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地板膜，怎样做自流平

罗塞托瓦尔福尔托雷坐落在亚平宁山山脚，它是意大利福贾省的一个小城，位于首都罗马城的东南方向，距离罗马约100英里。小城环绕一个中心广场展开，这里有着典型的中世纪村庄风格。正对广场的是马切斯宫，这是当时这片土地的大地主萨吉斯家族的宅邸。旁边一座拱门通向卡米尼圣母堂。顺着山边狭窄石梯拾级而上，就能看到一排排有着红瓦屋顶的两层石头房屋。

几百年来，罗塞托的居民不是在附近山上的采石场劳作，就是在山下的梯田耕种。他们每天早晨要走四五英里下山干活，傍晚再花相同的时间回家。那时村里的生活着实不易，大多数人不识字，他们很难想出什么办法改变贫穷的生活状态。直到19世纪末，第一批罗塞托人离开家园，在大洋彼岸找到新的机遇，这个消息才给小城带来一丝新的希望。

1882年1月，11名罗塞托人—包括10个成年男子和1个小孩儿—驾船向美国纽约进发。初到美国，他们在曼哈顿桑树街一家小旅馆的地板上睡了一夜。随后他们向西行进，最终在纽约市以西90英里，宾夕法尼亚班戈城附近的一处采石场找到工作。第二年，又有15个罗塞托人离开意大利来到美洲，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先到的同胞会合，一起在采石场谋生。这一批新移民不断向故乡发出讯息，描述这个充满机遇的新环境，于是，一批又一批罗塞托人背起行囊向宾夕法尼亚进发。不久，移民的人群就从涓涓细流汇聚成移民潮汹涌而来。仅1894年那一年，就有约1 200名罗塞托人办理护照前往美国，而他们的老家罗塞托逐渐变得冷冷清清。

渐渐地这些罗塞托移民开始购置土地。通往班戈城的道路崎岖不平，地面上全是四轮马车轧过的痕迹，而他们所购置的土地就遍布在道路两旁的石山之上。他们沿着山坡建满了有着石板屋顶的两层石头房子，这些狭长的街道也慢慢变得热闹起来。他们在此处修建了一座教堂，将其命名为圣母圣衣堂，并把教堂所在的主街道命名为加里波第大道（加里波第是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一开始，人们给小镇起名“新意大利”，但很快又改称“罗塞托”。因为他们几乎都来自同一个村庄，这个名字让移民们备感亲切。

1896年，一位年轻力壮的神父帕斯夸里·德·尼斯科接管了圣母圣衣堂。他着手举办节日活动，在当地组织宗教生活。尼斯科鼓励居民们清扫街道，他还发放种子和树苗，让他们在自家后院种植洋葱、大豆、马铃薯、甜瓜和水果。渐渐地，小镇开始焕发生机。村民们有的养猪，有的种葡萄酿酒。小镇建起了学校、公园、修女院和墓园。一些小商店、面包房，甚至饭店、酒吧也开始在加里波第大道两旁出现。随后，10多家制衣厂也纷纷开张，从事服装贸易活动。离罗塞托最近的镇子是班戈城，在班戈城周边聚居着大量的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而另一边的镇子则以德国移民为主。那时候，这些国家的移民聚居的村镇关系紧张，这就意味着居住在罗塞托的也只能是从意大利罗塞托来的移民。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走在宾夕法尼亚的罗塞托，你就会发现这里的人们只说意大利语，确切来说是意大利福贾省南部小城罗塞托的方言。总之，宾夕法尼亚的这个罗塞托是个自给自足、外界知之甚少的小地方。直到斯图尔特·沃尔夫（Stewart Wolf）的出现，人们才逐渐揭开小镇神秘的面纱。

沃尔夫是名内科大夫，主要研究肠胃以及消化系统，他当时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医学院任教。他曾多次在宾夕法尼亚离罗塞托不远的一个农场度过暑假—当然，即便如此，他对罗塞托也鲜有耳闻。因为罗塞托是个封闭的小世界，所以就连相邻的几个城镇对它也知之甚少。“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某一年夏天，我们又到了那个地方。我受邀在当地的一个医学研讨会上发言，”多年以后沃尔夫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这样说道，“演讲完毕，一个同行请我吃饭。席间他对我说：‘你知道么，我在这里行医17年了，收治的病人遍布整个地区，但我几乎从来没见过65岁以下的罗塞托人来看过心脏病。’”

沃尔夫相当吃惊。在20世纪50年代，预防心脏病的降胆固醇药物以及侵入性治疗方式还未出现，心脏病是当时美国的流行病，已成为65岁以下男性病人的头号杀手。一般而言，那个时代的医生在工作中肯定都接触过心脏病病人。

于是，沃尔夫打算就此课题进行调研。他召集了他在俄克拉荷马的一些学生和同事来帮忙。他们收集了罗塞托地区大量的病患死亡报告，包括许多年前的病患资料，他们分析病患的诊疗记录，并研究用药记录以及病人家谱。“当时我们忙坏了，”沃尔夫说，“我们决定先进行初步研究，就从1961年的记录着手。镇长告诉我：‘我的四个姐姐都能来帮忙。你们还可以用镇上议会的会议室。’我说：‘那你们怎么开会？’然后他说：‘我想办法推迟会议吧。’于是来帮忙的女士们为我们做午餐，而我们就把会议室隔成了小隔间，在那里采血，测心电图。初步研究用了4个星期，随后我与当地一些有威望的人士进行了交谈。我们打算借当地小学用一个夏天，因为我想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罗塞托人。”

研究结果令人称奇。在罗塞托，55岁以下的居民当中，没有一例死于心脏病发作，甚至连一例显示出心脏病症状的病人都没有。该地区65岁以上男性的心脏病死亡率只有全美国心脏病死亡率的一半左右。而该地区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概率也比预期低30%至35%。

沃尔夫请来了他在俄克拉荷马的好友—社会学家约翰·布鲁恩来协助调研。“我雇来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学生，在罗塞托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对所有年龄超过21岁的成年人做问卷调查。”布鲁恩回忆道。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提到调研的发现，布鲁恩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这里没人自杀，没人酗酒，没人吸毒，犯罪率也很低。他们没有人领救济金。我们甚至没有发现任何人患上胃溃疡。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是自然死亡，就这么简单。”

可以用沃尔夫的专业术语来形容罗塞托这样的地方—它超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惯例已不再适用于此—罗塞托是一个“异类”（Outlier）。

超越个体寻找原因

一开始，沃尔夫以为，罗塞托人保留了旧时代的健康食谱，这使得他们比美国其他地区的居民都更健康。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假设不正确。在美国的罗塞托人做菜时喜欢用猪油，而不是像从前在意大利的罗塞托人那样，食用更有利于健康的橄榄油。意大利人做比萨时，他们会在薄薄的表面酥皮上抹油、撒盐，再加上西红柿、凤尾鱼或洋葱。而宾夕法尼亚的罗塞托人则用香肠、辣香肠、腊肠、火腿和鸡蛋来制作比萨；意大利脆饼和塔拉利饼干一般是为圣诞节和复活节准备的，而在美国的罗塞托，人们一整年都这么吃。沃尔夫请来营养师对典型的罗塞托人的饮食习惯进行分析，竟然发现当地人身体热量的41%来自饮食中的脂肪成分。在这里，人们并没有早起做瑜伽或者小跑锻炼的习惯。恰恰相反，这里的人们喜欢吸烟，而且很多人过度肥胖。

既然饮食与锻炼都无法揭开罗塞托之谜，研究人员很容易就想到遗传基因因素。在美国的罗塞托移民和意大利的罗塞托人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所以沃尔夫设想，是不是他们有特殊的耐受基因保护他们远离疾病。为此，沃尔夫开始调查生活在美国其他地区的罗塞托人的情况，看看他们是不是和宾夕法尼亚的亲戚一样百毒不侵。但结果并非如此。

于是，沃尔夫又开始考虑罗塞托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不是宾夕法尼亚东部的山麓环境给人们带来了健康？班戈城是离罗塞托最近的镇子，就在山脚下，另一个比较近的镇子是几英里外的拿撒勒。两个镇子与罗塞托面积相当，人口结构也差不多，都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欧洲移民。然而，沃尔夫将3个镇子的医疗报告相比较后发现，班戈和拿撒勒65岁以上男性心脏病死亡率，是罗塞托的3倍。这一条线索也断了。

慢慢地，沃尔夫开始意识到，罗塞托的秘密不在于饮食，不在于运动，也不在于遗传基因和地理位置，而在于罗塞托社会自身。当沃尔夫和布鲁恩漫步在这个小镇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们看到这里的人们如何走访亲友，如何在半路上停下来用意大利语拉家常，如何在院子里为家人做饭；他们了解到这里的不同姓氏如何拓展家族规模。这里有许多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长辈在家族中享有绝对权威。居民们都参加圣母圣衣堂的弥撒，教会在团结社会和安抚伤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人口不到两千的小镇上，竟然存在22个相互独立的社会团体。这里的人们崇尚平等理念，富人不会浮夸炫耀，整个社会都愿意帮助失败者走出困境。

在罗塞托人将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移植到宾夕法尼亚州山区的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免受现代社会的压力。罗塞托人之所以健康，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山区小镇。

“我记得第一次去罗塞托，看到祖孙三代共进晚餐，看到街边许多惬意的小面包店。那里的人们经常在街上散步，有空就会坐在门廊聊天。妇女们在制衣厂工作，而男人们则在采石场里劳动。”布鲁恩说，“这真是一幅和谐的图景。”

可以想象，当布鲁恩和沃尔夫带着这种观点第一次步入医学研讨会时，他们会受到多少人的质疑。同行们当时正用冗长的数据分析遗传因素，或用复杂的图表分析生理原因，他们压根就没想到当街驻足聊天，或者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是揭开罗塞托之谜的关键。当年主流的观点是长寿与否取决于我们是谁—也就是个体的基因，还仰赖个体做出的选择—选择吃什么，选择锻炼多长时间，以及我们受到医疗体系照顾的程度。在此之前，还从来没人从“社区”的角度研究人体健康问题。

沃尔夫和布鲁恩的研究结果使医学界最终认识到，孤立地考虑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根本无法解释罗塞托的人们如何保持健康。这为医学界研究心脏疾病和健康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道路：那就是超越个人的范围寻找原因—要理解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要考虑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状况，要追踪其家族渊源。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栖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In the fall of 1924 Thomas Wolfe， fresh from his courses in play writing at Harvard joined the eight or ten of us who were teaching English composition in New York University. I had never before seen a man so tall as he， and so ugly. I pitied him and went out of my way to help him with his work and make him feel at home.

His students soon let me know that he had no need of my protectiveness. They spoke of his ability toexplain a poem in such a manner as to have them shouting with laughter or struggling to keep back their tears， of his readiness to quote in detail from any poet they could name.

Indeed， his students made so much of his power of observation that I decided to make a little test and see for myself. My chance came one morning when the students were slowly gathering for nine o‘clock classes.

Upon arriving at the university that day， I found Wolfe alone in the large room which served all theEnglish composition teachers as an office. He did not say anything when I asked him to come with me out into the hall， and he only smiled when we reached a classroom door and I told him to enter alone and look around.

He stepped in， remained no more than thirty seconds and then came out. “Tell me what you see.”I said as I took his place in the room， leaving him in the hall with his back to the door. Without the least hesitation and without a single error， he gave the number of seats in the room， pointed out those which were taken by boys and those occupied by girls， named the colors each student was wearing， pointed out the Latin verb written on the blackboard， spoke of the chalk marks which the cleaner had failed to wash from the floor， and pictured in detail the view of Washington Square from the window.

As Irejoined Wolfe， I was speechless with surprise. He， on the contrary， was wholly calm as he said， “The worst thing about it is that I‘ll remember it all.

在1924年的秋天，托马斯·沃尔夫，刚刚从他在哈佛的剧作课程毕业便加入了我们由八到十个人组成的在纽约大学教英语作文的一行人的团队。我以前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像他这么高大，这么难看。我处于对他的可怜走了出去，以我的方式来帮助他工作，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的学生很快就让我知道他不需要我我对他的保护。他们谈到他的能力，他向他的学生们对一首诗做了这么多的解释，以这样的方式让他们高声大笑，或尽力忍住自己的眼泪，他心甘情愿从任何他 们能说出的诗人那里详细地引述。

确实，他的学生对他的能力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这也使我决定做一个小测试，来看看自己。一个早上我的机会来了，当时学生慢慢聚集来上九点钟的课，

那一天我一抵达大学后的时候，我发现沃尔夫独自一人在所有的英语作文教师当作办公室的大房间。当我请他跟我进了大厅时，当我们达到了教室门口他只是笑了笑，他没有说什么，我告诉他独自进入，到处看看。

他走进去，呆了不超过30秒，然后就出来了。“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我说，这时我自己坐在他的房间里位置，让他留在了大厅，他的背对着门。他没有犹豫，且没有一个错误地点清了在房间里的座位数，并指出这些 由男孩占用，那些由女孩占用的，每个所穿衣服的颜色学生的名字，指出写在黑板上的拉丁语动词，谈到了擦黑板的人的未能从地板洗清理干净的粉笔痕迹，透过窗口详细描述了华盛顿广场的看法。

正当我重新和沃尔夫在一起时，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相反，他是全平静，他说，“最糟糕的是，我会记住这一切。”

自己手工翻译，你原来的段落比较凌乱，我做了调整。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华罗庚

华罗庚初中毕业后，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

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先后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

2、霍金

霍金十三、四岁时已下定决心要从事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十七岁那年，他考到了自然科学的奖学金，顺利入读牛津大学。学士毕业后他转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宇宙学。

不久他发现自己患上了会导致肌肉萎缩的卢伽雷病。由於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起初他打算放弃从事研究的理想，但后来病情恶化的速度减慢了，他便重拾心情，排除万难，从挫折中站起来，勇敢地面对这次的不幸，继续醉心研究。

七十年代，他和彭罗斯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并在1988年共同获得沃尔夫物理奖。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不会随时间减少。1973年，他发现黑洞辐射的温度和其质量成反比，即黑洞会因为辐射而变小，但温度却会升高，最终会发生爆炸而消失。

八十年代，他开始研究量子宇宙论。这时他的行动已经出现问题，后来由於得了肺炎而接受穿气管手术，使他从此再不能说话。现在他全身瘫痪，要靠电动轮椅代替双脚，不但说话和写字要靠电脑和语言合成器帮。

虽然大家都觉得他非常不幸，但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却是在他在病发后获得的。他凭著坚毅不屈的意志，战胜了疾病，创造了一个奇迹，也证明了残疾并非成功的障碍。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科学研究的热诚，是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

3、贝多芬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童年，贝多芬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 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

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 补贴家用。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不久，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

尽管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程度。在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 ，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

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 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

从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 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

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是贝多芬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它的主题是反映人类和命运搏斗，最终战胜命运。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这是第一乐章中连续出现的沉重而有力的音符。贝多芬说：“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作品的始终。

1827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贝多芬一生是悲惨的，世界不曾给他欢乐， 他却为人类创造了欢乐。贝多芬身体是虚弱的，但他是真正的强者。

4、张海迪

5岁的时候，张海迪因患脊髓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但她身残志坚，勤奋学习，热心助人，被誉为" 当代保尔"。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

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举行命名表彰大会，授予被誉为“80年代新雷锋”的张海迪同志“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小米勒旅行记》和《丽贝卡在新学校》，创作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一百多万字的作品。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室一级作家。

5、桑兰

桑兰，出生于1981年2月，浙江宁波人，原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曾在全国性运动会上获得跳马冠军。到今天为止，坚强的桑兰已经笑着度过了6年的轮椅时光。

1998年7月21日晚在纽约友好运动会上意外受伤之后，默默无闻的桑兰成了全世界最受关注的人。这确实是个意外。

当时桑兰正在进行跳马比赛的赛前热身，在她起跳的那一瞬间，外队一教练“马”前探头干扰了她，导致她动作变形，从高空裁到地上，而且是头先着地。

遭受如此重大的变故后却表现出难得的坚毅。桑兰用她的行动应证着自己的诺言，在北大学习、加盟星空卫视主持节目、担任申奥大使、参加雅典奥运北京接力。她充满力量的笑容总能给人希望！

蒂罗尔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历了土地分割的苦难。蒂罗尔南部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意大利。如今奥地利境内的蒂罗尔成了两块不相连的土地。蒂罗尔州位于阿尔卑斯山东北部，全境几乎都是起伏的山峦，冬季雪量充足，夏季气候宜人，是世界最著名的度假胜地。

福拉尔贝格州：2601平方公里，34万人口。

福拉尔贝格州位于奥地利最西部，与德国、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交界，雨量充足，日照时间最长，西面与邻国共享博登湖，其余地区均被群山环绕。福拉尔贝格州的畜牧业和奶制品工业非常发达，位于全奥地利之首。食品工业中，巧克力和果汁生产也榜上有名。此外，福拉尔贝格的纺织品工业和电力工业在奥地利也是首屈一指的。

环城旅游的起始点是莫扎特广场和莫扎特纪念碑以及钟楼。 在它旁边的瓦格广场上坐落着老宅，这是萨尔茨堡著名诗人乔治•特拉考的出生地。

在莫扎特广场中心耸立着莫扎特纪念碑。它于1842年9月5日由莫扎特的子孙们主持揭幕。莫扎特的遗孀，康斯坦茨•冯•尼森未能经历这一隆重的庆典。她死于同年的3月6日。人们在她的故居为她设立了一个纪念牌。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是建立此广场的重要倡导者。他私人捐助了巨款，并且还捐赠了一个大理石底座。今天这个底座被收藏在卡罗里诺•奥古斯坦博物馆里。1842年广场得到了扩建。

乔治•特拉考 乔治•特拉考于1887年出生在萨尔茨堡的一个钢铁商人的家庭。一战初期，27岁的他死在克拉考的一间野战医院里。 在他短短的有生之年里，他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为他在二十世纪德文诗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今天他的一些作品被翻译成26种不同的语言。

坐落于瓦格广场旁的这位诗人的诞生地，现在是研究和纪念他的场所，并且专门设有介绍和导游。人们可以在这里参观到作家的手稿和个人信件，还可以了解房间旧貌，文学评论书籍及欣赏配乐幻灯。

主教官邸

中世纪的主教官邸自16世纪末形成了今日的风格，并代表了早先巴洛克建筑雄伟的特点。

可供参观的景点有：主教官邸豪宅-从前的礼仪大厅，萨尔茨堡侯爵主教的住宅， 及收集了16-19世纪欧洲画家众多作品的主教官邸画廊。旧主教官邸对面坐落着主教官邸新楼。

坐落在市中心的萨尔茨堡主教官邸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体，其中包括了180座房间和3个大庭院。这里曾经住过萨尔茨堡的主教们，到19世纪为止，他们一直在这里操纵着这个国家的命运。

萨尔茨堡的主教们修建他们宫殿的时间长达数百年，在无数次的改建中，大主教沃尔夫•迪特里希•冯•莱特奥(1587-1612)对这座建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如今，主教官邸被用于招待外宾和召开国际会议。

主教官邸广场

主教官邸广场是依照大主教沃尔夫•迪特里希的设计建造的。广场周围有大教堂，主教官邸，主教官邸新楼，钟楼，米歇尔教堂和位于中央的中世纪建造的市民住宅。

在广场的正中央是主教官邸喷泉。这座巨大的喷泉设施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巴洛克式喷泉。它是由古伊多巴尔特•图恩伯爵主教在1656年和1661年间建造的。

主教官邸画廊

具有贵族气息的收藏馆。萨尔茨堡的主教官邸画廊是萨尔茨堡艺术品的汇粹。它继承了巴洛克式的贵族气质，且用一种理想的方式补充了这座城市的巴洛克风格。因此它在萨尔茨堡城多年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展品包括了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的16-19世纪欧洲绘画。

展览馆定期举行特别展览。如果您提前预约，还可以得到导游以及博物馆师范介绍。

萨尔茨堡大教堂

最初的建造要追述到774年，当时正是圣维吉尔的时代(745-784年)。在经历了1598年的一场大火后，1614年主教马库斯•史提库斯依照桑提诺•索拉力的设计开始重建这座大教堂。 1628年，新教堂在巴黎斯•罗德龙主教主持了大教堂的落成仪式。教堂博物馆中有丰富的藏品。

城中最重要的宗教建筑物是天主教的中心萨尔茨堡大教堂。它以其雄伟的立面和巨大的圆形屋顶体现了阿尔卑斯山一侧早期巴洛克风格雄伟的特征。自它落成之日起，它就与教廷王侯的一切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教堂在大火中被烧毁，到被重建和扩建，这一系列过程中无一不见证了萨尔茨堡教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与独立性。

1944年的轰炸摧毁了教堂的屋顶和部分圣坛。之后 ，又被重新修葺。1959年又根据其原来结构的基础上做了扩建。刻在门栅栏上的年代标志记录了“774”，“1628”，“1959”三个年代。它们使人们想起在这三年里的三次修葺。在正墙里面上有4座巨大的雕像：手持钥匙和宝剑的圣徒彼得和保罗，手持盐瓶和教堂模型的州守护神圣徒鲁佩特和维吉尔。作为墙饰的2个印有花纹的盾代表了大教堂的两名主要建造者马库斯•西提库斯和巴黎斯•罗德龙。

大教堂广场构成了大教堂的前庭。古伊多巴尔德•图恩主教于1660年让乔瓦尼•安东尼奥•达利欧设计修建了大教堂的穹顶。在广场的中央矗立着1766-1771沃尔夫冈与约翰•巴布提斯特•哈根瑙尔为希基斯蒙•施拉腾巴赫伯爵大主教建造的圣母柱。

萨尔茨堡要塞

萨尔茨堡要塞建于1077年。由大主教格博哈德主持修建。后由雷翁哈德•冯•克罗查赫(1495-1519)主教进行了扩建。要塞完全继承了中欧城堡风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侯爵的房间和城堡博物馆。自1892年起乘城堡小路上的缆车可以很方便地到达城堡。

萨尔茨堡要塞作为莫扎特故乡的标志完全保持了中欧城堡的风格。这座有超过900年历史的建筑物的初建可以追述到授职之争时期。当时发生了教皇与国王之间的主教任命权力的争夺。忠于教皇的萨尔茨堡主教格博哈德于1077年在其领地上萨尔茨堡，上沃尔分，弗里萨赫建造了防御建筑。格博哈德的防御设施在康拉德一世(1160-1147)的领导下全部完成。

15和16世纪，在匈牙利战争和农民起义的混乱状态下，萨尔茨堡也被卷进其中。大主教们都退到城堡的保护之下。在此期间，城堡的主要建筑被加高了一层，并建造了兵械库。雷奥哈德•冯•克尔查赫主教(1495-1519)又扩建了城堡，并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在萨尔茨堡要塞漫长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进攻者能攻占下它。城堡过去常年是一座防御设施，间或也作为主教官邸。同时，它还充当过兵营和监狱的角色。

沃尔夫•迪特里希主教被他的侄子暨继承者马库斯•希提库斯囚禁在这里五年之久，直到1617年去世。

今天城堡全年为游客开放。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来这里参加国际夏日学院举办的课程。

每天都有导游带您参观王侯房间。

城堡博物馆 城堡博物馆和莱纳政权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萨尔茨堡国家政权第59号"莱纳大公爵")。博物馆的展览包括城堡历史，萨尔茨堡的武器手工业以及司法权史。

要塞铁路 1891年8月，萨尔茨堡地区委员会做出决定，建造一条要塞铁路。仅用了78天时间，这座被萨尔茨堡居民们亲切地称为"水罐铁路"的项目完工了。

"水罐铁路"这个名字源于缆车所应用的一种技术。而这种技术恰恰是车辆运行所需要的。在山顶车站，人们在车辆的底盘上灌上水，通过重量平衡的办法把固定在同一根缆绳上的缆车从山谷牵引上来。每辆车搭载的乘客数量不同，就需要加入不同数量的水（每个乘客大约相当于80升水）。44年后这种车辆实现了"电气化"。在城堡铁路建成100年后的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最现代化的缆车铁道之一。

弗朗西斯卡教堂

萨尔茨堡最有趣最具有历史风格的教堂建筑便是弗朗西斯卡教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公元1220年左右教堂的新建筑落成。

在教堂的对面是鲁佩特收藏馆。 这座博物馆收藏着现代艺术品和萨尔茨堡地区收集品的一部分。

与萨尔茨堡大教堂一样， 弗朗西斯卡教堂的历史可以溯源到萨尔茨堡基督教早期。两座教堂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与作用.。萨尔茨堡大教堂是巴洛克式主教教堂，主要用于宗教活动， 而弗朗西斯卡教堂则是细长的歌特式，在这里人们可以静静地祷告。

关于教堂的兴建年代人们不是很清楚。有些人说可能早于萨尔茨堡大教堂.。它的建造应归功于圣•维吉尔。

如同其它萨尔茨堡的教堂一样它也受到了大火的毁坏. 1167年 作为弗立德里希• 巴巴罗萨皇帝的裁判所这里成了大火的牺牲者。而后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得到重建。 这次重建受到了当时正处在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在15世纪初大大加强。

在历史上每一位执政的大主教均对弗朗西斯卡教堂进行了改建。 普通市民与大主教们都争取使自己在弗朗西斯卡教堂的历史上留下永远的一页。 因此在这里就统一了从罗马时期到近现代所有的建筑风格。

大学教堂

大学教堂是萨尔茨堡最大的巴洛克式教堂。作为大学专用教堂它由菲舍尔•冯•艾尔拉哈修建，并于1707年投入使用。其中的4个小教堂用于四个系。人们在1990年对大学的广场进行了翻修。

这里的"绿色市场"除周末外每天都进行典型家居用品的销售活动。这座于1622年落成的大学的主教学楼建于1618至1652年间。

要建一座大学教堂的计划最早是由巴罗斯•罗德龙主教提出的。当时，即1623年他正在萨尔茨堡创建修士学院。最终开始动工则又等待了很长时间。因此当时教授与学生们只能在学术礼堂进行礼拜仪式等宗教活动。除此之外在这座礼堂里还举行戏剧演出和其它庆祝活动。

直到70年后的1694年主教约翰•爱恩斯特•冯•图恩才将建造独立教堂的计划付诸实施。

大主教选了当时最著名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师约翰•贝昂哈德•菲舍尔•冯•爱尔拉赫作为主建筑师。同时这座建筑日后也成为菲舍尔最著名的杰作。大学教堂落成典礼于1707年11月20日举行，持续了38天。

艺术节剧

艺术节剧院坐落于僧侣山山脚, 人们把这里称作艺术节戏剧区。 小艺术节剧院建于1924到1925年。 而大艺术节剧院则由克来蒙• 霍尔茨麦斯特于1956-1960年建成。 此外还有一座于1693年按菲舍尔计划建成的骑术学校。年的萨尔茨堡艺术节汇演都在这里举行.

这里的马匹洗浴池于1695年由米歇尔•哈德哈特•曼德尔建成。一组建筑中的三座剧院各有各的风格与情调。因此重要的文艺演出都在一起进行,从这一点上讲萨尔茨堡是幸运的。

大剧院由奥地利建筑设计师克雷门斯• 霍尔茨麦斯特设计建造的, 1960年在卡拉杨主持开幕。剧院视野宽阔,拥有2177个座位.在这里主要演出歌剧和大型音乐会。主幕的入口可以调节,范围在14米到30米之间。小剧院有1324个座位和60个站位。其实规模并不小。1924年初建，后来几经改建。最后一次是在1963年。

洗马池与宫廷马厩的正面墙是在约翰•贝昂哈特•菲舍尔•冯•爱尔�%

从艺术影响来看，白南准的艺术知名度和曾经来华展出的劳伸伯格不相上下，但在高技术化艺术这一领域，白南准的艺术贡献则远远大于劳伸伯格，尽管劳氏也在60年代大力提倡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合作，建立“艺术与技术协会”这样全美性网络，所以在这方面劳申伯格更多的是位社会活动家，而白南准则以大量的作品提供了新技术与新艺术观念相统一的成功经验，留下许多经典作品，并影响到80、90年代的国际艺术发展。

白南准1932年生于首尔，幼年随父母避难到香港，后来作为难民又流落到日本。1956年，他在东京大学完成了音乐，艺术史和哲学的学业。毕业时，完成了一篇关于阿诺德·勋伯格的学士论文。因为受到日本唯西方化的音乐教育，白南淮对西方古典音乐充满迷恋，为了学到正宗的西方音乐，他毕业后，旋即来到德国的慕尼黑大学进修音乐史和创作。并于1958年遇到了来讲学的美国前卫音乐家约翰·凯奇，从此他的艺术生涯发生了突变。

1958 年，白南淮在德国的塔姆斯塔特举办的新音乐讲习班上，遇到了前来讲课的约翰·凯奇。事先，他在自己的日本和德国导师那里听说过这位著名的美国前卫音乐家，知通这位大师对亚洲禅学思想很感兴趣，并试图将禅宗思想引入音乐创作。白南淮当时对凯奇还持有怀疑态度。后来，他这样描写自己戏剧性的变化。

我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去听他的音乐，令我感到好奇的是，美国人怎样对待东方的遗产。但在音乐会进行当中，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到音乐会结束时，我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白南准惊讶地发现，他在听凯奇音乐时所获得的无聊感与他听禅学讲座时的感受一样，诸如“空”的概念等。白南准从凯奇的音乐中获得对西方音乐的革命性启发。他要放弃多年的唯西方化教育所培植的对古典音乐诚惶诚恐，顶礼膜拜的心态。这似乎有点奇怪，一位受东方思想影响的美国前卫音乐家却让一位饱学西方古典音乐的韩国人认识到自身文化遗产的潜力，从而和西方前卫艺术家一起反叛西方传统经典，重塑当代艺术新视觉，这其实正是文化交流与互渗所迸发出的灵感的火花。

凯奇音乐理论中的“偶发性”和“非确定性”给白南准很大影响，其次这本身也是白南准的个人天偏好。在认识凯奇之前，他的德国音乐老师沃尔夫纲·福特纳就推荐白南准到位于科隆的电子音乐工作室，因为他发现白南准对杂音和声音的组合很着迷。而站在常规化的作曲的角度讲，这种声音无法解释和谱成曲子，正如用绘画的特征与美学思想去解释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一样，费力不讨好。由赫伯特·埃默特建立的电子音乐工作室在50年代是重要的实验音乐中心，它吸引了欧洲大批年青的作曲家。这个设在科隆的音乐工作室装备了各种可以合成声音和音乐的电子设备，主要探索种种电子音乐的可解性，而且强调作家之间的协作。白南准来到这个音乐工作室后，便了解到欧洲当代艺术的多样性。从而逐步动摇了对西方经典音乐盲目崇拜的态度。接触到凯奇的革命性音乐之后，他认识到有必要放弃他以前的音乐教育所形成的保守观念。 1959年，白南准完成了他的革命性的“行动音乐”《向约翰·凯奇致敬》。在音乐的演奏过程中，他摔鸡蛋，打碎玻璃，砸毁乐器。这些行动并不是为了讨人喜欢而是刺激和震撼观/听众，同时区别于凯奇的”解放声音”的努力，消除和混淆音乐与表演之间的界限。1961年，白南准受斯托克豪森之邀，参加了在科隆大教堂剧院的演出《原创》。当时评论界已将白南准的“行动音乐”创作学术定位为“文化恐怖主义“。作为《原创》中唯一出场的表演者，白南准演出了《单纯》、《禅之头》等作品，斯托克豪森在日记中生动地记下白南准表演的情景：”他（白南准）平静的地走上舞台，但他的动作象内电一样让在场的观众感到震惊，他将满把的黄豆撤向空中，豆子又掉到观众席上，引起阵阵骚动和嘘声。他又用纸把自己的脸裹起来，然后轻轻地将纸揉皱，又隔着纸揉自己 眼睛，直到眼泪将纸溽湿弄破，他突然大叫一声，将纸扔到观众席。

白南准以音乐家的身份登上舞台，但他的表演彻底打破了观众的期待。有论者认为，白南准在50年代末的“行动音乐”和当时在视觉艺术领域里红极一时的行动绘画有一定联系。然而，行动绘画在60年代初便迅速衰弱下去，而掺有各种杂音的实验音乐则在电子技术的支持下演变成传遍全世界的电子流行音乐。但白南准的“行动音乐”所具有的强烈视觉效果使他向视觉艺术界靠拢，从而加入了当代在欧美盛极一时的激浪艺术家阵营。在参加《原创》的表演时，白南准认识了专门推介年青的实验艺术家作品的画廊老板罗夫·加林。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白南准和罗夫·加林一直在准备在画廊举办“行动音乐”个人演示会的可能性。同时，白南准则秘密地研究将电视引入艺术实验。作为一名电子音乐家，他整日和导线、仪表、放大器、示波仪打交道，他逐渐培养起对电子声音和图像的互动产生强烈的兴趣，他预感到打破不同学科和艺术领域之间的某种新艺术潜在力量，从而他躲到一个少人知晓的阁楼内，在技术人员的支持下，做起了解构电视和其图像的实验游戏·

在罗夫·加林的支持下，白南准的第一次个展于1963年3月在加林本人的别墅内展出。这是一个十分另类的展览，不仅展览场地使用了包括花园，顶楼和厨房在内的所有空间，而且许多作品象是电子仪器或装置，既有声音，又有形象，而且艺术家还邀请听观众积极的参与，动手触摸作品，更为特殊的是，经过艺术家改造后的电视机第一次被当作艺术的材料和媒介摆在观众面前。

展览包括音乐和电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由四架被拆散然后又重新组装起来的钢琴和两架唱机及唱片组成，名为《混乱接触》的装置作品，以及由各种可发声的物体所组成的《声音体》，另外还有位于别墅内具体房间的声音视觉装置，例如，在注满水的浴池内装上一个人形模特。第二个主题由安置在一个居室内的11架黑白电视机组成，电视机象是随便地搁到地板上，没有任何方向和序列感，但所有的电视屏幕均在播出同样的节目。但节目很难看清，因为屏幕上的图像被压缩成平行线状，象是受到强烈的干拢。白南准将这件作品称为《禅之电视》。这种对电子图像的偶发效果的强调显然是约翰·凯奇偶发音乐观念的延伸。这个在30多年前显得十分前卫的艺术展被当时保守的评论家指责为“新达主义的幼稚园”和“好玩的市场”。但在今天，这一展览被认为是视频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同时也奠定了白南准作为视频艺术之父的艺术史地位。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先锋艺术家意识到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的便利条件和设备的重要性，在技术进步的平台上，不断将艺术推向时代的前沿。这一认识在21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精英界产生广泛回声，由清华大学主办的艺术与科学研究会和展览，尽管不少论者和艺术家的认识仍停留在以艺术的形式图解科学原理的初级水平上。但人们毕竟看到这一思考艺术的新维度。

60 年代初，白南准参加了欧洲激浪艺术家群体的音乐会，诗朗诵会和街头表演，同时，他结识了美国激浪艺术家迪克·希金斯等人，这使白南准来到纽约，并加入了以乔治·麦修纳斯为中心的纽约激浪艺术家群体。白南准注意到，纽约人对新技术新产品和创新意识的包容程度这远远大于欧洲的城市，这使他有充足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在电视装置的基础上，做新的艺术探索。

1965年，他得到了一架当时还很稀罕的便携式摄像机，他高兴得象得到新奇玩具的孩子，拿到纽约的大街上乱拍一通，其中拍到了正在纽约公园大道的罗马教皇的几个镜头。晚上拿到纽约艺术家经常聚会的咖啡厅放映。这被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件视频艺术作品。在另外一些作品中，白南准利用磁石的磁化作用，刻意扭曲电视屏幕上的形象或者用编辑机按自己的意图改变电视画面。这样，他不仅通过解构和重组电视机的硬件来完成电视雕塑装置，同时又改变电视机的图像输出，将图像与电视装置（雕塑）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视频装（video installation）这一在当时技术含量最高的艺术形式。在以后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白南准一直努力探索video艺术的发展空间，从而成为当代举足轻重的艺术家，作品被世界各大艺术博物馆广泛收藏。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他应组委会的委托，专门创作了最大的电视装置，由1000余台电视机组成 20米高的电视塔。白南准终于以自己的艺术回报了他的父老乡亲，艺术家本人也出尽了风头，火红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