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下(6)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

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尝无隐，有之未尝不旌贲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谓“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

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故裒可喜慕者类于篇。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性简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传。通知绩诞纵，不婴以家事，乡族庆吊冠昏，不与也。与李播、吕才善。

大业中，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时天下亦乱，因劾，遂解去。叹曰：“网罗在天，吾且安之！”乃还乡里。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仲长子光者，亦隐者也，无妻子，结庐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绩爱其真，徙与相近。子光喑，未尝交语，与对酌酒欢甚。绩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以《周易》、《老子》、《庄子》置床头，他书罕读也。欲见兄弟，辄度河还家。游北山东皋，著书自号东皋子。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

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故事，官给酒日三升，或问：“待诏何乐邪？”答曰：“良酝可恋耳！”侍中陈叔达闻之，日给一斗，时称“斗酒学士”。贞观初，以疾罢。复调有司，时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为丞，吏部以非流不许，绩固请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绝，岁余，又死。绩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弃官去。自是太乐丞为清职。追述革酒法为经，又采杜康、仪狄以来善酒者为谱。李淳风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东南有盘石，立杜康祠祭之，尊为师，以革配。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其饮至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无贵贱辄往，著《五斗先生传》。刺史崔喜悦之，请相见，答曰：“奈何坐召严君平邪？”卒不诣。杜之松，故人也，为刺史，请绩讲礼，答曰：“吾不能揖让邦君门，谈糟粕，弃醇醪也。”之松岁时赠以酒脯。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豫知终日，命薄葬，自志其墓。

绩之仕，以醉失职，乡人靳之，托无心子以见趣曰：“无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无喜色。越国法曰：‘秽行者不齿。’俄而无心子以秽行闻，王黜之，无愠色。退而适茫荡之野，过动之邑而见机士，机士抚髀曰：‘嘻！子贤者而以罪废邪？’无心子不应。机士曰：‘愿见教。’曰：‘子闻蜚廉氏马乎？一者朱鬣白毳，龙骼凤臆，骤驰如舞，终日不释辔而以热死；一者重头昂尾，驼颈貉膝，?是啮善蹶，弃诸野，终年而肥。夫凤不憎山栖，龙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洁以罹患，不避秽而养精也。’”其自处如此。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绝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测其为。长史窦轨见之，遗以衣服、鹿帻、麂靴，逼署乡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结庐山中，夏则裸，冬缉木皮叶自蔽，赠遗无所受。尝织十芒屩置道上，见者曰：“居士屩也。”为鬻米茗易之，置其处，辄取去，终不与人接。其为屩，草柔细，环结促密，人争蹑之。高士廉为长史，备礼以请，降阶与之语，不答，瞪视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邪？”乃简条目，薄赋敛，州大治。屡遣人存问，见辄走林草自匿云。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其少，异之，曰：“圣童也，顾器大难为用尔！”及长，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视聪嘹。帝叹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显庆中，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上元元年，称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居之。

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照邻有恶疾，不可为，感而问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雨霜，张为虹霓，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烝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端则燋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诊也；寒暑不时，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燋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钅乏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

照邻曰：“人事奈何？”曰：“心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之谓也。胆为之将，以果决为务，故欲大。《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谓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方之谓也。智者动，天之象，故欲圆。《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圆之谓也。”

复问养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故士无畏则简仁义，农无畏则堕稼穑，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贷不殖，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勋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远。知此则人事毕矣。”

初，魏征等修齐、梁、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永淳初，卒，年百余岁，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

孙处约尝以诸子见，思邈曰：“俊先显，侑晚贵，佺祸在执兵。”后皆验。太子詹事卢齐卿之少也，思邈曰：“后五十年位方伯，吾孙为属吏，愿自爱。”时思邈之孙溥尚未生，及溥为萧丞，而齐卿徐州刺史。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永徽时，补太学生。罢归，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与共栖迟山水间。自蜀历荆、楚，爱夷陵青溪，止庐其侧。长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师，行及汝，辞疾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由东邻”，频召不出。

高宗幸嵩山，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赐药物絮帛。帝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仪止谨朴，帝令左右扶止，谓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异汉获四皓乎？”薛元超赞帝曰：“汉欲废嫡立庶，故四人者为出，岂如陛下亲降岩穴邪？”帝悦，因敕游岩将家属乘传赴都，拜崇文馆学士。帝营奉天宫，游岩旧宅直宫左，诏不听毁。天子自书榜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进太子洗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还山。蚕衣耕食，不交当世，惟与韩法昭、宋之问为方外友云。

时又有史德义者，昆山人，居虎丘山。骑牛带瓢，出入廛野。高宗闻其名，召至洛阳，俄称疾归。天授初，江南宣劳使周兴荐之，复召赴都，擢朝散大夫。兴死，免官归，素誉顿衰。

孟诜，汝州梁人。擢进士第，累迁凤阁舍人。他日至刘祎之家，见赐金，曰：“此药金也，烧之，火有五色气。”试之，验。武后闻，不悦，出为台州司马，频迁春官侍郎。相王召为侍读。拜同州刺史。神龙初，致仕，居伊阳山，治方药。睿宗召，将用之，以老固辞，赐物百段，诏河南春秋给羊酒糜粥。尹毕构以诜有古人风，名所居为子平里。开元初，卒，年九十三。

诜居官颇刻敛，然以治称。其闲居尝语人曰：“养性者，善言不可离口，善药不可离手。”当时传其当。

王友贞，怀州河内人。父知敬，善书隶。武后时，仕为麟台少监。友贞少为司经局正字。母病，医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贞剔股以进，母疾愈。诏旌表其门。素好学，训诲子弟如严君。口不语人过，重然诺，时以为君子。历长水令，罢归。中宗在东宫，召为司仪郎，不就。神龙初，以太子中舍人征，固辞疾。诏致珍馔，给全禄终身，四时送其所，州县存问。玄宗在东宫，表以蒲车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赠银青光禄大夫，赖县令吊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贫，父母丧，为人牧羊，取亻庸以葬。隐嵩山，师黄颐学养生四十年。颐卒，更居兖州徂徕，与刘玄博友善。喜读《周易》、《老子》，饵松柏叶、杂华，年七十余，筋力柔强。刺史卢齐卿就谒问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

玄宗东巡狩，诏州县敦劝见行在，时九十余，帝令张说访以政事，宦官扶入宫中，与语甚悦，拜国子博士，听还山。敕州县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赐绢百、衣一称。

李元恺，邢州人。博学，善天步律历，性恭慎，未尝敢语人。宋璟尝师之，既当国，厚遗以束帛，将荐之朝，拒不答。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问经义毕，赠衣服，辞曰：“吾躯不可服新丽，惧不称以速咎也。”行冲垢蔑复与之，不获已而受。俄报身所蚕素丝，曰：“义不受无妄财也。”先是，定州崔元鉴善《礼》学，用张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给半禄。元恺诮曰：“无功而禄，灾也。”卒，年八十余。

卫大经，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无二言。武后时，召之，固辞疾。素善魏夏侯乾童，闻其母卒，盛暑步往吊，或止之曰：“方夏，涉远不如致书。”答曰：“书能尽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设席行吊礼，不讯其家而还。开元初，毕构为刺史，使县令孔慎言就谒，辞不见。

大经邃于《易》，人谓之“《易》圣”。豫筮死日，凿墓自为志，如言终。

武攸绪，则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庄周书。少变姓名，卖卜长安市，得钱辄委去。后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鸿胪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从封中岳，固辞官，愿隐居。后疑其诈，许之，以观所为。攸绪庐岩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谕，卒不起，后乃异之。盘桓龙门、少室间，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赐金银铛鬲、野服，王公所遗鹿裘、素障、瘿杯，尘皆流积，不御也。市田颍阳，使家奴杂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眚，瞳有紫光，昼能见星。

中宗初，降封巢国公，遣国子司业杜慎盈赍书以安车召，拜太子宾客。苦祈还山，诏可。安乐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玺书迎之。将至，帝敕有司即两仪殿设位，行问道礼，诏见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绪至，更冠带。仗入，通事舍人赞就位，攸绪趋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礼不及行，朝廷叹息。赐予无所受，亲贵来谒，道寒温外，默无所言。及还，中书、门下、学士、朝官五品以上，并祖城东。

俄而诸韦诛，武氏连祸，唯攸绪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诏慰谕，复召拜太子宾客，不就。谯王重福之乱，攸绪以诬被系，张说表置庐山，中书令姚元崇奏：“攸绪在武后时未尝辄出，今州县逼遣，士为惊嗟。愿诏赐嵩山旧居，令州县存问。”诏可。开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仪人。贯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时号梁丘子。景云中，召为校书郎，弃官去。开元十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荐履忠博学守操，可代褚无量、马怀素入阁侍读，国子祭酒杨瑒又表其贤，召赴京师。辞病老不任职，诏拜朝散大夫。乞还，手诏许游京师，徐返里闾。履忠留数月乃去。

吴兢，其里人也，谓曰：“子素贫，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今终身高卧，宽徭役，岂易得哉！”

卢鸿，字颢然，其先幽州范阳人，徙洛阳。博学，善书籀。庐嵩山。玄宗开元初，备礼征再，不至。五年，诏曰：“鸿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钩深诣微，确乎自高。诏书屡下，每辄辞托，使朕虚心引领，于今数年。虽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谊，岂朝廷之故与生殊趣邪？将纵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今城阙密迩，不足为劳，有司其赍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有以翻然易节，副朕意焉。”

鸿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问状，答曰：“礼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见。”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制，许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状闻。将行，赐隐居服，官营草堂，恩礼殊渥。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赐万钱。鸿所居室，自号宁极云。

吴筠，字贞节，华州华阴人。通经谊，美文辞，举进士不中。性高鲠，不耐沈浮于时，去居南阳倚帝山。

天宝初，召至京师，请隶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师正，究其术。南游天台，观沧海，与有名士相娱乐，文辞传京师。玄宗遣使召见大同殿，与语甚悦，敕待诏翰林，献《玄纲》三篇。帝尝问道，对曰：“深于道者，无如《老子》五千文，其余徒丧纸札耳。”复问神仙治炼法，对曰：“此野人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开陈，皆名教世务，以微言讽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门嫉其见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于帝，筠亦知天下将乱，恳求还嵩山。诏为立道馆。安禄山欲称兵，乃还茅山。而两京陷，江、淮盗贼起，因东入会稽剡中。大历十三年卒，弟子私谥为宗元先生。

始，蟋嘻恶于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诋释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诗略相甲乙云。

潘师正者，贝州宗城人。少丧母，庐墓，以孝闻。事王远知为道士，得其术，居逍遥谷。高宗幸东都，召见，问所须，对曰：“茂松清泉，臣所须也，既不乏矣。”帝尊异之，诏即其庐作崇唐观。及营奉天宫，又敕直逍遥谷作门曰仙游，北曰寻真。时太常献新乐，帝更名《祈仙》、《望仙》、《翘仙曲》。卒，年九十八，赠太中大夫，谥体玄先生。

又有刘道合者，亦与师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隐立太一观，使居之。时将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霁，乃令驰传先行太山祈祓。得赏赐辄散贫乏，无所蓄。

咸亨中，为帝作丹，剂成而卒。帝后营宫，迁道合墓，开其棺，见骸坼若蝉蜕者。帝闻，恨曰：“为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余丹无它异。

司马承祯，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师正，传辟谷道引术，无不通。师正异之，曰：“我得陶隐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辞去，遍游名山，庐天台不出。武后尝召之，未几，去。睿宗复命其兄承祎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对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广成之言也！”锡宝琴、霞纹帔，还之。

开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诏于王屋山置坛室以居。善篆、隶，帝命以三体写《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绦至所居，按金箓7设祠，厚赐焉。卒，年八十九，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亲文其碑。

自师正、道合与承祯等，语言诙谲似方士，叕刂之不录，直取其隐概云。

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性旷夷，善谈说，与族姑子陆象先善。象先尝谓人曰：“季真清谈风流，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

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累迁太常博士。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表知章及徐坚、赵冬曦入院，撰《六典》等书，累年无功。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一日并谢。宰相源乾曜语说曰：“贺公两命之荣，足为光宠，然学士、侍郎孰为美？”说曰：“侍郎衣冠之选，然要为具员吏；学士怀先王之道，经纬之文，然后处之。此其为间也。”玄宗自为赞赐之。迁太子右庶子，充侍读。

申王薨，诏选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廕子喧诉不能止，知章梯墙出首以决事，人皆靳之，坐徙工部。肃宗为太子，知章迁宾客，授秘书监，而左补阙薛令之兼侍读。时东宫官积年不迁，令之书壁，望礼之薄，帝见，复题“听自安者”。令之即弃官，徒步归乡里。

知章晚节尤诞放，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每醉，辄属辞，笔不停书，咸有可观，未始刊饬。善草隶，好事者具笔研从之，意有所惬，不复拒，然纸才十数字，世传以为宝。

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赐诗，皇太子百官饯送。擢其子僧子为会稽郡司马，赐绯鱼，使侍养，幼子亦听为道士。卒，年八十六。肃宗乾元初，以雅旧，赠礼部尚书。

令之，长溪人。肃宗亦以旧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秦系，字公绪，越州会稽人。天宝末，避乱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训奏为右卫率府仓曹参军，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余章，俗传东晋时所植，系结庐其上，穴石为研，注《老子》，弥年不出。刺史薛播数往见之，岁时致羊酒，而系未尝至城门。姜公辅之谪，见系辄穷日不能去，筑室与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辅卒，妻子在远，系为葬山下。张建封闻系之不可致，请就加校书郎。

与刘长卿善，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虽老益壮。”其后东度秣陵，年八十余卒。南安人思之，为立于亭，号其山为高士峰云。

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始名龟龄。父游朝，通庄、列二子书，为《象罔》、《白马证》诸篇佐其说。母梦枫生腹上而产志和。十六擢明经，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有韦诣者，为撰《内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兄鹤龄恐其遁世不还，为筑室越州东郭，茨以生草，椽栋不施斤斧。豹席棕〓，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县令使浚渠，执畚无忤色。尝欲以大布制裘，嫂为躬绩织，及成，衣之，虽暑不解。

观察使陈少游往见，为终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门隘，为买地大其闳，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游为构之，人号大夫桥。帝尝赐奴婢各一，志和配为夫妇，号渔童、樵青。

陆羽常问：“孰为往来者？”对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也，何有往来？”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值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敝漏，请更之，志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辩捷类如此。

善图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成。尝撰《渔歌》，宪宗图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称志和“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严光之比”云。

孙述睿，越州山阴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孙。高祖德绍，事窦建德为中书侍郎，尝草檄毁薄太宗，贼平，执登汜水楼，责曰：“尔以檄谤我云何？”对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贼乃主邪？”命壮士捽殒楼下。曾祖昌寓，字广成，贞观中对策高第，历魏州司马，有治状，帝为不置刺史。为政三年，玺书褒美，进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为监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驯于廷。

述睿少与兄充符、弟克让笃孝，已孤，偕隐嵩山。而述睿资嗜学。大历中，刘晏荐于代宗，以太常寺协律郎召，擢累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述睿每一迁，即至朝谢。俄而辞疾归，以为常。

德宗立，拜谏议大夫，命河南尹赵惠伯赍诏书束帛，备礼敦遣。既至，对别殿，赐第宅，给厩马，兼皇太子侍读。固辞，弗许。久乃改秘书少监，兼右庶子，复为史馆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详。性退让，未始忤物，虽亲朋燕集，至严默终日，人皆畏之。与令狐峘同职，峘数抵侮，然卒不校也，时称长者。

贞元四年，帝念平凉之难尤恻怛，以述睿精悫而诚，故遣持祠具称诏临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许，以太子宾客还乡，赐帛五十匹、衣一袭。故事，致仕不给公驲，帝特命给焉。卒，年七十一，赠工部尚书。

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进士第。岳鄂吕元膺表在节度府，元膺徙东都、河中，辄随府迁。入拜右拾遗，四迁司勋郎中、集贤殿学士、谏议大夫。李绛遇害，事本监军杨叔元，时无敢言，敏行上书极论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洁，及仕宦，能交当时豪俊，有名一时，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赠工部侍郎。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而字之。

幼时，其师教以旁行书，答曰：“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师怒，使执粪除圬塓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潜以竹画牛背为字。得张衡《南都赋》，不能读，危坐效群儿嗫嚅若成诵状，师拘之，令剃草莽。当其记文字，懵懵若有遗，过日不作，主者鞭苦，因叹曰：“岁月往矣，奈何不知书！”呜咽不自胜，因亡去，匿为优人，作诙谐数千言。

天宝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师，太守李齐物见，异之，授以书，遂庐火门山。貌侻陋，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嗔。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久之，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末，卒。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崔觐，梁州城固人。以儒自业，身耕耨取给。老无子，乃以田宅财赀分给奴婢各为业，而身与妻隐南山，约奴婢过其舍则给酒食，夫妇啸咏相视为娱。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辟为参谋，敦趣就职，不晓吏事，余庆称长者。文宗时，左补厥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书论事，见便殿，访遗逸，直方荐觐高行，诏以起居郎召，辞疾不至。

陆龟蒙，字鲁望，元方七世孙也。父宾虞，以文历侍御史。龟蒙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文成，窜稿箧中，或历年不省，为好事者盗去。得书熟诵乃录，雠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虽少，其精皆可传。借人书，篇帙坏舛，必为辑褫刊正。乐闻人学，讲论不倦。

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锸，茠刺无休时，或讥其劳，答曰：“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后客至，挈壶置杯不复饮。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宽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龟蒙卒。光化中，韦庄表龟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赠右补阙。

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事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世保其居云。

比如一开始明朝政府对叛乱者的招抚，用顾诚的话说“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但实际上由于政府没有钱来处置这些介绍招抚的叛乱者队伍，结果这些人最终还是只能走上叛乱的道路。当时负责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

招抚失败，就只能用军队来清剿。在军事上明朝有好几次机会把叛乱者彻底围歼，比如崇祯六年，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大部分叛乱者队伍都被围堵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已经是走投无路，被围歼几乎只是时间问题。结果这些叛乱者只能采取诈降的策略。当时报上去投降的叛乱首领名单有几十人之多，“造反武装的抓哟首领几乎包罗无遗”，这里不必一一列举，只举出其中几个后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好了，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可以说所有后来让明朝政府头疼不已的叛乱首领都在里面，一网打尽。结果这些叛乱诈降以后，明朝政府军就停止军事行动，结果任由这些叛乱者从容渡过黄河，从包围圈的缺口中突围，扬长而去。

这是第一次；然后崇祯七年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又被五省总督陈奇瑜率领的明军堵截在汉中栈道地区，当时的情况按顾诚的描述是“这里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被明军把守得严严密密，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数万人几乎面临绝境。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起义军首领决定采取伪降手段。”

结果明军再次认为这些叛乱者是真心投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李自成、张献忠走投无路了。于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部队“乃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翻成白话，意思就是“在官兵的保护下，李自成等部成建制的安然走出号称天险的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官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没有盔甲的都换上盔甲，丢失弓箭的换上新弓箭，多日没有饭吃也吃上饱餐”]结果这些叛乱者一摆脱困境，一跑出明军的包围圈就“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

对于这次被围困到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又用假装投降的手段来摆脱绝境的叛乱中包括哪些部分的队伍，顾诚作过考证

“在汉中被困的义军究竟包括哪几部，也还存在疑问。吴伟业和一般史籍的作者，都说主要是李自成部；毛奇龄《后鉴录》中说，‘自成急奉闯王（高迎祥）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文秉《烈皇小识》说，‘贼首李自成，张献忠等坐困于汉中之车箱峡’。可是，明陕西巡抚练国事转述陈奇瑜的奏疏，列举的受抚义军为：‘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其中确切无疑的有张献忠（即八大王）、蝎子块和张妙手三部，所谓‘八大王又一部’究竟是指南营八大王，还是指依附于张献忠的另一支队伍，目前还弄不清楚。陈奇瑜的疏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李自成部，也就是说，汉中被困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部在内，还缺乏原始材料来证明。既然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因此我们还不能把李自成部排除在外。闯王高迎祥部是否也被困于汉中，需要继续查证。人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闯将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部将，这是不正确的。李自成同高迎祥一样，都是他们各自率领那支义军的首领，互相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

从这个考证来看，张献忠肯定在其中，而李自成的部队，则是“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那么90%的可能也在其中。两个在崇祯后期令明朝政府最为头疼的叛乱首脑都在这次被围困而陷入绝境中，但是他们居然又用这种小儿科的假装投降的手段逃过了被歼灭的命运，真是不得不令人发叹。

那为什么明朝方面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这种恶当，几乎三番四次地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不必付出太多代价就能用军事手段全歼叛乱者的情况下（事实上，这两次几乎都是用不着怎么打仗，光是围困在那里，叛乱者的队伍自己饿死都饿死了）就这么轻松的放跑叛乱者呢（甚至还主动给他们提供粮食补给，物资补给，简直把他们当成兄弟朋友来看待了！）？从表面上，自然很容易说明朝方面的统帅以及皇帝多么愚蠢。但实质上，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明朝政府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大臣，都普遍对这些叛乱者有同情心理，甚至是愧疚心理。他们总觉得这些叛乱者也都是良民，只不过因为自己这些政府的人员做的不够好，没有钱去赈济，没有钱发军饷，所以才导致他们叛乱的。是自己有愧于叛乱者，所以一听到这些叛乱者愿意投降，那真是心花怒放，自己的兄弟子民愿意和自己重归于好，那能不高兴?所以尽管在军事完全有绝对的优势和能力把这些叛乱者肉体消灭，而从皇帝和大臣的心理却是能不杀尽量不杀，能让叛乱者投降，就尽量不用武力剿灭。

就拿崇祯皇帝来说吧，从一开始，他就反复强调“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然后又说“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甚至听说洪承畴把降而欲叛的王佐桂等数十人杀死的时候，他还大为光火“王佐桂既降，何又杀之”。尽管以后由于事实的教训，他不得不改弦易辙，从一心招抚转变为剿抚结合。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偏向于“寇亦我赤子，宜抚之”，这种偏向于招抚的心理并非是因为军事上拿叛乱者没有办法，不得不招抚，而是从内心深处就觉得这些叛乱者情有可原，即便在军事上完全有能力杀掉歼灭他们，他觉得也不应该多杀人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种心理，那些大臣们自然也心领神会，尽力迎合。崇祯七年三月崇祯举行的会试策问中就流露出他仍旧偏向招抚的心理。而当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济向他上疏说应该区别流寇的成分，说流寇中的大部分成分是驿卒、饥黎、难氓。崇祯更是大为激赏，以至于特地“命内阁辅臣起草一份文件，专送陈奇瑜处要他斟酌处理”，用樊树志的观点来说，这分明就已经是在暗示处于剿寇最前线的陈奇瑜，对待这些叛乱者，能不杀就尽量不杀，能少杀就尽量少杀，能招抚他们就尽量招抚他们。

可以说正是在崇祯这样的心理指导下，以及一些大臣官员相似心理支配下，这才先有渑池渡，再有车厢峡，居然接连两次在可以轻松全歼叛乱者主力的情况下，只要一听叛乱者要投降，就大喜过望，不问真假，全盘相信，不做任何预防措施，就轻松的放跑了他们。

对这种心理追根究原的话的，归根结底还是明朝政府因为自身财政困难，导致在赈济和军饷方面做的不够好，这才对叛乱者普遍抱有同情宽谅心理。只是崇祯皇帝心地仁慈之余，却忘记了，叛乱者一旦当惯了强盗，四处抢劫这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要他们回到常规上来，受到拘束管辖，即便是衣食饱暖，恐怕也无法令他们满意了。你就算不想剿灭他们，给他们提供再优厚的条件，他们也是不想再当良民的了。

尽管两次放过全歼叛乱者的机会，但在以后，明军平定内乱的过程中依然是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比如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廷在陕西重创叛乱者中战斗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部队，并且活捉高迎祥本人，受此威慑，一些叛乱者纷纷投降，接受招抚。

到崇祯十年，杨嗣昌上任兵部尚书以后，建议崇祯增兵增饷，实行“四面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叛乱者又一次纷纷陷入绝境，张献忠走投无路（他要不是跑的快，差点就被左良玉打死），只得再次提出投降（当然其实他还是假投降）。杨嗣昌担心有诈，向崇祯建议“拒绝招抚，派兵剿杀，或者要张献忠以袭击李自成、老回回做考验，否则便剿杀不论”。但崇祯皇帝还是过于心慈手软，反驳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杨嗣昌反复声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建议崇祯“明以抚示”，“阴以剿杀”。而崇祯皇帝则坚持“不可尽杀”，实际上默认甚至鼓励熊文灿等前线官员招抚张献忠。[p980]

结果招抚张献忠以后，明朝政府还给他的部队发了十万人的军饷，还允许他们在谷城县白沙洲造房买地种麦，进行贸易，休养恢复元气。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上疏说“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遣散才是。”崇祯却反驳说“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张献忠看见明朝政府如此信任放纵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他干脆在“谷城设关征税，搜集粮食，打造兵器”

在张献忠走投无路，重施故技，假装投降以摆脱困境的同时。李自成的情况就更惨，他在明军的往来追杀中，已经濒临崩溃。《晚明史》中描述说“几次激战，李自成等部‘大半患病死亡，逃散甚多’。又受秦兵入川搜杀，不得已尽数出川，仅一千人突入汉中地区，进入深山密林中”，而这时候，李自成的得力部将祁总管也率部投降，只剩下李自成残部藏身于深山密林。而后李自成又试图冲出深山，进入河南，结果又被孙传庭伏兵袭击，结果是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骑马”逃往深山中。

到这时为止（崇祯十一年左右），在杨嗣昌的主持部署下，叛乱者基本上被剿灭的剿灭，投降的投降，内乱基本被肃清。但在国家的财政危机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之前，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假象。一方面自然灾害旱灾蝗灾依旧一年接一年的发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地区在崇祯十一年前后都接连发生特大规模的旱灾，而这些旱灾都持续三四年之久，旱灾接以蝗灾，大批百姓都沦为饥民，而国家依然无力赈济灾区，饥民随时都能演变成作乱造反的生力军。而与此同时，辽东的满清分裂分子依然贼心不死，不断在边境骚扰，甚至闯入关内抢劫杀人。在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寇闯入关内肆虐，屠杀抢掠不计其数。而崇祯皇帝又始终把攘外看成第一要务，将其重要性放在安内之前，于是在李自成等叛乱首脑分子未被抓捕的情况就决定将洪承畴、孙传庭等精锐武装“悉数从安内战场调往攘外战场”，结果给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

张献忠是在崇祯十二年五月重新发动叛乱。至于李自成的势力在崇祯十三年也开始重新发展壮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连绵不断的灾害饥荒。大量饥民几乎是不招自来。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对当时的情形有一定的描绘“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⑷

郑廉在《豫变纪略》里，比较集中地叙述了贫苦无告的农民怎样转化成地方性的起义队伍：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垒垒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

李自成进入河南，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短时间内招揽了大批部众。当地的那些乌合之众，毫无组织，混乱一团的饥民，在投入身经百战，军事经验极其丰富的李自成麾下之后，也很快就转化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从此遂一发不可收拾。据顾诚所说“李自成部义军初进河南时，兵力相当有限，大约不到一千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准备，李自成在十月间率兵北上，同当地的起义农民一斗谷、瓦罐子等联合，有众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于二十一日攻克宜阳，‘不杀平民，唯杀官。’接着，乘胜进攻永宁（今洛宁县）。”

实际上在明史的崇祯本纪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是月，李自成自湖广走河南，饥民附之。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这里的“饥民附之”四个字道出了崇祯时期叛乱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关键。灾荒灾害不断，而政府的财政危机又使得国家根本无力赈济灾民，这使得国家尽管在剿灭内乱的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但几乎只要稍一松懈，则叛乱势力又很快滋生壮大起来，杀了一个闯王高迎祥，又很快冒出一个李自成，把李自成三番四次杀的濒临崩溃，崇祯十一年更是让他几乎全军覆没，只逃出十八个人，结果不用两三年，又迅速卷土重来。其实如“饥民附之”这样的记载，在崇祯本纪中有很多处，而并非仅仅限于崇祯十三年的这次。

如崇祯四年“是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益炽。”；崇祯五年“是月，总兵官文诏、杨嘉谟连破贼于陇安、静宁，贼奔水落城，平凉、庄浪饥民附之，势复炽。”；崇祯六年“丁未，副将左良玉破贼于涉县，贼走林县山中，饥民争附之。”；

崇祯九年二月，“山西大饥，人相食。乙酉，宁夏饥，兵变，杀巡抚都御史王楫，兵备副使丁启睿抚定之。”

可以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完全不是常规的军事手段能够解决，暂时的军事胜利几乎毫无意义，只要政府的财政危机不解决，那无论打多少次的胜仗，都无济于事。（注意我说的是常规性军事手段，为什么这么说？这是相对于满清兽兵而言的。如果是满清的话，同样的局面之下，用军事胜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满清采取的是杀光抢光的策略，一个城市发生反抗就把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不拉的全部杀光，物资全部抢光，一个地区发生叛乱就把一个地区的人全部杀光，物资抢光，辽东大屠杀，扬州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都是如此.其中的四川大屠杀是把一个省的人全部杀光，这样当然就不必担心什么叛乱卷土重来的问题，更不必担心什么饥民作乱的问题，人都全部杀光了，还怕这个地方的人因为粮食不够吃而变成饥民作乱吗？明朝政府自然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确保国家有充足的财政收入，然后用财政收入去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不断给予各地灾区饥民以赈济，避免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抢劫作乱。但是要确保国家充足的财政收入，不增加赋税，这可能么？有些人似乎真愚昧的认为明朝政府的钱是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可以从聚宝盆里生出来的，只是明朝的统治者吝啬残暴，存心要饿死灾区饥民，存心要逼迫饥民饥兵造反作乱推翻他们的统治，所以才不肯把钱拿出来。这样的想法省力自然是省力，只需把明朝的皇帝官员都丑化成愚蠢的白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就行了，很能满足他们表现自己正义，声讨罪恶的道德虚荣心，也很能符合他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脸谱化的弱智教育！但最后的结果恐怕不过是在愚弄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变成白痴罢了！

事实上从明史的崇祯本纪中可以看到，对于崇祯十年以后特别是崇祯十三年的灾荒，崇祯还是设法多次给予赈济的，光本纪所记载的这一年的救济就有

“春闰正月乙酉，振真定饥。戊子，振京师饥民。癸卯，振山东饥。”，“戊寅，以久旱求直言。三月甲申，祷雨。戊戌，振畿内饥。”

“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赋。”，“秋七月庚辰朔，畿内捕蝗。己丑，发帑振被蝗州县。”“八月甲戌，振江北饥”

说句老实话，崇祯之所以很能进行这些赈济，恐怕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杨嗣昌建议的增收赋税，增收剿饷，练饷，使得政府多了一千六百多万的收入。估计这多增加的一千六百万也没有完全用于军饷，还是有一部分挪用到了救济灾区上去了。但即便如此，在受灾面积如此广大，灾民如此众多的情况，这样一点可怜的收入进行的救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

事实很清楚，如果真的想实质上解决灾民赈济问题，国家就必须有足够的钱，而国家要有足够的钱就必须要增加赋税收入，否则一切所谓赈济灾民的话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高调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要想解决饥兵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发军饷；要想解决饥民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赈济灾民。而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从聚宝盆里生出来，也不能去抢来！只能是从赋税收入中来？没有足够的赋税收入，哪来的钱去发军饷，哪来的钱赈济灾民？明末国家的危机实质上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由财政危机才引发军事危机，由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更大的财政危机导致更大的军事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国家岂有不亡的道理？

可以说明末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是财政问题派生出来的。解决了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解决财政问题，则纵然是其他问题暂时解决了，必然还会再度爆发。而财政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就是国家赋税收入太低，低到到了威胁国家本身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过去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国家没有遇到大的挑战，而崇祯时期，则是在连年自然灾害，连年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尖锐的形式把这一问题暴露了出来！这不仅从另一个角度的说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归咎于崇祯的个性作风，归咎于崇祯的用人水平不过是皮相之谈，同时也证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说成是崇祯横征暴敛的结果的说法是何等荒谬无稽，何等偏离事实真相。

当然，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必须给予重点澄清的！那就是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谎言可谓甚嚣尘上，谬种流传，为害甚烈，影响波及，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能幸免！

据说明末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危机，崇祯的内帑里有的是钱，几千万两白银是少算的，几亿两也不算多，说成是金山银山都不夸张。崇祯这么焦头烂额的催征赋税，都是他自己小气舍不得花内帑里的钱，最后被李自成打到北京的时候还守着几千万两乃至上亿的白银不放，所以落得个上吊自杀的结局，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看见一些论者唾沫横飞的谴责崇祯皇帝，如何吝啬，如何小气，如何疯狂聚敛，如何躺在内帑的金山银山上，却不肯拿钱出来赈济灾民，不肯拿钱出来发军饷。按照这种说法，明朝末年哪里有什么财政危机啊，全是皇帝自己吝啬小气，当守财奴而已，所以最后灭亡也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或者说明朝政府根本不缺钱，主要是不会用人，再加上小气。这些论者在自己的唾沫横飞中获得了很大的快感。他们的舌头在口腔里舞动着，唾沫星子在鼻子周围飞溅着，可以想见他们被自己的雄辩所陶醉，被自己的英明所感动，体验着指点历史的快感。

然而每当看见这种言论，每当看到这些论者的嘴脸的时候，我都感到说不出恶心。不知为什么联想到了鲁迅《故事新编》中一则故事的结尾

《故事新编.采薇》说的是妇孺皆知的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之际,不食周栗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在故事的结尾插进来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很聪明，已经懂得了。她冷笑了一声。于是大义凛然斩钉截铁的说道：……”，那个女人说什么，我们就不必去追究了，总而言之，伯夷叔齐两个人在听了那个很聪明而且大义凛然的女人的话之后，因为羞愧，连薇都不吃了。于是他们两个就这样的饿死了。

而那个叫阿金的聪明女人呢？按鲁迅的描写“于是许多人非常佩服阿金姐，说她很聪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阿金姐却并不以为伯夷叔齐的死掉，是和她有关系的”

她说，老天爷心肠好，派了头母鹿喂奶给伯夷叔齐吃，可是那两个人呢，“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喝了鹿奶还不够，还想杀了那头母鹿，吃鹿肉，于是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心了，母鹿也从此不去了，他们这才饿死了。“哪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

如果那些制造散播崇祯内帑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白银的谎言的人就相当于这个故事里说伯夷叔齐喝了鹿奶还想吃鹿肉所以才饿死的的女人，那么那些听信谣言谎话的人就相当于那些“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于是觉得轻松不少的人。

我做这样的类比是有道理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看看崇祯内帑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当时人的记载

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崇祯遗录》

《恸余杂记》：“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军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略.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p1120]

这则记录很重要，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自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

卡哇伊钢琴采用多层复合音板。

目前单层实木音板，只用于高端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包括德国原装进口钢琴和日本原装进口雅马哈钢琴，以及国内生产的雅马哈钢琴。

单层云杉实木音板对木材的要求相对较高，必须是海拔在1500米以上，必须是生长30年以上的冷杉，而且木材纹路要求细密，木材密度要高，声音的导音性能要好，还必须要有弹性。因此成本较高。

多层复合音板，就是所谓的高档三合板。

成本较低，中间一层是相对较薄的木板，里外要贴木皮，这样看上去才美观大方，声音的传导效果差。

所以消费者选购钢琴，一定要选购单层云杉实木音板的大品牌钢琴。

比如世界品牌雅马哈钢琴，中国名牌海伦钢琴，珠江钢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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