。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体系，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为地方政府履行相应的职责创造稳定明确的条件。

2.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推动国有经济优化布局、结构调整和战略重组。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落实产权保护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隐形障碍和天花板。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

3.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一批专门从事生态保护修复的专业化企业。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大力改善环境。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紧推进基础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三）以动力变革为关键保障，提高供需支撑能力

1.加快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供给支撑力。政府要着力于基础理论创新，提供必要的应用基础创新条件，加快共性技术研发，推动技术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企业应着力于应用创新的转化、使用和推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方向、产学研协调发展的新型创新体系。在创新驱动战略和制造业强国战略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2.加快消费能力提升，提高需求拉动力。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充分发挥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的市场带动效应。提升国内产品质量，打造优势民族品牌，构建质量型消费的文化风尚，扭转“物美价廉”“崇洋媚外”的认识误区。优化市场机制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得市场具有更敏锐的需求辨识能力、管理能力和响应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对接，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健康发展，打造外贸新的增长点。

中国除了水能的可开发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之外，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也都非常丰富。中国太阳能较丰富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2／3以上，年辐射量超过6000MJ／㎡，每年地表吸收的太阳能大约相当于1.7万亿tce的能量；风能资源量约为32亿kW，初步估算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约10亿kW，按德国、西班牙，丹麦等风电发展迅速的国家的经验进行类比分析，中国可供开发的风能资源量可能超过30亿kW；海洋能资源技术上可利用的资源量估计约为4亿-5亿kW；地热资源的远景储量为1353亿tce，探明储量为31.6亿tce；现有生物质能源包括：秸秆、薪柴、有机垃圾和工业有机废物等，资源总量达7亿tce，通过品种改良和扩大种植，生物能的资源量可以在此水平再翻一番。总之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具有大规模开发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潜力，可以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能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大有可为。

2006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2亿吨标准煤，（不包括传统方式利用的生物质能），约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比2005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这为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一次性能源10%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措施，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规模和使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200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达到了24万兆瓦，比2004年增加了50%。

2007年至少有60多个国家制订了促进可持续能源发展的相关政策，欧盟已建立了到2020年实现可持续能源占所有能源20%的目标，而中国也确立了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比重达到15%的目标。2007年，全球并网太阳能发电能力增加了52%，风能发电能力增加了28%。全球大约有5000万个家庭使用安放在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获取热水，250万个家庭使用太阳能照明，2500万个家庭利用沼气做饭和照明。

可再生能源比重的提升传递着“绿色经济”正在兴起的信息，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新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将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的全面发展。

根据中国中长期能源规划，202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可以依赖常规能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能源需要，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将日益突出，届时需要可再生能源提供数亿吨乃至十多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因此，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目的将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供给能力，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多样化，切实保障能源供应的安全。

我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多样化发展，受自给率约束。煤电、气电、油电作为火电的主要组成部分，煤电、油电为高碳、高污染化石能源发电，且我国油电数量极少，绝大部分为煤电，气电则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主力推动的低碳、清洁能源发电。  

我国的能源结构特点具体如下：

1、我国人口众多，内陆所能采掘的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日益枯竭，人均所能分配的能源份额连年递减，因此，对于内陆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的开采逐年减少。

2、对于风能、太阳能的利用虽然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各种技术在逐步推广和应用，但限于地理条件，还有大部分地区所能运用的局限性还是比较突出的。

3、而我国大部分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储藏量在领海，而对这些海域中的部分地区的能源开采，却有不少国家以各种理由加以干扰，使开采作业难以顺利进行。

4、随着我国核工业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对于核能的利用也逐年递增，所建成的核电厂安全稳定的运行，为缓解工业和民用电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从世界能源发展趋势来看，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引人瞩目。在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中，以水电、核电、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研究最为迅速。

中国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大力推进水、风、太阳能、核能等多种发电形式，积极利用生物质能，并把其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其发展，逐步降低对石化能源——石油、煤的过度依赖。可以预计，未来二三十年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新型产业之一。

面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中国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路线图，尽快整合现有产业资源，把现有资源、扶持政策体系及未来十多年的能源投资格局理顺，打造高效率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宽松环境，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来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能源结构

近日，华润电力（00836.HK）正式发布的《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8年，华润电力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进一步降低能耗与排放。截至2018年底，整个公司的清洁能源运营权益装机占比较上年提升3个百分点至20.4%。其中，火电和风电利用小时均大幅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此之前，笔者注意到，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明确表示，当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能源的变革趋势越来越明显。此后，华润电力进一步把业务重心向可再生能源倾斜。

华润电力能源结构的变化是中国能源结构变化的缩影。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比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可再生能源国家，打破国际间固有的中国严重依赖煤炭的负面形象。

根据国家发改委此前发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下称《战略》），到2030年，中国新增能源需求将主要依靠清洁能源满足。《战略》提出，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50亿吨标煤以内，清洁能源成为增量主体，非化石能源占比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

数量重要，质量更重要。过去一年，华润电力坚持创新驱动增长，全年科研投入约1.97亿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促进公司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通过继续加大节能减排投入，华润电力附属燃煤电厂98%的权益装机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主要能耗和排放指标进一步改善，平均供电煤耗同比下降3.62g/kWh。

过去一年，通过优化资产结构，华润电力大幅减持和处置煤炭资产，减持和处置了部分火电资产和其他低效资产，提质增效成绩显著，果断处置和出售了位于山西的煤炭资产，收回高达95亿元人民币现金。

与此同时，华润电力积极 探索 火电厂固废处置掺烧发电技术，旗下广东海丰、江苏常熟等13家电厂参与市政污泥垃圾处置，2018年全年累计掺烧污泥40.3万吨，为城市解决污泥围城难题，也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此外，该公司高度重视水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2018年全年环保总投入超过15亿元。

华润电力还创新地将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精准扶贫攻坚相结合，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方式“授人以渔”，全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2018年，华润电力向 社会 捐款捐物合计606.69万元。

笔者从华润电力获悉，今年是华润电力连续第九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系统披露华润电力2018年在环境、 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和绩效。华润电力董事局主席李汝革表示：“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布，进一步促进公司提升在环境、 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责任落实和实践水平。”

今日读《2018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和《BP世界能源展望2018版》，整理成阅读笔记以便日后查阅。

2017年， 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了2.2%， 高于16年的1.2%， 高于十年平均的1.7%。中国能源消费增长3.1%， 连续17年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增量最大的国家。

石油

1、全球石油消费增长1.8%， 即170万桶/日， 连续第三年超过十年平均增速 （1.2%） 。 中国 （50万桶/日） 和美国 （19万桶/日） 贡献了最多的增量。

2、过去10年间，中南美洲探明了更多的石油。

天然气

1、天然气消费增长了960亿立方米， 上升3%， 是201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消费增长主要来自中国 （310亿立方米） 、 中东 （280亿立方米） 、 欧洲 （260亿立方米） 。 美国的天然气消费下降了1.2% （110亿立方米） 。

2、中国天然气消费增速超过15%， 约占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的1/3。 如此快速的扩张归功于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套力度空前的组合拳， 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鼓励工业和住宅用户进行 “煤改气” 或 “煤改电” ， 而多数用户选择了 “煤改气” 。尽管受此政策影响的300万户家庭吸引了更多眼球， 但实际上 工业用户 “煤改气”的量更大。预计中国的天然气需求在今年继续强劲增长， 但在未来几年应该不会出现像去年那样大的增幅。

3、过去10年间，独联体国家及亚太地区探明了更多的天然气。

煤炭

1、煤炭消费增长了2500万吨油当量， 上升1%， 是2013年以来的首次增长。煤炭消费增长主要来自印度 （1800万吨油当量） ， 中国的煤炭消费在连续三年（2014-2016年） 下降后出现小幅反弹 （400万吨油当量） 。 经合组织国家煤炭消费连续第四年下降 （-400万吨油当量）。

2、亚洲的煤多，所以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依赖煤炭作为主要能源。

可再生能源、 水电和核能

1、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长了17%， 高于十年平均值， 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增长（6900万吨油当量） 。 可再生能源增量的一半以上来源于风电 ， 太阳能虽然在可再生能源中占比仅21%， 却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增量。

2、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长了 2500万吨油当量 ， 打破了此前的增长记录。如果把2017年所有国家不同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量进行排序， 中国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将分列第一和第二。

3、水电增长近0.9%， 相比之下十年平均值为2.9%。 中国水力发电的增量为自2011年以来最低， 欧洲则下降了10.5% （-1600万吨当量） 。

4、全球核电增长了1.1%。 中国 （800万吨油当量） 和日本 （300万吨油当量） 的增长一定程度上被韩国 （-300万吨油当量） 和中国台湾 （-200万吨油当量） 所抵消。

5、2017年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增长约100吉瓦， 仅中国就贡献超过50吉瓦。去年 全球太阳能发电量增长超过三分之一 ， 增长主要源于政策支持， 也得益于太阳能发电成本持续走低。 太阳能发电成本已经普遍低于5美分/千瓦时。

发电

1、2017年， 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有40%用于发电， 使电力成为最大的用能行业。去年发电量增长了2.8%， 接近十年平均值。 94%的增长来自新兴经济体， 经合组织国家的发电量自2010年以来基本没有增长。 发电量增长的近一半来自可再生能源 （49%） ， 剩下主要来自于煤炭 （44%） 。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从7.4%提升至8.4%。

2、不同地区的能源结构差异比较大。

3、平均来看，世界发电的主要来源依然是煤炭。

关键材料-钴和锂

1、自2010年以来， 钴产量年均增速仅为0.9%， 而锂产量同期年均增长 6.8%。

2、2017年， 钴的价格几乎翻了一倍， 碳酸锂的价格上升37%。

3、钴产量及储量

3、锂产量及储量

小结

经济背景

1、在渐进转型的情景下，全球GDP预计年均增长3.25%，主要有发展中国家所驱动。超过80%的世界生产增长由新兴经济体驱动，中国和印度占此增长的一半以上。

2、人口增长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之一，2040年的人口有望达到92亿，新增的17亿人口主要由非洲及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所贡献，中国进入老年化阶段，人口总量将逐步下降。到2040年，全球城市化的趋势依然会延续，因为新增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地带。 大部分的城市化增长发生在非洲，预计非洲的新增人口占世界的近一半，其中有近6亿新增人口属于城市人口，占全球总增长的三分之一。 可惜的是，由于非洲的生产率低下，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却不能反映在GDP的增长上，其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度不足10%，因而难以有效拉动对能源的需求。

3、全球经济日益繁荣驱动能源需求的增长部分被迅速下降的能源强度所抵消，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速从过去20年的超过2%，下降至1.3%左右。 到2040年，尽管全球GDP增长超过一倍，但世界能源消费仅增长33%左右，显著低于过去25年的年均增速。

分行业需求-工业

1、总体来看，目前的能源结构中，工业（包括能源的非燃烧使用）占据一半份额，民用和商用建筑占了29%，交通领域占了20%。

2、在工业领域，由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接近尾声，未来的工业能源消费增长将明显放缓。中国工业能源需求的增长，在过去15年增长了三倍，未来中国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工业行业（如钢铁和水泥）转向较低能源密度的服务业和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并因此造成工业能源需求增长的停滞。而且，有一部分工业生产会转向低收入经济体， 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非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一起构成工业能源消费增长的约70%。

（注：工业不包括能源的非燃烧使用）

3、工业能源结构中， 天然气和电力满足了全部工业能源的增量需求 ，而伴随着煤改气的普及，尤其在中国，到2040年煤炭所提供的工业能源比例从目前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

4、能源的非燃料使用将具有更显著的重要性。非燃料使用是指作为石油化工产品的原料、润滑剂、沥青等用途。在未来，工业行业除非燃烧使用外的消耗增速将放缓至年均1.0%的水平，而非燃烧使用增速却能保持在年均1.9%的水平，使得2040年的能源非燃料使用，在总工业增长需求中的比重上升至近20%。其中，石油占能源非燃料使用增长的三分之二，天然气占所剩的大部分份额。

分行业需求-建筑

1、在建筑领域， 能源消费的增长主要由亚洲贡献，最大的能源种类为电力。

2、建筑能源需求增长的驱动力是 人口增加和经济发达程度增加 ，人们不断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和工作。 亚洲、非洲和中东总计占建筑行业能源使用增长的90% 。

3、建筑行业几乎所有新增能源需求是使用电力给 空间降温和为电器功能 。

分行业需求-交通

1、到2040年，全球对公路、航空和海运的客运及货运服务需求将增加两倍以上，不过由于能源效率提高，对能源的需求仅会增长25%。在道路交通方面，机动车保有量和交通需求上升的影响被效率提升所抵消，但卡车的能源需求增长强劲。 由于卡车的效率提升相对缓慢，导致其在交通行业内消费的能源份额增加。同时，航空客运交通增长也很强劲。

（注：非公路包括航空、海运和铁路；汽车包括两轮和三轮车辆）

2、未来在交通领域，石油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可替代能源尤其是天然气和电力的使用逐渐增长。预期到2040年，石油需求占比从目前的94%下降至85%左右，天然气、电力和“其他”类能源各占交通能源需求的5%。

天然气的增长集中于液化天然气在长途货运和海上交通的使用。

电力的增长集中于乘用车和轻型客车的使用。

“其他”种类能源主要是生物燃料，而氢能仅在交通中能源中占很小一部分。 氢能的前景在2040年前后才有看头，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氢能在长途道路货运供能上与液体燃料和电力的竞争力。

3、到2040年，乘用车总量大幅增长（增长至20亿辆），同时电动车数量增加（超过3亿辆），车辆效率显著提升。届时，PHEV和BEV的总量大致持平。展望期间，在监管和政府目标的驱动下，全球汽车总体效率将年均提高2-3%。

4、未来道路交通的能源需求受三大因素的影响： 电动汽车、共享出行和自动驾驶 。

到2040年，乘用车行车公里数有30%是使用电力，显著高于电动车全球汽车总量中的占比15%。更高的比例意味着共享出行中，电动汽车将占据重要地位。此外，届时电动卡车行车公里数的占比将达到15%，主要集中于短途轻型客车。

（注：汽车包括两轮和三轮车辆）

5、液体燃料的需求并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为达到排放标准，汽车制造商的手段包括调整ICE汽车所占销售份额、销售更多的电动汽车；采取减重等方式提升车辆效率。

6、假设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实施自2040年起对内燃机汽车销售的禁令，则电动车的销售情况将会更加乐观。到2030年，约三分之一的新售汽车是纯电动车；到2035年，BEV的销售比例会达到三分之二，并在2040年达到100%。另一方面，到2030年，有20%的乘用车行车公里数由电力供能，2040年将达到约三分之二。

分行业需求-电力

1、全球持续电气化，从生产电力的结构上看，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持续增加， 在增量当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约占一半 ；天然气与核能的比例保持稳定；煤炭依然是电力的最主要能源来源，到2040年占比依然有近30%。在新增部分中，煤炭的贡献仅为13%，而过去25年中，这一比例是40%。

地区需求

1、可再生能源的普及还看中国和经合组织，而在亚洲其他地区，煤炭发电依然是主流，并占新增发电量的绝大部分。

地区需求-中国

1、中国逐渐向低碳能源转型。至2040年， 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水电一起占能源需求增长的80%，可再生能源将接替石油成为中国第二大能源来源 。

地区需求-印度

1、印度将成为全球能源最大的增量市场。不过依然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占能源新增需求的45%。为了使全部人口都可以使用电力，将有 超过70%的煤炭消费增量被用于电力行业 。

2、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增长迅猛，尤其是 太阳能 的增长。

地区需求-美国

1、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的地位有所加强。 美国在全球石油（石油和天然气凝析液）生产中的份额从现在的12%上升至2040年的18% ，届时沙特阿拉伯排在第二位，占比13%。 在天然气方面，美国2040年的产量占全球的24% ，届时俄罗斯排在第二位，占比14%。

2、由于美国的能源消耗量也大，因此其净出口在全球贸易份额中的比例不高。同时 美国将失去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的地位 ，其生产比例将从目前的24%下降至2040年的15%。与之相比，届时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将上升至约30% 。

地区需求-欧盟

1、欧盟继续 引领低碳经济的转型 ，其2040年的碳排放比2016年下降超过35%，单位GDP碳排放是世界均值的一半。到2040年，非化石能源满足欧盟约40%的能源需求，与2016年的25%相比有所提升，远高于世界平均的25%。

能源的供需

1、 2040年的能源结构将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届时 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非化石能源预计将各提供世界能源的约四分之一 。

（注：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核能和水电）

能源的供需-石油

1、全球液体燃料（石油、生物燃料和其他液体燃料）的需求增长约1300万桶/日，到2040年达到 1亿9百万桶/日 ，而供应方面主要由美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增产来保障。

2、细分看，交通行业持续主导全球石油需求，占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以上。 到2040年，液体燃料的总体增长进入停滞，但非燃烧使用的需求依然会增加。

能源的供需-天然气

1、天然气由于需求广泛（工业化程度和电力需求增加、持续的煤改气），加上低成本供给的增加（美国和中东）和液化天然气供给持续扩张，全球范围内的 可获得性将显著提升 。 在增量当中，美国和中东（卡塔尔和伊朗）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

2、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源自 工业和电力行业 。

3、全球贸易进一步繁荣，随着流动性提高，全球价格将更加同步。

能源的供需-煤炭

1、中国和经合组织国家需求下降，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需求继续增长，相互抵消后的总体需求平稳。

能源的供需-可再生能源

1、基于风能和太阳能的迅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增长最快的能源来源（年均7.5%），占新增发电量的50%以上。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增长来源，新增的可再生能源总量已超过整个经合组织。到2030年，印度将成为第二大增长源。

2、太阳能成本的下降超出预期。在科技的发展与政策的支持下，太阳能的学习曲线以更高的速度下滑。预计累计发电装机每提升一倍，光伏组件成本可下降24%。

能源的供需-核能和水电

1、核能主要靠中国驱动。核能在中国能源需求中的占比从目前的2%将上升至2040年的8%。欧盟和美国的核电站到期且不再进行更换，欧盟年均下降11太瓦时，美国年均下降10太瓦时，导致总体核电增长受阻。

水电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驱动。水电年均增长1.3%，合计61太瓦时每年，速度比过去放缓。中国在增长中占比最大，达到16太瓦时每年，其次是南美和中美地区（13太瓦时每年）以及非洲（11太瓦时每年）。

不同报告的观点对比

这两篇报告介绍了各类能源的基本情况，并描绘了世界能源结构变化的可能性。接下来可以在未来的各项增长点中，尝试挖掘一些投资机会。

刺猬偷腥

2018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