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替代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尽管近十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实现了巨大增长，但当前我国能源体系距离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仍有很大距离。”王仲颖说，依据CREO2017研究，我国能源系统存在如下几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及挑战。

其一，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仍然较高，甚至过大，因此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及其它终端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是工业终端能源消费仍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较高比例。2016年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2.3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部门占61%，交通部门占比21%，建筑部门占比14%。煤炭是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品种。2016年，煤炭消费占总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的39%，石油27%，电力19%，天然气7%，区域供热5%，生物质能源2%。电力部门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2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29.5%。全国总发电量中的67%来自煤电，3%来自天然气发电。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43.6亿吨标准煤。煤炭占比62%，石油占比18.3%，天然气占比6.4%，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为11%。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过大，这也导致了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显著特征是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提高，我国2016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占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部分区域严重依赖煤炭经济，这些煤炭经济包括煤炭的开采及煤电产业，导致煤炭消费出现‘锁定’，这对降低我国煤炭消费、地方经济转型造成了阻碍。”王仲颖说。

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大，造成我国多地空气污染仍然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煤炭发电厂、燃煤工业和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汽车是造成中国大部分城市严重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政府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也同样严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王仲颖强调说。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费虽在减少，但仍很严重。

“被迫降低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电量——也被称作‘弃用’问题，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弃用’现象表明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优化整合进入能源系统。”王仲颖以弃风为例予以说明。2016年，我国全年弃风率为17%。今年1～9月，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实现双降，弃风限电的范围和规模得到缓解，全国总弃风电量29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5%，累计弃风率1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由于弃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浪费，提高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如果考虑由此导致的煤电发电量上升，则进一步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近年来，太阳能发电和部分重点地区的水力发电也遭到了弃用。

其三，电力系统缺乏灵活性，运行管理制度面临挑战。

王仲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能源和电力发展战略成功地保障了电力供应，为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目前依然影响着电力系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煤炭发电厂产能过剩明显，在未来的电力系统中，有出现投资搁浅和化石能源技术锁定的风险。此外，电厂和互联电网的调度运行受到传统电力市场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垒的影响，无法适应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波动性电源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这些问题均应得到解决，为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然而，由于制度障碍以及缺乏针对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标，目前电力市场改革推进缓慢，区域电力市场在市场设置和计划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在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的的确确会影响不同省市现实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调，一定会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上述问题会在电力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王仲颖说。

其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颖介绍说，当前，固定电价政策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持机制，但补贴机制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电力附加费并不能保证为规模日益增长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补贴水平调整不平稳，且当补贴下降时产生新增项目的‘抢装潮’。三是固定电价机制并不适用于未来电力市场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支持主要是为应对化石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社会真实成本问题。现在的化石能源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的全部成本。环境成本没有真实呈现，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机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术之间的竞争。”王仲颖强调说。

既定战略必须更加坚定地深入实施

“我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由以煤炭为基础、高环境成本向低碳、环境友好转型。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战略，但能源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得到强有力的执行。”王仲颖说。

记者：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哪些能源转型战略举措?

王仲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战略及措施，全面推动能源系统向可持续和低碳方向转变：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植入我国政府的治国理政实践我国政府签署《巴黎协定》，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的行为，展现了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人类生存威胁因素的决心。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环境行动计划”、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则昭示着我国能源深度转型进程的序幕已经拉开。

记者：如果坚定坚持既定方针政策，那么到2030年、到2050年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政策情景，那么2050年煤炭消费总量将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并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2030年后，二氧化碳排放显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亿吨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供应的60%。同时，通过投资能源系统转型，未来能源系统的电力成本与当下严重依赖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续的能源系统相比将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和稳定性则将大幅提升。如果那样的话，煤炭消费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经济代价实现2050年高比例开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就可以实现。

记者：如果既定政策执行不坚决或有误，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仲颖：政策措施和创新战略的高效实施是确保能源转型平稳实现的关键。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误，则将导致我国能源系统将继续被化石能源技术锁定，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能源系统的整体融合将面临严重障碍。因此，政策的执行力是关键，特别是短期战略的强有力地实施是长期能源深度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记者：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仲颖：的确，能源转型本身、电网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都需要大量投资，这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电力成本上升，但这些额外的成本也会带来效益，使那些过去依赖低化石能源价格的行业快速向电力和非化石能源转型，同时改善空气质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也会创造出代表未来技术方向的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弥补传统煤炭产业链和技术制造业转型所削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与我国积极的创新战略相符合。在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电力市场改革和碳交易价格将是驱动能源转型投资的主要动力。

记者：能源转型成功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观条件?

王仲颖：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是在基于三项重要客观条件下实现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国际大环境和我国创新战略驱动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将延续近年成本继续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现，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能源供应。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60%，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2016年消费水平的三分之一，电力供应成本基本维持不变，碳排放总量在2030年之前达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碳排放价格将切实影响到能源部门的投资决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设定了长期执行的碳价格水平，即每吨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币)，这将有助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尽快实现与煤电平价。再次，假定持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并将其作为确保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实现“低于2℃”目标，需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再加码

“CREO2017研究结论显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顺利实施，仍不能支撑全球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制未来升温幅度‘低于2℃’目标。我国按既定政策情景发展，将能够实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二氧化碳减排尚显不足。”王仲颖说。

记者：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既定政策难以支撑实现温升幅度“低于2℃”目标。那要实现控制温升目标，需要怎样的新目标?

王仲颖：基于考虑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和未来实现“低于2℃”目标，CREO2017分析认为，我国要满足《巴黎协定》要求，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综合分析国际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国未来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快速减排的约束预案，即从2016年的100亿吨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亿吨、2030年80亿吨，直至2050年下降至30亿吨。

记者：也就是说，为达到实现“低于2℃”目标，应制定执行更加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

王仲颖：是的，如果我国未来碳排放足迹遵循“低于2℃”假设，则我国必须加速削减煤炭消费、更为迅捷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结论表明，2020年，“低于2℃”情景需要额外增加3.05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亿千瓦。额外增加的发电装机初期将主要来自风电，后期则更多来自太阳能发电技术。在“低于2℃”情境下，煤炭消费量更为快速地降低。煤电装机到2020年将再削减1600万千瓦、2050年降低2.2亿千瓦。为了促进终端用能部门的减排，在“低于2℃”情景中，CREO2017设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终端电气化率水平，特别是提高了交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率。

记者：如果按照“低于2℃”目标，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已经落后于近期的发展形势。CREO2017展望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装机总量也显著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这个超出的部分能否实现?

王仲颖：从快速降低电力部门碳排放和提升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转型成就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发展空间。从遵守《巴黎协定》的角度看，2020年后的能源转型任务将更加艰巨，因此加码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总体而言，今年以来，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比较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颖：要保证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接入电网，要对煤电企业的运行提出严格的灵活性要求，维持提高电力系统灵活运行，要更为灵活地调度输电线路和省间电量交换。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纳和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支持电网调度合作和联合调度。

记者：“低于2℃”情景下目前的电力系统已不需新增煤电装机。那么对那些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并准备开工建设的新的燃煤电厂应作如何对待?

王仲颖：应当在进一步加强开工审核的同时，尽快颁布禁止新建煤电厂的临时禁令，从而避免大额资产搁浅。近中期，随着电力市场化的进程，应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确定的满发利用小时数，直至最终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发电商都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策自己的发电量。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煤电厂的风险会更大，因为它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电价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电价格预期将会继续上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则处于下降通道，固定电价的长期购电合约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可再能能源发电无论在成本上、技术上都会比煤电具有竞争性，起码不会比煤电竞争力弱。

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低于2℃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据此可以说，“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动建议

依据CREO2017研究结论，并基于过去数年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进步，并展望其近中期发展情况，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议：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标

“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应努力超越的底线，通过努力实现更快发展：太阳能光伏装机量从1.1亿千瓦增至2亿千瓦，风电装机量从2.1亿千瓦增至3.5亿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量从1500万千瓦增至3000万千瓦，总计增加5亿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15%提升到19%。如考虑落实《巴黎协定》提出的“低于2℃”温控目标，则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目标要求。

加大削减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电厂努力实现2030年煤炭消费量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从现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发电计划制度地方经济主要依赖煤炭工业的地区要加紧制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计划。

加快电力行业改革

开展批发市场试点和区域协调市场试点市场试点要纳入跨区电网调度，打破省间壁垒预防双边交易合同锁定高碳型电力生产制定中国电力市场下一步发展的清晰路线图。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加强中国碳市场活力制定能够确保碳减排目标实现的最低碳交易价格。

深化经济激励机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后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确保转型期补贴资金需求实施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度，配套实施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更大范围的采取竞争性拍卖方式，降低大规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并网价格。

光伏发电行业主要上市公司：目前国内光伏发电行业主要上市公司有中环股份(002129)、隆基股份(601012)、通威股份(600438)等。

本文核心数据：光伏发电、产业链、热力图、投资情况

光伏发电行业产业链全景梳理：产业链完整，硅片已经呈现双寡头格局

光伏发电的产业链主要有上游主要为光伏电池相关原材料组成，包括形成电池的单晶硅和多晶硅中游主要为电池片、电池组件生产企业和系统集成企业下游为光伏发电应用领域，包括分布式光伏发电和集中式电站。

目前，上游多晶硅和单晶硅生产业企业主要有保利协鑫、隆基股份、通威股份、中环股份等。而硅片生产企业已经呈现双寡头格局，中国的太阳能硅片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大部分，而中国的市场中，主流的厂商主要有包括隆基、中环、中晶等，产能格局仍高度集中，2020年中环股份、隆基股份硅片对外销售规模约分别为168.29亿元和155.13亿元，两家公司占据绝对领先地位。

中游电池片和组件生产企业主要有通威、隆基、晶澳等。光伏发电系统中逆变器生产厂商主要有阳光电源等企业涉及系统集成的包括亿晶光电、正泰电器等。部分企业，如隆基股份基本已经形成从单晶硅到组件到电站光伏运营一套完整的光伏发电产业链。

光伏发电行业产业链企业区域热力地图：山东分布最集中

从我国光伏发电行业产业链企业区域分布来看，山东和福建是光伏发电企业分布最多的省份，其次如江苏、山西、安徽等省份光伏发电企业也较多。

注：本图片数据通过企查查搜索“光伏发电”，选择归类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的企业获得

从代表性上市公司分布情况来看，浙江、江苏、广东等地代表性上市公司较多，同时陕西、四川、天津等省市也拥有如隆基股份、通威股份以及中环股份等光伏行业的龙头企业。

光伏发电行业园区分布：江苏最多

目前，江苏拥有的光伏产业园区数量最多，为12个，其次是浙江，山东排名第三。

光伏发电行业代表性企业产量情况

目前，光伏产业链较长，涉及到的企业较多，其中部分企业在产业链多个环节布局，相比之下，隆基股份在组件和硅片产量方面优势较位突出，其余企业在各自的布局领域产量情况如下：

注：统计的企业为公布相关产量数据的上市企业，未公布具体产能/产量数据的上市企业未纳入统计中。

光伏发电行业代表性企业最新投资动向

2020年以来，光伏发电行业代表性企业的投资动向主要包括对子公司增资、投资新建项目等。光伏发电行业代表性企业最新投资动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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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支撑经济 社会 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能源发展应向何处去，已成为保障我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落实的关键考量。大湾区能源发展既需要考虑“一国两制”的差异化影响，也需要汲取国际典型湾区（含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的能源发展共性经验。深入分析对比大湾区与国际典型湾区的主要指标发现，大湾区的总体规模相较国际典型湾区毫不逊色，但在产业结构、人均发展水平、碳排放强度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大湾区应正视差距，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能源消费升级，优化能源供应结构， 探索 建立粤港澳三地能源协同发展模式，尽早实现能耗与碳排放达峰，在能源发展实践中充分发挥对我国的示范引领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典型湾区发展情况对比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一国两制”的差异化特征。与国际典型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属于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并行的异质城市群，其发展既需遵循湾区经济体的发展规律，也需考虑粤港澳三地差异对融合发展的阻碍，包括湾区人才、资金、物流、信息的自由流动限制、能源协同发展的挑战等。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典型湾区GDP对比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典型湾区产业结构对比

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典型湾区当前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

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典型湾区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现状

大湾区与国际典型湾区当前主要指标对比

与国际典型湾区相比，大湾区在面积、人口方面具有体量优势，在经济总体规模方面旗鼓相当，但人均GDP明显偏低。大湾区陆地面积5.65万平方公里，分别是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的2.6、3.2和1.5倍。2018年，大湾区常住人口7116万人，分别是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的3.1、9.1和1.6倍。大湾区GDP为1.64万亿美元，超过了旧金山湾区（1.06万亿美元），与纽约湾区（2万亿美元）、东京湾区（1.86万亿美元）相差不大。大湾区人均GDP约为2.3万美元，约为纽约湾区的1/4、旧金山湾区的1/5、东京湾区的1/2。

与国际典型湾区相比，大湾区二产占比最高，三产占比相对较低。2018年，大湾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32.8%，分别比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高出24.3、16.8和15.1个百分点；大湾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66.1%，分别比纽约、旧金山、东京湾区低23.4、16.9和15.9个百分点。

大湾区能源消费总量接近纽约湾区，人均能源消费量接近东京湾区，能耗强度与其他湾区相比偏高。2018年，大湾区能源消费总量为2.61亿吨标煤，与纽约湾区（2.36亿吨标煤）规模相当，远高于旧金山湾区（0.72亿吨标煤）与东京湾区（1.17亿吨标煤）。大湾区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7吨标煤，接近东京湾区（4.4吨标煤），仅相当于纽约、旧金山湾区的1/3。大湾区能耗强度为0.24吨标煤/万元人民币，高于纽约湾区（0.14吨标煤/万元人民币）、旧金山湾区（0.15吨标煤/万元人民币）和东京湾区（0.09吨标煤/万元人民币）。

与国际典型湾区相比，大湾区尽管人均碳排量水平较低，但在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方面仍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2018年，大湾区人均碳排放量为6.3吨，稍低于东京湾区（7.5吨），约为纽约湾区（11吨）、旧金山湾区（12.9吨）的一半。大湾区碳排放总量为4.5亿吨，分别是纽约湾区的1.8倍、旧金山湾区的4.6倍、东京湾区的1.4倍。大湾区碳排放强度为0.41吨CO2/万元人民币，分别是2016年纽约湾区的2.2倍、旧金山湾区的3倍、东京湾区的1.6倍。大湾区人均碳排放量偏低主要受较低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偏高，意味着大湾区能源发展还有待向低碳模式转型，碳减排面临较大的压力。

综合而言，大湾区的区域优势、土地面积、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能源消费规模与国际典型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在人均GDP、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上，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典型湾区之间仍存在不少差距。同时，大湾区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均高于国际典型湾区，节能减排仍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对粤港澳大湾区能源发展的经验启示

湾区经济体作为一种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龙头，也高度依赖能源这一重要的物质基础。借鉴国际典型湾区的能源发展实践经验，有助于大湾区能源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助推降低能耗强度

产业结构优化是降低湾区能耗强度的重要手段。随着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逐步被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取代，湾区能耗强度持续下降，能够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速实现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世界典型湾区的产业发展路径上看，都经历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能源发展的生态环境约束日趋严格，倒逼湾区推动能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外迁，转而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等高附加值低能耗产业。大湾区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第二产业的改造升级，在抑制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尽快将能耗强度提升至湾区经济体的先进水平。

促进能源消费升级，助力能源消费达峰

从纽约、旧金山和东京湾区的能源消费总量达峰时间来看，达峰时间大体早于所在国家。美国在2007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峰，纽约和旧金山湾区分别在1973年、2005年前后实现能源消费总量达峰，达峰时间分别提前美国34年和2年。大湾区需要严控能源消费总量，推动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用能的绿色转型，提倡绿色低碳的用能消费观，尽早提前于我国实现能源消费达峰。

优化能源供应结构，推动能源清洁转型

湾区经济体正从以煤、油为主的高碳模式，向以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为主的低碳模式转变，且能源转型进程普遍领先于所在国。以涵盖旧金山湾区的加州为例，加州计划于2045年实现全面碳中和，实现电力100%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大湾区应根据自身能源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优化发展化石能源、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强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区外清洁电力，以能源结构优化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探索 建立三地能源协同发展模式，促进联动协同发展

能源协同发展是国际典型湾区的重要特征。纽约湾区有三个各自独立州，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单位，但三州成立了跨州港务局，协调三州的港区发展。旧金山湾区归加州政府管理，因此形成了以州政府为主导的协同规划，在产业发展、规划布局上能够发挥协同的作用。东京湾区由日本国家中央政府（运输省）制定全国性港口发展计划，理顺了东京湾6个港口的各自定位和相互关系，也在客观上达成了协同规划效果。大湾区应基于“一国两制”的差异化特征， 探索 建立跨区域能源协调运营机制、优化粤港澳能源投融资合作机制、建设大湾区能源 科技 与信息共享平台等，深入推动粤港澳三地能源协同发展。

（作者单位：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

原标题:国际典型湾区能源发展经验启示

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

可再生能源实际上存在于阳光，空气，地下深处和海洋中。它们是地球物理结构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它们不断通过自然方式进行更新，周而复始，无法用完。

国家能源局3月30日发布，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强大支撑。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分别连续16年、11年、6年和3年稳居全球首位。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开发利用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能源资源利用体系的核心是什么？

能源资源利用体系的核心要求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为中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技术进步，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强化节约意识，建立长效机制，形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再生资源回收产业和利用有什么区别？

简单说，再生资源回收，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等等。简单的都是回收。不同的是角度。就是铺设的回收环节不同而已。有些是上门回收，有些是中转回收。而再利用则是回收加工。在再生资源行业里算是后端。一般指钢厂，纸浆厂。和一些特殊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园。含厨余垃圾的堆肥，有色金属回收冶炼，废旧塑料的再生加工。

互联网+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需要政府的决心和努力，也需要居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互联网+废品回收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废旧物品的处理，废旧物品的回收就是目前非常富有市场前景的行业。在这个万众互联、万物互联的时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和改变。如今，废品回收融入互联网基因，为居民百姓、商家店铺解决卖废品难的问题。总而言之，互联网+废品回收的时代已经来临，不再是以虚打实，而是以实打实，四两拨千斤。受限于回收渠道的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加速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蜕变无疑会为再生资源回收新添强劲驱动力。废品之所以成为垃圾其根本在于“回收”，随意抛弃的是“垃圾”，回收成功的是“资源”。那么究竟该如何提高废品回收率呢？废品回收者给您答案：借势，借互联网之势趟出一条“互联网+资源回收”的新道路。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东芝多位高管对澎湃新闻表示，除了已提出“氢能源 社会 ”愿景的日本本土之外，东芝非常看好氢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放眼全球，日本是近年来最热衷于发展氢能的国家之一。日本“氢能基本战略”提出，到2030年要确立国内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构建国际氢能供应链，长期目标是利用碳捕获（CCS）技术实现平价化石燃料的脱碳制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对于能源自给率低的日本而言，用零碳排的可再生能源来制取清洁高效、较易储运的氢能，无疑是“后福岛时代”得以兼顾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目标的理想选择。

日本能源转型历程

“东芝早在50年前就已经开始做氢能方面的技术研发，进行相关技术储备。我们在40年前推向市场的产品，已经有氢能利用的影子。”负责氢能业务的东芝（中国）有限公司营业总监张童对澎湃新闻表示，早年东芝的制氢路线是烃类醇类重整制氢。但在零碳理念下，该公司内部近十年间全面提升氢能体系，东芝燃料电池体系全部是纯氢燃料电池。

据介绍，东芝的纯氢能燃料电池系统H2Rex已累计在日本国内交付100台以上。这种100kW的模块化单元可根据需求灵活组合，启动时间不到5分钟，高效将管道或气罐中的氢气转化为电能和热能。

东芝的纯氢能燃料电池系统H2Rex累计在日本交付100台以上

典型场景如东芝的新氢能综合应用中心，利用太阳能电解水制备氢气，并直接将其应用在东芝的日本府中工厂的燃料电池物流叉车上。这样，不但燃料电池物流叉车在运转时不排放二氧化碳，而且，因为使用了通过可再生能源制取的氢气作为燃料，从制氢到氢利用的全程实现了零碳排。

当突发灾难时，这套小型分布式能源亦可大显身手，作为一条生命线为300名受灾群众提供一周的电力和热水供应。

纯氢固然样样好，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仍受居高不下的成本所困。据澎湃新闻了解，上述在日本落地的东芝纯氢燃料电池系统均为有日本政府政策支持的项目。

张童表示，全球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但风电、光伏始终存在间歇性问题。尤其在中国，风电、光伏装机的迅猛增长对电网调峰要求巨大，弃风、弃电的问题屡见不鲜。若将这部分电力转换成氢能储存起来，在需要时再调取，就是一个最理想的结合。“可再生能源与电解质制氢技术结合起来，制出来的氢完全是绿色的。”

他认为，在该领域，东芝的所长是对电力系统、电子设备、控制系统的深入了解和对氢的长期技术积累，目前正在与多家上游制氢企业探讨合作。在氢能起步阶段，东芝呼吁政府对全行业予以政策支持，鼓励更多企业参与氢能产业链的完善，并尽早明确氢使用的法律法规。在这些前提下，氢能成本才能随着规模化效应快速下降。

氢能成本的下降有赖于一个足够大且高速成长的下游市场。东芝正在推动纯氢能燃料电池系统H2Rex尽早应用于中国市场，使其成本上尽早符合中国市场潜在的需求，并联合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开拓市场。

实际上，东芝对于“终极能源解决方案”的认识，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出现了彻底的转变。东芝曾是全球核能领域的重要参与者，旗下拥有 历史 战绩辉煌的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但由于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全球核电建设放缓、建造成本陡增、西屋电气申请破产保护等原因，东芝最终选择剥离核电资产。

今年10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临时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宣布，日本将争取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标志着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五大碳排放国的日本在气候议题上的立场发生巨大转变。目前，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中有至少80%来自能源领域。

“二氧化碳零排放并不是最近才有的呼声，很早以前大家就在进行与此相关的探讨。”东芝中国总代表宫崎洋一对澎湃新闻说道，福岛核事故改变了全球的碳减排思路。2011年之前，日本、欧洲都将低碳发电目标寄希望于核能，但福岛事故后由于安全标准升级、核能发电成本陡增，欧洲主要国家纷纷选择弃核。

宫崎洋一称，除了重点业务氢能之外，目前东芝还有其他颇具竞争力的能源业务和碳捕捉技术，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特征进行灵活组合。具体而言，在水电领域，东芝的实际供货数量和技术实力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已经向44个国家及地区累计供货2300多台水轮机和1800多台发电机；光伏领域，东芝的工业用光伏发电系统在日本有2700处应用，住宅用光伏发电系统在日本为10万户以上客户使用；地热领域，东芝已向全球提供累计达3.7GW的地热发电设备，以设备容量计处于全球第一。

福岛氢能研究基地（FH2R）

在日本国立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牵头下，东芝与另外两家日本企业合作的福岛氢能研究基地（FH2R）已于今年2月底建成。

FH2R系统概览

该项目建有全球最大的利用可再生能源的10MW级制氢装置，正在验证清洁低成本的制氢技术。这里产生的氢气不仅用来平衡电力系统，还为固定的氢燃料电池系统、移动的氢燃料车等提供动力。

校对：刘威

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极为迅速，将于2011年后不久超过天然气，成为仅次于煤炭的第二大电力燃料。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随着技术的成熟应用而降低，假设化石燃料的价格上涨以及有力的政策支持为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摆脱依赖于补贴的局面，并推动新兴技术进入主流。在本期预测中，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和海浪能等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除外）的增长速度为7.2%，超过任何其它能源的全球年均增长速度。电力行业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占大部分的增长。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所占比例从2006年的1%增长到2030年的4%。尽管水电产量增加，但其电力的份额下降两个百分点至14%。

部分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以及水力发电、地热能等的利用技术已经得到了应用。

国际能源署（IEA）对2000～2030年国际电力的需求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来自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将最快。IEA的研究认为，在未来30年内非水利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比其他任何燃料的发电都要增长得快，年增长速度近6%，在2000～2030年间其总发电量将增加5倍，到2030年，它将提供世界总电力的4.4%，其中生物质能将占其中的80%，详见前瞻《中国新能源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

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总体上偏低，一方面是与不同国家的重视程度与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本偏高有关，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等。据IEA的预测研究，在未来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将大幅度下降，从而增加它的竞争力。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成本与多种因素有关，因而成本预测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这些预测结果表明了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成本将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与开发。国家经贸委制定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十五”规划，并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重点发展太阳能光热利用、风力发电、生物质能高效利用和地热能的利用。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中国在风力发电、海洋能潮汐发电以及太阳能利用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能源（或称可再生能源更贴切）主要有：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生物质能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后，国内外许多专家都表示这热能种能源方式不能大力发展，它不但会抢夺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更将会导致社会不健康发展；地热能的开发和空调的使用具有同样特性，如大规模开发必将导致区域地面表层土壤环境遭到破坏，必将引起再一次生态环境变化；而风能和太阳能对于地球来讲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健康能源，他们必将成为今后替代能源主流。

2008年，为加快我国风电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促进风电产业发展，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2009年，“太阳能屋顶计划”实施，中央财政安排专门资金对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予以补助，弥补光电应用的初始投入。同年，《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印发，该工程综合采取财政补助、科技支持和市场拉动方式，加快国内光伏发电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以促进光伏发电技术进步。

在税收方面，2008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执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中所列资源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目录》内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按90%计入当年收入总额。同年12月，《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出台，规定对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实现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50%的政策。对销售自产的综合利用生物柴油，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参考链接：

新能源（能源资源学术语）_百度百科

来源：董秀成闲说能源

能源转型，并非易事，但难以逆转。能源转型，一场深刻革命，需要高度重视。能源转型，事关气候变化，是全球性博弈。能源转型，需要借助市场力和技术力。

一、全球能源结构现状决定能源转型将十分艰难

众所周知，能源问题事关人类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能源可以划分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能源转型本质上就是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之间的接替或博弈，也就是哪类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能源又可以划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而能源转型也是上述两类能源之间的转化或替代，核心是可再生能源逐渐取代不可再生能源，进而成为主导能源。

可再生能源，也就是那些可以再生的能源，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海洋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

而不可再生能源，是指那些不可再生的能源，消耗一点就减少一点，如果无限消耗下去，最终将消耗殆尽，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核燃料等。

目前，从全球能源结构来看，占比最大的是石油，其次是天然气，再次是煤炭，其余依次为水电、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

但是，总体来看，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从全球能源结构来看，2020年化石能源的耗用量占比约为83%，而非化石能源占比比约为13%，从占比上看，化石能源仍然为能源主体。

1．煤炭消费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炭整体消费增速从2003年开始下降，2014年达到高峰，随后便逐步回落，2020年全球煤炭总消费量为151.42艾焦耳。

从煤炭消费区域来看，亚太地区是全球煤炭的主要消费地区，2020年煤炭消费占比接近全球煤炭消费的80%。

而在亚太地区中，中国煤炭消费量最大，2020年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为68%。

目前，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为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54%，因此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少排放的难度非常大。

2．石油消费情况

从全球范围来看，石油消费在2000-2019年期间保持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在1.15%。

从石油消费区域来看，亚太地区目前是全球石油消费的主要地区。

以2020年为例，亚太地区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40%，北美地区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24%，欧洲地区石油消费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16%。

从国家层面看，2020年石油消费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中国，再次是欧盟。

3．天然气消费情况

最近十几年，全球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2020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较2000年增加了60%，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是中东地区。

目前，全球天然气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为北美地区，其次为亚太带去，其他为欧洲地区、中东地区和前苏联地区等。

2020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其次为俄罗斯，然后是中国，其占亚太地区消费总量三分之一。

在进一步推进降低量的政策大环境下，预计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保持上升趋势。

4．核能消费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核能消费逐年下降。

2020年，核能为全球消费量最小的一次能源。

核能对于技术要求较高，主要分布在北美地区、欧洲地区以及亚太地区，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中南美洲及非洲等地区消耗量极少。

由于核能安全事故曾经多次发生，而且导致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欧洲部分国家纷纷制定了政策，逐步关停了核电站，并向其他替代能源转移。

2020年，核能消费量最大的两个国家是美国与法国，美国核能消费量达到7.38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30%，而法国核能消费量为3.14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14%。

5．水能消费情况

2020年，全球水电消费量占一次能源的7%。

亚太地区水电消费量增加最为明显，主要增加在中国，其余地区大体保持平稳。

2020年，中国水电消费量最大，共消费11.74艾焦耳，占全球比例为30.77%。

北美地区、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水电消费量最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巴西和挪威，加拿大和巴西水电消费量占其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超过25%，挪威水电占比接近65%。

6．其他可再生能源情况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

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为2000年的12倍。

目前，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是亚太地区，最大消费国是中国，其次为美国。

从历史上看，人类任何一次颠覆性的革命都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有时候可能带来强烈的不适应性，当然也需要付出时间和成本的巨大代价。

能源转型意味着改变能源格局，而格局改变必然冲击传统能源的既得利益者。

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往往存在惯性思维，惰性而不求变或许早已固化，这其实很正常，也容易让人理解，有谁愿意揭竿而起而革自己的命呢？

对于能源转型，既得利益者当然是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劳动力就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已经形成的庞大能源利益集团（尤其是油气利益集团）将受到巨大冲击，进而对能源和金融资本产生强烈冲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能源转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

煤炭取代木柴是人类的第一次重大能源转型，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1709年1月，一位名叫亚伯拉罕·达尔比的金属工匠发现了如何利用煤炭“提高炼铁效率”的技术，这可以说是第一次能源转型的开始，然而经过漫长的200年之后，煤炭才取代木柴和废弃物成为世界第一大燃料。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西部开始大规模商业开采石油，预示着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开始，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石油才取代煤炭成为世界头号能源来源。

能源转型过程，需要重构供应链，需要技术创新，而目前第三次能源转型需要的供应链和相关产业确实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当然需要给人类一定的时间。

当然，人类必须清醒意识到，人类任何新生事物都将面临矛盾和困难，同样能源转型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类也切不可以盲目乐观。

客观现实是，全球85%的一次能源仍然来源于化石能源，这些能源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且极其复杂的能源体系，支撑着体量庞大的全球经济。

如果人类改变这个客观现实，那么就肯定遇到诸多问题。

首先，能源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金便是一个巨大问题。

目前，各国政府为了应对一次次危机而已经负债累累，是否还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前所未有的能源转型，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据权威数据，由于新冠疫情蔓延和肆虐，2020年世界GDP大幅度缩水，主要经济体中除了中国以外，全面出现负增长。

2022年世界经济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如果新冠疫情控制无力，叠加地缘政治因素，那么世界经济复苏可能会更加缓慢。

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创伤非常惨痛，其对人类的影响及其深远，尤其是大规模的失业潮和大批小微企业的经营困境，构成了一幅伤痕累累的痛苦画卷。

谈到目前全球经济，我有感而发，草写一首词，取名《沁园春-大势》。

股市添霜，

房产失光，

百业萎荒。

见投资渐慢，

消费乏暖；

外需落下，

暮色苍苍。

趋缓能源，

煤油气电，

价飚飘飘盛往芳。

期来岁，

望龙飞凤舞，

四海逍遥。

东西南北红妆，

有华夏精英尽弛张。

睹金砖各国，

尽失牵力；

西欧日美，

经历沧桑。

回望华邦，

朗朗担当，

牵动东西力气刚。

看如今，

有东西逐鹿，

还靠中方。

其次，能源转型需要建立低碳所需的全球供应链。

为了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人类需要以前所未有甚至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部署新兴产业或新兴技术，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构建来说就是巨大的挑战，因为目前支撑能源转型所需供应链的规模严重不足，有些甚至尚未建立起来。

能源转型之难，难于上青天。

人类要实现2050年的目标，全球需要共计1.4万吉瓦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能力，这是现有各类发电站装机容量总和的两倍之多，其困难程度便可想而知。

在实现能源转型过程中，必然带来全球能源产业链的重构。

从原材料的获取和运输，再到使用寿命到期后的弃置处理或回收利用，这些新型供应链的构建必然需要接受政府和投资者的科学评估，分析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社会和环境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二、能源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深刻革命

最近几年，我经常参与各种会议，也经常到国外考察和交流。

我无论走到哪里，见到什么样的人，大家讨论的重点似乎已经不再是国际油价，也不是伊朗核问题或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更不是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往过热的中东地缘政治演变似乎也是持续弱化的话题。

相反，人们关注的话题过多的其实是全球性的能源转型，无论在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国家还是在日益崛起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惊人一幕都是电动汽车在街道上迅速增加，人们可能难以相信，怎么到处都是。

1．全球能源转型意味着权力转移

权力争夺和权力转移，与能源转型密切关联。

回顾过往，有谁预料到俄乌冲突、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页岩革命、电动汽车的迅速发展、太阳能和风能成本的急剧下降、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任性妄为，如此等等，都十分惊奇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小小地球。

无容置疑，能源转型确实将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还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或许还有可能会加剧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进而影响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冲突和实力演变。

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必然体现到能源转型这个具有全球性、普遍性、博弈性的方面，结果必然会归结到制度冲突，将能源转型逐渐演变到体制、机制、文化、技术、智能网络、金融和商务等诸多方面。

能源转型意味着能源权力的转移，导致全球能源博弈的重点发生重大改变，能源资源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渐进的，演变轨迹更不是线性的，有时也具有不可预见性，因为一件颠覆性事件发生就很有可能影响时代走向，因此才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这或许目前的最难以预料的趋势。

2．能源转型当然需要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突如其来的事件，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没有人事先预料其发生，但是发生了，而且对人类产生了一场巨大灾难，对全球经济的打击更是难以估量。

人类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烂，众多的人间悲剧造成了，大量的人被迫失业，政府救助的财政压力庞大，众多中小企业生死存亡，有些人因疫而贫，有些国家因疫而陷入困境，多少人希望破灭，多少国家债台高筑，如此灾难，有谁预知呢？

疫情直接导致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很大改变，避免人群聚集，影响出行和社交活动，对教育方式和公司经营模式产生重大冲击。

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虚拟世界取代了现实世界，集中办公可以转换为远程办公，面对面教育被网络教学替代，学术论坛、商务会议改在线上举办，交通市场和旅行市场被急剧压缩。

我们有理由预计，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上述这种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发展将持续改变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进而改变能源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可以这样说，什么可以让人直接感受到能源转型在路上，电动车开始快速在街道上增加，而且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资本是趋利怪物，资本家往往只看未来，而淡漠当今。

市场任何经济现象均会反应到资本市场上，资本家的眼镜力充满金钱，而资本以获利为本性，可以说，资本市场的反应代表着未来。

目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受大调整、大洗礼和大阵痛，其中电动汽车的异军突起就是一个鲜活的现实，虽然电动汽车从目前汽车保有量上显然还没有占据优势，但是市场的渗透率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

在资本市场上，股市一直就是经济、市场或产业发展的晴雨表，股票价格或许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可以预示着资本家对未来的预判。

以 2019年为例，销量为36.8万辆，与丰田、通用、福特、等共计4200万辆的销量相比，还似乎没有形成大的气候，然而特斯拉的市值却比这几家传统汽车企业市值的总和还要大，那么问题来了，或许让人充满疑惑。

难道资本家都疯了吗？

资本市场的上述变现，到底说明了什么？

是否意味着能源转型已经成为现实？

化石能源是不是走到头了呢？

大型能源公司路在何方，传统化石能源企业是不是应该静候如何发展？

世界许多国家陆续出台了“燃油车”退市时间表，中国海南省也出台了在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政策，意味着未来世界各地将禁止燃油车进入销售市场，能源是不是确实在发生根本性的革命，市场是不是在革化石能源的命？

……。

如此等等，伴随着能源转型，问题多如牛毛，疑惑无穷无尽！

我们若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

当然，时代往往会造就奇迹，能源转型过程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简单重演，尤其在推进过程中不可能复制以往的历史。

从人类进步的视野来看，当今时代的政府政策、金融能力、社会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等等要素与几个世纪前相比，早已今非昔比，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与以往相比已经无法比拟，能源转型不可能遥遥无期。

尽管能源转型困难重重，但是大趋势已经无法逆转，气候变化和政治压力肯定会推动世界由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向。

三、能源转型已经超出气候变化范畴

目前，“能源转型”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

在全球范围内，围绕能源转型和碳排放等议题，国际社会、国内党争、行业之争、企业之争，已经是客观现实，尤其对于国际社会，可谓矛盾多多，明争暗斗，此起彼伏，一场针对能源转型议题的国际博弈正在全面开打。

客观上讲，直到目前，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依然面临困难，任重道远，预计还会面对挑战，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取得一致意见。

联合国气候大会年年召开，但年年吵闹，收获其实还很有限。

在全球气候大会之外，往往是暗流涌动，在科技、资金和贸易等领域竞争激烈，博弈趋势日益加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也难免卷入到全球碳排放的博弈之中，不得不在国家产出函数中强行增加碳排放的约束条件，而且还需要应对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国际公权力所强加的额外约束条件。

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博弈，发展中国家如何坚守底线，维系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就是他们目前面临的严峻考验。

围绕能源转型和碳排放，世界各国将持续博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任重道远。

在气候博弈中，很显然，目前欧洲走在前沿，日本也比较积极主动。

在能源转型和碳排放博弈中，欧洲作为气候变化的全球引领者，表现显得更加突出，比如燃煤电站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市场竞争性已经逐步丧失，不得不相继实施关停措施，个别国家还宣布要弃核，今后要逐渐关闭核电厂，不再建设新的核电厂。

但是，对于欧洲大陆来说，围绕着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转型等诸多问题上，欧洲各国客观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或分歧。

以德国、法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老欧洲），似乎站在人类道德伦理的制高点上，试图主导“全球气候治理”格局，而以波兰为代表的的大部分东欧国家（新欧洲）却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比较淡漠的态度。

如果仅仅依靠欧洲，无论采取何种激进措施，都无法真正起到关键作用，而不见硝烟的碳排放国际“大战”有可能愈演愈烈。

有些国家，似乎认同气候主义理念，与欧洲有共识，但是左顾右盼，态度不清晰，口号多而务实少，采取比较消极被动的应对措施。

还有某些国家，可能并不太认同气候主义，而是志在本国经济发展，不甘于受二氧化碳减排的制约而牺牲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对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措施。

比如，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前四个大国，中国、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目前尚未确定一致目标，彼此之间存在冲突或矛盾，博弈将继续持续加剧。

在上述四大国中，目前有明确碳中和的目标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大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至关重大，不过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方位政策体系，坚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信心。

中国为世界大国，需要大国担当和全球使命，也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因此火电机组年发电小时数逐年下降，而且在碳交易政策、控制煤炭和价格等制约下，火电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未来发展空间正在逐步缩小。

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却出现了反复和矛盾，针对能源转型和碳排放这个议题，共和和民主两党之争加剧。

由于在美国政坛，共和党和民主党竞选剧烈，而且往往轮流坐庄，因此美国政府反复加入或退出相关国际气候协定，确实备受全球关注。

观察美国政治，能源转型和碳排放已经成为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你进我退，你来我往，一方积极推动，而另一方却是不屑一顾。

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上都对全球格局演变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因此美国政策决定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前途。

在应对气候变化乃至引发的能源转型和碳排放等议题上，预计美国党派之争还将持续下去，目前拜登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而一旦共和党再度执政，那么很有可能再度出现政策反复。

对于印度和俄罗斯来说，目前这两个大国尚未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具体目标，俄罗斯可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印度似乎是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这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四、政治因素不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从历史发展实践看，能源转型的最主要推动力是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

从能源发展历史经验看，一种能源之所以能够替代另一种能源，其根本力量是市场经济因素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绝对不是由政治因素所决定。

人类社会之所以用煤炭来替代柴薪、用石油来替代煤炭，其关键因素是替代能源与被替代能源相比，在技术和经济上具有可行性和优势。

1．政治力量成为能源转型的推动力

能源转型，政治或许不可能缺位。

从目前来看，人类社会正在处于或者提倡“新能源革命”，试图用新能源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但这种“能源转型热”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为政治因素所驱动。

政治力，有时候更具有驱动力。

现实上，对于能源转型来说，世界的政治力超越了市场力和技术力，而从“幕后”直接走向“前台”，政府政策扶持成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能源问题看似是经济问题，但其实也是政治问题。

政治力量往往渲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议题，这本身其实并没有问题，从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角度来看，确实值得肯定。

那么，对于全球能源转型，政治力是否应该介入呢？

我个人认为，政治力量肯定要介入到能源转型，但是政治力的介入只不过是为人类社会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种压力和紧迫性而已。

或者说，政治力的介入有利于强化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应该加快发展新能源的良好意愿和共识，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

政治一旦介入，便存在政治正确问题。

在当今世界，在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尤其是某些政府领导人已经陷入到能源革命或能源转型的“神话”或“宗教”陷阱之中。

在欧洲，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呢是否提出能源转型或者是否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能源问题已经演变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或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

从个人观点上，我非常反对将政治力与能源问题过度结合在一起。

世界各国的政治力量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发展新能源，我们当然可以找出诸多的理由，如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需要、化石能源排放太多而导致地球气候变化、国家可持续发展需要新能源、化石能源已经逐渐枯竭、石油峰值即将来临等等。

但是，上述这些考虑或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性的思维，往往都带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甚至还是一种非理性的“臆断”而已。

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提出“能源独立”战略，日本政府提出“摆脱石油”目标，欧洲提出“放弃化石能源”政策，这些政策宣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政治口号”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能源转型和低碳经济能否如期实现，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而还是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和技术力量能否真正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

人类社会确实需要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大方向。

从政治、安全和道德层面来看，上述逻辑思维绝对值得称颂和肯定，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需要摆脱化石能源，需要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美好目标。

但是，理想和美好的目标，未必就是现实可行的目标，尤其不能依靠政治力量来实现目标，政治家的“纸上谈兵”其实没有实际意义。

2．市场力和技术力是能源转型的真正驱动力

政治力固然不容忽视，但是市场力和技术力才是真正驱动力。

政治力量只有在一种能源快要替代另一种能源之时，提供一种帮助和支持作用，本质上还是要依靠市场和技术创新力量的“借势推力”而已。

我们可以大胆想象，未来能源转型的推动力依然是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而绝对不应该是政治力量，政治主张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推动力。

在本人看来，新能源体系是否能够建立，绝对不会由政府或学者如何鼓吹化石能源枯竭、全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或人类可持续发展等等所决定。

新能源体系的建立，取决于是否出现一种或几种在资源潜力、技术创新、供应能力、使用效能和价格水平等综合指标上能够超越传统化石能源的新能源，取决于新能源体系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和技术经济的可行性。

本人认为，化石能源是否真正到了发展的“晚期”，目前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导致整个欧洲爆发了能源危机，迫使部分欧洲国家重新启用煤炭或核电等措施，足以让我们清醒，化石能源不可能很快寿终尽寝。

目前，在欧洲和美国，化石能源价格暴涨，有人由开始重新审视化石能源，认为化石能源或将持续保持主导能源地位，能源转型将被迫推迟或延缓，甚至可能失败。

当然，上述论调不可能成为主流，我也不赞同这种论调。

暂时发生的现象，并不代表长期的趋势。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化石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或持续下降，并非意味着化石能源的寿命多长或多短，而且价格涨跌其实均具有十分明显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化石能源价格涨或跌，可以促进或抑制新能源开发和能源节约。

另一方面，化石能源价格涨或跌，也可以促进或削弱化石能源自身的勘探与开发的投资动力，而投资有利于延长或缩短化石能源的生命周期。

     根据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30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强大支撑。截至到2020年底，在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增长14.6个百分点。而针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水平，也持续的上升，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29.5%，较2012年增长9.5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的前景，可谓是一片光明。

     可再生能源技术日益完善。利用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可探测的到的能力范围内，地球上的中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存储量是固定的，而且这些化石能源的使用，也会使全球温室气体的增加，导致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而可再生能源有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电能等依靠大自然能力而创造的能源，这些新能源遍布世界各地，比如利用风力发电，风力发电的优势在于清洁，无污染，最早利用风力的国家是丹麦，在1890年，而真正兴起，是世界各国对能源需要量剧增，不少国家也逐渐的注意到风力发电这种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后来因为石油危机，环境恶化等情况的发生，世界各地环保呼声日益高涨，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强有力推动下，风力发电技术更是迅猛发展，到如今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可再生能源观念日益高涨。随着最近各种自然环境灾害的频繁发生，每一个灾害都让人触目惊心，让每个人都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等地球超出了它自身的承受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就不能再好好的保护我们了，因此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不仅仅上文说的风力发电，还有利用太阳能的辐射能量发电，利用海水潮汐重力作用下的水力发电，都是可再生新能源的优势。

    总的来说，虽然可再生能源利用逐渐普及，但是现如今的技术，也存在着很多瓶颈，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的节约资源，从自身开始，发挥为环境保护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