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工商业制度有哪能些突破性进展

我如果穿越到宋朝，当然是要攀科技树。

宋朝爆发的煤铁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时，被金国人抢走了北方的煤炭产地。失去了能源，煤铁革命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就此宣告结束。宋朝工业革命的夭折，真的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我到了宋朝，我会利用宽松的经济政策，先从水泥下手。找几个商人合作，先把水泥弄出来。然后，用混凝土搞个房地产、修个路什么的，把混凝土进行推广，顺道赚些钱。

混凝土在建筑上的应用，会增加对煤炭、钢铁的需求。聪明的宋朝人为了获利，煤的开采和钢铁生产会迅速达到新的层次。所以，我会抓住时机，把钢铁的有关化学知识传播出去。

制水泥、混凝土，少不了开山采石。而开山采石以传统的锤、凿子等工具，效率是很低的。就顺便再把炸药弄出来，用于炸山石。等炸药的威力被传播之后，相信军事方面的变革就会随之而来了。

宋朝和以往朝代一样，讲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宋朝人为了抵消辽、夏的骑兵优势，把黑火药用于军事，开发出一系列火器。

等宋朝人见到了水泥的用途，炸药的威力以后。肯定会把混凝土、炸药用于军事用途的。这时候，我会把“燧发枪”、火炮、手榴弹等物的图纸公之于众。并引导宋朝弄出来“股份制”形式的军火商，让他们专业研制并生产军火。

有了军火商这个“万恶”的战争贩子，大宋朝的文弱想必会不复存在。因为军火商会用战争的利润，把彬彬有礼的儒家思想击个粉碎。相信宋朝儒家也会拿“教化四方”的名义，为发动战争寻找寻找理由。

有火药、炸药的武器，有混凝土修筑的工事，有宋朝庞大的人口做基础的宋军，我认为辽、夏是抵挡不住的。

如果战争获胜后，再从别国弄到些什么资源回来，商人做主的宋朝会更加疯狂的迷恋上对外战争。也许辽、西夏的贵族们会有事没事的，时不时的就到汴梁表演个民族歌舞之类的。毕竟，中原王朝强大时期，少数民族是有到首都表演歌舞的良好传统的。

汉代用的铁器不是很多，而用煤炭作燃料的也很少，宋代煤炭已作为工业燃料的主流，所以有明确记载。煤炭和煤是有差别的，煤和炭实际上是两种东西，只不过外观，作用差不多，只不过炭的烟要比煤少一些，在汉代虽然不以煤为主，但是有钱人由于炭灰少，无明火，燃烧持久的性能，已经大量用其取暖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宋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史实表明，宋代在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据许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并用作工业能源(如炼铁、烧瓷)是在北宋，其时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且有考古发掘为证。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专指煤炭。《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之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14．5万吨至18万吨的水平)；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鍒”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获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刷新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帐，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显然来去自由。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南朝鲜学者崔淳西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而且产品“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

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如浙东金华是“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卷13161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再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⑥，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五是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同样是民营作坊占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亦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详情细节请参阅拙著相关章节。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本人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虽然宋代科技成果众多，但是它们很多没有在中国得到经一步发展。例如四大发明的集中时间虽然都在宋朝，但大规模应用的时间却不发生在宋朝，如四大发明之中的印刷术一直到1440年德国谷登堡的铅字活字印刷术出现和印刷术开始在欧洲传播以后，世界各地居民的识字率才开始攀升，而中国也在1833年引入此类铅字活字印刷术，并取代传统的印刷术。 二，宋代虽然社会充满创造力，但是他始终受到传统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各种科学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体系，这种科学成果大多都是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取得的

一、山西煤炭的开采历史

关于最早发现煤炭的时间，明朝人陆深曾提出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与煤炭的发现有联系，顾炎武也赞同此说。

这是从神话传说作出的推断，当然无法证实，但人类在最初发现和使用火的过程中，对煤炭有所认识也不是不可能的。“譬如大同煤田侏罗纪煤层最早在第四纪早更新世，即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就开始自燃，仅在雁崖三号和11号煤层古火区就已烧掉了大约2000万吨煤，燃烧特征十分明显。”

我们古老的祖先很可能从煤炭的自燃中得到一些启示。至于山西地区煤炭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海经》，其《北山经》云：“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玉，多涅石。”

“贲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这“涅石”就是古代对煤炭的称呼，而“孟门之山”，据考为今河东煤田南部的吉县山区，“贲门之山”为泛指太行山地区。

由这则记载可以得知，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山西地区的煤炭就有了了解，而其最初发现的年代还要比见于记载的时间早得多。 煤炭发现之后，首先用于生活方面，《北史·王劭传》记载，王劭在作晋阳县令时，曾说“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日本僧人圆仁法师于唐开成五年（ 804年）前往长安途中，也看到了太原附近普遍用煤烧饭的情形，“出城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求而燃，料理饭食，极有火势。”

此外，煤还被用作治疗一种疮的药物，有的地方还用煤来写字、作画，故又称煤为“石墨”。 煤炭具有热力高和燃烧时间长的特点，比木炭更适应于金属冶炼，随着冶铁业的发展，煤便被用于冶铁了。

1958年在河南省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曾发现了煤渣、煤块和用煤末掺和粘土、石英砂制成的煤饼，证明当时已使用煤炭制铁。联系汉代桓宽的《盐铁论》中“盐、冶之处大概皆依山川近铁炭”的记载，推测富有铁煤矿藏的三晋地区在汉代也已经将煤炭运用于冶铁业中了。

由于使用煤炭作燃料，三晋地区的冶铜、冶铁业发展很快，唐朝时太原的铜镜、并州的刀剪，都是驰名全国的精品，每年都要上贡朝廷。宋代时，以无烟煤作燃料和还原剂的方炉治润炼铁法在三晋地区得到广泛运用，更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故有“河东铁、炭最盛”（《宋史·食货志》）的说法。

随着采煤业的迅速发展，煤炭的利润也更为可观，宋王朝遂对煤炭实行官卖制度，在产煤地区设官，掌管煤炭开采和销售，向采煤窑户和卖煤商人课税。由于课税重，“煤利至微，窑户至苦”，一些地方官员也代窑户请求减除煤税，如庆历五年（1045年）陈尧佐任河东路转运使（驻太原府）时，就曾上疏朝廷云：“河东路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为生，奏除其税。”

（《宋史·陈尧佐传》）然而，向煤炭业课税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元、明、清 *** 都把煤炭课税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山西地区则以煤炭蕴藏丰富、开采量大，而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人民长期以来开采煤炭，用之于生活之中，用之于冶铁、冶铜、烧石灰、烧砖、制陶、酿酒等手工业生产，还从煤中提炼黑矾、硫磺，逐渐地对乌黑的煤炭产生了感情，产生了“旺火”的习俗，“上元之夕，家家烧炭，至夜炼（燃）之达旦，火焰焰然，光气上属，天为之赤”（光绪《平定州志》），这种风俗也叫“塔火”、“棒槌火”，有些地方一直到现在仍旧保留着。

在家、金时期，还有一种用煤炭殉葬的习俗，这在洪洞县场堆村金代墓葬遗址和稷山县南宋末期墓葬遗址中都有发现。 山西地区盐、铁、煤矿藏的开采，不仅给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满足了生活的需求，促进了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被运用到边防和军队的建设中去，因而提高了山西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这些丰富的矿藏又继续为把山西建设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二、我国煤碳始于哪个朝代

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个别地区一经发现煤炭的可燃性能并从煤层露头处零星拾取和利用煤炭。

中国2500年前的《山海经》，最早记载了煤并称之为“石湟”。从辽宁沈阳发掘的新乐遗址内，发现多种煤雕制品，证实了中国先民早在6 000~7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认识和利用了煤炭。继新石器时代到夏朝、商朝煤炭逐步得到了更广泛的利用，到了周代（公元前1122年）煤炭开采已有了相当发展，并开始了地下采煤。采矿业就有了很完善的组织，采矿管理机构中还有“中士”、“下士”、“府”、“史”、“胥”、“徒”等技术管理职责的分工，这既说明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劳动分工，也反映出矿业有相当大的发展。

三、煤炭工业的发展历史

世界煤炭工业 世界近代煤炭工业是从 18 世纪 6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的，煤炭是欧美各国工业化的动力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煤产量达到高峰。1913年，英国产煤292Mt，为历史最高水平；世界煤产量为1320Mt，占世界一次能源总产量的92.2%。

从20年代开始，世界能源结构逐渐由煤炭转向石油和天然气，煤产量增长缓慢，1950年世界总产量为1820Mt。1950~1973年，是石油的黄金时代，煤炭在世界能源系统中的地位迅速下降 ，1966 年被石油超过而退居第二位。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煤炭重新受到重视，生产和利用都有很大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迅速渗透到煤炭领域，使这一古老的传统产业发生巨大的变革，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煤炭工业的面貌，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生产成本明显下降，安全状况大为改善，洁净煤技术的研究开发将使煤炭成为干净、高效和廉价的能源。

这在高技术领先的美国尤为突出。1990年主要产煤国家煤炭工业主要指标如上页表中所列。

中国煤炭工业 中国是世界最大产煤国。煤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1991年，煤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76%，全国70%的工业燃料和动力、80%的民用商品能源、60%的化工原料是由煤炭提供的。

原煤产量达1087.4Mt，其中统配煤矿占44.2%，地方国营煤矿占18.7%，乡镇和个体煤矿占36.7%。年产10Mt以上的大型矿区有山西大同、西山、阳泉、晋城，河北开滦、峰峰 ，河南平顶山 、义马，黑龙江鹤岗、鸡西、双鸭山，安徽淮北，江苏徐州，辽宁阜新、铁法，山东兖州。

全国原煤入洗比重18.1%。出口煤炭20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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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西煤炭开采历史

关于最早发现煤炭的时间，明朝人陆深曾提出女娲氏“炼石补天”的传说与煤炭的发现有联系，顾炎武也赞同此说。这是从神话传说作出的推断，当然无法证实，但人类在最初发现和使用火的过程中，对煤炭有所认识也不是不可能的。“譬如大同煤田侏罗纪煤层最早在第四纪早更新世，即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就开始自燃，仅在雁崖三号和11号煤层古火区就已烧掉了大约2000万吨煤，燃烧特征十分明显。”我们古老的祖先很可能从煤炭的自燃中得到一些启示。至于山西地区煤炭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海经》，其《北山经》云：“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玉，多涅石。”“贲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这“涅石”就是古代对煤炭的称呼，而“孟门之山”，据考为今河东煤田南部的吉县山区，“贲门之山”为泛指太行山地区。由这则记载可以得知，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山西地区的煤炭就有了了解，而其最初发现的年代还要比见于记载的时间早得多。

煤炭发现之后，首先用于生活方面，《北史·王劭传》记载，王劭在作晋阳县令时，曾说“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日本僧人圆仁法师于唐开成五年（ 804年）前往长安途中，也看到了太原附近普遍用煤烧饭的情形，“出城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求而燃，料理饭食，极有火势。”此外，煤还被用作治疗一种疮的药物，有的地方还用煤来写字、作画，故又称煤为“石墨”。

大同地区煤炭开发利用始于何时，文献无载。但根据大同煤田的煤层露头较多，且又长期自燃的史实，联系在新石器时代，与大同毗连的怀仁县鹅毛口遗址的先民们，已经用火并能从河谷山坡开采裸露的三叠纪凝灰岩、煌斑岩夹层制作石器，推断可能在新石器时期发现煤炭的可燃性并从煤层露头处拾取、利用煤炭。

北魏时期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是最早用文字记载有关大同地区煤层的自燃和煤炭的开发利用。至宋代，冶金、陶瓷等行业广泛用煤作燃料，煤炭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大同地区煤炭已被广泛烧用。辽、金、元时，大同地区的采煤业已很发达，冶铁业亦历久不衰，促进了采煤业的发展。明、清时代，煤炭已被广泛应用于冶铁、铸钱、炼硫磺、烧石灰、烧砖、烧陶瓷、酿酒、制药、炼黑矾等。 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煤炭市场日益扩大和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矿业，兴办煤窑。1907年，为保全山西矿权，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简称保晋公司）在太原创立。1909年，保晋公司在大同成立大同分公司。继保晋公司之后，大同兴起办矿热潮，规模大的有保晋、同宝、宝恒3家。1918年，同宝公司成立，为私人煤矿，在白洞村、长流水村、青羊湾、刁窝嘴、胡家窑设厂采煤。1920年建立私人煤矿宝恒公司，在白土窑设厂开采。1922年同宝公司停产。1924年山西省政府在大同开办军人煤厂。1925年保晋大同分公司忻州窑半机械化矿井投产。1928年同宝公司恢复生产。1929年，阎锡山为了开辟财源，着手在军人煤厂的基础上开办晋北矿务局，总部设在大同城内帅府街，下辖煤峪口和永定庄两个矿。1932年，晋北矿务局联合其他公司，成立煤炭分产合销机构-——大同煤业公司（后改称大同矿业公司）。随后，该公司控制了运输煤炭的铁路干线，垄断了大同地区的煤炭销售业务。20年代前后，在大同煤田生产的小煤窑有近千个，规模比较大的80余个。

1937年9月，日军侵入大同。将矿区划归伪蒙疆政府管辖，并将晋北矿务局、大同保晋分公司等合并为大同煤矿，委托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接管。10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接收各矿。此时，大同煤矿下设永定庄坑、煤峪口坑、保晋坑、白洞坑、炸药制造工厂。1939年增加岩岭发电厂。1940年成立伪蒙疆特殊法人大同煤矿株式会社，社址设于大同县平旺村。株式会社合并了部分小煤窑，禁止了其余小窑的开采，下辖昭和坑（鹅毛口）、保晋坑（忻州窑）、裕丰坑（煤峪口）、永定庄坑、同家梁坑、白土窑坑、白洞坑、宝藏坑（四老沟）、黑色火药工厂、硝铵制造工厂。1944年增加平旺发电厂。从1937年10月到1945年8月，大同煤矿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寇在侵占大同煤矿不到8年的时间里，掠夺煤炭1400万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阎锡山即令晋北矿务局接收了大同煤矿，下辖煤峪口矿厂、永定庄矿厂、同家梁矿厂、四老沟矿厂、忻州窑矿厂、白洞矿厂、白土窑矿厂、平旺发电厂、火药工厂和修缮厂。 1949年2月，大同煤矿解放。同年3月，察哈尔省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接管组接管大同煤矿，实行军事管制。1949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成立了大同煤矿筹备处，隶属于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办公地址设在北京东郊民巷26号，后迁至永定庄矿。1949年8月30日，大同煤矿筹备处改称大同矿务局，撤销军事管制，实行厂、矿长负责制，隶属于华北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建局之初的大同矿务局下辖8矿1厂，职工总人数3000余名，原煤总产量8万余吨，工业总产值140余万元。1950年，大同矿务局由燃料工业部国家煤炭管理总局领导，办公地址也由永定庄矿迁至新平旺。1950——1952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大同矿务局投资2000多万元。煤峪口、永定庄、忻州窑、同家梁、四老沟、挖金湾、马脊梁等主要矿井先后恢复了生产。1953年，大同矿务局隶属华北煤炭管理总局。1954年，划归国家煤炭管理总局。1956年，由煤炭部太原煤矿管理局领导。“一五”时期，恢复了忻州窑、白洞、晋华宫和胡家湾井，改建了煤峪口、永定庄、同家梁和四老沟井，并开始新建新白洞等矿井。1958年大同矿务局隶属于山西省煤矿管理局。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为适应形势，全局煤炭产量一上再上，从500多万吨跃增到千万吨，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错误影响下，违背煤炭生产的客观规律，强行开采，给煤炭生产的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困难。

1962年，大同矿务局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全面调整整顿。“二五”和调整时期，完成了马武山、新白洞、大斗沟、雁崖4对新井建设，全面改造了永定庄、同家梁矿井，局部改造了土塘、胡家湾、大巴沟、马脊梁等小井。改造了各矿井运输环节和地面生产系统，推广了井下电机车运输，普遍开拓了采区煤仓。1967年，成立了大同煤矿革命委员会，由大同市革命委员会领导。

1970年，大同煤矿革命委员会改称大同矿务局革命委员会。1972年，由山西省煤炭化工局领导。1976年隶属于山西省煤炭工业管理总局。“三五”和“四五”时期，先后对煤峪口、忻州窑矿的二水平进行了开拓延伸，扩建了大巴沟、马脊梁矿平峒井；晋华宫矿大井、云冈矿一期工程竣工投产；接收了王村矿。1979年，大同矿务局革命委员会改称大同矿务局。“五五”时期，云冈矿二期工程竣工；煤峪口、忻州窑矿改扩建工程完成；燕子山矿井开工兴建。综合机械化水平得到提高，在试验国产液压支架、综采设备的同时，引进国外综采设备和新型联合掘进机。矿井的运输系统得以改造，忻州窑、王村矿均实现皮带连续运输。 进入80年代，全国最大的井工型矿井四台矿井开工兴建。从1974年开始的各矿井提升、运输、通风、筛分、装车等生产环节系统的全面改造，到1984年基本结束，使矿井综合环节生产能力由1844万吨/年提高到2817万吨/年。1985年大同矿务局划归煤炭工业部直接领导。1988年由能源部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领导。进入“七五”时期，燕子山、四台矿新井建成投产，四老沟、晋华宫、王村矿改扩建完成，马脊梁、云冈矿改扩建开工。全局形成了以综采为重点的，以高档普采、普采为补充的机械化采煤新格局，并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综合机械化采煤设备向国产化、系列化发展。

1993年，大同矿务局属煤炭工业部直接领导。1998年2月16日，煤炭工业部以煤办字（1998）第56号文件正式批准大同矿务局改建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年7月，由原煤炭工业部直属的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划归山西省人民政府领导。

2000年7月29日，大同矿务局改制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制度由计划经济的工厂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公司制。2003年底，山西省委省政府重组晋北主要煤炭生产和销售企业，成立了新的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12月，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债转股改制，成为七家股东持股的集团公司，建立了新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重组后的同煤集团地跨大同、朔州、忻州三市（县），以大同、宁武、河东（北部）煤田为资源基地，煤田储量892亿吨，拥有47对矿井，20万员工，70万员工家属，所属子公司、分公司和二级单位139个。2005年，煤炭产销量突破1亿吨，居全国第二，销售收入258亿元，上缴税费23亿元，员工人均年收入突破2万元，已形成以煤炭生产为主，电力、机械制造、钢铁生产、工程建设、化工、建材、物业、旅游等多业综合发展的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在中国大中型企业竞争力500强排名中名列94位。2006年6月，大同煤业A股在沪市成功开盘上市，标志着同煤集团首次挺进资本运营市场。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

一箪食，一瓢饮 ， 都是造物主的馈赠 。

如果不懂吃吃喝喝，食物于人，不过是种饲料。

古往今来，聪慧的中国人最懂得如何犒赏味蕾，若要问起哪一朝吃货最有口福，非宋人莫属。

无论是烩、炸、炒、炖等烹饪技法的普及，还是盐、醋、花椒、豆豉等配料的运用，乃至层出不穷的珍馐齐聚，俨然在社会各界掀起一股空前绝后的美食风潮。

雅致的宋人不仅爱吃、会吃，还促成了厨具、家具的改良，并形成一套分工有序的后厨制度。

自宋朝起，一日两餐开始向一日三餐过渡，分食制的地位逐渐被合食制取代。没有宋朝，中国的饮食史上就要失去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国学大师 陈寅恪 先生，在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 中写道：

宋朝，从来都是一个被低估的王朝，因其与辽、金、西夏等北方民族纷争不休，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让后世只记住了它在军事上的孱弱。

殊不知，宋朝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今人的想象。

据史料统计， 宋神宗时期 ，国库年铸币已达 506万贯 ，而唐朝在 开元盛世 ，年铸币为 32万贯 ，近16倍的数据悬殊，足以证明宋人的富有。

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政府不差钱，百姓能安居乐业，才会对生活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最先满足的，自然是胃。

宋朝的伟大，不仅在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割据，还着实解决了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温饱问题。

纵观前朝，华夏大地爆发了几次饥荒，方圆百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触目惊心。宋太祖赵匡胤建朝后，当即制定了正确的农业政策，其子孙也都将此方针认真贯彻执行。

对比可知， 唐朝 平均每亩粮食产量为 1.5石 ，到 宋朝 已提升到 2石 。值得注意的是， 唐朝1石约53千克，宋朝1石约97千克 。

在 《宋代经济史》 一书中，作者 漆侠 也做过计算，宋人垦田面积达7.2亿亩，南方水稻每亩产量约176千克，北方小麦每亩产量约89千克。

产量的巨大突破，离不开历代君王采取的有效措施：设置农官、劝导农桑、兴修水利、开辟荒地、奖励种树和种桑、推广农业革新等。

为了让人们不挨饿，吃到上乘粮食，皇帝们纷纷做出了表率，最突出的案例莫过于 宋真宗赵恒 。

当时， 越南 使臣向中国进贡的贡品中，有一批优良种子，唤作 “占城稻” 。

宋真宗 没有立刻向地方推广，先是在宫殿内开辟的田地里试种两年，发现其耐旱、生长期短、适应性强，遂将种子交给地方官员，从福建开始播种，尔后又传给江淮两浙，乃至河南一带。

除了占城稻，北宋年间还引进过 高丽的黄粒稻 、 印度的绿豆 等。为了让新品种更快流通全国，政府不仅颁发了一系列 劝农诏书 ，还出台过 免除农业税 的诏令。

农民不仅有田种，餐桌上的菜品也越来越丰富，吃饭不再只为饱腹，并逐步演绎出一种美学。

宋人有多爱吃，翻开 张择端 的传世之作 《清明上河图》 便可领略一二。长达5米的画卷，生动还原出东京开封府的民风气象。

各色人物穿梭于街道码头，车轿骡马忙碌不停，大小船只停靠在岸，高大的城楼屹立在市中心，两侧房屋鳞次节比，大城气派跃然纸上。

在画卷近100座楼宇中，至少有45家经营餐饮业的店铺，如 茶坊、酒肆、面店、肉铺 等，甚至还出现了 “外卖小哥” 。

只见，一个小伙计一手端着餐盘，慢步向前，不知要为哪户人家送去刚做好的饭菜。那时的国人已能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理念是何等超前！

宋人爱吃什么，在 《梦梁录》 、 《东京梦华录》 、 《武林旧事》 等经典著作中，已罗列出长长的清单。

譬如 面条 ，宋人唤作 “汤饼” ，有笋泼肉面、盐煎面、罨生软羊面；再如 馒头 ，宋人称为 “蒸饼” ，有羊肉馒头、蟹肉馒头、笋肉馒头；糕点更是五花八门，有重阳糕、栗糕、梅花饼、胡饼……

有趣的是，宋人将现在的 饺子 称作 “馄饨” ，而我们如今所说的 馄饨 ，则叫做 “馉饳” 。

北方人以面食为主，南方人以米饭为主，还吃上炒米。富贵人家追求食物的精细；对平民来说，一碗菜羹汤，一块油煎豆腐，也能吃出满足感。

最不可思议的是，宋人居然也爱 “深夜放毒” 。

众所周知， 大唐王朝实施禁夜令 ，每晚以鼓声告知百姓，“禁夜”开始，不得私自外出活动，违令者将处以责罚， 一年中仅有3天不禁夜 。想在夜晚出门喝酒搓饭，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若你穿越到宋朝，便可如释重负了。

逛过宋人的 夜市 ，方知吃货天堂应在此处。没有营业时间的限制，宋人的夜市一般到 三更才结束，五更天又早早开张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且价格不贵。

根据时令不同，店铺也会推出 时令菜单 ，炎热的夏天有诸如 荔枝膏 、 梅子姜 、 砂糖冰雪冷元子 这般开胃甜品；到了寒冷的冬天，人们吃 兔肉 、 野鸭肉 、 烤猪皮 等滋补食材。

说到肉食，就不得不提一道名菜—— 东坡肉 。

大文豪 苏轼 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发现当地的猪肉极其鲜美，却很少被人食用，于是创制出 红烧肉 ，并将烹饪技巧写进了诗里：

与苏轼有关的美食还有很多，例如 东坡肘子 、 东坡豆腐 、 东坡凉粉 、 东坡茯苓饼 、 东坡芹菜脍 、 东坡墨鱼 、 东坡羹 等。

作为资深美食家，苏轼在开发新菜品的同时，也曾热心地为一位卖馓子的老妇人出谋划策。

老妇人手艺精湛，只因店铺偏僻，无人来买。于是，苏轼赋诗曰：

因为这首 《戏咏馓子赠邻妪》 ，老妇人的生意从此兴旺起来。馓子的味道究竟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透过苏轼的文笔，仿佛能感知到千年前的那份酥脆香甜。

像苏轼这样喜爱钻研饮食的士大夫不在少数。

在汲取民间制面精髓的基础上，北宋初年学者 郑文宝 也为人们贡献了一款别致的美味—— 云英面 。

云英面的做法颇为讲究，用料有 藕 、 莲 、 菱 、 芋 、 鸡头 、 荸荠 、 慈菇 、 百合 等。

先将上述食材混合，瘦肉蒸至烂熟，待风吹凉，在石臼细细捣碎，加入四川所产的糖和蜂蜜蒸熟，继续倒入石臼轻捣，使糖和蜜与之拌匀，随后取出一团，冷却变硬后，用刀切着吃。切下的薄片酷似雪花，这便是 “云英面” 名字的由来。

一碗稀松平常的面，也能融合如此多食材，的确费尽了心思。其实，在云英面的制作方法中，已经能看到 山西刀削面的影子 。

每一种美食的诞生，都离不开前人的成果。一传十、十传百，云英面得到了无数食客的青睐，后来被纳入宋代食谱之中。

权臣 蔡京 对美食的狂热，也有例可证。相传，他 在开封宴请下属 品尝 蟹黄汤包 ，一顿饭局就花掉了 1300余贯 钱，相当于一个月的薪资。

在蔡京的府上还组建了一个水平顶级的厨师团队为其服务。 《问奇类林》 就有相关记录， “宋代太师蔡京，有厨婢数百人，庖子十五人……”

不止是蔡京，官宦人家的后厨也都是相似的配置，只是人数或多或少。不同于他朝，宋朝的名厨多以女性为主。

诸多职业中，属厨娘身价最高，而她们在后厨的分工十分明确，有的只管切丝，有的只管摆盘，每一道工序均做到极致。

若非极富权贵，一般人家用不起厨娘。 有时，为了请到一位好厨娘，纵然官居太守，也得用轿子体面地去迎接。

再看厨娘开出的食材清单，一顿饭的花销就相当于购买几匹上好的绢。长此以往，有多少家底经得起这样的日常消耗？

每逢盛大宴会，就到了大户人家的 “四司六局” 大显身手的时候。

“四司”包括 帐设司 、 厨司 、 茶酒司 、 台盘司 ；“六局”包括 果子局 、 蜜煎局 、 菜蔬局 、 油烛局 、 香药局 、 排办局 。从歌舞伴宴到换汤斟酒，专人负责，各司其职，已然形成一套成熟的管理制度。

在宋人的席面上，有一种区别于前朝的特殊现象，那就是人们可以围坐一桌，享用佳肴。

遥想春秋战国时期，食物均摆放于低矮的木案，用餐时须席地而坐，每人一份，互不干扰。这就是 沿袭了一千多年的分食制 。

尽管分食制更合乎礼法，但如果阖家团圆，不能齐聚在一张桌上吃饭，多少显得人情冷淡。

随着时代发展和思想的解放，饮食文化越来越贴近世俗， 高桌大椅 出现了，便捷的 合食制成为主流 ， 精致的碗筷餐具一应俱全 。

可贵的是，宋人已十分注重饮食卫生问题，严格规定 使用公筷夹菜 。

根据元朝人孔齐在 《至正直记·止筯》 的记载，宋人桌上有三件必备餐具，一是 “筯瓶” ，相当于筷桶，用来装筷；二是 “止筯” ，用来搁置筷子，不可让筷子直接接触桌子；其三是 “渣斗” ，用来盛放肉骨鱼刺，以保持桌面干净。

有了合食制的形制，以及公筷意识的增强， “火锅” 在宋朝的走红，并不是意外，而是水到渠成。

在南宋文人 林洪 所著 《山家清供》 一书中，就载有一种名曰 “拨霞供” 的食物。

两宋文人都偏爱吃野兔肉，用筷子将切成薄片的兔肉在热汤中反复拨动，不一会儿，肉色就变成云霞般的色泽，蘸上酱汁食用，滋味异常鲜美，可不正是 涮火锅的雏形 ？

相比“火锅”，更新奇的烹饪方式 “炒” 横空出世。自宋以前，中国人做饭以蒸、煮为主，用的多是可再生的植物燃料。

到了宋朝，工商业蓬勃发展，对燃料的需求越来越高，植物燃料显然无法满足供应，采煤业便火爆起来，煤炭成为备受宠爱的新能源。

与此同时，宋代的金属冶炼术日趋成熟，先前多运用于打造农具和武器的铁，渐渐被工匠们大量用以制造炊具。

伴随铁锅在民间的流行，也为中华炒菜提供了发展基础。寻常人家颠勺炒上几盘家常菜，已不再是什么稀奇事儿。

今天，我们习惯将中国菜划分为 四大风味 和 八大菜系 ，四大风味即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则指山东菜、四川菜、湖南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广东菜、福建菜。

宋朝如此崇尚美食，又岂会没有菜系之分？

宋人的分法较简单，主要有 南食 、 北食 和 川饭 。

“川饭” 是一个令人倍感亲切的派系。四川人无辣不欢，大抵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只不过，辣椒是明朝时由美洲引进，被大众所接受则是在清朝。 没有辣椒的宋人吃的到底是什么“辣”？

葱、姜、蒜、韭菜、芥菜、胡椒……只要能够提供辣味的食材，都被纳入厨房。最常用的川椒是花椒的一种，口感比普通花椒更强烈。

早市上，人们食用 姜辣汤 ，由姜和芥菜提供辣味，再以胡椒提升舌尖的麻感。清早出门，一碗下肚，有提升醒脑的效果。到了夜市，小贩们则售卖 “辣菜饼” 、 “辣骨头” 、 “芥辣瓜儿” 等特色小吃，生意格外火爆。

烧、烤、炒、爆、溜、炖……在宋朝基本成型；荤食、素食、面食、茶食……在宋朝争相斗艳。

文字是苍白的，历经千年洗礼，一些秘制风味失传了，味道江湖里的奇闻异事也逐渐被人遗忘。但若时光可以倒流，大快朵颐之余，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个时代？

宋朝，终究是一个充满遗憾的王朝，虽可视作实现了大一统，版图却不及汉唐时期辽阔，边疆一带还总是战事不断。

宋朝，也是一座不容小觑的文明高峰， 宋瓷 的极简素雅、 宋词 的独树一帜、 书法 的风骨卓群、 绘画 的惊艳于世，处处彰显大国风范。

重文轻武、富而不强，受尽欺压，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物产丰饶，土地肥沃，养活得起1亿人口，也是不容置疑的铁证。

如若宋朝没有被蒙古人所灭，工商业的兴旺得以持续下去，或许中国将比欧洲更早进入工业革命，也未尝没有这种可能。

历史的转轮从未停歇，两宋的兴衰荣辱早已定格。不论世界怎么变，一茶一饭，一日三餐，依旧是不变的主题。

当我们捧起手中的碗，细细咀嚼生活的滋味，想象千年前的市井里巷，一声声吆喝叫卖的小商贩挑着扁担前来，一批批闻声而来的食客排起长队，总会忍俊不禁。

“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 这是宋人的风尚。

活在当下，品味今朝，而今我们所收获的，不仅是饕餮盛宴，还有远胜于宋朝的国富兵强。生在太平盛世，子民安康，无灾无难，可丰衣足食，把酒言欢，对吃货来说，才是真正的幸福吧！

在有的人眼中，秦皇嬴政才是伟大的，尽管他们只知道焚书坑儒，禁锢人民思想；成吉思汗的伟大的，尽管他们只懂得杀戮、抢掠，摧毁人类文明。

宋代是中国挨打的典型，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悲壮和凄凉。是"狼烟起、江山北望"的遗憾，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是坐井观天的凄凉，是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感伤。

在多数人眼里，开疆就是能耐，就是功勋，清朝再不济事，还留下了一些地盘遗产，而宋代既不会开疆，后来也不能守土，简直就是华夏儿女不能言说的耻辱。

顾彬说"宋是中国文明闪光的朝代。"

施寒微说"两宋是王冠上的珍珠。"

施舟则说"宋是中国春秋战国的扩大版，是中国的最骄傲的时代。"美国高校教材对两宋有没有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朝代"的描述，不敢妄断，但愿不是类似西点军校学雷锋那样的加工型传言。

不管美国高校的教材有没有把中国的宋代说成是最伟大的朝代，西方人对宋代的看法跟我们看法不同却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我们假设美国高校教材是那么回事，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价值观不同，对中国朝代的评判标准也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截然相反。

西方学者们生活的国度有千年历史的民主传统，少则有数百年的民主历程。他们很难赞同皇帝一人统治、赢者通吃、代代世袭的中国历史，很难接受"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理念，大臣见到皇帝下跪，战战栗栗的态度；百姓犯罪不经公审，大臣生死在帝王一念之间的野蛮制度。

他们对元朝以蛮力征服欧洲的那段扩张史也没有好感，觉得那跟希特勒发动的二战没有区别，简直是人类浩劫。

而我们却为秦始皇和忽必烈而喝彩，为清宫戏而陶醉，为"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产生共鸣，为皇帝草芥人命而羡慕，为皇帝的强权而喝彩，这就是文化差异。

中国每一个朝代几乎都是滥杀无辜、诛杀大臣，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而北宋的赵匡胤没有像前朝皇帝那样对功臣斩尽杀绝，更没有像后来的朱元璋那样滥杀无辜，也没有像元朝那样征讨朝鲜和日本。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北宋没有以任何罪名诛杀一个文臣；这在西方人眼里就是十足的法制社会。

因为在中国人眼中，异族入侵是最大的屈辱，人民蒙难是最大的不堪，可是西方学者无法对中国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臣子恨，靖康耻对他们来说非常遥远，在他们的论文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宋代还有一个为西方称道的优点是发扬光大了科举制度，宋代把前朝的科举制度推广全国，达到极致。给下层人民提供了升迁的机会，进一步拓宽了底层人民上进的渠道，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宋代被洋人称为扩大版的春秋，理由是宋代思想多元，统治者更包容。中国那么多朝代，为什么宋代文学巨作多，不朽词作多，那绝不是偶然的，虽然没有春秋时的百家争鸣，但也出现过多教并存、相映成辉的繁荣景象。

相对于元、明、清，宋代是中国文化最灿烂、思想最自由的朝代。

科技技术在宋代达到巅峰，这更让西方世界啧啧称赞。

当思想多元、学术自由的时候，科技之花就会盛开结果。中国四大发明，有两个都诞生在宋代，这也不是偶然的。

火药和活字印刷的问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而宋代开始的煤炭冶炼技术在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宋代的货币交子也是世界货币史上划时代意义的货币。

元代的侵略是野蛮摧毁文明，而英国、西班牙的扩张是文明淘汰野蛮。他们说殖民是血腥的，但也给当地带去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带去了先进技术。他们的观点是为殖民者开脱，采用双重标准，我们当然不能赞同。

但西方人由此认为，中国宋代比其它朝代文明、开放、自由；这就是美国大学教材夸赞两宋的原因。

不管外国人怎么看，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洋人诟病的，我们不能自惭形秽、妄自菲薄；洋人夸赞的。我们也不能忘乎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