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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苏东坡是宋代的大文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下面是我整理的林语堂《苏东坡传》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苏东坡传》读后感范文：

最近一直在读林语堂先生的著作《苏东坡传》，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精装本。一连看了两遍，发现以前对苏轼的了解太片面了。看后，感想颇多。

大家都知道苏轼(1037～1101)是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在书中，林语堂先生对苏轼的评价是：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生平

北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20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3年(1066)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

神宗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佑(1086)，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佑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东坡才华之我见

盖世全才无人望其项背 高洁人格建树前无古人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天奇才怪杰。他在诗、词、散文、文艺理论、语言文字学、书法、绘画、品石、饮食等众多艺术领域都堪称宗师巨子。他性情放旷高逸，为人豪爽风趣。尽管才高招嫉，仕途坎坷，但始终不变其情、不改其志，而又能做到“进亦乐、退亦乐”。这种人格魅力不知倾倒了历代多少文人骚客。可以说，苏轼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

“才”，成就了无数英雄的功业，也铸就了许多名土的悲剧命运。苏轼有云：“人人生儿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虽是调侃之辞，却也在一个方面道出了他命遭坎坷的原因。唯其有才，他才能在词、文、诗、书、画、品石、文论以及参禅、政务等诸多领域都成就斐然，让时人、后辈难以望其项背唯其有才，他才有资格恃才傲物，才敢于不阿世俗，生出他那“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这在那时局动荡、党争激烈的年代，自然不免遭人嫉恨中伤。于是他被一贬再贬，最后一次竟被流放到当时人称“域外”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差点儿老死在那里。

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过节。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任性追逐、随缘放旷”是苏轼从年轻时代就追求的人生境界。诗人那率真欢乐的天性和活跃的生命力，既是他的悲剧命运在性格方面的原因，又正是他伟大人格的魅力所在，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不尽源泉和深厚的精神底蕴。他一生在众多的艺术领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他的散文珍品荟萃，不管是宏篇巨制还是杂文笔记，都充满灵性，含蕴隽永，极具品味。各种文萃中常选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喜雨亭记》、《凌虚亭记》、《放鹤亭记》、《超然台记》等，更是千古名篇，令人百读不厌。苏诗保存下来的有约四千首。他的诗取材广泛，表现手法丰富多彩。人物事件、风俗景观、喜怒哀乐、议论哲理无不入诗。顺手拈来的日常材料，经他匠心巧缀，无不轻灵深蕴、情调盎然。林语堂说苏轼的诗永远清新，这评价甚得苏诗真髓。

2)在词上.苏轼贡献更大。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一改词专事抒写个人悲欢离合的柔情和缠绵婉转的格调，拓展了词的表现题材，开创了豪迈雄奇、音调铿锵的豪放词风。《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开派作品。他在《与鲜于子俊三首》中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看来他自己对开宗立派是颇为自豪的。东坡豪放词的代表作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以豪阔的时空为背景，以故人轰轰烈烈的丰功伟业与自己壮志空怀的遭遇形成对照，抒发了深沉顿挫的不平之气。全词才气涌流，其豪放足为词林典范。

苏词中也有以婉约见长的。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是悼念亡妻王弗的作品，感情细腻真挚，境界深远悠长，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他的另一篇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思念弟弟苏辙时所作，词的境界虚实旷渺、清阔神奇，格调恬淡回旋，娓娓浸润，令人回味无穷：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倩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许多词论家都认为这是一首最好的中秋词。

3)在中国书画史上，苏轼也称得上是一代巨子。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在绘画上，苏轼以“墨竹”闻名。他与朋友米芾、李应磷、黄庭坚等经常在一起创作、切磋，在“文人画”形成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书画，不同于苦练求工的匠人，而是发自天赋才气，为书作画一如诗文，随兴所至，精神情趣自然地渲泄挥洒于毫端，从而形成了不拘形迹、极力写胸臆的风格。苏轼以其高绝的才华、旷逸的气度、高洁的人格和前无古人的建树，赢得了世人广泛的倾慕和景仰。在当时就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紧随其后，开一代文风之盛后代文人也无不从他那里吸取丰富的营养。毫不夸张地说，苏轼和他的创作，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4)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

令人感动之欧阳修的高风亮节

苏轼21岁时，就与父亲、弟弟一道，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任主考官的正是那篇流传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记》的作者、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的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令欧阳修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的不同寻常，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提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这个叫苏轼的人的。”欧阳修为苏轼的才气所震撼，他为大宋朝能出现苏轼这样的才子连呼“可喜、可喜”。在欣喜之余，欧阳修感慨地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今天的我们应该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叹，为苏轼能碰到欧阳修这样善于识才的伯乐感到庆幸，更要为欧阳修“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的高风亮节击节叫好。

令人感动之女性对苏轼的呵护

苏轼大才子，名气大，女人喜欢他的也多，但他并不好色，他为歌妓写过动人的诗句，但没有他与歌妓风流的记载，在他的生命里，有几位重要的女性，正是她们无私的爱与呵护才铸就了苏轼一生的辉煌。

有人把感情分为三种，一种是情人的、子女的、朋友的、年轻的第二种是丈夫的、妻子的、中年的第三种是父母的、爱人的`、知己的、永远的。没有那一种更美好，更可贵。因为三种都是人所需要的，然而第三种最傻，这是因为沉默的表达代价最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母爱无言，妻爱无私，知己知音奉献生命”。她们对苏轼的呵护、体贴、挚爱都属于“沉默”的表达。

1)母亲关爱，沉默奉献

首先是苏轼的母亲程氏夫人，她出生富贵人家，她是苏轼生命运行的起点，她亲自教苏轼读书，她说：读史明志，读书明理，教育孩子怎样做人，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母爱，沉默奉献。孩子后来中了进士，名动京师，她甚至还没有听到儿子这个消息就离开了人间。

2)妻子王弗参谋助手

苏轼的第一个夫人王弗，不仅知书达理，而且为人处事，胜过苏轼。成为苏轼出入仕途的高参，她对苏轼的关爱、指点、劝导，远远超过了一个妻子的职责范围。遗憾的是她随苏轼只有11年，过早的离世，才使苏轼写下了痛惜难当、倍思亡妻之情的千古绝唱：江城子

10年生死相伴，死后十年相思，王弗离世已经10年了，六年前他已娶了王弗的堂妹为妻，还写下这首被称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的杰作，有了新欢没有忘记旧情，“小轩窗，正梳妆”，何等的细腻，动情。倘若王弗地下有灵，她也会被丈夫的爱所感动。

3)第二位妻子王闰之贤妻良母

他的第二位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她是一位贤惠善良、纯朴的女性，她对堂姐留下的儿子如同己出，“爱出于天”，她虽然没有王弗的超凡智慧，却是在苏轼仕途道路上经历入狱遭贬、聚然升迁等大起大落的生活，她随东坡25年，是苏轼同患难、共命运、危急存亡、相儒以沫的贤妻良母和“糟糠之妻”，她以自己的真情融入了苏轼的生活。以致苏轼誓言，死后“唯有同穴”。

4)苏轼红颜知己王朝云，

第三位妻子是歌妓出生，原是他人赠与苏轼的侍女。入苏家时才12岁，她不仅绝顶美丽，而且心性纯良，沉静稳重、聪颖好学，“敏而好义”，她对苏轼崇拜、敬爱、忠贞，了解苏轼。一次，苏轼上朝回家，他指着自己的肚皮问身边的仕儿，你们说我这里装的是什么，一个仕儿说：“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个仕儿说：“满肚子都是识见”。苏轼仍不以为然，朝云却说：“学士一肚皮不合适宜”，苏轼捧腹大笑：“知我者朝云也”。朝云与苏轼处处心灵相通、知己知音。在苏轼遭贬蕙州，“树倒狐孙散”之时，只有朝云坚决跟随，他们相依相伴，穿越原始森林，他们之间有一种超越时空，超越肉体之外的情感，她深深的融入了苏轼的生命之中，是苏轼的知音，属于最“傻”的一种，她为之献出了34岁的生命。苏轼为朝云创作的作品达九篇之多，记述他对朝云深深的爱。

5)在苏轼的生命和仕宦生涯中，有两位特殊的女性，那就是曹太后和高太后。

司马光病逝后，苏轼成为朝中独占鳌头的人物。元祐旧臣认为苏轼恃才傲物，行为旷放，不适合在重要的政治职位上，奏章弹劾苏轼。苏轼只好离朝，以龙图阁学士职衔出任杭州太守。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押解京师。史书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好在京城替苏轼说话的人很多，苏轼这才获赦出狱，发配黄州。苏轼被政敌所害，囚禁在乌台时，他们想把苏轼置于死地而后快。可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皇后)一直惦记着苏轼，她病重后，皇上去看望她，太皇太后却问皇上：“苏轼怎么样啊?”，“还好”，皇上没想到，太皇太后生命垂危之时还想到苏轼，太皇太后又说：“以苏轼的诗攻击他，是小人所为。”皇帝哭着对太皇太后说：“我要大赦天下，以延长太皇太后的生命。”太皇太后却说：“凶恶之人何需赦免，只要放一个苏轼就够了。

这是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说出的心里话，可见他对苏轼是何等的挂念与关爱呵。皇上视之为遗言，苏轼才保住了性命。皇帝要找个台阶下，就说苏轼并无恶意，放了他吧。

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赵煦登基。小皇帝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英宗皇后)摄政。高太后是反对变法的。她对苏轼的才华颇为赏识，于是重召苏东坡回京。委以苏轼重任，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有内相之称，在政治漩涡中浮沉起落的苏轼这一次迎来了他仕途最光明灿烂的一幕。

太后驾崩后，苏轼的日子开始难过了，似乎注定了他在新的政治旋窝中会被绞杀得死去活来。。。。。。

从这点来看，苏轼的成就和辉煌从某些方面来讲也得力于这些令人感动的女性身上。

令人厌恶/不忍卒读之章淳的报复

神宗死后，北宋朝廷最大的问题就是，士大夫们竟一直把朝廷当作互相打击报复的场所，国家安得不亡?!

绍圣元年(1094年)曾被苏辙弹劾过的章淳拜相，开始了对元佑大臣的疯狂报复。

新党在哲宗的支持下，旧党的人被连续贬官，基本都去了岭南，苏轼更远，到了海南。活人被贬，死人也没放过。司马光，吕公著的谥号被取消，墓碑也被推倒，就差被鞭尸了。旧党的骨干，吕大防，范祖禹，刘擎，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都被贬死。甚至章惇还想把《资治通鉴》作为秽书销毁，幸好有神宗的作序，我们今天才能继续看到这部史学巨著。旧党甚至怂恿哲宗废掉高太皇太后。

元佑年间，苏轼曾被指为王安石第二，在绍圣时却被做为元佑党人拿来做为开刀的第一人，一月三贬，一气被贬到岭南惠州，并下旨表明“永不叙用”。

苏轼在惠州受到太守的礼遇，没吃什么苦头，他原本是个志趣高逸之士，淡于名利，见北归无望，索性决定自己盖房“作惠州人矣”。其间他写诗填词，作画为文，流连山水，忘情民俗，仍不改其通达乐观性情。如果说范仲淹的为人是“进亦忧、退亦忧”，那么苏拭可谓是“进亦乐，退亦乐”了。

绍圣四年， 章淳见了苏轼在惠州时的快乐感怀的诗文，心中很不舒服，又丧心病狂的把苏轼贬往海南儋州。一纸贬书飞来，苏轼真正是到了天涯海角。此时苏轼已是62岁的老人了。

那时海南尚属蛮荒之地。而章淳下了作恶到底的决心，要把所有可能翻案的政敌赶尽杀绝。他派董必去视察受贬者的生活情况。苏轼被赶出县衙官舍，到山上结庐而居。他自己描述这段生活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海南度过的近四年中，虽说他在生活条件上极度困苦，但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他写下一百多首和陶诗，给《易》、《论语》、《尚书》等作了注，撰写了《东坡志林》等。

元符三年(1100年)，酒色过度的24岁皇帝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神宗太后权同听政。她反对新法，罢别章淳，所有元佑大臣一律赦罪。许多流放边地的大臣接诏内迁，苏轼也在其列。在天涯海角度过四年艰难时光、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根本没有想到此生竟还能活着回去。回首多年的经历，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绝处逢生，并在北归途中授为朝奏郎，诏准择地而居。元符四年六月，他在去常州途中染病，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终年六十六岁。据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苏轼去世的消息传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jie)出涕”。

一代英才就此陨落!

这就是如儿戏般的北宋政治!

【附】苏轼悼念三位妻子的诗词

《蝶恋花》 (悼念王润之)：

泛泛东风初破五。 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 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 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 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怀念朝云的诗词：

《殢人娇》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注释:

①瘴雾：南方山林中的湿热之气。②倒挂绿毛：似鹦鹉而小的珍禽。③幺风：鸟名，即桐花凤。④涴：沾污。⑤“不与”句：苏轼自注：“诗人王昌龄，梦中作梅花诗。”

《南歌子》

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 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

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 莫翻红袖过窗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

《浣溪沙》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 小符斜挂绿云鬟， 佳人相见一千年。

七律悼念朝云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此心安处是吾乡。

      有一天，苏轼的一个朋友王巩从广东岭南回来。苏轼为他接风洗尘，大摆筵席。席间，问朋友的歌妓宇文柔奴：“岭南的风土，应该不好吧。过惯了京城的锦衣玉食，你习惯吗？”柔奴轻柔且坦然说道：“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

      同是天涯沦落人。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湖北黄州。朋友王巩受牵连，被贬更偏远荒凉的岭南，柔奴也随之前往，历尽人世艰辛。此时，再次团聚，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欢声笑语间道出了苦难者的处世哲学：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的苦难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的贬谪之路渐行渐远，“黄州惠州儋州”，远至荒芜之死地海南岛。命运无法逃避，唯有以心态扭转乾坤。苏轼用一生演绎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豁达。

        如果没有意外，苏轼应该早已走上人生巅峰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走出四川，一鸣惊人。科举考试被考官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弟子所作，为了避嫌，改成了第二。欧阳修盛赞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一时，名动京城。

      又参加更严格的制科考试，高中第三等，他弟弟苏辙第四。第一第二虚设。有宋以来，苏轼乃百年第一。仁宗极度欣赏：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在重视文人的年代，苏轼的未来一定一马平川，扶摇直上。

      既生瑜何生亮。苏轼在世，来了个王安石。王安石前半生都在拒绝朝廷任命，就是等待一个机会，改革，势在必行。

      所以，决意改革的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拍即合，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小16岁的苏轼凭借政治的敏锐，认为改革操之过急。朝中立刻分为旧党和新党。作为新党领袖，王安石自然把反对新法的苏轼放在旧党一列，坚决打击。

      政治上一旦站错了队，仕途将如履薄冰，异常凶险。反对新法的人，一个个被排挤出京。包括欧阳修，司马光。

      苏轼尽管为避新党锋芒，自请外放，在地方上，造福老百姓。但心直口快的苏轼，在地方上看到新法的不尽人意，怎么可能隐忍不发呢？

        然而，苏轼终究没躲过政治迫害。新党惧怕苏轼的巨大影响，费尽心思要致他于死地。从他的一篇篇诗文中，寻找证据，网织罪名——藐视君主，诽谤新法，甚至意图谋反。在变法派的裹挟下，此时正亲自主持变法的宋神宗勃然大怒，将苏轼打入冰冷的大牢。这就是乌台诗案。

      苏轼确实写了几首评论新法的诗。但仅以言获罪，似乎又罪不至死。可见党派斗争多么残酷。文人苏轼经受过严刑拷打，被关押100多天，已经万念俱灰，等待死亡的宣判。一代天才即将陨落。

        此案牵连者很多，包括司马光、王巩、驸马王诜等39名与有书信来往的人。牵连者大多是保守党派。可见，神宗想要借苏轼的影响力，打压旧党，消除变法路上的障碍。杀鸡儆猴，或许苏轼要成为变法的牺牲品了。 

      此时，名人效应发生了作用。舆论倒向了苏轼。朝中有一些大臣向皇帝求情，苏轼的弟弟苏辙，也上书给宋神宗：愿意削职为民，换取哥哥苏轼的生命。

        苏轼的最大粉丝曹太后病重，神宗想大赦天下。曹太后说，苏轼是仁宗留给后代的宰相之才。怎么能因几篇诗文，杀害宰相之才？不用大赦天下，只需放了苏轼就够了。

        连政敌王安石，也上书给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变法屡屡受阻，两度罢相，都源于旧党保守派的阻挠反对。王安石能站出来声援反对派苏轼，除了凸显王安石的宽广胸襟，正人君子，更是王安石对苏轼的惺惺相惜，惜才爱才。

      其实神宗也舍不得杀掉这个才子。尽管神宗也相信苏轼的清白，但正好借苏轼一案打击旧党。因此，最终宣判苏轼以罪臣之身流放至黄州，任团练副使，无实权，无俸禄，不能随意离开，受当地官吏监视。

      经历生死劫难的苏轼，此时如惊弓之鸟。曾经敢犯颜直谏的人，现在噤若寒蝉。从一京城高官堕为偏远地方的囚犯，大起大落，人生如梦，是沉沦堕落还是收拾行装，重新来过？

      黄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见证了苏轼的消沉，也见证了他的蜕变。有朋友的资助，有邻居农人的帮忙，家人的陪同，他找到了一心安之处——东坡。东坡上，一个男子，戴着斗笠，立着锄头，在落日余晖下，驻足在庄稼地边，看云卷云舒，漫天晚霞。他自称为东坡居士。这一方小天地，让他从神降落人间，化为凡人。“最是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苏轼嗅到了大地朴实的味道，听到了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仿佛故乡传来的阵阵笛声。

        从此，黄州成为苏轼心中的故乡。

        随遇而安，随心所欲，率性而为。

        展现吃货天性，自己做厨子，到处寻找美食，制作美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还写了一篇《猪肉颂》，教大家做东坡肉。

      和朋友佛印江上泛舟。苏轼来一句：狗啃河上骨（河上意为和尚）。佛印扇子丢进水里：水流东坡诗（诗可意为尸）。哈哈，如此朋友，如此斗趣，何不乐哉。

        路遇大雨，直接躺平，也不避雨，自我安慰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夜里喝醉了酒，轻拍房门，无人开门，来到河边，调侃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与友结伴游赤壁，面对友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伤，他反而安慰道：“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变，月亮阴晴圆缺，时刻在变；不变，月亮自古以来始终高高挂在天上。现在的我们呢，每分每秒都在变化。但我们，一直是我们，我们一直没变。我们与万物都是永恒的。

      苏轼对待生命已然有了更高的审视。超脱自然，超脱苦难，超脱人生悲欢，他还是那个苏轼。不管曾经多么春风得意，不管如今多么失意黯然。“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诚然，苏轼，在黄州换了一种境界。怀才不遇，功业未就。面对低谷，佛不渡我，我自渡。于是，干农活，唠家常，开玩笑，游山水。及时调整心态，看淡荣辱，享受当下。

      命运不薄，人生似乎又有了点转机。

      新帝登机，旧党上位。苏轼和之前提到的王巩等受害者又回到了朝廷。苏轼火箭升迁，离宰相就差一步了。

      可是看到旧党报复新党，全部推翻新法时，他又反对了。新法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不可全废啊。我们终于明白，苏轼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他是独立的，是赤诚的，是真正为国为民的，他始终站在真理一边。旧党傻眼了，你不是我们这边的吗？我们请回来了一个眼中钉。旧党开始不断排挤苏轼，苏轼不停外放地方。

      不久，旧党失势，新党又上位。苏轼仍然被当做旧党一派。苏轼里外不是人。“树欲静而风不止”，苏轼的正直和忠诚，在愈来愈疯狂的党派斗争中显得那么可笑和脆弱。苏轼余下的人生难以平静地安放。

      这次政敌下了杀心，疯狂报复敌党。宋朝不杀士大夫，党派斗争，都不会残杀政敌。所以最坏的贬谪，是贬到最偏远的地方。要么万里迢迢，路上病死累死；要么到达后，环境的恶劣，没吃的没住的，让你绝望死。

        谁知苏轼在惠州还安放得不错。他在这里盖了房子，叫来了儿孙，居然打算长住下去。

      生活惬意，“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是看来要把惠州当故乡了。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每天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吃吃荔枝，睡个懒觉，这真是神仙日子啊。

      被当时的宰相也就是苏轼的老朋友章惇听说了，心里非常不高兴。哎呦，苏轼居然还这样安逸，还能“春睡美”，他恶狠狠地说：“苏子瞻尚尔快活。”再贬儋州。

      这是宋朝所谓的死地了。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有宋以来，苏轼是唯一一个被贬海南的高官。

        年近花甲被贬海外，苏轼知道，这一去，可能就要死在海南了。

        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

      “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一向乐天的苏轼，来到岛上，不仅没有被恶劣的环境吓倒，反而又又叒变身吃货，发现了生蚝的美味，还告诫儿子，别声张，小心其他人也流放到这，和我抢生蚝吃。

        政敌要是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要被气死呢？

        60岁的苏轼在岛上，再次感到了生活的美好，他打算终老于此了。 “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认为自己本应该是儋州人，只是寄居在四川 。哎呀呀，苏轼到哪，哪都是他家。这心可真大啊。

      他决定建设这个故乡。帮助当地人挖井，治病；开学堂，教化百姓。很多内地的人都慕名前来海南岛。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都是他的得意弟子。

        后来在遇赦归途，他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被贬死地，虽然九死一生我也不悔恨，因为这次远游是我平生最奇绝的经历。

      尼采说过：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

      苦难给苏轼不是刻骨铭心的痛苦，而是奇幻的一生。

        荆棘开出一朵花，梅花零落成泥依然香。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完美地做到居无定所，漂泊羁旅，却四海为家，随遇而安。

      愿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苏轼，心安即归处。

不过，虽说2020年的出国计划要被暂停，买买买可没停下过，都知道 旅游 业复苏不容易，要跟往年一样有大量境外人流是不可能的，于是，免税店也都纷纷开启自救：免税品可以直接寄到家门而无需出入境机票，不少朋友打趣，20年买的免税品，比过去几年加起来都多，难怪免税行业生意好。

消费者买到平均打下7-8折的免税品，着实省了一笔，不过，若是买到免税店背后的这只股票，赚得可就更多了，2020年来，中国中免这只股票最高的涨幅一度接近4倍左右。

中国一直拥有着全球最多愿意为奢侈品买单的消费者，这一点看着过去一年不管奢侈品如何提价，门店门口依然屹立不倒的排队人群便可知，这些消费者也是全球最主要的免税品消费群体。

只是，过去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大多外流，他们更多会选择出国购物、海淘邮寄等方式，但因为疫情引发国际航班大量停飞，不管有钱没钱，所有消费群体都只能留在国内消费，进一步刺激了免税行业。

上一年7月，国家公布了海南免税新政，包括提高消费者的免税购物额度、减少了免税品购买数量的限制等等，总的来说，就是欢迎大家到海南购物。

政策之下，海南的离岛免税业务出现了大幅增长，去年下半年海南免税店销售额同比暴增2倍多，全年下来销售总额327.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而海南免税背后，正是中国中免。

说起来，中国中免也不是一开始就做“免税生意”的。中国中免前身是中国国旅，听名字就知道是一家 旅游 公司。但从前出国 旅游 不方便，组团等 旅游 业务还能赚到钱，现在网络发达，出国也方便，加上还有携程等OTA的夹攻， 旅游 业的毛利率仅为10%左右。

与之相反，免税业务更能赚钱，从2017年开始，中国国旅的免税业务营收首次超过 旅游 业务，其毛利率也达到了50%，于是，中国国旅干脆认真钻营免税业务，并在去年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免”。

目前，国内共有10家公司持有免税牌照，分别是中免、日上、中免、珠免、深免、中出服、中侨、王府井、海旅投和海南发展。

其中，中国中免分别在18年和20年收购了日上和海免，等于牢牢把三张免税牌握在手上，也算是国内免税店的“霸主”。

那业绩如何？疫情之前，中国中免已是继Dufry集团、乐天免税和新罗免税后的第四大免税运营商。而在疫情之后，由于中国在疫情中恢复最快，也让中国中免一跃成为去年营收最高的免税运营商。

自从公司专注发展免税业务之后，中国中免在17、18年的营收开始逐步增加，2017年和2018年公司分别实现营收282.8亿元和470.0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了和26%和66.21% 。

2019年开始，中国中免将国旅总社全部股权转让给中国 旅游 集团，自己得以专心经营免税业务，从这一年开始，免税业务的营收占到了公司总营收的95%以上。

尽管从2019年开始，营收增速开始放缓，但其当年净利润却实现了37.6%的增长，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免税行业的路子是选对了。

03 中国中免，能继续火下去吗？

大多人注意到中国中免，自然是因为其今年节节攀升的股价，但事实上今年受益于免税概念的股票也不止中国中免，还有同时取得免税牌照的王府井和通过收购珠免获得免税牌照的格力地产。

但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因为免税牌照涨了一波之后，现在也逐渐回归正常了，但中国中免却是还有继续走涨的态势。

但事实上，中国中免去年的业绩还是受疫情影响而下调不少，截止2020年Q3 ，中国中免的营收同比微降2.81%，但利润却下滑了37.22%，由此可见，业绩都是折扣在撑，当然，海南免税的火热也帮了中国中免一把，否则业绩会更难看。

但就是这么一只股票，其逻辑跟业绩虽然可以支撑其一时“火热”，却难以支撑其一直上涨，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此股不宜追高。

放远了未来来看，虽然中国中免旗下的日上跟海南都有较深的根基和认知，新进入的免税牌照一时半会可能动摇不了它的地位，但架不住进入的人多呀。

2020年后，国家明显放开了政策，加大了对免税店行业的扶持力度，以后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只会越来越多，就现在看，申请免税牌照的上市公司多到10家以上。

免税品还是那些，总不能一直打折出售，怎么卖才能卖出好业绩，这还真的很考验未来中国中免的经营能力了！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公元1100年，遇赦的苏东坡即将离岛北归，感慨万千的他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表达了他对这个流放之地的无限留恋和对友人的难舍之情，他甚至发自肺腑地将海南儋州称作自己的故乡。

而这一年，是苏东坡被贬海南的第三年。

同年，苏东坡离开人世，并在临终前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绝笔。

苏东坡一千年来一直为人熟知，他的事迹和诗词也为人熟知，而我却发现很多文章都没有写他在惠州和海南期间的生活。

海南，这座崛起的热带岛屿，每年迎接着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来此度假、旅游，秀美的自然风光慰藉来者，湛蓝的海水淘洗疲惫的心灵。在世人眼中，这俨然是一处度假天堂。

而穿越千年到公元1097年的大宋，海南还是一块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光是天涯海角的流离就足以让人感到惶恐。被贬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是生还是死，不得而知。

这时的苏东坡谪居惠州，晚年生活没有像以前常住黄州时，“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风采与放浪；也没有了游历黄州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与激昂……

在惠州，更多的是“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嗟叹与迷惘。但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乐观与豁达。苦中作乐的苏东坡以为可以在惠州安居晚年，但当朝的政敌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

一天，苏东坡诗兴大发，写了一首《纵笔》小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写的是白发老头在春风吹拂的午后躺在藤椅上酣睡，一边听着房后寺院和尚的敲钟声。

结果，此诗一出，朝野振动，苏东坡的政敌宰相章惇知道后，觉得苏东坡被贬惠州还过得这么舒服、快活，大发肝火，随即上奏宋哲宗，说苏东坡作诗讽刺朝政，请求再贬海南。于是贬谪令再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

不得已，苏东坡又要从惠州启程前往儋州。到梧州时，苏东坡通过当地百姓的口头描述，闻知被贬雷州半岛的弟弟苏辙经过这里，便写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派人追上。兄弟俩在藤州见面后，相伴同行到雷州半岛。当时，雷州太守热情接待苏东坡兄弟俩，两人停留了几天，只是没想到这竟然是兄弟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渡海即是生离死别，苏东坡在惠州时就决定不让家人陪同，最终只有小儿子苏过陪伴他到海南。

离别之际，对于海南，苏东坡是心灰意冷的，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

这一年六月十一日，苏东坡和苏过及几个士兵上了船，虽然航程很短，天气也晴朗，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边，大海苍茫一片，这对于现在进岛的游客来说，也许会兴奋地拍下海上的美景，但是，此刻的苏东坡却是“眩怀丧魄”，没有一点喜悦之情。

有人说“东坡不幸海南幸”。千年前，正是这块世人眼中的热带度假天堂迎来了抱着渡海后生死未卜心情的苏东坡。从此，海南拥抱了苏东坡，海南的文化进程一扫阴霾，接纳了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光芒。

这也许就是命运，伟大的文豪、诗人苏东坡注定要与海南结下一段不解之缘。

苏东坡作为一个贬官被流放海南，头上挂着琼州别驾的头衔，实际上没有什么实权。不仅如此，当时政敌还给苏东坡下了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

然而，他刚一抵达儋州，便得到当地民众与昌化军使张中的热烈欢迎与款待。张中冒着生命和罢官的危险，将苏东坡与苏过接到官舍居住，并且每日好菜好酒招待。张中、苏过两人终日下棋，苏东坡在旁观战。有时，张中还向苏东坡请教公事，这给苏东坡痛苦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所谓的官舍，在《苏东坡传》中所记，其实也不过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夜里苏东坡得把床东移西移。张中曾用公款修缮一番。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那时的海南岛，夏天潮湿、气闷，冬天雾气中，秋天多雨，一切东西无不在发霉。苏东坡有一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样居住环境已经够艰苦了，但政敌还不肯放过苏东坡。

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时，闻知张中给苏东坡官舍住，还热情款待他，便立即遣派使者渡海，罢免了张中的官职，又将苏东坡父子驱逐出官舍。被驱逐出官舍后，苏东坡“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陷入了困境。

苏东坡在海南的多数日子是难捱的，他自己说贬谪海南时为了供给衣食，卖光了酒器，只留下一个制工精美的荷叶杯自娱自乐。

其实，苏东坡在当时的名气如雷贯耳，被贬海南，百姓也知道这位大学士，他只要卖出一幅书画作品就能把日子过好点，而不至于卖光了酒器。但是，当时海南还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教育很落后，百姓的文化水平不高，就算苏东坡卖书画，也没人懂得欣赏掏钱购买。

儋州百姓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五谷、布、盐、咸菜等都是从大陆运进来的，甚至大米都是从大陆输入的。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做饭食。冬天，运米的船不到海南时，苏东坡也得靠芋头、白水维持生活。

苏东坡不仅是大学士、大文豪，不仅是多才多艺的人，还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初到儋州之时，苏东坡的感觉是到了一个非人所居之地。晚年再度贬谪的打击以及海南自然人文所给予的巨大反差，使苏东坡的心情非常低落，无边的孤独和落寞包抄而来。但是，如果让这种低落和痛苦永远延续下去，那他也就不是苏东坡了，他很快做出了调整。

苏东坡与大隐士陶渊明唱和，与海峡对岸的弟弟苏辙互通书信，经常在寺庙、道观和村径市街上转悠，和当地人交往，他的心灵渐渐平静下来，慢慢地融入了当地的环境，走出了心灵的低谷。虽然在儋州有时还是无法摆脱生活艰辛的困扰，心情也有过波荡，但他大体上是在超脱而愉快的精神状态下度过的。

苏东坡曾说过，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他和当地的读书人、村妇匹夫在一起，没有高低之分。与他们闲谈时，他常常席地而坐，听他们讲话。

他还经常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到处闲逛。槟榔树下，苏东坡与庄稼汉畅谈起来，震于苏大学士的博学，他们只能说“我不知道说什么”。苏东坡便说：那就谈鬼好了，告诉我几个鬼故事吧！那些人不知道什么有趣的鬼故事，苏东坡便说：没关系，随便说你听到的就行。

有一次苏东坡郊外闲游，遇到一位背着大瓢在田间行走的老妇人，苏东坡问：世事如何？老妇答：世事如一场春梦耳。苏东坡以为她没有听清，又重复了一句：世事如何？老妇人再答：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苏东坡听后十分佩服老妇人，觉得自己比不上她。

还有一次，苏东坡看见一位黎族青年妇女口嚼槟榔，手提竹篮正给田间耕作的丈夫送饭，便开口吟道：

头发蓬松口乌乌，天天送饭予田夫。

黎家妇女一见苏东坡吟诗，马上开口接道：

是非皆因多开口，记得君王贬你乎。

苏东坡再次为海南妇人所折服。

苏东坡在海南的物质生活很差，但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余秋雨在《天涯故事》中写道：苏东坡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到他那儿美滋滋地饱餐一顿。他有好几位姓黎的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

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便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便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家去。

春天来了，景象更美，已经长久不填词的苏东坡忍不住又哼出来一阕《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无限风光来海上。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救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这种压抑不住的喜悦的节奏，谁能想得到竟是出自一位年迈贬官的心头呢？

公元1100年，朝政更替，元祐老臣获赦，六月二十日，苏东坡也遇赦北归。

当他和儿子苏过离开儋州时，当地许多老百姓担着酒水与干粮，一路为他们送行。直到在澄迈老城的港口，苏东坡和苏过登船漂浮而去，在大海里消失了影子，老百姓们才转身含泪归去。

作别时，苏东坡在澄迈留下了他在海南的最后一首诗歌《六月二十日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抒发了遇赦北归的喜悦和离开海南的不舍之情。

苏东坡一生耿直，愈老愈艰，晚年被贬海南，原以为要老死海外，不料却遇上爱戴他的海南人民，不怪他临终前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孤悬海外的儋州与黄州、惠州相提并论，由衷地道出他的感激之情。

苏东坡把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贬谪地当成自己的功业，其实里面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是带着一种自嘲的口吻说的。

苏东坡对海南文化的影响巨大，开了海南文化教育的先河。苏东坡还没来海南之前，海南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海南后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此后，海南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据统计，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

这不能不归咎于苏东坡对海南教育的巨大贡献。在海南的历史记载中，海南人民一直铭记着苏东坡对海南教育的贡献。《琼台纪事录》记载：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海南人高度评价苏东坡，可见当时苏东坡贬谪后对当地文教的影响与贡献是真实客观的。

在海南儋州的三年，是苏东坡在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

这一时期，他在苏过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汇集成了《东坡志林》。他还完成了对《尚书》的作注。据统计，苏东坡在海南诗作130多首，这其中包括他的和陶诗15首。

由此可见，岭外的蛮荒之气并未使苏东坡的才气性灵打折扣，相反，一次次的磨难是对诗作最好的锤炼，最后幻化为文字的绚烂。

所谓自信和豁达，与其说是一种天性，不如说是一种选择。

01

大唐贞元九年（793年），刘禹锡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

那一年，他21岁。

中举的士子们到大慈恩寺题诗留名，站在刘禹锡前面的青年，身形瘦削，他在题诗后留下自己的名字：柳宗元。

刘禹锡上前打招呼：“我乃中山靖王之后……”

没错，这就是刘禹锡的开场白，跟几百年前的刘备是一样的。

刘禹锡和柳宗元成了好朋友。

264年后，大宋嘉佑二年（1057年），北宋科举考试，主考官欧阳修拿起一份试卷交给阅卷官员传阅，众人纷纷称赞：这是妥妥的状元之才。

欧阳修捻须思索， 自己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如果这文章是他所写，我作为主考官，给他定为第一……

为了避嫌，欧阳修大笔一挥，评了第二名。

结果，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四川来的瓜娃子苏轼。

那一年，他20岁。

苏轼在文中写到：“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和副考官梅尧臣感叹其中文采，却不知道这几句话出自何处。

等到苏轼前来谒谢，欧、梅二人就提出疑问，结果苏轼回答：“何必知道出处！”（潜台词是：是我临时编的）。

欧阳修对苏轼的豪迈极为欣赏，他预言说：“此子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当时看来，无论是刘禹锡，还是苏轼，他们都应该前程远大。

但是，在命运给予的礼物背后，都暗中标好了价格，那些闪耀着光彩的人物，必然要经历艰辛磨难。

所以《大学》里说：

诗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02

大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登基，史称唐顺宗。

顺宗皇帝身残志坚，虽然卧床，但仍然重用自己的老师王叔文、王伾，他们连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发起一场革新。

这场革新像极了千百年后的“戊戌变法”，前后只进行了140多天。

在推行变法时，因为触动藩镇、宦官集团利益，顺宗皇帝被逼禅位给太子李纯，推行革新的官员全部被贬谪。

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这件事，史称“永贞革新”，也叫“二王八司马”事件。

大宋熙宁四年（1071年），经历过丧母、丧父之痛的苏轼上书谈论王安石变法的弊病，这让王安石有些恼怒，于是苏轼请求离京任职，任杭州通判。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到任之后，苏轼给宋神宗上谢奏表，生性耿直的他就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很明显，这话里话外，有那么一点不满和牢骚，此时变法的领头人已经由王安石变成了宋神宗本人，所以苏轼这句话就成了“嘲讽时政”，加上他之前写过的一些诗，很快，苏轼就被逮到了御史台。

御史台里种满了柏树，上面经常栖息着乌鸦，所以御史台又叫“乌台”。

而苏轼这一次因言获罪，就称“乌台诗案”。

最终，在朝中大臣，甚至太皇太后出面劝阻下，苏轼被贬到黄州。

03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妻子去世，朝中旧朋无人联系，心绪低落的他就写下《江雪》这样的悲曲：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凄冷之意，迫面而来。

相较于柳宗元的悲观，刘禹锡就豁达了很多，即使到了悲秋的季节，他还能写下不一样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首诗短短28字，却一扫文人“伤春悲秋”的习性，足足振奋世人1200多年。

刘禹锡将这首诗寄给柳宗元，安慰柳宗元：朋友们，开心一点，人间不值得。

或许正是在刘禹锡的鼓励下，柳宗元放下悲愁，开始寄情山水，于是他写下了流传后世的“永州八记”。

与刘禹锡的豁达从容相似，苏轼到了黄州，因为被贬谪，职位“有名无实”，他甚至没有俸禄。

黄州太守很崇拜苏轼，于是将黄州东郊的一片荒地划给他，用以耕种自给。

从此，苏轼就有了另一个名字：东坡。

在黄州第二年，朋友们来东郊看望苏轼，大家认为东郊土地瘦瘠，不如去沙湖那边，土壤肥沃，众人一起往沙湖去，结果在路上下起了雨，冒雨前行的苏轼就写下了《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何等的豁达与从容。

苏轼一生，被贬谪的时候多，但无论何种境况，他总能乐天安命。

有人说他的豁达是一种天性，但这种豁达，何尝不是一种选择呢。

反正人生之中，总会遭遇风风雨雨，凄惨落魄是一生，豁达从容也是一生，怎么过，都是一种选择。

04

大唐元和九年（815年），被贬谪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终于收到朝廷的诏书：回京。

回到了长安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非常开心，两人结伴去游玄都观，观中桃花盛开，刘禹锡一高兴，就写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样的诗，多少有些“膨胀”，所谓“刘郎去后栽”，分明是在影射什么，有的人读了诗，很不开心，于是上奏，接着刘禹锡以及和他一起观花的“诸君子”就收到了新的安排：

刘禹锡被贬播州，柳宗元被贬柳州。

当时播州路远，柳宗元担心刘禹锡随身侍候的80岁老母亲难以忍受颠簸，于是提出要和刘禹锡更换被贬地。

后来，在其他好友的帮助下，刘禹锡被贬地改到了连州。

这件事，被韩愈写在了柳宗元的墓志铭上，这就是柳宗元“以柳易播”的往事。

刘禹锡和柳宗元一起南下，在衡阳分别时，柳宗元写下一首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希望年老时，咱们能住在一起，做一对“邻居翁”。

遗憾的是，越是美好的愿望越是不会实现，这就是人生。

衡阳一别之后，下一次相见，还在衡阳，只是刘禹锡母亲去世，他扶灵至衡阳，同时收到了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

柳宗元将自己的文稿以及子女，全部托付给刘禹锡。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大宋时的苏轼，也在遭遇着坎坷，来到黄州第三年，他的乳母去世，正在悲戚之时，却发现窗外有乌鸦衔着纸钱。

原来已经是清明，内心悲痛的苏轼以泪和墨，写下了书法史上有名的《寒食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

后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上台，大家想起漂流在外的苏轼，于是召他回京，结果在议论朝政时，苏轼又表示：王公变法，其实也没有那么坏。

这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这样的做法， 苏轼既让变法派排挤，又不被保守派接受。

继续流放吧。

你看，豁达的人也会遭遇痛苦折磨，但或许也是因为这些痛苦，才让他们更加坚定选择了继续豁达。

05

大唐长庆四年（824年），时年52岁的刘禹锡赴任和州，对于他这种被贬官员，在地方官员眼里，从来都是“落毛凤凰不如鸡”。

于是，到了任地，原本应该给予的三厢套房的配置就变成了一间僻静的小屋。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刘禹锡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在困难的环境下，依旧不忘自己乐观的心，这样的事，也就刘禹锡能做到了。

同样，大宋时的苏轼被贬谪到岭南惠州，彼时的岭南，多烟瘴毒气，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苏轼还乐呵呵写下了：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诗传回朝中，当朝大臣一看，都这样了，还活得这么滋润，再贬吧。

这一次，时年62岁的苏轼被贬海南儋州。

据说，在宋朝，流放海南是比满门抄斩低一等的惩罚。

但到了海南，苏轼还是乐天安命，他在本地建立学堂，亲自教学生，在他的教育下，海南出了第一个进士。

06

大唐宝历二年（826年），已经54岁的刘禹锡接到诏令，赶回洛阳。

归途中，经过扬州，在这里，从苏州赶回洛阳的白居易设宴等待着刘禹锡。

诗豪与诗魔在扬州相见。

同样是经历浮沉的两人无尽感慨，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23年的外放生活何等艰辛啊，太不容易了。

结果刘禹锡回赠一首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再回首，不过是一生浮沉，也没啥可说，暂凭杯酒长精神。

4年后，刘禹锡回到长安，他一个人又去了玄都观，这一次，身边再没有柳宗元陪伴，他又写了一首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岁月荣枯，我老刘又回来了。

大宋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在北归途中，经过常州，苏轼去世，享年65岁。

在去世前一个月，苏轼曾写过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一生有哪些功业？无非都在被贬谪途中。

可是，因为他的豪放，那些被贬谪的往事，也成了最美丽的回忆。摘 要 在李白的一生中，“侠”字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唐代是侠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原文化在吸收了胡文化的精髓后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在刚健之气与尚武观念的影响下，侠士的数量激增，游侠之风甚至成为唐代社会普遍的风气。文人士大夫也热情讴歌侠客精神，塑造英俊威武的侠士形象。与一般文人不同的是，李白任侠精神的内核并非单纯描绘客观的侠士形象，进而追求理想的人生状态；而是以自我内蕴的人格作为基点，将任侠精神上升为用世态度，最终寻求一条特殊的入仕之路。

关键词 李白；任侠精神；用世态度

隋唐时期，中原文化与胡文化相结合，刚健尚武的思想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侠文化大盛于世，咏侠诗歌的创作逐渐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唐代咏侠诗题材广泛，气魄不凡，且深受文人热爱。卢照邻、王维、李白、杜甫等诗人都曾创作过咏侠主题的作品。在这其中，尤以李白诗歌中所展现的任侠精神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盛唐之社会风气。李白的任侠精神之内核有三点特殊之处：其一，任侠是李白自我内蕴人格的真实写照；其二，李白将任侠精神上升为用世之态度；其三，李白的任侠具备极强的家国情怀。这三个方面相互交融影响，使任侠成为李白人生哲学的一部分，也使李白成为侠客精神的践行者。

一、李白的自我人格——现实中的“侠”

李白有着“诗仙”之称，其作品往往带有飘逸灵动的仙气，杜甫称李白为“谪仙人”，正体现出李白性格中的豪放洒脱，不拘尘俗。这种性格的根源在于李白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侠气。与一般文人士大夫不同的是，李白是一个真正的侠客[1]。唐代诗人刘全白为李白作《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在其中说到：“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这表明，自少年时代开始，李白的任侠之气就成了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李白的成长过程中，勤学苦读、增长文化知识从来不是他唯一重视的事情，在“观百家”之外，是李白高深的武学造诣与丰富的实战经验。深受陇西文化影响的李白成了“文武不殊途”的全才。

在李白所有的诗歌作品中，“剑”作为意象出现了107次，分布在106首作品中，约占李白诗歌总数的10%。李白如此热衷于“剑”意象的使用，在实际历史中，他的剑术也颇为出名。“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2]按李白的说法，他在十五岁时就已经开始学习击剑之术，这正是他能够作为一名侠士的立身之本。他在诗中写道：“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结客少年场行》)白猿公是先秦时代一位剑术大师，后人多以“白猿公”泛指善剑法之人，而李白自信自己的剑术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剑术大师，虽不免有一些夸饰之意，但这也从侧面看出，李白对于击剑之道确实有一定的造诣，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这使得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有了自我内蕴的人格基础，而不是仅靠虚幻想象来描摹。李白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位侠者，他的侠士形象多来自于自我内蕴人格的高度升华，如“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白马篇》)。李白诗中的少年侠客形象，其原型来源于李白自身，其任侠精神不需要借助外部客观形象得以表达。故李白的咏侠诗更显磊落雄豪之气、快意恩仇之感。“侠”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审美范畴，与李白的自我人格融合在了一起，彰显了李白的本色，使其作品具有了独有的、强烈的感染力。

二、用世态度——不卑不亢，平交王侯

李白的思想相当驳杂，侠作为李白内蕴人格的一种，被李白上升为用世态度之一，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李白人生哲学的一部分。李白的任侠之风，极具责任感与同情心。重义气，守诚信；不卑不亢，平交王侯，是其用世态度的具体体现[3]。

李白的家境比较殷实富足，但这并没有使其养成飞扬跋扈的习惯；相反，他在游侠生活的过程中，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散金三十余万，用来接济落魄之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仗义疏财，正是李白一生践行之事。“这些侠肝义胆，是对世态炎凉的封建社会世风的否定和补充。既是封建下层社会小生产弱小者的愿望和需求，又是以浪游为生涯的诗人李白的精神寄托和需要。”[4]李白的任侠之风中，时刻透露出渴望平等的意愿，他不希望因为出身的卑微与低下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李白的心中，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超越社会等级的限制与束缚。所谓“有力者疾以助人”，李白不仅自己具有“不屈人”的傲骨，更希望这种精神影响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使每一个人在人格尊严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基于此，李白极其看重“义气”与诚信的作用。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李白的义利观正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为了道义和信诺，即使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他在《侠客行》中对朱亥与侯赢的事迹高度赞赏：“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赞扬他们二人可以为了信陵君救赵献出自己的生命，所求不为名利，只是因为当时的承诺。侠者一诺千金，义字当头，李白对这样高尚的人格境界不断追逐，重义轻利成为了李白的处事原则之一[5]。当他的友人死后，他用对待自己亲人的礼节对待死去的挚友，哪怕当时李白已经身无分文，却仍然用乞讨得来的钱财将朋友安葬。对待与自己深交的人，李白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他人的事业，他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李白义气为先的价值观的实质就是把“义”当作一个衡量的标尺，摒除世间一切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尔虞我诈，直击人的心灵深处，达到人与人灵魂之间最直白、最纯净的交流。因此，李白得以“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三、入仕之途——英雄主义情怀

李白是一位解人之难，言必信、行必果之人。然而，李白的任侠精神不止于哥们儿义气，更上升到了家国层面。只不过，李白渴望报效国家的方式并非寻常意义上的仕宦之路，而是充满了李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他高远的志向与任侠思想相结合，使李白积极入世的同时也游离于常规统治体系之外。

李白渴求建功立业，他在诗文中不止一次表达过求取功名之心。如：

“看取眼前富贵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少年行》)

“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

李白虽然热切地拥抱大唐盛世，却不屑于用寻常儒生入仕的手段博取功业，他对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充满了蔑视。李白对腐儒的鄙弃，与他对侠客的礼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体现了李白的个性，而且显示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李白希望寻找一条捷径，从而快速完成自己的雄伟抱负，这来源于李白对个人能力的极度自信。他在渴求得遇明君的同时，也认为即使身无长物，不担任官职，也可以为国家作贡献。李白的家国情怀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儒家“三不朽”，也超越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僚体系。李白对于入仕的态度，已经上升为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突破，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具备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对李白而言，高官厚禄固然重要，可没有这些，自己依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为国家作出贡献，他的胸中自有丘壑，富有四海，心怀天下。

四、结语

李白希望自己成为救世的英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是抛开一切身份与地位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侠”文化正是极致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当时局危困之际，“侠”便被世人赋予一种“超能力”。人们渴望成为扶危济困的盖世英雄，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对于“侠”的崇拜，多是来自于对现实种种困阻的无可奈何。现实的重重打击往往使李白陷入苦闷与孤独，但李白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也正是他的这种精神，唱出了盛唐的最强音，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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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博士以苏东坡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曲折的生活经历为线索，把苏东坡别样精彩的人生呈现出来。

        苏东坡满腹才华，一生却很少得志，因为他“一肚子不合时宜”。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虽然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但是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海南等地。

      仕途不顺，生活困苦，但是难能可贵的是，苏东坡始终能保持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洒脱旷达，笑对生活，这是人生的真谛，这种态度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被后人称颂。

        苏东坡首先是一个大文豪。他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和比喻的手法，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他的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善书，为“宋四家”之一；他亦工于画，尤擅画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其次，苏东坡是一个好吃、会吃、懂吃的美食家。这个地道的“乐天派”，走到哪里、诗词就写到哪里，当然也要吃到哪里。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惠崇春江晚景》。

      看到桃花、江水、戏水的鸭子、蒌蒿、满地的芦芽，苏东坡马上联想到了美味的河豚。面对美味的河豚，竟然说“也值一死”。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饮得自家君莫管。”――《初到黄州》，他对吃猪肉的喜爱和执着，是无人能及的，美食“东坡肉”就是因他来。

        被贬到偏远贫穷的惠州后，苏东坡能用不多的钱吃到最美的肉。对于吃羊脊骨他有自己的独门诀窍，买来羊脊骨后，把羊脊骨煮透了，浇上点酒，撒上调料，放在火上烤，等到烤到微焦的时候，就拿着筷子在这些羊脊骨中剔碎肉吃，说是吃到了海鲜虾蟹的味道。还颇为得意对弟弟苏辙调侃道：你天天吃好羊肉，牙齿陷到肉里都不可能碰到羊骨头，你是不可能明白这种美味的。这种吃法确实很美好，可惜自己把肉都剔光了，使身边的狗很不开心。羊脊骨就是现在的“羊蝎子”，“挂羊头 卖狗肉”的说法就出自于此。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善食肉的苏东坡对水果也很钟爱，对于美食家来说被贬到哪里都没有关系，只要有好吃的，无论在哪里他都会感到很快乐，他爱吃荔枝，因此想“不辞长作岭南人”，虽被贬到惠州却能处之泰然。

        “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苏东坡也非常喜欢喝酒，“空烦左手持蟹螯，漫绕东篱嗅落英”，这也写出了他对酒的挚爱。

        由于苏东坡始终保持乐观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不纠结自己的痛苦，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生活惬意，这种“乐天”的生活态度，让他苦中作乐，随遇而安，活得非常精彩。

      苏东坡在田里耕作，越来越觉得自己像当年避世隐居的陶渊明，于是他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编成一首歌，然后教给和他一起耕作的农人来唱，他拿着小棍，在牛角上打着拍子，和大家一起唱，一时间，山野之中到处是欢歌笑语。

      苏东坡很小的时候就读《庄子》，老庄底子因此很扎实，这是他一辈子活得风生水起的基础。

        “此心安处是吾乡”，他热爱生活，适应能力强，无论到哪里都能把当地当成自己的家乡。

        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62岁高龄却被放逐到海南岛，要知道，这在宋朝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刑罚。但是他到了海南，不但完全没有被贬的感觉，而且还把海南当成自己的家乡，并且积极地建设家乡，广泛地影响他人。 海南地处蛮荒，文教不兴，在历史上从未有人科举及第，于是苏东坡身体力行，办教育、开学堂。很多人听说他在海南授课，不远千里追到海南，跟随他学习。苏东坡把自己的文集进行了整理，并饶有兴致地和儿子一起抄书背书。在他离开海南不久，海南的姜唐佐就举乡贡，苏东坡兴奋地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对于一个蛮荒之地，完成了科举的零突破，确实称得上是“破天荒”了，时至今日，海南依然留存着东坡村、东坡井、东坡路、东坡帽，甚至还有东坡话。海南人一直把苏东坡当成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被称为“坡仙”。

        乐观豁达的苏东坡虽然一生穷困坎坷，但是由于他心存善念，关心民众的生活，使生活并不富余的他成了一个大慈善家。

        黄州当地贫穷，人们不愿多养孩子，尤其是女孩，所以多有溺婴、弃婴的习俗，苏东坡得知这一恶俗之后，就联合当地有名的乡绅成立了救儿会，满城救助弃婴。虽然自己并没有多少积蓄，但是每年也捐赠一百串铜钱。

        苏东坡的一生可谓“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在政敌的打击之下，一次次被贬谪、被放逐，从北到南，路途一次比一次远，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但是他身处厄难之中，虽然历经苦难，却依然保持着一份对人世的热爱，对生活抱着乐观的态度。这是他的修行，也是他的功德。

        苏东坡是智者的化身，真正的智者，在绝境中也能让自己活得精彩，不只是温暖自己，也能照亮别人。

        人生求名、求利，其实最终求的是内心的安全感，找到安身立命的方法，也就不会去向外界追求过多。心安之处，就是“此处是吾乡”随遇而安的心态，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让他时时都能笑对人生，开心地生活着。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此诗通过写梨花的盛开抒发了苏东坡感叹春光易逝，人生短促之愁情，也抒发了他看淡人生、从失意中得到解脱的思想感情，末句“人生看得几清明”，尤其引人寻味。

        苏东坡用他的乐观与豁达，找到了人生的真谛，积极乐观的心态决定了他精彩的生活状态，所以他活得洒脱，成为人生的大赢家。

        心态决定状态，让我们像苏东坡一样，以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一切，以最佳的状态迎接生活的挑战吧！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定欢歌笑语不断，处处风光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