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为什么在国家无法负担起两线战争的时候,不愿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事实上，在平定内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并非没有过胜利，相反取得过很多的胜利，但这些胜利最后都因为财政原因以及财政危机附带造成的心理效应化为乌有。
比如一开始明朝政府对叛乱者的招抚，用顾诚的话说“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但实际上由于政府没有钱来处置这些介绍招抚的叛乱者队伍，结果这些人最终还是只能走上叛乱的道路。当时负责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
招抚失败，就只能用军队来清剿。在军事上明朝有好几次机会把叛乱者彻底围歼，比如崇祯六年，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大部分叛乱者队伍都被围堵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已经是走投无路，被围歼几乎只是时间问题。结果这些叛乱者只能采取诈降的策略。当时报上去投降的叛乱首领名单有几十人之多，“造反武装的抓哟首领几乎包罗无遗”，这里不必一一列举，只举出其中几个后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好了，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可以说所有后来让明朝政府头疼不已的叛乱首领都在里面，一网打尽。结果这些叛乱诈降以后，明朝政府军就停止军事行动，结果任由这些叛乱者从容渡过黄河，从包围圈的缺口中突围，扬长而去。
这是第一次；然后崇祯七年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又被五省总督陈奇瑜率领的明军堵截在汉中栈道地区，当时的情况按顾诚的描述是“这里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被明军把守得严严密密，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李自成、张献忠等部数万人几乎面临绝境。为了摆脱这种困难局面，起义军首领决定采取伪降手段。”
结果明军再次认为这些叛乱者是真心投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李自成、张献忠走投无路了。于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部队“乃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贼之无衣甲者皆整矣，无弓矢者皆砺矣，数日不食者皆饱腹矣。”。[翻成白话，意思就是“在官兵的保护下，李自成等部成建制的安然走出号称天险的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官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没有盔甲的都换上盔甲，丢失弓箭的换上新弓箭，多日没有饭吃也吃上饱餐”]结果这些叛乱者一摆脱困境，一跑出明军的包围圈就“尽缚诸安抚官，或杀、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之道旁。攻掠宝鸡、麟游等处，始纵横不可制矣。”
对于这次被围困到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又用假装投降的手段来摆脱绝境的叛乱中包括哪些部分的队伍，顾诚作过考证
“在汉中被困的义军究竟包括哪几部，也还存在疑问。吴伟业和一般史籍的作者，都说主要是李自成部；毛奇龄《后鉴录》中说，‘自成急奉闯王（高迎祥）奔入兴平之车箱峡’；文秉《烈皇小识》说，‘贼首李自成，张献忠等坐困于汉中之车箱峡’。可是，明陕西巡抚练国事转述陈奇瑜的奏疏，列举的受抚义军为：‘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其中确切无疑的有张献忠（即八大王）、蝎子块和张妙手三部，所谓‘八大王又一部’究竟是指南营八大王，还是指依附于张献忠的另一支队伍，目前还弄不清楚。陈奇瑜的疏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李自成部，也就是说，汉中被困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部在内，还缺乏原始材料来证明。既然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因此我们还不能把李自成部排除在外。闯王高迎祥部是否也被困于汉中，需要继续查证。人们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闯将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部将，这是不正确的。李自成同高迎祥一样，都是他们各自率领那支义军的首领，互相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
从这个考证来看，张献忠肯定在其中，而李自成的部队，则是“各种史籍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记载李自成部是汉中被困义军的主力，而且义军在出栈道后的战斗中，李自成部确实相当活跃”，那么90%的可能也在其中。两个在崇祯后期令明朝政府最为头疼的叛乱首脑都在这次被围困而陷入绝境中，但是他们居然又用这种小儿科的假装投降的手段逃过了被歼灭的命运，真是不得不令人发叹。
那为什么明朝方面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这种恶当，几乎三番四次地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不必付出太多代价就能用军事手段全歼叛乱者的情况下（事实上，这两次几乎都是用不着怎么打仗，光是围困在那里，叛乱者的队伍自己饿死都饿死了）就这么轻松的放跑叛乱者呢（甚至还主动给他们提供粮食补给，物资补给，简直把他们当成兄弟朋友来看待了！）？从表面上，自然很容易说明朝方面的统帅以及皇帝多么愚蠢。但实质上，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这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明朝政府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大臣，都普遍对这些叛乱者有同情心理，甚至是愧疚心理。他们总觉得这些叛乱者也都是良民，只不过因为自己这些政府的人员做的不够好，没有钱去赈济，没有钱发军饷，所以才导致他们叛乱的。是自己有愧于叛乱者，所以一听到这些叛乱者愿意投降，那真是心花怒放，自己的兄弟子民愿意和自己重归于好，那能不高兴?所以尽管在军事完全有绝对的优势和能力把这些叛乱者肉体消灭，而从皇帝和大臣的心理却是能不杀尽量不杀，能让叛乱者投降，就尽量不用武力剿灭。
就拿崇祯皇帝来说吧，从一开始，他就反复强调“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然后又说“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甚至听说洪承畴把降而欲叛的王佐桂等数十人杀死的时候，他还大为光火“王佐桂既降，何又杀之”。尽管以后由于事实的教训，他不得不改弦易辙，从一心招抚转变为剿抚结合。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偏向于“寇亦我赤子，宜抚之”，这种偏向于招抚的心理并非是因为军事上拿叛乱者没有办法，不得不招抚，而是从内心深处就觉得这些叛乱者情有可原，即便在军事上完全有能力杀掉歼灭他们，他觉得也不应该多杀人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种心理，那些大臣们自然也心领神会，尽力迎合。崇祯七年三月崇祯举行的会试策问中就流露出他仍旧偏向招抚的心理。而当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济向他上疏说应该区别流寇的成分，说流寇中的大部分成分是驿卒、饥黎、难氓。崇祯更是大为激赏，以至于特地“命内阁辅臣起草一份文件，专送陈奇瑜处要他斟酌处理”，用樊树志的观点来说，这分明就已经是在暗示处于剿寇最前线的陈奇瑜，对待这些叛乱者，能不杀就尽量不杀，能少杀就尽量少杀，能招抚他们就尽量招抚他们。
可以说正是在崇祯这样的心理指导下，以及一些大臣官员相似心理支配下，这才先有渑池渡，再有车厢峡，居然接连两次在可以轻松全歼叛乱者主力的情况下，只要一听叛乱者要投降，就大喜过望，不问真假，全盘相信，不做任何预防措施，就轻松的放跑了他们。
对这种心理追根究原的话的，归根结底还是明朝政府因为自身财政困难，导致在赈济和军饷方面做的不够好，这才对叛乱者普遍抱有同情宽谅心理。只是崇祯皇帝心地仁慈之余，却忘记了，叛乱者一旦当惯了强盗，四处抢劫这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要他们回到常规上来，受到拘束管辖，即便是衣食饱暖，恐怕也无法令他们满意了。你就算不想剿灭他们，给他们提供再优厚的条件，他们也是不想再当良民的了。
尽管两次放过全歼叛乱者的机会，但在以后，明军平定内乱的过程中依然是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比如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廷在陕西重创叛乱者中战斗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部队，并且活捉高迎祥本人，受此威慑，一些叛乱者纷纷投降，接受招抚。
到崇祯十年，杨嗣昌上任兵部尚书以后，建议崇祯增兵增饷，实行“四面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叛乱者又一次纷纷陷入绝境，张献忠走投无路（他要不是跑的快，差点就被左良玉打死），只得再次提出投降（当然其实他还是假投降）。杨嗣昌担心有诈，向崇祯建议“拒绝招抚，派兵剿杀，或者要张献忠以袭击李自成、老回回做考验，否则便剿杀不论”。但崇祯皇帝还是过于心慈手软，反驳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杨嗣昌反复声明自己的观点，甚至建议崇祯“明以抚示”，“阴以剿杀”。而崇祯皇帝则坚持“不可尽杀”，实际上默认甚至鼓励熊文灿等前线官员招抚张献忠。[p980]
结果招抚张献忠以后，明朝政府还给他的部队发了十万人的军饷，还允许他们在谷城县白沙洲造房买地种麦，进行贸易，休养恢复元气。兵科给事中姚思孝上疏说“这张献忠在谷城县有数万人，造房子种田，还该遣散才是。”崇祯却反驳说“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张献忠看见明朝政府如此信任放纵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他干脆在“谷城设关征税，搜集粮食，打造兵器”
在张献忠走投无路，重施故技，假装投降以摆脱困境的同时。李自成的情况就更惨，他在明军的往来追杀中，已经濒临崩溃。《晚明史》中描述说“几次激战，李自成等部‘大半患病死亡，逃散甚多’。又受秦兵入川搜杀，不得已尽数出川，仅一千人突入汉中地区，进入深山密林中”，而这时候，李自成的得力部将祁总管也率部投降，只剩下李自成残部藏身于深山密林。而后李自成又试图冲出深山，进入河南，结果又被孙传庭伏兵袭击，结果是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弃妻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骑马”逃往深山中。
到这时为止（崇祯十一年左右），在杨嗣昌的主持部署下，叛乱者基本上被剿灭的剿灭，投降的投降，内乱基本被肃清。但在国家的财政危机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之前，这种军事上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假象。一方面自然灾害旱灾蝗灾依旧一年接一年的发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地区在崇祯十一年前后都接连发生特大规模的旱灾，而这些旱灾都持续三四年之久，旱灾接以蝗灾，大批百姓都沦为饥民，而国家依然无力赈济灾区，饥民随时都能演变成作乱造反的生力军。而与此同时，辽东的满清分裂分子依然贼心不死，不断在边境骚扰，甚至闯入关内抢劫杀人。在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寇闯入关内肆虐，屠杀抢掠不计其数。而崇祯皇帝又始终把攘外看成第一要务，将其重要性放在安内之前，于是在李自成等叛乱首脑分子未被抓捕的情况就决定将洪承畴、孙传庭等精锐武装“悉数从安内战场调往攘外战场”，结果给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
张献忠是在崇祯十二年五月重新发动叛乱。至于李自成的势力在崇祯十三年也开始重新发展壮大，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连绵不断的灾害饥荒。大量饥民几乎是不招自来。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对当时的情形有一定的描绘“崇祯十三年的灾荒是特别严重的，几乎遍及全国，不少地方竟至于颗粒无收，饥民大批死亡。”“保存下来的一些记载可以构成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画：‘至己卯（崇祯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祯十三年）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⑷
郑廉在《豫变纪略》里，比较集中地叙述了贫苦无告的农民怎样转化成地方性的起义队伍：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垒垒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
李自成进入河南，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短时间内招揽了大批部众。当地的那些乌合之众，毫无组织，混乱一团的饥民，在投入身经百战，军事经验极其丰富的李自成麾下之后，也很快就转化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从此遂一发不可收拾。据顾诚所说“李自成部义军初进河南时，兵力相当有限，大约不到一千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准备，李自成在十月间率兵北上，同当地的起义农民一斗谷、瓦罐子等联合，有众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于二十一日攻克宜阳，‘不杀平民，唯杀官。’接着，乘胜进攻永宁（今洛宁县）。”
实际上在明史的崇祯本纪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是月，李自成自湖广走河南，饥民附之。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这里的“饥民附之”四个字道出了崇祯时期叛乱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关键。灾荒灾害不断，而政府的财政危机又使得国家根本无力赈济灾民，这使得国家尽管在剿灭内乱的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但几乎只要稍一松懈，则叛乱势力又很快滋生壮大起来，杀了一个闯王高迎祥，又很快冒出一个李自成，把李自成三番四次杀的濒临崩溃，崇祯十一年更是让他几乎全军覆没，只逃出十八个人，结果不用两三年，又迅速卷土重来。其实如“饥民附之”这样的记载，在崇祯本纪中有很多处，而并非仅仅限于崇祯十三年的这次。
如崇祯四年“是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益炽。”；崇祯五年“是月，总兵官文诏、杨嘉谟连破贼于陇安、静宁，贼奔水落城，平凉、庄浪饥民附之，势复炽。”；崇祯六年“丁未，副将左良玉破贼于涉县，贼走林县山中，饥民争附之。”；
崇祯九年二月，“山西大饥，人相食。乙酉，宁夏饥，兵变，杀巡抚都御史王楫，兵备副使丁启睿抚定之。”
可以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完全不是常规的军事手段能够解决，暂时的军事胜利几乎毫无意义，只要政府的财政危机不解决，那无论打多少次的胜仗，都无济于事。（注意我说的是常规性军事手段，为什么这么说？这是相对于满清兽兵而言的。如果是满清的话，同样的局面之下，用军事胜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满清采取的是杀光抢光的策略，一个城市发生反抗就把一个城市的人一个不拉的全部杀光，物资全部抢光，一个地区发生叛乱就把一个地区的人全部杀光，物资抢光，辽东大屠杀，扬州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都是如此.其中的四川大屠杀是把一个省的人全部杀光，这样当然就不必担心什么叛乱卷土重来的问题，更不必担心什么饥民作乱的问题，人都全部杀光了，还怕这个地方的人因为粮食不够吃而变成饥民作乱吗？明朝政府自然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确保国家有充足的财政收入，然后用财政收入去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不断给予各地灾区饥民以赈济，避免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抢劫作乱。但是要确保国家充足的财政收入，不增加赋税，这可能么？有些人似乎真愚昧的认为明朝政府的钱是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可以从聚宝盆里生出来的，只是明朝的统治者吝啬残暴，存心要饿死灾区饥民，存心要逼迫饥民饥兵造反作乱推翻他们的统治，所以才不肯把钱拿出来。这样的想法省力自然是省力，只需把明朝的皇帝官员都丑化成愚蠢的白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就行了，很能满足他们表现自己正义，声讨罪恶的道德虚荣心，也很能符合他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脸谱化的弱智教育！但最后的结果恐怕不过是在愚弄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变成白痴罢了！
事实上从明史的崇祯本纪中可以看到，对于崇祯十年以后特别是崇祯十三年的灾荒，崇祯还是设法多次给予赈济的，光本纪所记载的这一年的救济就有
“春闰正月乙酉，振真定饥。戊子，振京师饥民。癸卯，振山东饥。”，“戊寅，以久旱求直言。三月甲申，祷雨。戊戌，振畿内饥。”
“丁未，免河北三府逋赋。”，“秋七月庚辰朔，畿内捕蝗。己丑，发帑振被蝗州县。”“八月甲戌，振江北饥”
说句老实话，崇祯之所以很能进行这些赈济，恐怕很大程度还是得益于杨嗣昌建议的增收赋税，增收剿饷，练饷，使得政府多了一千六百多万的收入。估计这多增加的一千六百万也没有完全用于军饷，还是有一部分挪用到了救济灾区上去了。但即便如此，在受灾面积如此广大，灾民如此众多的情况，这样一点可怜的收入进行的救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
事实很清楚，如果真的想实质上解决灾民赈济问题，国家就必须有足够的钱，而国家要有足够的钱就必须要增加赋税收入，否则一切所谓赈济灾民的话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高调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要想解决饥兵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发军饷；要想解决饥民作乱问题，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赈济灾民。而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从聚宝盆里生出来，也不能去抢来！只能是从赋税收入中来？没有足够的赋税收入，哪来的钱去发军饷，哪来的钱赈济灾民？明末国家的危机实质上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由财政危机才引发军事危机，由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更大的财政危机导致更大的军事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国家岂有不亡的道理？
可以说明末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是财政问题派生出来的。解决了财政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解决财政问题，则纵然是其他问题暂时解决了，必然还会再度爆发。而财政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就是国家赋税收入太低，低到到了威胁国家本身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过去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国家没有遇到大的挑战，而崇祯时期，则是在连年自然灾害，连年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尖锐的形式把这一问题暴露了出来！这不仅从另一个角度的说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归咎于崇祯的个性作风，归咎于崇祯的用人水平不过是皮相之谈，同时也证明了那种把明朝灭亡说成是崇祯横征暴敛的结果的说法是何等荒谬无稽，何等偏离事实真相。
当然，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必须给予重点澄清的！那就是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谎言可谓甚嚣尘上，谬种流传，为害甚烈，影响波及，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能幸免！
据说明末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危机，崇祯的内帑里有的是钱，几千万两白银是少算的，几亿两也不算多，说成是金山银山都不夸张。崇祯这么焦头烂额的催征赋税，都是他自己小气舍不得花内帑里的钱，最后被李自成打到北京的时候还守着几千万两乃至上亿的白银不放，所以落得个上吊自杀的结局，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看见一些论者唾沫横飞的谴责崇祯皇帝，如何吝啬，如何小气，如何疯狂聚敛，如何躺在内帑的金山银山上，却不肯拿钱出来赈济灾民，不肯拿钱出来发军饷。按照这种说法，明朝末年哪里有什么财政危机啊，全是皇帝自己吝啬小气，当守财奴而已，所以最后灭亡也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或者说明朝政府根本不缺钱，主要是不会用人，再加上小气。这些论者在自己的唾沫横飞中获得了很大的快感。他们的舌头在口腔里舞动着，唾沫星子在鼻子周围飞溅着，可以想见他们被自己的雄辩所陶醉，被自己的英明所感动，体验着指点历史的快感。
然而每当看见这种言论，每当看到这些论者的嘴脸的时候，我都感到说不出恶心。不知为什么联想到了鲁迅《故事新编》中一则故事的结尾
《故事新编.采薇》说的是妇孺皆知的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之际,不食周栗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在故事的结尾插进来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很聪明，已经懂得了。她冷笑了一声。于是大义凛然斩钉截铁的说道：……”，那个女人说什么，我们就不必去追究了，总而言之，伯夷叔齐两个人在听了那个很聪明而且大义凛然的女人的话之后，因为羞愧，连薇都不吃了。于是他们两个就这样的饿死了。
而那个叫阿金的聪明女人呢？按鲁迅的描写“于是许多人非常佩服阿金姐，说她很聪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阿金姐却并不以为伯夷叔齐的死掉，是和她有关系的”
她说，老天爷心肠好，派了头母鹿喂奶给伯夷叔齐吃，可是那两个人呢，“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喝了鹿奶还不够，还想杀了那头母鹿，吃鹿肉，于是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心了，母鹿也从此不去了，他们这才饿死了。“哪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
如果那些制造散播崇祯内帑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白银的谎言的人就相当于这个故事里说伯夷叔齐喝了鹿奶还想吃鹿肉所以才饿死的的女人，那么那些听信谣言谎话的人就相当于那些“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于是觉得轻松不少的人。
我做这样的类比是有道理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看看崇祯内帑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当时人的记载
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崇祯遗录》
《恸余杂记》：“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军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略.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p1120]
这则记录很重要，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自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清河地处黄河下游，与华夏民族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 据八十年代初在清河县杜村出土的新石器（石镰、石斧等）证实，在距今5000——7000年之间，就有上古人类活动于清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远在4000多年之前，禹王治水以后，华夏划分九州，今清河县境属于兖州。 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今清河境属“甘泉”之地。 春秋时期（约公元前770年——前474年）清河先属齐，后属晋。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群雄角逐，诸侯割据。赵、韩、魏“三家分晋”，清河属赵。赵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后迁邯郸（今邯郸）。 秦（公元前221年——207年）兼并诸侯国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今清河县境始置厝县，属巨鹿郡所辖四县之一。清河作为行政区设置县，自此开始。厝县的城址，按《太平寰宇记》所载，当在今南宫市东家庙乡悬空村附近。 西汉高帝（刘邦）四年（公元前203年），划出巨鹿郡一部分地区，设置清河郡，辖清阳、东武城、莎题、东阳、信乡、鄃、枣强、复阳、缭十四个县。郡治清阳县。清河郡及清阳治所，在今河北省清河县油坊镇一带。 东汉章帝刘烜七年（公元82年）废皇太子刘庆为清河王，清河郡随改清河国。汉安帝母左氏，即孝德皇后，死后葬于厝城东北角。汉安帝刘祜是刘庆之子，公元107年称帝，尊刘庆为孝德皇，母左氏为孝德皇后，改厝县为甘陵。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又改清河国为甘陵国。辖甘陵、贝丘、东武城、灵、绎幕、广川等七县。东汉清河国治甘陵县，其城址在今清河县辛集乡汉墓（冢子）南侧。 三国曹魏（公元220年——265年），因袭前朝旧制，清河仍为甘陵国治。后又改为清河郡，辖六县：清河、贝丘、灵、鄃、绎幕、东武城。清河郡治清河县，治所未变。 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复称清河国（因咸宁三年八月封司马遐为清河康王而复国），都清河县。晋清河国及清河县治所，在今清河县辛集乡洪河村南。 十六国时期，清河为郡治，先后属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其治所与晋同。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清河为州郡治，州郡并存。清河郡属北魏，辖四县：清河、侯城、贝丘、武城。北齐天宝七年（公元556年）移清河郡及武城治信城。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分相州清河郡置贝州，郡州不废，州、郡及武城县治所在今南宫市董家庙乡悬空村附近。 隋朝大业初年（公元605年）置清河郡，辖清河、清阳、武城、历亭、漳南、鄃、临清、清泉、清平、高唐、经城、宗城、茌平、博平14个县。清河郡治所清河县，其治所仍在汉信城，即今南宫市董家庙乡悬空村附近。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行政区划仍袭隋制。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贝州，辖清河、武城、漳南、历亭、清阳、鄃、夏津七个县，州治所在清河县。六年移治所于历亭县，八年仍复旧治。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贝州改为清河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贝州。辖清阳、清河、武城、宗城、临清、经城、漳南、历亭、夏津九个县。其治所在今清河县城关乡宋贝州城遗址处。 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因袭唐朝旧制贝州治所清河县，城址未变。 宋初仍为贝州，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平定王则起义后，宋仁宗为炫耀他“明察圣断有恩于民”，将贝州改为恩州。辖清河、武城、历亭三个县。今城关乡东关村北、西关村南断续可见的残垣，即宋贝州土城墙遗迹，为宋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监官赵荐之所修。 金（公元1115——1234年）时，恩州治所于1134年因水患移历亭。清河县为恩州所辖四县之一，其县治所未变。 元（公元1206——1368年）时，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清河县由恩州析出，隶属大名府，县治所未变。 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清河县隶属北平布政司大名府。洪武六年改隶光平府，永乐后为直隶广平府，县城在清河老城里。为明正德七年修，城周三里，高二丈，阔一丈五尺。 清朝（公元1616——1911年），仍为直隶省广平府清河县，初属顺广道，后属大名道。清河县自金元降为县之后，其县境至今无大变化。清河县城址仍与前朝同。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废除州府制，实行中央、地方两级行政管理，中央辖省（市）及地方。清河县属河北省。当时全省132个县分15个区，清河是第12区所辖11个县之一，区署设在南宫县，清河为三等县。 抗日战争时初期，清河县属河北省四专署。县政府驻老城里。1940年7月，划出清河西、南部83个村与威县东南部建立清江县。1942年10月，清河县东南部4个村，清江县40个村（原属清河县）与今临西、威县部分村又建宏毅县。1939年日军占领清河县，此后县政府处于游击状态，无固定驻地。1945年4月，日军退出清河县，7月县政府迁驻戈仙庄。11月，清江、宏毅县撤销，原属清河县的村庄重归清河县管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河县属河北省衡水专区。1952年清河县属邢台专区。1958年4月撤邢台专区，合并为邯郸专区，清河县改属邯郸专区。同年11月清河县并入南宫县。1961年5月，恢复邢台专区。同年七月清河县由南宫县分出，恢复清河县，属河北省邢台专区。1993年邢台撤地区建市，清河县属邢台市。
（公元前221~1989年）秦始皇帝元年（前221年）全国划为三十六郡，在清河之地设厝县，属巨鹿郡。 西汉 高祖四年（前203年）析巨鹿郡，置清河郡，辖14县，厝县、清阳县属之。 景帝三年（前154年）三月，封景帝子刘乘为清河王。改郡为国。 元鼎二年（前115年）刘义由代王徙清河为刚王。 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河决清河郡灵县呜犊口，屯氏别河塞绝。 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秋，黄河决，渤海、清河郡县受灾。 新莽始建国三年（11年）河决魏郡，清河郡县受灾。 新莽地皇二年（21年）刘秀起兵反王莽，使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 更始二年（24年）刘秀起使耿弇、寇恂地蓟杀死王郎居将赵闳，沿途又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3万我，定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乖郡县。 东汉 建武二年（26年）正月，檀乡农民起义军进攻魏郡、清河郡。 延平元年（106年）八月，殇帝死。太后定策迎立清河之子刘祜嗣位，是为安帝。十二月，清河王刘庆死，葬于清河。 永和四年（139年）清河郡县蝗虫为灾。 建和二年（148年）六月，改清河国为甘陵国，改厝县为甘陵县，信成、清阳二县并入甘陵。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巨鹿（今平乡县）张角率众起义，安平、甘陵民众群起响应。 中平四年，渔阳（今密云西南）人张纯与同乡张举联盟，举兵攻破清河、平原。 建安九年（204年）十月，曹操围邺时，袁谭背操，遣军攻甘陵。 建安十一年，改甘陵国为清河郡，甘陵县属之。 三国 青龙三年（235年）九月，遭水灾。 景初元年（237年）九月，遭水灾。 西晋 咸宁三年（277年）于厝城西南3.5公里置清河县，清河县名之始。 咸宁四年，七月，大水，庄稼被淹，房屋倒塌，人有死亡。 永嘉四年（310年）二月，石勒攻冀州之广宗、清河等郡县。 东晋 永和九年（353年）十一月，前燕慕容恪拥兵割据于乐陵，平原、清河、阳平诸地赵帮将朱秃、杜能、丁娆、孙元皆降前燕。 太元十一年（386年）清河国改为清河郡，清河县属之。 十月，后燕寺人吴深据清河（今清河东南）起义，燕王慕容垂遣兵镇压，攻之不克。十二月再攻而破，吴深单骑出走。十二年五月，吴深杀后燕清河太守丁了，再次占据清河。十四年五月，义军首领吴深被清河孔金杀害。 北魏 太和九年（485年）六月，清河大水。 武定四年（546年）二月，大雪寒，人畜冻死，同年冬大雾弥天，六昼夜不散。 北齐 天保七年（556年）改清河县为武城县，属清河郡。 天保八年蝗涝为害 天保九年遭旱灾。 河清二年（563年）二月，大雪。 河清三年。山东大水，饿死者不可胜计。河北境内司州之东郡阳平、清河等水涝最重。 天统三年（567年）大风，昼不见日，废房拔树。 隋 开皇八年（588年）废郡存州，武城县改称清河县。 大业三年（607年）改贝州为清河郡，清河县属之。 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水济渠。 大业攻七年景县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起义 大业九年三月，张金称等农民起义军在河北地区活动，队伍不断壮大。 十一月，隋炀帝派右卫将军冯孝慈前往清河镇压，张金称率起义军与之激战，义军大胜，冯孝慈战败而死。 大业十二年三月，张金称率众接连攻下平恩、武安、巨鹿、清河等县。 大业十四年清河县赵德君起义，不久为李密部下。 唐 至德元年（756年）十月，史思明陷河北清河、博平、信都、饶阳诸郡县。 至德三年安庆绪派蔡希德、安太清攻破清河。 乾元元年（785年）清河郡改称贝州，辖清河。 兴元元年（784年）李抱真、王武俊、大败朱滔军于贝州，斩万余人，滔遁归幽州。 光化二年（889年）刘仁恭屠贝州 五代 天福四年（939年）七朔，河决博平，清河大水。 天福八年大蝗害田，人食草木叶皆尽，百姓捕蝗一斗，官府给粟一斗，时蝗旱相继，百姓流移，饿殍载道。 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占领贝州，所杀达万人。 北宋 建隆元年（960年）卫运河屡次决口，特立清河兵备二队，专司河防。 乾德二年（964年）清河（今清凉江）溢，淹民田。 开宝四年（971年）清河溢，漂溺民舍数百间。 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起义，占兵库，擒知州，自称东平王，建国号安阳，改元得圣。八年一月，宋这军攻贝州城不下，挖地道夜入，城破，王则被捕遇害。同年，改贝州为恩州。 嘉祐三年（1058年）黄莘为清河令，与南宫令刘挚，信都令李冲皆以治行闻，时称为河朔三令。 熙宁元年（1068年）恩州河（黄河）决，清河遭水灾。 熙宁四年清阳县划入清河县。 元丰五年（1082年）御河（卫运河）决，清河遭水灾。 元祐六年（1091年）监官赵荐之监修恩州城（古贝州城）。 元符三年（1100年）恩州地震。 宣和元年六月，恩州河决清河堤。 宣和三年六月，恩州河决，清河伤禾。 南宋 端平三年（1236年）割恩州属大名路，清河属之。 元 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旱。 至元十八淫雨，庄稼受害。 至元十九年蝗虫遮天蔽日，达7天之久，禾稼俱尽。 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清河、南乐诸县霖雨，庄稼受害。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平阴河（卫河）决，清河遭水灾，民舍庄稼被淹。 明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明将徐达会兵于清河、临清一带，北逐元兵。 洪武六年改大名路为广平府，辖清河县。 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燕王起兵靖难，沿清河、临清驿道展开拉锯战，三年燕兵攻占广平府。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由山西移民，定居清河。 永乐四年临清至渡口驿卫运河7处决口。 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移民清河，拨田耕耘，免田租一年。 成化八年（1472年）四月，卫运河水干涸，为多年所仅见。 成化十六年卫运河泛溢入清河，民房舍漂溺几尽，死者甚众。 弘治四年（1491年）县三老宗安等人，为排除县南部积水上书朝廷开疏水渠一道，长20公里。 弘治六年蝗虫遮天蔽日，庄稼被食。 弘治十五年九月，地震有声。 正德六年（1511年）六月，杨虎起义军经清河，攻破县城。 正德七年诏改建新城于旧城之东南隅，同知何宋伊，知县张一鹏监修。 正德八年诏赐庆阳伯夏儒清河县庆田3300余项。 嘉靖九年（1530年）卫运河决自白庙口，泛清河，舟楫通于城门外，漂民庐舍，有系婴儿于树上者。 嘉靖十年大饥，升粟至百七十钱。 嘉靖二十四年大雪，深4尺。 嘉靖二十九年知县孟仲遴主持创修《清河县志》五卷。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至八月不雨，遍地生蝗虫，升粟至百八十钱,民采草木根叶而食，多饿死者。 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卫运河决，泛清河，毁禾苗庐舍。 隆庆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卫运河决，泛清河，田园舍被淹。 万历九年（1581年）知县向日红重修《清河县志》十二卷（今存七至十二卷）。 崇祯十三年（1640年） 四月至七月不雨，卫运河干涸，冬大饥，民始采食树叶、木皮、继则人相食。 崇祯十四年春，大疫，死尸枕藉。五月，飞蝗至，饥民取以代食。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清河占领县城置县衙。 清 顺治十年（1653年）卫运河决，洪河等村尽淹。十三年又决，淹没更甚，陆地行舟。 顺治十五年三月，蝗虫食禾苗。 顺治十七年四月，遭雹灾。 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二十一日夜，风霜并作，禾苗冻死过半。 康熙十六年春，风霾阴雾49余天。 康熙十七年知县卢士杰、夏琮纂修《清河县志》十八卷。 康熙五十七年知县钱启文纂修《清河县志》十八卷。 康熙五十八年大水，平地行舟。 雍正十年（1732年）秋，禾生虫，形如蛆。 雍正十一年二月，大雨庄稼被淹。 雍正十三年大旱，禾苗枯死。 乾隆二年（1737年）卫运河决尖庄，田禾淹没。四年复决。 乾隆八年夏旱，大饥。减免田租有差。 乾隆十二年七月，大风拔树。 乾隆四十四年卫运河决，民宅行舟。 嘉庆十八年（1813年）岁大饥。 嘉庆二十四年大雪，深4尺。 道光三年（1823年）河决，平地水深丈余。 道光十年四月（闰）二十二日地震有声。 咸丰七年（1857年）蝗灾，大饥。 咸丰十一年四月七日，白莲教首张善继攻破清河城，知县陈大烈、典史赵维焕死。白莲教于洛体，由山东夏津率万人，进入油坊、谢炉，与官府团勇战于黄金庄，兵败南撤。 同治元年（1862年）瘟病流行。是年，成立民团30余团。 同治三年正月，白莲教杨蓬岭之侄招聚教徒万余人，屡攻清河，均被团勇击退。 同治六年知县熊存瀚莅任，成立民团三十三团。 同治七年卫运河决口，庄稼被淹。 同治十一年知县王镛续修《清河县志》十八卷。 光绪三年（1877年）岁大饥，人多有饿死者。 光绪四年大旱。 光绪八年地震。 光绪九年知县工黄汝香续修《清河县志》四卷。 光绪十八年卫运河决成灾。二十年河决复甚，全县尽成泽国。 光绪二十四年山东交界各州，乡民多习拳勇，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后沿用义和名目。直隶南宫、曲周、清河、威县、沧州等地拳民日益增多。 光绪二十五年河间、故城、吴桥、清河等县的义和团以景州为中心开展活动。 光绪二十六年酷旱，至七月始雨，大饥。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景廷宾联合义和团余部赵三多等万余人，在巨鹿厦头寺正式起义，清河农民义和团纷纷响应。 光绪三十年县设立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县高，设立师范传习所，同年改秒初级师范学堂。
民国初中期 民国元年（1912年） 民国成立，设直隶京师，辖清河县。在油坊镇设二等乙级邮局。 民国3年东乡民团团长马全天（马双埠人），抗缴官府税，“马全天抗洋捐，要官府速豁免”的口号迅速传播，马率民团及乡民持土枪、刀剑、三眼枪、土炮等进攻清河到城，城内警卫开枪射击，死亡数人。 民国8年全县人口130066人。 民国9年大旱，未能播种，死亡外逃者甚多。 民国12年在廉冢集北街，借春晖书院筹立蚕桑学校。 民国15年食盐短涨价，每斤银5分9厘。 民国18年县高等学堂改名为完全小学校。春，县成立女子完全小学校。 民国19年10月12日4时，山东土匪王治岐率土匪200余人窜入清河，东北军及保卫团剿匪。 民国20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后，县立高小学生王发武、刘铁之、杨波、牛寿君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民国21年大雨成灾。 民国22年12月，张福谦及赵鼎铭等续修《清河县志》十七卷成。 民国23年春，东野庄宋春山经王福田（南宫和生店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清河县第一名党员。 3月，由中共南宫县委委员冯化宣主持建立清河县第一个党支部------东野庄党支部。 民国24年春，中共直南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南（宫）清（河）工作委员会（简称南清工委），书记冯化宣，委员郭松鹤、马建荣。 秋，东野庄党支部派宋春香去南宫苏村参加冀南党组织领导的分粮吃大户暴动。 民国25年3月，冀南暴动失败后，马国瑞、冯化宣等转移到东野庄，该成为冀南特委开展秘密工作的临时指挥部。 3月，刘铁之在戴家屯一带做宣传工作，发展党员。 3月，宁心力在大堤、峨二庄、王化庄做党的创建工作。 11月，王发武回清河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发展党员。
广东的中山芦兜粽，特点是圆棒形、粗如手臂。配料也分甜咸两种。甜的有莲蓉、豆沙、栗蓉、枣泥；咸的有咸肉、烧鸡、蛋黄、甘贝、冬菇、绿豆、叉烧等。
闽南的粽子分碱粽、肉粽和豆粽。碱粽是在糯米中加入碱液蒸熟而成。兼具粘、软、滑的特色。冰透加上蜂蜜或糖浆尤为可口。肉粽的材料有卤肉、香菇、蛋黄、虾米、笋乾等。以厦门的肉粽最为出名。豆粽则盛行於泉州一带，用九月豆混合少许盐，配上糯米裹成。蒸熟，豆香扑鼻，也有人沾上白糖来吃。
端午节的佩饰
健人，旧时江浙一带端五时妇女的一种饰物。一般用金银丝或铜丝金箔做成，形状为小人骑虎，亦有另加钟、铃、缨及蒜、粽子等的。插在妇女发髻，也用以馈送。《清嘉录》云：“(五月五日)市人以金银丝制为繁缨、钟、铃诸状，骑人于虎，极精细，缀小钗，贯为串，或有用铜丝金箔者，供妇女插鬓。又互相献赉，名曰健人。”健人一说与艾人同意，只是以帛易艾，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健人即艾人，而易之以帛，作骆虎状，妇人皆戴之，”似此则当有驱邪辟疫之作用；一说即古时的步摇，纯为妇女装饰品(蔡云《吴献》注)。
豆娘，旧时端五节妇女的头饰。多见于江南。一些地区亦称作健人。此物一说源于古代的步摇，一说即艾人的别样形式。《清嘉录》引《唐宋遗纪》云：“江谁南北，五日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凡以缯销翦制艾叶，或攒绣仙、佛、合、乌、虫、鱼、百兽之形，八宝群花之类。绉纱蜘蛛，绮榖凤麟，茧虎绒陀，排草蜥蜴，又螳蜘蝉蝎，又葫芦瓜果，色色逼真。加以幡幢宝盖，绣球繁缨，钟铃百状，或贯以串，名曰豆娘，不可胜纪。”
艾虎，旧时端午节驱邪辟祟之物，也作装饰品。我国古代视虎为神兽，俗以为可以镇祟辟邪、保佑安宁。《风俗通》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亦辟恶”。故民间多取虎为辟邪之用，其中尤以端午节的艾虎为最具特色。艾虎或以艾编剪而成，或剪彩为虎，粘以艾叶，佩戴于发际身畔。端午节饰戴艾虎的风习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宋陈元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端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王沂公《端午帖子》诗：‘钗头艾虎辟群邪，晓驾祥云七宝车’。”又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除佩饰艾虎以外，端午节还有用雄黄为小儿在额头画“王”的风习，其意也在于借虎辟邪。
画额，时端午节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云可驱避毒虫。典型的方法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王”似虎的额纹，又虎为兽中之王，因以代虎)以镇邪。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洒之，用涂小儿领及鼻耳间，以避毒物。”除在额头、鼻耳涂抹外，亦可涂抹他处，用意一致。山西《河曲县志》云：“端午，饮雄黄酒，用涂小儿额及两手、足心，……谓可却病延年。”
长命缕，时端午节厌胜佩饰。亦称续命缕、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别称’百索、’辟兵绍、五彩缕等，名称不一，形制、功用大体相同。其俗在端午节以五色丝结而成索，或悬于门首，或戴小儿项颈，或系小儿手臂，或挂于床帐、摇篮等处，俗谓可避灾除病、保佑安康、益寿延年。此类节物的形制大体有五：简单的以五色丝线合股成绳，系于臂膀；在五彩绳上缀饰金锡饰物，挂于项颈；五彩绳折成方胜，饰于胸前；五彩绳结为人像戴之；以五彩丝线绣绘日月星辰乌兽等物，敬献尊长。此俗始于汉代。东汉应劭《风俗通·佚文》：“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绍”。以后相沿成习，直至近、现代。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记当时风俗：“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续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葚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其中唐宋时，更有宫廷赐大臣此种节物之事。史载唐代宗兴元元年端节，宫廷曾赐百索一轴。又《宋史·礼志十五》：“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
戴香包，香包又叫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用中草药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奈、甘松、高本行制成），佩在胸前，香气扑鼻。 陈示靓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提及一种“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以及另一种“蚌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戴香包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荷花、娃娃骑鱼、娃娃抱公鸡、双莲并蒂等形状的，象征着鸟语花香，万事如意，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上竽、斗鸡赶免等。青年人戴香包最讲究，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那多情的姑娘很早就要精心制作一二枚别致的香包，赶有节前送给自己的情郎。小伙子戴着心上人送给的香包，自然要引起周围男女的评论，直夸小伙的对象心灵手巧。
端午的禳解、祛除及避五毒
如上所述，端午在古人心目中是毒日、恶日，在民间信仰中这个思想一直传了下来，所以才有种种求平安、禳解灾异的习俗。其实，这是由于夏季天气燥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加上蛇虫繁殖，易咬伤人，所以要十分小心，这才形成此习惯。种种节俗，如采药，以雄黄酒洒墙壁门窗，饮蒲酒等，看似迷信，但又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卫生活动。端午实在可算是传统的医药卫生节，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今天这些卫生习俗仍然是应发展，并应弘扬传承的。
端午节在门口挂艾草、菖蒲（蒲剑）或石榴、胡蒜，都有其原因。通常将艾、榕、菖蒲用红纸绑成一束，然后插或悬在门上。因为菖蒲天中五瑞之首，象征却除不祥的宝剑，因为生长的季节和外形被视为感“百阴之气”，叶片呈剑型，插在门口可以避邪。所以方士们称它为“水剑”，后来的风俗则引申为“蒲剑”，可 以斩千邪。清代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有一段记载“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而晋代《风土志》中则有“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相裁之。以后更加菖蒲，或作人形，或肖剑状，名为蒲剑，以驱邪却鬼”。
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康。在 我国古代就一直是药用植物，针灸里面的灸法，就是用艾草作为主要成分 ，放在穴道上进行灼烧来治病。有关艾草可以驱邪的传说已经流传很久，主要是它具备医药的功能而来，像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曰“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一般人也有在房屋前后栽种艾草，求吉祥的习俗。台湾民间也有在端午时贴“午时联”，它的作用和灵符一样，有些午时联上有下列的句子“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 榕枝在民间的意义可使身体矫健“插榕较勇龙，插艾较勇健”。也有地方习俗是挂石榴、胡蒜或山丹，胡蒜除邪治虫毒；山丹方剂治癫狂，榴花悬门 避黄巢， 石榴花正是这个季节的花卉，也有治病的功能。石榴皮为一常见的中药。而石榴花和黄巢的关系，还有一段故事。黄巢之乱的时候，有一次黄巢经过逼个村落，正好看到一个妇女背上背着一个较大的孩子，手上牵着一个年纪较小的，黄巢非常好奇，就询问原因。那位妇人不认识黄巢，所以就直接说因为黄巢来了，杀了叔叔全家，只剩下这个惟一的命脉，所以万一无法兼顾的时候，只好牺牲自己的骨肉，保全叔叔的骨肉。黄巢听了大受感动，并且告诉妇人只要门上悬挂石榴花，就可以避黄巢之祸。
躲端午，时端午节习俗，指接新嫁或已嫁之女回家度节。简称“躲午”，亦称“躲端五”。俗以五月、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诸事多需避忌，因有接女归家躲端午之俗。此俗宋代似已形成，陆游《丰岁》诗有“羊腔酒担争迎妇，遣鼓龙船共赛神”之句。《嘉靖隆庆志》亦记云：“已嫁之女召还过节”。又，《滦州志》：“女之新嫁者，于是月俱迎以归，谓之‘躲端午’”。
端午雨，时民间岁时占验习俗。俗信端午节下雨，不吉；反之则吉。此种俗信在宋代即已存在。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提要录》云：“五月五日哨，人曝药，岁无灾。雨则鬼曝药，人多病。此闽中谚语。”又许月卿《次韵蜀人李施州芾端午》自注云：“临川人谓端午日雨，鬼旺人灾。清赵怀玉诗自注亦引有“端阳无雨是丰年”的谚语。
龙舟竞渡与祭祀屈原、曹娥
龙舟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古书《穆天子传》卷五：“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预《九歌·湘君》中“驾飞龙今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石濑浅浅，飞龙兮翩翩”，学者们也认为“飞龙”即龙舟。《湘君》即描写湘人驭驾龙舟，将玉佩沉入江中(与抛踪子入江相仿)悼念某位历史人物之诗。这即与“魂舟”暗合，与楚国《人物御龙帛画》之像暗合，可互为印证。 《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 是日，竞渡，竞采杂药。”此后，历代诗赋、笔记、志书 等记载竞渡就数不胜数了。
龙舟，与普通船只不太相同，大小不一，桡手人数不一。如广州黄埔、郊区一带龙船，长33米，路上有100人，桡手约80人。南宁龙舟长20多米，每船约五六十人。湖南汨罗县龙舟则长16—22米，挠手24—48人。福建福州龙舟长18米，挠手32人。龙船一般是狭长、细窄，船头饰龙头，船尾饰龙尾。龙头的颜色有红、黑、灰等色，均与龙灯之头相似，姿态不一。一般以木雕成，加以彩绘（也有用纸扎、纱扎的）。龙尾多用整木雕，上刻鳞甲。除龙头龙尾外，龙舟上还有锣鼓、旗帜或船体绘画等装饰。如广东顺德龙舟上饰以龙牌、龙头龙尾旗、帅旗，上绣对联、花草等，还有绣满龙风、八仙等图案的罗伞。一般龙舟没有这么多的装饰，多饰以各色三角旗、挂彩等。古代龙舟也很华丽，如画龙舟竞渡的《龙池竞渡图卷》（元人王振鹏所绘），图中龙舟的龙头高昂，硕大有神，雕镂精美，龙尾高卷，龙身还有数层重檐楼阁。如果是写实的，则可证古代龙船之精丽了。又如《点石斋画报·追踪屈子》绘芜湖龙船，也是龙头高昂，上有层楼。有的地区龙舟还存有古风，很精丽。
龙船竞渡前，先要请龙、祭神。如广东龙舟，在端午前要从水下起出，祭过在南海神庙中的南海神后，安上龙头、龙尾，再准备竞渡。并且买一对纸制小公鸡置龙船上，认为可保佑船平安（隐隐可与古代鸟舟相对应）。闽、台则往妈祖庙祭拜。有的直接在河边祭龙头，杀鸡滴血于龙头之上，如四川、贵州等个别地区。
而湖南汨罗县，竞渡前必先往屈子祠朝庙，将龙头供在词中神翁祭拜，披红布于龙头上，再安龙头于船上竞渡，既拜龙神，又纪念屈原。而在湖北的屈原家乡秭归，也有祭拜屈原的仪式流传。祭屈原之俗，在《隋书·地理志》中有记载：“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唐刘禹锡《竞渡曲》自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沼屈之义。”可见两湖地区，祭屈原与赛龙舟是紧密相关的。可能屈原（及曹娥、伍子胥等）逝去后，当地人民也曾魂舟送其灵魂归葬，故有此俗。
又如浙江地区，是以龙舟竞渡纪念曹娥。《后汉书·列女传》中载，曹娥是投江死去的，民间则传说她下江寻找父尸。浙江地区多祭祀之，《点石斋画报·虔祀曹娥》即描绘会稽地区人民祭祀曹娥之景象。
《清嘉录》中记吴地(江苏一带)竞渡，是源于纪念伍子胥，苏州因此有端午祭伍子胥之旧习，并于水上举行竞渡以示纪念。另外还有广西的纪念马援、福州的纪念阎王王审知等仪式。
各种祭祀、纪念之仪式，无非是点香烛，烧纸钱，供以鸡、米、肉、供果、粽子等。如今这些含有迷信色彩朗仪式已很少见，但在过去，人们祭祀龙神庙时气氛很严肃，多祈求农业丰收、风调雨顺、去邪祟、攘灾异、事事如意，也保佑划船平安。用人们的话说，“图个吉利”，表达人们内心良好的愿望。
在正式竞渡开始时，气氛十分热烈。唐代诗人张建封《竞渡歌》：“……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且如瞬。坡上人呼霹雷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这些诗句淋漓尽致地写出了龙舟竞渡的壮景。妇女们平时是不出门的，如今也争着来看龙船，银钗耀日；鼓声、红旗指挥下的龙舟飞驰而来，掉如飞剑，鼓声如雷；终点插着锦绮彩竿，作为标志。龙舟向着标飞快地驰近……近代的龙舟比赛也大抵相同，不过规程稍严格一些。近年来，国内外都出现了国际龙舟比赛，吸引了各国健儿。
划龙舟还有其他一些活动。比如龙舟游乡，是在龙舟竞渡时划着龙舟到附近熟悉的村庄游玩、集会。有时龙舟还有各种花样的划法，具有表演的含义。如广州的龙舟，挽手用桨叶插入水中，再往上挑，使水花飞溅；船头船尾的人则有节奏地顿足压船，使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一般。浙江余杭县龙舟，有的是让人把龙尾踩低，使龙头高翘，船头的急浪便从龙嘴中喷吐出来，如龙吞云吐雨一般。
也有的是游船式竞渡。如《淮南子·本经训》“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是划着龙船、摇船在水上奏乐、游玩。在《梦粱录》中记载南宋杭州“龙舟六只，戏于湖中”。湖上有龙舟，只是画舫游船的一部分。
唐、宋、元、明、清各代帝皇，均有临水边观看龙舟的娱乐，也属于游戏之类。《旧唐书》中记穆宗、敬宗，均有“观竞渡”之事。《东京梦华录》卷七，记北宋皇帝于临水殿看金明池内龙舟竞渡之俗。其中有彩船、乐船、小船、画舱、小龙船，虎头船等供观赏、奏乐，还有长之四十丈的大龙船。除大龙船外，其他船列队布阵，争标竞渡，作为娱乐。宋张择端《金明池夺标图》即描绘此景。又明代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阁观龙舟，看御射监勇士跑马射箭。清代则在圆明园的福海举行竞渡，乾隆、嘉庆帝等均往观看。
又有夜龙舟。在浙江武进，过去有夜龙舟，在四面挂起小灯以竞渡。四川五通桥从1982年起出现了夜龙舟，在舟上装电灯，配焰火，漂浮河灯，辉煌夺目。浙江少数地方还于水上设堆堆浮焰，让张灯结彩的龙舟从焰中穿过。
又有旱龙舟，是在陆地上进行的模拟龙船比赛的活动。如《南昌府志》载：“五月五日为旱龙舟，令数下人异(y6，共同拾东西)之，传葩代鼓，填溢通衢，士女施钱祈福，竞以爆竹辟除不祥。”浙江武义县，过去也有旱地推端午船之俗，也认为可除邪祟。另广东的佛山、东莞、信宜都有旱地划龙舟之俗，实际上是一种舞蹈，但日期不一定在端午。佛山秋季秋色时的旱地龙舟最为壮观。又如《徽州府志》载：“五月五日，迎神船逐疫，船用竹为之，袭画状似鳅，以十二人为神，载而游绪市。”另有把小型旱龙船给小儿做玩具的。
在划龙船时，又多有唱歌助兴的龙般歌流传。如湖北秭归划龙船时，有完整的唱腔，词曲根据当地民歌与号子融汇而成，唱歌声雄浑壮美，扣人心弦，即“举揖而相和之”之遗风。又如广东南雄县的龙船歌，是在四月龙船下水后唱到端午时止，表现内容十分广泛。流传于广西北部桂林、临桂等地的龙船歌，在竞渡时由众桡手合唱，有人领呼，表现内容也多与龙舟、端午节俗有关，歌声宏远动人。《广西民间音乐选集》中收有临桂县(4龙船歌》组曲，如号子般的节奏鲜明、热烈，唱起来必定十分动人。
另外，还应说一下女龙舟。在过去，许多地方的龙舟竞渡均不许妇女参加，认为妇女接触龙舟很不吉利。如今各地都出现了女子龙舟队，英姿讽爽的女人们奋勇争光，争夺第一，丝毫不弱于须眉男儿。
与春节有舞龙也有舞凤一样，端午有龙舟也有风舟。风舟的来源如上述，是源于远古的乌舟、鷁舟。古代宫廷中有凤阿(如《天府广记》中记明代宫廷便有)，民间有风船竞渡。《粤囊》载：“龙舟以吊大夫，风船以奉天后，皆与五日为胜会。庚午之夏，番禺石桥村入聚万金，制风船，长十丈，阔丈三，首尾高举，两舷重翼为舒敛，背负殿宇，以奉天后，游各水乡。”1964年后香港又出现了风艇赛。这种风艇艇身稍短，可坐16名队员，饰有风头、风尾，由女队员竞渡。的确是一种很好的比赛形式，合龙凤呈样之意。
有的地方还有龙凤船。《顺德县志》载：“大良之龙风船妙极华丽。”但今已不见了。湖南汨罗县的龙舟，前装龙头，后置风尾，凤尾是用包有红纸的竹篾成扇形插于船尾，如矩尾一般，也可称为龙凤船。龙凤船，似乎是龙船与鸟船相融合后留下的痕迹。
端午节斗草
汉以前不见斗草之戏。（《历代社会通俗事物考·尚秉和》）起源无考，普遍认为与中医药学的产生有关。远古先民艰苦求存，生活单调，暇余以斗虫、斗草、斗兽等为戏自娱，及至传说的“神农尝百草”形成中医药学后，每年端午节群出郊外采药，插艾门上，以解溽暑毒疫，衍成定俗；收获之余，往往举行比赛，以对仗形式互报花名、草名，多者为赢，兼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之妙趣；儿童则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输，再换一叶相斗。白居易《观儿戏》诗云：“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
《物原》云：“始于汉武”。据梁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年华记丽》：“端午结庐蓄药，斗百草，缠五丝。”
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刘宾客嘉话》云:"唐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宋代扩展至平日随时可斗。历代文人作品中对此多有描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群婴斗草图》，其玩法大抵如下：比赛双方先各自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楼兰案：多为车前草，车前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路边、沟 旁、田埂等处。无茎，具多数细长之须根；叶自根际丛出，薄纸质，具五条主叶脉，全缘或波状，或有疏钝齿，长达15—30厘米；具绿白色疏生花，花冠四裂，雄蕊四枚；果实成熟后会如盖子般掀开，释出四至六颗棕黑色种子，其长长的花轴，用来斗草的好材料。）然后相互交叉成“十”字状并各自用劲拉扯，以不断者为胜。
这种以人的拉力和草的受拉力的强弱来决定输赢的斗草，被称为“武斗”。王建《宫词》，吟咏斗草游戏的情状：“水中芹叶土中花，拾得还将避众家，总待别人般数尽，袖中拈出郁金芽”斗草除有“武斗”外，还有“文斗”。所谓“文斗”，就是对花草名，《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宝玉生日那天，众姐妹们忙忙碌碌安席饮酒做诗。各屋的丫头也随主子取乐，薛蟠的妾香菱和几个丫头各采了些花草，斗草取乐。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个说我又罗汉松。突然豆官说，我有姐妹花，这下把大家难住了，香菱说，我有夫妻穗。豆官见香菱答上了不服气地说：“从来没有什么夫妻穗！”香菱争辩道：“一枝一个花叫‘兰’，一枝几个花叫‘穗’。上下结花为‘兄弟穗’，并头结花叫‘夫妻穗’，我这个是并头结花，怎么不叫‘夫妻穗’呢？”豆官一时被问住，便笑着说：“依你说，一大一小叫：‘老子儿子穗’，若两朵花背着开可叫‘仇人穗’了。薛蟠刚外出半年，你心里想他，把花儿草儿拉扯成夫妻穗了，真不害臊！”说得香菱满面通红，笑着跑过来拧豆官的嘴，于是两个人扭滚在地上。众丫鬟嬉戏打闹，非常开心。这时，宝玉也采了些草来凑热闹。
端午节其他的游艺娱乐活动
端午有射箭之戏，《金史·礼志》：“金因辽俗，重五日插柳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簇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弛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每射必发鼓以助其气。”至明代，是把鸟雀贮于葫芦中射之。
打马球，也是端午之戏之一。马球，是骑在马上，持棍打球，古称击鞠。三国曹植《名都篇》中有“连翩击鞠壤”之句。唐代长安，有宽大的球场，玄宗、敬宗等皇帝均喜马球。章怀太子墓中《马球图》，画出了唐代马球的兴盛：画上，二十多匹骏马飞驰，马尾扎结起来，打球者头戴幞巾，足登长靴，手持球杖逐球相击。《析津志》记辽国把打马球作为节日的传统风俗，于端午、重九击球。《金史·礼志》也记金人于端午击球。宋代有“打球乐”舞队。至明代，马球仍流行。《续文献通考·乐考》记载明成祖曾数次往东苑击球、射柳。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宣宗赏马球之场面。当时的官员王直写的端午日观打球的诗：“玉勒千金马，雕文七宝球。鞚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炎页过成三捷，欢传第一筹。庆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北京白云观前也有群众骑马击球之典。清代天坛一带也还有马球运动，直至清中叶之后，马球才消失了。近西安市又出现了仿古马球运动，使这一古老的体育运动在绝迹多年后重又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此外，北京还有游天坛风俗。《帝京景物略》卷二：“五月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日避毒也。过午后，走马坛之墙下。无江城系丝段角黍俗，而亦为角黍。无竞渡俗，亦竞游耍。”上海还有钟馗赛会，由一男子饰成钟馗，手挥宝剑，前举一纸糊蝙蝠，作“喝福来迟”状；跟随全副仪仗，穿行街市，以作驱祟。另外端午期间还有马戏、抢鸭活动。
屈原故里的三个端午节
在屈原故乡秭归有三个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为“头端阳”，五月十五为“大端阳”，五月二十五为“末端阳”。秭归人从农历四月底就开始忙碌――泡糯米，杀鸡鸭、扫庭院，备锣鼓，修龙舟……。到了五月初五头端阳这天，人们开始包粽子、煮鸡蛋、吃大蒜、喝雄黄酒，还采来白艾和菖蒲用红纸条扎成束后悬于门前。到了农历五月十五这天，各家各户备下佳肴接女儿、女婿回家同享，俗称“过大端阳”，这期间的重头戏包括划龙舟、投粽子、办诗会，这种热闹的节日气氛一直持续到农历五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末端阳”，前后长达20天。
各地的端午节习俗
［河北省］
北平忌端午节打井水，往往于节前预汲，据说是为了避井毒。市井小贩也于端午节兜售樱桃桑椹，据说端午节吃了樱桃桑椹，可全年不误食苍蝇。各炉食铺出售“五毒饼”，即以五种毒虫花纹为饰的饼。滦县已许聘的男女亲家咸于端午节互相馈赠礼品。赵县端午，地方官府会至城南举行聚会，邀请城中士大夫宴饮赋诗，称为“踏柳”。
［山东省］
邹平县端午，每人早起均需饮酒一杯，传说可以避邪。日照端午给儿童缠七色线，一直要戴到节后第一次下雨才解下来扔在雨水里。临清县端午，七岁以下的男孩带符（麦稓做的项链），女孩带石榴花，还要穿上母亲亲手做的黄在鞋，鞋面上用毛笔画上五种毒虫。意思是借着屈原的墨迹来杀死五种毒虫。即墨在端午节早晨用露水洗脸。
［山西省］
解州端午，男女戴艾叶，称为“去疾”，幼童则系百索于脖子上，据说这是“为屈原缚蛟龙”。隰州端午，各村祭龙王，并在田间挂纸。怀仁县端午又名“朱门”。定襄县端午，学生需致赠节礼给教师。潞安府以麦面蒸团，称为“白团”，与粽子一起拿来互相馈赠。
［陕西省］
兴安州端午，地方官率领僚属观赏竞渡，称之“踏石”。兴平县端午以绫帛缝小角黍，下面再缝上一个小人偶，称为“耍娃娃”。同官县端午以蒲艾、纸牛贴门，称为“镇病”。
［甘肃省］
静宁州端午摘玫瑰以蜜腌渍为饴。镇原县端午赠新婚夫妇香扇、罗绮、巾帕、艾虎。子弟并邀集父兄宴请师长，称为“享节”。漳县端午，牧童祀山神。积薪丘，在鸡鸣前焚烧，俗称“烧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