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合板托盘高度140MM，垫脚打螺纹卷钉，选用什么直径和长度的钉子啊

胶合板托盘，里面的“水分”较大，整板拼还是碎板拼、环保胶、环保等级、水分、贴面、成型方式这些因素都制约了胶合板的价格。一张外表一模一样的胶合板，价格千差万别，不整板破开根本无法辨别。所以市场报价也是两极分化，从40-100多价格不等。尺寸1100*1100、1200*1000、1200*800、1200*600等等，基本上按胶合板4*8尺算，没有太大损耗。加工也较容易。有兴趣可以私信我。

道士塔:作者：余秋雨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 1992年3月输入：朱珠推荐：CBOGANG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录〔此字应为：竹字头下面加录－－输入者注〕！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

阳关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

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

，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

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

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

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

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

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

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

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

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

，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

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

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

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

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

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

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

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

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

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

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

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

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

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

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

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

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

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

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

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

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

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

，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

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

，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

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

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

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

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

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

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

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

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

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

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

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

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

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

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

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

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

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

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

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

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

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

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

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

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

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

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

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

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

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

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

-江南小镇

作者：余秋雨

（一）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

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

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

，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人心底的

思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

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

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

，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

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

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

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厶气势；它们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

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

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沈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

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

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

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

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

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

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

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

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

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gou4把

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

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

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

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掌持这个八口之家呢？

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

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连系，怯生生地

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

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

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

夥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

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

从西边墙板的袷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

屋里进去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

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罢，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

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

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

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

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云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

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

意的人物。咳，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

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气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

便产生如此暮气的归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

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100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返路昆西(T

．De Quincey) 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昆西说，在

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

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恐慌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

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

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正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

，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

的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

起于心扉间。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

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

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靴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

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

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

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

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

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逸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

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

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谈谈毛笔的起源吧：

毛笔的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80年陕西临潼寨村发掘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出土文物中有凹形石砚、研杵、染色物和陶制水杯等。从彩陶的纹饰花纹可辨认出毛笔描绘的痕迹，证实了在五、六千年前，已有了毛笔或类似毛笔的笔。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笔的象形文字，形似手握笔的样子。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和河南信阳长台关两处战国楚墓里分别出土一支竹管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湖南长沙出土的那支笔，根据发掘报告讲，“毛笔，在竹筐内，全身套在一枝小竹管内，杆长18.5厘米，径口0.4厘米，毛长2.5厘米。据制笔的老技工观察，认为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毫做成的，做法与现在的有些不同，不是笔毛插在笔杆内，而是将笔毛围在杆的一端，然后用丝线缠住，外面涂漆。与笔放在一起的还有铜削、竹片、小竹筒三件，据推测，可能是当时写字的整套工具。竹片的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铜削是刮削竹片用的，小竹筒可能是贮墨一类物质的。从其制作工艺和文物出土分布地区看，毛笔在战国时已被广泛使用。只是没有统一的名称。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中有“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拂”，“秦谓之笔，从聿从竹”的记载。史有秦代蒙恬造笔之传说。传蒙氏选用兔毫、竹管制笔，制笔方法是将笔杆一头镂空成毛腔，笔头毛塞在腔内，毛笔还外加保护性大竹套，竹套中部两侧镂空，以便于取笔。蒙氏造笔后统称笔。

先秦文献中用笔的记载屡见不鲜，但缺少对笔形制的具体描述。据考古发现提供的直观材料，从早期笔的形制上看，笔尾部削尖，合乎记载中的“簪笔”说法，便于别在头发或冠巾上。这种用法到了汉代即演变为“簪白笔”，“簪白笔"指未蘸过墨的新笔，以新笔作簪用，汉代时很多见。秦笔较之战国笔在技术上有一定的改良，即笔头镂成腔状纳人笔毫。它的优点是笔头可以保持浑圆的状态，更利于吸墨和书写，且更具稳定性。这种模式至今仍在沿用，可以说是制笔史上一次重要的革新。

汉代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纸的发明，更促进了毛笔的进一步改进。笔头不仅用兔，羊毛，还采用了鹿毛，狸毛，狼毛等原料混合制成。其制笔之法，有的以兔毫为笔柱，羊毛为笔衣，或用人发梢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见王羲之《笔经》）。因此，汉之制笔硬，软毫并用，亦可谓早期的“兼毫”。此时对于笔管的质地，装饰也渐渐地重视起来，有的还以金银为饰。据《西京杂记》载：天子所用笔，管则饰以错宝，毛皆以秋兔之毫，并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清代乾隆年间的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也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笔在此时已经不仅是书画的工具，而开始成为艺术品了。

秦汉之际人们有将毛笔簪戴在头上，以作装饰之用的习惯，因之笔杆较长，有20厘米左右，笔杆上还常常刻有工匠的姓名，笔尾削尖，并髹之以漆，称之“簪白笔”。“白笔”指未蘸过墨的新笔，以新笔作簪用，故名。汉代有“簪白笔”制度。汉代****为奏事之便，常簪戴毛笔。

魏晋簪笔之风不再时行，笔杆逐渐变短。三国时有魏国人韦诞，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有文才，善辞章，并以制笔和墨闻名当时，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著有《笔经》一卷留世。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为笔柱，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育颉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韦诞的制笔方法，同时也反映出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

隋唐的毛笔，笔头短而硬，以安徽宣城的笔风行天下，其中制笔名家有：

1、黄晖。相传他得到蒙恬的制笔方法，所制的笔称“鸡距笔”，鸡距即雄鸡跖后突出像脚趾的部分，因锋短，犀利如鸡距，故名。

2、宣州陈氏。唐代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制笔名家，名字不详，相传陈氏之笔特别为当时书法家喜爱。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曾亲手写过《求笔贴》向陈氏之祖求笔；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也曾向陈氏求笔。宋邵博《闻见后录》中载：“宣州陈氏家传右军《求笔贴》，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支，曰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果却之，遂多易常笔。曰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

3、诸葛氏。其制笔以一种或二种兽毛参差散立组合而成，经久耐用，与当时宣州陈氏同享盛誉。郑文宝《江表志》中载：“宜春王从谦喜书礼，学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十金，劲妙甲于当时，从谦号为‘翘轩宝帚’。”唐时诸葛氏笔已为诗人书家所推崇。

唐代的笔，以兔毫为主，大多出自宣州。选料精审，质量高超，它们受到了官府和皇室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了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现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中国之唐笔，有斑竹管，有斑竹管镶象牙，也有全管象牙，拨镂碧色之管的。这说明唐代笔的丰富多彩，工料精致。

由于唐笔的锋短，过于刚硬，故蓄墨少而易干枯，于是又发展产生了一种锋长精柔的笔。长锋笔的出现对于毛笔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带来了唐宋时期纵横洒脱的新的书风。

宋代的制笔工艺，一改晋以前的旧风，逐渐趋向软熟，虚锋，散毫。当时的制笔名匠众多，有：诸葛高，安徽宣城人。出身制笔世家。书法家苏轼曾称当时无心散卓笔，“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入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歙州吕道人，吕大渊，新安汪伯立，均为其传人。

吕大渊，黟州（今安徽黄山市黟县）人。在继承宣笔制作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宋黄庭坚《山谷笔说》中载：“黟州吕大渊悟韦仲将作笔法，为余作大小笔十余枝，无不可人意。”吕道人，歙州人。其制笔技艺 继承宣笔制作之长又有创新，名扬一时。黄庭坚《山谷笔说》中载：“歙州吕道人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吴说，宋代笔工吴政之子，继家法制笔，笔经久耐用。程奕。苏东坡说钱塘笔工程氏制笔，有前人风格，使写字轻巧，制作精妙。待其瑛，擅长紫毫“枣心笔”。所谓“枣心笔”为笔毛中心有物，如枣中之核，故称。张遇，以制丁香笔为人所知。黄庭坚说：“张遇丁香笔，捻心极圆，束颉有力。”丁香笔为宋代毛笔的一种。 汪伯立，新安（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南宋理宗时，徽州知府谢 则以汪伯立笔，澄心堂纸，李廷 墨，羊头岭旧坑砚称为“新安四宝”，一并列为进献朝廷的贡品。

到了元代，宣州笔声名煊赫的地位逐渐由湖笔（即浙江湖州，嘉兴一带所制笔）代替。这是由于南宋小朝廷偏安杭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所造成的。再说湖州早就有制笔业，尤以善琏镇为最。相传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隋朝有名的书法家）游善莲镇，住在镇上蒙恬祠侧的永欣寺，与当地制笔工匠经常切磋制笔技术。智永喜爱书法，他用败的笔头足足有五大竹箱，埋在晓园（今善琏镇轮船码头处），名“退笔冢”。智永禅师圆寂后，笔工把他埋葬在“退笔冢”旁。入元以后，浙江吴兴一带先后出现了一批制笔名家，他们精雕华饰，不惜成本，以博取统治者的欢心，因而包揽了所有的“御用笔”，以致湖笔声誉日隆。湖笔用山羊毛，野兔毛和黄鼠狼尾毛，经过浸、拨、并、配等七十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笔锋坚韧，浑圆饱满，修削整齐，具有“尖、齐、圆、健”的笔之“四德”。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冯应科，元初湖州著名笔工。所制湖笔被称为“冯笔”，与当时书法家赵孟 的字，钱舜举的花鸟画，一并誉为“吴兴三绝”。《湖州府志》中曾有“吴兴冯笔妙无伦”的词句给予赞扬。张进中，元代湖州笔工，以 毛作为制笔原料，制成 笔，为皇宫中所用。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中载：“都城耆老，善制笔。管用竹杆，毫用 ，精锐宜书。吴兴赵子昂，淇中王仲谋，上党宋齐 皆与之善。尚方有所需，并非中笔不用，进中每月执笔入宫，必蒙赐洒食。”周伯温，元代笔工。西域人，名沙剌班，以制黄羊尾笔扬名当时。继承了古代制法，深受世人赞美。陆文宝，元末明初制笔家。浙江吴兴人，声名出众，制笔技艺传至其子陆继翁后，大有继往开来之势。明书法家曾 《赠笔工陆继翁诗》称：“吴兴笔工陆文宝，制笔不与常人同。自然入手超神妙，所以举世称良工。”陆文宝制作的笔还曾入贡为御用笔。

同时吴兴的笔工也大量地向外辐射，使湖笔在江苏，浙江各地普遍地都有制作。到了明清，制笔在工艺上不但讲究实用，而且更注意装饰。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作为工具的毛笔制作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明清两代精制华丽的毛笔，其中有一部分即是皇室的“御用笔”和官府用笔。制作的精美表现在笔头选毫极精，笔头捆扎出竹笋式，香盘式，兰花式，葫芦式等多种形式。笔头与副毫因毛色现出层层不同的色彩或锋淡而副毫渐浓， 色变化颇为美观。当时用毫有羊毫，紫毫（兔毫），狼毫，貂毫，猪鬃等不同性质的毛，并创新了毫制笔，即利用各种不同性能的毫互相搭配成中性的毫，使笔毫软而圆健，强劲有力，达到刚柔适中，经久耐用，挥洒自如和尖，齐，圆，健的要求。根据书法，绘画的需要，还创新出现了揸笔，斗笔，联笔，提笔等写特大字的大型笔，以及蓄墨较多的长锋笔等新品种。笔管的装饰上也创制出了许多精巧的工艺，从质料到装饰花纹都有创新。当时有竹管（棕竹、斑竹、湘妃竹），玉管（青白玉，碧玉）、玳瑁管、雕漆管、剔漆管、黑漆描金管、填漆管、象牙管、瓷管、木管（硬木、乌木、鸡翅木）、珐琅管等多种质料（图69）。装饰题材丰富，雕镂精致，色彩鲜艳，大体以吉祥图案为主，有双龙戏珠，龙凤，八仙，云凤，云蝠，古钱，人物山水等。 明清二代的著名笔工有：

陆继翁，明代笔工，陆文宝之子。施文用，明代笔工。浙江吴兴人。精制笔翰，多作为贡品，进献皇宫内府，被达官贵人视为案头清玩，笔杆常标“笔匠施阿牛”记号，弘历皇帝鄙弃其名，改为“施文用”。此后施文用的名字在湖笔界有了盛誉。张文贵，明代笔工。杭州人。长于制画笔，有“画笔以杭之张文贵为首称”的赞评。周虎臣，清初著名笔工，江西临川人。制笔规模较小，以自产自销的方式经营，清康熙三十三年（694）在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店”，专门制作经营毛笔；后于1862年扩展到上海开设分店，而后总店也迁至上海，成为拥有100多名笔工的作坊。子继父业，连续七代。周虎臣制笔选料，做工，以精美实用而闻名。王永清，清代笔工。江苏吴县大郎桥人。善制笔，不传徒不设肆，治笔于家，制笔做工精细。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记有王永清语：“吾之治笔也，先纳笔头于粗管，修去其曲与偏之甚者，胶尖，俟干透，乃倒梳其根，令净，换管再扎，又择去不甚直而圆者，再胶再梳，又恐曲与扁者虽净，或有圆正而其材不长，不能齐尖者厕其间，上齐则下所 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齐则腰发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发挥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择而梳之，然后固扎其根而黍以投于精管，故终笔之用，而无一褪毫，尖尽秃而笔身仍韧好不僵也。”说明王永清制笔相当讲究而能耐用。王兴源，清代笔工。浙江归安善琏镇（今属浙江省吴兴县）人。在扬州设肆卖笔，是湖笔名师之一。李馥斋，清代北方笔工。道光时人。精于紫毫（兔毫）兼羊毫制笔，尖，齐，圆，健四德皆备。又能制作卷心笔，其功能超过一般规范，大可作擘窠巨字，小可作楷书，为当时书家文人所赞颂。

最早的毛笔，大约可追溯到二千多年之前。西周以上虽然迄今尚未见有毛笔的实物，但从史前的彩陶花纹、商代的甲骨文等上可觅到些许用笔的迹象。东周的竹木简、缣帛上已广泛使用毛笔来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