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采矿权设桩定界

桩字和木头有关。

基本字义：

形声。从木庄声。舂（chōng）。本义：桩子，打入地中以固基础的木橛

土木工程中桩[pile]的应用非常广泛，其类型多样。根据桩身材料可分：木桩、混凝土搅拌桩、钢管桩、钢板桩、钢筋混凝土桩（预制、现浇，普通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方形、圆形、管状）等

扩展资料

笔顺：

组词解释：

1、树桩［shù zhuāng］较高的树墩。也说树桩子。

2、木桩［mù zhuāng］桩或柱，尤指修篱笆所用的桩或柱。

3、桥桩［qiáo zhuāng］支撑桥身的柱子。

4、界桩［jiè zhuāng］在交界的地方树立的桩子，用作分界的标志。

5、马桩［mǎ zhuāng］拴马的木桩。

公路附属设施是指公路主体工程以外的公路安全设施、防护设施、管理设施、监控设施、通信设施、服务设施及绿化工程。包括公路的路基、路面、桥梁、涵洞、排水设施、防护工程、隧道、测桩、界桩、里程牌、百米桩、示警桩、轮廓标、花草树木、专用房屋、工程通迅设施、公路用地以及收费站设施等。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国殖民者片面划出的英属印度(当时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段边界。该线从不丹向东，大致沿喜马拉雅山山脊直到高黎贡山北段的伊索拉希山口，涉及中印边界东段及中缅边界北段的一部分地区。“麦克马洪线”问题始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在1914年3月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出一条“藏印边界”，即“麦克马洪线”，把包括滇缅未定界在内的大片地区划给英属印度。1914年4月，麦克马洪又迫使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草签了英方提出的《西姆拉条约》及附图，而“麦克马洪线”则作为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界线的一部分混入附图。（有人怀疑“麦克马洪线”根本就没有出现在1914年4月27日草签的<西姆拉条约)附图上。见器昭义《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第60页。由此可见，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历史仍有许多待解之谜。）1914年7月，英藏双方又背着陈贻范草签（通常人们都说英藏双方在1914年7月3日“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但实际上英藏双方代表并未正式签字(而只是进行了“草签”。并签署了一项从未发表过的联合声明，称《西姆拉条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上述访问中，当吴努提出边界问题时，周恩来说：“希望有一点时间，把情况弄清楚后再正式商谈。”针对缅甸的恐惧心理，周恩来指出：新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立国的根本原则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也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1954年12月吴努访华，与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时，中缅边界除北段未定界外，还有两处存在问题：一处是中缅边界南段的佧佤山区。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和1897年的中英《续议缅甸条款》对这段边界都有规定，但因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段边界未能确定。1941年，英国迫使处于抗战危急关头的中国政府划定了这段边界，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班老部落的部分辖区划归了缅甸，这就是“1941年线”。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边界没能标定。缅甸独立后，把“1941年线”以西地区划入缅甸的掸邦，但未能进行有效控制。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敌时进驻了“1941年线”以西地区。另一处是中缅边界中段的勐卯三角地。1897年的《续议缅甸条款》承认勐卯三角地“为中国之地”。但由于英国在该地修筑了公路，因而在上述条约中英国又以“永租”名义取得了对它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种“永租”关系。在1954年12月的会谈中，中方认为中缅边界南、北两段都存在问题；缅方则认为南段边界（此处双方所说的“南段边界”是指尖高山以南的全部中缅边界，事实上包括了中缅边界的中段和南段。）是已定界，只有北段边界存在问题。关于边界谈判，中方仍表示需要做准备工作；缅方也承认确实需要准备。尽管存在分歧，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仍肯定了“中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的事实，并指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此外，双方还达成了对未定界维持现状的默契。周恩来曾指出：“根据中缅两国总理一九五四年会谈公报，未定界应该由双方谈判解决，当时双方的默契是维持现状。”受材料限制，我们对当时中缅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交涉并不清楚。但据相关事实推断，双方显然谈到了“麦克马洪线”，并同意在谈判解决前也应“维持现状”。只是由于问题的敏感性，双方只是达成“默契”罢了。此前周恩来曾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麦克马洪线”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虽然周恩来是在谈到中印边界时说这番话的，但可以推测，对同样存在于中缅之间的“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应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在中缅对未定界达成“维持现状”的默契时，至少在中国看来，是把“麦克马洪线”涉及的那段边界包括在内的。中缅之间的这一默契，使双方没有因边界问题发生过多争论，从而维持和发展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为边界谈判赢得了准备时间。（三）中缅边界谈判的开始1955年11月，中缅两国在“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那天清晨，边界线上大雾浓密，能见度差。当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军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国际反华势力乘机鼓噪中国对外扩张，缅甸报纸也攻击中国侵入缅甸。因此，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1956年8月，周恩来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会谈中，吴拉茂交给周恩来一封缅甸总理吴巴瑞的信，信中强调了缅甸国内存在的困难，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其对边界问题的观点。针对缅方“北段是未定界，南段的边界已定”的观点，周恩来说：应该“在五项原则和友谊的基础上，找到有利于双方的解决法”；“应该按照吴努的建议，成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谈判解决南北两段边界问题”；“在南北两段的紧张局势应该缓和下来”。关于具体方案，周恩来提出：“在南段，即使我们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周恩来还说：“南北两段应该同时解决”，“否则就不能寻找到解决的法”。1956年10—11月，周恩来在北京与缅甸前总理吴努的会谈中，重申双方分别从“1941年线”以西和片马、岗房、古浪地区撤军外，还提出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在北段，按照传统习惯线划界，就是在尖高山以北、恩梅开江以东；“中缅北段边界可以划到接上‘麦克马洪线—的一点为止，但是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将来划界时，把——片马等三地划入中国。这一点现在我们也不宣布，便于缅甸做工作”。关于“1941年线”，“一方面说这段边界应该是一九四一年线，另一方面也承认一九四一年线是英国乘中国之危强加于中国的。现在既已成为事实，就应该维持下来。”关于勐卯三角地，“这块土地最好由中国收回，但是因为缅甸有公路通过，我们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究竟如何收回。”　周恩来还提出把三段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主张，认为“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于中方的建议，吴努认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宣布：“中国军队将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将撤出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1956年底，中缅两国完成了撒军工作。但中缅边界谈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它也受到中国民众的关注。对英国在滇缅未定界地区的侵略，许多人记忆犹新，况且该地区曾归中国管辖，因此要求改变边界现状的舆论十分强烈。一些专家学者就提出，“中缅北段未定界应以恩梅开江为界，否定英方留下的以高黎贡山为界的主张”。鉴于这些不同意见，周恩来对历史资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认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经过准备，周恩来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国地图对中缅边界画法的变迁，如前所述，清朝并未管辖原茶山辖地以西地区，清朝官方地图所标边界均未超过高黎贡山。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受到片马事件的刺激，1917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把江心坡标在中国一边；1933年申报馆出版的云南省分省地图则把江心坡的一部分划进中国。1942年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一张地图更是把边界划到了枯门岭，希望以此来掩饰他们在“1941年线”上的损失。虽然这张图给中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控制高黎贡山以西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图出版社1953年委托私人出版的地图也把边界画在高黎贡山以西，但声明不是政府审定的。周恩来对此解释说：因为边界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中国政府批准出版这本地图，我们的四邻都会不安。但该地图同样在中国各界人士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中国政府关于中缅边界的划界建议虽在1956年1月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但实际上不少人是想不通的。一位人大代表就曾反映：“根据地图，我感觉很大的不安。”对地图的这种变化，周恩来指出：地图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的情况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并不吻合”。“制图时要把实际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没有交代的，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根据，周恩来认为：“我们应该把清末时候的情况仔细研究一下，作为根据。这是我们研究边界问题最主要的根据，历史的根据。”周恩来赞扬了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同英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爱国主义立场，认为“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也指出：“现在(中缅)两个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不能相同。”“我们提出的解决北段的要求不能过高。我们的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我们的目的是求和缓，而引起一个很大的紧张，这很不利。”1957年7月，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说明：“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针对国内的不同观点，周恩来指出：“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周恩来除了对南段和中段的划界建议作了说明外，也对北段的建议作了阐述：“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扛、瑞丽扛(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周恩来还强调：中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尽管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仍建议按照“习惯边界线”来划界。而这里所说的“习惯边界线”，就包括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底富山口的“麦克马洪线”。对中国政府如此称呼这段“麦克马洪线”的原因，周恩来曾解释说：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习惯线”，我们不愿用“麦克马洪线”这一名称，因为我们不愿承认英国和西藏订的密约，它是地方政府订的，未经中国政府批准，而且目前西藏政府也反对这条“密线”，认为它是不公平的。而中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这一态度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是“为了中缅友好，为了安定我们(中缅)之间的边界”。而且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不是孤立的，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各项建议是“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1957年2月4日，周恩来收到缅甸总理吴巴瑞的一封信。由于国内的压力，吴巴瑞还是希望中国接受缅甸从英国继承下来的边界状况：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在中段把勐卯三角地无条件地交由缅甸支配。仅有的修正是，在北段把包括片马、岗房、古浪在内的50平方英里(约合130平方公里)土地交还中国。1957年7月26日，周恩来致信缅甸总理吴努，正式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具体建议：在北段，从伊索拉希山口往北直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至于应该归还给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的面积，中国政府根据历史上可以依据的事实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等因素，建议要大一些。在南段和中段，除要求作某些调整以外，同意按照“1941年线”定界；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调整是把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如果缅甸政府同意上述调整建议，中国政府愿意把属于中国的勐卯三角地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认为，以上各点具体建议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考虑。但在1957年9月的中缅谈判中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在中缅边界的最北部分，双方此前已经达成按照“习惯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划界的默契。可是，吴巴瑞在1957年2月4日信中所附地图和周恩来1957年7月26日信中所附地图对这条线的画法却有很大出入。而缅方的解释是：“在麦克马洪的备忘录中——说以伊洛瓦底江和布拉马卜特拉江的分水岭为界。实际上，缅甸认为只提伊洛瓦底江流域就可以。”“原图上独龙江直流到——图上的红线(麦线)，而经勘测后发现是流到——图上的蓝线(吴巴瑞信中图)，因此现在采取红线就是没有意义的。”由此可见，新的分歧是因缅方对“麦克马洪线”的修改造成的。而其修改的依据是，麦克马洪当年是主张以分水岭划界的，但根据“麦克马洪线”原图在地面标定这条线时，却发现它把伊洛瓦底江流域的独龙江地区划归了中国。吴巴瑞地图中的蓝线，是根据分水岭对“麦克马洪线”进行修改后得来的。如果接受缅甸的这一主张，中国将失去整个独龙江流域。针对缅方的上述主张，周恩来在谈到如何确定这段边界的具体走向时指出：“我的看法是进行实地勘察”，同时也要“根据友好关系来考虑”。“如果勘察的结果缅甸确实管到那个地方，中国可以否定麦克马洪线，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愿意采用麦克马洪线。”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周恩来还说：提议暂时不忙于解决具体问题，可按吴努的建议，成立联合边界委员会继续处理边界问题。我们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共同进行勘察。但缅方仍坚持说：在边界委员会动身前往勘察前，应该确定原则，原则应该是地形，而“合乎自然而又方便的地形是分水岭”。针对缅方的这一态度，周恩来也强调说：在北段，确定“习惯线”必须经过勘察。如果吴努照顾我方的困难，同意在昆明谈判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愿意在片马地区的面积上作让步。1957年12月，缅甸副总理吴觉迎和总理吴巴瑞先后访华。周恩来在同他们的会谈中指出：中缅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中缅两国政府对此都不负直接责任。“考虑到你们的困难，并且为了推动两国就边界问题尽速达成协议，我们建议两国先成立边界委员会，首先勘察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中缅边界线。在这段边界上，除独龙江流域外，可以大体上按照分水岭进行勘察。这样就给解决边界的其他部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缅方在1958年4月做出的答复依然是：关于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边界，缅甸政府仍然希望双方先确定以分水岭为界，然后进行勘察；关于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缅甸政府同意归还中国，但是要求对吴巴瑞1957年2月4日信中所建议的交还地区的范围不做任何修改；缅甸政府难于接受中国政府所提出的由缅甸将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以换取属于中国的勐卯三角地的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同意由缅甸政府继续保持对勐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缅甸政府希望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并组织联合边界委员会，勘察两国最北段边界情况，但是，认为必须先就前三点达成原则协议，才能着手组织这个委员会和进行实地勘察工作。1958年7月30日，周恩来致信缅甸总理吴努，再次提议：关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为双方尽快消除还存在的分歧，从速成立边界委员会，并且派出勘察队去勘察这段边界，可能仍是最切实有效的法；至于应该归还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个地区面积的大小，双方在就整个边界问题作进一步友好协商的过程中，是不难解决的；希望缅甸政府重新考虑中国政府提出的废除勐卯三角地“永租”的具体法。在这一阶段，中缅在独龙江流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分歧的根源则在于“麦克马洪线”的存在。它给了缅方争取独龙江流域的理由，认为应按分水岭对“麦克马洪线”予以修改。但对中方来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修改，因为我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了推动谈判，周恩来提议成立边界委员会，并派出勘察队去勘察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边界，根据勘察的结果解决双方在独龙江流域的分歧，对缅甸归还中国的片马等地的面积可以协商解决。但是由于“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缅方对中段和南段问题的态度，同时也由于当时缅甸国内政局不稳，吴努一时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中缅边界谈判不得不告一段落。(四)中缅边界协定的签订与“麦克马洪线”问题的解决1958年8月，印度政府借口“地图问题”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印度外交部在1958年8月21日给中国驻印大使馆的备忘录中说：“印度政府注意到‘中国画报—杂志上(第95期，1958年7月号)第20—21页上所刊载的一幅中国地图，在这幅图上中国的边界——存在着明显的不准确之处。”“印度政府谨建议对中国地图应立即做必要的修正。”这样，印度政府正式对包括“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提出要求。1959年8月和10月，中印双方又分别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境局势骤然恶化，中印关系日趋紧张。为了避免中缅关系因相似的边界问题而受到影响，中缅两国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1960年1月，缅甸总理奈温应邀访华。在会谈中，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历来希望中缅边界问题能够全盘解决，因此提出的方案包括各个方面。为了友好，同时也为了便利问题的解决，周恩来除重申中国政府对中段和南段的建议外，又提出：对北段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独龙江流域外，可按分水岭定界，然后对这一段边界进行勘察，并且竖立界桩；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原属中国，对归还中国地区的面积，建议交由双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解决。经过协商，中缅双方在28日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及《中缅边界协定》。《中缅边界协定》规定：“自尖高山起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全部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以外，遵照传统的习惯线定界，也就是说，从尖高山起沿着以太平江、瑞丽江、怒江、独龙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中缅边界西端的终点为止。”“缅甸政府同意将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归还中国。至于归还给中国的这个地区的面积，由联合委员会——商谈确定。”“为了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猛卯三角地区(即南碗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关系，中国政府同意把这个地区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交换，缅甸政府同意，把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同盟。”这一时期，中缅双方排除了“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干扰，使中缅边界谈判获得了重大突破。关于中缅谈判取得这一进展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猜测或解释。那么当事双方又是怎样解释的呢?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赞扬奈温的果断，他说，要不是奈温，中缅边界问题恐怕不会解决得这么快。而奈温则认为：关键是要互谅互让，如果一方要另一方单方面让步，问题就解决不了。中缅双方在1960年1月28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也说：“会谈是以极其亲切的精神和充分的互相谅解为特征的，并且导致了双方在奈温总理访华期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事实也的确如此。原来缅方坚持吴巴瑞1957年2月4日信中的主张，一度阻滞了谈判的进程，影响了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从中缅边界协定的内容来看，缅方显然改变了立场，其中包括放弃按照分水岭对“麦克马洪线”进行修改的主张。正是在缅方改变原来预设立场的情况下，中缅之间才达成了边界协定。因此，正如周恩来对缅甸总理奈温的评价那样，奈温的果断对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也正如奈温本人所说，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互谅互让”，而中方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则是一贯体现这一精神的。中缅边界协定的签订，为彻底解决中缅边界问题铺平了道路。1960年10月，中缅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其中规定缅甸移交给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的面积增加为“153平方公里，59平方英里”。1961年1月，中缅双方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10月，中缅两国签订了标界议定书，全面解决了包括“麦克马洪线”在内的中缅边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