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干式的“干”是读gan还是读han
我分开查的，有很多，大家自行剪裁吧！ 合院式民居的形制特征是组成院落的各幢房屋是分离的，住屋之间以走廊相联或者不相联属，各幢房屋皆有坚实的外檐装修，住屋间所包围的院落面积较大，门窗皆朝向内院，外部包以厚墙。屋架结构采用抬梁式构架。这种民居形式在夏季可以接纳凉爽的自然风，并有宽敞的室外活动空间；冬季可获得较充沛的日照，并可避免寒风的侵袭，所以合院式是中国北方地区通用的形式，盛行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合院式民居中以北京四合院最为规则典型。完整的北京四合院是由三进院落组成，沿南北轴线安排倒座房、垂花门、正厅、正房、后罩房。每进院落有东西厢房，正厅房两侧有耳房。院落四周有穿山游廊及抄手游廊将住房联在一起。大门开在东南角。大型住宅尚有附加的轴线房屋及花园、书房等。宅内各幢住房皆有固定的使用用途，倒座房为外客厅及账房、门房；正厅为内客厅，供家族议事；正房为家长及长辈居住；子侄辈皆居住在厢房；后罩房为仓贮、仆役居住及厨房等。这种住居按长幼、内外、贵贱的等级秩序进行安排，是一种宗法性极强的封闭型民居。属于合院式的民居尚有：晋中民居，其院落呈南北狭长形状；晋东南民居，其住房层数多为两层或三层；关中民居，除院落狭长以外，其厢房多采用一面坡形式；临夏回族民居，其布局形式较自由，朝向随意，并带有花园；吉林满族民居，院落十分宽大，正房中以西间为主，三面设万字炕；青海庄窠是平顶的四合院，周围外墙全为夯土制成；白族民居，即大理一带的民居，其典型布局有“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两种；纳西族民居，与白族民居类似，但吸收有藏族的上下带前廊的楼房形制。井干式房屋在我国分布很广，也有很悠久的历史，现在这种房屋主要在农村还有保留、使用。 各地的井干式房屋在结构和外形上又不尽相同，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居民们建起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房屋，如新疆地区阿尔泰山以北地区农村中建的井干式房屋，均以平顶为主，同时把泥都抹在墙里，从外表还看出木楞的形状。在云南的大姚、姚安、南桦等地还有井干式与干阑式民居相结合的式样。此外，在贵州有的村庄，也有井干式房屋。 在吉林省长白山北坡及南坡一些山林，都建设有井干式房屋。吉林长白山井干式房屋以二道白河为主，从二道白河到天池，及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也都以井干式房屋为主。 长白山地区井干式房屋均以两间、三间房为主，间宽3米，进深6米，墙壁内外均抹土泥防风。吉林地区每到冬季寒冷，一年四季冷天过多，所以井干式房屋主要是为了防寒，才在墙面上抹泥。 当地井干式房屋都做双坡顶排山式，每间房屋共9条檩，在屋顶上抹上泥，然后铺木板瓦，正脊也做木板瓦脊，房屋周围均用木条做围墙。房屋内生火或者用火炕都用木板做烟囱。长白山井干式房屋建造的体型都比较小，没有云南井干式房屋的尺度大，这与气候有一定关系。 在吉林省境内农村主要是种玉米，秋后玉米的储藏也是农民要解决的一大问题。他们通常将玉米放在一个玉米楼里，这个玉米楼即一种干阑式与井干式两种做法相结合的建筑，楼下为干阑式以保证通风、防潮，所以做干阑式，用四根柱子支撑上部井干式的玉米楼，这样的玉米楼遍及东北农村，家家户户都建设这样的楼。 井干式房屋在我国及东亚、东南亚使用较广。日本名人把它叫做“校仓式”，实际就是井干式，另外在马来西亚井干式房屋分布也很广，主要是井干式与干阑式房屋相结合的式样，当地人叫做“高脚屋”。而美国的一些大学和某些大城市里也存在井干式房屋，至于这种房屋式样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产物，还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还需进一步考证。 “干栏”式建筑主要应为防潮湿而建，长脊短檐式的屋顶以及高出地面的底架，都是为适应多雨地区的需要，各地发现的干栏式陶屋、陶囷以及栅居式陶屋，均代表了防潮湿的建筑形制，特别是仓廪建筑采用这种形制的用意更为明显。直到今天东南亚一带还较盛行栅居，以适应潮湿多雨的需要。使用这中建筑的少数民族 傣族民居，干栏式建筑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全境和德宏州的瑞丽，遮放坝子。干栏式住房以竹术为材料，木材作房架，竹子作檩、掾、楼面、墙、梯、栏等，各部件的连接用榫卯和竹蔑绑扎，为单幢建筑，各家自成院落，各宅院有小径相通。房顶用草排或挂瓦。瑞丽的干栏式建筑体现出较高的水平。地面建筑主要为芒市、盈江等地采用，为土墙平房，因受汉族影响，已不是傣族固有的住宅形式。土掌房，是居住在红河流域地区的主要住宅形式，大量分布于云南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土掌房以木梁柱和土墙承重土质平顶，形成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因地势建成二、三层的土楼，层层垒进，呈阶梯形，有天井、楼层，一般居家拥有十数间房屋，平顶上可凉牺粮食或堆放农具。土掌房建造容易，冬暖夏凉，特别适合于干热河谷地带的气候。 孟连傣族为干栏式竹楼。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建筑模式——干栏式建筑；一般是用竖立的木桩或竹桩构成高出地面的底架，底架上有大小梁木承托的悬空的地板，其上用竹木、茅草等建造住房。干栏式建筑上面住人，下面饲养牲畜。 干栏式木楼(壮族）壮族喜欢依山傍水而居。在清山绿水之间，点缀着一栋栋干栏式木楼，这就是壮族人民的传统民居。 木楼上面住人，下面圈牲畜。无论是什么房子,都要把神龛放在整个房子的中轴线上。前厅用来举行庆典和社交活动，两边厢房住人,后厅为生活区。屋内的生活以火塘为中心，每日三餐都在火塘边进行。 古老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干栏式建筑遗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木构建筑。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专家的研究结果所知，第一次考古发掘揭露的第四文化层13排木桩遗迹表明，这里至少有3幢建筑，分别以A、B、C代表，其中A屋位于最东面，B屋近西南小山，C屋居中。从C屋的遗迹大部分与A屋、B屋有交错的现象证明，3幢房屋的年代是有先后的，C屋的年代要早于A、B两屋，只有C屋被废弃后，才有可能再建A、B屋，所以C屋是世界上第一幢干栏式木结构建筑。C屋遗迹残长18米，根据前后排桩之间距离测得屋进深8.2米，又根据同一列承重木桩的间距所知，当时房屋内是分间的，房间宽在2.6～3米之间，最宽的一间为4米，估计是氏族活动的公共场所，房屋的开间和传统的木构建筑一样是讲究对称的，C屋的长度最少也有25.4米。屋的高度根据8.2米进深需要也应在4米以上，加上地板以下木桩的高度0.8～1米，C屋的地面高度在5米以上。在7000年前空旷的荒野中凌空架起一座大房子，这是多大的气魄!用简陋的石质工具能够建起这样的木建筑，标志着人类社会已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繁荣发展阶段。 世界上任何创造发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日臻完美的过程，居宅的发明也是这样。在人类上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我们的祖先是住在山洞里的，如大家熟悉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这种利用天然洞穴作为居宅的时候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人类社会出现居宅是近1万年的事，那时全球气温明显升高，平均温度比现在还要高出几度。这时候住在山洞里的原始人群从森林来到平原湖沼，丰富的食物资源吸引住了这些山里人，他们在森林边缘，邻近河湖的高地上搭建窝棚开始定居下来，最初的房屋出现了。我国土地辽阔，南北地理、气候差异很大，窝棚的形式也因地而异。北方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早期的居宅是从地面向下挖洞，深1米左右，洞底作为地坪，洞壁成为自然墙面，再用树枝在洞穴上面盖顶，抹上泥巴，成了居住的房屋。这类房子大约16～20平方米，称为半地穴式建筑。南方潮湿多雨，土地松软，原始人群只好在大树的桠杈间搭建房屋，因为简陋之极，称为巢居。《韩非子·五蠹》描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这种情况在民族学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太平洋巴拉房岛上的克诺伊人及大洋洲一些偏僻地区的后进民族在树杈上搭建住房。树巢也许比山洞更狭小，生活上也不方便，但它毕竟是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因此作为居宅比起山洞来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人类既然已经迈出第一步，肯定很快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第二阶段的居宅果然出现了。半坡遗址中期的建筑已发展到地面建筑，而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以其能通风祛湿，又能防范虫蛇猛兽侵害的众多优点，而出现在江南水乡。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构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用桩柱绑扎方式立柱、架梁、盖顶的半楼式建筑，是巢居的继承和发展。 考察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和遗物，在建筑工程上有五方面的成就。 1.建筑呈西北——东南走向的朝向布局 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平面图分析，3幢建筑均呈西北——东南的走向。从朝向看，座东北，朝西南，这样建筑的朝向与现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选择有很大差别，对采光、通风、取暖、避寒都不利，从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力水平看，与原始居民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成反差，这种特殊朝向选择需要对干栏式建筑本身特点进行探讨。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均未有完整的建筑遗迹出现，因为从建筑技术和材料看，干栏式建筑非常容易倒饵，据民族学资料，云南傣族同类建筑使用最长年限为15年。由于砍伐、加工上的困难，估计倒坍后的建筑构件又被河姆渡人用于建新屋的材料，只有入土的木桩较多留存下来。推测当时的建筑还未开窗，而门的位置与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是开在山墙面的，具有出入、通风、采光、排除烟尘的诸多功用。干栏式建筑西北——东南走向，门的朝向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个朝向在江浙地区冬季日照时间最长而夏季最短，避开了夏季的炎热，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时间。所以对长坡檐，无窗户的干栏式建筑，这个朝向选择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迄今当地的建筑仍继承了这个合理的朝向选择，门户向南偏东5～10度是最好的朝向。当然这是通过实践和生活积累得来的。 2.由木桩、地梁和地板结合构成的建筑基础 干栏式建筑凌空地坪的优点是可以减少地面的处理工作，放火烧荒后就可以建房，而且满足了居宅防潮抗洪的实际需要，也解决了南方气温较高而需降温、通风问题。但由此带来的建筑困难也比一般地面建筑大得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能否成功基础是关键，干栏式建筑显得尤为重要。河姆渡遗址的建筑基础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之分。方桩体积较大，一般截面为15×18厘米，入地深度也比圆桩要深50～100厘米，可起承重桩的作用。其分布也有规律可寻，一般间隔距离1.3米～1.5米。圆桩的数量很多，直径大小变化也较多。板桩数量少，布置较密。通过对第四文化层桩木底部的取样调查所知，各种形式木桩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状或刃状，可知是用打入法处理的。桩础完成后，接下去架设地梁，方桩上端面凿有凹槽用于拼接地梁，有的圆木上端原来留有叉子，也可以用来承托地梁或屋梁，关键性的构件如中柱、转角柱，凿有穿孔卯口和互成直角的卯口，辅以绑扎作进一步固定。地板铺放在地梁之上，多数未经固定，这样便于原始居民通过活动地板向下倾倒垃圾。基座开始是平稳的，但因土质松软，有些部位会沉降。这时先民把准备的圆木甚至地板往地梁下作桩木支撑，日复一日形成基础部分桩木林立的结果。从上面基础工程看，开工前需要对建筑负荷有个计算，以决定用材的规格和数量。然后根据建筑面积，室内分隔要求，在现场放样。最后选择座标，以保证木桩的平行垂直，保证下步的梁柱安装工程。 3.带横撑的梁架结构 河姆渡人在建筑上部的空间用柱和梁做成构架，来承托树木枝干结成的方格网状檩架的屋面，然后铺设茅草或树皮完成屋顶防雨遮阳的工程。这种以梁柱为主的构架结构技术是建筑技术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奠定了统木构古建筑的基础。从桩础遗迹看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只有4根立柱，有一根立柱为室外走廊平台所用，这样，还需要两根立柱，才能支撑坡长5～6米的屋面。那么河姆渡人是怎样架梁结顶的呢?遗址出土的编号为59的木构件，是考古、建筑专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构件。该件是一根长2.63米，直径18厘米的两头榫，榫的体积比较小，位于截面中间，所以建筑专家认为这是一根立柱，是一根屋梁和地梁之间的立柱，这根立柱作为中柱太低，而作为檐柱又太高，因此它在屋内的空间位置应在中柱与檐柱之间。有了这根立柱后，可以在屋顶坡面中间增加一根次梁，这样5米长的坡面可以通过两段连接完成，使椽子的材径可以大大缩小，从而降底屋顶的重量，使屋面得以架设。这是一根举足轻重的构造柱，这根立柱架设后，为了稳定起见，经中柱绑扎一根横撑把中柱两边这两根次梁撑住，从而使屋架更加稳固。今天这种带横撑的五梁五柱干栏式建筑在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见到。 4.榫卯技术在建筑上的应用 在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最有影响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从形式看有柱头及柱脚榫、梁头榫、带梢钉孔的榫、燕尾榫、平身柱卯眼、转角柱卯眼，直棂栏干卯眼等。平身柱卯眼即是中柱上的卯眼，转角柱卯眼即是檐柱的卯眼，与梁配合使用使中柱和檐柱、中柱与中柱、檐柱与檐柱得到紧密联接，从而构成十分稳定的屋架，使地板铺设得到可靠保证。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地板长约100厘米，板厚6厘米，因此地梁之上还需要铺设一道地栿才能搁置地板。如果用绑扎方式来固定地梁与屋柱的节点，那么用不了多久，楼板将会坍塌下来，只有榫卯发明以后，特别是带梢钉孔榫应用以后，加强了梁柱的连接，凌空的干栏式建筑才能稳稳立住。可以说没有榫卯木作技术就不会有河姆渡干栏式建筑。 出土的木构件中还有数件带企口的构件，其中有标本的企口内出土时还插入一块砍削成梯形截面的木块。这种企口技术是密接拼板的一种较高工艺，后世多用于地板和厅堂屏风板墙拼接上。有专家认为当时的企口技术主要用于檐墙的墙体工程上面。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时，第四文化层底部出土一根长450厘米、宽8厘米的木构件，构件较宽一面两头各凿一个长8厘米、宽6.8厘米、厚8厘米的卯眼，较窄一面凿有一道宽3厘米、深3厘米、长320厘米的企口，同时在企口面两端也各凿一个小的卯眼，与较宽面的卯眼垂直相通。这根构件用于檐柱之间的地栿较大的卯眼用于连接柱枋，较小的卯眼可以插入带榫构件，与檐柱捆扎，把地栿固定后，企口内可以插入80～100厘米长的木板，制成檐墙。后世店铺门面的排板及室内可拆卸的板墙同样是沿用企口技术。河姆渡文化的榫卯、企口木作技术充分反映当时的干栏式建筑技术己比较全面。 5.装修工程的出现当时 干栏式建筑的装修内容有室外走廊的栏干安装、室内地坪平整处理、苇席铺设和进出口及室内中柱，横撑构件上的刻花装饰等。居宅是人类生活、生产、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装修方面的重点。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从出土的“人”字形土块看，室内坐卧处重要区域的地板曾经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使得这些部位比较平整，容易打扫干净，有利于休息。此外根据建筑学家分析，建筑遗迹中显露出当时室外留有1米多宽的走廊，从出土的直板栏干卯孔看，走廊外侧还安装着栏干。第二次考古发掘时曾在第四文化层出土一根残长112厘米、宽14.4厘米、厚7.2厘米的木构件，上有等距离小方卯，卯口长9.6厘米、宽4.8厘米、深3.6厘米，为插入直棂栏干所用。可见河姆渡人在考虑安全因素的时候也考虑形式的美观。在室内装修中，他们还着意进行美化，出土的刻花木构件，马鞍形五叶纹陶块可能是室内悬挂于门框或中柱上的艺术品。居宅装饰中最突出的是竖立于屋脊上的鸟形器(也称蝶形器)，它们用石、骨、木和象牙材料制作，正面刻有鸟和太阳的纹饰，背面比较粗糙，中间凿有凹槽，顶端槽两旁有穿孔突脊用于穿引细绳把鸟形器与木棒绑扎起来，再把木棒绑扎在脊梁上，突出展现上面的“鸟”。绍兴战国306号墓曾出土一座铜质屋模，屋顶立有一杆，杆顶有一立鸟，室内有4个乐人。许多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器可以和铜屋模上的立鸟联系起来，反映古越人爱鸟、崇鸟的习俗。总之这些艺术品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把居宅的装修提高到了艺术的阶段。 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代表着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建筑水平，虽然出土的榫卯木构件仅上百件，只占构件总数的十分之一，绝大多数的节点还采用藤条绑扎加固方法，但这并不能因此而降低对河姆渡人建筑技术的评价。继河姆渡遗址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江梅堰、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广东高要县茅岗及湖北蕲春县毛家嘴、四川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中都发现干栏式建筑的遗迹。由于它适应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还具有防蛇虫猛兽和饲养家畜、堆放杂物的多方面功用，因此历数千年不衰。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指出，干栏式建筑促成了穿斗式结构的出现，并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提高地板(居住面)，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在中外建筑史上写下光彩的一章。
[编辑本段]概述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河姆渡遗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编辑本段]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编辑本段]地理环境
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根据低塘镇西村地下31米处发现的贝壳层的年代8020年，推测海退发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确实是四明山前的一块高地。研究过程中委托南京大学所作的河姆渡遗址地质土样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盐量的检测结果印证了课题组的研究结论。
根据河姆渡遗址孢粉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4℃，年降雨量比现在多500毫米左右，与现在的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现在的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生产。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河姆渡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则是决定因素。
[编辑本段]经济发展
（1）农业和家畜饲养：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2）渔猎：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3）原始手工业：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编辑本段]考古发现
（1）凤鸟形象牙匕状器：河姆渡人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2）房屋和水井：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3）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4）墓葬：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编辑本段]文化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编辑本段]相关链接
（1）文化的定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2）稻作起源问题： 1973河姆渡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世界。因为还有大批农具、加工工具和炊用器共同出土，所以随即掀起一股水稻起源研究热。与媒体的热情相反，少数顶级考古和农业专家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在它的以前还应有较长的发展阶段。1995～2000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连续发掘后，发现上下叠压的距12000年前的几粒野生稻谷和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接着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土样标本中检测到人工栽培稻谷的孢粉，从而找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和它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科学依据。玉蟾岩古稻的发现，说明亚洲东部的人工栽培稻、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小麦、南美洲的玉米都是差不多时候出现的，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结果。
中国考古学家夏鼐把这一发现称为建国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并指出 河姆渡 文化发现的意义在于“表示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性。那么他们都是用哪些石器呢？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
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
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
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结束语】993年在遗址西侧建起了博物馆，整座建筑造型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表现了先民爱鸟、崇鸟的习俗。文物陈列馆分三个展厅，以三百余件出土文物精品为依托，辅以模型、木雕、灯箱、照片等，展示了七千年前先民的生产生活内容和精神面貌，反映了先民的勤劳和智慧。观览其中，您将为先民的创举深深地叹服。
烘烤过的龙骨闻上去有一股烟熏的味道，龙骨上还有像斑马一样深浅不一的间隔纹路，这是因为龙骨烘烤时是摆放成井字形的，没有间隔纹路的肯定是没有烘烤过的。
古人习惯于“席地而坐”。狭义的“席”一般用蒲草编制，呈长方形，置于筵(竹席)上，是为了防潮而垫在身下的，故可铺几重。《礼记?礼器》说，“天子之席五重，而诸侯用三重，大夫两重。”贫苦人家可以无席铺垫，但对于贵族来说，居必有席，否则就是违礼。
从席地而坐到桌椅流行 漫谈古代坐具演变-中华古典家具网
东汉陶俑
此外，古人非常注意室内的整洁美观，所以人们进室内要先脱鞋,以免将污泥尘土带入室内，踏脏“席”子。《吕氏春秋?至忠篇》载，春秋时期，有一次齐王生病，名医文挚用激怒他的方法为其治病，其中不脱鞋即进室也是重要的一项，结果齐王见文挚“不解屦（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进室，且“登床，履王衣”，勃然大怒，竟下令将文挚活活烹死了。由此可见，脱鞋之礼的重要。
从晋开始，跪坐的礼节观念逐渐淡薄，坐姿随心。到南北朝，高形坐具出现。入唐后，席地起居的习惯逐步有所改变。不仅椅凳多见，高形桌案也开始出现，但跪坐仍存在。唐代处于交替时段。宋代，桌椅开始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但是，桌椅的流行，在上层社会还有颇大的阻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可见北宋时期士大夫家内的妇女还不得坐椅子，否则即被视为不懂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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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熙载夜图》
随着社会的进步，椅子作为一种方便的坐具广泛普及。宋代之后妇女坐椅子就不算违礼了。宋代进入完全高坐时期，南宋已相当完备，而明代至清前期达到鼎盛。明代、清代人们的思想还被礼仪、宗教等观念束缚着，封建思想讲究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等也体现在家具设计上，那些被认为不够端正的三角形、梯形等造型被完全否定。
明代的椅子在当时是表示威望和尊严，坐起来并不是非常舒服。如中国皇帝的龙椅，刻了九条龙盘在椅背和扶手上，其中一个龙头就雕刻在靠背的中央且是突出的，人要是靠上去会顶背。还有宝座，是一种体形较大的椅子多陈设在各宫殿的正殿，有时也放在配殿或客厅陈设，一般仍放在室内中心或显著位置。这类大椅很少成对，都是单独陈设。为使用者增添威严之感。清式宝座的特点是尺寸大，结构复杂，用料规范，做工精细，装饰瑰丽，显现出皇家的尊贵和豪华气派及象征社会等级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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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云龙纹枝宝座
近百年来，椅子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首先破除了仅显示威望和尊严的单一作用，越来越讲究功能和安全、舒适、保健等方面的作用。例如一些经典的仿古家具，材料上依然选用古典家具的上等材料，家具的部件的链接完全依靠传统的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铁钉。但在形制上，很多古典家具依旧坚持在传承中鼎新，创新性的引入人体工程力学，改变了了传统中式椅子过高、过大等特点，以提高了椅子的舒适度，传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现代红木家具。
带你走进最初的坐具
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
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
四川出土东汉画像砖拓片
四川出土东汉画像砖拓片
2010年武汉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有一篇题为《椅子改变中国文化》的文章，作者是一位80后年轻人王巍。内容如下：“……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这叫跽坐。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逐渐开始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变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到了宋朝，这种椅子便广泛地流行起来。椅子的流行不仅仅使人们的坐姿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冲击……”他写及的具体冲击有四点：1.椅子使窗户位置升高。2.家具数量增加，高足家具如桌子出现。3.用餐方式由分餐制变成围坐一张桌子吃饭的合餐制。4.椅子出现前君臣议事大家都跪着，关系像是合作伙伴；椅子出现后，皇帝高坐在椅子上，臣民们跪拜在地上，这巩固了皇权至上的观念。
这位年轻人的说法极具想象力和创造性，说法显然是接受了我国家具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汉代以后椅凳才传入中原，开始了高足家具与垂足而坐的时代。
据查询到的资料，此观点最早是由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黄现璠先生(1899-1982年)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相继发表有《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古书解读初探》等文章，提出：“纵观吾国古今坐俗，可以大概为二，即自古至隋为跪坐时期，唐宋以后为椅坐时期。兀子(凳)本可垂足，此坐始于唐，盛于宋。唐之椅子、绳床垂足而且倚坐，宋代承习，当然无异。此不独文献上，足为明证，即汉代山东孝堂山石刻及武梁祠之画像石，以及古传名画，今出土文物，亦可见之。”
上述假设和结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本无可非议，但是近年来这个观点经媒体当做文化普及宣传，有成为社会公认和学术定论的趋势。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席地而坐还是被席地而坐的呢?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一，这个观点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不是因为有了椅凳，我们的祖先才学会了垂足而坐，或者说，不是家具决定人类的立姿、坐姿和卧姿，而是人类的生体结构、活动规律和生活需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举止，并由此决定了适合人类的房屋以及各种各样家具的诞生。
我们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是“站立”。考古学发现，人类从半直立到完全直立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的身体结构通过进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不同，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立姿、坐姿和卧姿。比如人类的胸廓形状与绝大多数动物不同，鸡、犬、猪、羊、狮、虎、猴、马等动物都是横径明显小于上下径，而直人的胸廓横径大于前后径。躯体结构决定了马不能平躺仰卧而人类却适宜平卧，因此我们有了平坦的床。众所周知，鸟巢都是碗状的，这是因为鸟是俯卧的，而鸟的胸部是弧形的，鸟为自身搭建了适宜身体结构的窝。相信不会有人说，因为有了平床，所以我们学会了平卧。
人类的下肢骨形态和结构适应其支持和行走的功能，并具有完整牢固的骨盆。这个拱形骨盆接受从骶骨传来的身体重量，当人坐下时，体重传到左右坐骨结节，耻骨承受张力，下肢的压力获得释放，人类获得休息。而直坐姿势不止让人休息，人类还可以在直坐姿势下进行手工劳动、进食等活动。对于在野外生活的远古人类，垂足高位而坐是极其重要和必须的。这样便于观察环境，在获得休息的同时及时发现天敌或猎物，便于在紧急情况下拔腿而起，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简单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活动中累了，自然会躺下或者席地而坐休息，其中也会有人找一块石头或者一截树木垂足高位而坐，在休息的同时为自己及群体保持警惕状态。为了便于在行走时维持身体的平衡，同时减轻在走、跑、跳跃时从下面传到脊柱的震动，而减少对头部的冲击，人的脊柱进化呈“S”状弯曲。这使得人类在垂足而坐时不能得到完全的放松，容易失去平衡。选择背后有一块大石头的地方垂足倚坐便成为一种最自然的选择，这是靠背椅出现的起因。后来，人类的这种下意识发展成为有意识设计制作带弯曲后背的明式圈椅，现在被誉为“人体工程学”。建筑领域有一套名为“建筑设计标准规范”的工具书，内有数百万数据，如住宅的走廊应该多宽，厨房的操作台应该多高，500人学校的操场应该多大等等，所有数据的原始依据就是人体的结构尺寸和活动规律。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建造木结构的房屋，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遗存了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干栏式建筑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还可见到。遗址清理出来的木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而且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家具与建筑同宗同源一起发展，家具功能是建筑功能的延伸，人类正是通过家具来消化和享用建筑室内空间。如果说建筑的原始功能是御寒暑、避风雨和防止野兽侵袭，那么家具的原始功能就是坐、卧和储存。高超的榫卯技术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特色，现在很难判断这种技术是从房屋还是从家具上起源的。现在可以假设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建设房屋的同时，起先是搬移适合垂足而坐的石头或者木块到居住环境内，进而改造或者构筑生活所需的木质家具……这就是凳子、椅子以及后来逐步发展的所有家具的原始起因。
第二，黄现璠先生提出我国古代坐俗的依据是文献记载及汉画像石、古画和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多、最形象、最可靠的无疑是汉代以前的画像砖、画像石及石刻、陶俑等出土实物。近几十年随着土木工程建设的发展，反映先秦文化的文物和汉代画像砖石大量出土。其中不乏大量反映高足家具和垂足而坐的场景的文物。如东汉画像石“西王母”拓片，图中人物垂腿安坐于一张长凳上。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拓片，表现了当时女子的不同坐姿，其中左边女子一足垂一足抬起，是日常生活活动中的自然状态。图006-08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极其清晰地显示了单人凳与双人凳已经被广泛使用，主要人物跪坐或者盘腿高坐其上。图009显示的应该是三口之家在高足床上其乐融融的场面，证明高足家具在当时已经出现并被广泛利用。
第三，支持我们祖先2000年前是席地而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那时所有的欧洲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因为欧洲气候比较阴冷潮湿，亚洲人都是坐在地上的，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因为亚洲气候温暖干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00年前华夏文明中的礼制、哲学、风水阴阳学、医药养生学、饮食文化等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哲学家历来认为“万物莫不有对”，《易经》以阴阳的变化解释世界，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等。万物一分为二，阴阳、水火、寒热、干湿等对立而存在。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通过生活实践，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地属阴性，属阳性的人体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木结构，但并不是纯木，是以砖、瓦、石等为辅。历史上很早就有秦砖汉瓦一说，砖墙砖地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点，北京的紫禁城、苏州园林、山西的大院等都是这样。而中国传统认为砖地也属阴寒，在砖地上席地坐卧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要与砖地保持一定的空间。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概念已经从生活习惯礼仪制度演变成一种文化，并且发展趋于极致，以至于将双足也列入尽可能与地面保持距离的范畴。汉画像石上经常出现盘腿坐在凳子上的场景，应该是出于这种文化拘束。发展到后来出现专门用于搁置双足的家具——“脚榻”，置于椅子和床前以保护双足不受湿寒。中国古典家具椅子前腿之间安装的管脚枨，为了方便搁置双脚特别削出一斜面，这些在世界其他家具文化中都是很少见的。我们祖先在定居的环境中，由简至繁制造各种木质家具以保持自己与地面的距离，这也是中国家具发展的原始基础之一。
第四，不可否认，在汉代画像砖、石及各种随葬俑中大量出现跪坐在地的形象。对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1896-1979年)在1953年《跪坐蹲踞与箕踞》一文中指出，原始人为缓解劳累，最自然的休息休态以蹲踞(下肢屈折，以膝向上，臀部向下而不着地)及箕踞(以臀部坐地，两腿向前平伸如箕状)为最普遍，不是以跪坐为主要体相。又说，蹲踞和箕踞不但是东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却是尚鬼的商人统治阶级的坐姿，并演习成了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天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可见跪坐只是一种“礼”，屈膝表现的是臣对君、客对主、下对上的尊重、服从与卑躬，因此有“卑躬屈膝”一说。出土的随葬品中也有这种“礼”教文化的体现，如著名的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铜长信宫灯，形象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虽然通体鎏金，但其身份是奴仆，只能跪姿服务。出土的各种跪姿“俑”很多，均是奴仆阶层，受此文化拘束非跪不可。
这种跪坐也不是隋唐时就消失殆尽，实际一直延续至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百姓叩见官爷依然需要下跪，英皇特使因不向清皇屈膝下跪而酿成外交危机，可见下跪有失尊严是全人类的共识。而跪坐远不止是“面子”问题，在席子上两膝向前跪地，臀部坐放在小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稍保持片刻，下肢便会血液循环不畅，麻木疼痛难忍。除非从小坚持跪坐，经过十年修炼将秀腿坐压成罗圈腿后方能适应。可见跪坐虽然在汉画像石、砖上大量出现，但并不能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常态，更不能由此断定这是中国人唯一会的坐姿。就像正步走一样，是当今最正式最高礼仪的步态，但只是在队伍经过主席台前走一分钟，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随行漫步。
第五，跪坐不是常态，汉画像砖上的“席地”又怎么解释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宾客膝下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席”，而是有一定厚度的一层铺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为不论哪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而且这还不包括下层的筵，并将其列为礼的制度。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度、熊席。莞席，以莞草所编，材质粗糙，用来直接铺在地上，以防潮隔虫。《诗·小雅·斯干》：“下莞上篥，乃安斯寝。”藻席，指花纹精美、色彩艳丽的席子。次席，又称“桃枝席”，是竹席的一种。熊席，指以熊、虎、豹、狼皮等所做之席，属冬季使用的暖席一类。《西京杂记》载：“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坐则没其中。”(金伯
席在古代的用途
席在古代的用途-中华古典家具网
席，我国古老的坐具之一，《礼记.礼运》中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可以想象，先人在洞穴居住之时，日坐夜卧，为了防虫防潮必定要有铺垫之物，或树皮、兽皮，或草垫等，这便是席的前身。荐席出于神农的传说，虽然无据，但席是最古老的坐具是无疑的。
我们从祖先所创造的古老起居形式——席地跪坐之中，也可看到席这一坐具，在祖先的生活中占据何等重要的位置。那时，从天子、诸侯的朝觐、飨射、封侯、祭天、祭祖等重大政治活动，直到士庶之婚丧、讲学以及日常起居等，都要在席上进行。由此我们又看到：席在古代可以说是用途最广的坐具了。
在周朝的礼乐制度中，对于席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席的材质、形制、花饰、边饰以及使用，都要视身份地位的贵贱与高低而不同，就是要按照礼的严格规定行事，决不可有丝毫的违反。下面我们从三个侧面来看席的使用所反映的等级制度。
(一)司席有专职，布席有规定
《周礼.春官》中有“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辩其位，与其位”。这“司几筵”便是专职掌管设几敷席的官员，他负责按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地位的规定设几敷席。所谓五席就是“莞、缫、次、蒲、熊”。
莞席——是一种草席，是用一种俗称水葱的莞草编制。《诗.小雅.斯干》有“下莞上簟，乃安斯寝”。《礼记.丧大记》中也有“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其注云：“三席之下皆有莞”。说明莞席是一种较粗的、铺在底层的草席。
缫席——也是一种草席。郑玄说：“缫席削蒲蒻展之，编以五采，若今合欢矣。”缫席当是用蒲草染色编成花纹，或是以五彩丝线夹于蒲草之中而编成的五彩花纹之席。类似汉代的合欢席。
次席——是竹席。郑玄说：“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孔颖达在《尚书.顾命》疏中，说蔑席与次席是一种席，都是桃竹席，也就是用桃枝竹编成的竹席。
蒲席——用一种生长在池泽的水草编成。《说文解字》：“蒲，水草也，可以制席。”
熊席——是专用于天子四时田猎或出征时所用。故可以理解为以熊为席，或以兽皮为席。
除以上五席外，尚有萑席、苇席、蔑席、丰席、底席、荀席以及浴时所用的蒯席，郊祭时所用的之席等等，故而贾公彦说“直取五席与五几相对而言耳”。
布席、登席以及席的使用均有严格的规定，《周礼.春官》中贾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谓之筵，重在上者即谓之席。”
登席必须由下而升，并且后入室者不得蹋先入者的履，也不得践踏坐席。这就是《礼记.曲礼》中所说的：“毋贱履，毋踖席”。否则就是违反了礼法。在席的使用上还有单席与连席之分，有对席与专席之别。
单席——单席是为尊者所设。《仪礼.乡饮酒礼》有“众宾之席皆不属焉”。不属就是不连，人宾皆是单席。
连席——连席是群居之法。古时地敷横席可容四人，此时当推长者居于席端，如果有五人，则要推长者坐在另外的席子上。《仪礼.公食大夫礼》中有“司宫具几，与蒲筵常，布纯，加席寻，玄帛纯”。常与寻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八尺为寻，被寻为常，即一丈六尺。下铺一丈六尺的蒲席，上加八尺的席，可能就是群居之连席。
对席——《礼记.曲礼》有“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非饮之客就是来讲问之客，此时布席则要布相对之席，以便互相讲问，而且两席之间还要距离一杖之地，“以便指画”。在《仪礼.少牢馈食礼》中也有“司宫设对席”之法。
另外，《礼记.曲礼》中还有：“有忧者侧席而坐”，所谓有忧者就是亲有病，此时则要用特别的席子。“有丧者专席而坐”，这是说有亲丧则要坐单独的席子。其次还有“加席”和“重席”的礼法，都是对尊者的礼貌，要视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定。
(二)设席的多寡见等级，布席的种类示尊卑
等级、名分、尊卑、次序，不容紊乱与违反是奴隶制时代的核心思想。所以在席的使用上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周礼》说：“天子之席三重，诸侯二重。”《周礼.春官》有“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莞筵分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纯是席的边缘，莞筵纷纯就是莞席的白绣为边缫席画纯就是缫席以画五色云气为边次席黼纯就是竹席镶黑白相间的花纹为边。两君相见或天子时祭都是这三重席，这是最高等级，是为天子所设之席。
诸侯是两重席，“蒲筵缋纯，加莞席纷纯”。缋同绘，也就是“对方为次画于缯帛之上与席为缘也”。
天子待诸侯“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
天子待诸侯卿大夫则布群居之席，“蒲筵常、缁布纯，加萑席寻、玄帛纯”。
天子若宴自己的臣、孤、卿中的上等之人，则设单席而不设群居之席。
在《周礼.春宫》中对于祭祀之礼，郑玄说：“天子大袷祭五重，谛祭四重，时祭三重”，而“诸侯袷祭三重，谛祭二重，时祭亦二重”。“卿大夫以下惟见一重”。袷祭和祭都是古代天子、诸侯的祭礼，集合祖先神位于太庙的合祭。总的说，席的使用是以多重为贵，敷席时，以粗席在下，细席在上，即谓“下莞上簟，乃安斯寝”。当然也有特别的情形，那就是天子祭天时则用“蒲越藳”，是去的禾杆所编的草席，是一种粗席。这是古代天子祭天时以表示反本修古之意。《春秋左传.桓公》中有：“大路越席”与此义同。大路是天子祭天时乘的车，越席就是蒲席。郊祭时用粗席，即是《礼记.礼器》中所说的“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莞簟之安，而藳之设”。
在丧礼之中，席的使用也有尊卑之别。《礼记.丧大记》说：“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就是说，国君死后的小敛、大敛是用教细的竹席，大夫用蒲席，士则用较粗的确苇席了。
正因为席的使用尊卑有序不可僭越，所以《礼记.檀弓》中记述了曾子临死前坚持守礼换席的故事：“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
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然曰：‘呼!’曰：‘华而，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亦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
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在这里记述了曾子严守礼制的故事，他知道自己不是大夫，不应使用华美的竹席，所以他批评他的儿子和弟子不叫换席是见识短浅的“细人”，坚持换掉不合于他身份和地位的席子，以至“反席未安而没”了。
《尚书.周书.顾命》中也记载了布席的故事：周成王死后，仍为他四坐布席，如他生前一样，以显示其天子的权力与地位。
“间南向，敷重蔑席、黼纯”
“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
“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
“西夹南向，敷重荀席、玄纷纯”。
席所代表的权力和地位，以上种种可见一斑。
(三)燕居布席中的长幼尊卑
《礼记.祭义》中有：“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即是古代允许七十岁老人拄杖上朝，若天子有问，则布席与天子合作。
《礼记.曲礼》中详细地规定了晚辈为长辈奉席之法。如：“为人子者，居不中奥，坐不中席。”在古代，若四人之席，则席端为上，若单席则席中为尊，为人子者不可坐于席中。
又如：“奉席如桥衡，请席何乡，请衽何趾”就是说敷席时如桥衡，左高右低，要随长者的意愿，奉坐席要问朝什么方向，奉卧席时则要问足朝什么方向。
《礼记.内则》又云：“父母舅姑将坐，奉席请何乡，将衽，长者奉席请何趾。少者......敛席与簟.......敛簟而之。”(，藏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传。”(不传就是不敢转移他处)又云：“夫不在，敛枕箧簟席，器而藏之。”这是规定为人子者，不敢动长者席子为人妇者，若夫不在，妻子还要将丈夫的席子收藏起来。
一、挑选地板前的规划不能少
1、家用地板比地砖更省钱
地板是最新流行的装修材料，比传统的地砖更便宜。如果装修地板想省钱，还需要事项考虑好家中的装修风格，根据装修风格选择适合的地板。
地板与地砖找整个装修和维护过程中，地板比较省钱。如果家中有地暖的，若是出问题了，地板拆下来修好后，进行拼装，现在很多地板的拼接都市面胶免龙骨，很方面，用的是锁扣技术。而地砖则要敲碎重新铺装，这样又需要重新购买。
2、合理规划地板铺贴面积，按需采购
为了减少装修过程中对地板的浪费，最好先规划好需要用地板面积，加上损耗数量，在进行挑选，防止地板购买过剩而浪费。地板常用铺设方法：三六九和二分之一两种。三六九的铺法是阶梯式的缝隙结构，通常省料，材料损耗约为3%二分之一铺法损耗量最大，高出5%左右，但是这种铺设的地面整齐、对称，视觉效果比较好。
3、规划地板铺贴辅料省钱
地板铺贴的辅料有地板钉、无头钉、地板胶、防潮垫、还门口条如果是打龙骨的地板就需要多一个龙骨等。是地板的辅料在地板的铺装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地板的售后问题大部分都跟地板辅料有直接的关系。因此，选购好地板辅料可以省下今后的维修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