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供应链众生相 | 多难兴业

汽车产业链条长，全球化程度高，一环受阻，将有可能牵制整个产业链的有序发展。

从2月开始，新冠疫情导致中国汽车供应链生产、物流受阻，日本、韩国等世界多个国家的汽车工厂受到波及，被迫停工停产。某些海外厂商为了维持生产，不惜运输成本，把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装在行李箱空运到目的地。

进入3月，疫情在海外开始迅速蔓延，海外汽车相关制造业也不得不按下暂停键。面对海外断供风险，多家国内企业于近期向我们表示该危机尚在可控范围之内。然而，危机之下，我国汽车供应链的短板开始愈发暴露，一些弱势群体或将面临生存考验。

“断供”危机尚可控

因全球疫情导致的“断供”是中国汽车产业链面临的一个物理风险，可控手段比较多。除了自身拥有稳定的库存之外，积极寻求替代供应商渠道，是当下多数企业的普遍做法。

以吉利汽车为例，据了解，在对于日韩地区供应商所涉及的零部件库存及有效储备量上，基本可以做到3个月需求量在库，1个月需求量在途的模式，“做到库中有粮心不慌。”吉利汽车相关人士表示。

保证安全库存是行业共识，只是时间长短略有不同。就目前来看，海外主机厂一般要求本地供应商零部件保证5天的安全库存量，对于海外供应商零部件，考虑到运输周期，需要有一个月的安全库存量。

“受海外疫情影响，零部件供应承受较大压力。于整车企业而言，提前储备零部件可以在短时间内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销售”，国内最大的纯电动客车生产企业宇通客车表示，但同时也表示，为避免海外疫情所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断供加剧，正在积极寻找替代供应商渠道，以保证自身生产销售环节的可持续性。

无独有偶，奇瑞捷豹路虎也认为，目前进口和国产零部件库存虽能满足近期生产需求，但考虑到海外疫情对进口件潜在供应风险的影响，要做好提前应对的准备，包括持续开展评估替代件、二级零部件及原材料替代、模具转移和物流应急方案等。

造车新势力企业威马汽车在面对供应链“断裂”危机时也提出了相同的方案：向所有符合资质的优质供应商开放，对符合威马质量标准、技术要求、供货周期及成本要求的供应商持开放态度。

另据了解，东风日产因欧美的20家供应商出现停产，涉及到50-60种的进口零件（含国产供应商的二级进口件）有供应风险，故也在积极寻找国产化替代方案。

技术空白“短板”暴露

然而，想要寻找国产化替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汽车供应链而言，目前海外疫情重灾区域贸易出口额占据全球50%以上，欧美国家在芯片、计算平台、精密件加工件等领域优势明显，日韩则在汽车电子、光学仪器、集成电路等领域具备较强的优势，我国汽车诸多关键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均来自这些区域。

核心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国内几乎空白，是此次海外疫情下日益暴露的行业“短板”。

国内一家主流零部件企业人士在接受盖世汽车采访时直言：“汽车核心零部件开发周期一般需要2-3年，就目前来看，我国在高速轴承、控制芯片等技术领域尚处空白，国产功率电子元器件能够实现上车的也很少，很多时候不得不依赖国外供应商。”

就目前来看，我国智能汽车产品的核心元器件，譬如SOC/MCU/MEMORY等产品主要以海外进口为主。对此，格陆博科技有限公司分析认为，近两年，智能汽车核心零部件虽然涌现出数量可观的新公司，如三电类、ADAS类、线控底盘等，但核心技术部件领域仍没有真正的“独角兽”。

作为国内较大的汽车电子企业，德赛西威相关工作人员透露，汽车电子产品目前都离不开国外的一些原材料，如半导体等。国内半导体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汽车零部件企业仍依赖于欧美、日韩半导体厂家。据了解，欧美半导体厂家的工厂大部分分布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因疫情进行了封国，要求所有企业停工隔离，导致大部分原材料产出有限，物流运输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业态失衡是疫情“余震”

不过，海外疫情的爆发除了导致“断供”之外，还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根据盖世汽车的调研，在疫情非常时期，整零关系可能恶化，一些整车企业出现压价或取消订单、付款拖延等现象；海外订单减少，直接影响供应商销售额，其他应收款和原材料供应也会出现困难。同时，海外疫情下，进口原材料、零部件价格上涨成为当下行业一大棘手问题等。

对此，格陆博相关人士认为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是客观实际的，部分主机厂会在特殊时期推出相应解决方案。但是，供应链自身还要“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此前提下，机会才是机会，否则只能是“别人家”的机会。

据悉，格陆博提供线控底盘核心零部件产品，包括ABS、ESC、EPB、IBC、EBS、one-box等，以及线控底盘车的整体解决方案。产品中所涉及的汽车级控制芯片均源自国外进口，电机及其他部件在国内采购。当前，格陆博海外采购商虽然没有取消订单，但是2季度的订单没有持续计划。

在盖世汽车于近期针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相关调研发现，大多数企业还是认为国家或地方应该出台一些扶持政策，比如场地使用费、人才补贴、减税等等。此外，他们还建议国家可以陆续增加一些针对行业的促进政策，他们认为，汽车市场的回暖需要一系列持续的促进。

“倘若没有政策扶持，一部分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私营企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国内一家主流零部件企业如是说。

一旦在汽车供应链条上出现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那么接下来整个产业生态的平衡或将在短期内受到波及和影响。

调整布局规避风险

如何规避，或者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全球化为供应链产业带来的影响？行业已有思考。

根据保隆科技总经理张祖秋的判断，疫情后，下游客户会检讨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会更多地考虑分散供应链风险，比如进一步提升供应链全球化布局，或是一定要在本地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等等。

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把我们打醒了，让全行业意识到应该把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己手中；那么此次遭遇全球疫情，再次让我们清醒，任何时候都应该有PLAN B。“不管新能源领域，还是传统车领域，供应链都面临掐脖子问题，企业要有备份计划，要自己干。”?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永和认为，“这需要两方面配合，一个政府专门资金支持，二是主机厂要考虑整个供应链的调整，特别是卡脖子项目。”

在疫情余震之下，中国汽车供应链是时候重新审视产业格局了。

《车势》是由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和盖世汽车联合打造的产业焦点观察栏目。聚焦汽车电动化、智能化，提供产业发展趋势及汽车供应链相关的政策、市场、企业案例解读，以期对汽车行业的发展有所贡献。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2022年疫情对我国供应链的影响有：原材料供应多、产品运输困难、物资储备不足。措施：加大快递服务业税收优惠力度、缓解特殊困难企业社保费负担、加大融资担保支持力度。

在后疫情时代面对疫情的影响我最希望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是尊重生命、科学抗疫、复工复产。

抗疫总体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然前路遥遥，吾辈尚须继续努力。现在千万不要庆功贺胜。我们面对的是一次来势凶猛、颇难化解的生态危机，应当提高国家、民众的生态自觉，如同爱护眼睛一样地维系生态平衡。

我们又面对四十年来前所未见的经济下行趋势，须尊重经济规律行事，勿耍花枪虚套，切实守住民生底线。我们还面对空前强劲的外部压力，须从容应对，以柔克刚，据理力争，既不惊惶失措，也勿轻率高调抗击。

防疫方法

1、科学精准防疫。前期通过严格社交隔离的方式对阻断疫情大暴发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但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大爆发的情景基本消失的情况下应及时调整战略，采取更为精准的科学防疫手段。可采取大数据技术，通过电信、微信及支付宝等手段定位高风险人群。

当然，国家在民众隐私保护方面也需加强立法与监管。因为疫情的完全控制取决于有效疫苗的产生，我们必须有较为长期的打算，做好抗击疫情的持久战的准备。

2、极积复工复产。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情况下，全国复工复产成为了重要的任务。目前复工复产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点：

全国人员的流动还受了很大的限制，许多人在进出地都必须隔离，极大地增加了人员流动的成本。中央应尽快出台全国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标准，如全国通行的健康码、检测证明等，而不能由各地甚至各小区自定标准。

逐步恢复各类服务业，特别是一些居家的服务，帮助解决低收入阶层面临的困难。第三，许多企业在复工复产后面临订单缺失的问题。应积极拓宽市场，提升服务手段，探讨网络及数字经济。政府可加大采购，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因全球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了断链的风险。企业应积极寻求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替代方，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

3、创新政策应对。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全球经济在需求及供给两方面同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在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通过贸易、投资及产业链等已深深连结一起。应对全球疫情的冲击，需要各国政府联手合作，并发挥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组织及G20等的作用。

在国内政策方面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及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力度。可通过减税免费、减息续贷、发放现金及消费券等纡困政策。要积极利用货币财政金融政策的反周期手段，同时加大结构性改革开放的力度。

新冠疫情如何“洗牌”我们日常的食物供应链？ 要说这个话题那可就有得谈了：

一，要说这一年到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最让人难过绝望的无非是新冠疫情。多年以后回想，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灾难的一年，首先新冠疫情的盛行和猖獗对我们的生活各种链都影响十分的大，那么新冠疫情作为罪魁祸首是如何打乱，如何赶尽杀绝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食物供应链呢？首先疫情猖獗，国内初期为了防止恶化自然是只能进行封城处理，那么首先这一点就让我国许多朝外进口的食物不能及时供应，例如朝荷兰进口的牛奶，日本进口的猪肉，首先这一点，就让国内猪肉，油价，牛奶疯狂涨价。

二，因为封城，许多工厂，许多食品加工厂都被迫关门停业，那么这点就造成了许多包装食物，例如火腿肠，泡面，面包，即食品等出现断裂，出现供不应求，甚至停产。这是第二点。后来物资稀缺，必要的加工厂都不能及时加工不能及时创收，这就导致了没有的物资一度断裂，仅有的物资只能哄抬价格，因为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制作人员，谁都需要活命，而在这一年所有的东西都陆陆续续的涨价，断货，我想这一点是每个人都深有体会的。

三，空荡荡的大街，空荡荡的商场，以往热热闹闹的市区街道仿佛成了鬼城一样令人绝望，令人不寒而栗，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与此同时许多可能走在创业路上的人，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破产，学生人群这一年，没了期待的毕业证，没了最后一顿毕业聚餐，每个人都受影响，对于每个人都是一种伤害。新冠疫情岂止对我们的食物资源下了手，这种伤害更是无形。唉，何时才是个头？

不知道大家对于新冠疫情有什么看法？欢迎讨论欢迎补充！也欢迎关注！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但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我国如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就相关热点问题，本报邀请三位专家深入研讨。

经济运行有良好支撑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我国已连续出台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多项政策措施。这些宏观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什么？

刘尚希：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负面冲击，使就业、企业营运和个人日常生活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疫情主要有两方面直接影响。一是在需求方面，引起群体性需求收缩，特别是对于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影响很明显、很直接，速度很快；二是在供给方面，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春节过后复工出现困难。

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注入确定性和分担风险，对冲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财政政策方面，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采取包括加强经费保障、减税降费、贷款贴息等有力措施。近日，中央进一步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重要举措。这些举措对冲了疫情给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彰显了财政应急兜底的作用。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些密集出台的政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支撑。

刘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经济数据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了较大冲击。在疫情暴发初期，我国及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增强了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些政策在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央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降息、大量逆回购等操作保证了市场和企业流动性的相对充足；一系列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的财政政策也陆续推出。这些政策对于稳增长、稳就业，帮助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温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部署下，各部门第一时间出台多项助企纾困政策。例如，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金融30条”支持防疫举措；货币政策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通过降准、降息等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并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等加大了定向支持力度。财政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财税政策，对新冠肺炎患者、参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受疫情影响的职工等实施补助补贴或税收优惠，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实施减税降费等措施。

可以说，这些政策的出台实施，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对维护疫情下的经济正常运转、保障社会安定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对当前促进经济加快恢复起到支持作用。

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

中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我国宏观政策应该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应该从什么样的逻辑出发制定宏观政策？

刘俏：全球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时间面临“停摆”，不仅严重影响外需，也带来了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可避免地给我国经济复苏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定位和实施的重点领域。

在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核心增长逻辑变化的形势下，面对危机应该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转向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

当前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相比经济总量和增速，更应该关注那些能反映经济社会结构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迁、微观经济单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收益率等。摆脱刚性增长目标的约束，以更大力度推动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我国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新范式。

刘尚希：除了经济层面，全球疫情风险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中国的产业供应链已经进入到全球经济当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有长期考虑。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短期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疫情对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一季度经济增速会产生较大冲击，但通过一系列政策对冲，能够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当前，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特别是稳定预期，促进经济社会尽快恢复常态，回到正轨。但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有了充分准备，大变局中的风险就变成了战略机遇。

温彬：制定宏观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需要，出台实施合适的调控政策。同时，也要关注境外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外溢效应，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要增加宏观政策弹性，强化逆周期调节，做好充分应对准备，防范各种风险冲击。

推更多减税降费举措

近期，我国已采取加大资金投入、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税措施。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

刘尚希：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在财政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对于中央已明确的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措施，要进一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尽快充分发挥政策效果。

长远来看，推动经济恢复和发展，既需要救援性的政策安排，更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唯有出台新的改革举措，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信心，改善企业预期。

面对前所未有的减收增支压力，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有必要全面调整预算，对支出项目重新“排队”。要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打破支出固化格局，该砍掉的项目坚决砍掉，该保障的项目要切实保障。

财政资金不是无限的，需要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要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和政府购买服务，推出市场化改革举措，把财政资源与市场、社会资源协同起来发挥作用，形成抗疫合力，以共治共建、合作创新方式来满足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同时，应该建立反馈机制，对政策效果作出及时、动态科学评估，并根据政策实施和现实情况变化，不断巩固、修正、调整。同治病用药一样，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策措施应当始终与风险状态的变化相匹配。

刘俏：鉴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超过预期，我认为应该实施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从结构性影响角度看，疫情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就业的冲击。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我国80%以上就业岗位，消费在2019年拉动了我国近60%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应该放在稳就业和促消费上，着力为3000多万中小微企业和9000多万个体工商户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对于中小微企业，可以在减税降费方面推出更多举措。我国增值税改革基本上已经到位，未来还可以下调企业所得税，这将起到增强中小微企业投资信心、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作用。

在促进消费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比如，通过对个人收入所得税进一步调整，增加个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为低收入群体和湖北省居民发放消费券；等等。

温彬：财政政策应充分发挥财政对弥补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和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具体而言，可以适度扩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加快推进项目进展，尽早形成有效投资；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财政资金对“新基建”、补短板支持力度，促进基建投资发挥托底作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货币政策应精准施策

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更加灵活适度，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温彬：“灵活适度”的要求延续了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部署。我国经济发展中两难、多难问题增多，因而货币政策要兼顾多重目标。比如，当前就要重点在抗击疫情、通货膨胀、汇率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寻求平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冲击显著，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难度普遍加大，尤其需要货币政策给予更大力度支持。

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要继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降准降息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更大力度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鉴于目前银行负债成本居高不下，压降点差空间有限，且企业和居民部门存款占银行总负债的60%以上，政策利率不宜频繁变动，适时适度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将对LPR下行产生显著效果。

此外，要引导我国国债收益率稳中有降，缩小中美利差至适度水平，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对短期跨境资金的监控和管理，防范金融风险。

刘俏：即使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我国央行也很难积极跟进。一是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有不畅之处，利率“双轨制”依然存在；二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堵点，我国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因此，制定货币政策切忌大水漫灌，应该强调精准施策，满足真实的信贷需求，谨防信用紧缩。

刘尚希：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改善流动性。在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同时，要消除政策传导障碍，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要真正提高流动性，甚至采取非常规金融措施，比如一些国外央行直接出手购买企业商业票据，稳定企业资金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应对风险需协同配合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可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宏观政策工具如何协同发力？

刘俏：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发挥有效投资的拉动作用，必须根据中国经济逻辑的变化，寻找新的、大量级的投资领域。建议各方关注两个与基建相关且有很大空间的投资领域。

一是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

二是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领域。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可以增大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形成统一大市场，并将更多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缩小发展差距。

刘尚希：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治理，能不能做到公共风险最小化，百姓安居乐业，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来提振社会信心、防范公共风险。

应对公共风险不仅仅是某个或者某些部门的事情，而是涉及整个国家治理，需要各个部门协作配合。因此，财政、货币、就业等宏观政策，不应该“单兵作战”，而是要建立起政策组合、协调机制。此外，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从政策效果上来评价、考核和监督部门工作，避免“留痕式”的监督。比如，针对企业融资，财政要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可通过提供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财政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行业和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降低融资成本。

要把稳就业放在首位考虑。大量中小微企业是就业主渠道。一方面，保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链，就是保就业岗位，减少疫情对就业存量的冲击，避免由经济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为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条件，为招工提供帮助。

温彬：宏观政策要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应对疫情和来自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加快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例如，要针对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出台就业、产业、金融、财政等扶持措施，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通道，确保复工复产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要继续用好财政对贷款贴息、担保补贴等方式，发挥政策合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统筹推进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工作，金融、财政、监管等方面都要给予配套支持。

政策还要更加统筹兼顾。就业问题关乎居民生计、关乎社会安定，必须强化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对就业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以及重大投资项目，要在资金、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这部分企业在疫情中遇到的困难广受关注。要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想尽一切办法使其生存下来，保障就业基本稳定的大局。

央广网北京12月22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 财经 》报道，中国西南部，装满电子、 汽车 配件的中欧班列，正在缓缓驶出重庆团结村站，开往1万公里之外的德国杜伊斯堡。

张信，是重庆团结村站的站长。从发出我国首趟中欧班列——“渝新欧”的发车指令到现在，九年里，他见证了班列开行数量突破7000列，更深刻体会到，2020年，随着国内复工复产、进出口需求旺盛，中欧班列发挥了稳定全球供应链的作用。张信说，在疫情席卷全球的时候，中欧班列保障了中欧贸易往来、国际防疫物资运输。

截至11月初，中欧班列2020年开行量已经突破1万列，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中欧班列增量提速的背后，是中国面对疫情冲击率先“站稳”，并为世界疫情防控、经济恢复作出贡献。北京交通大学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红昌表示，铁路部门具有集中大规模运输、防疫水平较高的特性，这为我们拓展基于中欧班列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活动以及援助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

“钢铁驼队”连接起“一带一路”两端。走出去的不仅仅是中国物资，还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2020年12月15日，印尼 历史 上第一条高速铁路——连接雅加达和万隆的雅万高铁1号隧道顺利贯通。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周骏说，作为中国高速铁路从技术标准、勘察设计、工程施工、沿线综合开发等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有众多的“第一”。“雅万高铁是我国在海外建设的第一条高速铁路，中国标准、中国施工、中国装备，在东南亚也是第一次。”

在非洲大草原上，由中国第一条全产业链建设的铁路——亚吉铁路，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重要的大宗货物运输大动脉。亚吉铁路埃塞俄比亚运输主管比尔哈内介绍：”今年在疫情的困难时期，亚吉铁路帮了我们大忙，特别是在服务民生方面的运量不降反升。今年前10个月，亚吉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20万吨，相当于去年全年的运量。”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蒙内铁路、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一个个“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目前，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开展了超过2000个合作项目。中国已经是“一带一路”倡议25个参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即使是在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前10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合计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4%，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提升至29.2%；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的占比分别提升到了55.5%和58.5%。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2020年在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之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对中国稳外贸、稳外资，以及保全球价值链、保市场主体，都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站稳2020，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迈出坚实步伐。迈向2021，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多方合作面临更多新机遇。他表示，2021年会有更快的速度，加强我们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一带一路”在享受着整个产业链动力的时候，跟中国分享整个产业链动力所带来的好处。此外，2021年会有更多的合作项目进入实质性的收获期，是新的机遇。

播音：鸿昊