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江南的《桃花扇》曲
（苏云）……我三年没到南京，忽然高兴，进城卖柴；路过孝陵，见那宝城享殿，成了刍牧之场。
（柳云）呵呀呀，那皇城如何？
（苏云）那皇城墙倒宫塌，满地蒿莱了。
（赞掩泪介，云）不料光景至此。
（苏云）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没一个人影儿。
（柳云）那长桥旧院，是咱们熟游之地，你也该去瞧瞧。
（苏云）怎的没瞧--长桥已无片板，旧院剩了一堆瓦砾。
（柳搥胸介，云）咳，恸死俺也。
（苏云）那时疾忙回首，一路伤心，编长一套北曲--名为哀江南。待我唱来。（敲板唱弋阳腔介）俺樵夫呵！（唱）
【哀江南】【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驻马听】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沈醉东风】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 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沽美酒】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太平令】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哰哰。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离亭宴带歇指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又号云亭山人，曲阜（现在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清初戏曲作家、诗人。曾隐居曲阜石门山中读书著述，有文名，精乐律，擅词曲。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南巡至曲阜时，被召讲经，受康熙赏识，“特简为国子监博士”；累迁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康熙二十五年（1686）被派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一带治河。这期间，他到过扬州、南京，结交故老遗民，凭吊南明遗迹，搜集明末传闻，为后来写《桃花扇》准备了素材。康熙二十八年（1689）回到北京。经十年时间，三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写成传奇剧本《桃花扇》。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歌台演出，“岁无虚日”。《桃花扇》的成功，使他誉满文坛，时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升并论，称“南洪北孔”。第二年（1700）以“疑案”被罢官，不久即回乡度日，直至终年。著作除《桃花扇》外，尚有传奇《小忽雷》（与顾彩合撰）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塘文集》《长留集》等。 由七支曲子组成：第一支曲子，是引子，写苏昆生重到南京所见的战后郊外的凄凉景象，为全文定下沉郁、悲怆的基调。第二支曲子至第六支曲子，写苏昆生凭吊昔日国都的各处地方，重点写明孝陵、明故宫的残败和秦淮一带（包括长板桥和旧院）的冷落。通过对比，突出地表现了南明兴亡的历史变迁，寄寓了无限怀念故国的哀思。第七支曲子是尾声，写苏昆生总吊南京，慨叹南京今昔景象的变化，痛悼南明的灭亡，唱出强烈的亡国哀痛。结尾“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点明全篇主旨。
寓情于景：这套曲子先铺写景物，寓情于景；后直抒胸臆，慷慨悲歌。自开篇头两句以后，前六支曲子以教曲师傅苏昆生游南京的踪迹为线索，由远而近，从城郊写到孝陵，从故宫写到秦淮，从板桥写到旧院，描写南明灭亡后南京各处的凄凉景象，展现了南京面目全非的变化。在景物描写中蕴含了怀念故国的无限哀思，不言情而情自在景中。这六支曲子集中笔墨写景，一气贯穿，层层蓄势，使第七支曲子的抒情水到渠成，猛然爆发，动人心魄。
语言准确：这套曲子，语言准确、生动、形象。例如，“舞丹墀燕雀常朝”，一个“舞”字，写出燕雀在丹墀上跳来跳去、自由自在的情形，一个“朝”字，又把这种情形与臣子拜见天子的庄严礼仪联系起来，给人以今昔对比的联想，表现了昔日神圣宫廷的今日极端衰败景象；“剩一树柳弯腰”的“剩”字，意味深长，表明柳树不仅只有一株，是孤独之柳，而且是昔日众多柳树中的残存之柳、仅存之柳，使人想见当年丝丝绿柳夹岸垂翠的美景，饱含今非昔比、感时伤怀的无限凄凉。
散句：尾声一曲，多用对偶、排比，兼用三个散句，既句式整齐又骈散结合，错落有致，读起来一气贯通，急促有力，令人慷慨击节。 《桃花扇》的剧情：《桃花扇》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传奇剧作。全剧共四十四出（四十出之中有四出各加一出）。剧本写的是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字朝宗）避乱南京，结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一见钟情。定情次日，香君得知婚事费用皆出自阉党余孽阮大铖，用意是收买侯方域，于是义形于色，立即卸妆却奁，并劝侯方域严辞拒绝。阮怀恨在心，借侯方域发书劝阻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师东下一事，诬陷侯方域是左的内应，怂恿马士英杀侯方域以泄私愤。侯方域得到消息，只身逃往史可法处避难。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马士英、阮大铖等即于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王朝。昏王奸臣不理朝政，沉溺歌舞。阮大铖又逼香君改嫁田仰，香君以死相拒，碰毁面颊，血溅扇面。杨文骢把扇面血痕点染成折枝桃花。阮大铖奏请“广搜旧院，大罗秦淮”，香君未能幸免。她痛骂奸臣的无耻，被送到宫内当歌伎。侯方域重回金陵，被阮捕获。不久，清兵攻破扬州，直逼江南，福王及马士英、阮大铖出逃，侯方域得以出狱，香君也乘机从宫内逃出。最后，侯方域、李香君在栖霞山中相遇，道士张瑶星以国仇家恨点醒他们，二人不忍看见国破家亡，双双入道。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桃花扇》是孔尚任经过十余年的长期酝酿，在掌握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实人实事”而创作的一部历史传奇。它描写明末弘光朝廷覆亡的悲剧历史，而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贯穿全剧，最后以清朝统治者征隐逸作结。作者企图通过爱情故事所联系的明末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来揭示南明亡国的原因，抒发所谓“兴亡之感”。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桃花扇》的思想意义在于：明朝灭亡以后，孔尚任第一个以戏剧的形式，展现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评价了南明的历史，艺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教训。作品暴露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和腐败，揭露上层统治集团及其军事首领间的尖锐矛盾，刻画了马士英、阮大铖一伙迫害清议派和无辜百姓的凶残面目，鞭笞了他们在国家危急时刻的投降主义本质。在表现正面人物时，孔尚任描写了史可法抗击清兵的决心，表现了他在“江山易主”以后沉江殉国的英雄气概。作者赞扬了李香君关心国家命运、反抗邪恶势力的可贵气节，肯定了民间艺人柳敬亭、苏昆生为挽救国家危局不惜奔波以及他们和其他歌妓、艺人、书商等下层人民反对权奸、关心国事、不做顺民的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正反人物形象的强烈对比中，人们看出了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这一幕江山沦亡、“舆图换稿”的历史悲剧，激发当代人的故国情感，唤醒了潜在的民族意识。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桃花扇》的《哀江南》套曲借自贾凫西的《历代史略鼓词》：贾凫西（约1590—约1676），名应宠，字思退、晋蕃，号凫西、澹圃，别号木皮散客，山东曲阜人，明末鼓词作家、诗人。他的《木皮人鼓词》（包括《历代史略鼓词》和《太史挚适齐》）是文人创作和当时民间文艺相结合的杰出成果，对我国民间说唱文艺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贡献和深远影响。如清代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就把贾凫西编唱的《太史挚适齐》及《历代史略鼓词》末尾的《哀江南》曲，几乎一字不差地全部收进了他的剧作《桃花扇》之中。孔尚任在少年时期就同具有民族气节、敢于抨击社会弊端的贾凫西有交往，贾凫西的政治态度对孔尚任的影响很大。王季思等校注的《〈桃花扇〉前言》，在论述孔尚任的生平思想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爱国诗人贾凫西对他少年时期的思想影响，成为他采取通俗文艺形式来反映南明兴亡的鼓舞力量。”为此，孔尚任特地给贾凫西写了《木皮散客传》，对他赞赏备至。
《历代史略鼓词·尾声》中的《哀江南》套曲，其七支曲子的曲牌和曲词与《桃花扇·余韵》中的《哀江南》套曲相同，并且每支曲子都有题目。其曲牌和题目如下：
《北新水令·总起》《驻马听·吊金陵》《沉醉东风·吊故宫》《折桂令·吊秦淮》《沽美酒·吊长桥》《太平令·吊旧院》《离亭宴带歇拍煞·总吊金陵》
（注：《驻马听·吊金陵》的“吊金陵”意思是吊孝陵，《离亭宴带歇拍煞·总吊金陵》的“总吊金陵”意思是总吊南京即总吊南明的灭亡）（参见关德栋、周中明校注《贾凫西木皮词校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 明清传奇是以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形式，是宋元南戏的进一步发展。它与杂剧主要有以下区别。
1．杂剧体制的通例是四折一楔子，不标折目；传奇不称“折”而称“出”，并加出目，出数不定，多是四五十出的长
篇。传奇没有楔子，第一出是“家门”，又叫“开场”，由副末说明创作意图，介绍剧情概况，它不是剧情的组成部分。开场之后，第二出才是正戏。开场用的是词牌而不是曲牌。
2．传奇和杂剧一样有唱、白、科，但不像杂剧那样通常由一个角色唱到底，而是各种角色都可以唱，可独唱、对唱、轮唱和合唱；传奇中不称“科”而称“介”；重要人物上场时先唱引子，继以一段定场白，每出戏有下场诗。
3．杂剧和传奇在音乐上都采取曲牌联套的方式，所不同的是：杂剧每折限用一个宫调，一韵到底；传奇每出不限只用一个宫调，可以换韵。杂剧演唱用北曲，传奇多用南曲，并吸收北曲，创造了“南北合套”的方法。例如《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就是一套北曲。北曲豪迈雄壮，南曲婉转柔媚，因而传奇与杂剧的音乐风格各异。
4．传奇的角色与杂剧大同小异，但角色增多，分工更细。杂剧的主角是末、旦，传奇的角色是生、旦。传奇也有末，但不是主角。
总之，传奇与杂剧相比，规模更宏大，曲调更丰富，角色分工更细致，形式更自由灵活，因此更便于表现生活。
弹词是一种曲艺说唱形式
弹词，也叫“南词”。明、清两代流行的说唱文学形式（曲艺），最早出现在明代晚期。在明代，南方、北方都有弹词流传。到清代，北方仍有弹词。“弹词”的名称，最早在金代可以看到有近似的用法，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别称《西厢记搊弹词》。虽然“搊弹词”即诸宫调与后来所说弹词并不是一回事，但同样作为说唱文学形式，两者还是有相似和相关联之处的。明臧懋循《弹词小序》中提到《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四种弹词，称“或云杨廉夫（维桢）避乱吴中时为之”，此说如确，则弹词在元末就已出现。不过这四种都已失传，无从深究。
弹词在嘉靖、万历时已在南北各地演唱，大约自乾隆年间弹词流行的地区已逐渐缩小于江苏、浙江等江南一带，而北方的词话弹唱发展为鼓词形式。戏曲家梁辰鱼有《江东二十一史弹词》。但明人对弹词与词话并没有厘定明确的界限，词话乃元明之旧称，凡说唱话本通谓之词话，如杨慎之《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即通行本《二十一史弹词》。
弹词是清代民间很流行的兼有说唱的曲艺形式，其大概的区别在于：弹词主要流行于南方，用琵琶、三弦伴奏；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板击节、用三弦伴奏，也有更简便的，由艺人自弹三弦说唱，或称“弦子词”。
关于弹词和鼓词的渊源众说纷纭，这是因为民间对各种曲艺的称呼并不严格，其传承、转变的情况也缺乏清楚的记载。大致而言，在说唱艺术方面唐有变文，宋有陶真，元明有词话，弹词和鼓词便是从这一系列中脱化而成。而且弹词和鼓词本身，其最初的区分也不很严格，大约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弹词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地域文化的特征愈来愈明显，于是和北方的鼓词形成明确的分野。
在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虽然又别称为《西厢记搊弹词》，但“搊弹词”与后来所说的弹词并不是一回事。明臧懋循《弹词小序》中提到《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四种弹词，称“或云杨廉夫（维桢）避乱吴中时为之”，此说如确，则弹词在元末就已出现。不过这四种都已失传，无从深究。活动于明正德至嘉靖的杨慎有《二十一史弹词》，又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其唱文均为十字句，与后来的弹词以七字句为主不同，故有的研究者认为它仍是元明词话的一种，不应列入弹词范围。约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田汝成著《西湖游览志余》中记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则记万历时北京朱国臣“蓄二瞽妹，教以弹词，博金钱”之事。这说明到了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弹词已经相当流行，南方北方均有。明代弹词见于著录的，有梁辰鱼《江东二十一史弹词》、陈忱《续二十一史弹词》，又郑振铎曾得到一种《白蛇传》弹词，据称是崇祯年间抄本（见《中国俗文学史》）。今所传弹词，大量的是产生于清中期，另有少部分产生于清初和清后期。胡士莹编《弹词宝卷书目》收弹词书目四百多种，最为全备。
弹词的文字，包括说白和唱词两部分，前者为散体，后者为七言韵文为主，穿插以三言句，这种格式在先秦荀子的《成相篇》中就可看到，极为古老。语言上则有“国音”（普通话）和“土音”（方言）之分。方言的弹词以吴语为最多，另外像广东的木鱼书，则杂入广东方言。弹词的篇幅往往很大，如《榴花梦》竟达三百六十卷、约五百万字。内容通行用第三人称叙述。文字大多很浅近。在某种意义上，弹词可以说是一种韵文体的长篇小说。
弹词的演出至为简单，二三人、几件乐器即可（甚至可以是单人演出），而一个本子又可以说得很长，这种特点使之适宜成为家庭的日常娱乐，弹词的文本也宜于作为一种消遣性的读物。特别是一些地位较高家庭中的妇女，既无劳作之苦，又极少社交活动，生活至为无聊，听或读弹词于是成为她们生活中的喜好。清代弹词的兴盛与这一背景颇为有关系，许多弹词的写作也有这方面的针对性。如《天雨花》自序说：
“夫独弦之歌，易于八音；密座之听，易于广筵；亭榭之流连，不如闺闱之劝喻。”《安邦志》的开场白云：“但许兰闺消永昼，岂教少女动春思。”都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有才华的女性也因此参与了弹词的创作，既作为自娱娱人、消磨光阴的方式，也抒发了她们的人生感想。一些著名的作品如《再生缘》、《天雨花》、《笔生花》、《榴花梦》等均出于女性作家之手。
《天雨花》三十回，成书于顺治八年（1651），梁溪（今江苏无锡）陶贞怀作，亦有人认为系他人伪托。全书的宗旨，卷首《原序》说明是“悯伦纪之棼乱，思得其人以扶伦立纪，而使顽石点头也”。书中“扶伦立纪”之人，便是“武曲星”下凡的左维明。全书以他为核心，一方面写明末政局的混乱，“忠”、“奸”对立的斗争，以及左维明为官的各种事迹，直至他随明亡殉节而死；另一方面也以大量篇幅写他的家庭生活，并由此描绘了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女儿左仪贞。书中弥漫着封建说教的气氛，尤其左维明的形象，无论在官在家，都表现出一个极端化的封建道德标本的僵硬姿态。这是明末清初社会思想变化的反映，也是自身受封建道德压迫最深的女性在文字形式上对社会观念的认同。但在强烈的封建说教氛围的笼罩下，书中还是包含了若干从女性的生活直觉出发的合理而有价值的东西。许多故事客观上反映了妇女依附性和受压迫的地位，以及她们悲惨的生活处境；在描绘左仪贞等女性形象时，赞美了她们的聪明才智，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她们对父权和夫权的非人性压迫的反抗。不过总的说来，《天雨花》给人的感觉还是陈腐和压抑居多。
在长篇弹词中最受人们称赏的是乾隆时期产生的《再生缘》，全书二十卷，前十七卷为陈端生作，后三卷为梁德绳所续，最后由侯芝修改为八十回本印行，三人均为女性。陈端生（1751—约1796），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陈兆仑曾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总裁，有文名。端生于十八至二十岁时写成《再生缘》前十六卷，后嫁范菼；范氏因科场案谪戍伊犁，端生在此后续写了第十七卷，便不再写下去了。
《再生缘》的故事头绪繁多，富于变化。大要是写卸职还乡的大学士孟士元有女孟丽君才貌出众，许配云南总督皇甫敬之子皇甫少华，国丈之子刘奎璧欲娶丽君而不得，设计陷害孟与皇甫两家。丽君女扮男装出逃，考中状元，并因连立大功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位极人臣。在此过程中刘氏败，皇甫少华亦因丽君之荐立功封王。一般故事到此应进入“大团圆”，然而陈端生却写孟丽君因各种缘故，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与父母相认、与少华成婚，最后皇帝得知内情，欲逼其为妃，丽君气苦交加，口吐鲜血。大约陈端生难以为故事设计满意的结局，遂就此搁笔。梁德绳所续仍以“大团圆”陈套收场，殊无意味。
《再生缘》的故事模式，是常见的忠奸斗争加上婚姻纠葛，书中人物行为的根据亦不出正统的伦理范围，看起来好像颇为陈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陈端生是个有才华而且很自信的女子，她通过孟丽君这一主要人物形象，传达了自己的人生梦想。这不仅表现在孟丽君的才能和功业上，而且正如陈寅恪《论再生缘》所言，书中写孟丽君以男子身份居高位后，违抗御旨，不肯代皇帝脱袍，面斥想要认女的父母，接受皇甫敬、少华父子的跪拜，“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只不过她的方法，是利用封建道德教条来反对封建秩序，书中所公开标榜的正统伦理成了似是而非、只要对己有用就可以随意搬弄的东西。而故事写到孟丽君身份暴露后无法再继续下去，根本上是因为作者不愿让孟丽君回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上述特点，鲜明地表现出挣脱封建伦理对于女性的束缚的要求。
陈端生活跃的、不受传统拘禁的思想，使她的创作显得富有灵性和生气。《再生缘》虽然是一部传奇性的作品，整个故事完全出于想象和虚构，但情节的开展，却并不让人觉得生硬。描写人物也较为细致生动，包括写忠奸斗争的部分，正反两面人物的品格也不是极端化的。它的结构尤为研究者所称赏，尽管头绪纷繁，却处理得毫不紊乱，故事写得跌宕起伏而严谨清楚。当然，作为一个青年女子在闺阁中驰骋想象之作，脱离生活真实的地方终究是不可免的。
《笔生花》二十二回，邱心如作，刻于咸丰初年，述明代女子姜德华为逃避点秀女而乔扮男装出走、建功立业故事。此书深受《再生缘》影响，但作者针对《再生缘》不合“三从四德”的“缺陷”，强调了正统道德规范，思想陈腐。不过在为女性张目这一点上，它和《天雨花》、《再生缘》等女作家的创作是一致的。
以上几种都是所谓“国音”的弹词，这种弹词作为书面读本的意义更为重要。吴音的弹词则广泛运用于实际演出，较著名的有《玉蜻蜓》、《珍珠塔》及《三笑姻缘》等。流行于其他地方的弹词别支，也有些较著名的作品、如广东之“木鱼书”中有《花笺记》，福建“评话”中有《榴花梦》。后者共三百六十卷七百二十回，虽然成就不高，论篇幅却是中国文学中惊人的巨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