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为什么在国家无法负担起两线战争的时候,不愿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事实上，在平定内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并非没有过胜利，相反取得过很多的胜利，但这些胜利最后都因为财政原因以及财政危机附带造成的心理效应化为乌有。
比如一开始明朝政府对叛乱者的招抚，用顾诚的话说“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但实际上由于政府没有钱来处置这些介绍招抚的叛乱者队伍，结果这些人最终还是只能走上叛乱的道路。当时负责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
招抚失败，就只能用军队来清剿。在军事上明朝有好几次机会把叛乱者彻底围歼，比如崇祯六年，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大部分叛乱者队伍都被围堵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已经是走投无路，被围歼几乎只是时间问题。结果这些叛乱者只能采取诈降的策略。当时报上去投降的叛乱首领名单有几十人之多，“造反武装的抓哟首领几乎包罗无遗”，这里不必一一列举，只举出其中几个后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好了，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可以说所有后来让明朝政府头疼不已的叛乱首领都在里面，一网打尽。结果这些叛乱诈降以后，明朝政府军就停止军事行动，结果任由这些叛乱者从容渡过黄河，从包围圈的缺口中突围，扬长而去。
这是第一次；然后崇祯七年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又被五省总督陈奇瑜率领的明军堵截在汉中栈道地区，当时的情况按顾诚的描述是“这里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被明军把守得严严密密，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数万人几乎面临绝境。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起义军首领决定采取伪降手段。”
结果明军再次认为这些叛乱者是真心投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李自成、张献忠走投无路了。于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部队“乃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翻成白话，意思就是“在官兵的保护下，李自成等部成建制的安然走出号称天险的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官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没有盔甲的都换上盔甲，丢失弓箭的换上新弓箭，多日没有饭吃也吃上饱餐”]结果这些叛乱者一摆脱困境，一跑出明军的包围圈就“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
对于这次被围困到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又用假装投降的手段来摆脱绝境的叛乱中包括哪些部分的队伍，顾诚作过考证
“在汉中被困的义军究竟包括哪几部，也还存在疑问。吴伟业和一般史籍的作者，都说主要是李自成部；毛奇龄《后鉴录》中说，‘自成急奉闯王（高迎祥）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文秉《烈皇小识》说，‘贼首李自成，张献忠等坐困于汉中之车箱峡’。可是，明陕西巡抚练国事转述陈奇瑜的奏疏，列举的受抚义军为：‘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其中确切无疑的有张献忠（即八大王）、蝎子块和张妙手三部，所谓‘八大王又一部’究竟是指南营八大王，还是指依附于张献忠的另一支队伍，目前还弄不清楚。陈奇瑜的疏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李自成部，也就是说，汉中被困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部在内，还缺乏原始材料来证明。既然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因此我们还不能把李自成部排除在外。闯王高迎祥部是否也被困于汉中，需要继续查证。人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闯将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部将，这是不正确的。李自成同高迎祥一样，都是他们各自率领那支义军的首领，互相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
从这个考证来看，张献忠肯定在其中，而李自成的部队，则是“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那么90%的可能也在其中。两个在崇祯后期令明朝政府最为头疼的叛乱首脑都在这次被围困而陷入绝境中，但是他们居然又用这种小儿科的假装投降的手段逃过了被歼灭的命运，真是不得不令人发叹。
那为什么明朝方面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这种恶当，几乎三番四次地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不必付出太多代价就能用军事手段全歼叛乱者的情况下（事实上，这两次几乎都是用不着怎么打仗，光是围困在那里，叛乱者的队伍自己饿死都饿死了）就这么轻松的放跑叛乱者呢（甚至还主动给他们提供粮食补给，物资补给，简直把他们当成兄弟朋友来看待了！）？从表面上，自然很容易说明朝方面的统帅以及皇帝多么愚蠢。但实质上，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明朝政府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大臣，都普遍对这些叛乱者有同情心理，甚至是愧疚心理。他们总觉得这些叛乱者也都是良民，只不过因为自己这些政府的人员做的不够好，没有钱去赈济，没有钱发军饷，所以才导致他们叛乱的。是自己有愧于叛乱者，所以一听到这些叛乱者愿意投降，那真是心花怒放，自己的兄弟子民愿意和自己重归于好，那能不高兴?所以尽管在军事完全有绝对的优势和能力把这些叛乱者肉体消灭，而从皇帝和大臣的心理却是能不杀尽量不杀，能让叛乱者投降，就尽量不用武力剿灭。
就拿崇祯皇帝来说吧，从一开始，他就反复强调“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然后又说“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甚至听说洪承畴把降而欲叛的王佐桂等数十人杀死的时候，他还大为光火“王佐桂既降，何又杀之”。尽管以后由于事实的教训，他不得不改弦易辙，从一心招抚转变为剿抚结合。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偏向于“寇亦我赤子，宜抚之”，这种偏向于招抚的心理并非是因为军事上拿叛乱者没有办法，不得不招抚，而是从内心深处就觉得这些叛乱者情有可原，即便在军事上完全有能力杀掉歼灭他们，他觉得也不应该多杀人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种心理，那些大臣们自然也心领神会，尽力迎合。崇祯七年三月崇祯举行的会试策问中就流露出他仍旧偏向招抚的心理。而当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济向他上疏说应该区别流寇的成分，说流寇中的大部分成分是驿卒、饥黎、难氓。崇祯更是大为激赏，以至于特地“命内阁辅臣起草一份文件，专送陈奇瑜处要他斟酌处理”，用樊树志的观点来说，这分明就已经是在暗示处于剿寇最前线的陈奇瑜，对待这些叛乱者，能不杀就尽量不杀，能少杀就尽量少杀，能招抚他们就尽量招抚他们。
可以说正是在崇祯这样的心理指导下，以及一些大臣官员相似心理支配下，这才先有渑池渡，再有车厢峡，居然接连两次在可以轻松全歼叛乱者主力的情况下，只要一听叛乱者要投降，就大喜过望，不问真假，全盘相信，不做任何预防措施，就轻松的放跑了他们。
对这种心理追根究原的话的，归根结底还是明朝政府因为自身财政困难，导致在赈济和军饷方面做的不够好，这才对叛乱者普遍抱有同情宽谅心理。只是崇祯皇帝心地仁慈之余，却忘记了，叛乱者一旦当惯了强盗，四处抢劫这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要他们回到常规上来，受到拘束管辖，即便是衣食饱暖，恐怕也无法令他们满意了。你就算不想剿灭他们，给他们提供再优厚的条件，他们也是不想再当良民的了。
尽管两次放过全歼叛乱者的机会，但在以后，明军平定内乱的过程中依然是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比如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廷在陕西重创叛乱者中战斗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部队，并且活捉高迎祥本人，受此威慑，一些叛乱者纷纷投降，接受招抚。
到崇祯十年，杨嗣昌上任兵部尚书以后，建议崇祯增兵增饷，实行“四面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叛乱者又一次纷纷陷入绝境，张献忠走投无路（他要不是跑的快，差点就被左良玉打死），只得再次提出投降（当然其实他还是假投降）。杨嗣昌担心有诈，向崇祯建议“拒绝招抚，派兵剿杀，或者要张献忠以袭击李自成、老回回做考验，否则便剿杀不论”。但崇祯皇帝还是过于心慈手软，反驳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杨嗣昌反复声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建议崇祯“明以抚示”，“阴以剿杀”。而崇祯皇帝则坚持“不可尽杀”，实际上默认甚至鼓励熊文灿等前线官员招抚张献忠。[p980]
结果招抚张献忠以后，明朝政府还给他的部队发了十万人的军饷，还允许他们在谷城县白沙洲造房买地种麦，进行贸易，休养恢复元气。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上疏说“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遣散才是。”崇祯却反驳说“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张献忠看见明朝政府如此信任放纵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他干脆在“谷城设关征税，搜集粮食，打造兵器”
在张献忠走投无路，重施故技，假装投降以摆脱困境的同时。李自成的情况就更惨，他在明军的往来追杀中，已经濒临崩溃。《晚明史》中描述说“几次激战，李自成等部‘大半患病死亡，逃散甚多’。又受秦兵入川搜杀，不得已尽数出川，仅一千人突入汉中地区，进入深山密林中”，而这时候，李自成的得力部将祁总管也率部投降，只剩下李自成残部藏身于深山密林。而后李自成又试图冲出深山，进入河南，结果又被孙传庭伏兵袭击，结果是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骑马”逃往深山中。
到这时为止（崇祯十一年左右），在杨嗣昌的主持部署下，叛乱者基本上被剿灭的剿灭，投降的投降，内乱基本被肃清。但在国家的财政危机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之前，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假象。一方面自然灾害旱灾蝗灾依旧一年接一年的发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地区在崇祯十一年前后都接连发生特大规模的旱灾，而这些旱灾都持续三四年之久，旱灾接以蝗灾，大批百姓都沦为饥民，而国家依然无力赈济灾区，饥民随时都能演变成作乱造反的生力军。而与此同时，辽东的满清分裂分子依然贼心不死，不断在边境骚扰，甚至闯入关内抢劫杀人。在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寇闯入关内肆虐，屠杀抢掠不计其数。而崇祯皇帝又始终把攘外看成第一要务，将其重要性放在安内之前，于是在李自成等叛乱首脑分子未被抓捕的情况就决定将洪承畴、孙传庭等精锐武装“悉数从安内战场调往攘外战场”，结果给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
张献忠是在崇祯十二年五月重新发动叛乱。至于李自成的势力在崇祯十三年也开始重新发展壮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连绵不断的灾害饥荒。大量饥民几乎是不招自来。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对当时的情形有一定的描绘“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⑷
郑廉在《豫变纪略》里，比较集中地叙述了贫苦无告的农民怎样转化成地方性的起义队伍：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垒垒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
李自成进入河南，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短时间内招揽了大批部众。当地的那些乌合之众，毫无组织，混乱一团的饥民，在投入身经百战，军事经验极其丰富的李自成麾下之后，也很快就转化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从此遂一发不可收拾。据顾诚所说“李自成部义军初进河南时，兵力相当有限，大约不到一千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准备，李自成在十月间率兵北上，同当地的起义农民一斗谷、瓦罐子等联合，有众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于二十一日攻克宜阳，‘不杀平民，唯杀官。’接着，乘胜进攻永宁（今洛宁县）。”
实际上在明史的崇祯本纪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是月，李自成自湖广走河南，饥民附之。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这里的“饥民附之”四个字道出了崇祯时期叛乱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关键。灾荒灾害不断，而政府的财政危机又使得国家根本无力赈济灾民，这使得国家尽管在剿灭内乱的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但几乎只要稍一松懈，则叛乱势力又很快滋生壮大起来，杀了一个闯王高迎祥，又很快冒出一个李自成，把李自成三番四次杀的濒临崩溃，崇祯十一年更是让他几乎全军覆没，只逃出十八个人，结果不用两三年，又迅速卷土重来。其实如“饥民附之”这样的记载，在崇祯本纪中有很多处，而并非仅仅限于崇祯十三年的这次。
如崇祯四年“是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益炽。”；崇祯五年“是月，总兵官文诏、杨嘉谟连破贼于陇安、静宁，贼奔水落城，平凉、庄浪饥民附之，势复炽。”；崇祯六年“丁未，副将左良玉破贼于涉县，贼走林县山中，饥民争附之。”；
崇祯九年二月，“山西大饥，人相食。乙酉，宁夏饥，兵变，杀巡抚都御史王楫，兵备副使丁启睿抚定之。”
可以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完全不是常规的军事手段能够解决，暂时的军事胜利几乎毫无意义，只要政府的财政危机不解决，那无论打多少次的胜仗，都无济于事。（注意我说的是常规性军事手段，为什么这么说？这是相对于满清兽兵而言的。如果是满清的话，同样的局面之下，用军事胜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满清采取的是杀光抢光的策略，一个城市发生反抗就把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不拉的全部杀光，物资全部抢光，一个地区发生叛乱就把一个地区的人全部杀光，物资抢光，辽东大屠杀，扬州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都是如此.其中的四川大屠杀是把一个省的人全部杀光，这样当然就不必担心什么叛乱卷土重来的问题，更不必担心什么饥民作乱的问题，人都全部杀光了，还怕这个地方的人因为粮食不够吃而变成饥民作乱吗？明朝政府自然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确保国家有充足的财政收入，然后用财政收入去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不断给予各地灾区饥民以赈济，避免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抢劫作乱。但是要确保国家充足的财政收入，不增加赋税，这可能么？有些人似乎真愚昧的认为明朝政府的钱是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可以从聚宝盆里生出来的，只是明朝的统治者吝啬残暴，存心要饿死灾区饥民，存心要逼迫饥民饥兵造反作乱推翻他们的统治，所以才不肯把钱拿出来。这样的想法省力自然是省力，只需把明朝的皇帝官员都丑化成愚蠢的白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就行了，很能满足他们表现自己正义，声讨罪恶的道德虚荣心，也很能符合他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脸谱化的弱智教育！但最后的结果恐怕不过是在愚弄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变成白痴罢了！
事实上从明史的崇祯本纪中可以看到，对于崇祯十年以后特别是崇祯十三年的灾荒，崇祯还是设法多次给予赈济的，光本纪所记载的这一年的救济就有
“春闰正月乙酉，振真定饥。戊子，振京师饥民。癸卯，振山东饥。”，“戊寅，以久旱求直言。三月甲申，祷雨。戊戌，振畿内饥。”
“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赋。”，“秋七月庚辰朔，畿内捕蝗。己丑，发帑振被蝗州县。”“八月甲戌，振江北饥”
说句老实话，崇祯之所以很能进行这些赈济，恐怕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杨嗣昌建议的增收赋税，增收剿饷，练饷，使得政府多了一千六百多万的收入。估计这多增加的一千六百万也没有完全用于军饷，还是有一部分挪用到了救济灾区上去了。但即便如此，在受灾面积如此广大，灾民如此众多的情况，这样一点可怜的收入进行的救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
事实很清楚，如果真的想实质上解决灾民赈济问题，国家就必须有足够的钱，而国家要有足够的钱就必须要增加赋税收入，否则一切所谓赈济灾民的话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高调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要想解决饥兵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发军饷；要想解决饥民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赈济灾民。而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从聚宝盆里生出来，也不能去抢来！只能是从赋税收入中来？没有足够的赋税收入，哪来的钱去发军饷，哪来的钱赈济灾民？明末国家的危机实质上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由财政危机才引发军事危机，由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更大的财政危机导致更大的军事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国家岂有不亡的道理？
可以说明末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是财政问题派生出来的。解决了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解决财政问题，则纵然是其他问题暂时解决了，必然还会再度爆发。而财政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就是国家赋税收入太低，低到到了威胁国家本身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过去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国家没有遇到大的挑战，而崇祯时期，则是在连年自然灾害，连年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尖锐的形式把这一问题暴露了出来！这不仅从另一个角度的说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归咎于崇祯的个性作风，归咎于崇祯的用人水平不过是皮相之谈，同时也证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说成是崇祯横征暴敛的结果的说法是何等荒谬无稽，何等偏离事实真相。
当然，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必须给予重点澄清的！那就是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谎言可谓甚嚣尘上，谬种流传，为害甚烈，影响波及，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能幸免！
据说明末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危机，崇祯的内帑里有的是钱，几千万两白银是少算的，几亿两也不算多，说成是金山银山都不夸张。崇祯这么焦头烂额的催征赋税，都是他自己小气舍不得花内帑里的钱，最后被李自成打到北京的时候还守着几千万两乃至上亿的白银不放，所以落得个上吊自杀的结局，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看见一些论者唾沫横飞的谴责崇祯皇帝，如何吝啬，如何小气，如何疯狂聚敛，如何躺在内帑的金山银山上，却不肯拿钱出来赈济灾民，不肯拿钱出来发军饷。按照这种说法，明朝末年哪里有什么财政危机啊，全是皇帝自己吝啬小气，当守财奴而已，所以最后灭亡也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或者说明朝政府根本不缺钱，主要是不会用人，再加上小气。这些论者在自己的唾沫横飞中获得了很大的快感。他们的舌头在口腔里舞动着，唾沫星子在鼻子周围飞溅着，可以想见他们被自己的雄辩所陶醉，被自己的英明所感动，体验着指点历史的快感。
然而每当看见这种言论，每当看到这些论者的嘴脸的时候，我都感到说不出恶心。不知为什么联想到了鲁迅《故事新编》中一则故事的结尾
《故事新编.采薇》说的是妇孺皆知的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之际,不食周栗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在故事的结尾插进来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很聪明，已经懂得了。她冷笑了一声。于是大义凛然斩钉截铁的说道：……”，那个女人说什么，我们就不必去追究了，总而言之，伯夷叔齐两个人在听了那个很聪明而且大义凛然的女人的话之后，因为羞愧，连薇都不吃了。于是他们两个就这样的饿死了。
而那个叫阿金的聪明女人呢？按鲁迅的描写“于是许多人非常佩服阿金姐，说她很聪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阿金姐却并不以为伯夷叔齐的死掉，是和她有关系的”
她说，老天爷心肠好，派了头母鹿喂奶给伯夷叔齐吃，可是那两个人呢，“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喝了鹿奶还不够，还想杀了那头母鹿，吃鹿肉，于是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心了，母鹿也从此不去了，他们这才饿死了。“哪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
如果那些制造散播崇祯内帑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白银的谎言的人就相当于这个故事里说伯夷叔齐喝了鹿奶还想吃鹿肉所以才饿死的的女人，那么那些听信谣言谎话的人就相当于那些“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于是觉得轻松不少的人。
我做这样的类比是有道理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看看崇祯内帑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当时人的记载
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崇祯遗录》
《恸余杂记》：“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军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略.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p1120]
这则记录很重要，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自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
一子曰佛胜，年二十，以勇闻，贼诈以父命召之，至则俱死。其妻马氏闻之，行且哭，贼胁污之，不从，节解之。
贼既平，旺死迹在地，隐隐不没，邑人惊异，为设像城隍庙，岁时祭享。绍兴六年，转运使以状闻，诏赠承信郎，更立祠，号忠节。二十八年，复诏立愍节庙以祠之。
马俊或曰进，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绍兴二年，砦军陆德、周青、张顺等据州叛，青为谋主，约翌日尽黥城中少壮，而屠其老弱，然后拥众渡江。俊隶青左右，得其谋，阴结其徒十人杀贼，然后谕众开门，其徒许之。俊归语其妻孙氏，与之诀，至南门，伺青出上马，斫中颊，九人惧不敢前。俊与妻子皆遇害。青被伤卧旬日，贼党散，官军至，德、青遂伏诛。三年，赠俊修武郎，为立祠，号登勇。
杨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负气节，雅有志当世。登淳熙二年进士第。知阆州新井县，以惠政闻。
辟兴元府通判，权大安军。吴曦叛，素闻震仲名，驰檄招之，震仲辞疾不行。时军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谋于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兴而来，为西蜀第一州，若首从其招，则诸郡风靡矣。顾力不能拒，义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脱去为宜。"因属次秦曰："吾死，以匹绢缠身，敛以小棺足矣。"曦遣兴州都统司机宜郭鹏飞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鹏飞宴震仲，终饮不见颜色。归舍，然烛独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汤，比至，震仲饮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敛而置于萧寺，阖郡为之流涕。
震仲之未死，先遗家人书曰："武兴之事，从之则失节，何面目在世间?不从祸立见。我死，祸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无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义士感慨奋发，始有协谋诛逆者。明年，曦伏诛，蜀帅安丙、杨辅以闻，赠朝奉大夫、直宝谟阁，官二子，表其里曰义荣。吴猎宣谕西蜀，为之请庙与谥，名其庙旌忠，谥曰节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进士第。吴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迁延固避，伪知大安军郭鹏飞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涂两目，末生附子傅之，比至目益肿。次秦母年高而贤，闻次秦为曦所招，即命家人以疾笃驰报，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讣闻可也。"曦乃听还。曦诛，蜀帅上其事，改秩为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
有郭靖者，高桥土豪巡检也。吴曦叛，四州之民不愿臣金，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而下。过大安军，杨震仲计口给粟，境内无馁死者。曦尽驱惊移之民使还，皆不肯行。靖时亦在遣中，至白崖关，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见以国士期之。嘉定七年进士。调成都尉，转九陇丞。丁内艰，免丧，辟潼川府路都铃辖司干办公事。制置使崔与之闻其名，改辟本司干办公事。
稼持论不阿，忧世甚切，及郑损为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赞阃有劳，未几，改知绵谷县。制置司以总领所擅十一州会子之利，请尽废之，此盖绍兴、隆兴之间得旨为之者。令下，民疑，为之罢市。稼亟出私钱以给中下户。稼弟定子时为总领所主管文字，相与征其误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仅济。岁大饥，有司置弗闻，稼捐橐中装，市粟以食之，全活甚众。损之入蜀也，稼同产弟了翁诵言于朝，谓必败事。损衔之，遂劾稼罢。
宝庆三年，元兵至武阶，损弃沔而遁。桂如渊镇蜀，辟通判沔州，寻檄兼幕职。稼首言："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自前帅弃五州，民无固志，一旦敌至，又有因粮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当申理，俾缓急有所保聚。"如渊然之，乃创山砦八十有四，且募义兵五千人，与民约曰："敌至则官军守原堡，民丁保山砦，义兵为游击，庶其前靡所掠，后弗容久。"
北兵由东道以入，如渊忧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为守御计，以洋居平地，无一卒以守，议移金州帅司军千人驻洋州，而自任其饷给。李心传为言诸朝，不报。及凤州破，制置司始从稼请，调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时至。汉中陷，梁、洋之民数十万尽趋安康。稼乃移屯黄金渡，收散卒，招忠义，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将陈昱于安康，委以收复之任。昱部分诸军，召青座、华阳诸关守将，皆以兵来会，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廪赡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节制军马，督诸将继进。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趋沔，自至西县援之。
如渊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权兴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仓，稼移书曰："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后尔。苟以分水、三泉、米仓为可保，敌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将孰御之?盍以兴、沔、利三戎司分驻凤州，俾制司已招之忠义、关表复仇之豪杰，联司以进，兵气夺矣。"如渊迟疑不决。逮天水、同庆被屠，西和围益急，始会军民之众万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报砦窠、七方之师皆溃，稼率遗民驻廉水县，召集保甲，分布间道，以保巴山。当是时，文臣之在军中者惟稼一人。
如渊既罢，李{直土｝代之，以稼久劳，请改畀内郡，差知荣州。殿中侍御史汪刚中，如渊党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谓蜀之败实由稼，遽罢之，又削二官。李心传见上，讼稼无罪，不当罢。
宣抚使黄伯固辟稼知阆州。未几，伯固去官，制置使赵彦呐以参议官辟之。制置司近汉中，稼言汉中荡无藩篱，宜经理仙人原以为缓急视师之地。彦呐以委稼，稼至原，缮营垒，峙刍粮，比器甲，开泉源，守御之规，罔不备具。会召还，彦呐密奏留稼，以直秘阁知沔州、利州提点刑狱兼参议官。始至，告于神曰："郡当兵难之后，生聚抚摩，所当尽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剑门。"乃葺理创残，招集流散，民皆襁负来归。
北兵入西和，薄阶州，稼赞彦呐登原督战。知天水军曹友闻等兵大战。进稼三官，为朝请大夫兼关外四州安抚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尝代彦呐论蜀事利害，上嘉览之。
北兵自凤州入，东军不能御，遂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议欲退保大安。稼白彦呐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深入若仓皇召兵，退守内地，敌长驱而前，蜀事去矣。"彦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
北兵自白水关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无城，依山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为疑兵。彦呐至置口，辍帐前总管和彦威，以军还沔，召小将杨俊、何璘悉以兵会，又调总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军无纪律，稼捕其纵火者三人，诛之。未几，北兵大至，璘遁。其众皆溃，遂下沔州。
先是，友闻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劝稼移保山砦，而自将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弃，吾郡将也，城亦不可弃。即事不济，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时危任重为忧，稼举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语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书告李心传曰："稼必坚守沔，无沔则无蜀矣。自谓此举可以无负知己。"及事迫，参议杨约劝稼姑保大安，稼厉声曰："我以监司守城郭，尔以幕客往来应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属官冯元章率吏士力请稼少避，稼不为动。城既陷，众拥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兵骑四集围之，遂死焉。诏进稼七官，为正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谥曰忠。后以子斯得执政，累赠太师。
稼为人慷慨有大志，闻人有善，称之不容口不善，面折无所避。推毂人士，常恐不及，视财如粪土。死之日，闻者莫不于邑流涕。所著有《缩斋类藁》三十卷。斯得自有传。
曹友闻，字允叔，同庆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孙也。少有大志，与仲弟友谅不远千里寻师取友。登宝庆二年进士。授绵竹尉，改辟天水军教授。
城已被围，友闻单骑夜入，与守臣张维纠民厉战。兵退，制置使制大旗，书"满身胆"以旌之。已而兵复至，友闻罄家财招集忠义，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直土｝檄管忠义，领所部守仙人关，且行且战，至峡口据险。前军统制屈信率所部突阵，还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军统制杜午迎击，力不能敌。友闻令诸军乘高据险，身冒矢石，为士卒先。信与统制张安国领兵出战。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关。
北兵东破武休关，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进军后，进战败死之，遂长驱入剑门。友闻与弟万各率所部，取间道过毡帽山，至青蒿埧，战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驻阆州。叛将鲁珍为陈隆之所斩，珍部曲肆焚劫，友闻讨斩其将郭虎、蔺广、杨仲等，余党散去。檄知天水军。
北兵入凤州，略河池，抵同庆。友闻密遣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授以方略出战。兵至城下，友闻部分诸将各守一门，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渐近，鸣鼓张旗，矢石并发。又命汉臣等取间道出战，自提重兵尾敌后，大战有功。端平初，友闻遣万与忠义总管时当可分兵碎石头、青蒿谷，前后大战数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务郎，权发遣天水军。
北兵又自西和至阶州，友闻曰："阶虽非吾境，岂可坐视而不救。"遂引兵与诸军会。命前军统制全贵领所部为先锋，统制夏用出其左，张成出其右，总管陈庚及万、友谅往来督战。有功，制置使赵彦呐俾节制利帅司军马，任责措置边面，换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差权利州驻紥御前诸军都统制，驻紥石门，控扼七方关。
明年，北兵破武休关，入沔阳，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进屯青野原，被围，友闻曰："青野为蜀咽喉，不可缓。"遣万领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屡战有功。夜衔枚由间道直趋青野原，制置使奇万之勇，令督诸军战守。兵退，友闻引精兵亦趋至原下，夜半截战，围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骁骑大将军，依旧利州驻紥御前诸军统制。
北兵破沔州，捣大安，友闻遣摧锋军统制王资、踏白军统制白再兴速趋鸡冠隘，左军统制王进据阳平关。友闻登溪岭，手执五方旗，指麾甫毕，兵数万突至阳平关，遂遣进及游奕部将王刚出战，又亲帅帐兵及背嵬军突出阵前，左右驰射。兵退，友闻谓忠义总管陈庚及当可曰："敌必旋兵攻鸡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骑万余攻隘，庚以骑兵五百直前决战，当可将步兵左右翼并进，王资、白再兴又自隘出战，蹀血十余里，兵乃解去。特授友闻眉州防御使，依旧左骁卫大将军、利州驻紥御前诸军统制，兼沔州驻紥，兼管关外四州安抚，权知沔州，节制本府屯戍军马。弟万差知同庆府、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仍旧总管忠义军马，节制屯戍军马，董仙驻紥，专与沔、利两司同共任责措置边面。
曹友闻（？－1236年），字允叔，同庆府栗亭（今甘肃徽县）人，宋初名将曹彬十二世孙，以忠义闻名。宝庆二年进士。历仕绵竹尉、天水军教授、知府，眉州防御使、沔州知府，与元军大战于大安，与弟曹友万俱战死，卒谥毅节。
基本介绍中文名 ：曹友闻 别名 ：曹允叔 国籍 ：南宋 出生地 ：同庆府栗亭 （甘肃徽县） 逝世日期 ：1236年 职业 ：眉州防御使 主要成就 ：保卫天水军、大破阔端、应援阶州、青野原，战功赫赫 地位 ：民族英雄 人物生平,川中名将,代表之战,喋血仙人,大安殉国,身后评价,宋史文载, 人物生平 川中名将 南宋宝庆二年（1226~1289），曹友闻中进士，被授为绵竹县尉，次年又改任天水军教授，他赴任的同时，成吉思汗正在带兵围攻西夏国都中兴府。当时虽说中兴府还没有被攻破，但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西夏已无法摆脱亡国的命运，成吉思汗随即派出一支军队进入了南宋辖境，一举拿下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并包围了天水军（今属甘肃）。这就是“丁亥之变”。 这时曹友闻还没到任，天水军是否丢失都跟他没有半点关系，何况还是个文官，他完全可以原地返回。但曹友闻临难不苟，毅然单枪匹马闯入了军城，与守臣张维一起组织兵民布防，好在没过多久，成吉思汗就病逝于六盘山，蒙军只好撤退，军城就保全了下来。此事过后，四川制置司为表彰曹友闻的功绩，特地绣了一面“满身胆”的大旗颁授给他。 公元1230年7月，蒙军有心掌握川陕地形，再度进犯蜀地，由于当时的四川制置使桂如渊畏敌如虎，不顾川陕防线向来是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的战斗经验，轻率地做出了弃五州（成州、凤州、天水军、阶州、西和州）、保三关（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的决定，致使三关之外惨遭蒙军蹂躏。在此战之中，宋军将领大多弃地而去，只有曹友闻尽遣家财招募了五千忠义之士，这才力保天水军不失。事后，四川制置司看出了曹友闻不光胆大，而且确有将才，便让他出守七方关。 在这次蒙军进攻前，曹友闻就已官至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位居四川四大主力禁军（沔戎、兴元、金州、利州）之一的统帅。而在青野原之战过后，阔端又率大军转攻大安军，但又被曹友闻带兵打退，使他连立两功，因此被朝廷升为武德大夫、左骁骑大将军，声名更加显赫。 代表之战 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初，蒙古窝阔台汗集结蒙古、西夏、叶蕃及投降蒙古的汉军，号称五十万大军，大举南侵宋朝。蒙古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率领，入侵襄汉；另一路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等率领出征四川。 进攻四川的阔端军，先攻春巩，围天水。曹友闻单骑夜入，与天水守将张维等筹划守城要略，并散尽家财招募兵士七千余人，同其弟曹友万先后据守仙人关、七防关、白水江等要塞，每战皆亲冒矢石，为士卒先。被授知天水军。蒙古军转攻阶州，曹友闻引军驰援，夹击敌军，击退敌军后，驻石门(今陕西略阳县西北)，负责扼守七防关(今康县云台镇)一带。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春，蒙古军再次南侵。一举攻下沔州(今陕西勉县)，继而进围青野原(今甘肃徽县南)。宋军被困，请求救兵解围。曹友闻闻讯，召集部将说：“青野原为蜀咽喉，不可缓”。急派弟曹友万领军自冷水品渡嘉陵江，至六股株，同小道直奔青野原。曹友闻引精兵随后赶到，同守军一起内外夹攻，击退蒙古军，因功授武德大夫、左骁大将军。 喋血仙人 自端平元年(1234)以来，蒙古军屡犯金牛(今大安镇)、大安(今唐渡乡擂鼓台一带)，曹友闻与弟曹友万誓死抗击。 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发动了第一次侵宋战争，西路军直逼四川。这年十二月，蒙古军攻陷沔州(今略阳)，直逼大安。曹友闻率兵把守仙人关，探知蒙古兵联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和渤海军大举来犯，对曹友万说：“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惟当乘高据险，出奇兵，藏埋伏以待来犯，誓与阵地共存亡。” 曹友闻派遣部将急速前往鸡冠隘（今阳平关鸡冠山下）、阳平关（原阳平关在今黄家坝）据守。部署刚定，蒙军数万已突至阳平关，即命令出击。又亲帅帐兵和背嵬军（即亲兵）突出阵前，左右宾士射退敌兵。友闻料定：“敌人必回兵攻鸡冠隘，应加紧增援。”后来蒙军果然以步兵万余猛攻隘口。曹友闻立令步骑直冲前去左右夹攻，蹀血10余里，敌方败退。 大安殉国 端平二年（1236）八月，蒙兵攻陷兴元府（今汉中市），欲冲大安。南宋制置使赵彦呐令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口。曹友闻驰书赵彦呐称：“沔阳蜀之险要，吾 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逾越沔阳而入蜀，又有曹友万和王宣首尾呼应，可保证大捷。大安地势平圹，无陷可守，正好发挥敌人骑兵之所长，我步兵之所短，况众寡不敌，岂可在平地控御。”赵彦呐不以为然，一日7次持小红牌来催促急速行动。曹友闻认为以寡击众，非乘夜出奇兵内外夹攻不可。于是命曹友万、曹友谅领兵上鸡冠隘，多张旗帜，向敌人显示我军坚守的决心。曹友闻则选精锐部队万人，夜渡嘉陵江，秘密往流溪沟埋伏。事先相约，敌人来到，内以擂鼓举火为号，外呼杀声以回响，两面夹击蒙古军。部署既定，九月二十二日，蒙兵果然来犯，曹友万冲出阵前迎战。敌将八都鲁拥有万余众，达海率千人，往来搏战，矢石如雨。曹友万身被数创，遂令诸军举火。九月二十七日，曹友闻遣诸军全面迎战；又亲率精兵3000人疾驰往鸡冠隘。 不料天公不作美，进军的路上下起了大暴雨。诸将请求：“雨不停烂泥没足，等稍晴再战。”曹友闻责备说：“敌人知道我伏兵在此，迟缓必失良机。”遂拥兵齐 进。曹友闻入龙尾头，曹友万闻五鼓已响，即冲出鸡冠隘口与曹友闻会合，内外两军皆殊死战斗，夹击敌军，血流20里，蒙古人的营寨被宋军连破数十个，尸体更是在阳平关外堆积如山。西川的军队素以绵裘代替铁甲，此时尽被雨湿透，不利徒步战斗。二十八日黎明，敌将汪世显率大批蒙军蜂拥而至，以铁骑四面包围宋军，曹友闻叹息说：“这难道是老天注定的吗？我只有为国战死而已！”于是破口骂战，杀死自己所骑战马，以表示殉国的决心。血战更加激烈，曹友闻与弟曹友万皆战死，全军覆没。汪世显感叹道：“蜀将军真男儿也！”盛礼以葬之。曹友闻战死后，蜀中再也没有一支能野战的部队了。 蒙古军长驱入蜀，如人无人之境。成都、利州、潼川三路的二十余州都被蒙古军攻下。 身后评价 南宋朝廷特赠为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毅节”。元朝人刘麟瑞有诗赞道：“雁塔名香本一儒，执殳几度为前驱。元戎却敌世间有，教授提兵 天下无。花石峡鏖忠奋勇，水牛岭度死生殊。英风壮节谁堪匹？千载人称大丈夫。”在蜀中平原上，曹友闻与素称“骑射无敌”的蒙古军野战交锋十余役，几乎毫无败绩，放眼当时的全世界，恐怕也难有匹敌之人。 宋史文载 曹友闻，字允叔，同庆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孙也。少有大志，与仲弟友谅不远千里寻师取友。登宝庆二年进士。授绵竹尉，改辟天水军教授。 城已被围，友闻单骑夜入，与守臣张维纠民厉战。兵退，制置使制大旗，书 “满身胆”以旌之。已而兵复至，友闻罄家财招集忠义，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 李檄管忠义，领所部守仙人关，且行且战，至峡口据险。前军统制屈信率所部突阵，还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军统制杜午迎击，力不能敌。友闻令诸军乘高据险，身冒矢石，为士卒先。信与统制张安国领兵出战。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关。 北兵东破武休关，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进军后，进战败死之，遂长驱入剑门。友闻与弟万各率所部，取间道过毡帽山，至青蒿埧，战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驻阆州。叛将鲁珍为陈隆之所斩，珍部曲肆焚劫，友闻讨斩其将郭虎、蔺广、杨仲等，余党散去。檄知天水军。 北兵入凤州，略河池，抵同庆。友闻密遣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授以方略出战。兵至城下，友闻部分诸将各守一门，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渐近，鸣鼓张旗，矢石并发。又命汉臣等取间道出战，自提重兵尾敌后，大战有功。端平初，友闻遣万与忠义总管时当可分兵碎石头、青蒿谷，前后大战数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务郎，权发遣天水军。北兵又自西和至阶州，友闻曰：“阶虽非吾境，岂可坐视而不救。”遂引兵与诸军会。命前军统制全贵领所部为先锋，统制夏用出其左，张成出其右，总管陈庚及万、友谅往来督战。有功，制置使赵彦呐俾节制利帅司军马，任责措置边面，换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差权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驻扎石门，控扼七方关。 武休关，入沔阳，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进屯青野原，被围，友闻曰：“青野为蜀咽喉，不可缓。”遣万领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屡战有功。夜衔枚由间道直趋青野原，制置使奇万之勇，令督诸军战守。兵退，友闻引精兵亦趋至原下，夜半截战，围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骁骑大将军，依旧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 北兵破沔州，捣大安，友闻遣摧锋军统制王资、踏白军统制白再兴速趋鸡冠隘，左军统制王进据阳平关。友闻登溪岭，手执五方旗，指麾甫毕，兵数万突至阳平关，遂遣进及游奕部将王刚出战，又亲帅帐兵及背嵬军突出阵前，左右驰射。兵退，友闻谓忠义总管陈庚及当可曰：“敌必旋兵攻鸡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骑万余攻隘，庚以骑兵五百直前决战，当可将步兵左右翼并进，王资、白再兴又自隘出战，蹀血十余里，兵乃解去。特授友闻眉州防御使，依旧左骁卫大将军、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兼沔州驻扎，兼管关外四州安抚，权知沔州，节制本府屯戍军马。弟万差知同庆府、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仍旧总管忠义军马，节制屯戍军马，董仙驻扎，专与沔、利两司同共任责措置边面。 仙人关。谍闻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五十余万大至，友闻语万曰：“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惟当乘高据险，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欲冲大安。制置使赵彦呐檄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闻驰书彦呐曰：“沔阳，蜀之险要，吾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越沔阳而入蜀。又有曹万、王宣首尾应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势平圹，无险可守，正敌骑所长，步兵所短，况众寡不敌，岂可于平地控御。”彦呐不以为然，一日持小红牌来速者七。友闻议为以寡击众，非乘夜出奇内外夹击不可。乃遣万、友谅引兵上鸡冠隘，多张旗帜，示敌坚守。友闻选精锐万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设伏。约曰：“敌至，内以鸣鼓举火为应，外呼杀声。”北兵果至，万出逆战，敌将八都鲁拥万余众，达海帅千人往来搏战，矢石如雨。万身被数创，令诸军举烽。友闻遣选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引本部出东菜园，击敌后队；敢勇军总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劲军总管赵兴帅所部出水岭，击敌中队；知天水军安边军总管吕嗣德、陈庚率所部出龙泉头，击敌前队。友闻亲帅精兵三千人，疾驰至隘下，先遣保捷军统领刘虎帅敢死士五百人冲前军，前军不动，大兵伏三百骑道旁，虎众衔枚突战。会大风雨，诸将请曰：“雨不止，淖泞深没足，宜俟少霁。”友闻斥曰：“敌知我伏兵在此，缓必失机。”遂拥兵齐进。友闻入龙尾头，万闻之，五鼓出隘口，与友闻会。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血流二十里。西军素以绵裘代铁甲，经雨濡湿，不利步门。黎明，大兵益增，乃以铁骑四面围绕，友闻叹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极口诟骂，杀所乘马以示必死。血战愈厉，与弟万俱死，军尽没，北兵遂长驱入蜀。 秦巩人汪世显素服友闻威望，尝以名马遗友闻，还师过战地，叹曰：“蜀将军真男儿汉也。”盛礼祭之。事闻，特赠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毅节，官其二子承务郎，婿迪功郎。万特赠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注：据曹氏家谱记载其弟为曹友万，宋史此处有误。
中国的浙江省龙泉市，景宁县，庆元县三市县交界地带是世界最早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其香菇人工栽培技术史称砍花法。据传最早发明这项技术的是南宋龙泉县龙溪乡龙岩村人吴三公（真名吴煜yù）。【注：其辖地现今归庆元县管辖，即今庆元人】。在人类香菇栽培史上，留下的可查证的文献资料，最早、最完善的当为公元1209年，即南宋嘉定二年何澹所编《龙泉县志》上的185个字。其中，庆元有中国香菇城之称。
“香蕈（xùn），惟深山至阴处有之，其法：用干心木橄榄木、名蕈木孱，先就深山下砍倒仆地，用斧斑驳木皮上，候淹湿，经二年始间出，至第三年，蕈乃偏出。每经立春后，地气发泄，雷雨震动，则交出木上，始采取以竹篾穿挂，焙干。至秋冬之交，再用偏木敲击，其蕈间出，名曰惊蕈。惟经雨则出多，所制亦如春法，但不若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少者，香味具佳。又有一种适当清明向日处出小蕈，就木上自干，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晒干，同谓之日蕈，香味亦佳。”
800年前留下这185个字，包含了香菇栽培从择时、选树、选场、砍花、培育、收采、烘干、分级整个过程，技术已十分成熟，其时，日本仅有野生香菇。至明代，浙江参政陆容(1436-1494）在任上所著《菽园杂志》卷十四中，将《龙泉县志》中香蕈的185字以及制陶等五项转记其中。又过了一百多年，到明嘉靖三十七年（1562年），在黄佐所编《广东通志》中，将陆容《菽园杂志》中香蕈砍花栽培185个字，引入其中。其时，广东各地已有大批浙江菇民（过去龙、庆、景三县菇民不分各县概称浙江菇民），至清雍正九年(1731）广东通志版在物产等栏记叙这185个字。日本林学家佐滕成裕，就是转载与参考了《广东通志》这185个字，总结、完善与整理成日本香菇栽培的第一本书——《惊蕈录》，此时为1796年，距何澹所记已达587年。
著名的日本香菇史学家中村克哉认为，《惊蕈录》对日本香菇生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此之后，日本香菇“铊目法”（类似中国砍花法）栽培加速发展，至明治维新时代，日本香菇科技发展迅速。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本最早开始香菇的人工接种。1906年日本技术向韩国的济州岛传播。中国台湾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台湾中部埔里开始香菇栽培，当时是个日本人手持砍刀，似乎作砍花状，照片发表在英国出版的《菌类杂志》上，但亦传说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刀目法”，亦即砍花法。
这几年来中国的香菇出口贸易量逐渐上升，年递增率约为2%，香菇年产量为8万吨，在全球10万吨中占有8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出口3.6万吨，也居世界之首，其次是日本，韩国居第三位。其栽培地分布在中国河南驻马店、西峡、卢氏，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遂川、四川、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陕西略阳、甘肃等地区。
近几年香菇在国内种植中，比较集中的地方有，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驻马店市泌阳县、三门峡市卢氏县、湖北随州市、浙江省庆元市比较集中，最近我国东北。陕西汉中也开始种植香菇。其中驻马店市泌阳县花菇比较有名，西峡县香菇质量较好，出口为主，三门峡市卢氏县香菇夏菇较多，均创造了产量和品质的记录，每天发往国内外市场干鲜产品30多吨，高峰期达100多吨，日交易额百万元。曾在1999年昆明世界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有“泌阳花菇甲天下”的美誉，另外西峡香菇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也成为了中国香菇的出口大县。
黑胡桃木作为极其珍贵的木材，价格自然也十分昂贵，但其势不可挡的魅力还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市场上的黑胡桃木一般来自美国。呈浅黑褐色带紫色，有着美丽的大抛物线花纹，还有波浪形的曲卷树纹和像小指甲大小的“鸟啄痕”针结，完整铺装后让人赏心悦目。
贝亚克黑胡桃实木地板。纹美观大方，黑中带紫，典雅高雅。表层采用浮雕工艺，凹凸明显，具有蜡质感。木材本身还具有抗菌、抗白蚁、耐腐蚀等特性。不但令地板拼接处天衣无缝,还有效控制了地板之间的高低差。但是地板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
黑胡桃木为限伐树种，年供应量有限，所以也让黑胡桃木地板在高颜值、成材珍贵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分价格昂贵的理由。黑胡桃木价格非常昂贵，所以加工地板很多都只使用它的木皮，极少用实木。这样对于喜欢黑胡桃木地板的消费者来说也更加能够承受其价格。
喜欢黑胡桃木但又不能承受实木地板价格的消费者不妨可以选择贝亚克黑胡桃木实木复合地板哦。陕西汉中贝亚克地板专卖店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浦罗旺斯8号楼，大家有空可以去转转。
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前196年），汉族，淮阴人。军事家，兵家四圣之一，汉初三杰之一 ，中国军事思想“兵权谋家”的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神帅”。
在秦朝末期，他参加了反秦斗争并前往香粮和项羽，但他没有被任命。他不得不转投刘邦，夏厚英建议对待苏都，然后由肖和宝作为将军被崇拜，韩信也为刘邦制定了汉中战略。
刘邦彭城战败后，韩信首先打破了北京与索之间的楚军，后来定居魏国。之后，他命令北伐战争接管该国。在刘邦派人收集士兵后，他在第一场战斗中击败了赵国，并派人去了严国。后来，他派兵支援刘邦，清除了项羽派往赵国的楚国，并解决了剩下的赵国成。
在刘邦成的失败之后，他击败了韩信的士兵并杀死了他。韩信袭击临沂后，他在齐水接管了20万楚军。刘邦听取了张亮和陈平的破坏鸿沟协议的计划，追逐项羽被项羽击败。汉朝五年，汉信师在军队的指挥下，楚军被包围。项羽去世后，他解散了军事力量，搬到了楚王。后来，他被指控叛乱并成为淮阴侯。
在陆，他和小何勾结并欺骗他进入长乐宫，蹲在钟室里，无视他的部落。 “国家战士是无与伦比的”，“优点是什么，没有一点出世界”是楚汉时期人们的评价。
作为指挥官，他砸碎魏，取代，打破赵，两侧是严，并猛烈撞向东方。他被南方击败，他在世界上很有名。他是一名军事理论家。他和张亮编写了军事书籍和军队的命令。 “汉心”战争艺术有三篇文章。
扩展资料：
军事成就：
熟悉战争艺术，自言自语，使用“越来越好”的士兵。战术典故：明秀路，暗闯陈苍，林瑾怀疑，夏阳走私，木皮过兵，回水为营，改旗，绕过枷锁，沉水，半跨，击中四方，伏击等。
它的使用军队，受到过去王朝的称赞。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韩信是孙武和白琦之后最杰出的将军。他最大的特点是灵活使用士兵。他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多才多艺，最灵活的士兵。作为战略家，他在崇拜时的言论成为了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战略。
韩星，张亮和韩信的子艺术，一百八十一，删除和使用，设置三十五。朱璐偷东西。覆盖淮阴人的最古老的人。据了解，韩信有三件军事作品，这是淮阴书中最早的记录。
韩信在被软禁的时间里与张良一起整理了先秦以来的兵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书整理，为中国军事学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同时还收集、补订了军中律法。著有兵法三篇，已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韩信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易中天讲三国：韩信是待业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