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买0.5吨的无塔供水器，从水池吸水，水池深2米，无塔供水器放在水池旁边，用自吸泵还是用潜水泵好

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帝国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

为官清正的朱纨，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种暗示。有人许他富贵，有人许他升官，朱纨不为所动，来了个釜底抽薪，“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把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压得死死的。

当时整个帝国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

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

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弹劾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请求皇帝撸掉他的军事权力。

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盗”，处以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十分惊恐，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别人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绝望中，朱纨喝下毒药自杀。临死前，他颇为无奈：“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一个帝国，生死系于白银。

1

1542年，从日本驶向中国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获，船上满载白银3000公斤。当时，在海上从事中日贸易的这样的商船，大约有10—20艘，进口到中国的白银不少于20000公斤。

而这都属于非法的走私贸易。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银”。

1544年，一艘中国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朝鲜。朝鲜方面问船主，为何事而来。船主回答说：“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

这说明，中国商人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贸易，已经开始了。

根据历史学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总计有7500吨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白银进入中国的一个来源。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特大型银矿。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以及战争赔款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

但是，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最终，大部分都被装运到了中国，用于购买中国产品。

其中一条路线是：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装载白银，自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地出发，经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港。沿途有买有卖，有装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载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市场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银，再经马六甲运至澳门。然后由葡萄牙人用这些白银购买日本、印度、中东、近东、中欧和西欧各地市场所需的大宗中国货物。

仅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港运至澳门的白银，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银直接航越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经过贸易转至中国，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路线，成为明朝晚期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

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天下无敌。当时，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售予中国的货物，却非常有限，这就逼迫他们只能用白银货币来跟中国做生意。史载，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难怪后来的清朝皇帝会习惯性地声称“天朝上国，啥都不缺”，这是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维持大幅度贸易顺差的思维惯性使然吧。

说个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达中国，英国人很兴奋，以为从此可以狠狠赚中国人的钱了。结果，他们连一件英国货都卖不出去，只是抛出了8万枚西班牙银元，满载中国货而归。

明朝对洋货没兴趣，但为何对洋元（白银）这么有兴趣呢？

2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滚滚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着学宋元两代印钱，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从未想过元朝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以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日起就开始贬值。

大明通行宝钞

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宝钞仅仅发行了15年，钞值已经贬到官方定价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宝钞发行60年之时，宝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到了1000贯抵1两（官方定价是1贯抵1两）。也就是说，明朝的法定货币在60年间，贬值千倍，形同废纸。户部经过调查后表示，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宝钞没人用。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直到大明宝钞发行大约100年的时候，即正统至成化年间，宝钞在民间流通中彻底绝迹。这个时间点，跟元朝的寿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没有因此灭亡，只是多亏了朝廷的变通。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政府被逼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政府采购等，也都用白银。

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帝国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草来自于我前文所说的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节点：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日本和美洲的银矿刚好被发现了，大航海时代也刚好来临了。

嘉靖时期虽然厉行海禁，其实对走私贸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国制造换取世界白银。而且，浙、闽两省人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正是在嘉靖时期，海上走私贸易的问题，以“倭乱”之名被当成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受命巡抚浙闽开始，明朝对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走私贸易进行收紧。无论是朱纨处死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告发浙闽士大夫勾结“倭寇”，还是后来胡宗宪诱捕纵横东南海域、在日本叱咤风云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趋严的表现。

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严禁海外贸易，相当于切断了白银输入的路径，引起浙闽两省的内部反抗不说，光是对于明朝货币的供给而言，就已经造成了白银紧缺的恶果。

所以，1567年，隆庆皇帝上台后，帝国已经有撑不住的迹象，赶紧开放了“海禁”和“银禁”，以宽松的政策，促进白银流入。巨量的白银，最终缓解了明朝的经济窘迫，并促成了后来张居正的改革，增强了朝廷的财政实力，使其能够为之后的“万历三大征”买单。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没有隆庆开关，继续执行严苛的海禁政策，明朝能不能撑到17世纪，真的很难讲。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3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明朝续命依靠白银，明朝的死，最终也因白银而起。

稍微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生出来的。

白银类似于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取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促进整个社会向着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粮食作物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的人改行进入到纺织生产和贸易行业。这些地方的人民得风气之先，游走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传统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社会，财富暴涨，也改变了当时人的金钱观念、消费观念以及社会关系。

我们熟知的，《金瓶梅》等情色小说在晚明的泛滥与畅销，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阅读情趣的产物。这引起了一些观念保守者的警惕，他们认为，拜金主义、奢靡消费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现，而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对白银的渴望引起的。他们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种纯粹的自然经济时代。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

但朝廷真正的隐忧，并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早在弘治时期（1488—1505），户部尚书丘濬就从明朝的统治需要出发，主张应该由君主垄断货币权，如果朝廷放弃货币铸造权，就会造成社会混乱。

我在前面说过，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因为无限制发行而崩溃，白银于是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但由于中国自产白银十分有限，明朝政府无法行使白银铸币和发行权。虽然很长时期内朝廷并未承认白银的法币地位，但实际上，国家已经默认了白银的流通及其重要性。而政府手里又没有白银货币，大量的进口白银货币由外贸巨商掌握，这相当于国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商人。

以丘濬为代表的一些官员，预见到国家垄断货币权的历史，在明朝中后期结束了。国家权力，将被极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政府一步步向操控了进口货币的商人妥协，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帝国内部，政府与商人、社会相互博弈的产物。张居正曾说，“一条鞭法”乃“势所必然，势所必行”。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明朝国家财政收入，在“一条鞭法”全面实施后，提升了整整一倍，从国库一年收入200万两白银，飙升到400万两左右。

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悄降临。

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分析，我们已经写过很多，比如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民变频发、满洲崛起、朝廷党争，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使错了方向等等。应该说，任何朝代的沦丧，都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白银，也参与了埋葬明朝的整个过程。

虽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终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会开放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中，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马尼拉，到1629年，仅剩下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了紧急限制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屠杀。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澳门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已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却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的通道几乎都断了。这就是崇祯统治时期，朝廷一直处于缺钱状态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加税。从1618年至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以应付满洲人的入侵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这些新增的税收，从社会中抽取了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环。

帝国的贪官和巨商，原来就有窖藏白银的习惯，巨额白银被藏入地窖，退出流通领域，如同进入黑洞。如今，白银紧缺，民间惶恐，也纷纷窖藏白银自保。结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银少了，另一方面国内流通的白银也少了，造成了严重的银荒。

1642年，崇祯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兑换白银0.97两。这是想赤裸裸地从老百姓手上抢劫白银，时人评论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日记中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毒”。

参考文献：

全汉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樊树志：《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年

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15 世纪是全球历 史上一个伟大的世纪。1405-1433 年，中国郑和连续七下西洋。1488 年，葡萄牙人狄亚士沿 大西洋南下，发现好望角。1492 年，代表西班牙的哥伦布向西横渡大西洋，远航美洲，发现 美洲大陆。1497 年，葡萄牙人达?伽玛发现东通印度的新航线。1522 年，西班牙人麦哲伦及 其随员向西航行，先后横渡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再绕过南非而返回西班牙，完成人类 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这一连串的航海活动，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各国的联系。与此同时， 在中国国内，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市场不断扩大，货币经济越来越强劲地排挤着自然经济。 这样，自15 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自身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与世界 各国和各个地区均发生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当时，与中国贸易的国家不仅有东亚诸国和东南 亚、南亚国家和地区，更远的非洲和欧洲国家及地区也与中国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即使是 在明清王朝推行海禁政策的时期，这种交往也从来没有中断。乾隆《潮州府志》卷40《艺文》 引明代文献记载说，明代海禁时的海上贸易:“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 来东西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各种手工业品大量行销海外， 而国外的商品也纷纷涌入中国。 中国与世界各国频繁的对外贸易，既是中国国内市场发展和扩大的必然反映，同时又反 过来促进着国内市场的发展。当时，中国国内市场发展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以沿海的广州、 厦门、泉州、福州、宁波、上海等外贸港口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既包括沿海内陆腹地又包括 近海区域的一个特殊的区域市场--近海市场。以往，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 在研究唐宋和明清时期中国区域市场的成长与发展时，都局限于陆地范围，多将中国的区域 市场分为东南市场(长江中下游市场)、北方市场、西北市场、四川市场(长江上游市场)、 岭南市场、东北市场等，而没有注意到近海市场。事实上，近海市场是一个极为特殊又极其 重要的区域性市场，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区域市场。这个市场既具有陆地区域市 场的特征，又有着海洋市场的特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作为中国区域性市场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近海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当时，这里商贾云集，商品荟萃， 一端连着国内市场，另一端连着海外市场。正是通过这个近海市场，中国的商品大量地、源 源不绝地销往海外，而世界各国的商品又大量运到中国。可以说，是近海市场架起了中国与 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的桥梁。 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和经济联系的程度，应该说，以往我们是估计不足的。从当时 的实际情形来看，这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联系，不仅频繁程度和规模超过以往 任何时期，而且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之中。温汝能《嘉庆龙山县志》卷 12《竹枝词》有词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几到，近来丝价竟如 何。”海外国家商船何时到港，竟影响到广东地区的丝价，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形成了 紧密的互动关系。再一个颇能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其它国家经济具有互动联系的例证就是， 随着中国与海外国家贸易的发展，中国铜钱大量流外海外国家和地区。在东亚的日本、朝鲜 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铜钱一直都是作为主币在流通，有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甚至 到了20 世纪50 年代还在使用着中国的铜钱。这说明，至少在以中国铜钱为主币的这些国家 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贸易圈。 从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来看，在18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无论是生产技术水平，还是经济 发展总量，抑或经济发展的速度，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借用国外学者弗兰克?贡德在《白银 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的一句话，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这样的一种情况，就造成世界各国普遍需要中国商品，而海外国家则很少有商品输往中国。 明人张燮在《东西洋考》卷五中谈到中国与吕宋的贸易时说:“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 用银钱易货，故归船除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这里说的虽然是吕宋的情况，实 际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也都是这样。即使是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也迫切需要中国商品。据安? 罗伯逊《菲律宾群岛》第12 卷所引述的资料，1602 年5 月15 日，殖民地秘鲁的蒙特瑞公爵 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说到中国丝绸销往当地的情况:“每年只要有四艘商船开往秘鲁，所有 的衣料都会销售一空，其它货物也一样。人们一向都穿新西班牙和中国运去的衣料。„„现 在只要中国丝货大量运来，秘鲁的供应便不虞匮乏。” 经济的高度发展，决定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了保持与中国的贸易， 唯一的办法是用国际通用的货币--白银购买中国的商品。这样就导致世界各国的白银大量 流入中国。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曾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来描述世界各国白 银向中国的流动。当时，国外的白银主要通过这样几个国家和地区流入中国。一是欧洲。当 时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贸易还不甚发达，欧洲主要是通过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中亚购 买商品，而将白银输往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又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将欧洲白银转输到中国。 根据巴雷特的估算，在17 世纪和18 世纪，美洲生产的白银，大约有70%输入欧洲，其中40% 又转运到亚洲并最终大部分流入中国。(《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译本第 203 页。)二是马尼拉--美洲。据中国学者侯镜如和国外学者威廉?S?阿特伟尔引述的资料， 1586 年，有人自马尼拉写信向西班牙国内报告:“此处以大量之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 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侯镜如《明清两 代外银流入中国考》，《中行月刊》七卷六号，1933 年版)1602 年，西班牙驻墨西哥殖民当局 向马德里报告:“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计有500 万比索，1597 年高达1200 万比索。”另有人甚至说:“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威廉?S?阿特伟 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 年第9 期)三是日本。日本是当 时重要的银产地，有“银岛”之称。在中日双方的贸易中，由于“日本无货，祗有金银”(顾 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所以有大量白银流往中国。日本学者笃小畑估计，“在十七 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牙人以及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 150000 到187500 公斤。„„最终还是流到中国大陆。”(《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 当时，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入了中国，中外学者有许多不同的估算。中国学者万明最近在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刊《河北学刊》2004 年第 3 期)一文中， 在综合以往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作了重新估算，她认为，在1540-1644 年的一百年 间，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可以75 吨计算，总数在7500 吨左右在1570-1644 年间，美 洲生产的白银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而吴承明先生最近的估计是:17世纪后期流入2614?5 万两，18 世纪前期流入5620?8 万两，18 世纪后期流入9589?5 万两(《中国的现代化:市场 与社会》第287 页，三联书店2001 年)。尽管目前这方面还需进一步探讨，但不论如何，可 以肯定的是，当时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大部分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贡德?弗兰克在《白 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总结道:“中国获得和使用了世界白银供给的一 个十分巨大的份额。大量白银来自日本，有一些白银是从太平洋上经马尼拉而获得的，有一 些是从美洲经欧洲、黎凡特、西亚、南亚和东南亚转到中国，也有一些是直接或间接从中亚 获得的。”如此数量的白银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形成了一条中国通向世界各国的“白银之路”。 过去，在讲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时，我们仅知道有“丝绸之路”。其实，除了“丝绸 之路”之外，还有我们这里讲到的“白银之路”，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中国铜钱大量外流形 成的“铜钱之路”等众多经济通道。 “白银之路”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讲， 到底意味着什么?先让我们看一看当时中国国内白银的产量。吴承明先生曾估计，明代国内 白银产量盛时年约30 万两，16 世纪即见下跌，17 世纪早期记录仅数万两，连同隐漏不过20 万两，清代产量虽有所上升，但每年也只不过四五十万两。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75-277 页，三联书店2001 年)将国外流入中国的 白银数量与中国国内的白银产量两相对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外流入的白银数量是中国 国内产量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当时的中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正经历着从 铜钱和纸币并用的时代向白银货币时代的转变。白银货币化正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向前发展， 社会上普遍出现白银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白银的流入，就为中国的白银货币化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白银供给，从而促进了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于这 一点，对天下之事洞悉备至的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1 中指出，明代白银的使用越来越 普遍，“食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究其原因，“盖番舶之来多矣”。特别是在 白银流通较早的岭南地区，白银的供给几乎全仰于国外白银的输入。岭南地方文献《岭南丛 述》卷34《粤中见闻》记载说:“用银始于闽、粤，而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 但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意义还并不在此。它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随着白银的流入， 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中国经济正在主动地融 入世界，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并完善。中国与欧洲、中国通过马尼 拉与美洲、中国与日本的白银流通圈，无疑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因此，白 银的流入，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标志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水平与程度。据国外学者 Gregoril?F?Zaide 的《菲律宾的政治文化史》记载，西班牙早期在菲律宾的神父科仑尼尔说: “保持同中国人的交往，以及善待那些居住在那些海岛上的中国人是如此重要，以致没有中 国人，这个社会就不能维持，很好地对待他们，这是明智的。”这段话表明，世界经济贸易体 系离不开中国。当然，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白银的大量流入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以往那种 将中国经济看成是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观点，看来是值得商榷的。这是我们重新审视 15 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贸易发展史后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高中语文合集百度网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nmI8mJTas01m1m03zCRfQ

?pwd=1234

提取码：1234

简介：高中语文优质资料下载，包括：试题试卷、课件、教材、视频、各大名师网校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