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比诺地板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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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一些批评家而言，将悲剧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是荒谬的，因为传统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超越现实的艺术然而，20世纪中后期，这两者的结合及其重要性已得到承认，被认为是19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文学现象之一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正是成功地将悲剧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杰作。主人公麦琪的死体现了传统悲剧结构与现实主义的统一。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悲剧主人公的重要性,指出悲剧人物必为男性、身名显赫,而且性格必须善良,最后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乔治·艾略特在书中讲述的是普通人的平凡经历,而且主人公是女性。但从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看,她保留了传统悲剧性格的原则。她在为这部小说所受到的批评进行辩护时说,如果艺术的道德规范不允许真实反映一个人本质高尚却不能犯错误———这个错误使他或她高尚的灵魂受到折磨———那么,我认为这种道德规范太过浅薄,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充以达到与人复杂的心理一致。 她的话几乎就是对亚里士多德悲剧主人公定义的阐释。在书中,麦琪纯洁、善良、热情、坚强,与她身边冷漠、狭隘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但她天性冲动、缺乏理智,最终做出社会、家人以及她自己都无法宽恕的事,以致心灵承受巨大的痛苦。在麦琪身上体现了传统悲剧人物性格品质的矛盾统一。 由于受费尔巴哈等思想进步人士的影响,乔治·艾略特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与宗教决裂,并拒绝上教堂。然而,在艾略特的一生中,她都试图在心中确立起一种对上帝的态度。她既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又充满了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叛逆她既不信上帝,又对一切虔诚的宗教感情寄予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她既无法完全接受基督教,也无法完全抛弃上帝和宗教。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她对上帝的质疑与依赖彼此共存,相互交织。最终,在批判宗教神学及形式的过程中,乔治·艾略特逐步形成了自己以人为本和以爱为核心的基本宗教思想———上帝就是爱。在她的心目中,上帝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只不过上帝的概念和宗教信仰的实质已发生了变化。她心造的、理想的上帝是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从自身的认识来感知的上帝。在她的宗教中,爱具有起源的意义,人的本质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原则必须是人对人的爱和人对自然的爱。

在宗教伦理中,爱往往被看成善的集中表现。爱在这里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对神的爱,其次是对他人的爱。在基督教传统中,人既应当爱神,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某种意义上讲,艾略特是认同这种宗教思想的。所不同的是,她认为爱神的表现并非是给神供祭品、唱赞歌、添香火,而是廉洁、宽厚、仁慈去对待芸芸众生。就是说,爱神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爱他人才是爱的实质所在,才是对神真正的爱。

艾略特在她的早期小说中突出和解、宽恕与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把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理想化,用村民们丰富的生活内容来表现乡村生活的充实、和谐和美好,以追求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织工马南传》中所表现的兄妹、兄弟、朋友、亲人之间的爱与和睦关系,都充分说明了她的这种理想的人际关系。艾略特深信,人性本善,人伦关系的和谐,从根本上讲,要求的是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爱和同情。用《亚当·贝德》中亚当的话来说,宗教除了概念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使得人们去做正确事情的不是概念———是感情。人与人之间的美满与理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只有爱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差距。艾略特与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强调感情作为人的本能不应受到理性和社会文明的压抑,希望通过揭示人们的内心情感生活来表现人类的向善本质。

除了重拾旧时的记忆来构筑她的小说世界,艾略特也用她所汲取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营造小说的主题及哲学意蕴。翻译施特劳斯的《耶酥传》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实质》使她确立了人文主义宗教观,摒弃了神学意义上的上帝从施特劳斯的理论、斯比诺萨(Spinoza)的《伦理学》,她演绎出自己的同情学说(doctrine of sympathy):主张尊敬平凡的事物,同情人性的弱点,珍视人面对生活的挫折时表现出的勇气和忍耐。此外,艾略特得益于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乔治·康布(George Combe)的颅相学决定论,构筑了她因果报应的观点。费尔巴哈认为相信上帝的旨意就是相信人自己,相信自己该有所得(失)。康布的颅相学的原则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其观点,而观点又取决于其颅骨的构造。他在《人的构造》一书中既强调颅相学的决定论,也突出了人思想的变通性,坚信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为何艾略特小说在体现因果法则的同时,对人类及社会的进步也抱有深信不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