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坊麦饭石。
麦饭石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天然的净水器，天然的药物矿石，属火山岩，它形似斑状、或黄或白、颇似麦粒。我国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状如握聚一团麦饭，有粒如豆如米，其色黄白。"麦饭石故此得名。
麦饭石在台湾称为"长寿石"，日本称为"健康石"。中医角度讲"不会说话的保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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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天然麦饭石能真正净化水质，释放人体生存所需的微量元素，长期饮用麦饭石水，能增强体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强健体魄，一杯好水甚于一杯药。
不是所有的石头都叫麦饭石，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叫石器坊。
石器坊是退役军人创办的品牌，秉承部队精神，对选材要求很苛刻，对质量要求很苛刻，用心做好品牌。石器坊--复得归田园，在繁杂的都市中体验田园式的健康生活、田园式的悠情闲致。
石器坊的石器坊麦饭石主要产品
可以净水，用于家庭自制矿泉水。麦饭石颗粒可以浸泡在水缸或水杯中，也可以煮水时放在壶中，麦饭石水可以泡茶泡咖啡；麦饭石可以使水醇化，活性化，经常使用这种良质活性化的水，由内而外起到了美容效果；饮酒中加入...
麦饭石器具价格咋样？
麦饭石器具，是指以岩石为原料制作的工具，它是人类最初的主要生产工具，盛行于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从人类出现直到青铜器出现前，共经历了二三百万年，属于原始社会时期。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
石器和石块之间有什么区别
石器是石头通过打磨后形成的可以用来劳动的工具。石块就是自然形成的石头。
深圳大理石石牌坊的报价如何？
深圳大理石石牌坊一般20000元，大理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它是一种化合物，化学式是CaCO3，主要由CaCO3、MgCO3和SiO2组成，也包含少量Al2O3、Fe2O3等成分。颜色洁白的细粒大理岩，...
请问烽火战国里“石料场、矿山、农田、林场”和“石料坊、木料坊、冶炼坊、磨坊”有何区别？
石料场、矿山、农田、林场升级可以增加石料 铁 粮食 木头的产量，而石料坊、木料坊、冶炼坊、磨坊则是在现在产量上增加相对应等级的百分数的产量。谢谢
麦饭石处理过的水含氧量丰富，各项指标可达到天然矿泉的标准，是功夫茶爱好者的上上之选;
一、陶寺遗址石器工业研究已有成果
近年来，陶寺遗址的石器工业越来越多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06年严志斌发表了《陶寺文化石制品研究》，是对陶寺遗址石器工业探索的首篇专文，从陶寺晚期宫殿区灰沟IHG8出土的石制品入手，管窥陶寺晚期发达的石器制造业之一斑 。
图一 陶寺城址中期手工业区内部区划示意图
此后，翟少东博士致力于陶寺文化石器工业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翟少东博士首先以陶寺遗址石器工业考古调查入手，分析后提出陶寺遗址石器加工是经常性的生产行为，大多是在大崮堆山石料粗加工之后的生产链环节，石料以变质砂岩为主，石坯种类有矛形器坯、斧形坯、锄形坯、锛形坯、铲形坯、楔子、盘状器、石刀坯。陶寺石器工业制造点分布范围，从陶寺早期至晚期在逐步扩大，早期仅限于赵王沟和大南沟之间，中期集中在外郭城内南部手工业区，表明陶寺中期精英阶层可能加强了对石制品生产的管理，晚期则更扩散到遗址的中部和西部 。为了证实她对陶寺遗址石料来源主要为大崮堆山变质砂岩的推测，翟少东博士专程调查了为襄汾县沙女沟村的大崮堆山石料场遗址，对比陶寺文化其他遗址出土的石料，认为只有陶寺遗址从大崮堆山获取石料制造石器，反过来说意味着陶寺遗址垄断大崮堆山变质砂岩石料资源，并促进自己的经济快速发展 。翟少东博士进而通过实验考古分析认为，陶寺石器工业打片制坯的工艺技术要求甚高，但耗时不多；而磨制和抛光技术要求并不高，只是比较耗费时间，尤其是变质砂岩材质的石器磨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翟少东博士还通过实验考古分析认为，陶寺遗址的石器工业产能大大超过本遗址石器消费量，大量的剩余产品很可能用于出口和交换，尤其是变质砂岩石器强大的生产能力，很可能为其向外换取自身发展所需的物资提供了帮助，对维持陶寺遗址在临汾盆地的中心地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严志斌与翟少东博士的研究与精辟的分析，使我们初步看到了陶寺石器工业的发达程度，变质砂岩主打产品特点，社会集权控制石料与工业的特征，石器工业商品生产的特质。2010年至2012年山西队对陶寺城址手工业区的钻探 与发掘，初步认识到陶寺中期的手工业区近20万平方米的范围，有负责的沟墙封闭与分割，控制严密。除制陶手工业园区，至少有四处石器工业园区，每个园区里都有一处夯土基址，暗示有工官管理用房（图一）。整个手工业区由大型夯土建筑IIIFJT2统领，是一座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回”字形带天井和门道的建筑 ，从建筑级别看，整个陶寺工业区内无任何一座建筑能出其右，应当是陶寺工业区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治所。由此我们提出陶寺城址手工业工官管理模式 。
在看到陶寺遗址石器工业发达的同时，学界也提出了更加尖锐和深刻的问题。
2015年4月20至22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我参加了刘莉教授组织的“早期中国城市化的起源与发展：从一个比较视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我做了题为“陶寺：史前中国政治中心型城市化的一个考古例证”的讲演，提问环节，刘莉教授问我，陶寺政权为何要严格控制手工业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制陶和石器制造已不是什么尖端产品，陶寺作为都城没有直接严密控制，完全可以由下属的手工业专业聚落去制造，都城仅控制产品流通即可，比如二里头遗址与灰嘴石器制造遗址 的关系就是这类例证。我当时的回应是，据钻探资料显示，陶寺遗址手工业区被严密控制的制陶业很可能是专用于祭祀和下葬的彩绘陶礼器，工艺与技术被严格控制与垄断，是出于统治阶级强化等级制度目的使然，应不是普通日用陶器制造业。况且区域调查发现，陶寺文化确实有令伯、古署等专业化制陶遗址，似专于日用陶器生产 。至于陶寺遗址对石器工业的控制，我怀疑是制造比较特殊的石器产品，用于比较特殊的领域，比如说武器，出于“国防工业”特殊性质，严密控制与工官管理是不可或缺的。翟少东博士的实验考古研究证实陶寺遗址变质砂岩石器很难磨制，似乎初露端倪。当时，我虽回答了问题，但是答案缺乏分析和论证。本文试图就陶寺石器工业的性质问题进行一些深入分析。
图二 陶寺遗址出土打制石片
二、陶寺遗址石器工业主打产品分析
根据山西队历年发掘和翟少东博士的调查，陶寺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除了海量的打制石片系石器加工的过程产品（图二），石坯的主要种类有矛形坯、斧形坯、锄形坯、锛形坯、铲形坯、楔子、盘状器、石刀坯 ，还偶见石磬坯、厨刀坯。在翟少东调查中，从概率统计的角度说矛形坯出土几率最高 ，其中早期遗存中1次，晚期遗存中7次，假如按照我的判断中期遗存中原报告判定的楔子（TS2008PM01H1：4）实为矛形坯的断头，则中期遗存中也1次，矛形坯的概率总计为9次，明显高于其他石坯（表一）。
表一 翟少东调查陶寺遗址石坯种类出土概率分析
从上述调查分析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陶寺石器产品中最重要的矛形坯不知最终产品是什么（图三）。其余斧、锄、锛、凿、刀、铲（或钺）、厨刀、磬等石坯均在遗址中见到其成品 。这些能见到成品的石器除大型厨刀和石磬为礼器之外，均为日用工具。产品出现的概率表明，陶寺石器工业产品中礼器和日用工具都不占首位，也就是说陶寺石器工业的主打产品不是日用工具，大厨刀和石磬仅为王权服务，也没有旺盛的产品需求，于是矛形坯最终做成什么作为陶寺石器工业的主打产品成为问题的关键。
图三 陶寺遗址出土矛形坯
在陶寺发掘出土的石器成品中，未发现其相应的坯料的只有石镞了。陶寺出土的石镞虽然个体形态上差别比较大，但是总体上可分为三型。
图四 陶寺遗址出土A型石镞
1.T394④B:3 2.H354：10 3.IIH3：25 4.IIH4：11 5.H310：36 6.T431④D:20 7.H310：37
A型为片状三角形叶或桃叶形（图四），多无铤，取材于薄石片，我怀疑可能取材于大量的打制废片中筛选出的合适的原料薄片，磨制而成（图五）。
图五 陶寺出土打制石片与A型石镞对比图
1.TS2008PM03H1②：10 2. 4.IIH4：11
B型为宽叶带脊柳叶形，带铤，叶身断面多呈菱形或 （图六）。此型镞用料除了用残石刀改制外，很可能来自矛形坯（图七）。
图六 陶寺遗址出土B型石镞
1.T404④:9 2.J401:93 3.T432④F:17 4.T311③：7
图七 陶寺出土矛形坯与B型石镞对比图
1.TS2008PM03③A：1 2.T432④F:17
C型为棱锥体，以三棱锥为主，四棱锥为次，多带铤（图八）。很可能是矛形坯的成品(图九)。
早期王族墓地曾出土石镞333件，其中所谓角岩（即变质砂岩）约占总数43%，页岩约占33%，泥质页岩约占14.1%，其余为各类为数很少的岩石材质。其中A型（包括原报告I~III型）石镞约占早期王族墓地出土石镞总数的75%。B型（即原报告IV）石镞约占0.6%。C型（即原报告V ~IX型），约占总数的21%左右 。
图八 陶寺遗址出土C型石镞
1.T376④B:17 2.T373③B:10 3.J401：18 4.H416：10 5.F402：1 6.T421④D:8
图九 陶寺遗址出土矛形坯与C型石镞对比图
1.TS2008PM04③：1 2. T376④B:17
准此，我认为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陶寺石器工业主打产品应当就是陶寺遗址出土的B型带脊柳叶形石镞和C型棱锥体石镞以及用废料加工的A型片叶状石镞。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石镞出土情况看，似乎陶寺早期以A型石镞生产为主，B、C型石镞生产为辅。
从箭镞远射武器杀伤力和穿透力学的角度看，C型棱锥体特别是三棱锥体箭镞的穿透力和杀伤力，高于B型带脊柳叶形石镞，而B型镞的杀伤力和穿透力一定远高于A型片叶状石镞。显然，陶寺遗址出土的取材于矛形坯的B型和C型石镞，是杀伤力和穿透力很强的远射武器。
陶寺石镞石质与矛形坯石质均为变质砂岩（旧称角页岩），翟少东博士经过考古对比实验发现，变质砂岩石器的磨制极其耗时 ，表明陶寺石镞的石质变质砂岩的坚韧性很好。虽然变质砂岩石镞磨制极为耗时，但是磨光的表面减小了箭头穿透目标时的摩擦力，更加有助于穿透目标；而坚韧的石质，促进箭头的贯穿更深且不易折断，因为假如石料硬脆易折，则很可能在箭锋刚射入目标伊始便折断，而无法使箭头穿入目标到达更深，加大伤害度。
这类三棱石镞长度一般在6厘米以上 ，杀伤力强，变质砂岩材质坚韧，使之穿透力强，因此可以推测陶寺遗址生产的这些B型和C型棱脊石镞，更有可能用于穿甲透盾的“穿甲镞”。换句话说，陶寺城址为生产出高效穿甲镞才选用大崮堆山特殊的变质砂岩，才粗加工出大量的“莫名其妙”的矛形坯，才不计耗时地磨制这些穿甲镞。这类穿甲镞在四千多年前，对于甲盾类防护用具的破坏力度，足可以使之成为“高效尖端武器”中克敌制胜的可怕的“杀手锏”，类似现代军工中的“穿甲弹”，生产受到严格控制，出售时附加许多政治经济条件。
由于陶寺遗址石器工业的主打产品是由矛形坯加工生产出来的变质砂岩棱脊穿甲镞，属于“尖端国防军工业”，所以陶寺城址对于大崮堆山采石场变质砂岩资源进行垄断性控制 。而在城内的手工业区内，用严格的工官管理制度将石器工业的工匠、作坊、住所等严密控制起来，每个石器工业园区由一处夯土基址管理用房监控，整个手工业区由IIIFJT2大夯土基址 （相当于工业部衙门治所）全面控制（图一）。
其实，对于石镞生产的控制，起自陶寺文化早期。陶寺早期王墓M3015出土了A~C型所有类型的石镞，M3002随葬A、C型石镞，M3016出土C型石镞，表达了早期王权对于石镞国防工业的直接控制 ，其中包括B、C型穿甲镞。早期中型墓M2032，M2053，M2318，M2202，M2108，M2027，M3415，M2063，M3446，M2115，M2135随葬A型石镞，这些贵族很可能是直接管理A型石镞生产的官僚。小墓M3074墓主 则很可能是A、C型石镞生产的参与者。显然，陶寺早期B、C型穿甲镞虽然产量上不及A型镞，但主要被君王直接控制。
翟少东实验认为，陶寺石器工业的打制技术和磨制技术操作难度并不大，算不上高科技，只是磨制耗时罢了。因此，陶寺政权必须对穿甲镞生产的原料、工匠本身进行严格控制，将不甚高深的技术神秘化且对外封锁住，对终端产品严格控制，从而保证陶寺遗址在变质砂岩穿甲镞生产方面的独家垄断地位。陶寺文化遗址群中的丁村曲舌头遗址和南什-方城遗址也有少量的变质砂岩石器，但绝不见矛形坯，大崮堆山采石场有大量的矛形坯，翟少东认为是陶寺遗址垄断了大崮堆山采石场封闭开发，丁村和方城则从陶寺遗址间接得到变质砂岩石器。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陶寺遗址对于穿甲镞生产的垄断。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遗址出土的A型片叶状石镞，也主要用打制的变质砂岩石片磨制而成 ，虽不可作为穿甲镞，但由于使用的穿甲镞同类原料，其坚韧性大大优于泥岩和板页岩原料，仍可作为优质的箭镞，也成为陶寺石质军工产品中的另一主打产品。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明白了陶寺遗址石器工业是“国有军工企业”，主打产品是B型和C型变质砂岩棱脊穿甲镞和A型变质砂岩优质镞。这样就比较圆满地回答了刘莉教授的疑惑——为何陶寺政权一定要控制陶寺遗址的石器工业。
三、陶寺遗址石器工业的商品性质
翟少东精辟地分析认为，陶寺遗址石器生产的产能“可能不仅满足了自身发展的需求，甚至或许有多余的产品输出到其他遗址 ”。言下之意，陶寺遗址的石器工业带有明显的商品生产特点。翟少东虽然是就陶寺遗址石器工业总体而言，做出如上研判，但我进一步认为，陶寺石器工业中的主要产品，农具和木作工具不是主打产品，主打产品为石镞，这便意味着陶寺城址工官管理的“国企军工石器工业”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商品生产”，生产出来的棱脊穿甲镞和片叶状镞，除了武装陶寺城址自己之外，其余大量剩余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贸易，所以陶寺遗址内部发现石镞数量并不惊人。而另一方面，陶寺穿甲镞以其优越的穿透性能、片叶镞以其优越耐用性，在军用商品市场中更易占得先机。
我曾经分析提出石峁集团社会的商品经济特征 ，石峁城址自身就是介于中原农业社会与北方草原游牧社会族群之间的大市场，大都会，即商业中心。石峁集团的军事实力强大，石峁城址军事防御功能极为凸显，这都是因为作为中心市场性的城址，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保卫商品、市场和商人的安全。不论是石峁集团自身军事的需要还是城市中军事商品市场的需求，陶寺出产的变质砂岩穿甲镞或片叶镞，都应是颇受欢迎的商品。不过，希望今后在石峁城址能够发现来自陶寺的变质砂岩穿甲镞或片叶镞，以证明笔者的推测。
石峁城址始建年代距今4300年 ，与陶寺城址始建年代大致同时。陶寺遗址中期的盆形袋足鬲的出现显然是受石峁集团老虎山文化双鋬鬲的影响，结合陶寺文化早期的盆形釜灶衍生出来的 ，两个城址之间的交流由来已久。我也怀疑陶寺中期城址外郭城西门的瓮城做法可能是与石峁城址东门瓮城做法有某种源流关系 。而陶寺文化的玉器以陶寺城址 和临汾下靳墓地 出土为主，从器类组合、形制、材质各方面，都与石峁集团（主要石峁城址和神木新华、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为主）玉器基本相同 ，被邓淑苹先生归为华西系玉器 。我个人认为，陶寺城址的玉器应来自石峁集团或主要来自石峁，除了政治和外交往来获得途径之外，陶寺政权通过向石峁城址出售变质砂岩穿甲镞或片叶镞，换来石峁玉器。我甚至认为，石峁玉器就是作为石峁和陶寺两个邦国之间以石镞贸易为主的商品交易中的“国际货币”而输入陶寺城址的。
此外，陶寺遗址还存在其他商品贸易的物证，如中期王墓IIM22和中型贵族墓葬IIM26扰墓坑中均残留有子安贝（货贝），陶寺早期居址还发现5件泥质仿货贝、陶片改制小陶璧（环）、小陶球、磨边圆陶片 、模型小陶杯 等，均有可能是商品交易中使用的陶筹 。
四、陶寺遗址晚期石器工业性质
不容回避的事实是，陶寺晚期，陶寺城址被石峁集团征服后，长期处于政权崩溃、都城功能丧失的状态。令人奇怪的是陶寺晚期遗址面积却很大，可达300万平方米，人口并未减少，石器工业不再局限于原来中期城址外郭城内南部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而是散布在陶寺遗址各处，同陶寺中期政府严格控制监管石器工业园区形成鲜明的反差，陶寺晚期的管理者对石器工业的制作和生产地点与技术，不再局限在手工业专属区，原宫城内也出现了石器加工遗存 。这种现象也可以解读为石峁集团的征服者，将陶寺的原住民即被征服者整体沦为“国家奴隶”——工奴和农（畜）业生产奴隶 ，将整个陶寺遗址变成石峁集团的“产业园”，除了农业、羊毛业生产 之外，石器制造是另一个支柱产业。这些产品主要贡献给石峁城址。
陶寺晚期遗址内石器加工业表面上没有工官管理监控，比较分散，但是实际上这些分散的石器加工作坊很可能分别由石峁集团的征服者“化整为零”地一对一监督管理。陶寺人牙齿锶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陶寺晚期非陶寺本地出生的外来人口比例达到峰值，在50%以上 ，似乎在暗示这一点。对于石峁集团占领者来说，陶寺变质砂岩穿甲镞的生产技术毫无秘密和难度可言，没有控制的必要，所需监督控制的唯有陶寺工匠生产穿甲镞和片叶镞的工作效率，具体说就是磨制工作的成效。来自石峁集团的外来者与陶寺原住民工匠杂处，客观上导致陶寺晚期石器加工场所分散，并不限制在一个专门的区域。
翟少东统计分析表明，矛形坯在陶寺晚期的统计概率也达到最大 ，参见《表一》。这也就表明陶寺晚期石峁集团让陶寺遗址的“工奴”进行石器加工的主要产品，仍然是变质砂岩穿甲镞。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石峁集团对于陶寺城址的征服、政权的摧毁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通过征服陶寺城址与政权，直接接管原陶寺政权对大崮堆山采石场资源的独占权力，并将陶寺石器军工制造的工匠整体沦为国家“工奴”，直接为石峁城址或石峁集团制造变质砂岩穿甲镞，不再像陶寺早中期那样必须通过同陶寺政权的商品交易才能得到变质砂岩穿甲镞。石峁集团通过陶寺工奴廉价劳动力和大崮堆山自主控制的石料资源，降低变质砂岩穿甲镞生产成本，减少了原先与陶寺早中期政权交易的中间环节，直接得到陶寺工奴生产的穿甲镞，作为军工商品出售，则大大提升了变质砂岩穿甲镞的利润空间。只有足够大的利益诱惑，才能驱动石峁集团对陶寺邦国以及陶寺都城进行征服，并对其施行长达百年的殖民统治。陶寺农产品与羊毛业只是捎带发展的殖民经济罢了，生产变质砂岩穿甲镞的陶寺石器军工产业，才是石峁集团觊觎的核心。
诚然，石峁集团完全可以在征服陶寺城址之后，将制造变质砂岩穿甲镞工匠掳往石峁城，在石峁开工生产穿甲镞，但是独特的大崮堆山资料资源远离石峁城，长途跋涉运输石料至石峁城显然得不偿失。于是石峁集团就地让陶寺“工奴”为其生产穿甲镞，只将成品运往石峁即可。
五、结论
陶寺城址石器工业在早期和中期，主体是陶寺邦国的工官管理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军工商品生产，主打产品为变质砂岩穿甲镞和片叶镞，主要用于出口贸易，具体说很可能主要出口石峁集团。而农具和木作工具的等民生石器生产，则是陶寺石器工业的次要门类，除满足陶寺本城外，可能供给下属的陶寺文化聚落，如丁村曲舌头等。
陶寺晚期，陶寺遗址的石器工业沦为石峁集团的殖民地军工商品工业，相关的工匠沦为石峁集团的国家工奴。
不论是陶寺早中期还是晚期，大崮堆山采石场始终是陶寺石器工业特别是石镞军工产业的资源依托。只不过陶寺早中期该采石场资源为陶寺政权所独占，晚期则长期被石峁集团所垄断，继续供给陶寺遗址石器工业生产。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陶寺遗址有如此畸形发达的石器工业。
附记：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专项（2017KGYJ014）与国家文物局“陶寺大遗址考古”项目支持。
（作者：何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三代考古》（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黄河新闻网朔州讯 （实习记者 高慧）近日，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李君教授牵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朔州市文化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山西省峙峪旧石器遗址考古研究在朔州市朔城区下团堡乡峙峪村开展。
据悉，峙峪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西南朔州市黑驼山东麓峙峪河与小泉沟交汇处，自1963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西工作组的人员在雁北地区考察时发现后，于当年进行了一次为期50天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包括人类化石、石制品、烧石和烧骨、动物化石等在内的一系列丰富遗存。之后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对发掘出土的遗物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在发掘结束后的第九年，于1972年第1期的《考古学报》上发表了《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峙峪遗址也于1972年被评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李君教授介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关于峙峪遗址的研究工作一直处于停滞之中，遗址中出土的遗物在经过短暂曝光之后就陷入了沉寂，对峙峪遗址的研究依然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必要从遗址中获取新的材料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了解遗址文化的全貌，从而厘清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
峙峪遗址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由于保护不力，遗址仅被一层砖墙围挡，无专门的保护标志，周围污水横流，多年以来，随着仅距遗址三、四米煤矿的非法开采，遗址也不断被蚕食，目前仅剩主体部分，而峙峪煤矿被叫停之后更是自燃现象不断，严重威胁着遗址的保存状况。
在新的发掘工作中，李教授争取在对出土遗存进行妥善处理的基础上，针对峙峪遗址目前的保存状况，协调相关部门积极改善遗址周边环境，设立遗址保护区，并设置专人进行看护，减少遗址周边人为或自然的安全隐患，为最大限度的保存遗址的完整信息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李君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计划围绕泥河湾盆地山西区域的重要遗址——峙峪旧石器遗址开展一系列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通过对峙峪遗址进行全面的野外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完善遗址的文化面貌，丰富遗址文化内涵，完善泥河湾盆地山西区域旧石器研究的成果，并与泥河湾盆地东端的旧石器文化进行比较和整合研究，构建出“大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的整体面貌特征，总结泥河湾文化起源、发展、消失的规律性认识，进而揭示泥河湾文化与周边文化，尤其是周口店北京人文化的关系，展现其在华北地区乃至东亚区域在人类起源和远古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鼎作为一种炊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大量出现，尤其是到了进入青铜时代，礼制的出现使得人们赋予了鼎更多的意义，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周天子祭天时应该为九鼎八簋制，诸侯王一般为七鼎六簋制，此时的鼎已经由实用器演化成为了一种礼器，到了秦汉时代，我们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这样的成语里面我们也知道了鼎象征着国家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力，在东汉之后，鼎的形象渐渐推出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听说过，也亲眼见到过司母戊鼎，也见过妇好墓中出土的司母辛鼎等等，青铜时代鼎的形制大多规则固定。而今天我们看到的陶鹰鼎却不一样，是用一只前扑的鹰的形象来构造的。
1957年的一天，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在村东犁地，猛然一震，犁铧碰上硬物，他以为是地里的石头，就准备将石头挖出来，谁知挖开犁松的虚土，却是一件鸟一样形状的陶器，这个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陶鹰鼎。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挖到一件国宝，随手带回家，做了鸡食盆。1958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在华县发现了著名的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殷思义见到考古队热火朝天的工作，就主动向来村里调查宣传的考古队员讲了自己曾挖出一件陶器，并将陶鹰鼎送交给考古队，这才使这件珍贵文物见于世人，最终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陶鹰鼎又称陶鹰尊，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300～前3600年)的陶塑艺术精品，高35.8厘米，整体造型为一只敛翼伫立的苍鹰，鹰的形状与器物造型浑然一体，鼎腹塑为鹰强壮敦实的躯干，器口开在鹰的背部，器身上部前段加塑鹰首，其尖喙、勾啄和炯炯有神的一双巨目增添了威猛之感，双翅后收构成鼎之中后部，充满浑厚的体积感。尤为奇特的是，鹰尾下垂落地，与粗大的双腿做成陶鼎的三个支足，构成“三足鼎立”之势，不仅增加了器物的容量，还进一步加强了整体器形的稳定性，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其造型构思之奇巧，令人赞叹。陶鹰鼎整体造型简洁，古拙质朴，周身素面未加纹饰，虽体量不大，却仿佛蕴含着一种充盈的内在力量，令人感到桀骜猛厉的气势，显示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气质。
陶鹰鼎的主要优点并不在于通常所谓的"写实"和"逼真"，而在于经过作者艺术加工后获得的夸张和变形，既保持并强化了它们各自所固有的形神特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的统一，从而成为原始时代雕刻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为其后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鸟兽形器奠定了很高的起点。
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陶鹰鼎的问世表明那个时候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陶鹰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数件石圭、石斧及一批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能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鹰形陶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中，以鸟类造型的陶器，当前仅见此一件，是原始制陶工艺的杰作。其设计巧妙，比例相宜，造型优美，形态逼真，制作精致，注重造型与实用的完美结合，至今仍是国内少见的珍品，是五千年前我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同时，以陶鹰鼎为首的动物造型陶塑也开启了商代鸟兽形青铜器造型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