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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吸泵最大吸程是10.13米。

1个标准大气压是1.013×10^5帕斯卡，就是10.13米水柱高度的压强。

再好的自吸泵，在1个标准大气压下，10.13米上部的管子里是真空。

所以，在1个标准大气压下，自吸泵最大吸程是10.13米。

1个标准大气压只能支持10.13米高水柱。

P=ρgh（ρ液体密度，h液体高度，g≈10牛顿/千克）

101300=1000×10×h，解得h=10.13（米）

扩展资料：

化学中曾一度将标准温度和压力（STP）定义为0°C（273.15K）及101.325kPa（1atm），但1982年起IUPAC将“标准压力”重新定义为100 kPa。1标准大气压=760mm汞柱=76cm汞柱=1.01325×10^5Pa=10.339m水柱。1标准大气压=101325 N/m²。（在计算中通常为 1标准大气压=1.01×10^5 N/㎡)。100kPa=0.1MPa。

地球的周围被厚厚的空气包围着，这些空气被称为大气层。空气可以像水那样自由的流动，同时它也受重力作用。因此空气的内部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这个压强被称为大气压。

意大利科学家托里拆利在一根80厘米长的细玻璃管中注满水银倒置在盛有水银的水槽中，发现玻璃管中的水银大约下降了4厘米后就不再下降了。这4厘米的空间无空气进入，是真空。托里拆利据此推断大气的压强就等于水银柱的长度。根据压强公式科学家们准确地算出了大气压在标准状态下为1.01×10^5Pa。

大气压不是固定不变的。为了比较大气压的大小，在1954年第十届国际计量大会上，科学家对大气压规定了一个“标准”：在纬度45°的海平面上，当温度为0℃时，760毫米高水银柱产生的压强叫做标准大气压。

既然是“标准”，在根据液体压强公式计算时就要注意各物理量取值的准确性。从有关资料上查得：0℃时水银的密度为13.595×10^3千克/m³，纬度45°的海平面上的G值为9.80672牛/千克。于是可得760毫米高水银柱产生的压强为

p水银=ρ水银gh=13.595×10^3千克/m³×9.80672牛/千克×0.76米=1.01325×10^5帕。

这就是1标准大气压的值。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标准大气压

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帝国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

为官清正的朱纨，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种暗示。有人许他富贵，有人许他升官，朱纨不为所动，来了个釜底抽薪，“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把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压得死死的。

当时整个帝国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

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

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弹劾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请求皇帝撸掉他的军事权力。

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盗”，处以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十分惊恐，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别人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绝望中，朱纨喝下毒药自杀。临死前，他颇为无奈：“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一个帝国，生死系于白银。

1

1542年，从日本驶向中国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获，船上满载白银3000公斤。当时，在海上从事中日贸易的这样的商船，大约有10—20艘，进口到中国的白银不少于20000公斤。

而这都属于非法的走私贸易。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银”。

1544年，一艘中国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朝鲜。朝鲜方面问船主，为何事而来。船主回答说：“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

这说明，中国商人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贸易，已经开始了。

根据历史学者的估算，在1540年—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总计有7500吨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白银进入中国的一个来源。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特大型银矿。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以及战争赔款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

但是，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最终，大部分都被装运到了中国，用于购买中国产品。

其中一条路线是：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装载白银，自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地出发，经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港。沿途有买有卖，有装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载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市场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银，再经马六甲运至澳门。然后由葡萄牙人用这些白银购买日本、印度、中东、近东、中欧和西欧各地市场所需的大宗中国货物。

仅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港运至澳门的白银，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银直接航越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经过贸易转至中国，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路线，成为明朝晚期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

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天下无敌。当时，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售予中国的货物，却非常有限，这就逼迫他们只能用白银货币来跟中国做生意。史载，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难怪后来的清朝皇帝会习惯性地声称“天朝上国，啥都不缺”，这是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维持大幅度贸易顺差的思维惯性使然吧。

说个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达中国，英国人很兴奋，以为从此可以狠狠赚中国人的钱了。结果，他们连一件英国货都卖不出去，只是抛出了8万枚西班牙银元，满载中国货而归。

明朝对洋货没兴趣，但为何对洋元（白银）这么有兴趣呢？

2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滚滚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着学宋元两代印钱，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从未想过元朝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以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日起就开始贬值。

大明通行宝钞

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宝钞仅仅发行了15年，钞值已经贬到官方定价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宝钞发行60年之时，宝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到了1000贯抵1两（官方定价是1贯抵1两）。也就是说，明朝的法定货币在60年间，贬值千倍，形同废纸。户部经过调查后表示，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宝钞没人用。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直到大明宝钞发行大约100年的时候，即正统至成化年间，宝钞在民间流通中彻底绝迹。这个时间点，跟元朝的寿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没有因此灭亡，只是多亏了朝廷的变通。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政府被逼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政府采购等，也都用白银。

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帝国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草来自于我前文所说的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节点：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日本和美洲的银矿刚好被发现了，大航海时代也刚好来临了。

嘉靖时期虽然厉行海禁，其实对走私贸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国制造换取世界白银。而且，浙、闽两省人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正是在嘉靖时期，海上走私贸易的问题，以“倭乱”之名被当成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受命巡抚浙闽开始，明朝对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走私贸易进行收紧。无论是朱纨处死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告发浙闽士大夫勾结“倭寇”，还是后来胡宗宪诱捕纵横东南海域、在日本叱咤风云的大海商汪直，都是政策管制趋严的表现。

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严禁海外贸易，相当于切断了白银输入的路径，引起浙闽两省的内部反抗不说，光是对于明朝货币的供给而言，就已经造成了白银紧缺的恶果。

所以，1567年，隆庆皇帝上台后，帝国已经有撑不住的迹象，赶紧开放了“海禁”和“银禁”，以宽松的政策，促进白银流入。巨量的白银，最终缓解了明朝的经济窘迫，并促成了后来张居正的改革，增强了朝廷的财政实力，使其能够为之后的“万历三大征”买单。

如果嘉靖再活10年，或者没有隆庆开关，继续执行严苛的海禁政策，明朝能不能撑到17世纪，真的很难讲。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3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明朝续命依靠白银，明朝的死，最终也因白银而起。

稍微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生出来的。

白银类似于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取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促进整个社会向着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粮食作物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的人改行进入到纺织生产和贸易行业。这些地方的人民得风气之先，游走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传统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社会，财富暴涨，也改变了当时人的金钱观念、消费观念以及社会关系。

我们熟知的，《金瓶梅》等情色小说在晚明的泛滥与畅销，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民阅读情趣的产物。这引起了一些观念保守者的警惕，他们认为，拜金主义、奢靡消费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现，而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对白银的渴望引起的。他们呼吁大家回到明初那种纯粹的自然经济时代。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

但朝廷真正的隐忧，并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早在弘治时期（1488—1505），户部尚书丘濬就从明朝的统治需要出发，主张应该由君主垄断货币权，如果朝廷放弃货币铸造权，就会造成社会混乱。

我在前面说过，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因为无限制发行而崩溃，白银于是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但由于中国自产白银十分有限，明朝政府无法行使白银铸币和发行权。虽然很长时期内朝廷并未承认白银的法币地位，但实际上，国家已经默认了白银的流通及其重要性。而政府手里又没有白银货币，大量的进口白银货币由外贸巨商掌握，这相当于国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商人。

以丘濬为代表的一些官员，预见到国家垄断货币权的历史，在明朝中后期结束了。国家权力，将被极大削弱。

果然，明朝晚期政府一步步向操控了进口货币的商人妥协，制定了一系列重商政策。著名的“一条鞭法”，就是帝国内部，政府与商人、社会相互博弈的产物。张居正曾说，“一条鞭法”乃“势所必然，势所必行”。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明朝国家财政收入，在“一条鞭法”全面实施后，提升了整整一倍，从国库一年收入200万两白银，飙升到400万两左右。

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悄降临。

关于明朝覆灭的原因分析，我们已经写过很多，比如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民变频发、满洲崛起、朝廷党争，甚至最后一任皇帝努力自救但使错了方向等等。应该说，任何朝代的沦丧，都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白银，也参与了埋葬明朝的整个过程。

虽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终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会开放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中，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马尼拉，到1629年，仅剩下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了紧急限制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大屠杀。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澳门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已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却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的通道几乎都断了。这就是崇祯统治时期，朝廷一直处于缺钱状态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加税。从1618年至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以应付满洲人的入侵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这些新增的税收，从社会中抽取了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环。

帝国的贪官和巨商，原来就有窖藏白银的习惯，巨额白银被藏入地窖，退出流通领域，如同进入黑洞。如今，白银紧缺，民间惶恐，也纷纷窖藏白银自保。结果，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银少了，另一方面国内流通的白银也少了，造成了严重的银荒。

1642年，崇祯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兑换白银0.97两。这是想赤裸裸地从老百姓手上抢劫白银，时人评论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日记中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毒”。

参考文献：

全汉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樊树志：《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年

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作者：陈昆

【提　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巨量白银流入有两个原因：贸易顺差和套汇。文章考察了这两个因素形成的机制。与晚明时期类似，当前我国也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政策所致。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评判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套汇；白银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大卫.休谟[1] 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根据这一理论，在以贵金属为本位货币的时代，理论上并无一国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1]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白银。[2]

弗兰克[3]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他用贸易和套汇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

关于国际贸易，他认为，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3]

货币不仅可以用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而且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由此产生套汇机会。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储存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真正地运转起来！[3]

本文循着弗兰克的思路，从海上贸易和套汇两个方面对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

据史料记载，15世纪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4]

中国自明代中期以来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而且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就纺织品生产而言，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生丝制作的产品经得起海风吹拂而不变色，欧洲丝绸产品的款式、织法、图案设计、印染工艺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迪，更有甚者，英国直到1690年以后才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

明代中期，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 [5]当时一个西方作家也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 [6]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产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7]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除了质量优越之外，明代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恰在此时，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欧洲各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涉及所有工农业商品、持续约一个世纪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场通货膨胀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价从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普遍上涨3倍左右，英国、法国、德国物价从16世纪中期开始上涨两倍左右。这大大削弱了欧洲各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欧洲各国，中国商品以白银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国际市场上中国主要大宗出口商品与外国同类产品价格对比如下：

丝织品：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

麻织品：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

铜、铁制品：菲律宾市场中国铁钉价格为西班牙产品的1/4，致使秘鲁总督卡涅特于1590年专门派船赴菲购买中国铜、铁制品，还有位西班牙人维拉曾建议在菲律宾购买廉价的中国铜铸炮，然后运往墨西哥和秘鲁；

生丝：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肉类、蔬菜、水果：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神甫马丁德拉达惊叹中国肉类、蔬菜、水果价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样……[8]

西欧迫切需要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香料、药材、茶叶、瓷器、丝绸等物都深受西欧人的欢迎。由于多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西欧能向外输出售于东方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必须用现金即贵金属白银货币支付。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

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中国与欧洲、美洲海上贸易航路的开辟，为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纺织品为大宗商品。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很大，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十八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10]

中国纺织品涌入菲律宾，当地土著“不复种棉织布……忘记了纺纱织布的传统工艺技术”。在拉丁美洲，中国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工场全部毁灭了”，“中国的麻织品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国产品短缺，尽管欧洲产品充斥市场，他们也绝不问津”，“中国丝织品以它低廉的售价、独具特色的技艺和装饰上的魅力，对欧洲市场构成一种挑战” …… 诸如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法国一些丝织品厂商为扩大销路甚至不得不给自己的产品印上“中国制造”字样。[11]由于西欧各国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额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因此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西欧工业革命之后、鸦片贸易兴起前夕。

二、明代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白银持续内流

1545年和1548年，秘鲁之波托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之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银矿被相继发现、开采和大量向外输出。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12]仅波托西一矿1581-1600年间平均年产量即达25.4万公斤，占当时全世界白银年产量的60%强。17世纪末波托西银矿日渐枯竭，墨西哥银矿又开始取而代之，其产量在18世纪增长约5倍，到1789年占世界产量的5/8以上。[13]

中欧海上贸易航线建立后，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据索萨的研究，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数额，在1590—1602年估计为2，010吨，1602—1636年约2，400吨，1636—1644年约210吨，总共达到4，620吨。[14]艾维泗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125吨，在1597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高达300吨。[15]

另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仅1631年一年内，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致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中西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W. L.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16]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竟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曾经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锐减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17]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叶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再流入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另一个渠道。在1500到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约16，000吨。[18]根据沃德·巴雷特统计，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是23，000吨，美洲产量就达17，000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他认为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亚洲。[19]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20]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至少运送100万杜卡特（Ducat）白银到远东，大部分流入中国。17世纪，英国和荷兰也开始把西班牙白银运往东方。1601-16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出75万英镑的西班牙白银（约合250万杜卡特）到远东，多数流入中国；崇祯十年（1637年），该公司船只首次到达中国，“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21] 17世纪后期，该公司运出的金银更是急剧增长，仅1700-1701年度就达70万英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金银在1618-1700年间从50万杜卡特增长到125万杜卡特（约合4万公斤）。[22]

大量白银外流让欧洲白银输出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惶恐不安，曾几度设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度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上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恰在当时欧洲诸国普遍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视金银货币为财富的唯一形式，主张国家经济政策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积累金银货币。然而，市场规律是不能够挑战的，除非宗主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否则，欲以一纸敕令在市场上遏止价廉物美中国商品的洪流，终究枉费心机。

而且，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不符合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利益。菲律宾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支柱是转口贸易，殖民当局财政对关税收入尤其倚重。荷兰官员在1618年估计，西班牙政府（指菲律宾殖民当局）每年仅从中国丝经菲律宾转运美洲的贸易中就可征收约50万比索商税。1586-1645年间，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国货物进口税在马尼拉每年的全部进口税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60%。其间，1611-1615年间为91.5%，1636-1640年间为88.6%，1641-1642年间为92.06%。[23]显然，对于竭力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宾殖民当局，理性选择就是千方百计维持、扩大作为骨干税源的中国货物进口税。宗主国政府颁发敕令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无疑于断了菲律宾殖民当局的财路，因此，这些敕令从来就难以获得菲律宾殖民当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国腐败成风，各级官吏把到殖民地政府任职视为发财良机，历任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都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这些敕令最终都摆脱不了沦为一纸空文的必然命运。西班牙殖民宗主国政府后来多次将限额提高到200万比索，实属无奈之举。

三、三方套汇与白银流入

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三方套汇业务是白银流入中国另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主要由于贸易导致的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精明的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单程即可获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大发横财。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就是到了18世纪，中国白银价格仍然高出欧洲50%的利差，这导致了18世纪墨西哥白银生产的繁荣，世界各地的白银再次争先恐后地大量地输入中国。

早在1609年，一位拥有25年在亚洲经商历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罗 德 芭萨就注意到：“通常1个金比索可以兑换5个或5个半银比索，如果中国白银发生短缺的话，从外地购买白银，价格就上升到1∶6或6.5银比索。我所见到的最贵的和在广州城购买的黄金是7个银比索兑换1个金比索，我从没有看见比这个价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个金比索通常值12个银比索，因此，显而易见从中国购买黄金意味着可以产生75%至80%的利润。”[24]

关于国际间的套汇问题，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价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尔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买卖为媒介。”[25]这说明，货币也是是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金融市场。

据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时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个套利周期。[26]恰在此时，中国开始了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约1470年代），白银在民间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认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银。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税粮按一定比价折收白银—“金花银”，这大大加快了田赋货币化的进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间），广东南海已用白银交租。16世纪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银支付。到1520年代，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万历年间，广东、福建率先实行“均徭”、“均平”和“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银折纳都是重要内容。由于15世纪中期中国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导致了银币的替代和白银税收体系的建立，而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伦敦和巴黎大许多倍的城市，其“白银化”带来了全球巨大反响。正是中国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国的白银价值两倍于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悬殊的差价反过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中国最具代表性地区之一的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为1∶10，在莫卧儿的印度为1∶9。直到17世纪40年代中国的白银价格才最后降低到与其他地方的价格大致相当的程度。

从对中国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个明代时期，白银价值一直比较昂贵。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银钱钞之间的比价兑换体系时规定，1贯钞，折合成1千文铜钱、1两白银以及1/4两黄金，即金银比价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银比价变为一当五或一当六[2]，但主要是一当五。“永乐五年，令各处折收钞，金每两四百贯，银每两八十贯。是高帝时，赐钞千贯为银千两、金二百五十两。而永乐中，赐钞千贯，为银十二两五钱、金止二两五钱矣。”[27]由是可知，永乐五年时，金银比价仍是l:5。永乐中期，金银之间的比价突然拉大，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金银比已变成1:7.5。同时，“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寅”条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盐乞定例召商，许以金银铜钱中纳。于是户部定议：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银一两、铜钱二千五百文各给盐三引。从之。”[28]据此可知，金银官方比价当时为l:10。需要说明的是，金银比价1:10出现的地区和时期并不是多，绝大部分时期内是维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万年间。应当注意的是，在这如此长的时期内，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是官价与市场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银之间的比价骤升，发生在崇祯朝时期。万历时期金银一当七八甚至一当五，至崇祯中变成一当十，而且江南地区的某些地方还存在一换十三的情况，以后还曾暂时回落到一换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维持在一换十三的价格水平。

由上述金银之间的比价变动情况来看，黄金是处于较为稳定的升值，银则相对贬值的状态。学者钱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变动情况（见表）。本来，整个明朝，黄金平均价格每两折合白银6两4钱7分，约等于宋元时代平均价格（10两3钱弱）的63%，最低曾达到折白银1两6钱7分。[29]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国市场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变成l:13，这一价格水平仍然要远远滞后于同时期欧洲金银比价。在1492年以前，东方中国和印度的金银比价还是1:5的时候，欧洲就已达到1:11或l:12。在欧洲频繁发现银矿后，从1519-1650年，金银比价从1:11变成1:15.5左右，仅中间短暂时期内保持在1:10.6。

而中国直到清中叶大概在乾隆时期金银比价才达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纪中叶，中国金银比价已经基本上与欧洲拉平，甚或时有过之。日本、印度金银比价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过程，不过日本银矿资源丰富，印度与欧洲通商历史较早，因而其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时间早于中国而已。

结论及比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银流入，主要是中国通过海上贸易用商品交换而来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经济体，这种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其贸易保持着很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3]

除了贸易顺差之外，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低于外国金银市场的比价，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16、17世纪间，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银价。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从1550年到1645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30]

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为何这么多货币没有像欧洲那样导致通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着很强的货币吸收能力。弗兰克的回答是，“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但是，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3]弗兰克认为中国有这种能力。中国这种能力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高额的贸易顺差。这主要基于它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晚明时期类似，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出现了严重的人民币套汇现象。晚明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产出和收入与西欧相比并不逊色。在银本位制下，白银大量流入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江南等地早期的工业化也藉此得到了发展。但遗憾的是，晚明政府从打击海上敌对势力等政治需要出发，对海外贸易严格限制，海外贸易远未能发挥其对市场开拓、专业化生产和资本形成的推动作用，使得晚明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与晚明抑制外贸发展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大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倾斜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出口，对进口实行一定限制。这些倾斜政策加上劳动工资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环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都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增强其价格竞争力。近年来，除传统的加工贸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过快，化工、机械、汽车等行业出口迅速扩大，我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更加糟糕的是，当前的巨额顺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非常罕见。类似地，美国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间，德国从1880年代到“一战”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从1981年到最近，对外贸易均长期顺差。这些国家在上述阶段经济较快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储蓄相对投资过剩并不奇怪。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比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资本相对稀缺。此时消费和投资需求理应较大，更可能出现储蓄对投资的不足也即贸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贸易顺差导致白银流入，在银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且不存在外汇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外贸持续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导致的。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加大通胀和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我国外汇资产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从根本上说，晚明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共同问题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历史教训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持续的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我国当前应当调整倾斜外贸政策，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强内需，否则就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

1. 水下清淤: 抓斗式清淤、 泵吸式清淤、 普通绞吸式清淤

水下清淤一般指将清淤机具装备在船上， 由清淤船作为施工平台在水面上操作清淤设备将淤泥开挖， 并通过管道输送系统输送到岸上堆场中。 水下清淤有以下几种方法。

a． 抓斗式清淤: 利用抓斗式挖泥船开挖河底淤泥， 通过抓斗式挖泥船前臂抓斗伸入河底，利用油压驱动抓斗插入底泥并闭斗抓取水下淤泥， 之后提升回旋并开启抓斗， 将淤泥直接卸入靠泊在挖泥船舷旁的驳泥船中， 开挖、 回旋、 卸泥循环作业。 清出的淤泥通过驳泥船运输至淤泥堆场， 从驳泥船卸泥仍然需要使用岸边抓斗， 将驳船上的淤泥移至岸上的淤泥堆场中。

抓斗式清淤适用于开挖泥层厚度大、 施工区域内障碍物多的中、 小型河道， 多用于扩大河道行洪断面的清淤工程。 抓斗式挖泥船灵活机动， 不受河道内垃圾、 石块等障碍物影响， 适合开挖较硬土方或夹带较多杂质垃圾的土方且施工工艺简单， 设备容易组织， 工程投资较省，施工过程不受天气影响。 但抓斗式挖泥船对极软弱的底泥敏感度差， 开挖中容易产生“掏挖河床下部较硬的地层土方， 从而泄露大量表层底泥， 尤其是浮泥” 的情况容易造成表层浮泥经搅动后又重新回到水体之中。 根据工程经验［3-5］ ， 抓斗式清淤的淤泥清除率只能达到 30% 左右， 加上抓斗式清淤易产生浮泥遗漏、 强烈扰动底泥， 在以水质改善为目标的清淤工程中往往无法达到原有目的。

b． 泵吸式清淤: 也称为射吸式清淤， 它将水力冲挖的水枪和吸泥泵同时装在 1 个圆筒状罩子里， 由水枪射水将底泥搅成泥浆， 通过另一侧的泥浆泵将泥浆吸出， 再经管道送至岸上的堆场， 整套机具都装备在船只上， 一边移动一遍清除。 而另一种泵吸法是利用压缩空气为动力进行吸排淤泥的方法， 将圆筒状下端有开口泵筒在重力作用下沉入水底， 陷入底泥后， 在泵筒内施加负压， 软泥在水的静压和泵筒的真空负压下被吸入泵筒。 然后通过压缩空气将筒内淤泥压入排泥管， 淤泥经过排泥阀、 输泥管而输送至运泥船上或岸上的堆场中。

泵吸式清淤的装备相对简单， 可以配备小中型的船只和设备， 适合进入小型河道施工。 一般情况下容易将大量河水吸出， 造成后续泥浆处理工作量的增加。 同时， 我国河道内垃圾成分复杂、 大小不一， 容易造成吸泥口堵塞的情况发生。

c． 普通绞吸式清淤: 普通绞吸式清淤主要由绞吸式挖泥船完成。 绞吸式挖泥船由浮体、 铰绞刀、 上吸管、 下吸管泵、 动力等组成。 它利用装在船前的桥梁前缘绞刀的旋转运动， 将河床底泥进行切割和搅动， 并进行泥水混合， 形成泥浆， 通过船上离心泵产生的吸入真空， 使泥浆沿着吸泥管进入泥泵吸入端， 经全封闭管道输送(排距超出挖泥船额定排距后， 中途串接接力泵船加压输送) 至堆场中。

普通绞吸式清淤适用于泥层厚度大的中、 大型河道清淤。 普通绞吸式清淤是一个挖、 运、 吹一体化施工的过程， 采用全封闭管道输泥， 不会产生泥浆散落或泄漏在清淤过程中不会对河道通航产生影响， 施工不受天气影响， 同时采用 GPS 和回声探测仪进行施工控制， 可提高施工精度。 普通绞吸式清淤由于采用螺旋切片绞刀进行开放式开挖， 容易造成底泥中污染物的扩散， 同时也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回淤现象。 底泥清除率一般在 70%左右。 另外， 吹淤泥浆浓度偏低， 导致泥浆体积增加， 会增大淤泥堆场占地面积。

2. 环保清淤

环保清淤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指以水质改善为目标的清淤工程， 另一方面则是在清淤过程中能够尽可能避免对水体环境产生影响。 环保清淤的特点有: ①清淤设备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和挖掘精度， 防止漏挖和超挖， 不伤及原生土 ②在清淤过程中，防止扰动和扩散， 不造成水体的二次污染， 降低水体的混浊度， 控制施工机械的噪音，不干扰居民正常生活 ③淤泥弃场要远离居民区， 防止途中运输产生的二次污染。

环保绞吸式清淤是目前最常用的环保清淤方式， 适用于工程量较大的大、 中、 小型河道、湖泊和水库， 多用于河道、 湖泊和水库的环保清淤工程。 环保绞吸式清淤是利用环保绞吸式清淤船进行清淤。 环保绞吸式清淤船配备专用的环保绞刀头， 清淤过程中， 利用环保绞刀头实施封闭式低扰动清淤， 开挖后的淤泥通过挖泥船上的大功率泥泵吸入并进入输泥管道， 经全封闭管道输送至指定卸泥区。

环保绞吸式清淤船配备专用的环保绞刀头具有防止污染淤泥泄漏和扩散的功能， 可以疏浚薄的污染底泥而且对底泥扰动小， 避免了污染淤泥的扩散和逃淤现象， 底泥清除率可达到 95% 以上清淤浓度高， 清淤泥浆质量分数达 70% 以上， 一次可挖泥厚度为 20～110 cm。 同时环保绞吸式挖泥船具有高精度定位技术和现场监控系统， 通过模拟动画，可直观地观察清淤设备的挖掘轨迹高程控制通过挖深指示仪和回声测深仪， 精确定位绞刀深度， 挖掘精度高。

淤泥固化技术处理

清淤泥浆的初始含水率一般在 80% 以上， 而淤泥的颗粒极细小， 黏粒含量都在 20%以上， 这使得泥浆在堆场中沉积速度非常缓慢， 固结时间很长。 吹淤后的淤泥堆场在落淤后的两三年时间内只能在表面形成 20 cm 左右厚的天然硬壳层， 而下部仍然为流态的淤泥， 含水率仍在1. 5 倍液限以上， 进行普通的地基处理难度很大。 堆场表层处理技术则是利用淤泥堆场原位固化处理技术， 人为地在淤泥堆场表面快速形成一层人工硬壳层， 人工硬壳层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 满足小型机械的施工要求， 可以进行排水板铺设和堆载施工， 从而方便对堆场进一步的处理。 人工硬壳层的设计是表层处理技术的关键， 主要考虑后续施工的要求， 结合下部淤泥的性质， 通过试验和模拟确定硬壳层的强度参数和设计厚度， 人工硬壳层技术又往往和淤泥固化技术相结合形成固化淤泥人工硬壳层， 也可以利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颗粒形成轻质人工硬壳层则效果更佳。

最新的清淤技术目前有以下几种:

a． 高浓度原位环保清淤方法。 由于目前常用的环保清淤方法清淤出的淤泥浓度在 15%～20%左右， 水分子的体积要远大于土颗粒的体积， 清淤泥浆的体积大约为颗粒的 4～5 倍。这些高含水泥浆往往需要较大的堆场进行放置， 很多清淤工程因为堆场场地的问题而受到严重制约。 高浓度原位环保清淤能够降低清淤过程中泥浆的增容率， 在中间输送过程中可以使泥浆含水率得到降低， 将淤泥直接变成可以用于填土的土材料使用。 因此， 为了节省占地和降低整个清淤和淤泥处理的成本， 高浓度原位环保清淤技术已经成为未来

的发展趋势。

b． 堆场淤泥快速排水技术。 目前大多数内河清淤的淤泥都在堆场中堆放。 淤泥堆场经过地基处理， 解决其长期沼泽状态的问题后可用于建设、 景观、 农田利用的土地。 而这一地基处理过程就是淤泥固结排水的过程。 淤泥黏粒含量高， 透水性差， 在自重作用下的固结时间长， 自重固结后的强度低。 淤泥的快速排水固结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软黏土地基使用的真空预压法和堆载预压法， 对于淤泥往往难以发挥良好的效果。淤泥含水率极高， 处于流动状态， 颗粒之间的有效应力非常低， 在高压抽真空的状态下淤泥颗粒会和间隙水一起流动， 从而使排水板出现淤堵而无法排水。 如何解决排水系统的淤堵问题成为淤泥快速排水的关键。 堆场淤泥快速排水技术是在淤泥内铺设多层多排水平排水通道， 其层间距、 排间距都在 60 ～80 cm 左右， 以形成高密度泥下排水网络。将该网络与地面密封的水平排水管密封连接， 再与射流排水装置连接后抽气抽水， 可加快淤泥的排水速度。 目前这一技术开发和其中的关键问题尚处于探索的初期阶段。

淤泥资源化利用技术

淤泥资源化利用技术包括把淤泥制成砖瓦的热处理方法。 热处理方法是通过加热、烧结将淤泥转化为建筑材料， 按照原理的差异又可以分为烧结和熔融。 烧结是通过加热800～1 200℃， 使淤泥脱水、 有机成分分解、 粒子之间黏结， 如果淤泥的含水率适宜，则可以用来制砖或水泥。熔融则是通过加热 1 200～1 500℃使淤泥脱水、有机成分分解、无机矿物熔化， 熔浆通过冷却处理可以制作成陶粒。热处理技术的特点是产品的附加值高， 但热处理技术能够处理的淤泥量非常有限， 比如普通制砖厂 1 年大概能消耗淤泥 5 万 m3， 不能满足目前我国疏浚淤泥动辄上百万立方米发生量的处理需求， 从淤泥的大规模产业化处理前景来讲， 固化、 干化、 土壤化的淤泥资源化利用技术是具有生命力的， 若与堆场处理技术相结合则更能显示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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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吸泵最大吸程可达到9米，吸程9米的自吸泵产品有：吸出水最快的高吸程自吸泵、真空辅助自吸泵、家用自来水自吸泵、螺杆自吸泵几种产品。

1、家用自来水自吸泵

常用的家用自吸泵吸程9米以内均可以抽吸，自吸时间在3分钟以内，这种家用自吸泵电压均是220V，泵体材质是铸铁材质，叶轮采用的是铜叶轮可以避免采用铸铁叶轮出现生锈导致叶轮卡死及污染水源的现象，而且可以抽吸40度左右的热水介质，这种自吸泵基本上也就只能作为家庭使用，如果其他工况使用应该考虑液体的腐蚀性以及所需要的流量扬程能否满足您的需求，如果都能满足同样也可以选择该系列自吸泵产品。

2、螺杆自吸泵

螺杆自吸泵其实也属于一款家用自吸泵类产品，它的主要特点是扬程高，填补了普通家用自吸泵扬程低的弊端，螺杆自吸泵的扬程可以达到130米.材质也就只有铸铁材质，适应输送清水介质。螺杆自吸泵也是最大吸程9米的自吸泵产品，有部分商家在螺杆自吸泵铭牌上面标注吸程10-26米其实这个数据是指的水平距离，有很多用户把它当作吸上高度结果买回去才发现吸不到这么高，所以应该特别注意。

3、真空自吸泵

真空自吸泵产品属于一款工业用自吸泵类产品，该系列自吸泵流量均在100立方以上目前博禹泵业最大流量可以做到每小时4000立方左右，如果要求更大我们也可以定做，该系列真空辅助自吸泵不但可以采用电机驱动而且还可以采用各种品牌的柴油机作为动力驱动安装在各类移动泵车上面使用作为防汛抢险抽水泵之用，而且还可以采用开式叶轮的结构能输送含有杂质的污水类介质，泵体材质有铸铁、不锈钢、球墨铸铁等金属类产品供用户选择，真空系统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加大能满足在30-60秒之内就能把9米处的水吸上来，真空辅助自吸泵可以允许短时间空转，所以真空辅助自吸泵是一款最好的防汛抢险泵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