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事变、戚继光抗倭等事件的来源，发生的历史原因，好像是和明朝朱姓哪一脉的后代生的五子有关
土木堡之变
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明英宗（朱祁镇，明朝第六位皇帝。明宣宗长子。9岁即位。）被俘事件。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队追赶上来，把明军团团围住，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王振被部下杀死，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背景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明朝北方的边界上崛起了一支强大的蒙古人部族，号称瓦刺。也先继承瓦刺王位后，同明朝就开始发生磨擦。明朝的王振，本来也想讨好也先，但由于贸易方面的磨擦，激化了双方本就不协调的关系，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也先派了两千多人跟明朝做买卖，为了多得一点赏赐，也先谎报了贸易的人数。这件事给王振知道了，便说也先欺骗朝廷，单方面削了价，只给也先五分之二的钱， 土木之变
还下令礼部不给来贸易的人吃饭。也先本就找不到发兵的理由，现在终于有了口实。他立即发兵攻打山西的大同，打得明朝的守军节节败退，紧急军情很快传到了北京。 明王朝本来已经派了驸马都尉井源率兵四万去增援大同了，但是王振却还想扩大这次冲突。他的家乡就在大同附近，只怕瓦剌人侵占了自己在家乡的田庄，又想趁这个机会，到家乡人面前抖威风，顺便建立奇功，巩固自己的地位，便竭力劝明英宗御驾亲征。 虽说这一年明英宗朱祁镇已经二十三岁了，但他依然像当年小王子时候一样，什么事都听王振这位“先生”的。要知道，英宗小的时候，就这位王振先生是他的朋友，他觉得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位王先生了。王振说要亲征，并说瓦刺人不堪一击，他立即信以为真，下令三天后立即出征。朝中官员听到圣旨，吓得在午门外跪了一大片，都说御驾亲征不是儿戏，三个月能不能准备好还成问题，要英宗收回成命。可是，这位似乎永远长不大的皇帝只信王振的，根本不管大臣们的建议，一意孤行地要按原来的命令行事。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五十万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出发了。出发前只把北京交给弟弟朱祁钰留守，也不管敌情如何，也不商量作战方略，连后勤保障都没安排好，简直把亲征当作小孩子玩游戏一般。 当然，后果大家都知道了，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王振被愤怒的部将锤杀，这就是“土木之变”。
戚继光抗倭
历史渊源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 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入侵南汇县，闵电等募集千人抗击。同年倭寇进犯松江，营州商人孙镗捐资助军饷，还派人回家乡动员子侄前来参加抗倭斗争。当时有“吴中倚镗若长城”的说法。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由苗、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人，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进犯定海，城中居民誓死抵抗，倭寇转攻长乐，城墙崩坏几十米，居民数千人列栅拒战，拼死防守。同年，倭寇袭击扬州，各地来扬州经商的商人数百人参加守城作战，郜姓商人射死倭寇首领，扬州城得以保全。 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了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终于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事件过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官军与倭寇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将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底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今莆田县平海），以此为巢，四出骚扰。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在攻击平海卫倭寇的战斗中，戚家军为中军，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从两翼配合攻击。二十一日，戚家军以胡守仁部为前导分兵三路，以火器打乱了倭贼前锋骑兵，乘势发动猛攻，俞、刘二部从两翼投入战斗。倭寇三面受敌，狼狈窜回老巢。三路明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围困于巢中，并借风火攻，荡平了倭巢。此战只用了四五个小时，歼倭2000多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多人，明军收复兴化城。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又率部消灭了原侵扰政和、寿宁的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相继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和漳浦蔡不岭，斩获颇多。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余倭逃往广东。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 俞大猷也是一位抗倭英雄。在福建境内的倭寇被平定后，广东倭患严重。广东的倭寇主要是由俞大猷平定的。他在任广东总兵前，就招收过漳州农民武装6000人，到广东之后，先后调汀、漳等地军队1．4万人到广东，其主要部分就是他在福建招收的那支队伍，到广东后，俞大猷又招募和组织农民武装力量，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获得很大成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海丰附近的战斗中，农民武装花腰蜂等英勇杀敌，取得了胜利。俞大猷领导广东军民歼灭了广东境内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这是爱国军民共同奋战的结果。 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驱使沿海居民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与倭寇内外勾结，为害颇大。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海上贸易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
历史名人
明御史申佑其人其事
田佑恭
田景贤
邹 庆
申 ?
李英才
蔡宇光
申绍伯
龚来发
申尚贤
明御史申佑其人其事
生也忠孝 死亦纲常－－明御史申佑其人其事
申佑，字天锡，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55），世居务川火炭丫（今大坪镇龙潭村）。龙潭村申姓占98％以上，皆以申佑后裔为荣。当地至今仍流传着许多关于申佑的故事，如“天池塘”、“来雁塘”的传说。
据说申佑幼时即“有至性、颖异不群”，与同窗邹庆、田太、苟禄在江边回龙寺读书时，老师见四人聪明好学，遂于四人名字中都加一“天”字（即申天佑、邹天庆、田天太、苟天禄），寄予愿望，四人利用课余时间挖得池塘一口，因四人名中都有“天”字，故名“天池塘”。“来雁塘”则是说江边回龙寺一带古时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风景优美，常有大雁栖息于上。明正统年间，江边两岩申佑、邹庆、邹?（邹庆之子）先后中举。时人以雁为瑞兆，附会此塘曰“来雁塘”。而笔者在龙潭寨听到的最多、最为当地人津津乐乐道的则是申佑的三烈事迹。
其一：事亲之难能可贵，申佑童年时，一天随父亲上山耕作，忽然从树林中窜出一只老虎，申佑父亲惊惶失措、躲避不及，被老虎拦腰一口咬住，申佑虽年仅七、八岁，然而目睹父亲被咬去，救父心切，竟忘了危险，手执一根木棍，毫无惧色地跑上去猛打老虎，老虎竟然震慑于申佑的稚子之威，丢下叨在口中的美食，就这样申佑救回了父亲。
其二：事师之难，申佑16岁时（即正统五年1441）考中举人并入国子监学习，当时有祭酒李时勉因谈论时事触怒英宗皇帝，英宗下旨将李时勉下狱并带枷示众于国子监门口。申佑挺身而出，倡仪国子监六馆学生齐聚皇宫门外，同石大用等人槌鼓请愿，愿意以身代替师难，英宗皇帝或许是迫于压力，也或许是受到申佑等人精神的感动，最后开释了李时勉。
其三：事君之难，正统十年，申佑20岁考中进士，授四川道监察御史。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军四路南犯，宦官王振调集五十多万人，蛊惑英宗亲征。申祜以御史身份随驾出征，兵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以瓦剌军包围，几次突围，申佑都随侍帝驾旁，为英宗挡敌开路，战斗中，申佑舍生忘死，以致身上的鲜血都溅到英宗衣服上，然终不能脱困。最后，英宗不得不下令在群臣中选与自己相貌相似的大臣，代乘帝舆突围。因申佑貌似宗宗，所以由他乘上英宗的帝驾，吸引瓦剌军，掩护英宗突围。最后，申佑死于瓦剌军的重重追杀，时年仅24岁。而英宗虽然保全了性命，却终被瓦剌所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古人说：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天下之三本，申佑在君、亲、师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都表现出了一贯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忠孝本色。龙潭文化人申学伦老师在这样侃侃而谈说到申佑时，言辞间充满着自豪。是的，申佑不仅是龙潭人的骄傲，也不仅是申姓人的骄傲，他更是务川县所有仡佬儿女的骄傲，他的精神，并不仅仅是封建礼教的忠孝伦理，更是中国传统美德成仁取义、视死如归、尽忠报国的体现。
英宗被俘，成王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年号景泰。景泰元年，朝廷下五道敕命：一、申佑死难、特赠进阶文林郎，职如故；二、申佑之父申俊（已死），特赠进阶文林郎，四川道监察御史；三、申佑嫡母张氏曾孺人；四、申佑生母李氏赠孺人；五、申佑妻李氏特封孺人。景泰三年，特赐申佑子申链恩生（见嘉靖《思南府志?敕诰篇》）。
英宗回京后于景泰七年（1456）再次登基，对“土木之变”中死难之臣均予追封、赐谱号，但唯独缺申佑名，对此，后世颇多不平，嘉靖年间御史箫重望在其奏疏中言及此时说：“……所以坐享太平，获晏安全盛之业，伊谁之力也哉 奈何天顺改元登极，竟忘代驾之功，通纪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而土木堡忠臣庙渺焉无闻，公道淹没，后之人臣，亦何乐于以忠自见者。反不若景帝即位，尚悯孤忠之死难，深怜塞草之凄怆，宠锡以敕命，连荫二子……”，礼部尚书程敏政在其奏本议稿中亦有言：“……君子骨弃鳞介之乡，名落封简之牍，致有血溅帝衣，而不获颐脂鼋鼎……，国祀无闻，乡祀无闻，里中不尝一豆，袭荫忘其裔……”，崇祯史部文选司郎中杨廷昭在《忠孝申御史公实迹序》中说：“……何同难之十六君俱已开国成家，告圭庙食，燔柴之夜，独不分公一 羹乎！”那么“于殉难十六人中独缺其名”的原因是什么呢？（据《明史英宗前记》所记载：死于土木之役的大臣有“英国公张辅，泰宁候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候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野，学士曹鼐、张盖，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启”等十六人。）箫重望说是：“申公无亲识之在朝，亦无子第之在职，英宗当国步艰难之际，倥偬丧乱之秋，申佑远在天末……”，杨廷昭认为“近水有月，僻壤无天，非浪说也”。此二人都认为申佑出生偏远之乡，一无亲朋好友二无后人子弟在朝为官，无人为其死难呼鸣，英宗又值国步难艰之际，倥偬丧乱之秋，故而在谥萌祀典死难之臣时忘了申佑。
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个人认为：申佑死难于王事，前景泰帝于战事当年即有敕命，可见当时的官方对申佑死难之事是确凿无疑的，并非与申佑远在偏僻之乡而有厚薄；而与申佑一同长大、一同读书的好友邹庆此时任云南姚安军民知府，说无亲朋故识在朝为官恐怕也不成立；况且申佑作业一名御史死于王事而无褒恤，众御史大臣以及都察院，怎会不为其鸣争？那么，是申佑官职太低吗？明朝的分道监察御史与副都御史的官职基本相同，而副都御史邓启在土木之役战死大臣名单中赫然有名，由此可见也不是申佑官职太低的缘故。这种种疑点说明英宗褒恤土木之役死难之臣时，独缺申佑是有其它原因的。
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威严有加，尊荣无比，然而土木之役，英宗皇帝竟被异族所俘，是极有损皇帝身份的，这一段历史，肯定是英宗的难言之隐，然而″土木之变″又是大事，史书不得不记，而这件大事件中的一个细节，却是英宗记忆深处最不愿回忆的，那就是申佑代驾死难之事。“命群中选有与联貌相结合，妨不代联乘舆，庶脱联难，众推申侍御，君貌若相似，即命以身代躬乘銮远驭……”（箫重望上奏疏），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申佑代乘帝舆突围的主意是英宗自己想出来的，这种″狸猫换太子″的下下之策，反映出了当时英宗皇帝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心态，这种用牺牲别人生命换取自己性命的作法，是任何人都不耻的，这也就成了英宗以后最难堪的回忆，最不愿别人提及的一段往事。而后来竟有人为英宗开脱道：″谓北征之役，张辅、王佐亦同于靖难，无匡救之功；侍驾之臣朱勇、薛绶未必非精忠，乏安全之策，且喜宁与振亦于军中，不宜滥恤″，也就是说，死难的臣子，虽然忠心耿耿，但最终都没能匡救英宗皇帝，况且又有太监喜宁降敌，王振伏诛，所以褒恤不宜滥施，然而事实却是英宗天顺改元登基之后，对王振并无怨恨之心，反而为王振立庙祭祀，可见这种开脱是何其苍白无力。英宗之所以只字不提申佑代驾死难之事，其实是怕自己在土木堡中贪生怕死的情形大白于天下。英宗不仅自己全然忘了申佑血溅帝衣、代驾之功，而且压制下级对申佑功绩的评叙，土木堡忠臣庙即是一例，这种祀祠忠臣的庙宇，一般都是经礼部审查议定，皇帝下旨修建的，何况土木之役还是英宗亲历之战，然而就是在这座最有纪念意义的忠臣庙内，却“独不见申侍御忠孝名臣牌位”（箫重望上奏疏），史官也不敢妄自记录，以致“通纪不挂一字”、“史俱缺文”。这都与英宗皇帝有极大关系，或者说，这些都是在英宗的直接授意下这样做的。
然公道自在，天理难泯。英宗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间，先有礼部尚书程敏政奏议草稿“后以他事，不果具奏”，后有“肖重望以一事入奏，敖宗庆以三烈称奇，杨廷昭谓义重纲常、田西麓言荣及乡国”，众起而为申佑死难之事呼吁，题请特祠。此时又正值嘉靖皇帝大礼议，编写《明伦大典》，推崇礼制，于是终得朝廷赐谥“忠节”，并于嘉靖十年（1531）由巡按御史郭弘化令思南府、务川县分别立祠以祀之，祠名“申忠节公祠”，申佑忠魂终有所依矣。务川″申忠节公祠″座落于县城菠萝山簏，又名“申佑祠”，今存。祠广20米，宽21米，四周封火山墙，有正殿、两厢、牌楼等建筑，康熙、道光年间相继修葺。据传，过去每届县官到务川上任后都要到申佑祠拜祭，每次维修，也都要抬高原建筑，以昭著申佑的忠孝精神，由此可见申佑对后世的影响。
申佑对务川文化教育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务川虽为黔古邑，然而地处偏远，明嘉靖前县内无学，往往山行五六日到思南府就学，这使得许多俊秀之才埋没于山区。然而至申佑登进士一举成名，天下皆知，始有郡人田秋为务川、印江请建学宫。查嘉靖《思南府志》，思南府治二县四司，建儒学立文庙者仅本府及务川县。试想，若没有被师承王阳明、官至云南参政的李渭誉为″南畿文学宗″的申佑，若没有申佑的千秋完节，焉有务川县的儒学。务川教育至此大盛，修建书院，蔚然成风，先后建有敷文书院、淳化书院、修文书院、罗峰书院、培元书院等。教育的兴起，为务川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据《务川县志》载，明、清两朝，务川共出进士、举人83人，蔚为壮观。而后世的仁人志士、芸芸学子亦同样秉承了申佑成仁取义，正气浩然，铁骨铮铮，生死置之度外的忠臣气节。光绪二十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发起603名举人签名的“公车上书”，务川赴京会试举人徐致和、聂树楷、申允熙、申德渠慨然签名，义无反顾地参加这一爱国义举；王济辉，务川三坑人，先任吉林临江县知事，大义凛然回拒日本人绘制其辖地地图，后任桓县知事，誓师讨伐袁世凯。文化是继承的，精神是传承的，申佑的忠烈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仡佬人，他们为了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舍生忘死，奋斗不息。
谨以申佑祠对联一幅为本文作结。
视死如归，七尺浮躯损土木
欲生有甚，千秋正气壮山河
参考资料：
1、龙潭后寨道光十三年（1833）申氏族谱
2、嘉靖《思南府志》
3、《务川县志》
4、《明史》
田佑恭
田佑恭 （1075~1154年），字子礼，宋思州务川县人。自幼有胆识。未受任时正遇靖州（今湖南靖县）土酋叛乱，其父奉令征讨。父当行，但因病不能去。田佑恭曰：“谚有之‘养子防老’，愿代父而往，死无悔矣。”乱平，元符二年（1099年）授田佑恭团练使。政和间，宋徽宗召田佑恭入朝，厚赐田佑恭，拜为番部长，统领思州疆土。宋政和二年（1112年）黄阳洞酋首冉万花聚众叛乱犯黔州，田佑恭奉命征讨，很快剿平，俘获首领，威名显著，朝廷擢升田佑恭成忠郎，充思州边西巡检。政和五年统义兵策应泸南，解梅岭堡之围，智擒卜漏，平2州8县及诸屯30余城，拓地2000余里。朝廷授忠义郎转武翼郎。此后，田佑恭多次奉令出征平乱并抗击金人入侵。身经百战，屡建奇功，颇得朝廷信任。曾三次被召入京，朝廷赐以金带、银器、鞍马等物，并擢升官职。政和七年以功转武翼大夫，加荣州刺史；宣和元年（1119年）授泸州兵马钤辖，加忠州团练使，再加贵州（今广西贵县）防御史，充成都府路兵马都监，令利州（今四川广元）驻扎；绍兴元年（1131年）授夔州路兵马钤辖，迁中亮大夫；同年，复置思州，知思州军州事兼务川县事，因保蜀有功，加华州观察使；三年，迁通侍大夫；十一年以累大功，迁奉宁军承宣使，加边郡承宣使，仍领思州事。
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七月初九，田佑恭因老告终，享年80。南宋进廷赠正任保康军承宣使。其子田汝端袭爵位，以后行两郊大礼，赠开封仪同三司、少师、思国公。黔州通判郎中于观撰铭旌表。殓葬于务川归义乡西山之原，远祖田克昌墓之侧。后人感其安边威德，于思州、珍州立祠铸鼎，呼其祠为“少师祠”。
田景贤
田景贤（1236~1297年），田佑恭七世孙，字德孚，宋思州务川县人。生于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自幼勤奋好学，演文习武，善与人交。16岁时，其父去世，袭父职，兼南平军沿边各洞宣抚使。在胞叔田应庚（宋守御使）、田应已（忠胜军副都统）扶助下，维护社会安定，使地处四周动乱的思州，民安物阜。宝佑五年（1257年），宋朝廷嘉许。咸淳年间，又于隘头上衙（含沿河县客田乡）设立巡检司，以族人田宗恕为巡检，加强了对元兵的防范。
德佑年间，京都临安守卫空虚，形势危急，谢太后下诏各地“勤王”。田景贤与播州知州杨邦宪，各率兵远程赴临安“勤王”。军行至真州（今江苏征仪县），适遇元兵，田景贤、杨邦宪协助真州知州苗再成、守将赵孟锦与元兵大战于老鹳嘴（俗称黄天荡），首战告捷。是年四月，朝廷加委田景贤为团练使，率兵入卫京都。九月又擢升为福州观察使，仍镇守京都。是时丞相陈宜中当国。十二月，陈宜中派属官柳兵到元军求降，田景贤遂率师还乡。
景炎二年（1277年）春，元兵攻下重庆，紧迫思州，田景贤于是致表请降。元廷于思州置新军万户府，以田景贤为总管。次年春，奉召朝参，授田景贤思州军民安抚使，进爵荣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此时元兵已进驻镇远，他不顾个人进退，上书忽必烈，要求元兵进驻思州，不得骚扰百姓，元廷“从之”。是年，他将思州治所由今务川县城迁至德江龙泉坪小谷庄。不久火梦其城，又迁徙都坪清江城（今岑巩）。原思州领务川、安夷、思邛、邛水4县。宋末元初，思州领地比原属地扩大一倍。大德元年（1297年），田景贤病卒，享年62岁，安葬于龙岗之南（今岑巩县）。
邹 庆
邹庆（1408~1481年），字佑之、天庆，号止庵，务川县江边人。邹庆幼时，在家乡回寺读私塾。同窗中、申佑、田太、苟禄、邹庆4人最得老师赏识。老师见他们四人学习刻苦，才思敏捷，特在他们四人的姓名中加一“天”字，名曰：“申天?、田天太、苟天禄、邹天庆”。他们四人每天在完成功课之后，利用休息时间，在学校对面挖成2亩多大的泥塘，又从河里捉鱼到塘里喂养。鱼塘是四个天字辈的学生修成，人们称之为“天池塘”。
明正统五年（1440年），邹庆去云南昆明乡试（当时贵州未设考场），中庚申举人。景泰元（1450年），授云南省北胜州知州，为官清廉，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天顺三年（1459年），升授云南姚安军民知府。成化二年（1466年），奉旨回乡养老。姚安百姓依依不舍，送他铜狮1对，重20公斤；铜花瓶1对，重10公斤，以示官民之情。
明理学家、西南大儒李渭评价说：“邹公庆，父子才美，与侍御公（指申?）埒名。邹公为滇州郡，卓有吏治，声称前哲，发祥遐域，振采宇内”。
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朝廷赠邹庆中宪大夫。次年在家乡病故，享年73岁，葬于江边杨柳池。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思南知府洪价采士论，举入乡贤祠。
申 ?
申?（1425~1449年），字天锡，务川县火炭垭人。申?天资聪颖，有胆识。少时随父至田间，一只猛虎突然从林中窜出来，向其父扑去，欲衔走，申?机智勇敢，持棒猛击其虎，虎被击痛而放口惊逃，其父幸免一死。申?勤奋好学，前往思南府城参加童试，补郡弟子员。明正统五年（1442年），申?去喜马拉雅山昆明参加乡试，中庚申举人。遂进京入太学肄业。在就读期间，祭酒李时勉，因谏政事遭奸臣王振谗言陷害入狱，带枷示众于国子监门。申?义愤填膺，倡议六馆诸生，上疏以拯师难。六馆诸生虽同性老师爱冤，但畏惧王振势大，怕遭株连，惟申?与石大用槌鼓称冤，伏阙不起，愿以身代师死。明英宗深受感动，特赦李时勉，让其官还在职。申?拯救师难的义举，蜚声于京师。正统九年，申?参加京试中甲子科进士，官拜四川道监察御史，时年19岁。在任期间，刚正不阿，胆识才略为群僚敬佩。申?学识渊博，重视培养人才，每次出巡州府，都要召集当地诸生，讲授经史，答疑解惑，提高地方人才素质。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军大举入侵，边关吃紧，告急文书纷纷来到北京，朝廷一片慌乱。英宗在权宦王振挟持下“御驾亲征”。申?以名御史身份，奉诏从征。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被瓦刺军围击，溃亡过半，走投无路。在这危急关头，申?从大局出发，为保皇上安全，穿龙衣，乘舆出征诱敌。瓦刺军认为是英宗出逃，紧追不舍，申?遇害殉难，年仅24岁，史称“土木堡之变”。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表彰忠烈，为申?殉国褒显，谥忠节敕曰：“人孰无死，惟死于国事者为至荣也。特追赠其为文林郎。”并下敕命五道，推恩及其父、母、妻、子。明嘉靖十年（1531年），贵州巡按使郭弘化令思南府及务川县立祠祭祀。
申?一生的事迹，在《明史》、嘉靖《思南府志》、道光《思南府续志》均有记载，近代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列有专条。
李英才
李英才，字育之（1605~1649年），务川县涪洋辰溪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负笈远游四川求学。年弱冠，考中文生，食廪饩。李英才3个胞弟，由其亲自教育，均补弟子员，时人称：“一门四秀才”。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英才39岁，赴贵阳参加壬午科乡试，中举人，名列二十七。时值明末，朝政腐败，社会动荡，遂隐居不仕，立志培育子女成才。于是办起家学，进行庭教。他有5个儿子，长子李士火昌 ，康熙八年（1669年）中己酉科十三名举人，官四川马湖府知府，嘉定（今乐山）州盐法府盐茶使；次子李火昆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岁出贡，未仕，三子李士火介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中戍科举人，未仕；四子李士火奎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中庚午十三名举人，官清浪卫（今地已并入镇远）和思州（今岑巩）儒学教授；五子李士火员 ，雍正元年（1723年）中癸卯科十三名举人，官麻哈州（今麻江）学正，安顺府教授。五子皆中科举，人们誉为“一门五子登科”。
清顺治元年（1644年），孙可望占据贵阳，闻李英才贤能，派使束帛加璧来家礼聘出山，共谋军事。李英才觉可望等系乌合之众，相互倾轧，难成大业，遂婉谢绝。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西王吴三桂叛清，十二月占领贵阳，遣使来乡聘为幕僚。李英才科头跣足，佯作狂人，厉声拒之。自甘清寒，乐守田园。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李英才病故，享年90岁。
蔡宇光
蔡宇光（1802~1884年），号荣轩，务川县城人。生于嘉庆七年（1802年）冬月初十，自幼勤奋，矢志向学。道光初年考取弟子员，食廪饩。后去北方，被聘为漕运总督朱澍之家庭教师。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参加顺天府（今北京）丙午科乡试，中“北闱”第二十八名举人。后回务川老家，勤修学业，手不释卷，博览群书，亦常研医学。咸丰年间，蔡宇光只身北上会试，屡试不中，滞留京城。
同治三年（1864年），吏部拣发甘肃省以知县候用。刚入省，奉命任两当县知县，有政声，升调平凉府知府。不久，遇固原兵变，平凉遭劫，蔡宇光险些丧命。省巡悯其苦衷，改委会宁县知县。蔡宇光办事公道，人称“蔡青天”。
光绪元年（1875年），甘肃省举行恩科乡试，调蔡宇光任监考。腊月事毕，调任金县知县。光绪二年，恩科会试，调京充任慈禧太后对读官。任务完毕，同僚皆曰：“公可望美缺也。”蔡宇光曰：“穷通命也，只求两袖清风，何损宦海。”蔡宇光在甘肃先后任官达12年，依然两袖清风。
光绪三年（1877年），年已75岁，告老还乡，职掌务川敷文书院（后改名罗峰书院）山长，任职5年。后闲居在家，义务给乡民诊治病情，从事民间医药，人们称他“儒生义医”。
蔡宇光于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二十五日病卒于家，享年82岁。
申绍伯
申绍伯（？~1883年），字南屏，号南园，务川县城人，清道光举人。申绍伯幼时，家境贫寒，父母多病无力，长期依附二叔申允厚生活，以至读书费用。申绍伯考中秀才后，叔父病魔缠身，不幸死去。家庭生活重担由申绍伯承担。申绍伯苦心经营，家境逐年好转。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赴省城乡试，中己酉科举人。因家中无人理料，毅然回家赡养双亲，教养子侄。
申绍伯学识渊博，深感务川历史悠久，置县很早，惜无人编修县志记载县情，他积极搜集地方史料，祖孙二人（孙申伯符）编辑《南园纪事》（手抄本）三卷，约7万余字。他在《纪事》中说：“按务邑文事武功砰訇彪炳者颇不乏人，只以县志千余年失修，遂致县籍有证可稽之名人，亦为他县窃有，后世转载相传，亦竟无人揭证其非者……故余今照古著更订，并附录各著于后，希望后这编县志者，有所借鉴焉”。《南园纪事》内容较丰富，涉及天文、地理、营建、食货、职官、学校、武备、人物、艺文等诸方面，是反映务川县情的珍贵资料。
龚来发
龚来发（1862－1995年），务川茅天人，仡佬族，于1862年3月出生在务川石江坪安家坨。半岁时，因家贫，父亲无力养活他，被送给茅天大帮岭向老二做儿子，刚满10岁，向老二夫妻先后去世，龚来发生活无着，跑到山坡上以野果、野菜度日，过了4年“野人”生活。他习惯于赤足在山间行走。白天在外找寻食，夜间在山洞或树下睡觉。全身长着黑毛，人们称他为“小野人”。他14岁那年，大帮岭向礼全缺劳力，就上山找龚来发，要他来家干活，龚来发就到了向礼全家，从此结束了“野人”生活。龚来发在向家干活勤劳，为人忠厚。向礼全先后生了3个男孩，年年收成也好，向礼全从内心喜欢龚来发。当向礼全年过六旬时，已是儿孙满堂，家境较好。临终时，给子孙留下遗言：“龚来发到我家后，我家人财两发，他就是大家的老人，不管他活到什么时候，都要好好赡养他。”龚来发在向家过了7代人，代代对他孝敬。村里人家，老小都称他“老祖 ”。
龚来发一生务农，未婚。他不喝酒，不服药，爱吸土烟，他的竹烟杆已陪伴他100多年了。吃的是粗茶淡饭，过去吃苞谷饭，晚年吃大米、苞谷混合饭。他性情开朗，爱说爱笑，尤其喜欢唱山歌。他所在的村子，三面群山环绕，森林茂密，村里人家房前屋后都栽有大片竹林。
中国老龄委员会和93全爱老行动组委会，在1993年老人节举办的“中国百岁寿星排座次”的活动中，他以131岁的高龄，荣获“中国长寿之王”的称号，颁发了证书和“金座椅”奖杯。从此全国各报社、刊物、广播电视台记者，纷纷前往茅天专门采访报道。
河北省肃宁县颐春茶厂，聘请龚来发为名誉厂长，每月赠给200元终身养老金；务川县国营酒厂聘请为名誉厂长，每月给他200元终身养老金。他激动地说：“我一生经历了几个朝代，都没有现在好，我感谢共产党的大恩大德！”
龚来发因患肝炎病，于1995年3月12日下午1时在家中去世，享年133岁。
申尚贤
申尚贤（1909~1996年），笔名寿生，务川县城人。6岁启蒙读私塾，16岁赴贵阳考入一中就读，民国18年（1929年）去北平，考入汇文中学高中部学习。几次考北大，国文成绩优异，因数学不达标而落选。北大文学院教授为他惋惜，特收他为旁听生。“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申尚贤积极参加北大队伍示威游行。除在北大听几节课外，成天泡在图书馆里专心读书。1933年下半年，申尚贤开始文学创作，他的文章用笔名寿生在《独立评论》、《国闻周报》、北大《歌谣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论文、小说、诗歌等多篇，为当时的名流学者叫好。
何光渝认为寿生的这些小说，已经毫不逊色于四川的沙汀、李?人、周文，湖南的沈从文、黎锦明等人同时期的同类小说。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北平沦陷，申尚贤回到家乡，在家乡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以及提倡体育活动等等。1940年任务川中学老师，1942年，任务川临参会议员。由于他揭露时弊，县党部、县政府对他怀疑，他避居农村。1944年秋，务川中学增设高中部，又受聘任教。1947年受贵阳清华中学之聘，前往任教。解放前夕回到务川仍居住农村。务川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先在学校任教，1951年任县人民政府任文教科副科长，后任民政科、农业科科长。1956~1966年连续被选为副县长。1981~1987年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1981~1987年任贵州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