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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屡屡酿成水患的有黄河、永定河、长江及浙江海塘。从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清政府拨巨帑对上述水患进行治理。

治理黄河。

清代治河，必兼治淮、治运。

淮河在历史上很少为患，自从南宋绍熙年间（十三世纪九十年代），黄河在阳武决口，即奔腾而南，汇入淮河，从淮河入海。黄河入淮既造成水流量剧增、水位迅长，也造成大量泥沙淤积河床，河水倒灌洪泽湖，暴涨的洪泽湖水时刻威胁着扬州、泰州、淮安、高邮等富庶之地。

自元代开凿南北大运河以后，从清口以上漕船在黄河中，行一百八十里后再入运河，漕运畅通与否又直接关系京师粮食的供应。

李自成行宫清初，黄河屡屡决口同明末战乱有直接关系。在李自成围困开封时，明守军决朱家塞口淹义军，李自成亦遣人决马家口淹开封，两口并决，泛滥成灾。顺治元年七月，清朝廷任命杨方兴为河道总督。杨方兴勤于职守，深入治河工地，指挥堵塞决口。继杨方兴出任河道总督的是朱之锡（顺治十五年上任），朱之锡上任不久，河决山阳，朱之锡随即率河工堵塞决口，“疏浚堤渠”，“驰驱南北”，“及至积劳成疾”，死于任。

康熙十六年（1677年），黄、淮泛滥，从砀山至海口，两岸决口七八十处，洪泽湖上的高堰大坝，决口三四十处；翟家坝被冲成四段，山阴、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等州县已被洪水淹没。沟口运河因河水四溢，反淤为陆地。

康熙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在视察灾区后提出：“沟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二水无所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水之流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水派分无刷河之力”；“黄河南岸，不筑堤防，则高堰危险，北岸不加防闲，则山东必受冲击，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而无缓急。”并提出利用疏浚河道的淤泥在两岸筑堤，修浚连接洪泽湖与黄河之间的运河，加固洪泽湖东岸高堰一带堤防，修复周桥闸至翟家坝被冲毁的堤岸，加深淮阴清口至高邮清水潭段运河等具体建议。

康熙十七年，靳辅的治河方案付诸实施。在十年的时间内，高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得到堵塞；清江浦至云梯关的河道得到疏浚，且筑堤一万八千丈；在清水潭以西筑堤九百二十丈，以东筑堤六百余丈；在徐州、宿迁筑减水坝十三座，建毛家铺减水闸、王家山减水闸、大谷山减水闸，又在归仁堤、拦马河、清口建石闸。靳辅还组织挖掘一段运河，自骆马湖凿渠，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山口，名曰中河，全长三百里，使得漕船不必再经黄河入运河。

在疏浚下游的过程中，因“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靳辅受到郭绣等人的弹劾，并因此被夺官。此后康熙在第二次南巡（康熙二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第四次南巡（康熙四十二年）途中，巡视高堰、洪泽湖、徐家湾、翟家坝等治河工地，实地考察，仍未能找出疏浚下游、使河水尽快入海的有效办法。

康熙年间的治河，虽未从根本上解决黄水水患，但在一定时间内还是减轻了水患的程度。乾隆即位后，黄水为患又日趋严重：乾隆七年（1742年），黄河在丰县石林、黄村决口，“民田俱被淹没”；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张家马路一带决口，江苏、安徽数十州县“数百里内，皆成巨浸”；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河又在老坝口决口，板闸、淮安俱被淹；自乾隆四十三年以后，更是连年决口，甚至一年数决。大规模治河再次提到清朝统治者的议事日程。

由于黄河屡屡决口，堵塞决口已成为经常性的事务，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仅仪封决口就堵筑五次，耗帑五百六十万两。青龙冈决口，屡堵屡塌，只得另开引河一百七十里，导水下流，此次工程耗帑九百万两。

在砀山县毛城铺建减水坝，开凿引河，使一部分黄水流入淮水，经安徽宿州、泗川、流入洪泽湖，此段引河全长六百里。黄水分流减轻徐州段河道的压力（徐州段河道狭窄多弯），黄水在分流后在洪泽湖内可得到沉淀，再从清口流出汇入黄河。

屡次修筑、加固高堰，自武家墩至蒋坝的一万七千余丈，全部改建为石堤。为了控制洪泽湖的水量，乾隆在第三次南巡时（乾隆二十七年）“阅清口”，提出“大扩清口”，“于五坝设立木志，如增长一尺（指水位增长），即将清口之坝拆开十丈，递长递拓，永成定式”。自行此法，“十余年来，高、宝遂无水患”。为防止黄水倒灌清口、淤塞清口，乾隆坚持开凿陶庄引河。陶庄引河全长一千六十丈，宽三丈，深一丈余，“永免倒灌之患”，“为一劳永逸之计”。

为解决黄河下游河道被泥沙堵塞，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疏浚河道。其中河南省疏浚干河四条——贾鲁河、惠济河、涡河、巴沟河；又疏浚支河三十四条。该省每州县“所开沟自十数道至一百数十道不等，长自里许至数十里不等，宽深自数尺至丈不等，皆足以资蓄泄”。山东境内疏浚河道亦取得可观成就，鲁西南疏浚河六十余条；胶东疏浚河三十余条；江苏省疏浚石羊沟、董家沟、廖家沟、芒河；安徽省疏浚淝河、茨河、沙河、浍河、睢河。

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直隶总督孙嘉淦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就曾提出引黄河北上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的建议，孙嘉淦认为“大清河东南皆泰山基脚，其道亘古不坏”，不会发生决堤、改道，所经“只东河、济阳、滨州、利津四、五个州县，即有漫堤，不过偏灾”。此后二十八年，河决青龙冈，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然而乾隆认为大清河不能容纳黄河全部水量，又恐黄水北流运河受阻、影响漕运，驳回改道入海的建议。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流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证明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合理、可行。

治理永定河。

永定河又名无定河、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河水中所挟带的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的河床上，致使下游经常决堤、改道。正像乾隆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永定原无定，千古冲帝京”。

康熙时期，曾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永定河进行治理。筑永定大堤，固定下游，并把河水引入三角淀，使河水中的泥沙得到沉淀。至雍正时期，因三角淀积沙过多，河水不能及时排泄入海，河患又日益严重，至乾隆中叶，永定河已“六改道”。

为治理永定河，乾隆多次视察永定河，他认为“永定河之所以为患，独以上游曾无分泄，下口不得畅流，经行一路，中梗磅礴”，提出在其上游蓄洪拦沙，中游疏浚分流，下游改移下口的综合治理方案。

乾隆初年，采纳治河名臣高斌的建议，在永定河上游的宣化黑龙湾、怀来和合堡等地修拦洪滞沙大坝，“就近取石，堆叠玲珑水坝，以勒其凶暴之势”，“层层拦顿，以杀其势”。

对中游的治理，则采纳鄂尔泰、方观承等人的建议，修建金门闸减水坝，改建其他草坝、土坝，疏浚河道，分流减水。

在对下游的治理上，意见最为纷纭：顾琮主张筑堤、散流、匀沙；鄂尔泰主张建闸坝、开引河；孙嘉淦主张引河南行，复其故道；方观承则主张改移下口，另寻沉积水中泥沙的处所。直至乾隆二十年（1765年），乾隆才作出大规模改道的决策。当河水流经永清县贺尧营后，折向东流，挖引河二十里，把永定河引入凤河，再流入沙家淀，沙家淀方圆百余里，永定河水中的泥沙在淀中沉淀后流出，使得下游不致很快被淤塞。

治理长江。

在历史上，长江很少为患。迨至乾隆中叶，由于人口的剧增，对上游森林的砍伐，使得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中游又由于围湖、沿堤造田，水道日益狭窄，致使长江自乾隆四十四年之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三次决堤，其中尤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最为严重，决堤的江水冲入洪州城，衙门、兵营、民房、仓库俱被淹没，城内积水近二丈。此次决堤酿成湖北三十六个州县被淹，“死者以数十万计”。酿成此次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富户勾结官府在江中沙洲上种植芦苇，芦苇环洲而生，芦根固沙，使沙洲面积愈积愈大，侵占江道，阻塞江流。

乾隆在得悉长江三次决口的原因后，谕令地方官对沿湖、沿江围田者进行清查，以保证江水的畅流无阻。不得“狃于目前之利”，“与水争利”。并要求地方官员“间一二年，即将有无占筑情形，详悉具奏，永以为例”。

疏浚各省河道。

清统治者对疏浚河道非常重视，各省水利工程纷纷修建：

乾隆三年（1738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开凿自都匀达常德、自独山至广西怀远的水道；

乾隆四年（1739年），发帑修巢湖一带堤堰及六安、滁、泗一带溪壑；

乾隆六年（1741年）。在河南中牟开凿一条六丈五尺长的新河，以分贾鲁河水势；

乾隆九年（1744年），在冀中开挖河道；

乾隆十一年（1746年），疏浚直隶庆云、盐山一带的河道；

乾隆十四年（1749年），利用万泉庄、云泉山水系，疏浚通惠河；

乾隆十八年（1753年），用木槽引南山之水，灌溉巴里坤一带屯田地亩；

乾隆二十四年（1755年），加固都江堰及大渡河、金沙江堤坝；

乾隆二十八年（1759年），疏浚吴淞江、东江娄江，清理河身，铲除河中所植芦苇；

乾隆三十一年（1762年），筑子牙河堤；

乾隆三十三年（1764年），筑正定新堤；

乾隆三十五年（1766年），疏浚常熟白茆塘、徐六泾河；

乾隆三十六年（1767年），在北运河筑减水坝，解除天津水患；

乾隆四十年（1771年），在武昌筑濒江石岸；

乾隆四十一年（1772年），修陕西四十七州县渠堰；

乾隆四十五年（1776年），在长沙筑新堤，以防止湘江泛滥；

乾隆四十七年（1778年），治理云南弥苴河、龙川江、清水河、浑水河；

乾隆五十年（1781年），在宁夏疏浚汉延、唐来、大清、惠农四渠；

乾隆五十三年（1784年）浚漳水、卫水；

乾隆五十九年（1790年）建沙市大坝。

治理浙江海塘。

为防海潮浸灌，江、浙沿海筑有五百里的堤塘，亦称之海塘。钱塘江出口处系海塘工程的重点。在钱塘江出口处，原有供海潮出入的南大亹（靠近上虞）、北大亹（靠近海宁）以及在南北两大亹之间的中、小亹（门，山峡中两岸对峙如门）。康雍时期，南大亹因沙滩淤积被堵塞。乾隆初年，中、小亹相继被堵。自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潮水出入全靠北大亹，海宁一带塘堤被冲，“海塘之内，皆属寸土寸金之地，一有冲决，民命攸关。且卤水一入，数年之内，必致颗粒无收”。

乾隆下令加固海宁一带海塘，从浦儿兜至尖山头鱼鳞，筑石塘六千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时，乾隆亲至海宁视察，因该地沙土浮活，决定修缮柴塘。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六次南巡时，乾隆拨款五百万两，“著将柴塘上土之后，顺坡斜做，并于其上种柳，俾根株盘结”。

海塘工程，历时久、耗资大，石料来自绍兴、武康及太湖的洞庭山；柴料来自富阳、建德；木材来自钱塘江上游及长江上游。

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清代，上述治水工程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水患，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水患造成的危害。

泗县属于安徽省宿州市，位于安徽省东北部。

泗县历史悠久，古称虹县、泗州，原为泗州府所在地。全县面积1787平方公里，区位优越，交通方便快捷，距京沪高铁宿州东站52公里，3小时经济圈可迅速融入北京、上海、济南、郑州、合肥、南京等大中城市。

扩展资料：

泗县早在夏朝即始建制。夏、商时期，属徐州。周时属青州。春秋战国时期，先属宋国，宋灭后，属楚国管辖。秦始皇统六国后 ,属薛郡。后在潼城(今泗县潼城)增设僮县，与夏丘境属泗水郡。西汉置夏丘县，属沛郡。东汉时，属下邳国。北周改夏丘为晋陵县,后与朱沛郡的高平县并置泗州。

隋开皇十八年(598)，复夏丘县,属泗州。

唐武德四年(621),置虹县(今五河县境)。武德六年(623),废夏丘入虹。之后,虹县移治夏丘，属仁州。贞观八年(634),废仁州，虹县属泗州。元和四年(809),改属宿州。大和四年(830)，废宿州，复属泗州。后复置宿州，治于虹，虹县再属宿州。五代时沿唐制。

宋元祐七年(1092)，虹县属淮南路，绍兴九年(1139)，改属淮东路泗州。绍兴十一年(1141)，属南京路泗州。建炎后没于金，虹县仍属南京路泗州。

元置行省路(府)、军(州)、县4级建制，虹县初属河南江北行中(尚)书省(又称河南行省)淮安府泗州，继属江北淮东道。至正二十七年(1367)，改属临濠府泗州。

明洪武六年(1373)九月，泗州改属中立府。洪武七年(1374)八月，属凤阳府泗州。

清初沿明制，后实行省、道、府(直隶州)、县4级制。顺治二年(1645),虹县属江南省凤阳府泗州。康熙六年(1667),江南省分置安徽省。雍正三年(1725)，泗州升为直隶州，虹县仍属凤阳府。乾隆四十二年(777),泗州迁州治于凤阳府虹县，并虹县人泗州，虹县降称虹乡,至此泗县始为泗州州治。

1912年4月废州制,改称泗县，直属安徽省。1914年6月,安徽省设3道,泗县属淮泗道(驻凤阳县)。1932年10月废道，泗县为安徽省第七区首席县,治泗城。后改行政督察专员制，泗县属第六区，专员公署暨泗县政府治泗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抗日民主政府撤销边区县，恢复泗县建制，属苏皖边区淮北地区第七专区。

1949年4月21日，恢复泗县建制,延续至今。

参考资料来源：泗县人民政府—泗县概况

参考资料来源：泗县人民政府—古泗州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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