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散文
散文 在艺术表现 方法 上自由灵活、挥洒自如，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不拘一格，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兼采并用。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陈丹青散文，供大家欣赏。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我的台湾印象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
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
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
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 经验 。
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
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
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
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
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
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维也纳
圣史蒂夫大教堂是维也纳旧城区最热闹的段落，莫札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门内的小巷，DOMGASSE 5号，走不几步，已在故居门口了：1784年，莫札特与家人搬来公寓二楼住了两年半，写出八部钢琴协奏曲，还有伟大的《费加罗婚礼》。这里辟为纪念馆，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来，室内设计的美学几经变换，现在的装置显然被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後现代模式彻底动过了。窗前竖著莫札特放大侧影，每间房间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与实物的灯箱橱窗，停著他遗留的琴，手稿，乐谱，书信，节目单，小玩意儿……第一次看见莫札特的死亡面膜(我不愿相信他如电影中那麼戏剧性地死去)，翻制为青铜版，嵌在小盒子里，蓝光照著，不象他的画像，一脸贵气，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为什麼我写得这麼好?”他被问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为什麼这麼大。”现在静静瞧著莫札特的鼻子，要是没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触摸。没那麼大，很好看，修长，饱满，隆起，不过死者的额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狭长的灯箱轮番闪动著他的著名歌剧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台影像，无可形容，如他的音乐般高贵而开心——这不像莫札特住过的家，而是一项展览，他成为今日设计者百般调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楼下的旧街巷，我心里莫札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经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铺路马车经过。离开时又在楼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据说海顿曾来这里看望他。1784年，莫札特28岁，海顿52岁，小夥子会在这儿迎候海顿吗?我在楼梯间看见这一老一少了：脑後的假发束耸著蝴蝶结，脖梗衬著层层翻卷的高领，彼此拥抱，亲吻，笑，说著我听不懂的德语——“我以自己的荣誉向您发誓，您的儿子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当海顿对著莫札特的父亲秉告这段话，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间麼?
下雨了。半小时後我已停在旧城北端贝多芬家门口。莫札特逝世翌年，1792年，贝多芬定居维也纳，长住35年，搬家又搬家。维也纳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纪念馆，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访的MOLKER BASTEI 8号是他停留最久的一处，1797年移入，1805年离开，前後八年。从圣史蒂夫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约半小时吧。他不在家。
於是此行难忘而惚恍的一瞬，发生了：在门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从昏暗楼道走下来的几分钟，我像是一只鬼，居然身历其境想起《罪与罚》：当拉斯柯里涅柯夫劈死了老妇和使女，蹑手蹑脚，逃离现场——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楼时我仿佛变成了他——忽听得底下有人上楼来，他闪身躲进二楼一间空房。待来人说著话一层一层走上去，他窜下楼梯，溜出去，大门口没人看见他。
这妄念仅只几秒种吧，此刻也没人看见我。怎会起这等奇想?我暗自惊讶。是怀想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说麼?仍是少年时代的上海，少年时代的阅读，是旧上海哺育了我的欧洲想像，包括初听贝多芬。初听的时光，哪想到有一天真会走去拜访贝多芬，到了他家，又岂料念及少年时代阅读的《罪与罚》。
穿过毗连8号公寓的好几重回廊，欢快的雨，家家窗户缀满入秋的爬墙虎，贝多芬的邻居们躲在屋里干什麼呢。在对街的咖啡馆擦拭满头 雨水 ，叫了一碗汤，满座没人知道我刚才躲在贝多芬家的楼道，突发奇想。雨住了。绕回老公寓前门，我又一层一层上四楼，此前的闪念变得遥远而不可思议。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於是听见自己的鞋踩在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札特家，这一层全属贝多芬使用。他们真如传说中那麼贫穷麼?一架狭长的十八世纪老钢琴，两扇窗户间竖著他咬紧牙关的青铜像：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尊贝多芬雕像，盛年，挺著胸，一定像极了他。没有莫札特家那麼多装置，客厅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刚搬来，或将迁走。门边白墙特意留著一小块残存的壁画，那麼，贝多芬住在这里时被有壁画的墙面包围著——据同代人回忆，他晚岁的居室零乱异常，夜壶，手稿，破钢琴，统统很脏——邻室有一具台座式小音响，一排摁键标明十数曲精选的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机，刹那间，他复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现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气扬扬，和弦齐奏那麼四下，又四下……1977年，贝多芬在中国被准许播放。是在我回向蘇北农村的火车上，华东旷野，春寒料峭，车厢里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骄傲，低音和弦的齐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著车轮的轰响——要是我懂五线谱，抄那几句印在这里该多好啊——劫难过後的大地，贝多芬不知道一个中国青年怎样聆听他，怎样记得他。贴近双耳的音效就像在脑袋里爆发精致的轰鸣，周围静悄悄。我在贝多芬家里倾听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墙。身後玻璃橱柜停著主人咬紧牙关的死亡面膜——莫札特那具面膜多麼不同，伟大的人，生命终止，性格犹然——贝多芬会想到有一天各国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这样的器械听音乐麼?我扭头看他，真想说：嗨，路德维西先生!您听听，您听听!是啊，他的时代倘若有耳机，他兴许能够听见吗?
下午四点钟了。我继续走。旧城的更北端，街道渐渐平凡而凄凉——很想描述这一路，很难描述，一度我以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闭馆时分，我走进这座十八世纪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竖著铁制的杠杆，据说原先的住户撤空了，辟为舒伯特故居，後院有白桦树。他家在二楼第一间，门边留著当年的灶台，灶沿灶顶是熏黑的墙。说明书交代这间房住著父母，哥哥，舒伯特，多麼亲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样。怎麼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个孩子中的第十二个，1797年，贝多芬迁入今天我两度造访的大公寓，同年，在这里，舒柏特诞生了。
本雅明说：一个35岁上死去的人，留给世人的记忆永远35岁。这话意味深长。舒柏特死在31岁，戴著他那付眼镜，胖胖的，一头卷发。临死那年，1828年11月初，他还试图就教於西蒙·赛赫特，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对位学家。经已创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还想请教对位学家?!11月19日，他去世了。每听他的第九交响乐，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写，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从未听过自己的交响乐交付演奏，效果怎样——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札特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们的乐音(除了戴上耳机的一瞬)。为什麼音乐记忆会在音乐家故居被中断?他们的房间过於安静了。但在舒伯特家，并非故意，心里几度掠过他的乐句：朔拿大，即兴曲，第五交响乐的调皮的首句，《鱒鱼》明净沉浮，《魔王》的男声从头到尾颤抖著，还有，气贯长虹的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至今我没找见他最後一部漫长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乐章的惊人独白，如缕不绝……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於高贵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贝多芬说话。历史可能小看了舒伯特。浪漫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有如父性与母性：海顿、莫札特、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暂的性命里多活了一场，古典音乐的架构与逻辑由他实现最後的凝聚，此後即溃散而支离了。
他的眼镜在展柜里斜放著，他与年轻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画，画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 其它 房间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单间空房只挂著他朋友当年画的画。莫札特的家访客盈盈，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家，廖寂空旷。我喜欢这廖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为舒伯特，人的秉赋无可估量。记得他的人，自会记得他。有位男子与我同时进来，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灯开亮了，是寻常人家将要聚首晚餐的时刻。那灶台。楼梯角有一间偏房，如中国任何小单位的传达室那麼小，出售舒伯特的纪念册和数量不多的牒。一个在第八第九交响乐中沉毅雄强的舒伯特，与这覆著井盖的院子，与纪念馆将要锁门下班的时刻，何以对应。回到圣史蒂夫大教堂附近的旅舍，游客熙来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乐，但他们确曾活在人世，住在维也纳。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维也纳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20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马车移动了，市声喧嚣中于是马蹄脆响——由远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圆号、鼓点，一顿又一顿，路人分开让道，身穿制服的乐手吹打着，演奏着，在小小广场团团绕一圈，郑重而滑稽，随即合着齐整的音响与步伐，混在上下颠颤的马背马耳中，拐弯远去了。
这演奏是为哪个庆典么?我问路边的店伙，答曰不为什么，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游的人算计日期，常会忘记星期几。
维也纳活像另一个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两座旧都最为骄傲的时期都在18、19世纪——闲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街巷，随处撞见17、16世纪置身威尼斯与佛洛伦萨，岁月感至少上溯15世纪14世纪漫游法国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13至12世纪的教堂与Plaza，鳞次栉比后来去伊斯坦布尔，天天经过的城墙建于公元五世纪——我所谓的18、19世纪，非指巴黎与维也纳历史短缺，而有另一层意思在：以唯物论词语形容这两座大城的黄金时代，是因衔接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相较巴黎的纷纷炫耀，维也纳神态内敛而殷实，且处处比巴黎干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奥地利与法兰西固然王朝更替，时移势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时代的繁复剧情，就我所知，是17世纪西班牙为挽救朝廷的命数，安排公主远嫁奥地利，金贵的嫁妆，包括委拉士开兹那几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几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纪，奥地利为巴结法兰西，将公主许给日后的路易十六王。几年前，柯布拉女儿执导的《玛莉皇后》专讲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开头，只见奥国公主与皇家随行连日跋涉穿过法奥边境大森林，年迈的路易十五亲往迎候，女孩当场更换法国衣装，贴身爱犬被命令必须放弃。
历史电影流露历史的同情。玛莉和夫君后来被押上法国革命断头台，是欧洲换取资本主义共和政体的代价之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作《临终遗言》的书中，我读到她行刑时踩到郐子手脚面，说出这最后一句话。
观看最近上映的电影《白宫管家》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流泪，不仅为了在白宫工作的黑人管家，更为那才华横溢却遭到歧视的一代人无法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他在一档广播节目中这样感慨道。
《白宫管家》背后的真实人物尤金·艾伦就经历着这样的人生。
唯一受邀参加国宴的管家
尤金·艾伦每天都很晚回家，妻子海伦静静地坐在厨房里等他。
在白宫，他与肮脏的盘子关系亲密，与椭圆形办公室的大桌子却显得遥不可及。但海伦不介意，她为丈夫骄傲。
他是历史书背后的故事，是白宫厨房里沉默的背影。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在白宫工作的34年里，目睹过8位总统来来去去的艾伦没耽误过一天工作。
这对夫妇生前，客厅里挂着里根总统夫妇和艾伦服务过的其他7位总统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福特总统正在打开生日礼物，艾伦站在不远处。
艾伦跟福特总统同一天生日，每次举办生日派对，他都是头一个被邀请参加的工作人员。笑容甜美的福特夫人总会提醒众人，“今天也是吉恩（艾伦的昵称）的生日”，并带领所有人为他唱歌庆祝，直到这位穿着燕尾服的管家不好意思地走开。
一天，南希·里根突然来到厨房，提醒艾伦，总统将与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共进晚餐。艾伦保证自己已准备就绪，连瓷器都选好了。但南希告诉他当晚不用工作，这吓坏了这位兢兢业业的管家。
“你和海伦将作为客人，出席里根总统和我举办的国宴。”南希笑着说，“我告诉你，你绝对是唯一受邀参加国宴的管家。”
那天晚上，海伦打扮得格外光彩照人，与国家首脑侃侃而谈。值班的管家似乎特别注意往他们杯中倒香槟，就是艾伦放在白宫储物间里的那些。
“杰克·肯尼迪人很好，”艾伦回忆说。“肯尼迪夫人也是。”海伦在一旁附和。
肯尼迪遇刺那天，正在厨房工作的艾伦受肯尼迪夫人邀请参加葬礼，但他自愿留在白宫服务。肯尼迪夫人送给他的那条总统戴过的领带被他郑重地收藏起来。
有时，人们会问艾伦最喜欢哪个总统，这个老人总会回答：“我喜欢他们所有人。”
“我跟8位总统都握过手。”他曾骄傲地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我也在那儿，亲爱的。”海伦在一旁提醒，“也许在后面，但我也握过他们的手。”
杜鲁门总统叫他“吉恩”，福特总统喜欢和他谈论高尔夫球，他曾乘坐“空军一号”陪尼克松总统造访罗马尼亚，还和卡特总统在戴维营喝过啤酒。
1986年告别白宫时，艾伦收到了一大堆送别礼物和各式各样的照片。里根总统为他写了一张甜蜜的亲笔信笺，南希则紧紧地拥抱他。
离开白宫后，他去葛底斯堡看望年迈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此后，每年过生日或圣诞节时，他都能收到来自众多前第一家庭的贺卡。
黑人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近，比他梦想中的更近
在白宫厨房里，种族主义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黑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隔离的高墙在这里消失，单看“白宫”这个名称，就不难想象。
1952年刚到白宫工作时，年轻的艾伦只是个负责洗盘子、收拾橱柜和擦拭银器的厨房员工，每年能赚2400美元，但一周工作6天的他甚至不被允许使用公共洗手间。
“我们从未拥有任何东西，”他回忆起当时美国黑人的艰难处境，“但我希望事情变得更好。”
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处理小石城学校种族歧视危机时，曾就取消一个电视节目征求艾伦的意见。这位临时“顾问”告诉总统，这个节目很难吸引广告商，因为他们担心南方白人观众联合抵制这个节目。
1963年2月，肯尼迪邀请800位黑人来到白宫，纪念《解放奴隶宣言》生效100周年。原定出席的黑人明星小萨米·戴维斯因娶了瑞典白人演员梅·布里特，被白宫从宾客名单上划去，却被民权人士偷偷写了上去。看到这对“黑白组合”出现在白宫时，肯尼迪“吓坏了”，他“脸色发红，指示摄影师千万不要拍这对人种混合的夫妇”。
但这并不是戴维斯最后一次造访白宫。艾伦曾亲眼见证他受尼克松邀请，到白宫与之谈论越南战争和黑人问题。
1963年，马丁·路德·金应肯尼迪总统之邀到白宫做客。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
3个月后，肯尼迪总统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5年后，金倒在了追梦的路上。但艾伦始终记得，那天自己在厨房一抬头，看到门口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当时，金坚持与所有工作人员谈话，还称赞艾伦的礼服“剪裁合体”。
后来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和决心推行《民权法案》，甚至任命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位黑人成员，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黑人并不多，当时负责白宫内务的艾伦没有资格被视为其中之一。
1967年3月，当愤怒的人群站在白宫外抗议越南战争时，是艾伦为狼狈不堪的约翰逊送上一杯杯牛奶和威士忌，安抚他的辘辘饥肠和满心恐慌。
随着《民权法案》的确立，黑人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科林·卢瑟·鲍威尔是第一个黑人上将，第一个黑人国务卿。艾伦第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到鲍威尔时，正在为对方提供茶点。多年的仪态训练让他没有露出异样的神情，但他忍不住骄傲：黑人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近，比他梦想中的更近。
他希望自己只是个谦卑的管家
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诞生前夕，艾伦和年迈的妻子坐在客厅里，激动地谈起这件事。
“想象一下！”她说。
“真了不起！”他说。
他们商量着为奥巴马祈祷，约好一起去投票。海伦拄着拐杖，挽着老伴，缓缓走向投票区……他们的选举日计划早已演练过不止一遍。
奥巴马当选后，艾伦收到了总统就职典礼的贵宾邀请函，但海伦没能见证这个让无数黑人刻骨铭心的时刻——就在投票的前一天，她永远离开了相伴65年的丈夫。
从地铁站到演讲台前，这个88岁的老人走了1英里，就像踏过自己人生旅途的每一步。看着奥巴马发表演讲，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我还记得科林·卢瑟·鲍威尔来白宫时他有多开心，但奥巴马成为总统，他无法想象。”艾伦的儿子查尔斯说。“那时我们才意识到这真的会发生。他看着我，什么也不说。他不是个多话的人，那种眼神让我明白，他有多满足、多高兴。”查尔斯向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描述了艾伦当时的感受。
出席奥巴马的就职典礼，让艾伦一夜之间出了名。他收到了数百封信，有些来自遥远的瑞士；人们打电话来，感谢他为国家服务；邻居在路上“围堵”他，向孩子们介绍他。
美国各地的电视台邀请他做节目，出版商邀他出书，许多组织请他演讲。这些邀请，艾伦统统拒绝。直到2010年以90岁高龄去世，艾伦再没接受过媒体采访。
查尔斯说：“他希望自己只是个谦卑的管家。”
李小龙的死因不明，医院报告说他死于脑水肿，一种处方止痛剂（Equagesic）导致的罕见性药物反应。好莱坞以多种方式缅怀传奇李小龙，美国追授予他多项电影纪念奖。
李小龙（1940年11月27日-1973年7月20日），原名李振藩，师承叶问，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祖籍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世界武道变革先驱者、武术技击家、武术哲学家、MMA之父、武术宗师、功夫片的开创者和截拳道创始人、华人武打电影演员，中国功夫首位全球推广者、好莱坞首位华人主角。
他在香港的四部半电影3次打破多项记录，其中《猛龙过江》打破了亚洲电影票房记录，与好莱坞合作的《龙争虎斗》全球总票房达2.3亿美元。
1962年李小龙开办“振藩国术馆”，1967年自创截拳道，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在香港逝世，享年33岁。
1979年美国洛杉矶市政府将补拍版《死亡游戏》的开映日6月8日定为“李小龙日”（7月8日为错误翻译）。1993年美国发行李小龙逝世20周年纪念钞票，好莱坞大道铺上李小龙纪念星徽；同年，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大会颁发“终身成就奖”。1998年11月，获中国武术协会颁发“武术电影巨星奖”
扩展资料
李小龙主要成就：
截拳道
1967年，李小龙在美国创立了跨越门派限制的、世界性的现代中国功夫“科学的街头格斗技”——截拳道（Jeet Kune Do），时年27岁。李小龙截拳道海报截拳道是李小龙所创立的融合世界各种武术精华的全方位自由搏击术。
“截拳道”意思就是阻击对手来拳之法，或截击对手来拳之道。截拳道倡导搏击的高度自由和本能性，抛弃传统形式，忠实地表达自我。“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是截拳道的纲领和要义。
它将东西方哲学理念运用于武术，是一种搏击指导和方法论。李小龙有一套自己的格斗体系，人们称之为“李小龙截拳道”或者“原始截拳道”，它是截拳道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截拳道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截拳道透过锻炼人类天生的身体武器。
寸拳
李小龙寸拳，是从咏春“长桥发力”演变改造而来，是截拳道特别高级的技艺。李小龙的“寸拳”所击出的“寸劲可将一名体重超过75公斤的人击出几米远。
咏春拳有一种特殊的发力方式，叫做寸劲。所谓寸劲，是指距离攻击目标很近，或者动作即将完成的瞬间，才突然加速收缩肌肉发出的短促，干脆的爆发力量。在咏春门中，咏春高手不用蓄势就能发动连续紧凑的攻击，在1至3寸距离甚至贴身状态，发力将对方击倒。
按照力学原理，物体在加速度之后产生的力量最大，因此，拳的劲道要大，也必须屈臂后猛击，以保证有足够的距离加速。而寸劲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在最短的距离内发出大的力。
双截棍
李小龙旅居美期间，曾和亦徒亦友的美籍菲律宾棍术名家——丹·伊诺山度(Dan Inosanto)交流过双截棍与菲宾律短棍，并成为一位用棍的专家。
在好莱坞剧集《青蜂侠》中，李小龙首次使用双截棍。双节棍为两节圆柱体的硬木，中间以铁链或皮条相连，既可猛击，又可绞杀，集棍的刚猛与鞭的阴柔于一身，美国一本武术专著曾介绍：“挥舞着的双截棍的一端，其落点可产生1600磅的力，威力非常惊人。
一旦连接双截棍的铁链或皮条缠绕到对方的脖子上，只需轻轻一拉，便足以将人绞死。”如今的美国的不少州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使用和拥有双截棍。
原因是有些美国青年看过李小龙的功夫片，或耳闻双截棍的威力，也玩弄起双截棍来，结果酿成人命，遭公众舆论的谴责。《精武门》让当时的香港观众见识了李小龙精湛的双截棍术，叹为观止。《猛龙过江》时，李小龙手中的双截棍变成两对，表演难度极大，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人物影响
1999年《时代周刊》列出20世纪英雄与偶像人物名单，李小龙与英国已故黛安娜王妃、美国总统肯尼迪等一同上榜。
由香港七家电子传媒联合举办的“世纪娱乐风云人物选举”，李小龙荣登“娱乐风云人物榜”首位。2000年，美国政府宣布发行一套《李小龙诞辰60周年纪念邮票》，这是继玛丽莲·梦露和007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艺人，也是华人第一人。
2003年美国《黑带》杂志推出李小龙逝世30周年纪念专辑“李小龙对美国武术界的恒久影响”。2008年11月，全球最大的李小龙纪念馆于在其祖籍顺德均安镇开幕，总用地面积3.7万平方米。
李小龙的个人生活
李小龙生前曾自信地在一张便笺上写道：“我的明确目标是，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东方巨星。从1970年开始，我将会赢得世界性声誉。到1980年，我将会拥有1500万美元的财富，那时候我和我的家人将过上幸福的生活。”
李小龙妻子琳达·埃莫瑞(Linda) ，是爱尔兰裔的美国白人姑娘，是李小龙在华盛顿大学期间的同学，1963年认识李小龙后不久，经好友、华裔姑娘盖素恩（Sue Ann Key）介绍，也加入“振藩国术馆”，成为李小龙的早期女弟子之一。
两人的感情经历也颇为坎坷。在大学期间，李小龙原本交往了一个日裔女孩艾美，两人郎才女貌的恋情在大学中也倍受瞩目，后来李小龙和艾美分手，琳达逐渐走入了李小龙的生活中，两人在1963年正式开始交往，并与1964年走入婚礼的殿堂。
1965年，琳达为李小龙诞下一子，李小龙为儿子取名为李国豪。1969年4月，李小龙的爱女李香凝出生。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于女星丁佩家中猝死，医院公布的资料称其死于“脑水肿”。
1988年，琳达与李小龙的朋友和学生、作家汤姆·布里克再婚。
1991年，琳达再嫁给股票经纪布鲁斯·卡德威尔。他们的两个孩子，女儿承父兄之业，在好莱坞唱歌演戏，早已嫁人；
1993年，儿子李国豪在美国北卡罗莱那州拍摄影片《乌鸦》时，被道具枪射出的一颗点四四口径真子弹击中腹部不幸身亡，年仅28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小龙
弗朗西斯·安德顿 撰文
走向波普建筑 “我们越往西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就看到越多的波普形象……甚至波普无处不在……波普，这是新的艺术。一旦理解了波普，你再也不会以相同的方式看待一个标志。而一旦你思考过波普，你再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认识美国了。” ——安迪·沃霍尔 安迪·沃霍尔在1962年做了那次由纽约西行至洛杉矶的颇具启示的旅行。那一年，波普已经作为国际上认可的文化现象随处可见了。 那年，建筑师史蒂芬·坎纳还是一个成长在波普之都——洛杉矶的小孩。虽然小小年纪，他已对周围好玩的商业环境非常适应了，并且被沃霍尔所吸引。对史蒂芬而言，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到处是小型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汽车影院、汽车旅馆和未来派风格的咖啡店，所有这些都由欢快的巨幅广告标志传达出来。在他看来，洛杉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新城市，镀铬装饰的小汽车穿梭在干净而宽阔的街道上，街道两侧是整洁的住宅排列在充满阳光与绿意的草地上，家家户户都有着现代化的设施，使用它们的是些爽快而面带笑容的家庭主妇。而且，还有迪斯尼乐园。“有多少城市有波普艺术和迪斯尼乐园呢？又有多少城市能有这么多的色彩和阳光呢？”史蒂芬这样问道。这是在越南战争、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遇刺和石油危机等事件之前。
当时，史蒂芬的父亲杳克·坎纳是一个成功而多产的建筑师。他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加州现代主义者查尔斯，雷·埃姆斯，理查德·诺伊特拉及约翰·劳特纳那儿汲取灵感，在加州、亚利桑那州和火奴鲁鲁等地建造了一些商业中心。他还画过一些生动的、照片写实主义的作品，如百事可乐瓶子，莱登·约翰逊和火箭发射，工业机械，电视屏幕以及肤色白皙、金色卷发的女人——喝冰水的女人，吃牡蛎的女人，戴胸罩的女人，穿着高跟鞋步入商店的女人等。查克的绘画源自杂志上的照片形象，照片作为“一种工具使我能捕捉到平常情况下难以描述的东西”帮了他的忙，就像照片帮了照片写实主义者的忙一样。他的作品“模糊了照片写实和波普艺术的界限”，他认为所表现的没有太多对体态婀娜的金发女郎的潜在偏好，而更多是表达了对那时商业形象的强烈兴趣，查克还从与他同时代的波普艺术家詹姆斯·罗森奎斯特（他以前曾是商标画家）、梅尔·拉莫斯和罗伊·利钦斯坦的作品中汲取灵感。他认为这些照片写实主义者的作品代表着手工艺向现代艺术的回归。 尽管在绘画方面有天赋并受到疲普艺术和文化的深深影响，查克和他的儿子及合作者史蒂芬还是选择了用建筑表达这种情绪。 在80年代初，他们的公司坎纳事务所已经在洛杉矶创作了大量作品，表达了对战后南加州商业化的现代流行主义的推崇。他们创作的工程涉及面很广——从汽车通过式汉堡包快餐店到社区体育馆到集合住宅，都是些对流行的建筑与形象的图案化的奔放而抽象的表达。这些建筑通常是低造价的，欢快而幽默，它们炫耀着夸张的色彩和尺度，向每一个驾车而过的人宣扬它们的存在。简而言之，这就是波普建筑。
坎纳事务所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初出道者。这家以洛杉矶为基地的事务所最初由查克的父亲赫尔曼在1946年创建，历经3代，已经建造了大量的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并以其完好的设计和适合文脉的设计能力而享有盛誉。但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创造一种能最响亮最确切地反映战后南加州精神的建筑。 这是一个气候宜人、工作机会多、一派繁荣和舒适的时代。乐观主义的情绪不仅表现在艺术与图形中，也反映在建筑上。现代主义在南加州得到普及并迅速发展，在30年代是外来建筑师理查德·诺伊特拉和鲁道夫·辛德勒所提倡的自信而阳光灿烂的国际式风格之类的兴起。搠下来在战后是50和60年代动感地未来派风格的设计，如佩雷拉和勒克曼为洛杉矶国际机场设计工主题建筑，约翰·劳特纳（他的设计“古奇”餐馆的名称后来成为与洛杉矶同义的现代主义商标名称）和阿迈特及戴维设计的结构动感、材料富于想象的餐馆。
现代主义固有的社会理想主义与技术理想主义在住宅个案研究项目中也十分盛行。一项有想象力的大规模住宅工程，是以《艺术与建筑》杂志编辑约翰·思滕扎为首发起的，主要是想检验大量性生产的构造方法在住宅设计中的适用性。这些宽敞优雅的住宅由钢框架及玻璃幕墙组成，分别由建筑师查尔斯，雷·埃姆斯，克拉克·埃尔伍德和拉斐尔·索里亚诺设计。这批建筑及设计者的高雅而轻快的生活风格，对查克和史蒂芬及其他许多现代建筑师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此外还有来自洛杉矶外围的其他影响，如巴西利亚的奥斯卡·尼迈耶浇灌和扭曲混凝土，就当它们是太妃糖一样；还有欧洲早期现代主义者密斯·凡·德·罗，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格里特·里特维德，勒·柯布西耶以及美国有机现代主义的鼻祖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从这些丰富的源泉中，查克发展了一种源自波普而更有克制力的白色现代主义，并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对职业精神、严谨的布局与建造方式的保证。在早斯的建筑与规划中，他的设计充满创造力，让人眼花缭乱。建筑作品如巴尔摩时尚广场，有头方形切角的平面和简化的赖特式细部；洛杉矶的科普兰总部大楼，有着木夹板拱结构和混凝土块状壁画。甚至在他1953年设计的USC建筑学校项目中，犹太教堂和小学校使用了轻盈欲飞的屋面和设在路上的飞镖形柱子，不过，他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斯还是趋向于更冷静的国际式网格的设计。查克说：“我将没着现代主义的路走下去并深信这就是正确的路”。在80年代初这家事务所建造了海岸住宅，它是一个有趣的魄正方形平面、开敞式布局的住户自有的复合体；还设计了政府大楼，它是洛杉矶东一座混凝土巨块状建筑，带有深受柯布西耶影响的轻盈装饰。 当时史蒂芬也和查克一样对这种建筑风格上的影响作出反应，并且吸收了他父亲的波普绘画和早斯设计的波普建筑的经验。为此，他对诸如洛杉矶街边标题性建筑，还有“古奇”风格的后未来主义的形象卡通杰特森，以及克莱斯勒展览会（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的特赖恩和佩里斯费尔、迪斯尼乐园中的明日世界和50年代洛杉矶海滨流行的娱乐公园已废弃的太平洋公园等后未来主义形象的热情更高了。他喜欢那些主要是商业性的通常是不必要的建筑，他认为那些赞美平凡和日常事物的艺术家的作品“从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如安迪·沃霍尔，罗伊·利钦斯坦，弗兰克·斯特拉，克拉斯·奥尔登伯格，埃德·拉什及其精神父辈如野兽派（Fauvists）画家们，梵高和莫奈的作品。出于同样原因，他很欣赏70年代因机智、自嘲而闻名的美国赛特事务所设计的解构建筑贝斯特陈列室。 他于1992年加入事务所，致力于在作品中灌输他的流行的现代主义精神，并且受到查克的极大鼓励。查克认为儿子的作品如同基因遗传般反映了自己早年的影响和思想。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混合美学，其中掺杂了早期现代主义布局的完美严谨和“古奇”（Googie）式的欢快，结果便是一种精神外向型的设计，被史蒂芬描述为“我们自己的现代波普主义品牌，倾向于有趣和积极的方面”。
在建成的作品和幻想的计划中，近15年来的作品不断进步，每项工程都更充分地成为他们理想的典范。 首先来看一个大想法支持下的名叫“斯威特16”的小规模改造工程。在这里，一排建于40年代的衰败的餐馆和商店通过增加通高的玻璃和支撑商店招牌的巨大雨篷，转变成为排动人的“公告牌”，沿着街道一阶阶地布置着。在房屋的一侧，显示着立面轻盈的三角形承重钢架是露明的，并涂上明亮的黄色和红色。它以自信和欢快的外观使过往者停车观望。 在哈佛公寓项目中，这种“公告牌”的方法发展成为一种更成熟的现代主义与波普主义的共生形态。这是洛杉矶附近的居民关系紧张后个朝鲜镇，有13栋低价住宅的综合体。它建成于1992年，称得上史蒂芬所描述的“充满洛杉矶韵律的火腿加瑞士奶酪的现代主义式白色三明治面包。”这座建筑是白色而现代的室内与裹着红色与黄色和跳跃的圆形与方形图案的外观的混合体。按顺序讲，哈佛公寓是由早期作品——圣安德鲁斯发展而来的。圣安德鲁斯是加一个朝鲜镇上的低造价住宅综合体，是由同一个私人发展商委托的，不过它是处改造工程。坎纳事务所并没有改变现有平面，他们只朴实地给建筑物作了立面调整，在原先破旧的实用主义的立面上蒙上色彩轻柔的圆形和倾斜方块图案。这两项工种都以极低造价实现，表明了波普艺术对廉价和普通建筑的情趣以及纯表层上毫无顾忌的欢快。
“公告牌”的想法在几个工程中都得到响应，如罗宾斯汽车顶篷公司展室中，一个巨大的盒子上装饰着象征摩托车赛的绿色的白色大方块马赛克以及放大的栩栩如生的矮胖的坎贝尔蔬菜汁罐头。这种“三明治”式的或现代化与“古奇”的混合物在其他作品中也有表现。在未建成的计划项目如科普兰住宅中，个案研究和“古奇”及其座住宅3号等完全相反的影响被朴实地整合在一起，其中基座住宅3号是理论住宅设计系列的第三项，它结合了现代主义的平面和表现主义的形式。 基座住宅反过来也是一系列幻想计划中的一部分，以动感的结构、猛增的高速公路、流动的形状、蓝色的天空和大胆的色彩为特征。这些计划受到自由式混凝土设计大师奥斯卡·尼迈耶的启发，并出现在史蒂芬速写簿的彩色粉笔画中。用史蒂芬的话说，它们代表了“唤起美好回忆”建筑，仅是为了“让人想起美好的时光，那时一切都那么美好。”他还设计了产品和家具布置在这些房子里——椅子、躺椅、桌子和橱柜，都是后未来主义风格却又是坚固的和易加工的。 随着IN—N—OUT汉堡餐馆的完工，坎纳事务所的波普现代主义者们的呼声最近达到了一个顶点。这家餐馆位于韦斯特伍德村一个繁忙的交叉口上，邻近对面的煤气站。它的、希普斯餐馆以及通常的50辆汽车通过式餐馆表现出一种有趣的包容。这栋建筑外观为浅红色、黄色和白色混合形式，它来自公司标志的色彩和飞镖形箭头。这栋建筑有着轻盈欲飞的屋面及一个巨型标志，在内部以一种克拉斯·奥尔登伯格欣赏的方式用巨型的“IN—N—OUT”字母做成一道分隔性。这是一栋作为广告牌和表现主义形态的建筑。公从被其中毫无争议的加州最好的汉堡包所吸引，同样也喜欢这个地方。一位旁观者称之为“我所见到的最漂亮的建筑”，另一个把它描述成“一件艺术品”，还有一位用对史蒂芬而言如音乐般悦耳的语言表示，“它使我想起迪斯尼乐园的明日世界。” 在使主体文化以油画形式永久保存方面，出现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波普艺术家对纽约抽象表现主义者的狭隘和精英观念作出回应，后者在过去的20年里因其为艺术而艺术的绘画作风在艺术界而不是在公众那里获得胜利。现在，在90年代，以洛杉矶为基地的坎纳事务所成为少数建筑师事务所如解构主义，寻求能反映支持流行品味的委托和风格。它从50、60年代的商业建筑中汲取灵感，他的作品自认不像字面上的解释那样。只有当波普反传统，在尺度和媒介方面发生变化并悬挂在美术馆的墙上时，“低俗”的波普才变成“高雅”艺术。因此，坎纳建筑事务所关心的是创造关于波普源泉的抽象解释，以及波普艺术的反面和偏远的特点的暗示。他们对价值不大的改造项目的设计不感兴趣。然而，他们想建造充满力量、情感和空间戏剧性的快餐店和低造价住宅。尽管避开了“高雅艺术建筑”，他们仍立志于创造建筑。
许多建筑师，其中包括最有名的罗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都曾试图模糊高雅与低俗之间的界限，但它引发了波普艺术固有的矛盾。用批评家戴维·戴奇的话说，这种现象使“有特权的观众站在普通民众之中却又对同样的事物享有文化上对普通民众的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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