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8.高手讲解一下人类居住建筑的发展史!(例如从山洞到茅屋到木屋到石屋。。)
本文摘自《古建序论》,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3期,题目为编者所加。
单单认识祖国各种建筑的类型,每种或每个地去欣赏它的艺术,估计它的历史价值,是不够的。考古工作者既有保管和研究文物建筑的任务,他们就必须先有一个建筑发展史的最低限度的知识。中国体系的建筑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它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是以各时代的一定的社会经济作基础的,既和当时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不开,也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也就是当时的人所接受所承认的思想意识分不开的。
试就中国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和它当时的建筑分别作一讲述。例如:(一)商殷周到春秋战国;(二)秦汉到三国;(三)晋魏六朝;(四)隋唐到五代;(五)辽宋到金元:(六)明清两朝。
第一阶段:商殷周春秋战国。商殷是奴隶社会时代,周初到春秋战国虽然已经有封建社会制度的特征,但基本上奴隶制度仍然存在,农奴和俘虏仍然是封建主的奴隶。奴隶主和封建初期的王侯,都拥有一切财富:他们的财产包括为他们劳动的人民——奴隶和俘虏。什么帝,什么王都迫使这些人民为他们建造他们所需要的建筑物。他们所需要的建筑是怎样的呢?多半是利用很多奴隶的劳动力筑起有庞大体积的建筑物。例如:因为他们要利用鬼神来迷惑为他们服劳役的人民,所以就要筑起祭祀用的神坛;因为他们时常出去狩猎,就要建造登高远望的高台;他们生前要给自己盖特别尊贵高大的房子,所谓“治宫室”以显示他们的统治地位;死后一定要挖个极为奢侈坚固的地窖,所谓“造陵墓”,好保存他们的尸体,并且把生前的许多财物也陪葬在里面,以满足他们死后仍能占有财产的观念。他们需要防御和他们敌对的民族或部落,他们就需要防御用的堡垒、城垣和烽火台。虽然在殷的时代宫殿的结构还是很简单的,但比起更简单而原始的穴居时代,和初有木构的时代当然已有了极大的进步。到了周初,建筑工程的技术又进了—步。《诗经》上描写周初召来“司空”、“司徒”,证明也有了管工程的人,有了某种工程上的组织来进行建筑活动,所谓“营国筑室”也就是有计划地来建造一种城市。所谓“作庙翼翼”,立“皋门”、“应门”等等,显然是对建筑物的结构、形状、类型和位置,都作了艺术性的处理。到了春秋和战国时期,不但生产力提高,同时生产关系又有了若干转变。那时已有小农商贾,从事工艺的匠人也不全是以奴隶身份来工作的,一部分人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墨子就是一个。又如记载上说“公输子之巧”,传说鲁班是木工中最巧的匠人,还可以证明当时个别熟练匠人虽仍是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但却因为他的“巧”而被一般人民所重视。在建筑上七国的燕、赵、楚、秦的封建主都是很奢侈的。所谓“高台榭”、“美宫室”的作风都很盛。依据记载,有人看见秦的宫室之后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建筑技术必是比以前更进步的,同时仍然是要用许多人工的。
第二阶段:秦汉到三国。秦统一中国,秦始皇的建筑活动常见于记载,是很突出的,并且规模都极大。如:筑长城,铺驰道等。他还模仿各种不同的宫殿,造在咸阳北陂上,先有宫室一百多处,还嫌不足,又建有名的阿房宫。宫的前殿据说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立五丈旗”,当然规模宏大。秦始皇还驱使工匠们营造他的庞大而复杂的坟墓。在工程和建筑艺术方面,人民为建造这些建筑物而发挥自己的智慧中,必定又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但统治者的剥削享乐和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引起农民大反抗。秦末汉初,农民纷纷起义,项羽打到咸阳时,就放火烧掉秦宫殿,火三月而不灭。在建筑上,人民的财富和技术的精华常常被认为是代表统治者的贪心和残酷的东西,因而在斗争中被毁灭了,项羽烧秦宫室便是个最早、最典型的例子。汉初,刘邦取得胜利统一了中国之后,仍然用封建制度,自居于统治地位。他的子孙一代代由西汉到东汉又都是很奢侈的帝王,不断为自己建造宫殿和离宫别馆;据汉史记载:汉都长安城中的大宫,就有有名的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北宫、桂宫和明光宫等,都是庞大无比的建筑。在两汉文学作品中更有许多关于建筑的描写,歌颂当时的建筑上的艺术和它们华丽丰富的形象的。例如:有名的《鲁灵光
殿赋》、《两都赋》、《两京赋》等等。在实物上,今天还存在着汉墓前面的所谓“石阙”、“石祠”,在祠坛上有石刻壁画(在四川、山东和河南省都有),还有在悬立的石崖上凿出的“崖墓”。此外还有殉葬用的“明器”(它们中很多是陶制的各种房屋模型),和墓中有花纹图案的大空心砖块和砖柱。所以对于汉代建筑的真实形象和细部手法,我们在今天还可以看出一个梗概来。汉代的工商业兴盛,人口增加,又开拓疆土,向外贸易,发展了灿烂的早期封建文化,大都市布满全国,只是因为皇帝、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和豪强都一起向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进行剥削和超经济的暴力压榨。汉末,经过长时期的破坏,饥民起义和军阀割据的互相残杀到了可怕的程度,最富庶的地方,都遭到剧烈的破坏,两京周围几百里彻底地被毁灭了,黄河人口集中的地区竟是“千里无人烟”或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汉建筑的精华和全面的形象所达到的水平,绝不是今天这一点剩余的实物所能够代表的。我们所了解的汉代建筑,仍然是极少的。由三国或晋初的遗物上看来,汉末已成熟的文化艺术,虽经浩劫,一些主要传统和特征仍然延续留传下来。所谓三国,在地区上除却魏在华北外,中国文化中心已分布在东南沿长江的吴,和在西南四川山岳地带盆地中的蜀,汉代建筑和各种工艺是在很不同的情形下得到保存或发展的。长安、洛阳两都的原有精华,却是被破坏无遗。但在战争中人民虽已穷困,统治者匆匆忙忙地却还不时兴工建造一些台榭取乐,曹操的铜雀台,就是有名的例子。在艺术上,三国时代基本上还是汉风的尾声。
第三阶段:晋魏六朝。汉的文化艺术经过大劫延续到了晋初,因为逐渐有由西域进入的外来影响,艺术作风上产生了很多新的因素。在成熟的汉的手法上,发展了比较和缓而极丰富的变化。但是到了北魏,经过中间五代十国大混乱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带来大量和中国文化不同体系的艺术影响,中国的工艺和建筑活动,便随之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石虎和赫连勃勃两个北方民族的统治者进入中国之后,都大建宫殿,这些建筑,只见于文献记载,没有实物作证,形式手法到底如何,不得而知。我们可以推想木构的建筑,变化很小,当时的技术工人基本是汉族人民,但用石料刻莲花建浴室等,有很多是外来影响。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建都在大同时凿了云冈的大石窟寺,最初式样曾依赖西域僧人,所以由刻像到花纹都带着浓重的西域和印度的手法情调。迁都到了洛阳之后,又造龙门石窟。当时中国匠人对于雕刻佛像和佛教故事已很熟练,艺术风格就是在中国的原有艺术上吸取了外来影响,尝试了自己的创造。虽然题材仍然是外来的佛教,而在表现手法上却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气息和作风。建筑活动到了这时期,除却帝王的宫殿之外,最主要的主题是宗教建筑物;如:寺院、庙宇、石窟寺或摩崖造像、木塔、砖塔、石塔等等,都有许多杰出的新创造。希腊、波斯艺术在印度所产生的影响,又由佛教传到中国来。在木构建筑物方面,外国影响始终不大,只在原有结构上或平面布局上加以某些变革来解决佛教所需要的内容。最显明的例子就是塔。当时的塔基本上是汉代的“重屋”,也就是多层的小楼阁,上面加了佛教的象征物,如塔顶上的“覆钵”和“相轮”(这个部分在塔尖上称作“刹”,就是个缩小的印度的墓塔,中国译音的名称是“窣堵坡”或“塔婆”)。除了塔之外,当时的寺院根本和其他非宗教的中国院落和殿堂建筑没有分别,只是内部的作用改变了性质,因是为佛教服务的,所以凡是艺术、装饰和壁画等,主要都是传达宗教思想的题材。那时劳动人民渗入自己虔诚的宗教热情,创造了活跃而辉煌的艺术。这时期里,比木构耐久的石造和砖造的建筑和雕刻,保存到今天的还很多,都是今天国内最可贵的文物,它们主要代表雕刻,但附带也有表现当时建筑的。如:敦煌、云冈、龙门、南北响堂山、天龙山等著名的石窟,和与它们同时的个别小型的“造像石”。还有独立的建筑物,如:嵩山嵩岳寺砖塔,和山东济南郊外的四门塔。当时的木构建筑,因种种不利的条件,没有保存到现在的。南朝佛教的精华,大多数是木构的,但现时也没有一个存在的实物,现时所见只有陵墓前的石刻华表和狮子等。南北朝时期中木构建筑只有一座木塔,在文献中描写得极为仔细,那就是著名的北魏洛阳“胡太后木塔”。这篇写实的记载给了我们很多可贵的很具体的资料,供我们参考,且可以和隋、唐以后的木构及塔型作比较的。
第四阶段:隋唐五代辽。在南北朝割据的局势不断的战争之后,隋又统一中国,土地的重新分配,提高了生产力,所以在唐中叶之前,称为太平盛世。当时统治阶级充分利用宗教力量来帮助他们统治人民,所以极力提倡佛教,而人民在痛苦之中,依赖佛教超度来生的幻想来排除痛苦,也极需要宗教的安慰,所以佛教愈盛行,则建寺造塔,到处是宗教建筑的活动。同时,为统治阶级所喜欢的道教的势力,也因为得到封建主的支持,而活跃起来。金碧辉煌的佛堂和道观布满了中国,当时的工匠都将热情和力量投入许多艺术创造中,如:绘画、雕刻、丝织品、金银器物等等。建筑艺术在那时是达到高度的完美。由于文化的兴盛,又由于宗教建筑物普遍于各地,熟练工匠的数目增加,传播给徒弟的机会也多起来。建筑上各部做法和所累积和修正的经验,积渐总结,成为制度,凝固下来。唐代建筑物在塑型上,在细部的处理上,在装饰纹样上,在木刻石刻的手法上,在取得外轮线的柔和或稳定的效果上,都已有极谨严、极美妙的方法,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五代和辽的实物基本上是承继唐代所凝固的风格及做法,就是宋初的大建筑和唐末的作风也仍然非常接近。毫无疑问的,唐中叶以前,中国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艺术高峰,在以后的宋、元、明、清几次的封建文化高潮时期,都没有能再和它相比的。追究起来,最大原因是当时来自人民的宗教艺术多样性的创造,正发扬到灿烂的顶点,封建统治阶级只是夺取这些艺术活力为他们的政权和宫廷享乐生活服务,用庞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支持它,庞大宫殿、苑囿、离宫、别馆都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一直到了人民又被压榨得饥寒交迫,穷困不堪,而统治者腐化昏庸,贪欲无穷,经济军事实力,已不能维持自己政权。加上边区的其他政权和民族威胁愈来愈厉害的时期,农民起义和反抗愈剧烈之际,劳动人民对于建筑艺术才失去了创造的兴趣。这样的时期,对统治者的建造都只是被迫着供驱役,赖着熟练技术工人维持着传统手法而已。政权中心的都城长安城中,繁荣和破坏力量,恰是两个极端。但一直到唐末,全国各处对于宗教建筑的态度,却始终不同。人民被宗教的幻想幸福所欺骗,仍然不失掉自己的热心,艺术的精心作品,仍时常在寺院、佛塔、佛像、雕刻上表现出来。
第五阶段:宋金元。宋初的建筑也是五代唐末的格式,同辽的建筑也无大区别。但到了公元1000年(宋真宗)前后,因为在运河经疏浚后和江南通航,工商业大大发展,宋都汴梁(今开封),公私建造都极旺盛,建筑匠人的创造力又发挥起来,手法开始倾向细致柔美,对于建筑物每个部位的塑型,更敏感,更注意了。各种的阁,各种的楼都极窈窕多姿,作为北宋首都和文化中心的汴梁,是介于南北两种不同的建筑倾向的中间,同时受到南方的秀丽和北方的壮硕风格的影响。这时期宋都的建筑式样,可以说:或多或少的是南北作风的结合,并且也起了为南北两系作媒介的作用。汴京当时多用重楼飞阁一类的组合,如《东京梦华录》中所描写的樊楼等。宫中游宴的后苑中,藏书楼阁每代都有建造,寺观中华美的楼阁也占极重要的位置,它们大略的风格和姿态,我们还能从许多宋画中见到,最写实的,有:黄鹤楼图、滕王阁图、金明池图等等。日本的镰仓时期的建筑,也很受我们宋代这时期建筑的影响。有一主要特征,就是歇山山花间前的抱厦,这格式宋以后除了金、元有几个例子外,几乎不见了。当时却是普遍的作风。今天北京故宫紫禁城的角楼,就是这种式样的遗风。北宋之后,文化中心南移,南京的建筑,一方面受到北宋官式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又有南方自然环境材料的因素和手法与传统的一定条件,所发展出的建筑,又另有它的特征,和北宋的建筑不很相同了。在气魄方面失去唐全盛时的雄伟,但在绮丽和美好的加工方面,宋代却有极大贡献。金、元都是北方民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因为金的女真族,和元的蒙古族当时都是比中国文化落后许多的游牧民族,对于中原人民是以俘虏和奴隶来对待的。就是对于技术匠人的重视,也是以掠夺来的战利品看待他们,驱役他们给统治者工作。并且金、元的建设都是在经过一个破坏时期之后,在那情形下,工艺水平降低很多,始终不能恢复到宋全盛时期的水平。金的建筑在外表形式上或仿汴梁宫殿,或仿南宋纤细作风,不一定尊重传统,常常窜改结构上的组合,反而放弃宋代原来较简单合理和优美的做法,而增加繁琐无用的部分。我们可以由金代的殿堂实物上看出它们许多不如宋代的地方。据南宋人纪录,金中都的宫殿是“穷极工巧”,但“制度不经”,意思就是说金的统治者在建造上是尽量浪费奢侈,但制度形式不遵循传统,相当混乱。但金人自己没有高度文化传统,一切接受汉族制度,当时金的“中都”的规模就是模仿北宋汴梁,因此保存了宋的宫城布局的许多特点。这种格式可由元代承继下来传到明、清,一直保存到今天。元的统治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横跨欧亚两洲,大陆上的交通,使中国和欧洲有若干文化上的交流。但是蒙古的统治者剥削人民财富,征税极为苛刻,对汉族又特别压迫和奴役,经济是衰疲的,只有江浙的工商业情形稍好。人民虽然困苦不堪,宫殿建筑和宗教建筑(当时以喇嘛教为主)仍然很侈大。当时陆路和海路常有外族的人才来到中国,在建筑上也曾有一些阿拉伯、波斯或西藏等地建筑的影响,如在忽必烈的宫中引水作喷泉,又在砖造的建筑上用彩色的琉璃砖瓦等。在元代的遗物中,最辉煌的实例,就是北京内城有计划的布局规模,它是总结了历代都城的优良传统,参考了中国古代帝都规模,又按照北京的特殊地形、水利的实际情况而设计的。今天它已是祖国最可骄傲的一个美丽壮伟的城市格局。元的木构建筑,经过明、清两代建设之后,实物保存到今天的,国内还有若干处,但北京城内只有可怀疑的与已毁坏而无条件重修的一两处,所以元代原物已是很可贵的研究资料。从我们所见到的几座实物看来,它们在手法上还有许多是宋代遗制,经过金朝的变革的具体例子,如工字殿和山花向前的作风等。
第六阶段:明清。明代推翻元的统治政权,是民族复兴的强烈力量。最初朱元璋首都设在南京,派人将北京元故宫毁去,元代建筑的精华因此损失殆尽。在南京征发全国工匠二十余万人建造宫殿,规模很宏壮,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原有的宗教礼节,如天子的郊祀(祭天地和五谷的神),所以对坛庙制度很认真。四十年后,朱棣(明永乐)迁回北京建都,又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重新建设。今天北京的故宫大体是明初的建设。虽然绝大部分的个别殿堂,都由清代重建了,明原物还剩了几个完整的组群和个别的大殿几座。社稷坛、太庙(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天坛,都是明代首创的宏丽的大建筑组群,尤其是天坛的规模和体形是个杰作。明初民气旺盛,是封建经济复兴时期,汉族匠工由半奴隶的情况下改善了,成为手工业技术匠师,工人的创造力大大提高,工商业的进步超越过去任何时期。
在建筑上,表现在气魄庄严的大建筑组群上,应用壮硕的好木料,和认真的工程手艺。工艺的精确端正是明的特征。明代墙垣都用临清砖,重要建筑都用楠木柱子,木工石刻都精确不苟,结构都交待得完整妥帖,外表造型朴实壮大而较清代的柔和。梁架用料比宋式规定大得多,瓦坡比宋斜陡,但宋代以来,缓和弧线有一些仍被采用在个别建筑上,如角柱的升高一点使瓦檐四角微微翘起,或如柱头的“卷杀”,使柱子轮廓柔和许多等等的造法和处理。但在金以后,最显著的一个转变就是除在结构方面有承托负重的作用外,还强调斗栱在装饰方面的作用,在前檐两柱之间把它们增多,每个斗栱同建筑物的比例也缩小了,成为前檐一横列的装饰物。明、清的斗栱都是密集的小型,不像辽、金、宋的那样疏朗而硕大。
明初洪武和永乐的建设规模都宏大。永乐以后太监当权,政治腐败,封建主昏庸无力,知识分子的宰臣都是没有气魄远见、只争小事的鼠辈。明代文人所领导的艺术的表现,都远不如唐、宋的精神。但明代的工业非常发达,建筑一方面由老匠师掌握,一方面由政府官僚监督,按官式规制建造,没有蓬勃的创造性,只是在工艺上非常工整。明中叶以后,寺庙很多是为贪污的阉官祝福而建的,如魏忠贤的生祠等。像这种的建筑,匠师多墨守成规,推敲细节,没有气魄的表现。而在全国各地的手工业作坊和城市的民房倒有很多是达到高度水平的老实工程。全部砖造的建筑和以高度技巧使用琉璃瓦的建筑物也逐渐发展。技术方面有很多的进展。明代的建筑实物到今天已是三五百年的结构,大部分都是很可宝贵的,有一部分尤其是极值得研究的艺术。
明、清两代的建筑形制非常近似。清初入关以后,在玄烨(康熙)、胤祯(雍正)的年代里由统治阶级指定修造的建筑物都是体形
健壮,气魄宏大,小部留有明代一些手法上的特征,如北京郑王府之类;但大半都较明代建筑生硬笨重,尤其是柁梁用料过于侈大,在比例上不合理,在结构上是浪费的。到了弘历(乾隆),他聚敛了大量人民的财富,尽情享受,并且因宫廷趣味处在统治地位,自从他到了江南以后,喜爱南方的风景和建筑,故意要工匠仿南式风格和手法,采用许多曲折布置和纤巧图案,产生所谓“苏式”的彩画等等。因为工匠迎合统治阶级的趣味,所以在这期以后的许多建筑造法和清初的区别,正和北宋末崇宁间刊行《营造法式》时期和北宋初期建筑一样,多半是细节加工,在着重巧制花纹的方面下功夫,因而产生了许多玲珑小巧、萎靡繁琐的作风。这种偏向多出现在小型建筑或庭园建筑上。由圆明园的亭台楼阁开始,普遍地发展到府邸店楼,影响了清末一切建筑。但清宫苑中的许多庭园建筑,却又有很多恰好是庄严平稳的宫庭建筑物,采取了江南建筑和自然风景配合的灵活布局的优良
例子,如颐和园的谐趣园的整个组群和北海琼华岛北面游廊和静心斋等。
在这时期,中国建筑忽然来了一种模仿西洋的趋势,这也是开始于宫廷猎取新奇的心理,由圆明园建造的“西洋楼”开端。当时所谓西洋影响,主要是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古典楼面,圆头发券窗子,柱头雕花的罗马柱子,彩色的玻璃,蚌壳卷草的雕刻和西式石柱、栏干、花盆、墩子、狮子、圆球等各种缀饰。这些东西,最初在圆明园所用的,虽曾用琉璃瓦特别烧制,由意大利人郎世宁监造;但一般的这种格式花纹多用砖刻出,如恭王府花园和三海中的一些建筑物。北京西郊公园(即今天的动物园)的大门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北京西郊公园大门的砖雕于1966年拆除。,其他则在各城市的店楼门面上最易见到。颐和园中的石舫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中国建筑在体形上到此已开始呈现庞杂混乱的现象,且已是崇外思想在建筑上表现出来的先声。当时宫廷是由猎奇而爱慕西方商品货物,对西方文化并无认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武力侵略各口岸城市,产生买办阶级的媚外崇洋思想,和民族自卑心理的时期,英美各国是以蛮横的态度,在我们祖国土地上建造适于他们的生活习惯的和殖民地化我们的房屋的。由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和澳门葡萄牙商人所建造的房屋开始,形形色色的洋房洋楼便大量建造起来。祖国的建筑传统、艺术传统,城市的和谐一致的面貌,从此才大量被破坏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建筑设计转到知识分子手里,他们都是或留学欧美,或间接学欧美的建筑的,他们将各国的各时代建筑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城市中来,并且竟鄙视自己的文化,自己固有的建筑和艺术传统,又在思想上做了西洋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各流派建筑理论的俘虏。解放后经过爱国主义的学习才逐渐认识到祖国传统的伟大。祖国的建筑是祖国过去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中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一份极可骄傲的、辉煌的艺术遗产。这个认识及时地纠正了前一些年代里许多人对祖国建筑遗产的轻视和破坏,但是保护建筑文物的工作不过刚刚开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木结构构件的名称,按功能可分为12类。分别如下
其中拱、昂、爵头、斗4类属铺作构件。
其余8类为:柱,额枋,梁,蜀柱、驼峰托脚、叉手等,替木,椽和襻间,阳马(角梁) ,椽,飞子(飞檐椽)。
以上各类构件中,柱、椽、椽多为圆形截面,余为矩形截面。
宋以后各代对构件截面,按结构形式(殿堂、厅堂、余屋,或大木大式、大木小式)都详尽地规定出高、厚尺度。
其高厚比早期多为3:2,间有,2:1的,至明清则多为10:8。
扩展资料木结构按连接方式和截面形状分为齿连接的原木或方木结构,裂环、齿板或钉连接的板材结构和胶合木结构。
齿连接的原木或方木结构
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工地制造的结构。加工简便,发展最早,应用也最广。在中国应用最多的也是这种结构形式。
原木或带髓心的方木在干燥过程中,多发生顺纹开裂。当裂缝与桁架受拉下弦连接处受剪面重合时,将降低木结构的安全度,甚至导致破坏。故在采用原木或方木结构时,应采取可靠措施,尽量减少裂缝对结构的不利影响。
原木和方木截面较大,干燥费时,所以制作时只能采用截面内外平均含水率不大于25%的半干材。半干材在安装后逐渐干燥到与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平衡时,将产生横纹干缩。
并在节点处产生的横纹或斜纹承压变形偏大,再由于齿连接手工操作的偏差,致使原木或方木结构的变形较大。
原木或方木桁架的下弦除了开裂的影响之外,还常因所供应的木材质量偏低,难以选得符合受拉构件材质标准的木材。
为了保证原木或方木结构的安全可靠,在中国大量推广应用钢材作下弦和拉杆的钢木桁架。以保证结构的安全可靠,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结构的刚度,减小了变形。
裂环、齿板或钉连接的板材结构 由厚度在10厘米以内的木板组成的结构。
木板厚度小,能在短期内干燥,结构的变形较小,且木板又无完整的年轮,在干燥过程中切向和径向收缩率不一致所引起的翘曲可用加压的方法控制。
干燥不均匀引起的内应力很小,即使产生裂缝,因开裂程度轻微,不影响结构的安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_木结构
东晋朝代以前,床的叫法都是榻;东晋以后至初唐,床榻不分家,两者都有叫的;后也叫床榻,也有卧榻之侧岂能安睡之说。汉代刘熙在《释名·床篇》中解释道:"人所坐卧曰床。"又说:"长狭而卑者曰榻。"《说文》也说:"床,身之安也。"而榻则是专供休息与待客所用的坐具。
扩展资料:
榻是专供休息与待客所用的坐具。榻的本意是指狭长而较矮的床形坐具,亦泛指床。该文字在《芋老人传》和《谭嗣同传》等文献均有记载。古代的床榻,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珍贵硬质木材所制。如黄花梨、紫檀;另一类为白木材质,此类床榻或髹漆、或贴金、或镶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床榻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1055—11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
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号墓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
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
2016年1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盖志庸证实,去年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的辽代贵妃墓主人出自辽朝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第一任皇后,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
去年9月,考古人员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罕见的辽代贵妃墓,墓室为青砖砌墓,平面呈圆形,穹庐式顶。墓门上覆有彩绘,唐风浓郁,色彩艳丽。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央清理出一方墓盒,墓盒表面有阴刻篆体“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九个字。但在棺木中,只发现了指骨,经过四次过筛,也没有发现其他骨头。
据墓志可知,墓主人于统和四年(986年)嫁给圣宗,并被立为皇后,育有两女一男,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是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
一统碑:古代一种单靠背,无扶手的椅子的名称。其主要特征是椅背与椅面之间呈直角,椅背上下宽度一致,搭脑两端不出头。称为一统碑是言其形如一座碑碣。南方诸省亦称“单靠”。
明式靠背椅:没有扶手的椅子都是靠背椅,靠背椅的造型变化主要是“搭脑”与“靠背”的不同,有许多式样。例如,比灯挂椅的后背宽的椅子叫“一统碑”椅,言其像一座碑碣,南方民间亦称“单靠”。
灯挂椅:靠背椅式样之一,其搭脑的两端挑出,很像江南农村竹制油盏灯的提梁而得名。
梳背椅:靠背椅式样之一,因椅子的靠背采用圆梗均匀排列而得名。
屏背椅:靠背椅式样之一,因把椅子的靠背做成屏风式而得名,常见有“独屏背”和“三屏式”等。
灯挂椅,是单靠背椅的一种款式,其搭脑两端挑出,因式样像江南农村竹制油盏灯的提梁而得名。
梳背椅:椅背部分用圆梗均匀排列的一种单靠背椅,因其椅背形如梳篦,故得名。
笔梗椅:是将靠背椅的靠背背板转换成若干根圆梗排列而成。在艺术品收藏市场上,藏家常常将笔梗椅和梳背椅混淆。其实,梳背椅的背梗是均匀排列,而笔梗椅有虚背部分,无背梗。
屏背椅:指把后背做成屏风式的单靠背椅。常见的有“独屏背”和“三联屏背”等,是明式家具的一种典型式样。
扶手椅:指的是有靠背的又带两侧扶手的除了宝座、交椅、圈椅外统称。
扶手椅有两种形制,其一是南官帽椅,北方地区称为玫瑰椅,南方地区称为文椅,形制矮小,后背和扶手与椅座垂直;其二是四出头官帽椅,官帽椅是以其造型类似古代官员的帽子而得名。
官帽椅:又可分为“四出头”官帽椅和南官帽椅两大类。所谓“四出头”是指椅子的搭脑两端和扶手前端伸出寸许,后背为一块靠背板,两侧扶手各安一根连帮棍。南官帽椅是南方制作的一种靠背椅,和“四出头”官帽椅的主要区别是搭脑左右和扶手前端不出头。
四出头官帽椅是明式扶手椅的典型式样之一,其特点在许多处都作曲线处理:椅子的“搭脑”正中削出斜坡,向两边呈八字微微下垂,然后又挑起,两端出头,形似官帽;左右扶手的前端也出头,故名为“四出头官帽椅”,又有简称“四出头”。后背板是一块上凹下凸的弧形曲面形的靠背板(侧看是s形),与搭脑和椅座相连。椅子的两条圆后腿自扶手处便向后弯曲成一个弧度与搭脑相连。扶手也是弧形的。扶手的前立枨叫鹅脖,也是弧形的。两侧扶手的中间各有一根“联帮棍”,联帮棍也是先向外弯,然后内敛,与扶手相接,俗称镰刀把。椅座之下,迎门的券口牙子采用壶门作法。四出头官帽椅通高120cm,座面55.5cm×43.4cm。一般与茶几配合成套,以四椅二几置于厅堂明间的两侧,作对称式摆放,用来接待宾客。
玫瑰椅:(明式玫瑰椅)
又名“文椅”。玫瑰椅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靠背和扶手与椅座均为垂直相交。二是靠背较低,仅比扶手略高一点,玫瑰椅一般靠窗台摆放,这种使用方式决定了其靠背不能高出窗沿。如果和桌子一起使用,椅背不超过桌面的高度。三是因靠背的装饰不同和采用牙子不同而有多种样式。常见的式样是在靠背和扶手内部装券口牙条,与牙条端口相连的横枨下又安矮老(短柱)或结子花,是玫瑰椅的典型样式。也有在靠背上作透雕的,式样较多,别具一格。
后背与扶手高低相差不多,椅背比一般的椅子后背低,靠窗台陈设时不致高出窗沿,造型别致。靠背和扶手内部装有透雕的券口牙条,做工精细,是明式家具常见的一种椅子式样。
圈椅:圈背连着扶手的扶手椅,圈背和扶手从高到低一顺而下,坐靠时可使人的臂膀倚着圈形的扶手,十分舒适。造型圆婉优美,体态丰满劲健,是我国独具民族特色的椅子样式之一。圈椅是因靠背与扶手相连成圈形而得名。一般陈设在正屋八仙桌的左右两侧(注意放法,不是正对着放)。圈椅是交椅的改进。圆婉优美的椅圈通过后立柱,从高到低一顺而下,成为扶手。靠背板向后凹曲。坐靠时,人的臂膀倚在圈形的扶手上感到十分舒适。从结构上看,四条圆腿略为四挖,前腿的上端叫“鹅脖”承托扶手。扶手下装有向外弯曲的联帮棍(又叫“镰刀把”);座下装壶门券口牙子;腿跟处装有不在同一平面上的管脚枨,叫步步高管脚枨。圈椅在明代曾称为“太师椅”。
圈椅的圆弧形的靠背及扶手,对木材的纹理选用要求很高,也很费料,讲究的采用“三拼”(即用三条弧形的木,用楔钉榫连成的),一般则采用“五拼”。
从结构上看,明式圈椅有两大类常规做法。第一种,即前腿与鹅脖(扶手下的立枨)为同一根木材,后腿与靠背的立枨为同一根木材,靠背板攒框嵌板而成,其上略有浮雕装饰。座下三面均装有壶门式雕花券口牙子。圈椅的鹅脖(前腿上端)一般是曲形的,在椅圈与立柱、鹅脖与扶手、靠背板与椅圈之榫结处,均装有锼花边的花牙。脚跟处装有步步高管脚枨,其下亦装有锼花边的脚牙。此类椅式,风格简朴,清新雅致。从工艺上讲,此类椅式的四条腿要用长木料,对木料的纹理走向要求很高,制作难度也较大(因四腿略外挖,又是圆腿,榫卯制作难度很大)。
第二类,鹅脖和椅圈立柱与腿足分别制作,是圈椅的另一类结构形式。靠椅座下采用面板、束腰、托腮、牙板、三弯腿、龙爪足、托泥的结构形式。靠背板上有精美的浮雕装饰。靠背板、后立柱、鹅脖均装有曲边花牙。高束腰的两侧有柱,嵌有板式的浮雕螭龙装饰。托腮较宽。三弯腿与壶门式牙子榫接得很好,浑然一体,其上有卷草纹浮雕。龙爪足下有须弥座式托泥。托泥也采用壶门式牙条。此类椅式,风格豪华,气势不凡。从工艺上讲,因此类椅式座与腿是分离的,四条腿只用短木料,对木料纹理走向要求不高,因腿与牙条,管腿枨是垂直相交,故制作较易。
交椅:坐具,亦称“交床”、“胡床”,是古时一种可折叠的圈背扶手椅。宋代陶毂《清异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胡床施转开以交足,穿便条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时称逍遥座。”交椅,原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折叠坐具,叫胡床,亦称“交床”、“交椅”、“绳床”。其特点是可以折叠,便于携带。这种椅子的结构上很像马扎,摆放时,采用方框形结构制成的椅腿,沿一个铁轴拉开,呈交叉状而得名。交椅有圆弧形的靠背及扶手,从高到低一顺而下,坐靠时可使人的臂膀都倚着圈形的扶手,十分舒服;座面是软屉,椅腿可以折叠,下面有放脚的踏床。交椅在南宋时就已经制作相当完善。交椅在元明时仍然流行。使用时,交椅摆成八字方位,宾主对坐;也可在大堂正中放一把交椅,左右两侧摆放一至数把交椅。到清代中期,由于其他椅子的流行,这种可折叠的交椅便不再流行。交椅的圆弧形的靠背及扶手,对木材的纹理选用要求很高,讲究者是三拼(即用三条弧形的木,用楔钉榫连成的),一般为五拼。
太师椅:是形体庞大、做工精细、设在厅堂上的扶手椅的通称。清代以后多指大型圈椅式交椅。
明式南官帽椅
是流行南方的椅式。南方制作的官帽椅与“四出头官帽椅”稍有不同,即“搭脑”的两端和两个扶手的前端均不出挑,但“搭脑”仍向后凹进,形似官帽,故名“南官帽椅”,是明式家具中椅子的代表式样之一。南官帽椅也有几种样式。有一种四出头官帽椅,靠背很高,自扶手处起向后打了个活弯,靠背板也是向后打了个活弯与搭脑相连。正是由于椅后腿有较大的弯曲度,不仅制作工艺较难,而且还费料,但却是明代流行的样式。背板上有浮雕双螭团花纹,这也是明式椅流行的做法。椅座之下的结构与一般椅式相同。靠背较矮的样式,靠背用三根直圆立枨,座下面三面均采用罗锅枨加矮老,脚跟处装步步高赶枨。还有的南官帽椅,椅座为扇面形,搭脑的弧度则向后凸,与大边的方向相反。全器为素浑面,只在靠背板上浮雕。座面下三面安装“洼堂肚”券口矛子,沿边起“灯草线”。
六方椅:椅子的变体做法,往往将座位的前缘加长后做成六角形椅面,故相应地设有六足,扶手前端也不出挑。北方称六方椅,江南一带称之为六角椅。
独座:清代园林和大户人家厅堂上使用的扶手椅。其形体浮重,尺寸较大,有气魄,并常雕刻云纹、灵芝纹等,一般靠背中央还嵌有圆形云石,是江南地区别具一格的坐椅。
宝座:宫廷大殿上供皇帝使用的扶手椅,一般都施以云龙彩凤等繁复的雕刻纹样,髹涂金漆,极度富丽华贵。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央,在约两米高的七阶木台上安放着一把镂空金漆雕龙扶手椅,即称“宝座”。
上梁是为了图喜庆。在农村里上梁也称为庆梁,是指在盖房的时候安装屋顶最高一根中间梁的过程。在老家里上梁的时候放上一挂的鞭炮,而工匠们则抬着梁木在鞭炮声登梯,这被称为“升梁”。梁上要查一面杏黄旗并且大梁上还要贴着红纸的条幅,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或“上梁大吉”,“吉星高照”等,另外还要在梁上挂红布表示喜庆。
据史料记载,造屋上梁作为礼仪始于唐、宋时期,到明、清年间已普及全国各地。常武地区上梁仪式至今仍然流行,且十分隆重。20世纪80年代前,“屋梁”都是用圆木制成,之后一般住房改用水泥、钢筋浇铸而成。进入21世纪,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造房人家越来越少,上梁仪式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扩展资料
上梁的习俗:
将正梁放平稳后,主人要将亲朋好友送来的“五谷彩袋”搬到屋顶,放在梁的正中,寓意五谷丰登,有的地方在正梁中间挂上装有红枣、花生、米、麦、万年青等的红布袋,寓意“福、禄、寿、喜,万古长青”。此后,匠人将果品、食品等用红布包好,边说好话边将布包抛入由主人双手捧起的箩筐中,这个程序称为“接包”,寓意接住财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