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对蔡伦造纸有哪些记载

《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人也……永元九年(97)，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汉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据考《后汉书》这一记载是来自《东观汉纪》的“蔡伦传”，该传是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延笃等人根据汉桓帝的指示撰写的。蔡伦卒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时代相去不远，所以延笃等人的记载是可信的。晋张华(232～300)的《博物志》亦云：“蔡伦始捣故渔网造纸。”董巴(3世纪人)的《舆服志》云：“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用故渔网，名网纸也。”南朝刘宋的盛弘之在《荆州记》中写道：“伦始以渔网造纸，县人今犹多能作纸，盖伦之遗业也。”这些记载一再表明蔡伦其人其事是有充分根据的。

蔡伦像

〔二〕“字敬仲”，此句下聚珍本有“桂阳人”一句。

〔三〕“沐”，原作“下”，为“ 沐”之残破字，聚珍本作“沐”，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同，今据改正。

〔四〕“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聚珍本注云：“一本作‘伦典尚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 谷纸，鱼网名网纸’。”按此所云“一本”，不知为何本。陈禹谟刻本书钞卷一0四引舆服志云：“蔡侯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縠纸，故渔网名网纸。”御览卷六0五引董巴记云：“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榖纸，用故鱼网作纸名网纸也。”事物纪原卷八引荆州记云：“

汉顺帝时，蔡伦始以鱼网造纸。” 又引王隐晋书云：“魏太和六年，张楫云：‘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截翻，枚数重沓，名番纸，故从系。后汉蔡伦以故布捣锉作之，故字从巾。”

〔五〕“奏上”，此句姚本同，聚珍本作“元兴元年奏上之”，与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同。

〔六〕“天下咸称蔡侯纸也”，孔广陶校注本书钞卷一0四引云：“蔡伦典作尚方，作纸。”初学记卷二一引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是也。”又引云：“伦典作尚方，作纸。” 类聚卷五八引云：“黄门蔡伦，典作上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御览卷六0五、事类赋卷一五引与类聚同，惟“上”字作“尚”。各书所引，皆略于此。

〔七〕“纸”，原误作“纳”。

〔八〕“用故鱼网名网纸”，此条与上条文句略有重复，因大部分文句不同，而且内容较为重要，所以对此条文字与上条文字重复的'地方未作节删。

孙程〔一〕

北新城人，卫康叔之胄孙林父之后。〔二〕范晔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孙程传李贤注

孙程为中黄门，安帝崩，初，江京等谮诬太子，废为济阴王，居西钟下，征北乡侯为嗣。〔三〕程等十八人杀江京、阎显等，立济阴王为帝，以功封程为浮阳侯，万户。御览卷二0一

中黄门孙程谋诛江京，后程于盛化门外与马国等相见，诈谓国曰：“天子与我枣脯，与若枣者，早成之。”〔四〕乃与国等共为谋立顺帝。御览卷九六五

孙程与王康等斩江京等，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弟景为卫尉，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尚书郭镇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镇，不中。镇剑击景堕车，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御览卷三五二

封中黄门王康华容侯，王国为郦侯。〔五〕御览卷二0一        注释

〔一〕“孙程”，字稚卿，范晔后汉书卷七八有传。又见汪文台辑司马彪续汉书卷五。据史通古今正史篇，东观汉记孙程传为桓帝时崔寔、曹寿、延笃等人所撰。

〔二〕“卫康叔之胄孙林父之后” ，范晔后汉书宦者孙程传李贤注云：“东观自此已下十九人，与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故曲为文饰。”由此可知，东观汉记具载与程同功者十八人。据范书宦者孙程传，此十八人当为中黄门王康、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陀、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长乐太官丞王国。

〔三〕“征北乡侯为嗣”，范晔后汉书顺帝纪载：“孝顺皇帝讳保，安帝之子也。……永宁元年，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圣、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谮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杀之，太子数为叹息。王圣等惧有后祸，遂与丰、京共构陷太子，太子坐废为济阴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乡侯立。……及北乡侯薨，车骑将军阎显及江京，与中常侍刘安、陈达等白太后，秘不发丧，而更征立诸国王子，乃闭宫门，屯兵自守。……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事又见宦者孙程传。据此，“征北乡侯为嗣”一句上当有阙文。

〔四〕“早成之”，此句上事类赋卷二六引有“使”字。

〔五〕“为郦侯”，此上五条聚珍本连缀为“孙程，字稚卿，北新城人，卫康叔之胄孙林父之后。为中黄门，安帝崩，初，江京等谮诬太子，废为济阴王，居西钟下，征北乡侯为嗣。程谋诛江京于盛化门外，与马国等相见，诈谓马国曰：‘天子与我枣脯，与若枣者，使早成之。’程等十八人收斩江京、 阎显等，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弟景为卫尉，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尚书郭镇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镇，不中。镇剑击景堕车，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以功封程为浮阳侯，万户。又封中黄门王康华容侯、王国郦侯”。首二句系据范晔后汉书宦者孙程传增补，其余诸句亦间有增改。

所谓类书，就是采摭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

“类书”的体裁颇为特殊，《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小序提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四库提要只是沿袭《隋书经籍志》的旧惯，将类书归入子部。也就是，“类书”不是经书也非史书，不是子书也非集书。

古人把著作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类书“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不能算著作。何为类书？类书与四部是什么关系？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纵观之，不外乎以下几种认识取向。一为同一关系：如唐李延寿、魏征《隋书·经籍志》将类书归子部杂家类；二为并列关系：宋郑樵《通志》，不用以往经、史、子、集四部旧的分类法，将古今书籍区别为十二类，类书为其中一类；明胡应麟主张把类书排除在“四部”之外，和佛经、道经，伪古书等别为一类；后晋《旧唐书·经籍志》把类书从子部杂家中分出，另标“类事”一类，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沿袭下来，至宋人编《崇文总目》改作“类书”沿用至今。三为附属关系：如明林世勤认为经、史、子、集都有类书，他以《五经通义》、《九经补韵》为经部类书，以《通典》、《会要》等为史部类书；以《白氏六贴》、《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为子部类书；以《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为集部类书；清章学诚主张按类书的不同内容分别附于经、史、子、集之后，如《文献通考》之类，他认为应附于史部之后。

上述认识倾向引出诸多置疑与学术争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胡应麟的分法是“无所取义，徒事纷更”；清张之洞编《书目答问》认为“类书实非子”，“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将类书和丛书分别附子部和集部之后。英国学者以《永乐大典》为例，认为类书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1980年发表的《类书简说》指出“林世勤和章学诚的分类，反映出从前一般文士对于类书缺乏明确的概念”，并称道郑、胡氏而贬林、章氏的观点，均没有说清道理。《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4期发表《类书的类型与归类》，虽也注意到类书的工具性，却没有给类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更遗憾的是作者在论述中也混淆了类书归部之争与对类书进行分类的议题，使类书的研究陷入误区。

《类书简说》批评林世勤所列的书目除《白孔六帖》等外，都不是类书，说“究竟什么叫类书大家却还没有给他下个科学的定义。所以同属一书，此以为是类书，彼以为非类书，互相乖异，说法不一”。接着举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邓嗣禹所编《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把类书分为十门（类事门、典故门、博物门、典制门、姓名门、稗编门、同异门、鉴戒门、蒙求门、常识门）为例，认为这样分法避免了归入四部之争，而且细别门类，也比较清楚，却又自相矛盾，认为“分类过多，即难于周密；取材太泛，则义界不明”，为使类书的概念明确，特点显著，主张将类书概括为两大类：（一）汇编各种材料的一般类书，这是类书的正宗；（二）只辑一类内容的专门类书，此为类书的别体。

22年后《类书的类型与分类》一文重蹈旧辙：

该文明确肯定明代林世勤对类书的处理，却不自觉地混淆了归部之争与类书的划分，跑题更远。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列举历代书目中的类书类型，感叹著录驳杂，错误、不全面；并突出介绍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对类书的分类；重点推出了自己的主张，将类书区分为三种类型：类事类书、类文类书、事文并举类书。作者立即感到了困惑：“由以上列举类书类型可以看出，类书的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按类书内容特征去区分类书类型，是一件不胜其烦的事，如果细细去清查古代的典籍，譬如佛藏、道藏、农学、医学——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不同类书。”

上述议论均未抓住类书的特征，类书固然有汇编与专题之分，但“正宗”“别体”之说毫无道理，分类“义界不明”。类书类型与分类实质都是分类，只是划分的级别不一样，不必别出心裁。更糟糕的是两篇论述均回避了归部之争，步入歧途。

笔者认为：归部是概念内涵的争议，为本质属性之争，是必须的争议，有助于构建文献学理论，学术价值很高；将类书划分门类，是揭示概念的外延的逻辑方法，是不必要的争议，因为每一种属性都可以作为划分的标准，标准不一样，级别不同，划分的结果就不同。何况各种类书本身就自成一类；即使要划分类型，亦应遵循形式逻辑的划分规则。分类是一种逻辑方法，分项只是语言表达方法，依据一定标准划分出的子项应为全异关系，而不能为相容关系，交叉关系的概念不能并列使用。 人们习惯于拿类书的似是而非的“模式”来判别类书，事实上约定俗成的类书模式并不存在；这也是互相乖异、说法不一、争议不止的原因之一。类书不仅仅有类事、类文之别；类字（尔雅）、类词（词源）、类语（古语精粹）、类书（丛书）都有。在信息传播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界定类书的本质属性及其功用，兹缕述如次。

类书，名词，其构词方式为动宾式；类，相似、类同、分类之意，活用作动词。所谓类书，即同类相似相关材料汇编之文献信息，以逻辑原理定义，类书就是搜集汇编同类资料，征引、检索、传播原著文献为目的的参考类工具书。类书与著作的关系如图所示：(略)

笔者认为类书具有三大功能：储存原始著述以备参考阅览，提纲契领便于引擎检索，分门别类便于采用传播。试以唐人所编类书《艺文类聚》第五十八卷《杂文部》内《纸》为证：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上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董巴记》云：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故名麻纸，木皮名谷纸，故网纸也。《三辅决录》曰：韦诞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罔张芝笔、古伯纸，及臣黑，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之言。王隐《晋书》曰：陈寿卒，诏下河南，遣史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国志》。《渚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纸、麻纸、敕纸、法纸各一百。《抱朴子》曰：洪家贫，伐薪卖之，以给纸笔。昼营园田，夜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皆反复有字，人少能读。《文士传》曰：杨修为魏武主簿，尝白事，知必有反复教，豫为答数纸，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复，若案此弟连答之。”已而有风，吹纸乱，遂错误。公怒推问，修惭惧，以实答。《晋阳秋》曰：刘弘为荆州刺史，每有兴发，手书郡国，丁宁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恭赴，咸曰：“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也。”《语林》曰：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检校库中，有九万笺纸，悉以气谢公。沈约《宋书》曰：张永善隶书，又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不之及也。[赋]晋傅咸《纸赋》曰：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启]梁刘孝威《谢赉宫纸启》曰：臣与谢嘏，俱惭其圣，神之冲梯，实愧鲁般之巧；嘏之城垒，特无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劳甚薄；策勋行赏，为渥过隆。虽复业殿凤衔，汉朝鱼网，平淮桃花，中宫谷树，固以惭兹靡滑，谢此鲜光。

这段文字列举了蔡伦造纸的传说，韦诞、陈寿、葛洪、杨修等人有关纸的故事和傅威、刘孝威的文章，把纸的多种材料集录在一起，与互联网网上的网页及类似网页的设置和相关文章的链接何等相若。从引题顺序看，酷似相关信息数据库的检索顺序，如《中国法律法规大全》——《WTO法律文件库》——《反倾销退税暂行规则》没有区别。然而，信息的相关度阻碍了人们的视线。例如：当我们键入“关键词”查找相关信息时，显示器会闪现我们需要的信息网页。打开它，消费之，继续点击类似网页，或打开附着其后的相关链接，也可参考信息，只是我们需要查找的信息内容的相关度的比例多寡。通常有些网站会在信息网页间用百分比标示。类书也有相关度的问题，这是前辈们产生概念淆乱，似似而非，顾此失彼，说法不一，不胜其烦的原因之一。了解了信息相关度的问题，似不应再入迷津。 中国历代有着不计其数的文献书籍，它们是文明历史源远流长的写真。在这些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就是被称为中国类书之冠的《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由李肪、扈蒙等人纂修的。当时的皇帝是宋太宗赵光义，由于政权较趋稳定，经济初现繁荣，他为安定民心，点 缀升平，以博崇尚文治之名，曾有官家修书的行动，在《太平御览》以后还有《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及他儿子真宗赵桓时期编的《册府元龟》合称为“ 宋汇部四大书”其中尤以《太平御览》为最早，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成书，历时六年。初名《太平总类》，因书写成后，皇帝每天读三卷，一年后阅览完，赐名《太平御览》。这是一部百科知识型的范围极广的类书。类书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是把古代书籍中的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词文章、俪词骈语等资料按句或按段有选择地摘录下来，然后分门别类再结合一起，以便寻检和征引。类书又分为综合性的和专科性的，这主要以取材范围大小而定，《太平御览》属于综合性类书。这部书为一千卷，分五十五部，托《周易 .系碎》所述：“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示包罗万象之意。书中抄引上自古代、下至隋唐五代的经史百家之言，按时代先后排列，先列书名，次录原文，仅引用书籍就达千余种，其中有汉人传记一百种，地方志二百种，其门类繁多，广征博引，在类书中堪称 “空前”，所以被誉为“类书之冠”。更由于《御览》中所引录之书，十之八九已经失传，所以学 术价值极高，历来倍受人们珍视。

类书是辑录各种书籍中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编排而成的工具书，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古代的类书编排方法不很科学，有用分韵、分字等方法编排的。但是此类书很有用处，如可以根据所辑资料查找古代社会事物的原委、典章制度的沿革、文字掌故的兴废，或可用以校补古籍。

历代编纂的类书，计有六百多种，大多也已散失，2010年左右存世者约有二百种左右。按照取材范围，大致可以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门性类书两种。今择其最主要者分别介绍如下： 古代的类书与经、史、子、集密切相关，工具性、百科性特征十分明显，绝不是什么“杂抄”。明林世勤关于类书与经、史、子、集的关系的理解是那个时代的正确认识；唐韩鄂撰类书《岁华纪丽》序言指出“非惟鼓吹于诗风，抑亦条网乎事类”，十分有见地。不难想象，非电子化时代的先辈们治学是多么认真，对类书是多么倚重，难怪《类书流别·存佚》统计我国古代编纂类书有一千一百多种，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是“罕见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有其必然性。

类书不是古人的专利，没有约定俗成的模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认知视野的拓宽，信息载体的变革，类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丰富和延伸。就广义而言，词典、丛书、中图法、相关文献数据库等应不应视为类书，不言而喻。狭义类书历朝历代并无定论。我们可以将古代的类书理解为非电子化时代的同类信息“数据库”。必须指出，信息载体（甲、骨、金、石、竹、木、帛、纸、电脑）的变革和“写入”方式的变化（刻、镂、书、印、输入）不能作为区分类书与著作的依据；派生性、集藏性、工具性是类书最根本的属性，从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播的历史性变革与链接。

有人抱怨“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无论是其价值取向，还是概念范畴及其表达深度，方法都未能超出20世纪前期的水平，不能满足当代文化的期待，没有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不能提供独特的意义创造，而受到当代文化的冷落”，并开出药方：“不能再使用前辈们的学术概念和致思取向，必须完成研究语言的现代转向”，以摆脱古代目录学的“颓势”，恢复昔日“学子所重，几埒国学”的“显学地位”（《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6期）。笔者拙此议题，与上述言论不谋而合。

免费结缘佛经，非为迎合贪心，而是导引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成等正觉。

故，每一本经书，经书诞生的每一环节（请法，说法，记录，翻译，助印，流通等）皆饱含至诚恭敬之心。为不至于唐突佛经，特制定以下恭敬佛经的要求，请佛子参照执行。

(一)迎请佛经

1、请经若请佛讲法，当发菩提心，起大恭敬心，然后在根据自己的需求请需要诵持的经书（暂时不看的经书就不要请了，勿贪心，另外如自己对某部经书没有喜乐之心，且不愿去念诵或研读，则应转而结缘他人，以免遮挡佛光）；

2、经书请到后，最好先放佛像前或清净高处，发愿并承诺自己所要读诵的次数；

3、借阅他人佛经，应按时送还，应视同己物般珍惜，切不可任意涂抹、窃剪、撕毁；依出世法论则为毁法，依世间法论有欠公德心。常住所有佛经佃户，未经许可不要动用，私自动用，则犯过失；若私自取走不还，为盗僧祗物，而获大罪；

(二)佛经放置

4、佛经要放在其它书籍的上面。举凡经、律、论其放置层次，由上而下依次为：原文经典、经典批注、一般佛学书籍、圣贤的言论、教化性书籍、一般书籍；

5、经书应恭敬放于清净高处，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矮桌几上，及不净处；

6、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持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男居士更不可将佛书卷起放入裤袋中，女居士不可将佛书塞入女用皮包中，女用皮包杂物太多，此皆不如法；小本佛经只宜放入上衣口袋，否则犯失敬意，虽细微小节，也不可不知，知即改正，不应再犯；

7、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8、书房和睡房若是同一间（限单身净房），睡觉时应用干净的布将经书盖好，且要安置在头的那一边；

9、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三)诵读佛经

10、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要；

11、 必须端身正坐，如对圣容，亲聆圆音，不敢萌一念懈怠，不敢起一念分别，从首至尾，一直阅去，无论若文若义，一概不加理会。凡情妄想，卜度思量，将见亵慢之罪；

12、看经应专心，若有杂念，应先合上经典，净念后，再阅；

13、勿以口水沾指翻经页；

14、不可在看经的桌面上，摆置杂物，或躺着看经书，更不可以污手触经；

15、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谈说杂话、吃东西，一边看经书；

16、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17、不可在洗手间内看经。

(四)佛经流通

18、佛经与普通书籍不完全相同，如对某本佛经并无喜乐之心，也不愿念诵研读，则应转而结缘他人，广为流通，以免遮挡佛光（注：遮挡自性心光，对佛经已无喜乐之心）；

19、一切报纸型之佛刊，不可做包扎物品之用，也不可任意丢弃、撕毁，应侍机转赠他人阅读。凡流通之佛书不宜存置，而应辗转流通，咸令受益；

20、除自己结缘外，还可到经书互换版块进行互换，或者寄回代为结缘；

(五)破损处理

21、佛经是法宝，为众生离苦的指南，应尊重恭敬，若有破损，应速修补，经典所在之处皆有龙天护佑，若任其损坏废置，罪过无量；

22、以前请到过一些印刷不精美的经书，或有缺字、漏字的情况。后来又请到了精美的经书，您可以把前者的错别字找出来，用不干胶、计时贴等修正过来，以后再结缘给别人。这个功德是很大的，相当于为寺院漏雨的屋顶补漏；

23、对破损比较严重，无法修复的经书或者错误比较多的经书，可以焚毁，将灰放在流动的河中；

(六)禁止贩卖

24、宗教用品是神圣的，《梵网菩萨戒经》明文规定“不得贩卖佛像佛经”。凡在此处所请之佛经，必须严格按此要求执行；

25、在此请经者被认为承诺接受此条要求，此承诺具备法律效力，若有违背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附佛经记载相关戒律：

《梵网菩萨戒经》：若佛子。常应一心受持读诵大乘经律。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析骨为笔书写佛戒。木皮谷纸绢素竹帛亦应悉书持。常以七宝无价香花一切杂宝。为箱囊盛经律卷若不如法供养者。犯轻垢罪。

《梵网菩萨戒经》：佛言。佛子。佛灭度后于恶世中。若见外道一切恶人劫贼卖佛菩萨父母形像。贩卖经律。贩卖比丘比丘尼亦卖发心菩萨道人。或为官使。与一切人作奴婢者。而菩萨见是事已。应生慈心方便救护处处教化。取物赎佛菩萨形像。及比丘比丘尼发心菩萨一切经律。若不赎者。犯轻垢罪。

一、指南针，古代叫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的磁针，磁针在天然地磁场的作用下可以自由转动并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北磁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

1、西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利用磁石的特性做了两个棋子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

2、《管子》的数篇中早已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又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古人称“磁”为“慈”。古人把磁石吸引铁看做慈母对子女的吸引。

二、造纸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剩下的恶茧、病茧等则用漂絮法制取丝绵。漂絮完毕，篾席上会遗留一些残絮。当漂絮的次数多了，篾席上的残絮便积成一层纤维薄片，经晾干之后剥离下来，可用于书写。这种漂絮的副产物数量不多，在古书上称它为赫蹏或方絮。

1、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他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原料，经过挫、捣、炒、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这种纸，原料容易找到，又很便宜，质量也提高了，逐渐普遍使用。为纪念蔡伦的功绩，后人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2、在东汉蔡伦大规模造纸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20世纪在中国各地出土的许多西汉时期的古纸片，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并非否定蔡伦造纸之功，而是说蔡伦的造纸术并非是突然之间的发明，它有一个技术积累的过程。西汉时期出土的植物纤维纸，是蔡伦造纸的前身。

三、火药是在适当的外界能量作用下，自身能进行迅速而有规律的燃烧，同时生成大量高温燃气的物质。在军事上主要用作枪弹、炮弹的发射药及其他驱动装置的能源，是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火药是以其杀伤力和震慑力，带给人类消停战事、安全防卫的作用，成为了人类文明重要发明之一。

1、据《范子叶然》的记载，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用于民间民生应用。我国现在看到的第一部记载火药配方的书，约成书于八九世纪。书中说“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火尽屋舍”的现象。这里的“密”应该是蜂蜜的“蜜”。蜜加热能变成炭。硫磺、硝石与炭混合，这就是火药的配方。

2、火药发明之后，利用抛石机抛掷火药包以代替石头和油脂火球。据宋代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帝时（十世纪），郑王番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这可能是有关用火药攻城的最早记载。到了宋代,战争接连不断,促进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

四、印刷术，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有一篇文章叫《活板》，其中详细介绍了活板印刷术的全过程，通俗易懂，非常详细。在他写于1088年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将此发明归于不知名的工匠毕升(990年-1051年)。随著烧结陶土字符的使用，沈括描述毕升制作字形、捡字排列、印刷、并在印刷后拆解留待后来使用。

1、元代，著名道家学者、农学家与机械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创造出比较简捷的适于汉字复杂特点的转盘排字方法后又发明了金属活字，使活字印刷得到了改进。唐代的雕刻印本传到日本，8世纪后期日本完成了木板《陀罗尼经》以后又传到朝鲜、中东一带和东欧。15世纪，德国人学会了用合金铸字，从此毕升首次创造的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推广开来。

2、目前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成品是一单页版印度梵文撰写的《陀罗尼经》，该经是印在亚麻纸上，于650年至670年间出版，且在1974年于西安附近的唐代陵墓出土。1966年，考古学家在韩国发现了一本微型《陀罗尼佛经》，该经内含唐朝女皇武则天(约690年-705年)颁行的则天文字。

扩展资料

一、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621年，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二、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被后来的著名英国生化学家、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四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