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回 汉刘后进表救忠臣 晋陶侃合军破乱贼(2)
二刘既死,尚有四小刘,统想承恩邀宠,求跻后位。聪已将四小刘挨次序进,最长的进位左贵嫔,次为右贵嫔,不过立后问题,还未解决。一日,至中护军靳准宅中,饮酒为欢。准呼二女出谒,由聪瞧着,好似那仙子下凡,嫦娥出世,不由的拍起案来,连声叫绝。准趁势面启道:“臣女月光月华,年将及笄,倘蒙陛下不弃葑菲,谨当献纳。”恐是一条美人计。聪喜出望外,即夕载二女入宫,普施雨露,合抱衾裯,彻夜绸缪,其乐无极。翌日,即封二女为贵嫔。月光尤为妖媚,无体不骚,引得聪魄荡神迷,爱逾珍璧。过了旬月,竟立为继后。又过了数月,复因左右两个刘贵嫔,侍奉有年,不便向隅,特册左贵嫔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刘氏为右皇后,《通鉴》载月华为右皇后,今从《晋书》及《十六国春秋》。加号皇后靳月光为上皇后。真是后来居上。校尉陈元达,上言:“三后并立,适如臣虑,将来必有大患,务乞收回成命。”聪不肯从。且调元达为右光禄大夫,阳示优礼,阴实夺权。已而太尉范隆,大司马刘丹,大司空呼延晏,尚书令王鉴等,情愿让位元达,乃复徙元达为御史大夫,仪同三司。
元达复居谏职,仍常监察宫廷,得间便谏。可巧查得一种秽史,遂援了有犯无隐的.故例,确凿陈词,递将进去。聪取览奏牍,乃劾上皇后靳氏,私引美少年入宫,与他苟合等情。看官!试想天下没有一个男儿汉,不恨妻室犯奸。聪虽宠爱月光,听了犯奸二字,也不禁忿火中烧,便趋入上皇后宫内,痛詈月光,并将元达原奏,随手掷示,令她自阅。月光情虚畏罪,只好呜呜咽咽,哀乞求怜。偏聪置诸不理,拂袖竟去。到了次日,竟有内侍报聪,说是上皇后服药自尽。聪又不禁追念前情,急去临视,见她颦眉泪眼,尚带惨容,顿时爱不忍释,又抱尸大哭一场,才令棺殓。从此由悲生愤,深嫉元达,无论什么规谏,都置若罔闻。甚且益肆荒淫,终日不出,但命子粲为丞相,总掌百揆,一切国事,俱委粲裁决便了。
惟聪虽不道,余威未衰,石勒刘曜,进退无常,终为晋患。愍帝孤守关中,势甚岌岌,只望着三路兵马,合力勤王。建兴三年二月,命左丞相睿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南阳王保为相国,刘琨为司空。诏使分遣,加官进爵,无非是劝勉征镇的意思。无如琨在晋阳,介居胡羯,一步不能远离,保自上邽出据秦州,收抚氐羌,军势稍振,但也无心顾及长安。睿虽奄有江左,比并州秦州两路,较为强盛,怎奈一东一西,相去太远。河洛未靖,荆湘又乱,中途被阻,未便行军,所以诏书日迫,睿总以道梗为辞,须俟两江戡定,方可启行。乐得推诿。小子查阅《晋书》,那时沿江乱首,莫如杜弢,次为胡亢杜曾。杜弢已见前文,见二十四、二十五回。胡亢系前新野王歆牙门将,歆死后将佐四散。歆死张昌之难,见前文。亢至竟陵,纠集散众,自号楚公,用歆司马杜曾为竟陵太守。曾技勇过人,能被甲入水,不致沉没,所以亢恃为股肱,常使他出掠荆湘。荆湘人民,既苦杜弢、复苦胡亢杜曾,当然不得宁居,流离失所。荆州刺史周顗,甫经莅镇,便为杜弢所迫,退走浔水城。扬州刺史兼征讨都督王敦,屯兵豫章,见二十六回。急檄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等,合兵讨弢。弢正进围浔水城,由陶侃督兵往援,使明威将军朱伺为前驱,奋击弢众。弢还保冷口,侃语朱伺道:“弢必步向武昌,掩我无备,我军亟宜还郡,扼住寇踪,毋中彼计!”说着,仍遣伺带着轻骑,从间道先归,自率步兵继进。伺至江陵,城尚无恙,正在城外安营,遥闻喊声大震,料是弢众前来,不禁大呼道:“陶公真是神算,有我在此,看贼能摇动我城否?”当下按辔待着,不到片时,弢众已至,伺即麾骑杀出,迎头痛击,反使弢意外惊疑,仓猝对敌。两下里正在酣战,不防后面又来了一支步兵,各执短刀,杀入晞阵。晞前后受敌,立即溃散,遁归长沙。伺会同步兵,追至数十里外,擒斩千人,方才回城。这支步兵,不必细问,便可知是陶侃带来。侃使参军王贡,向敦告捷,敦欣然道:“今日若无陶侯,便无荆州了。”遂表侃为荆州刺史,令屯淝左。周顗自浔水城,追至豫章,仍奉琅琊王命令,召还建业,复任军谘祭酒,不消细叙。
惟侃使王贡,由豫章西还,道出竟陵。竟陵城内的杜曾,已因胡亢好猜失众,潜引故都督山简参军王冲,袭杀胡亢,并有亢部,贡想乘机邀功,径入竟陵城。诈传陶侃号令,授曾为前锋大都督,使击王冲,冲本在山简麾下,因简病殁夏口,所以聚众为乱。杜曾闻王贡言,乐得转风使航,将冲击死,即令贡报答陶侃,贡作书寄往淝左,但言曾愿投诚,未及矫命情事。侃乃征召杜曾,曾见来札中,并无前锋大都督字样,未免启疑,不肯应召。贡亦恐矫命事发,或至得罪,索性直告杜曾,且与曾合谋袭侃。侃那知两人密谋,未及防备,蓦被杜曾潜兵突入,害得全营大乱。还亏命不该绝,侥幸逃生。百密难免一疏,可见行军之难。王敦得报,表夺侃官,以白衣领职,侃复邀同周访等,进破杜弢,敦乃复奏侃官。已而侃又为弢将王真所袭,败奔滠中,得周访援,方将王真击退。杜曾王贡与弢联合,到处劫掠,王敦又令陶侃甘卓等,并力击弢,大小数十战,弢众多死,乃遣使诣建业,向睿乞降。睿不肯许,弢已穷蹙,因再贻南平太守应詹书,托他代为解免,当图功赎罪。詹将原书转呈建业,并称弢有清望,应许他悔恶归善,借息兵锋。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运,往受弢降,赦免前愆,令为巴东监军。弢已受命,偏征弢诸将,未肯罢兵,仍然攻弢不止。弢不胜愤恨,拘害王运,又复为乱,分遣部将杜弘张彦,掩袭临川豫章。临川内史谢摛被杀,豫章亦几被陷没,幸周访击杀张彦,逐去杜弘,豫章复安。陶侃专攻杜弢,弢使王贡挑战,横足马上,状极嚣张。侃出马遥语道:“杜弢为益州小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毫无礼义,卿本善人,奈何背我助逆?难道天下有白头贼么?”谓为贼不得至老。说至此,见贡敛容下足,易倨为恭,便不与交锋,还入原垒。夜间乃遣使慰谕,并截发为信,誓不记仇。贡遂趋降侃营,侃推诚相待,令贡反袭杜弢。弢骤为所乘,不能抵敌,除逃以外无别策。但贡与弢麾下将佐,均已熟识,当时向众大呼,降可免死,并可加官。于是人人解甲,个个投戈,单剩弢一人一骑,狂窜而去。贡收降众报侃,侃不戮一人,择尤录用,余皆给资遣归,遂乘胜进复长沙,后来追索杜弢,竟无下落,想已是走死荒野了。小子有诗叹道:
漂摇风雨满神州,日下江河乱未体。
戡定荆湘非易事,论功应独让陶侯。
杜弢已死,只有杜曾未除,逃匿石城。丞相琅琊王睿,得了长沙捷报,承制颁给赦书,分赏诸将,欲知底细,容待下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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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达虏臣也,刘娥虏后也,一沦左衽,一偶番主,就是有善可称,亦似在无足重轻之列。然孔子《春秋》中国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无畛域之见存于其间,故《春秋》一书,流传万世。依例而推,则如元达之直?刘聪,不得谓非忠臣,刘氏之疏救元达,不得谓非贤后,善善从长,恶恶从短,固史家应有之要旨也。杜弢为逆,胡亢杜曾,又复从乱,乱逆之徒,人人得而诛之。陶侃周访甘卓等,合兵进讨,义在则然,但侃尤为忠勇,故叙侃较详,叙访卓则皆从略,详略之分,均具深意,是又阅者所当体察也。
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不驶亦不驰,飘飘吹我衣。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
这一首诗作年无考,研究陶诗的人,有把它系于晋安帝元兴二年癸卯(403)的。如按其说,则诗作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之前。去年,荆州刺史桓玄举兵入京,窃取文武最高官职,总揽朝政;这年春天正月,又加大将军封号,篡晋的迹象已经显著,这意味着政治上一场大变故即将来临。这时渊明丁母忧家居,面对朝廷变局,既无能为力;自身生活,也得赖躬耕自给。题目所示,是胡西曹写诗给顾贼曹,而渊明又作诗和之。胡、顾名字都不详。西曹、贼曹是州县属官名,前者主管人事、选举,后者主管治安。诗是平常酬和之作,并不经意写,但若联系这时期的政治背景和渊明自己的处境来看,则思想感情自然也并不简单。
起四句直写当前气候,说在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吹起南风,不快不慢,飘动着诗人的衣服。古代以十二律配合十二个月,“蕤宾”是配合五月之律,见《礼记·月令》,诗中用以标志五月。风是夏天“清朝”中的“南飔”,飘衣送凉,气象是清爽的。接着两句,不交代转变过程,便紧接着写“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由晴到雨,似颇突然。以上六句是面的总写,一般叙述,不多描绘。
“流目”四句,由面移到一个点。先写诗人在清风微雨中,转眼观看西园,见园中紫葵生长得“晔晔”繁荣,虽作集中,亦只叙述。上文的叙事写景,直贯到此;而对着紫葵,忽产生一种感慨:“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慨也来得突然,但内容还属一般,属于人们对事物常有的盛衰之感。这里转为抒情。下面两句:“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承前两句,抒情又由点到面,同时由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转到对自身的表白,扩大一步,提高一步,句法同样有点突然,而内容却不一般了。渊明本是有志于济世的人,被迫过隐居生活,从紫葵的荣晔易衰而联想自己不能及时发挥壮志,建立功业,这种触动内心痛处的感受,本来也是自然的,不妨明白直说,可诗中偏不说出“愿及时”愿的是什么,“靡所挥”挥的是什么,让读者自作领会。“靡所挥”的“挥”字当是“发挥壮志”之意;有作“挥杯”解释的,即是省去“杯”字。这样理解,比较不合诗语组织的习惯,又把渊明看成真是处处想到喝酒的人,也不切合。
上文各以六句成片,结尾以四句成片。这四句由思想上的“恨”转到写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在困难中不可抑制的更强烈的思想活动。“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等到秋天庄稼收成,有粮食不继的迫切问题。处境如此,还有上文的为外物而感慨,为壮志而感伤的闲情,在常人眼中,已未免迂疏可笑;而况下文所写,还有“不可淹(抑遏)”的“逸想”和什么“猖狂”的情感或行动,冷静一想,也未免自觉“可悲”了。有了“悠悠”两句,则上下文的思想感情,都变成出于常情之外,那么作者之非常人也就不言可喻了。把“不常”写得似乎可笑可悲,实际上是无意中反映了他的可钦可敬。
这首诗在陶诗中是写得较平凡的,朴质无华,它的转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现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写,直截不费结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实高,它的奇特过人,即不露痕迹地表现作者襟怀的开阔和高远。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处境,“猖狂”的来龙去脉,也就有迹可寻,即是对于黑暗、险恶的政局和自身抱负莫展的愤激。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说:“此诗赋而比也。盖晋既亡于宋,如重云蔽日而阴雨纷纷,独公一片赤心如紫葵向日,甚为可爱,而又老至,不能及时收获,渐当复衰,此公之所以感物而独长悲也。”话未免有点穿凿,把“重云”、“紫葵”等句都作隐喻之辞看,真有点读陶诗如解释阮籍《咏怀》诗的味道了。如按前文系年,则这时晋并未亡于宋;把渊明对于东晋皇帝的态度当作葵花向日,也未免小看他的心迹。我们把这些诗句都作赋体看,并不妨碍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政治热肠和人生态度,看出他的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艰难的生活中不忘济世。诗写得很随便,却有深远的意境。王夫之《古诗评选》说此诗:“广大深邃,学陶者何尝见其涯涘。”看来是别有会心,而非故作高论。
首先,是罗贯中自身原因。
罗贯中贬低曹操,是与他自生有密切关系的。罗贯中为“有志图王者”,为张士城幕僚,想通过辅佐张士诚成就图王之业,但最后张士诚失败,朱元璋取而代之。他觉得他的遭遇同诸葛亮极为相似,而曹操就成为了他想象中的朱元璋,他当然要抒发不满了。
其次,封建主流思想影响有关。
三国的故事并非罗贯中原创,而拥刘贬曹的倾向早在宋元朝的时候已经萌发,中国儒家文化的千年积淀已经形成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是讲究“忠”、“仁”的,崇尚正统的,这种思想特别是在宋元时期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表现得尤为特出。
所以三国演义中,肯定刘备“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颂扬了他宽人爱民从而深得人心的政治品质,赞美了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政治风度;而批判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揭露了他狡诈、忌刻和专横,这种拥刘贬曹的思想实际上是寄托着作者对历史上汉族政权的依恋、对明君的期盼和对暴君的憎恶。
贬低曹操是从宋朝开始的。唐太宗还曾自比曹操表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连皇帝老子都这样当时肯定没贬低曹操的事。但到了宋元二朝,尤其是南宋元朝,在中原(三国时魏的主要领土)的是少数民族,汉族代表的朝廷偏安一隅,就好似三国时的蜀国,贬低曹操就这样开始了。 用为小说它总要树一个反面人物的吧,很不幸曹操被罗贯中选中。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说明了问题。
正统论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不管当朝的皇位是怎么来的,一旦坐稳了江山,肯定以自己为正统大肆宣扬了。而曹操当初“挟天子以令诸侯”,威逼东汉汉朝皇帝肯定为历代的皇权所不耻。所以在明代以前,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对曹操这种行为都加以贬低,并添加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话及很多表现狡诈的事件,什么梦中杀人、官渡之战杀粮官等。反过来,刘备则以汉室宗胄自据,由他来继承汉业是正当的,所以在官方或民间都认为刘备是正统。
最后,与改编者有关。
罗的原本《三国演义》已经失传,现在的通行本是明末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改编本,据说是从二百四十回版本改成的。毛家父子和著名的怪物金圣叹同时,彼此还有不少联系,受金圣叹批《水浒传》的启发和诱惑,毛氏父子开始改编、注释和评论《三国演义》,过程十分艰苦。由于有金圣叹糊里糊涂死于秀才造反的教训,所以毛批三国很有特色,就是在丝毫不触犯清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拼了老命去实现自己的正统梦。经过颇具匠心的改造,终于把三国中最弱小的国家蜀汉树立成最强大的国家,把刘备和诸葛亮作为唯一的典型的正面人物来强化。在大家嘴里最喜欢也是最脍炙人口的故事,都是空穴来风没有确凿的根据的,例如:“三顾茅庐”、“群英会”、“借东风”、“空城计”、“千里走单骑”、“长坂坡”、“华容道”,等等,这些后来为民间百说不厌、百演不衰的段子绝大部分是创作的,其流传至今的广度和深度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和笔下功力。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历史发展至明代,典籍中有关“禅宗祖庭”少林寺的习武记载逐渐见多,并且,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少林武名也迅速鹊起,以致到了明后期,竟有了“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的美誉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少林武术声名远播的呢?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把历史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加以考察。依据材料可知,少林武名的远播除了其技艺外,更大程度上应与当时少林武僧组成僧兵并听从明王朝调遣致力于“护国克敌”、“保邦靖世”的具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这类活动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一是镇守边关。如现存的少林寺塔林中有一明正德年间的“三奇友公和尚塔”,其塔铭曰: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正德年间蒙钦取宣调镇守山陕等布政边□(境)御封都提调总兵统云南烈兵扣官赏友公三奇和尚之寿塔。二是平乱抗倭。明正德五年(1510年),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军在河北的霸州发动起义,不出几月,声势大震,他们转战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给朝廷官府以沉重打击,统治者为此不得不四处调兵,将起义镇压下去。少林僧兵就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继此之后,少林僧兵还与明军一起,参加了征讨嘉靖年间王堂、师尚诏等人的起义。关于这方面,一般史籍中少见记述,但不少至今尚存的碑文,却清晰地刻录下了那段史实。抗击倭寇,更是少林武术扬威天下的一个直接契机。十六世纪嘉靖、隆庆年间的倭患,强烈地震撼了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东南沿海。入侵者凭借着制作精良的日本刀及奇诈诡秘的刀法,致使武备积弛的明朝卫所军队难以应敌,于是只得征调各地乡兵,少林僧兵就是其中一支最为骁勇的武装力量。关于此事,各类史籍笔记中记载较多,除《明史》之外,诸如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张鼐的《倭变志》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中均有记载。这里不妨就顾炎武所记摘引于下: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⑤。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少林武僧手持铁棍“便捷骁勇,官兵临阵,用为前锋”⑥。面对着“电掣风翻、旋转格杀”的倭寇们,少林武僧毫无惧色,运使铁棍“便捷如竹杖”。李绍文的《云间杂志》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少林武僧月空与敌格杀时的情景:“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打出了少林武功的威风⑦。少林僧兵转战于东南沿海,尤其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六月初十的一次战斗中,他们以不足八十人的队伍痛歼倭贼百余人,而“计僧所伤者,四人耳”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林武僧的精湛武技。然而,少林僧兵毕竟不是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战斗的胜利同时也滋长了他们骄敌、轻敌的思想,在对敌不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凭勇追击,“援兵不至,且不识地理”⑨,终于误中埋伏,为敌所乘而喋血疆场。在民族安危之际,少林僧兵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诺着护国御敌的强烈世俗情怀。正是这种爱国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赞同,故顾炎武要为之发出“能执干戈以捍疆场,则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的评价了。当时出征抗倭的僧兵不止一家⑩,但英雄神武首推少林。毋怪乎当时一些非少林者也借用少林名号,以致出现了真假少林之争B11。这充分说明少林武术开始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同。第三是训练兵士。与前二类相比,训练兵士尽管并非少林僧人直接参与沙场征伐,但对提高明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有其积极意义,同样显示了其保邦靖世的价值主旨。如崇祯时,陕州知州史记言因盗贼蜂起,他“出私财募士,聘少室僧训练之”,《明史·史记言传》对少室僧训练的结果有记载:“(崇祯)八年冬十一月,流贼犯陕。记言御之,斩数十级,生擒二十余人。”又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奉旨征讨山西、湖广、河南等地时,亦曾提取少林武僧道宗、道法、铉清等人随军B12。明代少林僧兵这种对外御敌护国、对内维护统治的入世行为,得到了官府的褒奖和呵护,如万历九年、十九年和二十三年的三块碑文中一方面肯定“少林寺系圣僧香火,且有护国克敌之功”,另一方面对该寺粮差“除豁蠲免”,饬令“不许军民人等搅扰及争占田地”,“勿得再行私自派”,“里甲人等不许攀累”,“敢有乃前不竣,肆行渎乱及侵占尺寸之土者,许管事僧具实呈举,以凭拿究施行B13。”少林僧兵“保邦靖世即传灯”儒佛合一的文化精神,也得到了社会士人的高度赞赏。如程绍、顾炎武等人还纷纷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尤其象顾炎武“寄语惠瑒流,勉待秦王至”的吟哦中,寄托了这位遗民对故国明月的深切期望。不难想象,在普通百姓“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B14的社会中,主流文化的这种赞赏评价对一般民众会产生多大的文化影响!顺便指出的是,后来有些书中所谓的唐代少林“武僧”“棍僧”的说法,其实是明中期后少林武僧的英武形象与历史相联系的产物,唐代史料中根本无此记载。习武本身并非仅是个技术层面的行为方式。事实上,在这过程中除了技术外,它还会对习武者的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等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或许正是这种文化酵母的作用,明代一些来少林习武的俗家弟子如王寅、程宗猷、郜邦屏等人,在朝廷或社会需要之际都积极投身军旅,或征战沙场,或训练军士。关于这一点,明代少林巨子程宗猷在其《少林棍法禅宗·纪略》中讲得十分透彻:习武是为了“壮干城,靖疆圉,俾师门之指授益籍光且大也B15。”这种价值实践在清代的少林武术史料中,亦是极为少见的。二、民间的习武圣地——清代少林武术活动的社会特征人们在勾勒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段中国武术多采的历史屐痕时,往往将此总括为“明清时期武术”。然而,在具体内容上,明与清的武术在表现出历史的共性外,更有其较大的时代差异。尤其是少林武术,这种时代差异非常明显。清代,尽管还有人意识到“修文不废武备”为“少林宗风”B16,但事实上当时少林武术活动的价值主旨已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中游离了出来。上文指出,“保邦靖世”是明代少林武术活动的最主要价值体现,但17世纪中叶王权易位的政治变故,使得入清后的少林武术的社会价值发生了很大变异,因为在汗牛充栋的清代史料中,我们至今未发现一条少林寺僧被官府征为军用的记载。不仅没有,有时个别地方官员的冒失行为还遭到了最高统治者的严令申饬。乾隆四十年(1775年)刚刚调任河南巡抚的徐绩曾招请几个少林僧人前往兵营教习枪法,乾隆帝知晓后极为震怒,特下谕曰:僧人既经出家,即应恪守清规,以柔和忍辱为主,岂容习为击刺,好勇逞强?有地方之责者闻之,当设法潜移默化,何可转行招致传授,令售其技乎?且以僧人教习营兵,既属非体,且使人传为笑谈。徐绩何不晓事若此?著传旨申饬B17!材料虽属典型,但颇能说明问题。至于清代中后期民间开始流传的康熙年间少林僧人帮助朝廷出征西番之事,乃为天地会《会簿》所编故事,并非史实。关于此事,下文将有论及。从朝廷的政治倚重中游离出来,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激荡使少林武术进一步依托于广袤民间,由此获得自身的发展动力,这是少林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清初,经过了战乱劫火的少林寺有所复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为少林寺御书了“少林寺”和“宝树芳莲”两块匾额B18;特别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又下旨全面整修少林寺。但是,在雍正帝给当时具体负责该工程的河东总督王士俊的上谕中,再也看不到前朝那些“文武并用”、“护国克敌”等褒奖之辞,而是申斥防范之意溢于字里行间:“向来直省房头僧人,类多不守清规,妄行生事,为释门败种。今少林寺既行修建,成一丛林,即不应令此等房头散处寺外,难以稽查管束B19。”时隔数年,在乾隆皇帝的一份朱批奏折中可以清楚看到,少林寺纠众习武的“越轨”行为已公开化,并与“奸宄百出”民间结社来往:直省之中,如湖广、山东、河南等省,常有邪教之事。而河南一省之民情,尤愚而易诱,每有四方游棍、僧道之徒,假挟治病符咒诸邪术,以行医为名,或指称烧香礼斗、拜忏念经、求福免灾为词,轰动乡民。遂致愚夫愚妇,一时被其煽惑归依邪教。自一方而渐流数处,辗转纠集蔓延,人数既多,奸宄百出。后妄生不轨之谋,致易起啸聚之患。……更豫省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如少林僧徒,向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凶狠不法之辈效尤成风,邪教之人,专意诱骗此等入伙,以张羽翼。稍怀私忿,即令角斗,逞其刚暴,何所不为B20?至嘉庆年间,地方官府也曾奉旨派员到少林寺“查缉逆犯”,并特地:“示仰该寺僧人知悉:该僧众务须安分焚修,不得容留外来游匪在寺……毋得违误自贻B21!”统治当局的认定及防范并非空穴来风,有资料表明,雍、乾、嘉时一些被朝廷通缉的教门人员确与少林寺来往甚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据一位被捕的教门人员徐济庵自供,他于雍正十三年时曾藏留少林寺一年B22;嘉庆年间,河北坎卦教头目刘玉漋(擅八卦拳)和山东离卦教人员张洛焦(擅拳棒、金钟罩及推拿医道)事发潜逃,据知情者供称,“刘玉漋以逃往少林寺去”,“追究刘玉漋下落,如在少林寺一带即可”B23,张洛焦也“或至少林寺不定”B24。为此,嘉庆帝下旨要求地方官“派人于少林寺一带严密缉拿刘玉漋、张洛焦,毋稍疏纵!”对刘、张等人为何事发后潜逃少林,当年的河南巡抚方受畴的分析是中肯的,他云:“少林寺系在河南府,属登封县境、嵩山之麓,地方荒僻,易于藏匿。……如有气类相通、平素熟悉之人,自必容留窝住B25。”“气类相通、平素熟悉”八字,无意中扼要点出了这时期少林寺的活动走向。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如果说明代“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显露的是当时人们对少林寺武技的赞许和推崇,而清代继而出现的“今人谈武艺,辄曰:‘从少林寺出来’B26”及“天下武功出少林”,则隐喻着少林武术不但为社会所普遍认同,更反映出发展至清代的少林武术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少林寺是民间所信奉的习武圣地。在清初黄百家的《内家拳法》中,少林武术已被视为外家代表,虽文中称“张三峰既精于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得其一二者,已足胜少林”B27,但不管此言有多大的史实依据,其背后依然清楚映衬出少林武术的特有位置。就连清代南方闽省天地会,也把少林寺作为内部的习武圣地,将其习练的洪拳,认作传自少林B28。至于民间有关少林武术的传闻则越发神奇浪漫,其武术内容不再满足于一般的拳、棍、刀、枪等常规武技,而一些被渲染、夸张的各色奇特功夫,成为此时期少林武术在民间的一种文化走向。诸如无坚不摧的硬功,凌空蹈虚的轻功等等,一切与高超武技有关的技击功夫,都被编撰为故事段子流传于乡里市井,哪怕是双目失明或患痿症两股不能动弹者,似乎只要在少林寺僧的督练下,都可练成惊世奇功B29。百姓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水平与价值需要,塑造着少林武术的文化形象。公元1750年,乾隆在巡幸少林时曾留有《题面壁石》诗一首,诗的最后二句写道:“我非见布疑黂者,画取由他故事增。”诗句虽由达摩之事而发,但也不妨看作这位“十全老人”对类似少林故事的态度。清代有关少林武术的种种故事,不是按照严格的历史逻辑进行演绎的,更多的是吸收了武侠故事、公案小说及乡里传闻等发展而来,许多情况下它只是依于一定文化背景所构拟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但其中清晰地观照着下层民众对少林武术的价值推崇与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人所谓的“天下武功出少林”的“少林”,不再是个原生态意义上有着具体内容的实指概念,而是一个负载着多种信息的次生态文化符号,它被赋予了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认同作用下,所以少林一名在清代才有可能被各地风云而起的各类秘密结社所借用。如南方的天地会虚撰出了一个少林僧征西鲁故事来,并将其内部所习拳种托名于少林寺,而北方的拳会组织中出现了“少林会”,川省等地的教门组织中出现了“少林青主教”(又名少林神打)B30等。又据清代档案记载,道光年间京郊大兴县薛店庄红阳教首周应麟与教徒于做会念经毕后,常“在庙内后殿望空向少林十祖师磕头,学习少林拳法”B31。按:所谓的“少林十祖师”,不见其它史料记载,倒是十足地透露出了清代华北地区民间教门的文化气息,可以肯定说,这里的“少林”一名同样体现为一种次生态文化符号。三、天地风云南少林——兼评近二十年武术界的一段公案据元人程钜夫的《少林禅师裕公碑》可知,大约十三世纪中叶,被元政府追封为晋国公的少林主持福裕,生前曾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和洛阳分设了五座少林寺,即所谓的“款龙廷而举宗风,敞五林而禅家教”B32。但除蓟州的盘山少林寺明清两代不乏记载外B33,其余的大多湮没无闻。然而,大概是由于明以来少林武名在民间的盛传及当时已有真假少林之分的历史文化背景,故至清后期,一些地方(如福建、山东、台湾)都传言建有少林寺,特别是“北有嵩山少林,南有福建少林”,更成为一般人们心目中的认识定势。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沸沸扬扬的“闽省何处南少林”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讨论南少林及南少林武术,往往会涉及到清代的天地会的组织缘起。清代,有着浓郁尚武之风的南方天地会(又名洪门)在它的倡会及发展过程中,似乎都与少林寺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据其内部传会用的《会簿》中称,天地会的起因是康熙年间少林僧人助朝廷抗击西鲁有功而反受诬陷,被朝廷派兵焚烧寺院,其中有五位僧人从烈焰逃出结盟起义,即为洪门五祖;其次,把少林被焚、众僧冤杀之事编入其内部流传的一些诗句及问答中,如“少林冤恨何时了,长沙湾口雪凌飘。苍松上有洪英叫,声声啼叫灭清朝”,以此激发会众对满清朝廷的仇恨;再次,进一步把组织内的习武活动与少林寺联系起来,将少林寺作为推动其成员开展武术活动的圣地加以崇拜,象“勇猛洪拳四海扬,出在少林寺内传”、“武艺出在少林中,洪门事务我精通”B34等,是有关天地会材料中常见的词句。但是,我们从流传的西鲁故事中至少可以发现两个疑点:1、在清代的所有文献中,绝无少林僧被朝廷征为兵士的记载,这显然是受了明代少林僧兵的影响。2、在康、雍、乾三朝材料中,也无少林寺被朝廷焚毁的记录。故民国时期史学界早有学者指出,该事“史无明文,虚拟可知”,“实一彻头彻尾的武侠故事”B35。尽管该事“史无明文,虚拟可知”,但其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不容我们忽视:少林征西鲁故事中既有前朝少林僧“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的历史遗风,更不乏对当时某些社会矛盾激磨的影射。在少林武名的深刻影响下,清代天地会首领们出于组织民众以图反抗的需要,以历史传闻为素材,进而创构出了征西鲁故事,并在传播中不断丰富充实,从而使南少林故事基本定型。关于这一点,我们就各时期天地会传说中少林寺址的迁移稍加分析。据嘉庆十六年(1811年)江西被捕的天地会成员所供:“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省城(成)都太平府太平寨少林寺。B36”同年,为广西东兰州官府查获的天地会成员姚大羔藏《会簿》也云:“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B37”又据史学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现的道光八年(1828年)广西田林县天地会《会簿》,簿中同样记少林寺在甘肃省庆阳府河水县的太白山。很显然,乾嘉时南方的天地会组织对少林寺的所在地并不清楚。咸丰初年的《反清复明根苗第一》中少林寺不记何地,直至稍后的《西鲁序》等中,才有少林寺在“福建省福州府九莲山”之说B38。然而,就传说中的福建南少林而言,也是地名各异,或曰圃龙,或曰神田,或曰盘龙,其名为福建全省所无。民国时期,有关福建南少林的问题曾引起过研究者的兴趣。唐豪先生在他那篇极有影响的《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中“据洪纯规见告”,断言福建泉州少林为真;同时又据当时中央国术馆学员徐树桩在莆田的调查,断言福州少林为假。之后,人们对包括寺址问题在内的南少林讨论不多。直到1984年开始至1996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福建的泉州、莆田和福清等地,纷纷通过各种媒体称找到了传闻中的南少林(以下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其称为“泉州南少林说”、“莆田南少林说”和“福清南少林说”),有的甚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沉寂了多时的南少林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再次被提了出来,一度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那么以上诸说的可靠性如何呢?对此,我们稍加评析。(一)泉州南少林说1983年,由福建省武术协会主办的《八闽武坛》第3期上发表了傅健生的《泉州少林寺初考》,继而该刊的第4期上又发表了陈泗东、傅健生的《泉州少林寺考》B39。文章提出,明清之际“泉州确有少林寺”,其址在泉州城东,该寺原名为“东禅寺”。如果说傅文的依据都为传说口碑和天地会的西鲁故事,不足凭信,那么在资料上支撑“泉州少林说”的是一部明抄本《清源金氏族谱·丽史》,其中有二处记道:“(泉州)城中士有伊生楚至者,甫弱冠,读书少林寺”,“夏六月,生至自潮州,居少林寺”。据此作者认为,文中提及的少林寺就是泉州少林寺。问题是《丽史》一文,乃“属于恋爱小说”,而小说与史实之间有何差距,作者未作考定,况且文中两处所提少林,也并没有确指是在泉州。故若就此宣称南少林位于泉州,未免证据不足。1992年7月9日,《福建日报》刊出了《泉州新发现有关南少林寺的重要史料》一文,其所谓“重要史料”是指“泉州史学界最近发现的清代抄本《西山杂志》”。据告,《西山杂志》为晋江蔡永蒹清嘉道年间所撰抄,其在“少林寺”一节中记唐初十三棍僧之“智空入闽中,建少林寺于清源山麓,凡十三落,闽僧武派之始也。”显然,此又为小说家言。已有研究者指出,《西山杂志·少林寺》一文在不少方面是错误百出,故“终难以此为信史”B40。当年唐豪先生仅凭某人见告的乡里传闻以定泉州少林为真,其失误也在于缺乏可靠的文献材料佐证。(二)莆田南少林说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1年2月,《中国体育报》陆续刊出该报记者方金辉有关证实莆田林泉院即是南少林的文章,随即,莆田市体委牵头,成立了市南少林研究会。其间,嵩山少林寺方丈德禅大师还欣然写下“南少林寺就在福建莆田九莲山下”的题词,一些社会人士也纷纷表态“南少林寺就在福建省莆田县九莲山下”B41,另有有关领导、著名学者,也前往向有关研究者表示认可、祝贺。1991年9月14日至16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学会还与福建省体委、福建省武术协会在莆田市联合召开了南少林寺遗址论证会,论证会通过专家评审,“基本判定:林泉院即武术界通称的闽中南少林寺,也就是南少林寺B42。”大概是为了使这一结论更具“权威”并更有社会影响,1992年4月25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共有新华社、塔斯社等海内外19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宣布莆田市西天尾镇林山村的林泉院遗址就是南少林寺。至此,持续了两年多的莆田南少林说,似乎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那么支撑“莆田南少林说”的具体材料是什么呢?专家的“论证结论”中写道是根据现有文献和福建省文管会考古队的挖掘报告,我们依此略加分析。通览考古队的《挖掘报告》,根本无一条材料或一件实物能证明林泉院即是南少林。有人根据林泉院遗物石槽上刻有的“当院僧兵”等字样,确信这是林泉院即南少林的最重要实物证据。因为在他的知识视野中,“查遍千百年来全国上百座大寺院,唯有少林寺有僧兵B43”,现在林泉院也发现了刻有僧兵字样的文物,所以林泉院就是南少林。复杂的历史研究在这里变得如同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一样。但遗憾的是“查遍千百年来全国上百座大寺院,唯有少林寺有僧兵”一语与史实相距甚远,主此论者只要翻看一下《明史·兵志》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就不难明白。僧兵并非少林寺的专利。林泉院遗物石槽上刻有“当院僧兵”,充其量只能说明林泉院曾有过僧兵。至于文献方面,“莆田南少林说”者提交的是范文澜、周谷城等人在各自专著中提及天地会时所引用的天地会《会薄》材料(如西鲁故事)。事实上,范、周诸人书中提到的南少林,并非他们通过专门研究而得出的学术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仅是借用《会薄》材料来描述天地会的文化背景。正因为如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引用该材料之前写有“相传”两字,而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中则更是将这些故事传说称为“近乎迷信”、“颇近神话”。“莆田南少林说”者无视这些史学家对所引材料的前后文意界定,不惜断章取义,轻率地将此作为史学家“肯定了莆田南少林的存在”的理由,实不知是对范、周诸人学术成就的褒乎,贬乎?1990年的6月及8月,当《中国体育报》正连篇累牍刊登“莆田南少林说”的文章时,笔者写有《莆田南少林新说辩证》及《莆田南少林再辩》二文寄往《中国体育报》社,就所刊文中的种种牵强失误予以评析,但如同泥牛入海。不过我坚信,非事实的东西不管文章如何张扬炒作,也不管在形式上如何包装轰烈,终究会有被冷落的一天。这不,当1992年4月25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莆田市林泉院遗址就是南少林寺的余音甫落,位于莆田东邻的福清市经过多方查证,翌年就宣布“南少林遗址在福清”B44。有些原先坚信莆田南少林寺说的专家们在看了福清南少林的各种具体材料后即从善如流,认为福清南少林“证据过硬,无可挑剔”,“这里的遗址和文物,说明是(南)少林寺没有问题”。历史有时真是喜欢作弄人——看来在人民大会堂郑重宣布的“莆田南少林说”没打上句号,而是烙上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号!(三)福清南少林说1993年6月,福清市有关人员在东张镇少林村找到了少林寺遗址,1995年8月至1996年6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颁发了考古发掘福清少林寺的证照。通过多方努力,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证明:福清地方自宋以后,确有一座名叫“少林”的寺院,在其稍北的与莆田接壤处,还有一山名曰“嵩山”。在文献材料方面,象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的《后庄先生大全集》卷159中在记述他的“方外之友”德诚时云,“德诚者,福清人,……尝住邑之嵩山少林”,这里的“邑”当指福清。如果说,刘文所记尚非确指,那么南宋状元泉州人梁克家在淳熙九年(1182年)编纂的《三山志》卷36福清“寺观”类中亦载有该里“少林院”之名,其它如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八闽通志》卷75和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福州府志》卷40在福清“寺观”类条目中都记有“少林寺”之名。至于文物材料更是确切无疑。根据福清少林院遗址考古队的调查发掘报告,“陶瓷器是这个遗址中的主要出土遗物,其品种十分丰富……除少量明清瓷片外,大部分是宋元时期”,其中一部分瓷器的底部、口沿,写有“少林”字样:“少林院用”1件,“少林”7件,“少林会司”2件,“少林常住”1件等,这批确凿的文字瓷片,充分证实了历史上福清少林院的客观存在。另外,还有些文物也向来人默默地诉说着昔日福清的少林故事。在该少林寺的约300米旁有一座石桥,其石板南面刻有“少林院沙门谨募众缘,共发心德,舍银造下洋石桥一间”等字样;一口题为“大观四年(1110年)十二月”的大石盂边沿上,清晰刻着“少林当山僧月休为考妣及自身舍石盂一口”的铭文。大概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之故,这里又被称为少林村,一块“乾隆乙卯年”(1759年)立的该村民吴氏祖墓坟碑上就赫然刻着“少林高峰吴公之墓”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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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支持三楼的话,你的致盲和消失都用了没?如果对手连水元素都没出,那只能证明你给他的压力不够大,他还没使全力.PK的时候说白了,就是一个战斗主动权的把握,谁把握了主动权,谁就能赢得胜利.起手就绞喉,这个打法我确实是第一次遇到,一开始闷了以后,你就远离脱离战斗,然后潜行回来伏击,偷袭,背刺,剔骨什么的,对方闪现你就暗影步,对方冰箱你就潜行,同时肾击致盲啊什么的配合着来,力争主动权,让对方所采取的操作只能是起到化解和招架作用,出了水人就顶斗篷杀.其实Z在打FS的时候感觉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这里的优势说的不是在战斗结果上的,而是战斗场面的控制上,也就是在战斗的主动权的争夺上.
Z的潜行对FS而言是个未知的恐惧,一个潜行杀手永远要比眼前的敌人要吓人,当然,潜行的敌人要是控制不住局面,自己把主动权让到你手上,那也确实没办法,FS不赢都对不起人家.
所以,你现在应该多看视频,不是让你去看人家一连串的杀伤数值,不是看人家高端的装备所带来的高端的杀戮快感,而是让你看人家对战斗局面的控制和对战斗进程的计算,真正高端的Z,在战斗的时候对对方的技能时间估算能精确到秒,等你能做到了,那估计就该作为你对手的FS上来发帖子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