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派名门主要是什么门

武功堂苏氏为苏武的后裔。汉代名臣苏武为陕西武功县人，武功有苏武墓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树立的苏武墓碑，有苏坊镇为苏氏祖居地。

苏姓其起源主要是己姓和外族的改姓。因周时武王封颛顼高阳氏后裔忿生于苏国，后人追尊苏忿生为得姓始祖。望出武功郡，亦有河内郡、扶风郡等。苏姓最初发源于河南，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苏姓大举南迁；宋元明时期，苏姓人口主要由北方向东南迁移，由西向南方迁移。苏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行第42位。

苏姓的名人有战国纵横家苏秦、西汉大臣苏武、北宋词人苏轼、苏洵、苏辙，数学家苏步青等。

苏姓的历史：

春秋时，苏氏从入楚仕庄王，而有苏姓定居于两湖一带。战国时，苏氏族人外迁的主要聚居地在洛阳，并涌现出纵横家苏秦一族。

汉初，苏氏始徙于秦，自此，苏氏由黄河河南以北迁入陕西。汉武帝时，苏建于元朔二年（前127年）以校尉跟随卫青击匈奴有功，卒后，葬于陕西武功大犹乡，从此，苏建成为苏氏武功派始祖。此后不久，此支苏姓又派生出扶风苏姓、武功苏姓、蓝田苏姓。汉末，有苏姓一支由河内迁四川眉山。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中原苏姓大举南迁。晋朝时，江苏、浙江、安徽和广东等地已有了苏姓的足迹。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苏姓

北宋文学家 黄庭坚 、 秦观 、 晁补之 和 张耒 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宋史�6�1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不过“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苏门四学士之黄庭坚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 《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象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登快阁》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在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 苏门四学士之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臭腐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又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苏门四学士之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绍圣初，出知齐州，后来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啸傲田园。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晁氏为北宋名门，文学世家。高祖晁迪，赠刑部侍郎。曾祖晁宗简为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赠特进吏部尚书。又高叔祖晁迥，宋真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傅。迥子晁宗悫官至参知政事，可谓名重一时。补之族叔晁端礼（1046—1113），字次膺。一作元礼。词人。常与补之唱和。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进《并蒂芙蓉》词，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与万俟雅言（咏）齐名，按月律进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未及供职即病逝。著有《闲适集》、《闲斋琴趣外篇》。由于世族的逐渐衰落。补之父晁端友仅做过上虞令、新城令之类小官。 补之堂弟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诗人。早年师事著名诗人陈师道，隐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6人之一。其诗“专学老杜诗”。（《紫微诗话》）笔力雅健，风格高古，为刘克庄、王渔洋等诗家所称赏。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其子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补之从弟晁咏之（生卒年不详），字之道，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著有文集50卷，已佚。其他，如其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晁补之19岁时（《宋史》本传云时年17，误），从父游宦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具体原文为“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 晁补之在诗、文、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鸡肋集》提要说：“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聚，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逡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又卷一百九十八《晁无咎词》提要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胡仔在《苕溪渔隐坐话前集》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共所长，辞格俊逸可喜。” 晁补之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遒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显著。今存词160余首，风格与东坡词相近，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写景、咏花、赠和、悼亡而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而绮艳语较少。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晁词时有健句豪语，如“牙帐尘昏余剑戟，翠帷月冷虚弦索”（《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 他的诗风与耒来接近，而且以乐府诗见长。他的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如《豆叶黄》：蒹葭苍，豆叶黄，南村不见冈，北村十顷强。东家东满箱，西家未上场。豆叶黄，野离离，鼠窟之，兔入畦。豕母从豚儿，豕啼豚咿咿，衔角复衔箕。豆叶黄谷又熟。翁媪衰， 糜粥。豆叶黄，叶黄不独豆。白黍堪作酒，瓠大枣红皱。豆叶黄，穰穰何朊朊，腰镰独健妇，大男往何许？官家教弓刀，要汝杀贼去。这是一幅农村的风俗画，它画出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负担的沉重。另一首著名的长篇歌行《芳仪怨》，是写南唐后主李煜的妹妹入宋后嫁孙某，又在宋辽战争中被辽圣宋所掳，封为芳仪的悲剧：“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传”，辞句凄宛动人，当时曾传诵一时。 苏门四学士之张耒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予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张耒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后迁居楚州(今淮安)。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1086)，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佑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在今广西境内)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苏轼门下贤弟子：

苏门四学士

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合称。

都出自苏轼门下，最先将此四人并称加以宣传即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玘书》）。另，苏门四学士又和陈师道、李廌合称苏门六学士。

1、秦观

简介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市）人，称“苏门四学士”，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代表作品：《鹊桥仙》《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文学作品

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

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秦观墨宝）等。

《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

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

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

2、黄庭坚

简介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

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

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于宜州贬所。

文学作品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

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

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

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

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3、晁补之

简介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

《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生平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

绍圣初，出知齐州，后来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啸傲田园。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晁氏为北宋名门，文学世家。高祖晁迪，赠刑部侍郎。曾祖晁宗简为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赠特进吏部尚书。又高叔祖晁迥，宋真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傅。迥子晁宗悫官至参知政事，可谓名重一时。

补之族叔晁端礼（1046—1113），字次膺。一作元礼。词人。常与补之唱和。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进《并蒂芙蓉》词，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与万俟雅言（咏）齐名，按月律进词”。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未及供职即病逝。著有《闲适集》、《闲斋琴趣外篇》。由于世族的逐渐衰落。补之父晁端友仅做过上虞令、新城令之类小官。

补之堂弟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诗人。早年师事著名诗人陈师道，隐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6人之一。其诗“专学老杜诗”。（《紫微诗话》）笔力雅健，风格高古，为刘克庄、王渔洋等诗家所称赏。

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其子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

补之从弟晁咏之（生卒年不详），字之道，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著有文集50卷，已佚。其他，如其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晁补之19岁时（《宋史》本传云时年17，误），从父游宦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

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

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具体原文为“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

4、张耒（lěi)

简介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

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生平

张耒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后迁居楚州(今淮安)。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

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

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

熙宁六年(1073)，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

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1086)，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

“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

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

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

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佑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在今广西境内)监竟陵郡酒税。

元符二年(1099)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

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

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

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

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

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

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味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

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扩展资料

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

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玘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

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

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

同时继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之后,李格非与廖正一、李禧、董荣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

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1037年1月8日，一说1036年12月19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予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古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先有四大古都“北京、西安、南京、洛阳”，1983年“杭州、开封”正式列入六大古都，1988年“安阳”成为七大古都之一，2004年认定“郑州”为八大古都之一，2010年又认定“大同”为九大古都之一，最后将成都列入古都，组合成十大古都。

但对于古都的个数一直争论不断，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有太多的城市曾经担任过都城的角色。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四大古都还是十大古都，保存有完整古城墙的只有西安、南京、开封三个城市。

这些古都中，杭州的存在感比较弱，这跟杭州较少参与这些古都之争有关。提起杭州，大家都能想到南宋，想到岳飞，其实杭州对于南宋来说只是一个行在，名义上不是首都，实质上已经是首都了。而对于杭州的老城墙，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记忆大概就是那些掩映在树木花丛中的古城门遗址的石碑。

杭州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于生活居住是个好地方，于修建城池进行防御却非常地不方便。杭州山多水多，无法像北方城市一样可以修一个非常方正的城墙。杭州的古城墙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杭州的城门建设分为三个时期，隋唐筑城、南宋巅峰、明清稳固。

杭州的历史非常悠久，筑城的历史可追溯到隋朝时期，当年隋朝大臣杨素连续平定江南的叛乱后，于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并桐庐入钱唐县，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当时杭州只有四座城门：西北面的钱唐门，南面的凤凰门，北面的盐桥门，东面的炭桥新门。

杭州的城门数量在南宋时期达到顶峰。一方面是定都杭州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宋高宗赵构是一路难逃到杭州，还曾经在海上漂泊，因此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赵构刚来到杭州，顾不上什么风水，加上又比较穷，就把皇宫定在凤凰山上，一来这是当时杭州的制高点，方便他控制全城，二来这里靠近钱塘江，对于已经是惊弓之鸟的赵构来说，如果金人一旦攻打杭州，他可以随时从钱塘江逃往海上。于是赵构临时使用早些朝代的皇宫遗址修筑，整个皇宫内城只有三个城门：和宁门、东华门和西华门。

但杭州作为南宋实质上的首都，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上商贸发达，很快人口倍增，于是南宋朝廷只好把城区往外扩张。经过不断的修建和扩张，杭州外城的城墙形成旱城门13座、水城门5座的规模。旱城门的东城楼有便门、候潮门、保安门、新开门、崇新门、东青门、艮山门；南面的城楼有嘉会门；北面的城楼有余杭门；西面有钱湖门、清波门、丰豫门、钱塘门。此外的水门五座，分别为保安、南水、北水、天宗、余杭。

水门可以说杭州城墙的独特所在，南宋之所以要修建水门，主要原因还是杭州的水系发达，既要满足关防的需要，也要为城内生活用水、水利灌溉和舟船交通提供便利。杭州古时的河道就是通过水门穿越出城的。

宋人吴自牧所著的《梦粱录》对临安城有的城门有详细的记载：

旱门仅十有三，水门者五。城南门者一曰嘉会，城楼绚彩，为诸门冠，盖此门为御道，遇南郊，五辂从此幸郊台路。城东南门者七：曰北水门，曰南水门，盖禁中水从此流出，注铁沙河及横河桥下，其门有铁窗栅锁闭，不曾辄开；曰便门，曰候潮门，曰保安水门，河通跨浦桥，与江相隔耳；曰保安门，俗呼小堰门是也；曰新开门。城东门者三：曰崇新门，俗呼荐桥门；曰东青门，俗呼“菜市”；曰艮山门。城北门者三：曰天宗水门，曰余杭水门，曰余杭门，旧名“北关”是也。盖北门浙西、苏、湖、常、秀，直到江、淮诸道，水陆俱通。城西门者曰：曰钱塘门，曰丰豫门，即涌金；曰清波，即俗呼“衺门”也；曰钱湖门。其诸门内便门东青、艮山，皆瓮城。水门皆平屋。其余旱门，皆造楼阁。诸城壁各高三丈余，横阔丈余。禁约严切，人不敢登，犯者准条治罪。城内元三门俱废之，独朝天门止存两城壁，杭人犹以门称之。

南宋灭亡以后，杭州再也没有成为首都，而元朝明文规定禁止修建城墙，再加上杭州是南宋的首都，对于前朝的首都，元朝总会有意无意的对杭州城墙多加“照顾”。杭州的21座城墙在元朝统治的一百多年间毁坏了很多，到了元代末年，起义军的一支张士诚占领了杭州，出于军事考虑，张士诚更换、废除了一些城门，杭州的城门变成了13座：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余杭门、和宁门、清平门、天崇门、北新门、艮山门、庆春门、清泰门、永昌门、候潮门。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定都南京，对于临近南京而又风景秀丽的杭州，明朝进行了修缮，杭州城门名称和数量发生了变化：原13座城门中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候潮门、艮山门、庆春门、清泰门这七个城门的名称沿用到了今天；和宁门、清平门、天崇门合并修建了凤山门；余杭门改称武林门，因关外有“北关夜市”，也被称为北关门；永昌门因以永昌为李自成的年号之故，又因登城楼可远望江潮来处，清康熙五年改名为“望江门”,在附近有草桥，也被称为草桥门。

从此这十座城门一直延续到清朝民国，成为我们现在熟知的杭州十大城门，沿着杭州的内环线依次分布，这十座城门除了修复过的凤山水门和庆春门外后造的仿古城墙用以介绍杭州古城墙，其他的城门现在都已经只剩石碑，成为这些地方的地标。

杭州的城门拆除非常的早，由于杭州城的地理位置，以及城内多水系，因此早在光绪年间，修建沪杭铁路的时候，要从东城墙穿城而过，清泰门城墙被拆毁，接着武林门、凤山门也因筑路而拆除。民国初年，城墙在军事上的意义非常小，而且当时没有保护城墙的意识，为了将西湖与城市纳为一体，钱塘、涌金、清波等门拆毁，修筑湖滨路、延龄路马路。1959年，因建环城东路，最后一段城墙被拆。

虽然杭州古城门已经不存在，但是江湖上却一直流传着这十座城门的民谣，通过民谣我们可以清晰的知晓当时各个城门的特色以及典故：

武林门外鱼担儿，艮山门外丝篮儿，凤山门外跑马儿，清泰门外盐担儿，望江门外菜担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清波门外柴担儿，涌金门外划船儿，钱塘门外香篮儿，庆春门外粪担儿。

一、武林门外鱼担儿

武林门是杭州老城区最古老的北大门，始建于隋代（约公元589－610年），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五代吴越国（公元983年）时筑罗城，建北关门（谐称百官门），在今夹城巷；宋高宗时移城门于现在的武林门所在的地址，宋时称北关门，又称余杭门，到了明朝改名为武林门。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杭州旧城虎林，明朝时候这附近有虎出没，因此被称为虎林，由于吴音的发音问题，误传为武林，因此武林门原本是虎林门。

武林门除了有一座汉门之外，还“天宗”“余杭”两座水门，如果存在“有碍观瞻”的现象，那么是不允许从武林门经过的，只能从天宗水门出入，元朝时改成了陆门，但是河流依然存在，就是如今万象公园边上的那条小河。

由于武林门地靠京杭大运河，因此一直是商贾云集之地，加上游人至此，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夜市，也称为北关夜市，在没有铁路和公路的古代，如果要和苏南以及浙北联系，通过京杭大运河是最经济的方法，而进入京杭大运河则必须出武林门，因此武林门历来都是重要的军事关口，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武林门到湖墅一代，成为杭嘉湖淡水鱼的聚集地，武林门外鱼担儿的说法也由此而来，而著名的卖鱼桥也因此而得名。

而在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现代，杭州主城区的面积逐步扩大，西湖也在杭州的主城区范围内，武林门也就不再是城市的北门，而是成为城市的中心，也是最繁华的商业地带。

二、艮山门外丝篮儿

艮山门是杭州的东北门，吴越时期已经修建好了，当时叫保德门，但是由于资料的缺失，保德门所在地已经不可考，到了南宋时期，移门址于菜市河以西，改名艮山门。之所以叫艮山门这么奇怪的名字，也是有寓意的，在《周易》八卦中，艮为北，艮山，为城北之小山，北宋汴京有“艮岳”，南宋取名艮山，有思念故国之意。

元朝时期，攻占杭州城的时候艮山门被毁，由于元朝禁止修建城墙，所以艮山门一直没有修复，一直到张士诚占领杭州，又在保德门的故址上重建了艮山门，也就是现在的环城东路上帖沙河畔的艮山门。

宋元时期，杭州的丝织行业非常的发达，也是“杭纺”主要产地，这里个体丝织户与机纺作坊遍布，机纾之声，比户相闻，因此就有艮山门外丝篮儿的说法。这个特色一直保留至今，在距艮山门不远的体育场路和凤起路，坐落着中国丝绸城，是杭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已经成为杭州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窗口。

如今的艮山门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早已经不再是杭州的东大门，但丝蓝儿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

三、凤山门外跑马儿

凤山门在南宋时期叫嘉会门，宋高宗赵构进入杭州，在凤凰山一带筑皇城，又筑外城，并命名为嘉会门，南宋灭亡，嘉会门连同南宋皇宫都被焚毁。元末张士诚占领杭州，将南城门缩入数里重建，并命名为凤山门，相比现在，凤山门的地位要高得多，凤山门位于南宋御街南端，它的旁边有六部桥，是南宋朝廷三省六部诸官署所在地，为南宋时的政治中心。

凤山门有水陆两门，凤山水城门建于1359年，历经600年风雨，是杭州唯一真实存在的古城墙和古城门。

凤山门也是明清两朝杭州的正南门，由于是唯一的南门，因此也被称为正阳门。而凤山门外跑马儿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南宋时期，由于凤凰山附近风景优美，因此很多人都从凤山门外出踏青，当然很多人是骑马前往，跑马儿由此开始。到了清朝时期，在此地建“大马厂”；为战马的蓄养地和训练场；到了民国时期，兵营尤在，只是此时的马匹已非驰骋沙场的的战马，是对外出租的，很多人会跟南宋时期的人一样，租上一匹马去游山玩水，成为了杭州人跑马儿的记忆。

四、清泰门外盐担儿

清泰门是杭城古代的东门，南宋初，在其南面另辟一门叫崇新门，门近荐桥，因此亦名荐桥门。南宋末元初时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兵攻占杭城，城门毁。元末至正十九年重建城垣，往东延伸三里筑门，名清泰门。

清泰门俗称螺蛳门。因清泰门外水网交错，河中多产螺蛳，故有螺蛳门之称。而清泰门外盐担儿儿的说法，我们可以从明朝《三刻拍案惊奇》中可以窥得一二，书中曾说到清泰门“煎沙成盐”，虽然煎盐不如晒盐好，但是清朝以前，盐业生产，基本以煎制为主，清泰门外煎好盐，盐担儿凭“盐引”批发，每次一百斤。并规定去往余杭的盐不能通过清泰门进入，再从武林门出，只能在城门外沿着城墙走到武林门，在运往余杭，所以，才有了“清泰门外盐担儿”一说。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沪杭铁路设车站于清泰门内，铁路自城外而入，于是拆城门及城墙数十丈，这是杭城最早拆的城门。

五、望江门外菜担儿

望江门是最容易理解的城门的名字，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城门上可以看到钱塘江，而望江门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有三个名字，一个别名，望江门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名叫新门。因为它的东面有茅山河草桥，又名草桥门，元兵攻入杭州以后，望江门毁于战火，直到元末军事上的需求，望江门重建，并往东拓展了三里，改名叫永昌门，正式改名为望江门还要追溯到清康熙五年（1666年），因为永昌曾是李自成的年号，清朝可能比较忌讳，所以改名叫望江门。

现在的望江门附近是繁华的市区，但是在古代，这里是郊区，又靠近钱塘江，因此这里的乡民以种菜为业，并通过望江门挑到市区去卖，因此就有了“草桥门外菜担儿”之民谣。

六、候潮门外酒坛儿

杭州十大古城门中，侯潮门不是历史最悠久的，却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候潮门是吴越钱镠修建的，据说修建候潮门跟钱王射潮有关。

钱塘江的潮水很大，总是冲毁钱塘江两岸的堤坝，据说四有潮神在作怪，钱镠知道很生气，率领士兵射潮，万箭齐发，射退了潮水，这时军民运来巨石，盛在竹笼（也称“竹车”）中，沉落江底。再打木桩捍卫，城墙的基础就这么巩固了下来，城门建起，称“竹车门”。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在竹车门旧基重建候潮门。因城门濒临钱塘江，每日两次可以候潮，故而名候潮门。

南宋时，候潮门以北有保安门、保安水门，它的南面是便门和南北水门，西面是六部桥，出门便是钱塘江，比望江门更加靠近钱塘江。南宋以来，杭州城内的绍兴老酒都由候潮门入城，因此，杭谚有“候潮门外酒坛儿”之称。

七、清波门外柴担儿

清波门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城门，不过在吴越时期，清波门是水门，称之为暗门，因流福暗沟引湖水入城，到了南宋时期，增筑城门，成为西城门之一，门楼濒西湖之东南，取“清波”之意名门，为历代沿用。

清波门外有很多名胜古迹，很多人知道清波门都是通过电视剧来知道的，话说许仙搭船回家，小青施法术，天降大雨，许仙便让船家靠岸，搭上小青和白素贞，还问道白素贞去哪，白素贞回答就是清波门。

清波门门通南山，古时候市民需用柴炭多从此门运入，故有“清波门外柴担儿”之民谣。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挖地道破清波门城墙数丈，进占杭州。民国二年，杭州开始拆城，继拆“旗营”之后，清波、涌金、钱塘三门及城墙均被拆除，改建南山路和湖滨路，目前已经成为风景优美的景区。

八、涌金门外划船儿

涌金门为古代杭州西城门之一， 杭城十大城门，九座城门都有瓮城，只有涌金门没有，这跟涌金门靠近西湖，可攻可守有关。五代时期钱镠引西湖水入城，在此开筑涌金池，筑涌金门，门濒西湖，东侧有水门（亦称涌金闸）。

涌金门的水门有两个传奇的故事，一个就是涌金池的传说，这里之所以叫涌金门就跟这个传说有关系，传说汉朝的时候，西湖湖底有个金牛，如果西湖水干了，金牛就会出现，张口吐水，将西湖填满。

当地官员听说了，就像抓住金牛献给皇帝，加官进爵，于是强制百姓将西湖水抽干，果然出现了金牛。金牛大怒，张口吐水淹死了官员，然后进入湖底，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涌金池也就是水门这里就是金牛出水的地方，2002年10月，涌金池内放置了“金牛出水”雕塑。

而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就义的故事，在宋江征讨方腊毫无进展之时，将领张顺想趁夜黑潜入西湖先行进城， 与外面驻扎的军队来个“里应外合”。张顺潜入涌金水门，等到四更，便开始往上爬，爬了一半，被城上守军发觉。城上守军将踏弩硬弓、苦竹枪、鹅卵石，一齐射打下来，将张顺打死在涌金门外的水池之中。

涌金门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因此老杭州人对涌金门的记忆是最多的，或许也是因为它的名字有很好的寓意吧。

涌金门早在古代就有游船码头，西湖游船多在此聚散，因而有“涌金门外划船儿”之谚。

九、钱塘门外香篮儿

钱塘门是杭州最古老的城门之一，钱塘门在隋朝筑城的时候就有钱塘门之称，1400多年未改名，未易地。杭州有钱塘之称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自宋以来，钱塘门外多佛寺、楼台。

出昭庆寺（今青少年宫）、看经楼（望湖楼）直通灵隐、天竺。古时往灵隐天竺进香之人，必由钱塘门出入，当然如果只是进香的人从钱塘门出入，那么钱塘门外香篮儿是名不符实的，正因为进香的人从钱塘门进，所以这里有这杭州城最大的香市，钱塘门外的香市，闻名江南。

一个观世音的圣诞，就有三期香会：第一期二月十九，第二期六月十九，第三期九月十九。其中，三月三是玄天上帝的诞辰，七月初一到十六是东狱大帝的朝圣，七月十五又是中元节。香会不断。因此才有有“钱塘门外香篮儿”之民谣。

香市有多热闹呢？据明代学者张岱的《陶庵梦忆》记述:"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要达到如此数量的集市，在古代可怖多见，当然人多之后香市就有了集市的作用，来这里进香的人也会采购生活用品，让这里更加的繁华。

在杭州庆春路和湖滨路交叉处，立有一块“古钱塘门”的石碑，这就是古时杭州十城门之一的“钱塘门”旧址，钱塘门遗址于2008年进行了考古发掘。2011年杭州西湖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钱塘门遗址成为了世界遗产名录中杭州西湖的24个核心景点组成部分，目前钱塘门也是游览西湖风景区的最佳地点之一。

十、庆春门外粪担儿

庆春门在隋唐时期就有了雏形，到了宋高宗来到杭州，大修城门，庆春门成形。不过这时候的庆春门叫东青门，因门外有菜市，又称菜市门。庆春门在元兵攻占杭州的时候曾被毁，到了元朝末年重建，并且往东拓了三里，因为临近太平桥，因此也叫太平门。而庆春门这个名字是在明朝的时候才有的，曾有说法是朱元璋部将常遇春由此门入城，故而改名庆春门，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

《明史》载：（常遇春）“攻杭州失利，召还应天”。说明常遇春并没有攻进杭州，而且朱元璋是一个多疑的人，如果真的因为常遇春攻进杭州而叫庆春门，那么常遇春也就活不长了。

庆春门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庆祝春天的到来，据《杭俗遗风》记载，杭州每年有四十个应景的喜庆日子，“迎春”位列第一。这就是立春的前一天，杭州知府，以及属下，仁和、钱塘的知县，执全副仪仗，前往庆春门外迎请“勾芒之神”，也就是丰收之神。

各种祭祀活动及民俗结束以后，一年的农事就开始了，也就是在立春这天杭州全城都在参加这个活动，以庆祝春天的到来，庆春门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庆春门内的庆春街，历来为杭城繁华街道之一。门外为郊区农民的菜地，菜农运菜进城，担粪出城，均由此门出入，跟望江门不同，这里的主要功能是担粪出城，故民谣有“太平门外粪担儿”之说。

庆春门的粪担儿多到什么程度呢？清朝时清朝的大将都不愿意守卫这个城门，当时杭州的十大城门九个有清朝八旗把守，汉人不能染指，但唯独只有庆春门有汉人把守，就是因为旗兵认为这里总担粪出城，是污秽之门。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古城墙陈列馆就位于杭城十大古城门之一的古庆春门遗址上，是杭州在城市改造“五纵六路”建设过程的一个产物，于2006年年底开工兴建，2008年正式对外免费开放。陈列馆全长不过66米，宽12米, 高6.6米，共分为两层，内有南宋城墙考古遗址、古城门故事木雕壁画、文物展示台等展示和陈列，蕴藏着超过1400年的老杭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