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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普冒死荐贤

据传有一次赵普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十分有才能，但是却一直没被发现。于是赵普就给宋太祖写了一个类似推荐信的报告，并且希望宋太祖把这个人招到朝廷里为官。

但宋太祖看了赵普的报告以后并没有十分注意，因为他从没听说过这个人，因此就把报告随手扔在了旁边。而赵普看皇帝没有反应，于是第二天又重新写了一份报告上去，内容和前一天那份大致相同，但是宋太祖对此还是没有同意。

于是第三天赵普又一次呈上报告，而这也让宋太祖十分恼怒，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皇帝，难道连一个人能不能做官的事情还不能决定，不想用就是不想用，凭什么要一再的来烦自己。于是当着赵普的面宋太祖把报告给撕了，扔还给赵普，并告诉赵普，自己就是不想用这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喜欢。

结果第四天赵普又呈上了报告，宋太祖本来以为是其他事情，结果一打开发现是自己昨天撕掉的那份报告。对此宋太祖非常纳闷，到底那个人有何种本事让赵普如此心心念念，难道是他的亲戚。

于是命人去调查，并且让赵普给自己介绍了一下这个人，这才发现原来那个人确实是个人才，于是同意了赵普的推荐，后来那个人为了朝廷为了国家确实也办成了不少事情。也正是因为赵普冒死荐贤，宋太祖对赵普越来越看重。

2、苏武牧羊

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以中郎将出使匈奴。但不幸的是，就在苏武即将完成出使任务准备回国时，匈奴缑王图谋劫持单于母阏氏归汉，副使张胜卷入这一活动。事发后，苏武受到牵连，被扣押在匈奴。

当时，匈奴单于为诱逼苏武投降，先将他幽闭于大窖中，苏武以雪和旃毛为饮食，不为屈服。单于决定把苏武流放到北海（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既然你不投降，那我就让你去放羊，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中原。”而单于只送给他几只公羊。

苏武持着汉节，在风雪交加的北海牧羊，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汉节和几只羊。年复一年，使节上挂著的旄牛尾装饰物都掉光了，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花白了，但汉节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手。

3、海瑞不畏权贵

有一次，都御史鄢懋卿下基层视察，他可是大奸臣严嵩手中的红人，沿途官吏们自然不能错过这个高攀的机会，纷纷破格接待，只要领导高兴，花多少钱是不在乎的。鄢御史长年搞纪检工作，对官场风气自然烂熟于胸。

为显清廉，他发出告示说：“本官素性简朴，不喜承迎。沿途饮食供帐，都应俭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侵扰百姓。”话虽这么说，可鄢御史的大队车马所到之处，无不呈风卷残云之势。眼见就要到淳安县了，海瑞心里也很着急。

淳安财政紧张，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倘若只搞个四菜一汤来接待，肯定脱不了怠慢之嫌。思虑良久，海瑞计上心来，他又修书一封，派人快马送给鄢御史。信上说：您是天下第一廉官，过州过府，轻车简从，从不增加地方负担。

但现在有些人专门败坏您的名声，说您每到一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就是溺器也用银器之具”。这把我搞糊涂了，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请您明示，我好做准备接待。

一席话像是打了鄢御史一记火辣辣的耳光，作不得声，还不得不对传言解释一番，又表扬了海瑞几句，只是他为了图耳根清净，干脆借口公干，绕道而行，惹不起，还是躲得起的。正直的操守，倘若没有圆润的智慧，海瑞不要说乌纱帽，恐怕几个头也不够杀的了。

4、黄庭坚：“凡有问，皆直辞以对”

宋朝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士大夫因支持或反对变法而形成了新旧两党，并逐渐演变成了党争，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黄庭坚曾参与编修《神宗实录》，因为他曾反对变法，被划归旧党。

宋哲宗绍圣间，新党重新掌权后，便在《神宗实录》中摘出千余条内容，控告他诬蔑宋神宗。双规、禁闭，诸多手段一齐上。但是，无论怎样威逼利诱，黄庭坚却始终不承认有诬蔑之辞，“凡有问，皆直辞以对”，不折腰、不惧怕、不屈服，其嶙嶙傲骨、凛然正气，令士大夫莫不叹服。

黄庭坚不会低头认罪，不会忍辱偷生，所以，他受到的打击比其他旧党人士更大，结局也更悲惨。他先贬涪州，后贬黔州，再贬戎州，后来还遭除名，被踢出了干部队伍，羁管宜州，成了阶下囚，最后惨死他乡。

在黄庭坚生命最后一段岁月里，他与宰牛的案板相对焚香读书，用三文钱买的毛笔为朋友写跋，把在城墙上淋雨当成平生快事，永远站着傲笑而不跪着哭泣，哪怕为此颠沛流离，困苦一生。

5、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在民族危急的关头号召各地起兵抗敌，誓死卫国，后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牢。这段期间，元朝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物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的条件之优厚、等待的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其它的宋臣。

忽必烈拟授文天祥高官显位。投降元朝的宋臣王积翁等写信告诉文天祥，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王积翁见他如此决断，不敢再劝。

不久，忽必烈又下令优待文天祥，给他上等饭食。文天祥请人转告说：“我不吃官饭数年了，现在也不吃。”忽必烈召见文天祥，当面许他宰相、枢密使等高职，又被他严辞拒绝，并说：“但愿一死！”

第200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

　

国民党军队机械化的过程 1932年成立汽车训练班，请了德国顾问皮尔纳父女二人做教官，皮尔纳教授各种车辆驾驶、修理和战车战术；他女儿教授数理化文化课程，学员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第8期毕业生挑选，为建立机械化部队准备人才。那时的装备，不过是普通汽车加装钢板，号称“装甲汽车”，以及10余辆摩托车和一辆奔驰履带拖拉机，并无真正的战车。

1934年11月，孔祥熙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从英国购入32辆“维克斯”型战车和若干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的“哈雷”牌两轮摩托和三轮摩托，在南京编成战车营。

1935年夏，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组建了交辎学校，自兼校长，还是由德国顾问皮尔纳教授机械化部队的战斗、战术及战防炮使用。一年后，该校改组为辎重兵学校和机械化学校。自此赔养机械化兵种的专门学府才正式诞生，机械化兵种也正式成为独立兵种，其军衔自成体系，用银白为底色。

1936年5月，以新近购买的德国“克虏伯”式轻型战车和“毫须”式装甲车为基本装备，蒋介石又在南京方山扩建了陆军装甲兵团，其它兵种的团长都是上校，惟独装甲团的团长是少将，由蒋介石的亲信杜聿明担任，足见重视程度。

1938年初，苏联以换货形式援助中国的T-26战车和自意大利购入的“菲亚特”战车、德国产装甲汽车、奔驰柴油卡车、美式福特卡车、意大利产摩托车数百辆陆续输送至湘潭，在这些车辆基础上，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仍由杜聿明任师长。

1938年4月，200师的搜索营出动装甲车12辆，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担任搜索警戒任务。

1938年10月，200师扩编为新11军，1939年改称第5军，扩编后，部队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担任中将军长。

戴安澜出任师长之后的第200师，只是第5军的一个步兵师，第5军除军直属的战车团外，其它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徒有“快速部队”的虚名。

1939年11月16日，蒋介石调其最精锐的第5军归白崇禧指挥，投入昆仑关战役。

日本战后公布，在昆仑关战役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包括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第42联队长坂田原一大佐、第21联队队长三木大佐以及第1、2、3大队的长官，该旅团班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士兵死亡4千余人。

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因战功卓著，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同年3月，戴安澜率所部万余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

第5军装甲兵团为保护战车寿命和军事秘密，所有战车均用汽车载运，但当时的汽车载重量一般只有4吨以下，且从昆明到畹町的一些桥梁负荷量不到10吨，只有“菲亚特”、“雷诺”战车抵达前线参战，T-26战车只能分拆成3辆车运输，因此没有来得及运抵前线。

刻舟求剑：比喻不懂事物已发展变化而仍静止地看问题。典出《吕氏春秋·察今》记述的一则寓言，说的是楚国有人坐船渡河时，不慎把剑掉入江中，他在舟上刻下记号，说：“这是我把剑掉下的地方。”当舟停驶时，他才沿着记号跳入河中找剑，遍寻不获。该寓言劝勉为政者要明白世事在变，若不知改革，就无法治国，后引伸成不懂变通、墨守成规之意

成语资料

【汉语文字】刻舟求 刻舟求剑 漫画

剑 【汉语读音】kè zhōu qiú jiàn 【成语繁体】 刻舟裘剑 【成语简拼】 kzqj 【日语注音】 ㄎㄜˋ ㄓㄡ ㄑㄧㄡˊ ㄐㄧㄢˋ 【常用程度】 常用成语 【成语结构】 连动式成语 【产生年代】 古代成语 【成语正音】 刻，不能读作“kē”；剑，不能读作“jiǎn”。 【成语辨形】 剑，不能写作“箭”。 【词语解释】比喻不懂事物已发展变化而仍静止地看问题。 【典故出处】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察今》（又名《吕览》）：“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感情色彩】 贬义成语 【成语辨析】 “刻舟求剑”和“守株待兔”；都含有“拘泥不知变通；做根本做不到的事”的意思。但“刻舟求剑”重于“刻”和“求”；强调虽然主观上努力；但不注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不能相应地采取适当的措施；“守株待兔”重在“守”和“待”；强调主观上不努力；仅想坐守等待；侥幸得到意外收获。 【词语示例】似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清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 【近义词】守株待兔、墨守成规、郑人买履、表水涉澭、引婴投江、缘木求 刻舟求剑 漫画

鱼 【反义词】看风使舵、见机行事 【成语用法】 连动式；作谓语、定语、状语；含贬义 【英语翻译】 ridiculous stupidity 【日语翻译】 情势(じょうせい)の変化も知らず，古いしきたりに拘(こたわ)ること 【成语谜语】 在船上作记号

编辑本段文章概况

原文

【原文】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jù)契(qì)其舟，曰：“是吾剑之所 刻舟求剑 漫画

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译文

【译文】 有一个渡江的楚国人，他的剑从船上掉进了水里。他急忙用刀在船沿上刻了一个记号，说：“这儿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止以后，这个人从他所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船已经向前行驶了很远，而剑却不会和船一起前进，像这样去找剑，不是很糊涂吗?

注释

1.涉--跋涉，就是渡过江河的意思。 2.自--从。 3.遽--急遽，立即，匆忙。 4.契--雕刻。 5.是--指示代词，这儿。 6.不亦惑乎--不是很糊涂吗？“惑”，迷惑，糊涂。“不亦......乎”是一种委婉的 刻舟求剑 漫画

反问句式。 7.坠--掉下。 8.若--像。 9.是吾剑之所从坠--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 10.楚--周代国名，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北。 11.求--寻找。 12.之--代词，代“剑”。 13.其剑自舟坠于水，其：他的。 14.遽契其舟，其：(指示代词)那。 15.从其所契者，其：他。 16.是吾剑之所从坠，之：助词，不译。 17.止：动词，停止。 18.行：前进。 19.亦：也。

作者

秦相吕不韦，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目录学家和经学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后为秦始皇所杀。本文选自《吕氏春秋·察今》

编辑本段成语故事

战国时，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他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宝剑掉落江中。他赶紧去抓，已经来不及了。 船上的人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那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上一个记号，并向大家说：“这是我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 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 船靠岸后那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捞了半天，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说：“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的呢？” 至此，船上的人纷纷大笑起来，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了水底不动，你怎么找得到你的剑呢？” 其实，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真是太愚蠢可笑了。

编辑本段典故寓意

刻舟求剑是一个寓言故事演化而成的成语，比喻死守教条，拘泥成法，固执不知变通的意思。成语词典中注音为（ kè zhōu qiú jiàn ），出自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察今》：“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都应当考虑到这种变化，适合于这种变化的需要。办事刻板，拘泥而不知变通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讽刺了片面、静止，不知变通、墨守成规的人。 刻舟求剑是一个贬义词，并列式短语，为“刻舟”和“求剑”两个动宾短语构成的并列短语，在句子中可以作谓语、定语或者状语。 1.现在都是科技时代了,你连电脑都不想学还一直想进网路公司,这不是刻舟求剑吗? 2.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我们也应该积极进取,放大眼光，否则就是刻舟求剑,得不到收获.3.新的挑战,新的机会,一定要改变思想,尽快适应环境,刻舟求剑的想法一定要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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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城乡居民结束了旧中国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绝大多数群众过上了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生活，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人民群众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点燃起建设美好生活的梦想。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一）食物消费有所改善，恩格尔系数稍有下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各种农副产品生产增多，人民群众食不果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食物消费发生了新的变化。1．细粮消费增加，粗粮消费减少。据1953年河南省财委对郑州、开封、安阳、焦作、洛阳、漯河、朱集（商丘）、南阳市和濮阳、获嘉县的调查表明，195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5．74公斤，其中细粮占58．93％、粗粮占41．07％；1952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7．03公斤，其中细粮占64．58％、粗粮占35．42％；1953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粮食232．25公斤，其中细粮占67．1％、粗粮占32．9％。农村居民细粮消费比例也在缓慢上升，从1950年到195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细粮消费量从84公斤上升到91．5公斤，细粮所占比例从39％上升到42％。[1]2．肉类、副食及蔬菜消费量有所改善。1949—1956年，吉林省职工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50斤，其中细粮占50％以上，为1941年的7倍多；人均蔬菜消费量为250斤左右；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1—16斤多，超过伪满时期1倍以上；人均鸡蛋消费量为20个，是1941年的3倍。人民生活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过着以细粮为主、鲜菜不缺、肉食近于经常、年节时更加丰盛的生活了。吉林省农民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5斤左右，人均细粮消费量逐年增加，l956年时约为54斤，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0斤多，均为1941年的3倍多。[2]3．饮食支出比例变小。一份关于吉林省职工、农民生活支出的数据表明，与解放前相比，吉林省职工、农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发生了变化，职工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农民由69．20％下降到61．27％。[2]（P.318）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重还很大，仍没有脱离贫困状态，但恩格尔系数下降的事实说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二）衣着消费有所改观，衣着质量依然不高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用于衣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增长，城乡居民穿衣紧张的状况有所改观，人们的衣着打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1．从实际消费上看，衣着消费量和实际支出有所增长。1957年时全国主要纺织品销售量大幅度增长，棉布销售量从1952年的30．8亿米增长到1957年的42．9亿米；呢绒从362．6万米增长到709．4万米；绸缎从3092．3万米增长到7090．8万米；针织内衣裤从2900．4万件增长到20253．6万件；衣着类商品销售总额由50．8亿元上升到82．6亿元。人均棉布消费量从1952年的17．12尺增长到1957年的20．47尺；呢绒从0．019尺增长到0．033尺；绸缎从O。163尺增长到0．334尺；针织内衣裤从0．05件增长到0．32件；人均衣着消费额从8．95元增长到12．98元。[3]2．从布料上看，主要以机制棉布和土布为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棉布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对土布的需求量不断下降，呢绒、绸缎的消费很少。消费者选择衣料以价廉、耐穿为主要标准。3．从款式上看，主要以列宁装、工作裤和军装为主。旗袍、马褂、西服等几乎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简单、风格朴素的列宁装、工装裤和军装。这些服装价格便宜、实用性强，干起活来要比旗袍、西装方便得多，适合当时勤俭建国的客观需要。（三）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居住状况依然紧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城乡居民居住状况得以改善。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途径主要有：1．国家投资兴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对居民住宅的投资。城市新建住宅面积不断增加。到1956年，全国新建住宅面积累计已达8100万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7849万平方米，[4]在城镇职工居住的住宅中，占将近一半的住宅是由国家提供的。2．自建公助。仅1956年，全国就有]678个厂矿企业推行了“自建公助”的法，全年新建的住宅面积达252万平方米，有6万多名职工搬进了新房。铁路、煤矿、纺织三个系统帮助职工自建了245．3万多平方米住宅，解决了8．1万户职工的居住问题。[5]3．互换住宅。如沈阳市“动员居民腾出多余房屋和远近互相对换，使一千户缺房户和住宅离工厂较远的职工得到方便的安身之所”。[6]另据报道，“几年来，哈尔滨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调剂互换住宅已有3011户。其中，职工住宅与工作地址距离远、跨区互换的占64．3％；居住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少不相适应、区内互换的占35．7％。”[7]?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分得住房。河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贫苦农民的居住面积显著增加。据调查，在开展了土地改革的14个县、32个村中，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97．2，中农为86．8，贫农为57．3，雇农为40．8；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4个县、10个村中，房屋分布十分悬殊，若以地主户均占有房屋间数为100，富农则为60．8，中农为40．8，贫农为21．0，雇农为2．8。土改运动使贫苦农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改善。[1]（PP.59-60）其次是农民自建住房。据《河南省志》记载，1951—1954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部分农民开始翻修旧房，把一些简易房舍建成永久性房屋。据1954年对河南省50个县993户农民的调查，在农村房屋中，瓦房占32．4％，砖土平房占7．7％，草房占55．8％，窑洞占4．1％，平均每户使用房屋4．73间／其中住房为3．84间），已超过1937年的水平。[1]（p．68）（四）日用品消费有所进步，耐用品消费微乎其微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主要以吃穿为主，日用品消费支出很少。就城镇居民来说，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布置比较简单。一般家庭拥有的家具多为日常必需的桌子、凳子、箱子、柜子和床，且质量不高。一些干部家庭的家具多为机关配备。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日用品消费有所变化，一般职工家庭洗衣服多用肥皂，洗衣盆、洗脸盆和面盆都换成了搪瓷盆，喝茶用搪瓷茶缸，大部分家庭用上了保温瓶。许多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结束了过去用油灯照明的历史，用上了电灯。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职工对纸张、钢笔、铅笔的消费量较少。高档一点的日用品如香皂、铝锅、钟表消费量也比较少。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虽然开始出现在城镇居民家庭中，但仅限于高干和高收入①家庭。1956年在城镇居民中每百人缝纫机消费量为0．2台、手表为1．27只、自行车为0．5辆、收音机为0．14部。[8]农村居民日用品消费更为简单。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饮食和衣着消费，日用品消费微乎其微。1957年农村居民人均日用品及其他消费开支不到5元，支出比例仅占全部支出的6．9％，排在吃、穿、烧之后。[9]普通农家仅有床、桌子和几张长凳，较富裕的家庭才有衣柜，多为世代相传。日用品的自给性消费比重很大，一般用火镰打火，用皂角洗衣服，洗脸盆、面盆、洗衣盆多为木制盆或陶盆，锅为手工作坊制铁锅或铜锅，日常照明以油灯为主。二、城乡居民文教卫生水平的变化（一）城乡居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1949—1956年，城乡居民在文化体育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虽然较低，但是由政府承担、城乡居民免费享有，这些文化体育活动使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心健康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提高。1．开展了以普及文化为目的的全国性扫盲运动。为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党的号召下，从1950年开始，全国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农村通过开农民业余文化学校（也称民校）、记工学习班、识字小组等扫除文盲，城市通过开厂校和地方性学校扫盲。翻身做主人的工农群众表现出巨大的学习热情，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大家动手，扫除文盲”的感人场面。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截至1956年底，全国累计扫除文盲2076．3万人，成千上万的群众摆脱了目不识丁的愚昧状态。[4]（P．176）2．群众性文化活动异彩纷呈。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掌握了文化的群众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充分享受文化带来的乐趣。据报道，“工人们有了自己的报纸——‘盐场大众报’；有三百六十多个盐工学会了写稿，其中五十多名成为报纸的模范工人通讯员”。[10]工人们不但创作了各种文艺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表演能力。“新港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四百多个爱好文艺的工人们组成了京剧、评剧、话剧、歌咏、舞蹈等十多个业余文艺组织，他们经常在文艺晚会上给广大的工人群众演出。”[11]据统计，1954年在全国各基层组织中，有业余剧团7046个，有演员及工作人员183600余人。音乐、舞蹈、文艺、美术组织共17680余组，参加人员有199730余人。基层以上的各级工会组织有专业剧团24个，业余剧团670余个。[12]3．形成了群众体育活动的热潮。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大力推进人民体育事业的发展。一是广泛开展广播体操活动。各地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相继推广了工间操制度，这成为广大干部职工最普遍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教育部门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了广播体操、儿童广播体操活动。劳卫制②在中等以上学校和很多厂矿企业、机关中也得到普遍推行。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各地在厂矿、中等以上学校、机关和民兵中普遍开展了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拳等各种体育运动。各单位还纷纷组织了运动队，如天津塘沽新港的码头工人和筑港工人们成立篮球、排球、足球等18个球队，队员有200多人。[11]三是体育竞赛活动空前活跃。各级机关、厂矿企业经常举单位内部以及单位之间的比赛。据统计，1949—1956年在全国32个城市举了122次运动会，有36783名运动员参加，其中全国性竞赛有57次。[13]（二）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改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分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国基本达到县县有医院，大量的乡建有诊所。195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07305个，其中医院3903个、疗养院799个、门诊所86866个、专业防治所（站）637个、卫生防疫站1464个、妇幼保健站4564个、药品检验所（室）27个、医学科学研究机构26个，其他卫生机构9019个。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数为41．4万张，其中医院床位26．2万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大大增加。[14]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国政府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对危害人民最大、流行最广的疾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防治工作，从1952年开始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了城乡环境的清洁，预防了疫病的传染。到1956年底，我国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鼠疫频发地区的疫情先后得到控制。天花除在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在全国已近绝迹。霍乱得到消除。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因伤寒、疟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我国卫生状况和医疗条件显著改善使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到1956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前的30‰。下降到11．40‰，[14]（P.105）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80．8‰左右，③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57岁。④三、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差距和消费差距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49—1955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6．8％，而同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为：美国3．1％、英国4．3％、法国5．6％、联邦德国18．9％、日本18．8％、印度5．1％。⑤据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GDP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1950年为4．6％，1952年升至5．2％，1956年升至5．4％。”[15]改变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占世界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的局面。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195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28亿元，不及美国的1／10，相当于苏联的1／4。闪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195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0美元，相当于日本（1600美元）的1／10，略低于印度（170美元），高于其他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低收入国家中较为靠前。[17]食品消费差距1957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4％，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农村居民为65．8％，处于绝对贫困阶段。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要高于同时期的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中国居民食物结构中，粮食占绝对比重，肉类、蛋类很少，奶类几乎是空白，而其他国家居民粮食消费量只占整个食物消费量的1／3或1／2。如果以1956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204公斤）为100，则美国居民粮食消费量为中国居民粮食消费量的33％，英国为42％、法国为52％、日本为73％、印度为61％。可见中国居民食物结构单一，对粮食依赖性极大。⑥医疗卫生差距1956年，中国卫生机构数为107305个，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仅为0．42张，每千人医生数仅为0．84人；[14]（PP.540-543）同时期，苏联每千人床位数为6．76张，医生数为1．6人；美国每千人床位数为9．6张，医生数为1．32人。[18]据中国11个省的统计数据，1957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为57．9岁，[19]披近中等收入国家1960年的水平。⑦文化教育差距1957年，中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7180．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6．8人、中学生110人、小学生994人；同期美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155人、中学生460人、小学生1569人，英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21人、中学生474人、小学生1016人，法国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45人、中学生244人、小学生1209人，日本平均每万人有大学生69人、中学生961人、小学生1399人。[18]（PP．406，579，790.910）说明当时我国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较低，教育水平比较落后。通过比较看出，经过1949—1956年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依然巨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当时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1949—195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期。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饥寒型”逐步向“温饱型”转变，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1．国家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展策略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政策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广大群众从生活水平的改善中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坚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在经济工作的宏观控制上，正确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科学地安排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积累率较低，实行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后积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终保持在26％以下，1949—1953年平均积累率为24％，做到了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激发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健康地进行。2．稳定的市场物价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1950年，财政、商业、银行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牢固地掌握了市场物价的领导权，物价趋于稳定。以1950年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2年时下降为92．6。[20]1953—1956年期间，国家先后对粮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并规定了若干重要工业品的全国统一出厂价，调整和缩小了许多商品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从而保证了对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迅猛发展，职工人数增多，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使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物价向上波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于1956年下半年暂时冻结了物价，煞住了涨价风。正是由于党和国家一直坚持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使我国城乡市场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局面，对于保障国民经济建设和安定人民生活起到良好作用。3．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1949—1956年，党和政府在恢复农业生产、进行土地改革、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国家投资兴建了一系列大型农田水利设施。推广使用了拖拉机、化肥、农药等农用机械和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绩。人均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576斤增加到1956年的620斤，棉花产量从4．6斤增加到4．7斤，油料从9．5斤增加到16．4斤，水产品从5．9斤增加到8．6斤。[14]（P.184）农业生产的恢复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703．6亿元。1956年同1949年相比，棉纱产量增长了1．9倍，棉布增长了2．1倍，食糖增长了3．1倍，纸张增长了17．8％，胶鞋增长了2．6倍，自行车增长了44．7倍，原煤增长了2．4倍，原油增长了8．7倍，发电量增长了2．9倍，其他工业产品产量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PP.84-89）4．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条件。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从1949年的44元增长到1957年的73元，[21]农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从1953年的0．1亿元增长到1956年的4．3亿元。[22]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均家庭收入从1949年不足100元到1957年增长至254元，增长了1．5倍。[21]总之，从纵向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暂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旧中国相比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有限；从横向看，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1949—1956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是。

是寓言故事，出自《吕氏春秋·察今篇》:“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逮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比喻人的眼光未与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同步，不懂得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也比喻办事刻板，拘泥而不知变通。

刻舟求剑是一篇寓言故事,刻舟求剑,比喻拘泥固执,不知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处理事情,事物已发生变化而仍静止地看待问题。

从“吕氏春秋”的比喻来看，是死板的教条，死板的，不懂得变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