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金色的油漆需要用哪几种颜色才能调出来?
金色油漆属于铝粉漆
常规用；透明氧化铁黄+铝粉，如果嫌颜色红相不够，用透明氧化铁红调红相
也有用染料黄调，但容易褪色
还有就是金色珠光粉，成本会很高
迷你字诠释：迷你字即亚克力斜边（3D立体）双面发光字，因小、薄、轻所以叫迷你字。
迷你字油漆：是专门针对亚克力材质研发的油漆，具有吸附力强，遮光性好，颜色艳丽多样选择。
主要特点：亚克力斜边雕刻，侧面烤漆，面部、底部双面发光。
主要构成：LED光源、18—20MM有机水晶面板、3-5mm超薄亚克力底板。
迷你字土豪金、闪亮银的喷漆，先用白色增光底漆喷一遍，然后用灰色遮光漆喷一遍，最后用土豪金或者闪亮银面漆喷一遍。
1、康巴赫锅具材质选用的是欧盟标准合金，导热系数是普通锅的4倍。锅底专利设计涡轮聚热片，受热更均匀，储热更强，不会局部温度过高。
2、金豪森锅的质量挺不错的，该品牌的产品性价比很高，品质可靠，价格也不贵，锅底采用了不粘涂层。
我认为这样做为了保护车子的底盘。生活中有很多人往往是在意了外表，其实底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懂行的人买了新车肯定要给底盘做一个保护。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基本上的人都不怎么提起汽车维修店，因为只有车子出现了故障或者保养时才需要去维修店，每次去都要花上不少钱。可是为什么有一些老司机刚买到新车之后，会先去维修店呢？对于这种行为，很多车友表示不能理解。一名经验丰富的老修车工表示：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老司机先去维修店，主要是去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给汽车贴膜。可能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4s店都会赠送车膜。于是车主想都没有想一下，就在4s店的安排之下把车膜贴上了。在这里小编并不是说4s店赠送的贴膜不好，而是因为后续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因此老司机非常了解这一点，在4s店的时候就不要车膜了，尽量要求价格上的优惠，随后去维修店贴上自己更满意的车膜。自己选的车膜可以更好的保护车漆，另外还有防止紫外线和隔热等作用。一些比较爱护汽车的车主还会给车子镀膜，这样会让汽车看起来更加有光泽。
第二件事就是给汽车底盘装保护板了，因为开车的时候经常会路过一些坑坑洼洼的路面，或者是经常涉水，那么时间久了汽车底牌就容易生锈、损坏。为了开车的时候更加放心，老司机就选择给底盘安装上护板，一般铝合金这种材质做的护板就比较可以的。
朋友们买了新车在开车去兜风之前，记得把以上两件事做好哦！
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还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关”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折向东北，经来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而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自秦始皇开始，修筑长城一直是一项大工程。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除运土、运砖可以用毛驴、山羊能爬山的牲畜外，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而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可以想见，没有大量的人群进行艰苦的劳动，是无法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
万里长城的工程量，据粗略估计，仅以明朝修筑为例，若将其砖石、土方用修筑一道厚1米、高5米的大墙，可环绕地球一周有余。如果用来铺筑一条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那就能绕地球三四周了。如果把所有朝代所修的总计10万里来计算，则这道长墙可绕地球十几周，这条马路，可绕地球三四十周。
“因地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把它肯定下来，司马迁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以后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非曲直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四顾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地形，如像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有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收“易守难攻”之效。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的，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 了。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了
长城，作为一顶伟大的工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长城的位置
长城位于中国的北部，它东起河北省渤海湾的山海关，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省的嘉峪关。横贯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七个省、市、自治区，全长约6700公里，约13300仝里，帮在世上有“万里长城”之誉。
长城的历史
我国北方的长城，开始于战国秦、赵、燕三国。他们为什么要在人烟稀少的北方修筑这样一条耗费巨额人力物力的长城？这条长城在当时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价值？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谈一点看法，供诸位学者作参考。
一、秦、赵、燕为何要在北边修筑长城
秦赵燕为何要在北边修筑长城，这要从战国时期的形势说起。战国时期，是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随着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加强，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趋向日益强烈。当时进行封建改革的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强盛之后，进行兼并战争，谋求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时，陕北、晋北、冀北和内蒙古草原上的诸少数民族也强大起来，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秦国之北，有义渠，又北为匈奴；赵国西北有林胡、楼烦，北有襜褴、匈奴；燕国北界东胡。这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除义渠从事农业外，其他均以游牧、狩猎为生。义渠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强国，自春秋至战国，与秦抗衡百余年。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更是军事素质高，作战能力强。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以游牧、狩猎为生，牲畜以马、牛、羊为最多，其次则为骆驼、驴、骡等。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男子从小就学习骑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因此，一到成年，“尽为甲骑”。战国之际，匈奴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东胡、林胡、襜褴、娄烦与匈奴基本相同。
正因为匈奴、东胡等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所以，他们也象希腊、罗马的奴隶主统治集团那样，专门从事掳掠奴隶和邻族、邻国的财物，整个国家变成了一架巨大的战争机器。匈奴人之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战争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被视为荣誉的事业。“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录入者注：此字音善，埏左部之土改为金）。”其作战，有“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在战争中，凡斩首虏获者“赐一卮酒，而所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和奔袭，敢于冒敌冲击，“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因为他们来如奔马，去如箭发，所以防不胜防。
自战国中期以来，他们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地区。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采取突然袭击，来去飘忽，难于捉摸，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穿着宽衣大袖的服装，行动迟缓，日行30——50里，自然不能阻止匈奴、东胡的袭击和掳掠。这不仅使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大大影响了三国的统一事业。针对这种被动局面，三国便先后进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长城。
秦国自商鞅开始变法，推行富国强兵。军队逐渐改变成步兵和骑兵，并以军功论赏和升迁，因此军队的战斗力增强，所向无敌。惠文王六年（前332）和十年，先后大败魏国，夺取魏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十三年（前225），令张仪筑上郡塞，以防北方的林胡、楼烦南侵。接着，又大举进攻义渠，使之臣服。至昭王，宣太后诱义渠王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杀之，起兵灭义渠，置北地郡。于是，秦国北部遂于匈奴相接。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
赵国于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始改革兵制，实行胡服骑射。自此兵力遂强。二十年，武灵王西略林胡地，至榆中（今内蒙古河套平原东部）；林胡王献马降服，才班师而归。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于是，下令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而置代郡、雁门、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为了专门经营西北，次年，他让位于其子惠文王何，自号主父。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出代，至西河（今山西、内蒙古间之黄河），破楼烦王而致其兵。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一个国家，南临强齐与新起的赵国，北逼于东胡。直到燕昭王即位（前311）以后，发愤图强，招纳各国贤能之士，实行改革，燕国才强盛起来。其时东胡强大，经常南掠燕国北部地区。燕君为了保持北部的安宁，被迫向东胡王媾和，而以大将为人质。昭王时，秦开质于东胡，他智勇双全，东胡王甚信之，因此行动自由，得以了解东胡南部的山川险要、布防情况与军队的活动规律。归国之后，即率大军袭击东胡，大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又“度辽东而攻朝鲜”拓地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于是，“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秦、赵、燕之所以在北边修筑长城，其目的是为了防御匈奴、东胡的南掠。
长城是由城、堡发展而来。作为军事上的防御工程的城、堡，早在原始公社末期就开始了。由于它能起有效的防御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得到了普遍的发展。长城，最早出现于春秋，如楚国的方城（在今河南南阳地区）。到了战国，魏西河郡有长城，赵漳水上有长城，中山国西部有长城，燕易水有长城，齐沿泰山山脉有长城。这些长城，在战争中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北方游牧民族行动迅速的骑兵，行踪莫测，诸国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都无法阻止他们袭击和掳掠。只有修筑长城，加上驻军防守，才有可能阻止他们的南掠。只有在北方修筑长城，才能抽调主要兵力，用于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和保卫战争，才能完成统一大业。
二、秦、赵、燕长城的价值
战国时期的秦、赵、燕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究竟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老实说，关于它的作用，特别是秦长城和燕长城的作用，历史文献记载几乎没有，赵长城的记载也很少。这是不是说，它们没有起什么作用呢？不是。恰恰相反，正好说明三国修建长城后，匈奴、东胡等没有越过长城南掠，长城在军事防御上起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昭王时，是秦国疆土扩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假如北面没有修筑长城，秦国就必须要派驻大军把守北方的重要通道和隘口，以阻止强大的匈奴南掠，怎么能够抽调大军不断大败六国的联军、占领六国大片土地呢？可见，秦长城修成后，只需要少量军队驻守，就能阻止匈奴南下了。如果匈奴大军南下，由于有长城防御，一时不易攻破；而秦都咸阳距此不远，一日一夜或两、三昼夜即可赴救，因此，匈奴不敢南下，自取失败。总之，自秦昭王筑长城以后，匈奴一直没有南下掳掠，这正说明了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
至于赵长城，由于建筑在阴山（今大青山、乌拉山东南）脚下，多系用土夯筑，质量较差，而又靠近匈奴，因此开始时，常被匈奴大军攻击。赵国虽然派驻大军防守，主动出城迎战，但是常吃败仗。赵悼襄王时（前224——前236），赵边防累为匈奴所败，北方吃紧，于是，派大将李牧到长城统领大军防守。悼襄王给予李牧便宜任免属吏的特权，并将云中、雁门、代郡北部的商业税和田赋作为军费供李牧支配。李牧将指挥部设在雁门郡北部的长城下，以便东、西照应。他厚待战士，日杀数牛来改善伙食；每日教将士练习骑射，奖励成绩优异者；严守烽火台，并不断派间谍了解匈奴的动向；他下令军中：“匈奴来掳掠，全体将士立即收牛马羊入保长城，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来侵，由于烽火严紧，事先知道消息，赵国军民便收牲畜入保长城。匈奴掳掠不到人和牲畜、财务，只好退去。如此数年，虽未挫败匈奴，但赵军亦无亡失。匈奴人以及赵国边民，都认为李牧怯懦，赵王也责备李牧；而李牧依然如故。赵王怒，招牧回朝，以别将代之。新将采取迎击的战略；匈奴每来，他就率军出击，数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士伤亡很多，北边无法放牧。赵王没有办法，只好再请李牧出守长城。李牧称病，杜门不出，不肯应命。赵王乃强起牧，令牧统兵守卫北方。李牧对赵王说：“王一定要用我，我仍然采取从前的战略，您同意，我才敢奉命。”赵王只得答应。李牧至长城，如故约。数年，匈奴无所得。然终以李牧为怯。赵守边将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李牧乃选战车1300辆，精骑13000匹，挑能破敌擒将的百金之士50000人，善射者100000人，训练作战。练成之后，便大纵畜牧。长城以北，人畜遍野。匈奴闻之，便来掳掠。小入，牧则佯败，以部分人畜委之。单于大喜，便率倾国人马南下。李牧事先设下埋伏，张左右翼夹击，大破匈奴10万余骑，单于落荒败走，逃奔北方而去。此后10余年，匈奴不敢近赵长城。赵军乘胜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于是，赵北边宁静，人民安居乐业。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赵长城在军事防御上的巨大作用。
燕国在筑长城以前，为了保持北部的安宁，不得不向强大的东胡媾和，并以大将为人质。这种屈辱媾和的办法，并不能使东胡完全停止南掠。自从燕昭王时秦开大袭东胡军，东胡北却千余里，并筑长城之后，东胡才不敢南掠，燕国北部才无烽火之警，人民也才安居生产。这也显示了燕长城在军事防御上的伟大作用。
秦末汉初，匈奴乘中原战乱，越过秦蒙恬所筑长城，复与汉以战国秦、赵、燕长城为界。由于这条长城年久失修，北方守军稀少，因此，强大的匈奴不断进入长城以内掳掠，一直深入到代谷、太原、西河、上郡、北地等郡，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嫁公主给单于为阏氏（即王后），并赐予大量的财物。但是，就是这样一条破烂不堪的长城，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军事防御作用如果不是匈奴大军，一般不能进入长城掳掠。其次，如果守将得力，纵有匈奴大军，也进不了长城。《汉书•李广传》：景帝时，广“为上谷太守，数与匈奴战”。匈奴始终没有从这里进入长城。武帝时，韩安国屯渔阳郡，为匈奴所败；徒（录入者注：此字疑为徙）屯右北平，又数败。武帝乃以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守右北平，匈奴惮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后广数出长城远征匈奴。这说明，战国燕长城仍有防御作用。程不识也是守长城的名将，与李广齐名，他治军很严，随时防御匈奴突袭，匈奴也不敢来犯，也说明战国长城起了一定作用。其后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公孙敖等出击匈奴，均以赵、秦长城为进攻退守的主要据点。这表明，直到西汉前期，战国秦、赵、燕长城仍在发挥军事防御作用，虽然它的防御能力已大不如战国时期了。直到汉武帝把匈奴赶到漠北以后，修复蒙恬所筑秦长城和修建外长城，这条战国秦、赵、燕长城才被放弃，它的军事防御作用也才随之终结。
三、战国秦、赵、燕长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战国秦、赵、燕长城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首先，它表明，只有修筑长城，加上一定数量的驻军，才能防止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闪电式的袭击。没有长城，即使有大量的步兵和骑兵，仍然是防御不了的。战国时代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长城是有效的军事防御工程，因而后来为秦始皇所采用。秦始皇在驱逐匈奴到漠北以后，下令蒙恬立即修筑新的长城。
其次，战国秦、赵、燕所筑的长城，是相当科学的，它基本上是利用山川形势险要而建，在山口与平原地区，都建筑高厚的城墙，截断匈奴、东胡骑兵进出之路。除了长城之外，内外制高点还建有烽火台，进行侦察敌情和传递消息，让长城上的驻军作好准备；在交通路口和谷口，都建筑障城，派军驻守，以加强长城的防御能力。在长城以内，每隔一段距离，都修建驻军的大城，并设有迅速传递消息的通讯网，以便统一指挥和互相支援。这条三国长城及其烽火台、障、城等配套建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套军事防御体系是合乎科学的，防卫是有效的。它为后来的军事防御工程提供了样板。蒙恬所筑的秦长城，虽然全系新建，但是很明显，他是在参照战国秦、赵、燕长城建筑的基础上设计的，同时进行了取长补短。例如，他利用山川地形，因其险阻建城筑障。他把长城建于高山之上，尽量利用山脊、峰峦为城，使匈奴骑兵无法越过；尽量利用河流作屏障，尽量把长城建于河流之北，使敌人得不到水源。在丘陵、平原，则筑成高大城墙，或用土石夹筑，或用土夯筑，而把各段长城联结成一条气势雄伟、隔断南北的巨龙。秦长城的烽火台，较三国长城有了改进，都建于长城外开阔的山上，而且根据地形，每隔10里、20里、30里就有一座。障城也有改进，在交通路口或谷口，都修建南北两座障城。驻大部队的城，都建在长城之南，并与长城紧紧相连。可以说，秦长城建筑体系的高度科学性，是战国秦、赵、燕长城建筑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最后，战国秦、赵、燕长城的历史价值，不仅表现了22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而且显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高超的军事科学水平、高度的科学文化。
三国长城还具有很大的现实价值。首先，长城作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象征，将鼓舞着我们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去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勇攀科学高峰，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一个高度繁荣富强的国家。
其次，战国秦、赵、燕长城及其地下文物，是我们研究战国军事史的资料宝库。在今天战争仍然不断，和我国仍然处于战争威胁的形势下，研究战国秦、赵、燕长城，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价值。
其三，战国秦、赵、燕长城遗址，是长城沿线自然变化的历史见证。从它的断裂、侵蚀、湮没程度，可以了解各个阶段的历代地震、风沙、泥石流的变化规律。我们了解了这些变化规律，就可以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
最后，在战国秦、赵、燕长城沿线，有着许多旅游景点，这些旅游景点，绝大多数至今尚未开发。如果开发出来，将士我国的一大财富，并且是用之不竭的财富。我相信，它将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有关长城的传说
孟姜女哭长城， 长城上的一对龙凤石雕，承受风吹雨打与守城将士血汗渗透，最终幻化为一男一女：龙和凤。凤告诉龙，因为不在一界，他们难续情缘，须经过数次生死轮回，直到龙在长城上找到象征金、木、水、火、土的五种颜色的玉佩，他们才能真正相聚。
悠悠岁月，漫漫征程。长城崛起于烽火狼烟、地方割据的春秋时代，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兴衰演变，龙化身为兼并六国、统一华夏的秦始皇。为北御匈奴，永保大秦帝国的万世基业，秦始皇下令修建万里长城，运用了全国大部分的青壮男丁。大量的劳工冻饿累死。秦始皇与凤化身而成的孟姜女在长城相遇，孟姜女诘问秦始皇：“你修了长城，可失了民心，谁来保护你的王朝千秋万代？”。秦始皇察觉她就是凤，但孟姜女已跳海殉夫；秦始皇痛悔莫及，只从海水中找到了凤留下的象征水的玉佩。
长城起伏盘旋，纵横飞舞，延绵万里，它的一砖一石一关一城都是古代人民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的结晶，是血汗与智慧的凝结。龙化身为的长城督造，在修建最险要的“鹰飞倒仰十八蹬”时，屡建屡塌。百般无奈，寻找童贞女子祭城。凤化身为村姑九莲自愿献身。为建长城，龙与凤再次生离死别。龙在九莲献祭的长城墙基下得到了象征土的玉佩。
之后，龙化身为边关守将，统率部下浴血奋战，击退了匈奴的一次次进攻；又化身为波斯商人，风尘仆仆，沿丝绸之路前往中原经商。但每一次都与凤生离死别，或擦肩而过，演绎了一部发生在长城上的“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
秦朝时候，有个善良美丽的女子，名叫孟姜女。一天，她正在自家的院子里做家务，突然发现葡萄架下藏了一个人，吓了她一大跳，正要叫喊，只见那个人连连摆手，恳求道：“别喊别喊，救救我吧！我叫范喜良，是来逃难的。”原来这时秦始皇为了造长城，正到处抓人做劳工，已经饿死、累死了不知多少人！孟姜女把范喜良救了下来，见他知书达理，眉清目秀，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而范喜良也喜欢上了孟姜女。他俩儿心心相印，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后，就准备结为夫妻。
成亲那天，孟家张灯结彩，宾客满堂，一派喜气洋洋的情景。眼看天快黑了，喝喜酒的人也都渐渐散了，新郎新娘正要入洞房，忽然只听见鸡飞狗叫，随后闯进来一队恶狠狠的官兵，不容分说，用铁链一锁，硬把范喜良抓到长城去做工了。好端端的喜事变成了一场空，孟姜女悲愤交加，日夜思念着丈夫。她想：我与其坐在家里干着急，还不如自己到长城去找他。对！就这么办！孟姜女立刻收拾收拾行装，上路了。
一路上，也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跋涉过多少险山恶水，孟姜女没有喊过一声苦，没有掉过一滴泪，终于，凭着顽强的毅力，凭着对丈夫深深的爱，她到达了长城。这时的长城已经是由一个个工地组成的一道很长很长的城墙了，孟姜女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找过来，却始终不见丈夫的踪影。最后，她鼓起勇气，向一队正要上工的民工询问：“你们这儿有个范喜良吗？”民工说：“有这么个人，新来的。”孟姜女一听，甭提多开心了！她连忙再问：“他在哪儿呢？”民工说：“已经死了，尸首都已经填了城脚了！”
猛地听到这个噩耗，真好似晴天霹雳一般，孟姜女只觉眼前一黑，一阵心酸，大哭起来。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连天地都感动了。天越来越阴沉，风越来越猛烈，只听“哗啦”一声，一段长城被哭倒了，露出来的正是范喜良的尸首，孟姜女的眼泪滴在了他血肉模糊的脸上。她终于见到了自己心爱的丈夫，但他却再也看不到她了，因为他已经被残暴的秦始皇害死了。
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房屋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多种农具、鱼猎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其中最著名的半坡出土单体鱼纹陶盆器纹是用人的脸和鱼的身体结合而成的人面鱼纹盆，赖以为生的鱼被看做氏族部落的保护神，人们栽种谷物，只有需要时才捕鱼
从陶器上发现二十二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遗址有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两个男子和四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半坡文化属于黄河中游的原始文化，显示出北方地理环境的特色。
商周三代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因此，夏商周时期也是我国酒礼最复杂、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正因为夏商周时期酒礼最受重视，因此，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亮丽点。
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
先说一下新石期时代：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
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 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 ，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 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 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 。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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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房屋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多种农具、鱼猎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其中最著名的半坡出土单体鱼纹陶盆器纹是用人的脸和鱼的身体结合而成的人面鱼纹盆，赖以为生的鱼被看做氏族部落的保护神，人们栽种谷物，只有需要时才捕鱼
从陶器上发现二十二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遗址有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两个男子和四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半坡文化属于黄河中游的原始文化，显示出北方地理环境的特色。
商周三代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因此，夏商周时期也是我国酒礼最复杂、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正因为夏商周时期酒礼最受重视，因此，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亮丽点。
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
先说一下新石期时代：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
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 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 ，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 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 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 。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1933年：第一款Zippo打火机外型是长方形，每个外壳都是截取了一段矩形铜管。另外用两块铜片焊在机身的顶部和底部。铰链焊在了机身的外面，机身表面镀铬处理。1933年年底它的外观在原基础上改短了1/4英寸。
1934年：Zippo开始在打火机的顶部和底部刻起装饰作用的对角线。同年5月17日Zippo公司正式向美国专利办事处申请专利。
1935年：Zippo公司采用了把薄金属板打造成各种不同形状，通常为公司标志，固定在打火机上后在间隙中灌入不同颜色涂料的装饰工艺。
1936年：打火机合叶从外面改装到了打火机里面。从外面只能看到铰链，同年Zippo公司提供了刻字的个性化服务。1936年3月3日，公司申请的专利正式审批下来，专利号2032695。
1937年：这一年公司采用了新的机械设备，可以制造出圆形的顶部和底部，并且可以使他们一次成型，因此不需要再把机身盖和底焊上去，由此摒弃了以前老款上使用的焊接工艺。
1943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铜和铬的紧缺，机身改为钢材制造，并在机身上烘烤上厚重的黑漆“黑色裂漆”工艺。同时，Zippo全部的产品都作为军需品供应部队使用。二战“黑色裂漆”打火机都被打上了“Patent#2032695”。其他1937-1950年生产的打火机都被打上了“Patent2032695”。战争期间流传着无数关于Zippo的故事，它成了战壕里最受士兵垂涎的东西。
1946年：随着战争的结束，机身改为镍黄铜制造。并且底刻由平底、圆底改为了凹底。
1950年：全包皮Zippo打火机诞生，共有红绿蓝三种颜色。打火机全部采用上等优质小牛皮制作，金线压边。同年，新款纯银打火机诞生。
1951年：在朝鲜战争期间，Zippo机身再次采用了钢材制造。直到1953年才重新采用铜机身。全包皮打火机也被四面包皮的款式所代替，这些款式有棕色鳄鱼皮，红色、棕色、绿色皮革或黑色、蓝色的摩洛哥皮革。
1960年：14K金Zippo诞生。
1969年：为了表示对美国宇航局登月的崇敬，一个登月系列诞生了。20世纪90年代宇宙系列断断续续出了一些纪念版，最近一版为“空间探险”第3版。
1970年：为了保持人们对Zippo打火机的兴趣，Zippo推出了星座系列，12星座都是窄机。
1972年：Zippo公司40周年纪念，推出了40周年内部职工版打火机及其礼品套装，上面刻有布莱斯戴尔的感谢信和亲笔签名，是极为珍贵的藏品。
1974年：经典款式“威尼斯人”诞生了。
1976年：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Zippo推出了纪念版打火机。同年，纯金典雅型打火机诞生，为了保持与服饰潮流的一致，一种类似斜纹布的打火机被推向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